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回欧阳芳是不是烈士
是。
资料来自：隆 回 解 放 史 实 中共隆回县委党史办 解放前夕的隆回，县政权摇摇欲坠，县长似走马灯式的更迭，封建势力猖獗，党团斗争激烈，地霸欺压盘剥，政府抓夫派款，物价暴涨，怨声载道，民众叫苦连天。
土匪和散兵游勇的抢劫骚扰，搞得民不聊生，人心惶惶。
广大群众盼望早出苦海见青天。
隆回县人民有着光辉的革命传统，早在，领导的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在这里开展得轰轰烈烈。
当时，宝庆地、县很多著名领导人都是隆回籍人，如宝庆地方委员会书记彭钟泽、宝庆县农民协会委员长欧阳秋曝、宝庆县共产党组织的播种人罗卓云等，都是隆回籍人。
第四届常委兼宣传部长彭述之（后为托派）①，也是隆回籍人。
马日事变后，县内党组织几经残酷镇压，先后牺牲的革命烈士有：罗卓云、彭钟泽、欧阳秋曝、王调元、阳民英、欧阳钦、彭梅生、孙会元、刘楚勋、欧阳忠、肖登庸等②。
以后，在、以至，我县的党组织一直没有得到恢复。
一九四九年上半年，在我军胜利进军江南的大好形势鼓舞下，隆回人民特别是一些热血青年，就自发地开展革命活动，宣传解放战争的形势，迎接解放，六都寨、金石桥、司门前、荷香桥、三阁司、桃花坪等地，以暑假回乡的学生为骨干，组织“为民读书社”、“新民主主义协会”等，学习毛主席著作，印发革命传单，张贴标语，有的还投寄，有的把标语贴到了伪县政府门口，这些活动对于震慑敌人威风，启迪人民觉悟，造成解放声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当时，进步人士纷纷举行起义。
一九四九年五月，驻在湘西的国民党游杂武装雪峰部队中队长欧阳芳（小沙江人），带领数十人，四十多支枪，自动脱离雪峰部队，来到新化奉家山和金石桥冷溪山一带，不久，经溆浦县龙潭四益商店老板姜定跃介绍，与我湘西地下党负责人谌鸿章取得联系，六月初，欧阳芳带领三人到宁乡找到了党领导的湖南人民解放总队三支队，被按排在政工队学习半个月后，七月回隆回开展活动，在驻地金石桥冷溪山组织进步青年和教师五十余人办训练班，八月七日，欧阳芳派奉孝金到宁乡，向湘中三支队汇报，请求收编，给予番号，派人去领导。
经湘中三支队政委张伯伦、副司令员尹泽南、副参谋长胡戈（又名胡南仲）等三人进行研究决定，编入湘中三支队第八团，并下达了命令，委派欧阳芳为副团长，胡戈为政治委员，随文颁发印章一枚，文曰“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第三支队第八团”③。
从此，欧阳芳部一百余人，要湘中三支队的领导下，采取分散力量打游击的方法进行活动，尔后，在配合解放隆回、新化围歼陈光中匪部等战役中，均起了积极的作用④。
与此同时，伪县自卫总队分队长胡荷田（又名胡杰），荷香桥人，在我地下党员吴步程的教育下，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三十日（农历四月初三）率部三个班，五十余支枪，在西胜乡（今荷香桥）起义，仅四天，因受国民党分子郑振湘拉拢叛变，被邵阳伪专员胡惕率部队在牛皮岭击垮⑤。
所有这些举动，在一定程度上，分化了敌人营垒，对我县的解放事业起了支持的作用。
我县地处湘中偏西南，湘黔公路横贯南境四十多公里，是长、衡、邵通往湘西、广西和贵州的交通要冲。
“衡宝战役”是第四野主力和二野一部于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三日至十月十六日在衡阳、宝庆和湘西一带围歼国民党军队的战役。
敌华中军政长官白崇喜，将其桂系部队主力张淦、徐启明、黄杰、鲁道源及刘嘉树等五个兵团十一个军二十六个师共二十余万人参战，宝庆及以北之新化、桃花坪为敌一兵团十四军防守。
白崇喜见解放军大兵压境，衡宝线仅留十四军六十师、六十二师等部队于桃花坪、邵阳间警戒，掩护主力撤退，十月七日零时，白的主力开始全线退却，欲逃往广西老巢继续顽抗。
敌兵团司令黄杰率一兵团及十四军溃退我县桃花坪一带，驻扎三天，四处抓夫派款，强抢恶要。
十月十一日，我四野第四十九军一四七师一四七师由邵阳市湘黔公路进逼隆回。
黄杰等匪部未触即溃，清早，大烧辎重，仅马路上烧毁的汽车就上百辆，衣服布匹及各种军用物资不能带走的就贱卖、烧毁或丢掉，弹药破枪到处可见，混乱已极，仓惶向西逃窜⑥。
我军某部一支先头部队追击，归来时，在铜盆江（距桃花坪五公里的潼关湾）连人带马渡船过河时，因战马在船上惊跳，导致船翻，船上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⑦。
下午六时，解放军所向披靡进驻了桃花坪。
伪警察所六十名警士全部被俘，所长罗尧卿只身逃跑⑧。
从此，隆回正式宣告解放，结束了的黑暗统治，开始进入新的历史纪元。
解放时，我县划分为三个行政区，乡镇设置暂照旧，一区：桃洪镇、保和乡、礼教乡、果胜乡、西胜乡；二区：中和乡、隆治乡；三区：隆中乡、隆回乡⑨。
县区乡干部的来源，主要是胶东、翼东及部分河南籍南下来的。
据当时南下的王宜捷同志（原隆回县委第一任秘书，现任湖南省国防工办副主任）的回忆和日记记载，一九四九年六月初，上级确定我们这批干部南下到湖南省邵阳地区，当时叫江南支队。
六月八日，到河南省巩县小黄冶集中准备渡江南下，宣布邵阳地委、专署的机构组成，同时，宣布了邵阳地区各县的领导班子和分到各县去的干部，共两百余人。
随后各县干部以县为单位分别集中，确定去向，有的到各机关，有的到各个区，并按机关和区编班。
隆回县组织人员的安排，当时地委宣布：尹子明为中共隆回，李先明为县委组织部长，丁磊为武装部长，以上三人为县委委员。
另有副县长孙良仁，公安局长赵星南，副局长杨山，县委秘书王宜捷，县政府秘书张晓玉。
六月九日，分配到隆回县的干部和勤杂人员，共只有二十二人。
由于干部不齐，当时未明确划分区。
六月十七日，邵阳地区的干部由巩县乘火车到郑州待命，学习新区政策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
七月四日，地委宣布翼东一批南下干部分配到邵阳地区。
六日，由翼东分来隆回的干部正式合编为一个队，这时，全县干部和勤杂人员共有九十多人（其中来自华大、革大和建国学院的青年知识分子二十多人），当晚召开全县干部会，县委宣分配到县各机关和各区的干部名单。
一区区委书记郭喜，副书记刘增民，区长初学然，副区长刘春富。
二区区委书记高俊峰，副书记杨助国，区长王甫生。
三区区委书记由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润民兼，区长暂缺（进入县后，于十二月才由地委派来毕兰序）。
这时，地委对隆回县委原定的领导班子又作了调整，赵南星、丁磊调走，新任命李国香为民运部长，张野林为公安局长，王润民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调整后新的县委由尹子明、李先明、李国香、张野林等四人组成。
七月十四日，由郑州乘火车南下，七月二十一日到达湖北纸坊镇。
七月三十日，根据地委通知，区委书记、区长以上干部去汉口开会计师实际是听林彪的报告）。
八月一日回来，尹子明同志在全体干部会上传达会议精神，同时，宣布李国香同志任隆回县县长。
八月六日，从纸坊乘火车南行到达咸宁，因岳阳铁桥被国民党炸毁，火车不通，八月十日乘军车出发，连日大雨，路途泥泞，十三日到达长沙黄花市，由于长沙市刚刚宣布和平解放不久，暂不能进入市内，我们分散在长沙东乡一带，帮助地方征粮。
九月七日进入长沙市，在此期间，隆回县的干部又有新的调整，县委书记尹子明调任武冈县长，派方明任隆回县委书记，县政府秘书张晓玉调专署，另有王治安等九同志调走，至时，隆回县只剩了八十多个干部。
从九月底至十月初，即忙于做进县的准备，制订进入地区的工作计划，刻制县政府、县委会的印章，县长进入县里的安民布告等。
十月十一日，邵阳地区各县干部都乘火车离开长沙，经株州到湘潭，十四日到达邵阳市。
十五日，地委介绍地下党员吴步程前来汇报隆回情况，当天下午，县长李国香、组织部长李先明等一委三十人在吴步程的陪同下，乘火车来到桃花坪，次日，其余五十余人全部到齐，遂开展工作⑩。
县址的设立，由于当时隆回北部未解放，六都寨仍为陈光中占据，加之又不通公路，经请示地委同意，县治暂设桃花坪。
此地没有伪政府的公房，县委临时设在赢洲旅社，县人民政府设在洞庭春旅社。
当时，着重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宣传党的政策，安定社会秩序。
十月十六日，县人民政府发出了安民布告，宣告人民政权业经建立，阐明了人民政府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号召各行业人中立即返回家园，恢复生产，并将所拾蒋军遗失之各种武器、弹药等物资上缴政府。
接着，建立了支前科和接收委员会，接收委员会由七人组成，主任李县长兼，副主任杨山，下设宣传教育组、接收保卫组、工商工作组⑾。
十七日早晨，县委书记方明召开了全体干部会，对干部下乡作了动员和工作布置，强调用党的政策发动群众，突击为部队筹集粮草。
因为当时大军在这里过境的有二野整个五兵团，四野的十三兵团、三十九军、三十八军，还有很多后勤机关。
十七日早饭后，机关除留少数人员外，其余干部都下乡。
当时，谣言四起，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了”，“台湾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登陆了”，“人民政府在这里不长了”等等⑿。
致使部分群众担心变天，人民币也不能在乡下流通，出现了物资供应紧张，物价高涨的严重局面。
对此，县委和政府分头召开了教员座谈会，商人代表会，乡保长会，宣传胜利形势和党的政策，揭发各种谣言，宣传人民币的优越性，设立检查站、兑换所，控制银元流通，提高了人民币的信誉，并与部队联合，召开了桃洪镇的群众大会，由部队文工团演出了宣传戏，加上我军秋毫无犯的军纪影响，群众陆续返回家园，学校陆续开学，商店百分之八十恢复了营业。
二、开展剿匪斗争。
十月中旬，一区除西胜乡（今荷香桥、周旺区之大部）和桃洪镇没有匪患，干部可以进驻开展工作外，其余大部分地方仍为土匪所控制，兼伪县长陈光中仍盘据在六都寨，张贴布告，向群众派粮筹款，还扬言“再打三年”。
二、三区的干部只能在荷香桥瓦塘一带开展工作。
当时匪情：陈光中，伪六十三师师长，有两千余人；袁庆光产交警队有四百余人；胡惕，邵阳伪专员，有千余人；刘建章，新一军副军长，有千余人；张光彪有三百余人；王赞、刘科恕也有匪徒不少，总计在六千人以上⒀。
经请示地委与部队联系，十月二十三日，四野派一四七师四四○团前往六都寨进剿，县委书记方明、公安局长张野林同时前往配合，俘敌二百余名，匪首陈光中及其残余逃往隆回北面山区⒁。
同日，县委发出了“关于目前工作给各区委的一封指示信”，对征粮、收缴游杂武装、建立人民武装以及接收伪政权等，都进行了具体部署⒂。
十月二十五日，县委决定在六都寨建立隆回县人民政府办事处，由副县长孙良仁为首组织十余人，每人配有长枪或短枪，以武工队的方式开展工作。
蹇姓 是不是古老的姓氏
谁有这方面资料
复中翁：(生卒年待考)，东海人。
著名西汉时期汉宣帝之师。
公元前92～前66年之间，是汉武帝刘彻的晚年。
文坛巨匠 李汝珍。
李汝珍(约1763一约1830年)，字松石，号松石道人。
直隶大兴人，19岁随兄李汝璜来板浦，居住在板浦场盐保司大使衙门里。
其后除两次去河南做官外，一直居住板浦。
钟离昧(?一前200年)，汉朐县伊芦乡(今灌云县伊芦乡)人。
楚汉相争时，钟离昧为楚王项羽大将江恒源(1886一1961年)：字问渔，号蕴愚，灌云县板浦镇人。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中秀才。
1915年北京大学毕业后，他在私立朝阳大学、中国大学任课务。
历任江苏第二厅视学、省立第八师范校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
丁文斋(1922年一1996年)， 原名丁五和，出生于灌云县板浦镇。
1940年冬，他参加了地方抗日武装队伍，不久加入了中国***。
曾任中共东海县委负责人宋云龙的警卫员、东海县大队警卫团排长，新四军第三师连长、第三十九军一一师炮兵团团长。
1950年11月，奉命赴朝作战。
归国后，从第三十九军调到炮兵一三三师工作，历任师参谋长、师长，吉林省军区国防工办主任和党委书记，省军区别司令员，少将军衔。
江希明，祖籍灌云县板浦镇，生于北京。
生物学教授，杭州大学副校长、顾问，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浙江省科协主席，中国动物学会副理事长。
1932年进入浙江大学生物系学习，1936年毕业。
1937年进入德国慕尼黑大学动物研究所学习，1940年毕业，获理科博士学位。
回国到当时在贵州的浙江大学生物系任教，先后担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等职。
解放后，调浙江师范学院任生物系主任，1956年任副院长，1958年调入杭州大学任副校长兼生物系教授李益山，灌云县龙其镇人。
1927年毕业于东海师范初中部，同年考入镇江师范。
1938年11月，赴山东省沂水县岸堤八路军军政干校学习。
翌年春返回后，与曹通三、孙海光等同志组建抗日游击队，不久，并入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后为新四军第九旅。
1940年任第九旅民运队长，同年，加入中国***。
1945年1月，任中共泅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委常委；11月，调至黑龙江省肇东县任县长。
1949年担任中共肇东县委书记。
1950年后，任东北人民政府财政部检查处长、地方工业局局长、中国地方工业部食品局副局长、轻工业部食品局局长、日用化工局局长。
1973年到1978年春，先后担任安徽省科技局副局长、局长，省科委副主任。
1978年5月，调任国家科技第四局局长。
1982年1月1日，中国烟草总公司成立，担任党组书记、总经理。
1983年9月，任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
1987年2月，担任中国烟草学会理事，1990年离休于北京。
高维敏(1944一)，灌云县陡沟乡高李庄人。
1961年8月入伍于济南军区坦克二师机械化团。
曾任济南军区组织部干事、济南军区坦克二师机械化团政治处副主任、坦克八师政治部主任。
之后，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政治学院(即现国防大学前身)学习两年。
毕业后，被任命为济南军区独立旅政委、山东省军区副政委，时隔不久，兼任烟(台)威(海卫)警备区政委，1997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冯公智(1901--1994)，江苏灌云人。
民国13年(1924年)毕业于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系，长期从事体育教育和体育管理工作，曾任江苏省立松江中学、淮阴中学体育主任，抗战时期在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国民体育委员会工作，民国37年任上海市立体育专科学校教授。
1954年调入上海市体委工作，曾任市体委竞赛处副处长、上海市体育总会副秘书长陈伟达，陈伟达(1916-1990) 江苏灌云(今响水县响水镇)人。
1933年考入上海暨南大学。
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是上海学生领导人之一。
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中共党团委员、中共江北特委委员、如西县工委书记、苏中四地委副书记、淞沪地委书记兼淞沪军分区政委、华东野战军师政委、宁波军管会主任、中共宁波地委书记。
建国后，任中共杭州市委书记、浙江省委常委和组织部部长、浙江省副省长、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浙江大学校长、浙江省委副书记和书记、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兼天津警备区政委、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
是第五、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
1990年3月18日在杭州逝世。
邸安和，国家男排主教练，1954年7月1日出生于江苏省灌云县，大专学历，中共党员丁景和：灌云县板浦镇人，1931届毕业生，曾在母校板浦中学及海州中学任教。
解放后，曾在江西中医学院等高校任教，教授，系主任，九三学社社员，江西省植物学会理事，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六届代表。
徐鑫福：灌云县板浦镇人，板中1932届毕业生。
1940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
1940—1944年在四川飞机制造厂、成都航空研究院工作。
1945—1949年先后在美国飞机制造厂、英国飞机设计院工作。
解放后，先后任北京华北大学工学院副教授，北京航空学院、中国航天航空大学教授，飞机构造与设计教研室主任。
孙可宗：灌云县原东辛乡人（现划归板浦镇），本校1935届毕业生，现任北京农业工程大学教授，担任全国机械原理教学研究会理事长等职务，著述甚丰。
获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
汪小为：灌云县四队镇人，板中1939届毕业生。
1940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毕业于淮海抗日军政干部学校。
1941年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45—1946年任新四军三师十旅文工团团长；1947—1948年任嫩江省（后改为黑龙江省）龙东县塔哈区委书记兼区长；1948—1950年任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九军宣传科科长，宣传部副部长，广西《柳州日报》社副社长兼总编辑，新华社柳州分社社长。
解放后，进入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先后任武汉人民广播电台台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都部主任，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台长，北京广播电视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正局级）兼北京电视台台长，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
一生从事文艺及新闻宣传工作。
曾随军参加了四平、辽沈、平津、渡江等重大战役。
撰写了大量战地新闻和通讯、广播电视。
主要著作有《天涯霸旅》及电视、电视剧评论数十篇。
徐速：灌云县板浦镇人，板中1940届毕业生。
1949年1月在盐城华中大学参加工作。
1949年4月渡江战役以后，先后在无锡军管会，苏南行署教育处，苏南行署调研室任职，后调任江苏省人民政府任财经团委书记。
1955年以后先后在上海中共中央第三中级党校、中共北京市委党校、中央党校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北京市委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副主任。
一直从事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黄新连，新浦人，1973年，中国邮政总局局长助理
中国 饥慌年代 留下 的 文字资料
有关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的饥荒，网上谈的人很多。
好象关注民国时期的大饥荒的人不是很多。
其实，民国时期的饥荒可谓家常便饭，无日无之，下面我整理了部分资料，其中包括一些外国记者采访中国大饥荒的一些资料，供网友们参考。
采访过民国时期中国大饥荒的记者很多，其中有美国人斯诺（EdgarSnow）、白修德（TheodoreHWhite）、新西兰人路易·艾黎、英国人哈里森•；福曼（HarrisonForman）等人。
[ 转自铁血社区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LeightonStuart）说过，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
民国时代曾经累计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
解放前上海滩的某一个寒风刺骨的早上，环卫工人一下子清理出300多具饿殍来。
有人认为民国时期的战争是导致大饥荒的根本原因，不完全对。
1929年斯诺采访过大饥荒的内蒙古萨拉齐，根本就没有兵燹，却饿殍满地。
他夫人1981年整理出版的《斯诺的中国》一书（EdgarSnow’sChina，RandomHouse，1981。
这本书好象没有中文译本）中提到，“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庄，人肉公开售卖。
”这本书中有很多斯诺拍摄的骇人的饥民尸体的照片。
饿死人不一定非得是战争造成的。
民国时期的中国也不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有战争。
战争不能完全解释民国饥荒的成因。
另外，在资本主义国家，即使在和平时期，也经常会发生大饥荒的事情。
拿印度来说，2004年，印度“最繁荣的城市”孟买就饿死了近一万儿童。
2004年的印度3.5亿人没有足够的食物，每天晚上饿着肚子上床睡觉，一半印度儿童营养不良。
手头上资料不多，统计民国时期的大饥荒主要有： 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一说5000万)。
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
这是一次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1000万。
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
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
[ 转自铁血社区 ]1931年饥荒：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
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
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灾中饿死的人数，没有精确统计的数字，只能从当时的报纸上略知一二：四川万源县人口骤减三分之一。
甘肃死人数目亦不详。
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42年中原大饥荒：仅河南一省就饿死300万人。
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
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
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万人冻饿而亡。
[ 转自铁血社区 ]1945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一千九百万人。
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
在湖南，1946年4-7月，饥荒遍及全省。
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
截至8月，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仅衡阳地区就饿死9万余人。
对民国时期的这些大饥荒，不少历史学家和政府官员们更愿意强调天灾而不是人祸的一面。
研究的人好象也不是很多。
那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比现在非洲人的平均寿命高5岁。
到1979年，中国人均寿命是68岁，比当时的印度人高14岁。
（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PassagetoChina”，）。
下面是参考的部分资料。
资料1：“1920——1921年，发生在华北四省区的旱灾和饥荒饿死了1000万人。
直隶的800万饥民几乎只有一半活下来，妻儿被卖，数百万人闯关东，饶阳境内一片荒芜。
1850-1932年，华北每一代人口中平均有8.8%死于饥荒，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
杀死女婴的情况恶化造成十分之一的男性未婚率。
30年代到40年代的几次大饥荒愈演愈烈。
1939年华北地区的霍乱流行夺去了2万人的生命。
1943年，旱灾加上日本人抢劫粮食，导致整个华北地区数百万人饿死……”——摘自任不寐（加拿大）：《在一场大灾变前的反思——重申“灾变论”》 资料2：“这是一个看过新旧中国的人，这是一个冷眼看世界的人，这是一个看着毛从夺权到掌权的人，这是一个以新闻自由为信条的人，是他把毛和红军介绍给世界，还是他在新中国建立后十次访华，毛对他无所不谈，就连文革中如日中天的林也远不及他，四个伟大讨嫌也是对他说的，如果问这个世界上有哪个外国人能对毛说三道四，唯一的人选就是他。
他对对于苦难的中国人民怀有极其特殊的感情，以致于死还要埋葬在他们身边。
一位朋友介绍给我，他笔下写过大饥荒和饿死上千万的事，建议我推荐给网上饥饿的人们。
非常遗憾的是，时间是1930而不是1960，这段史实只能用来讨伐国民党，而不是象民运那样讨伐共产党。
”（杨志《斯诺笔下的大饥荒和饿死上千万》） [ 转自铁血社区 ]资料3：“我们在黎明之前离开西安府，那一度是“金城汤池”的高大的木头城门在我们的军事通行证的魔力面前霍地打了开来，拖着门上的链条铛铛作响。
在熹微的晨光中，军用大卡车隆隆驶过飞机场，当时每天都有飞机从那个机场起飞，到红军防线上的侦察和轰炸。
对于一个中国旅客来说，在这条从西安府北去的大道上，每走一里路都会勾起他对本民族丰富多采的绚烂历史的回忆。
中国最近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共产主义运动，竟然选择在这个地方来决定中国的命运，不可不谓恰当。
一小时以后，我们摆渡过了渭河，在这个肥沃的渭河流域，孔子的祖先、肤色发黑的野蛮的人发展了他们的稻米文化，形成了今天在中国农村的民间神话里仍是一股力量的一些传说。
快到正午的时候，我们到了宗蒲县。
大约两千两百年前，那个最先“统一”中国的威赫一时的人物秦始皇就是在这个筑有雉堞的城池附近诞生的。
秦始皇第一个把他的国家的古代边境城墙都连结起来，形成了今天仍然是地球上最宏伟的砖石工程————中国的万里长城。
在那条新修的汽车路上，沿途的罂粟摇摆着肿胀的脑袋，等待收割。
新修的路面经过水冲车压，到处是深沟浅辙，因而我们那部载重六吨的道奇卡车，有时也甚至无法通行。
陕西长期以来就以盛产鸦片闻名。
几年前西北发生大饥荒，曾有三百万人丧命，美国红十字会调查人员，把造成那场惨剧的原因大部分归咎于鸦片的种植。
当时贪婪的军阀强迫农民种植鸦片，最好的土地上都种上了鸦片，一遇到干旱的年头，西北的主要粮食作物小米、麦子和玉米就会严重短缺。
摘自斯诺《西行漫记》第四章《通过红色大门》 资料4：“斯诺接到的第一次采访任务是沿着中国8000英里长的铁路线作旅行报道。
在连年饥荒的中国北方农村，斯诺第一次看到了饿殍遍野的可怕场面。
他在报道中写道：“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
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
“这是由当时中华民国的交通部长孙科安排的一次旅行，他的本意是为了让斯诺写写沿途的风光名胜，以便吸引美国的观光客。
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人类灾难，斯诺本该轻松的旅行变得沉重而压抑，他只有一个想法，尽快离开中国。
回到繁华的上海，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此时，上海正在准备中华民国十七周年的庆典。
鲍威尔要斯诺写点文章，以便给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所取得的成就大张旗鼓地宣传一番。
在黄浦江畔，斯诺的心情始终无法平静，那些可怕的景象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
正是那些闻所未闻而真实存在的死亡景象，使他放弃了原来的幻想，转而为中国的命运而大声疾呼。
1928年，中国北方发生了严重的旱灾，斯诺当即写了《中国五大害》加以报道：“今年，在遥远荒漠的陕西省发生了严重的旱灾，紧接着传来了骇人听闻的大饥荒的消息。
许多人活活饿死，数以千计的人正陷于绝境，——河南和甘肃的情况也相差无几，深受其害的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但愿世界各地的人们在听到这些灾情后，能立即进行捐助，以缓解可怕的苦难。
“不久，斯诺再次前往张家口、内蒙等饥荒地区，继续向西方读者报道受灾难民的真实情况，并写下了《拯救二十五万生灵》等长篇通讯，记述了许多令人心悸的场面。
六个星期过去了，斯诺并没有离开中国。
他发现美国给蒋介石源源不断的援助没有用来救灾，反而大力扩充军备。
连年的战乱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
花炮节是哪个民族的节日
民族体育运动是体育局认可的体育竞赛项目 而游戏是业余进行娱乐的 比如中老年踢毽子 拔河啊 之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