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口号

时间：2015-04-30 02:43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促使日本经济腾飞的客观原因是什么?

日本位于东亚，是一个狭长的岛国，石油、煤炭等自然资源极为贫乏，地震等自然灾害又相对较多的国家。

日本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仅给亚洲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创伤，“帝国主义战争同样也给日本国家和民族酿成深重的灾难。

”二战使日本战前积累的财富丧失殆尽，战后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

国家财产的损失情况，“据战后复兴院调查，因空袭而遭到破坏的城市有119座，烧毁房屋240万户，受灾人数为880万人，直接财产损失达643.9亿日元。

”日本战后的工业产量仅为战前1937年的20%，通货膨胀严重，粮食奇缺，生产几乎陷入停顿，战败的阴影笼罩在大多数国民心中。

　　但是，就在这遍体鳞伤，满目疮痍的一片废墟之上，日本抓住世界经济重心向太平洋转移的机遇，在“冷战”的背景下，结合日本国情，掀起工业化的高潮，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

“1951年日本经济恢复到了战前水平（指1934--1936年平均水平）。

”在此基础上，“到1955年实现了全面恢复。

”商品出口额有了较大增长，国际收支也实现了平衡。

经济的超高速增长，使日本经济规模急剧扩大，国民生产总值先后超过了印度和加拿大。

到“1965年，国民生产总值为88亿美元，居美国、西德、英国、法国之后，占第五位。

此后便过关斩将，连下三城：1966年超过法国，1967年超过英国，1968年超过西德（日本为1419亿美元，西德为1322亿美元），跃升为资本主义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强国。

”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的诱因，是由多方面构成的，既有主观的，又有客观的。

　　从客观上分析，主要是当时国际、国内都出现了有利于日本经济发展的环境。

首先，战后初期的民主改革是经济振兴的基本前提。

这次改革的目的是“鼓励日本人民培养起争取个人自由，尊重日本人权，特别是宗教、集会、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愿望。

并鼓励日本人民建立的代议制的团体。

”民主改革涉及到修改宪法、农地改革、解散财阀和进行劳动改革等，对日本现代化进程关系重大。

其次，战后日本利用国际原料、燃料价格低，特别是“在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前，利用国际上廉价的石油能源来发展经济。

”加之当时工业品价格偏高，对于资源贫乏的日本极为有利。

第三，美国经济上的扶持和本国军费的锐减。

美国出于“冷战”全球战略需要，在经济上大力扶植日本。

随着美苏对峙以及新中国的建立，美国就把日本纳入它远东战略计划之中，使日本成为美国称霸亚洲的基地和反苏的堡垒。

据统计，“1946年至1950年6月底，美国对日本的各项援助和贷款累计金额达30亿美元。

”在美国的“保护”之下，日本没有沉重的军费负担，“日本军费开支在1944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8.9%，1977年降为0.88%，是资本主义强国中最低的。

”军费开支的骤减使日本经济发展有了充足的资金保障。

第四，美国的军事定货，刺激了日本经济的发展。

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立即变成美军的兵站和军需的供应基地，大批量的各种军事定货，使处于萧条状态的日本经济运转起来，犹如一颗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使徘徊不前的日本经济走出低谷。

据统计，“自战争爆发至1953年7月签定停战协定止，‘特需’累计达24亿美元，到1955年则达36亿美元。

”在随后的60年代日本又大发战争财，“因越南战争得到40亿美元的军事定货。

”。

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是战后日本历史的转折点。

第五，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兴起和发展对日本经济的飞跃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力。

到“60年代末日本淘汰了30%的传统工业，新技术、新产业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日本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

”　　从主观上看，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诱因与日本政府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和采取的一系列成功的经济政策是分不开的。

　　一、强化凯恩斯理论，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战后日本政府推行凯恩斯理论，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引导和控制，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1、加强资本主义经济的计划性。

战后初期日本政府制定许多经济计划，如“1948-1949年两次制定了‘经济复兴五年计划试行方案’；1951年又编制‘自立经济的三年计划。

’”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发展。

战后中期又在“1955年底鸠山内阁制定《经济自立五年计划》（1956-1960）；1957年12月，岸信介内阁制定《新长期经济计划》（1958-1962年）；1960年池田内阁时期制定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等等。

通过这些计划，避免了资本竞争中的一些盲目因素，使日本经济有了连续性发展的基础。

2、发展国有企业，到1965年，国营企业占日本全国固定资产总额的15.5%。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弥补了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某些缺陷，促使了日本经济的高度繁荣。

　　二、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增加资本总量。

1、大力发展教育，重视培养人才。

日本在1947年进行教育改革，改行九年义务教育。

“1950年九年义务教育完全普及，就学率达99%；1965年初中毕业升入高中的比率达69.6%；1970年高中毕业升入大学的比率达23.6%。

”政府又加大对教育的投资“1950年教育经费为1599亿日元，1972年增至40244亿日元，在当年预算中占20%。

”高度重视教育的结果，为经济的现代化提供了充分数量的优秀工人及科技人才，成为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人才资源。

2、引进大量国外先进技术。

50年代日本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的数量：“1950-1954年度为446件，1955-1959年度为577件，1960-1964年度为2039件。

”可见日本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之快。

到1979年，日本系统的、大规模的引进3.1万项世界先进技术，其中一半来自美国。

引进主要以购买技术专利和图纸的方式进行，再结合本国特点改造提高，结果使日本工业在短时期内集中了其他国家长期以来开发的成就，而且节省了巨额资金。

“据统计1945-1970年，日本只付出60亿美元就得到了国外耗费1800亿美元才研制出来的技术。

”当时日本人有个口号：“一号机引进，二号机国产，三号机出口。

”3、充分利用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和独特的企业经营管理体制。

日本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重教育、重和谐、守纪律和节俭、勤劳的优秀传统，有利于职工增强对企业的荣誉感，有利职工形成与企业同舟共济的忠诚心理，对日本经济的高度发展有积极意义。

企业管理体制实现人员专家化、方法科学化、技术自动化、机构高效化，这些独特的管理体制对于提高劳动效率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积极推行高投资政策，扩大投资规模。

战后日本迅速掀起投资热潮，“按照经济企划厅的估计，1956年日本企业设备投资额，将比上一年增长7.8%，然而实际上却增长了57.6%。

”1955-1970年的15年中，日本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了115倍以上。

“日本政府投资额占政府支出的比率，1960年为35%，1965年为47%，1970年又上升为52%。

据1977年统计，日本政府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6%，相当美国的1.4倍，高于英、法、联邦德国、意四国同年投资的总和。

”固定资本的投资的重点是对电力、钢铁、机械等基础工业和电子、化学、汽车等新兴工业。

进行大规模投资，不仅使日本迅速建立起了以钢铁为中心的工业体系和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而且大大加快了各部门固定资本的更新，提高了企业技术设备和现代化水准。

　　四、大力发展对外贸易。

日本利用所处太平洋上优良港口的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对外贸易迅速增长，给日本带来了巨额利润，日本“60年代后半期，输出的增长率超过生产的增长率。

贸易黑字1968年为25亿美元，1970年达到40亿美元。

”日本将这些巨额利润一部分再投资到生产领域，继续促进日本经济增长。

同时外汇储备迅速增多，据统计“1970年末为20.05亿美元（居世界第十位），1972年末增长至183.65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

” 这些巨额的外汇储备，增强了日本的经济实力。

　　五、自民党长期的执政，使社会经济发展相对稳定。

1955年11月15日，日本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组成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

由于自民党在议会中占据决大多数席位，所以“1955年体制的实质就在于，他实际是保守的自由民主党一党执政的体制。

从此，日本开始了由自由民主党长期执掌政权的历史。

”从50-60年代的执政实践看，历届政府对内对外政策是一脉相承的。

在经济方面，自由民主党政府广泛的干预经济生活，制定计划，致力于新产业的培育与开发，加大资金投入，采取了促进资金积累的特别措施。

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政府制定了和颁发了一系列以实现稳定为目标的法令，加强对人民的控制；自由民主党的对外政策，各届政府都竭力追随美国。

　　综上所述，日本政府和人民在二战的废墟上，仅仅用了二三十年，就将一个千疮百孔、满目疮痍、笼罩在核恐惧的国家建设成了一个现代化工业强国。

就其发展的诱因，既有二战后国际环境的客观原因，也有日本本国的主观原因，而且这两种原因是共同起作用的。

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亚洲乃至整个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根据材料概括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期间,日本和平运动的主要变化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跃进时候的浮夸风的吃喝穿用不要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都有四盘菜，公子赛神仙；（说公社的）低指标，瓜菜代，得了浮肿胖起来在县上十成信心，出会场只剩八成，过了河剩下六成，上了原只剩四成，回去后剩下两成热情，一接触实际也全完了。

（说开会的）清晨的馍，两口嚼。

中午的面条捞不着。

晚上的稀饭照月亮；大人喝了饿得慌，小孩喝了光尿炕；一巴掌打到街门上（讲饥饿的）就这些吧，呵呵，那个混乱的年代啊

附：从顺口溜里看时代的发展顺口溜（打油诗），作为时代的歌谣，往往能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影子，留下一个时代的烙印，可以看到中国可喜的发展变化。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始对内改革、对外开放。

从此，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世贸组织的加入，载人航天的成功，奥运会的举办，金融危机中的持续发展，无不向世人展示，中国越来越强大了。

五十年代全民炼钢，六十年代全民备荒，七十年代全民下乡，八十年代全民经商，九十年代全民“三讲”。

（引自：顺口溜吧— ）诗中的“炼钢”指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大炼钢铁。

当时，苏联“老大哥”对我们翻脸了，从中国撤走了他们的专家。

毛主席他老人家人穷志不短，毅然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号召全国人民大炼钢铁，参加人员超过一亿（全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一）。

至1958年底，共炼出合格钢800万吨。

这成绩是喜人的，但代价也是沉重的。

滥采煤炭和矿石，滥伐森林，对生态环境和物质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浪费，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

“备荒”指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连续遭受天灾人祸——一是五十年代的“大跃进”、“浮夸风”、“人民公社化”影响了农业的发展，浪费了粮食；二是1961——1963年罕见的干旱，粮食产量急剧下降；三是抗美援越，耗费了一定的人力、物力，中国进入严重困难时期，人们的温饱都成了一个大问题，吃野菜、树皮，甚至观音粉成了普遍现象，全国人民一起勒紧裤带度荒。

“下乡”指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的一再倡导下所出现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运动。

当时，中国的工业还很落后，发展也很慢，城镇青年“英雄无用武之地”，只好去农村解决温饱问题（接受再教育倒是次要的）。

“经商”指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商成了人们首选的职业，“下海”成了热门话题。

“三讲”指的是*同志提出的“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1995年11月8日，*在北京视察工作时指出：“根据当前干部队伍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在对干部进行教育当中，要强调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全国都要这样做……” 这首顺口溜是对中国半个世纪的发展变化的一个高度概括。

三四十年代住草房，五六十年代盖瓦房，七八十年代换砖墙，九十年代变楼房，家家明亮又宽敞，人人心里喜洋洋。

（引自：顺口溜吧— ）这首顺口溜真实地再现了中国老百姓住房条件的发展变化，说白了，就是国家的经济发展了，老百姓手头越来越有钱了，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

邮政时代：此致敬礼

电话时代：你是哪位

呼机时代：电话速回

手机时代：你在哪里

网络时代：你究竟是谁

（引自：顺口溜吧— ） “邮政时代”，大家联系的方式主要是捎信，即使不“烽火连三月”，往往也是“家书抵万金”。

“电话时代”的“电话”指的是最原始的有线电话，需要接线员转接，信号差，声音失真。

“呼机”只能呼，不能直接通话，遇有急事只好要求被呼者“速回”电话。

这首顺口溜非常风趣地道出了中国通讯发展的历程。

种田不征粮，免费上学堂。

不离北京近，公路挨厨房。

处处耸红楼，家家酒飘香。

神州农家乐，亘古破天荒。

（引自：顺口溜吧— ） 2009年，中央的一号文件第六次锁定“三农”。

这首顺口溜记录了中央惠农政策的逐一落实以及广大农村的巨大变化。

种田不再交公粮，农民不再交农业税，义务教育阶段，孩子上学不再交学杂费，都已逐一成为现实。

再偏远的山区，也都实现（或正在实现）村村通公路。

乡里人也像城里人一样，住楼房，吃香的，喝辣的。

更为可喜的是，乡里人也有了“医保”：一个好汉三个帮，福利政策全家上。

兄弟姐妹身体壮，不测风云也难扛。

老人孩子是弱者，积极参与不用讲。

（引自：顺口溜吧—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人们的择偶观也在不断发展变化。

大姑娘找了个解放军（50年代）；二姑娘找了个红卫兵（60年代）；三姑娘找了个大学生（70年代）；小姑娘找了个生意人（80年代）。

（引自：顺口溜吧— ）为了新中国的建立，人民子弟兵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最可爱的人”；十年*时期，“红卫兵”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是掌握国家命运的实力派，找个红卫兵，也就找到了一个靠山；1977年，“高考”恢复，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悄然来临，普通家庭的子女有了深造的机会，有了跳出“农门”、捧上“铁饭碗”的机会；改革开放后，当老板做生意，让有些人先富起来了，这些“款爷”往往就成了姑娘们的首选。

也有反映我国负面“发展”的顺口溜，也就是针贬时弊的那种。

五十年代淘米洗菜，六十年代水质不坏，七十年代也还可爱，八十年代鱼虾绝代，九十年代不洗马桶盖。

（引自：顺口溜吧—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工业越来越发展了，环境污染也越来越严重了。

这种污染往往最先体现在水质的变化上。

只要阁下留意，就不难发现，许多顺口溜都是中国发展变化的一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通讯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治安基本靠狗，休闲基本靠酒，取暖基本靠抖，娱乐基本靠手，耕地基本靠牛，照明基本靠油，老婆基本靠买，发财基本靠偷。

掌握时间：六十年代在天上，太阳照得明晃晃；七十年代在墙上，挂钟嘀嗒嘀嗒响；八十年代在手上，黑夜也能把点看；九十年代在腰上，传呼手机随时亮。

（引自：顺口溜吧— ） ……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20世纪几十年代的口号

50年代1958年。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大体状况

1960年以来美国的保守主义社会运动主义的社会运动指保守派思想家从象牙塔走入社会，通过指导和建治组织和宗教组织、利益集团\\\/政治行动委员会、基金会、思想库等来扩大保守主义思想在社会和政治上的影响。

这场社会运动内容比较广泛，涉及经济\\\/财政保守主义运动、社会\\\/文化的保守主义运动、联邦主义运动、自由意志运动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文化的保守主义运动，主要有新右派和宗教右派运动。

宗教右派虽然与新右派关系密切，但由于它的领袖主要是各教派的布道者，既有福音派，又有新教原教旨主义；既包含天主教正统派，又有犹太教正统派，因而它比新右派具有更多的神学色彩。

此外，新右派与宗教右派所处的时代不同，新右派主要活跃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而宗教右派则更加活跃于八九十年代和21世纪的当前。

正如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老右派是三十年代的老左派的对立面一样，七八十年代的新右派是六十年代的新左派的对立面。

老右派与老左派的对立主要是由于经济问题而产生的；而新右派与新左派的分歧则是由一系列的社会文化问题而引起的。

新右派本来在六十年代就已开始酝酿，但它在七八十年代才崛起，它对社会和政治的影响比新左派滞后。

自1962年在校园中成立的民主社会的学生（Students for Democratic Society，简称SDS）组织开始，新左派在六十年代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如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战运动、反文化运动、性解放运动，他们对社会的批评及这些运动的发展，促使民主党控制的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改变历史的法律，如民权法案、战争授权法案等；他们支持的总统候选人休伯特*汉弗莱、乔治*麦戈文分别在1968、1972年两次大选中获得民主党的提名，然而，他们的影响在70年代后日渐式微。

而在保守主义思想家如小威廉*巴克利指导下、于1960年在校园中成立为自由的美国青年（Young Americans for Freedom, 简称YAF）的右派学生组织，直到80年代才解体；这一组织的学生大多出身于是共和党人的家庭，他们对共和党沾上自由主义不以为然，认为共和党内的自由主义没有保守古典自由主义所尊奉的自由、传统和秩序；而华盛顿的集权制正是民主党式的自由主义发展过头的结果，政府职能的扩大使其在给予一部分人自由的同时夺走了另一部分人的自由，如在南方实行新的强制性的种族融合、肯定性行动等。

这一组织为七八十年代新右派保守主义运动培养了不少干部，如新右派的核心领袖：曾任YAF首任执行主任的理查德*维格里成为保守主义政治运动的直邮筹款专家、YAF的老战士霍华德*菲利普建立了保守主义核心会议组织、保守主义活动家保罗*韦里奇发动了基督教右翼的保守主义运动。

一般认为，新右派和宗教右派主要通过四类组织来进行活动：（一）政治行动委员会。

政治行动委员会是指对竞选公职的候选人进行捐款的利益集团的政治组织，它的活动主要是筹款和捐款；目的是帮助帮助保守派人士进入领导阶层，从而使之同情保守派的主张，如1974年，韦里奇领导成立了旨在帮助保守人士当选国会议员的争取自由国会生存委员会；1975年，菲利普斯领导建立的保守派核心会议主要在基层活动，在全国每个国会议员选区均设分会，约有30万会员；1974年，特里*多兰领导建立的全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委员会等已成为美国最大的保守派政治行动委员会。

（二）单议题的利益集团。

反对堕胎的全国生命权利委员会声称有1000万会员；主张取消最低工资法的全国工作权利委员会号称有150万捐助者；反对高赋税的全国纳税者同盟有45万名会员，号称全国最老最大的纳税者组织；反对枪枝管制的美国持枪者协会，也拥有186万名会员。

（三）宗教组织。

七八十年代兴起的宗教保守集团对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先是罗伯特*格兰特1978年建立的基督教之声、爱德华*麦卡提尔、詹姆斯*罗宾逊牧师1979年建立的宗教圆桌会议、罗伯特*比林斯建立的全国基督教行动联盟、杰里*福韦尔1979年建立的道德多数，其中道德多数派声势最大，有40万名成员、6万名牧师，在全国各州设有分部，年度预算超过600万美元；后是帕特*罗伯逊的宗教右派；前者声称曾使12位自由派的民主党议员在1980 年的选举中失败，后者声称它对共和党在1994年重新取得国会的领导权有功。

事实上，宗教右派不断壮大，现在已拥有170万成员。

自1992年起，它已成为共和党内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某些州（如在阿拉斯加州和明尼苏达州），宗教右派的分支机构福音基督教和生命权运动事实上已控制了州的共和党组织。

这类政治性比较强的宗教集团在共和党最近三次的总统选举提名程序中非常活跃。

与大多数利益集团一样，宗教集团也采用新技术来进行政治活动，如电话库、传真、卫星电视、电子布告、收音机讲话和直接邮递等。

宗教右派每隔两年公布一次它对国会议员在有关议题上的打分，它最关注的是家庭道德，因此它反对任何堕胎、同性家庭等提案。

（四）思想库和出版物。

1973年，保罗*韦里奇创办了新右派的思想库--传统基金会，在进入80年代前，传统基金会很少超越共和党保守派的活动，因而不太引人注目，80年代后，随着里根的当政，传统基金会的活动范围渐渐扩大，现在以内政、外交、经济和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经常举办研讨会，提出政策建议，特别是90 年代以来，传统基金会对政策的影响尤为明显，1994年，共和党的新议员一改常例，不去哈佛大听取有关立法方面的报告，而是去传统基金会，这反映出新右派对共和党的影响。

小布什上台以来，传统基金会的影响大大加强，布什内阁的许多提名都是由传统基金会人才库推荐的。

新右派的出版物主要有维格里1975年创办的月刊《保守文摘》，现在已成为新右派的机关刊物。

此外，新右派的许多组织都有自己的出版物，如传统基金会的《政策评论》季刊和《今日传统》月刊。

与四五十年代的保守主义思想运动相比，新右派和宗教右派的社会运动是右的平民主义运动，它的影响深远而且巨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其组织不断发展壮大，美国社会中自称是保守派的人数稳步增长，到1993年几乎与自称是温和派的人士持平（40%）。

宗教右派在南部、中西部影响很大，这些地方因而被称为圣经带；（二）对共和党的影响越来越大，保守主义在80年代后日益成为共和党的主流：人们大多倾向于认为，70年代末的保守主义运动高涨是里根上台的重要原因，而1994年中期选举中共和党以压倒性胜利夺回国会的控制权也与得到宗教右派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

（三）80年代后，对美国公共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譬如新右派利用草根组织直接将政策主张付诸实践：菲利斯*施拉芙莱领导的拥有5万名会员的鹰论坛通过在州议会作证、举行集会、聚众请愿、游说等方式成功地使国会在1972年通过的平等权利修正案于1983年失效；在反对堕胎的新右派和宗教右派的众多组织的压力下，自1976年开始，共和党的政纲连续四次写入支持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以恢复保护未出生孩子的权利， 1981-1982年，新右派还在31个州提出了118项议案，其中人类生命权利修正案规定：除挽救母亲生命外，禁止以任何理由堕胎；禁止使用宫内避孕器，因为生命始于受孕。

90年代中期，宗教右派希望共和党控制的保守的第104届国会能通过禁止堕胎的法案，但并未完全实现，他们在1995年通过了《与美国家庭的契约》以表示对共和党议员的不满。

（四）对全体美国人政治观念或公众哲学的影响。

根据芝加哥舆论研究中心的一般社会调查的研究，自1974年后，人们在一系列议题上的立场越来越趋于保守。

在1988年大选中，自由主义更是成为一个脏词，成为大手大脚、没有节制的代名词。

1996年即使是民主党的克林顿总统也声称大政府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这表明，保守主义思潮不仅成为共和党的主潮，而且已对民主党的政策观念已然产生影响。

冷战结束以来，保守派加强了抢占思想库和大学的努力，企图使美国的保守主义社会运动继续发展，并在社会政治中产生更大影响。

全国富有同情心的慈善机构委员会的调查发现，自1992至1994年，美国12个主要的保守基金会向研究所、大学、思想库、媒体和利益集团提供了2.1亿美元的资助，其中标榜自由市场的传统基金会得到的资助最多，为890万美元，其次是美国企业研究所，690万美元；卡图研究所，390万美元，赫德逊研究所330万美元，曼哈顿研究所210万美元。

韦里奇的自由委员会得到500万美元，威廉*克里斯托尔的《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杂志得到190万美元，《新标准》得到170 万美元，波多霍罗兹的《评论》得到100万美元，另外320万美元给了小威廉*巴克利和本*瓦腾伯格的电视节目。

在著名大学中，保守思想的堡垒芝加哥大学获得的资金最多，达1000 多万美元，其次是哈佛大学，960多万美元，乔治*梅森大学，800多万美元，耶鲁大学590 多万美元。

这些思想库和大学对十年来美国的社会政策（如福利改革、肯定性行动、社会保障、教育改革）、经济政策（如平衡预算、减税等）、外交\\\/防务政策（如北约东扩、新日美安全条约的重新修订、NMD的提出）等产生过重大影响。

保守派清楚地知道：思想产生影响，因此在思想方面的投资更加咄咄逼人。

（25分）口号是一个时代的鲜明印记，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每个时期，都留下过许多有着时代特色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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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底，邓提出“先富带后富”政策和作出改革开放决策之后，就开酿选择优先开放和发展的地区。

根据我国的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状况，中央首先把东部沿海地带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

从1979年中央决定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开始，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区域逐步扩展。

1984年，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分别被确定为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区，使我国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扩大形成为南北全线的战略布局；1985年，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又被确定为经济开放区，随后又扩大到山东、辽东两个半岛，从而形成了一个沿海开放地带。

　　与此同时，国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开始专门制订地区发展战略。

“六五”计划把全国划分为沿海、内陆和少数民族地区，明确提出重视东部沿海地区的优先发展和带动作用。

1984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并把对外开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提到战略高度，为制定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政策奠定了基础。

“七五”计划进一步将全国划分为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制定了以三大地带梯度推移为主要内容的地区经济发展总体计划。

按照该计划，20世纪最后十几年国家投资重点首先集中于沿海地区。

“七五”计划还要求沿海开放地带要着重开展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成为对外贸易的基地。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央明确提出实施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　　经过1979～1987年近1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和对“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分析，在关于“部分先富带后富”思想和对外开放政策的指导下，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日趋酝酿成熟。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

我们已经在实行对外开放这个基本国策中取得了重大成就。

今后，我们必须以更加勇敢的姿态进入世界经济舞台，正确选择进出口战略和利用外资战略，进一步扩展同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交流，为加快我国科技进步和提高经济效益创造更好的条件。

”[1]大会强调要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开放地区应着重发展外向型经济。

　　按照中共十三大精神，中央领导人根据对外开放从外向型经济起步和演进的成功启示，于1988年1月正式提出了加快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报告。

报告认为：(1)沿海地区应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劳动密集与知识密集相结合的产业。

(2)沿海加工业要坚持“两头在外”(指把生产经营过程的“两头”即原材料和销售市场放到国际市场上去)，大进大出。

(3)利用外资的重点应当放在吸引外商投资上，大力发展“三资”企业。

同时，为了有助于推动沿海地区的发展，必须加快外贸体制改革的步伐，进一步搞活企业机制，充分发挥乡镇企业的生力军作用；切实提高管理水平，让外国企业家能够按照国际惯例来中国管理企业；促进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充分发挥我国科技开发力量强的优势。

报告强调：当前我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正面临着一个有利的机遇。

“为了抓紧利用当前的机遇，沿海地区必须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发展战略。

总的来讲，沿海一亿多到两亿人口的地区，必须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向国际市场，进一步参加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

”这样，“不仅沿海地区的经济能够加快发展，能够提高水平，而且势必有力地带动中、西部的发展……这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具有战略意义。

”[2]　　1月23日在这份报告上批示：“完全赞成。

特别是放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

[3]2月6日，中央政治局第4次全体会议同意上述构想，并决定把它作为一个事关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加以部署。

3月25日，李鹏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强调要“不失时机地加快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1](p.160)并将它列为今后五年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求沿海地区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

至此，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决策最终确立。

　　二、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内涵　　1988年初，有学者提出“‘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构想[4]，认为中国为了实现产业结构的转换和经济的高度增长，必须加入“国际大循环”，即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外向型经济，一方面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另一方面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外汇资金。

据此，国内外一些人把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称为“国际大循环”，或认为其基本内容就是发展外向型经济。

其实，当时中共中央关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包含了“国际大循环”，构想的一些合理观点，比如，利用国际经济结构调整这一有利时机，增加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

但是这两者不是等同的。

　　“国际大循环”理论有其特定的含义，即侧重解决工农业二元矛盾和着眼于产业结构调整。

而中共中央提出的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从其形成的过程来看，则是部分地区先富带动各地区共富思想和改革开放政策的现实展开。

包含以下两方面重要思想：　　第一，沿海地区要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并对内地产生辐射作用，实现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衔接。

　　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是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思想，也是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具体说来，就是沿海地区要充分发挥优势，抓住国际经济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的有利机遇，积极参与国际交换和竞争，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并逐步把部分原材料和市场让给内地，把国际市场上获得的经济信息、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转移到内地，发挥对其他地区的带动和辐射作用。

　　1984年3月，提议进一步开放部分沿海城市，中共中央、国务院随即批转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提出在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中“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

并指出：这“是解决我们资金不足和技术落后的一条重要途径；到我们实现了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之后，仍然是促使经济持续高涨的一项重要措施”。

[5]过去在经济建设中，对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存在着狭隘的理解：在思维方式和工作习惯上，往往只注意国内资源、国内市场和组织国内建设这一面，而对国外资源、国外市场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则重视不足。

“利用两种资源，打开两个市场，学会两套本领”的提出，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战略转变，对发展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有重要意义。

　　1985年1月召开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认为，将沿海地区逐步开辟为对外开放的经济地带，“不但可以使沿海经济加快发展，在全国最先建设成为内外交流、工农结合、城乡渗透、现代化、开放式的文明富庶的地区，而且可以使内地和沿海的优势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共同发展和繁荣”。

同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将通过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多层次的探索和实践，由外向内、由沿海到内地逐步推进，从而有效地把发展沿海经济同开发内地经济密切结合起来，解决我国东部和西部的关系问题，使我国经济全面振兴，人民普遍富裕起来”。

[6]　　中共十三大之后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加快发展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重大决策，构成了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1988年3月，李鹏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当今世界各国在经济方面的相互合作、相互依赖和相互竞争日益增强。

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对外投资的扩大，为我们进一步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沿海地区要紧紧抓住这一机遇，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参加国际交换和竞争，以沿海经济的繁荣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1](p.161)报告强调，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必须继续巩固和发展已经形成的对外开放格局，充分发挥沿海开放地带的作用，逐步建立起更加开放的外向型经济结构，并适应对外开放和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进一步加快和深化外贸体制的改革；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省市要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中走在前头，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较低的优势，实行“两头在外”，积极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劳动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加工出口，增加出口创汇，大力发展“三资”企业；要特别重视利用沿海农村劳动力的优势和现有乡镇企业的基础，发展外向型企业和创汇农业；大力发展沿海和内地的横向经济联合，积极向内地转让技术、管理经验和输送人才，带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1](pp.161-162)　　第二，充分利用沿海地区的经济条件使其率先发展起来，影响和带动全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之后，中共中央总结和反思建国后30年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针对中国经济地区分布不平衡性的特点，开始改变过去优先发展内地的战略，逐步实行支持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政策。

其突出特点是实施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区域发展政策，对沿海地区实行投资、财税、信贷、外资外贸、价格等政策倾斜，以打破地区发展上的平均主义，促进沿海地区较快地发展起来，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中共中央明确指出，沿海与内地，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和发展水平很不相同，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是经济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

沿海地区经济过去虽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在建国以后较长的时期里，由于国际国内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个关系摆得不够合理，没有取得应有的更大的成果。

当前，国际环境、国内情况都已经发生重要变化，“我们应当不失时机地把沿海的经济建设作为重点，从各方面支持其发展得更快一些，并以此为阵地支援内地的开发，推动全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6](p．647)　　“六五”、“七五”计划都明确实行了这一政策。

“六五”计划指出：要“积极利用沿海地区的现有经济基础，充分发挥它们的特长，带动内地经济进一步发展”。

内陆地区应该“加快能源、交通和原材料工业建设，支援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

[7]“七五”计划指出要从过去强调平衡布局、重点发展内陆地区，转变到按三大地带东中西的序列，分阶段、有重点、求效益地展开布局。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中提出，“七五”期间以至90年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布局是“要加速东部地区的发展，同时把能源、原材料建设的重点放到中部，并积极做好进一步开发西部地区的准备”。

[6](p.810)“七五”计划还具体规定了三大地带的经济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指出东部沿海地带要通过加快现有企业技术改造步伐和努力开拓新兴产业、开拓新技术领域等措施，加速经济发展，带动全国经济振兴。

　　由此可见，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内涵非常丰富，是一项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全局和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重要决策。

　　首先，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不仅要大力发展沿海外向型经济，而且要促进沿海地区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

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提出后，许多学者认为它的基本思想就是要扩大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

实际上，这只是实施这个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或者说是推动经济全面发展的一个突破口。

沿海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必然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工业化、现代化的全面推进。

沿海经济进一步走向世界，也必然为内地腾出部分原材料和国内市场，进而为内地的发展创造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是促进改革和开放有机结合的有力措施。

开放本身就是一场深刻的改革，同时又是推进整个改革的外部动力。

中国经济要进入国际市场，就得对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逐步实现与国际市场的衔接，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推进开放。

“沿海经济率先外向，就要率先改革，大胆突破旧体制的束缚，让新体制更快地成长起来。

这样，沿海就应该成为探索改革、带动全国先行区”。

[8]　　其次，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不仅是区域性战略，而且是一个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国性战略。

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提出后，曾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许多学者纷纷发表见解，有人认为它是全国性战略，也有人认为它只是区域性战略。

从上述可知，它不单是区域战略，而且是关系到全国的发展战略，是贯彻“部分先富带后富”和对外开放思想的重大步骤，也是中共十三大经济总体战略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十三大政治报告指出：“在产业发展的地区布局上，既要重点发挥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的重要作用，又要逐步加快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开发，使不同地区都能各展所长，并通过相互开放和平等交换，形成合理的区域分工和地区经济结构”。

[1](p.21)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提出，使全国地区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落到了实处，不但明确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而且抓住了带动内地和全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关键。

从我国三大地带经济发展的关联性来看，三者既在地域上相对分离，又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

没有沿海的率先发展，中、西部的发展和开发就受到财力、物力的制约；反之，没有中、西部的发展，沿海的发展也缺乏后劲。

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需要各地区相互支持、相互促进。

就是说，正确处理三个地带的发展关系，也就成了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问题。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要“把东部地区的发展和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很好地结合起来，使它们能够互相支持，互相促进，使全国经济振兴，人民共同富裕”。

[6](p.809)因此，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是关系到各地区和全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全局的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