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一宣言》中提出了怎样的战略方针
这是抗日战争经过初期的激战之后，以蒋为首的国民党主战派针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状况，认真的估计了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而提出的著名口号。
在抗战初期经过了长城抗战.凇沪抗战.徐州会战.南京保卫战等一系列的大会战虽然让日军付出惨重伤亡，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士气，同时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对中国人民在艰苦条件下坚持抗战的崇高敬意。
但是在客观上日军还是取得了抗战前期这一系列会战的胜利，基本完成了他的战略构想。
国民政府逐渐认识到对日作战的长期性，1937年9月国共两党重新实现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2月13日南京沦陷,国民政府暂迁武汉。
当时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等长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也在武汉成立。
周恩来在武汉期间,直接或间接通过在桂系内部工作的谢和赓(中共地下党员)和刘仲容(白崇禧秘书,与中共接近的人士)经常与李宗仁、白崇禧联系,互相交换抗战情况,并对桂系的作战计划提出建议。
甚至白崇禧的军事演讲稿也由谢和赓根据周恩来的意见进行修改。
李、白对、周恩来的军事天才和渊博的学识甚为钦佩。
程思远在回忆录中写道:“《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副主席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
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
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达,蒋也十分赞成。
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并取得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以空间换时间成为中华民族抗战更为实事求是的战略方针，它的内容是针对敌人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应利用我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有利条件,实行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以达到持久作战消耗敌人的目的。
这句口号的最终形成是是全民族有识之士的智慧结晶，对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TPM管理 的方针和策略是什么
TPM（Total Productive Maintenance）的意思就是是”全员生产维修“ 一、TPM管理的方针： TPM管理的基本方针在于通过改善人和设备的素质来改善企业的素质，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设备的综合效率，实现企业的最佳经济效益。
二、TPM管理策略： 1、自主维修（PM小组活动）。
日本学者中岛清一把“操作者的自主维修（小组活动）”看作是“TPM最大的特点”。
TPM从上到下向全体人员灌输“自己的设备由自己管” 的思想，使每个操作人员掌握能够自主维修的技能，并且采取了开展PM小组活动这种组织形式。
2、5S活动。
开展5S活动是日本TPM自主维修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5S”是指整理、整顿、清洁、清扫和素养。
由于这五个词的日文读音罗马拼音字母的第一个都是S，所以称为“5S”活动。
3、点检。
开展点检是TPM自主维修中的另一项重要内容。
所谓点检，是指按照一定的标准，对设备的规定部位进行检测，使设备的异常状态和劣化能够早期发现。
设备点检一般分为日常点检和定期点检等。
4、局部改善。
设备故障的类型很多，既有规律性故障，也有无规律的突发故障。
因此，单靠实行预防修理还不能完全消灭故障，故TPM十分重视对设备进行局部改善。
所谓局部改善，是指对现有设备局部地改进设计和改造零部件，以改善设备的技术状态，更好地满足生产需要。
什么是战略
在抗日战争中提出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
持久战，持续时间较长的作战。
相对于速决战而言。
有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持久战。
战争中正义的一方，在敌强己弱的情况下，通常在战略上采用持久战的方针，通过长期的作战，逐步削弱敌人，转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最后赢得战争的胜利。
战役、战斗的持久战，通常是在特定的情况和需要下进行。
历来兵家一般多忌旷日持久的战争，主张速战速决。
但也有的主张以持久战疲惫、消耗对方，尔后击败之。
持久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反对国内外敌人斗争中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指导方针。
持久战(protracted warfare)在整个抗日过程中，最早提出持久战的是。
1935年12月27日，同志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虽然如此，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
我们说，时局的特点，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特点。
这是事实，这是一方面的事实。
现在我们又说，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又一个特点。
”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
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
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
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
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但依1938年的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
客观现实的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
所以，尽管描画的东西不能尽合将来的事实，而将为事实所校正，但是为着坚定地有目的地进行持久战的战略指导起 见，描画轮廓的事仍然是需要的。
中央红军的长征战略目标是什么
中央红军的长征战标么
史学界有两种分歧的。
一种意见认为红征的战略目标是为了北上抗日。
王健英、王廷科等人持这种观点。
王健英在《试论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一文中提出了以下理由： 第一，“早在长征以前”，党就“发表《共同抗日》宣言，提出‘红军北上抗日’”，并“公布《抗日救国六大纲领》，派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这样，在当时“‘红军北上抗日’已经成为党的政治、军事基本方针和基本口号，已经变成深入军心，鼓舞广大指战员英勇战斗的行动口号”。
第二，中央红军的长征是在“北上抗日” 的旗帜下进行的。
“红军长征出发高举着‘北上抗日’的旗帜”，“‘红军北上抗日’作为党既定的政治军事基本方针、基本口号，在长征前后都是红军追求实现的战斗目标，是鼓舞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斗的政治目的。
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确是在 ‘北上抗日’的旗帜下进行的”。
第三，“遵义会议决定了渡江北上的根本方针。
虽然遵义会议既没有讨论‘抗日问题’，也没有确定‘北上抗日’为当前行动方针，但这不等于党中央放弃了从长征出发就高举的‘红军北上抗日’的旗帜”。
“事实上，遵义会议及其后，党和红军继续坚持北上抗日的口号”，这可“见于遵义地区和红军当年书写的标语。
如‘红军是抗日反帝的主力军
’、‘要求北上抗日
’、‘加入红军打日本帝国主义去
’、‘白军兄弟不打红军，拖枪北上抗日去
’”等；还可见陈云、成仿吾、杨成武等老同志回忆中提到朱德、当时讲话都讲到“抗日”，而且及党中央和军委领导人“密切注视着国内形势的变化”。
“遵义会议后以为核心的党中央，适时确定‘北上抗日’为政治、军事战略行动方针，为坚持实现这一方针进行了正确斗争，是引导三大主力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决定因素”。
出席1986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一些同志也认为：“长征就是北上抗日。
理由是：（1）党中央早在长征前就发表了《共同抗日宣言》，提出‘红军北上抗日’的口号；（2）公布了‘抗日救国六大纲领’，派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3）在长征过程中党和红军始终高举 ‘北上抗日’的旗帜，进行北上抗日的宣传；（4）遵义会议决定了‘渡江北上’的方针；（5）沙窝、毛儿盖会议提出了北上抗日问题”。
王廷科也认为：“中央红军高举抗日反蒋的旗帜，被迫转移，开始长征”。
虽然红军“在内线作战无法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情况下”，“作战略转移，在军事上的直接目的自然是保存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但是红军长征从一开始又是与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红军长征一开始就高举着抗日反蒋、抗日救国的旗帜”。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央红军的长征开始并不是为了北上抗日。
参加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一部分同志持此说。
他们认为：“尽管党中央早就提出了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
但是，在蒋介石重兵‘围剿’妄图全歼红军的形势下，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是无法实现的。
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更不可能在一开始就是为了北上抗日。
”这是因为： 第一，当时红军的“紧迫任务，是冲破敌人的‘围剿’，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寻找红军可以生存发展的立脚点”。
第二，从“长征途中党中央的一系列战略行动方针的确定及变化看”，“长征中战略落脚点的选择不是起先就决定去北方立脚，向日本侵略军开战”。
第三，“从两河口会议到俄界会议的几次党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看，都没有讨论过抗日问题”。
第四，“长征中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三个北上抗日电报是上海中央局发的，而不是党中央在长征中发出的”。
总之，“只有长征胜利了，解决了红军的生存、立脚问题之后，才有红军的抗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