义和团的口号是什么
义和团口号其一：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
劝奉教，自信天，不信神，忘祖仙。
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产。
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
天无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
神发怒，仙发怨，一同下山把道传。
非是邪，非白莲，念咒语，法真言。
升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洞诸神仙。
仙出洞，神下山，附着人体把拳传。
兵法艺，都学全，要平鬼子不费难。
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大轮船。
大法国，心胆寒，英美德俄尽消然。
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
义和团口号其二：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
劝奉教，乃欺天，不敬神佛忘祖先。
男无伦，女鲜节，鬼子不是人所生。
如不信，仔细看，鬼子眼晴都发蓝。
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阻住天。
神爷怒，仙爷烦，伊等下山把道传。
非是谣，非白莲，口头咒语学真言。
升黄表，焚香烟，请来各等众神仙。
神出洞，仙下山，扶助人间把拳玩。
兵法易，劝学拳，要灭鬼子不费难。
挑铁道，把线砍，旋再破坏大轮船。
大法国，心胆寒。
英美俄德哭连连，一概鬼子都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
义和团最早兴起于山东和直隶（今河北）交界地区。
它是在义和拳等民间反清秘密结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反帝爱国群众组织。
其成员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还有不少无业游民。
义和团的名称最早见于1898年6月山东巡抚张汝梅的奏折。
次年秋起，清政府在公文中也开始使用这一名称。
此后，“义和团”一词逐渐取代了“义和拳”，或与“义和拳”并用。
山东的教会势力极为猖獗，人民群众的反洋教斗争也就异常激烈。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军事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鲁西北地区，群众经过长期酝酿，奋起抗教，终于成为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主要发源地。
至1899年，阎书勤、赵三多等领导的冠县一带的义和拳，以及朱红灯、本明和尚（亦称心诚和尚）领导的茌平、禹城、平原一带的义和拳，已相当活跃，声势甚大。
他们在反洋教斗争中相互声援，有力地打击教会侵略势力，使帝国主义和清政府为之震惊。
长期以来，直隶人民也不断反抗教会的欺压，参加斗争的群众相当广泛。
赵三多、阎书勤等在山东冠县竖旗起义后，直鲁交界地区和直隶南部很快出现了义和团的活动，不时攻打教堂。
义和团兴起以后，提出了许多反帝口号，如“扶保中华，逐去外洋”、“扶清灭洋，替天行道”①和“兴清灭教”、“洋人可灭”②等等。
在斗争过程中，义和团也张贴过反清的揭帖，如“灭了耶稣教，杀了东洋鬼，再跟大清闹”③等。
义和团以宗教和军事合一为其组织形式。
基层单位是坛（或称厂、炉、场、团），各坛人数不等，多至百人以上，少则五十人或二十五人。
几个或十几个坛组成总坛（总团）。
各总坛之间互相独立，不相统属。
作战时分编为哨、班，一哨有五十至一百人，负责人称哨长（或队长、百长），哨下分班，每班十人，设班长（或称十长）。
就其总体来说，义和团是一个没有统一领导和指挥机构的松散组织，主要靠揭帖聚会，有事时“传单一出，千人立聚”④，事毕即散。
青年妇女也有类似组织，名为红灯照，蓝灯照等。
她们一般担任勤务工作，有时也参加战斗。
义和团的总坛首领称老师或老祖师，各坛首领称大师兄、二师兄。
大师兄平时掌管坛内各种事务，战时负责领队和指挥作战。
山东地区的义和团有总办、统领、打探、巡营、前敌、催阵及分编哨队各名目⑤。
有的义和团还有大元帅、副元帅、大先锋、军师、总管粮台等称谓⑥。
其中总办、统领一般由有威望的教师担任；前敌、催阵由勇敢能战者充当（作战时他们骑马当先，往来督战）。
义和团主要使用大刀、长矛等冷兵器，并有少量鸟枪、抬枪、抬炮等火器。
义和团有较浓厚的封建迷信思想，如宣扬神道相助，刀枪不入等。
但义和团制定的某些团规戒律，如“不准公报私仇，以富压贫，依强凌弱，以是为非”①、“毋贪财，毋好色”②等，则体现了义和团反对邪恶、反抗压迫、保护善良等劳动人民的品德，因而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义和团运动直接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清政府慑于帝国主义淫威，曾先后多次下令“速为剪除，……实力搜剿”①，“切实弹压，毋令滋事”②，“从严惩办，以靖地方”①。
但是，清军的武力镇压，动摇不了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决心，因而此伏彼起，“剿”不胜“剿”。
于是有些官吏认为，如果一味“袒教抑民”，势必“激之生变，铤而走险”②，主张“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③，以求民教相安。
清政府这种改“剿”为“抚”、被迫承认义和团为合法团体的政策，使义和团得到了公开活动的有利条件，以致声势日大，更加有力地打击了传教士和教民的凶焰。
1899年10月上旬，山东平原县杠子李庄，因教民欺压群众，义和团便冲击当地的教堂。
知县蒋楷派兵前往镇压。
朱红灯率团民二三百人（一说近千人）与清军进行战斗，将其击败。
10月中旬，朱红灯指挥义和团击退数百名清军骑兵的进攻，后又进至距平原县城仅十八里的森罗殿。
不久，朱红灯率众冲出重围，转至茌平。
同年11月，朱红灯及本明和尚被清军游击马金叙部逮捕，后在济南遇害。
此后，鲁西北地区的义和团在高唐县人王立言等领导下继续进行斗争。
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清廷决心把山东义和团镇压下去。
1899年12月6日，派工部右侍郎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统兵前往镇压。
12月25日，袁世凯统率装备精良的七千名武卫右军到达济南。
他见山东“民情强悍”，义和团民“所在多有”，便“分布队伍逐处弹压”。
④至1900年夏初，“各处拳厂，均已撤闭”，有的“潜匿僻壤，私相演授”。
⑤王立言等首领相继牺牲，幸存的团民在阎书勤等领导下，或转为秘密活动，或进入直隶继续坚持斗争。
为什么参加了义和团后，只要一念咒语就可以刀枪不入了呢
不可能的，那只是义和团对外的一种唬人的说法，要不然江山早就被他们夺走了
我已经学会刀枪不入了,能不能参加义和团?
可以啊 先去吧小日本灭了 就行了
义和团运动后期的口号是（ ）
义和团兴起于山东和直隶（今河交界地区。
它是在义和拳等民间反清秘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反帝爱国群众组织。
其成员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还有不少无业游民。
义和团的名称最早见于1898年6月山东巡抚张汝梅的奏折。
次年秋起，清政府在公文中也开始使用这一名称。
此后，“义和团”一词逐渐取代了“义和拳”，或与“义和拳”并用。
山东的教会势力极为猖獗，人民群众的反洋教斗争也就异常激烈。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军事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鲁西北地区，群众经过长期酝酿，奋起抗教，终于成为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主要发源地。
至1899年，阎书勤、赵三多等领导的冠县一带的义和拳，以及朱红灯、本明和尚（亦称心诚和尚）领导的茌平、禹城、平原一带的义和拳，已相当活跃，声势甚大。
他们在反洋教斗争中相互声援，有力地打击教会侵略势力，使帝国主义和清政府为之震惊。
长期以来，直隶人民也不断反抗教会的欺压，参加斗争的群众相当广泛。
赵三多、阎书勤等在山东冠县竖旗起义后，直鲁交界地区和直隶南部很快出现了义和团的活动，不时攻打教堂。
义和团兴起以后，提出了许多反帝口号，如“扶保中华，逐去外洋”、“扶清灭洋，替天行道”①和“兴清灭教”、“洋人可灭”②等等。
在斗争过程中，义和团也张贴过的揭帖，如“灭了耶稣教，杀了东洋鬼，再跟大清闹”③等。
义和团以宗教和军事合一为其组织形式。
基层单位是坛（或称厂、炉、场、团），各坛人数不等，多至百人以上，少则五十人或二十五人。
几个或十几个坛组成总坛（总团）。
各总坛之间互相独立，不相统属。
作战时分编为哨、班，一哨有五十至一百人，负责人称哨长（或队长、百长），哨下分班，每班十人，设班长（或称十长）。
就其总体来说，义和团是一个没有统一领导和指挥机构的松散组织，主要靠揭帖聚会，有事时“传单一出，千人立聚”④，事毕即散。
青年妇女也有类似组织，名为红灯照，蓝灯照等。
她们一般担任勤务工作，有时也参加战斗。
义和团的总坛首领称老师或老祖师，各坛首领称大师兄、二师兄。
大师兄平时掌管坛内各种事务，战时负责领队和指挥作战。
山东地区的义和团有总办、统领、打探、巡营、前敌、催阵及分编哨队各名目⑤。
有的义和团还有大元帅、副元帅、大先锋、军师、总管粮台等称谓⑥。
其中总办、统领一般由有威望的教师担任；前敌、催阵由勇敢能战者充当（作战时他们骑马当先，往来督战）。
义和团主要使用大刀、长矛等冷兵器，并有少量鸟枪、抬枪、抬炮等火器。
义和团有较浓厚的封建迷信思想，如宣扬神道相助，刀枪不入等。
但义和团制定的某些团规戒律，如“不准公报私仇，以富压贫，依强凌弱，以是为非”①、“毋贪财，毋好色”②等，则体现了义和团反对邪恶、反抗压迫、保护善良等劳动人民的品德，因而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义和团运动直接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清政府慑于帝国主义淫威，曾先后多次下令“速为剪除，……实力搜剿”①，“切实弹压，毋令滋事”②，“从严惩办，以靖地方”①。
但是，清军的武力镇压，动摇不了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决心，因而此伏彼起，“剿”不胜“剿”。
于是有些官吏认为，如果一味“袒教抑民”，势必“激之生变，铤而走险”②，主张“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③，以求民教相安。
清政府这种改“剿”为“抚”、被迫承认义和团为合法团体的政策，使义和团得到了公开活动的有利条件，以致声势日大，更加有力地打击了传教士和教民的凶焰。
1899年10月上旬，山东平原县杠子李庄，因教民欺压群众，义和团便冲击当地的教堂。
知县蒋楷派兵前往镇压。
朱红灯率团民二三百人（一说近千人）与清军进行战斗，将其击败。
10月中旬，朱红灯指挥义和团击退数百名清军骑兵的进攻，后又进至距平原县城仅十八里的森罗殿。
不久，朱红灯率众冲出重围，转至茌平。
同年11月，朱红灯及本明和尚被清军游击马金叙部逮捕，后在济南遇害。
此后，鲁西北地区的义和团在高唐县人王立言等领导下继续进行斗争。
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清廷决心把山东义和团镇压下去。
1899年12月6日，派工部右侍郎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统兵前往镇压。
12月25日，袁世凯统率装备精良的七千名武卫右军到达济南。
他见山东“民情强悍”，义和团民“所在多有”，便“分布队伍逐处弹压”。
④至1900年夏初，“各处拳厂，均已撤闭”，有的“潜匿僻壤，私相演授”。
⑤王立言等首领相继牺牲，幸存的团民在阎书勤等领导下，或转为秘密活动，或进入直隶继续坚持斗争。
刀枪不入神话的破灭，谁最需要为义和团的歇斯底里负责
原文，在我看来，以慈禧为代表的清政府保守势力最需要为义和团的歇斯底里负责如果说人相对于动物有什么优势，那么便是人摆脱了对自身的迷信，睁开眼睛去拥抱现实的物质世界，从中获得力量。
但事实上，原始的冲动从没有停过。
孩童们会无端地幻想拥有毁天灭地的神力，而成人的冲动却需要复杂的社会现实的修饰，比如，关于刀枪不入的信仰，在清末那场巨大的动乱中竟放大得那样惊人
光绪二十六年，被“勒令皇太后归政”传言折磨到寝食难安的慈禧，作出了一个震惊中外的决定，向世界列强宣战，而她的一大依凭力量便是号称能够刀枪不入的义和团。
起源于山东的义和团，褪身于“梅花会”、“大刀会”等，而在其中，教民与非教民的冲突为其提供了氧气。
与太平军不同，他们并没有统一的组织或者领导。
但他们行为上却有着有趣的相似性，穿着黄布包头，红肚兜，集中在拳坛“亮拳”，表演神灵附体，展现“刀枪不入”。
整个中国北方都处于一种狂迷的状态之中，村村有拳坛，家家练神拳。
义和团的壮大与“无赖化”引起了官府的警惕，为了避免被清军剿灭的危险，义和团的领袖群体喊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当然对这些本身历史错综的组织来说，也只是喊喊。
但是，当两种歇斯底里被情势绑在了一起，混杂着国家民族的命运时，慈禧与“大师兄们”的交易就变得一拍即合了，而在这种认证就让“刀枪不入的神话”变得愈发真实。
这种迷思在内部到达了这样一种地步，以至于当袁世凯提出实践检验时，竟有很多义和团自己争相报名，排成一排，挺着胸膛让枪打，结果全都死了。
袁也是清末官员中唯一能做些事的了，后话不提。
但是，很快，这些无畏的战士便品尝了虚假的信仰所带来的苦果，在天津对抗联军的角色中，义和团们充当了可耻的逃兵角色，而站在战线前沿的反而是清兵。
当时拳民郭世荣这样描述，“开仗后，有一百来个外国人骑着马排成横排，下了马，端着枪向义和团射去。
义和团当时本无枪，又够不上洋人，于是大家都爬（趴）在地上避枪炮。
”天津沦陷之后，义和团吓得胆战心惊，魂飞魄散，再也不敢上前线“灭洋”。
仓场侍郎刘恩溥奏道：“津城不守之后，洋人声言专杀义和团民，以致东安、武清各团，皆已闻风解散。
”在北京围攻西什库教堂的义和团的战绩则更是不堪一提。
在足足数万名“刀枪不入”的拳民的长达两个月的围攻下，只有四十五名卫兵的洋人们却硬是守住了。
义和团拳民左手拿香、右手拿刀，先是僧人点燃一柱高香，向北而跪，然后众拳民集体下跪。
礼毕后，众拳民高喊“烧呀，杀呀，二毛子呀，你们的生日可到咧”进行冲锋。
守卫的洋人打了几排抢，击毙三十余人，后来的拳民一见，全都吓得跑回去了。
“受伤者趴的趴，滚的滚，皆奔命向西滚去。
”刀枪不入在现代机枪面前毫无还手之力。
但据说当时一位英国人的中国仆人在看到义和团可以被打死时，坚持死者是“假义和团”，另外住在东交民巷的协办大学士徐桐家每天上下朝都可以看见街上有死人，但他却坚持说没看见。
有种说法称，此前慈禧派刚毅和赵舒翘去看义和团刀枪不入真假时，两人曾被“大师兄们”做过手脚的鸟铳诓骗，因此，才得出“拳民忠贞，神术可用”的结论。
其实未必，据称，刚毅曾对赵舒翘说过：“咱们回去就说行，用不着看。
只要问问他们我刚毅是忠臣还是奸臣
他们要说我是忠诚，就可以相信。
”大抵，当时义和团所谓的“刀枪不入”也不过是些硬气功加上神神叨叨的骗术的混合物，它与白莲教等起义中的刀枪不入，乃至剪纸成兵其实并没有多少区别。
但因为裹挟着特殊的时事，竟由事实问题变成了立场问题，而刀枪不入简直成了这场运动愚昧的代名词，而中国经此招来八国联军，庚子赔款4.5亿白银，亦殊可悲。
然而，人固然天性喜爱神秘但却简单的，“刀枪不入”的沉珂恐怕依然在被嘲笑中在自己的独特小天地里以变种的方式高歌猛进，只等待一个慈禧似的机缘，便化作飞龙矣。
民众固然难以逃避内心的想要相信，但这种机缘难辞其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