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都有什么帮派
太多了。
天地会、三合会、袍哥会、哥老会、小刀会、大刀会、天地盟、龙记、青帮等等过去称三教，这三教指的是洪门、青帮、白莲教。
洪门比较偏儒家，讲究的是哥们义气，君君臣臣。
青帮属于禅宗，是佛家，原本是净土宗的一支。
白莲教类似道教，只是类似，和道教两码事。
红花绿叶白莲藕，三角原本是一家。
这里边天地会、三合会、哥老会等都属于洪门的体系。
龙记属于三合会的体系，但是和三合会论兄弟关系不同，龙记属于独立出去的支流，以师徒传承。
同时龙记里的一些成员又是青帮成员。
新中国成立后，全面取消会道门，这些帮会门派也大都去了台湾香港等地。
清朝乾隆时，洪门已经瓦解了。
复明无望，反清情绪多已平复了，加上乾隆重用汉人，刚柔并济，大规模反清组织已经不存在了。
代之而起的便是地方性的社团吧。
如有宗教意味的白莲教及自补互助性质如天地会等。
很多时都被反政府的大型组织所利用。
为了自身的利益，多以收取保护费，经营赌场、妓院、烟馆等业务为主要收入。
低层会员则以偷抢拐骗为生。
上层则会依赖权贵，维持自身地位。
辛亥革命之始，革命党人说三合会是以“反清复明”而成立的，是基于政治上的需要。
他们需要争取国内的会党及海外的华侨支持，所以可以合作的会党，皆视为洪门组织。
由于当时的会党是现成的有势力组织，加上海外的经济支援。
同盟会提出“革命排满”来作号召。
华记成立时间：未知马来西亚的华人黑社会组织“华记” 更也是“洪门”延伸出来的帮派，历史源远流长。
也有另一传说是源自青帮。
乾坤会成立时间：未知清朝时期，洪门在瓦解之初。
洪门部分核心人员加入乾坤会。
相传在洪门鼎盛时期，乾坤会是与洪门对抗的一个重要力量，也是清政府压制洪门的一个手段。
所以该组织收到清政府的幕后支援。
在洪门将瓦解之时，乾坤会也意识到唇亡齿寒，所以极力收纳洪门中坚力量。
乾坤会与洪门本是来源于民间，所以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利益冲突。
天地会成立时间：1761年清初，收复台湾初期。
福建沿海地区，人民生活困难，于是民众自发地组成自助会社天地会。
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由福建漳州人洪二和尚 万提喜（云龙和尚）带领。
及后演变成反地方政府组织，加入反清情绪。
天地会之会簿加入改编自洪门之历史，成为人民反政府之口实。
入会时以母指为天，以小指为地，或左手伸三指按住胸膛。
加入天地会，遇婚姻丧葬，可以资助钱财：与人打架，可以相帮出力；若遇抢劫，一闻暗号，便不相犯；辗转传会，可以得到钱财。
白莲教活跃时间：1795-1804白莲教始见于南宋。
清朝中期，自称为白莲教教徒在四川、陕西和湖北一带实行以武装反抗地方政府，故称川楚教乱。
三合会活跃时间：1840年后天地会于乾隆后被列为反清组织，明令禁止，违令者死。
所以流传至广东时，为避满人之猜忌，改名为三点会，即是将洪字的水部，取名三点会，号曰“三点”，但觉得无法将洪门之意表达出来，所以改为“三合会”。
以后洪门进入湖南，再演变成为湘军之“哥老会”，再分出成“潘门”又称“潘家”、 “庆帮”。
天地会流传极广故其他尚有名称如“清水会”、“匕首会”、“双刀会”、“小刀会”、“红旗会”、“剑仔会”、“八卦会”、“添弟会”、“致公堂”、“红帮”、“胞哥”等名称。
三合会曾协助太平天国及国民革命。
太平天国时，发动两广（特别在大城市，如广州及佛山）的大武术团体中成立堂口，并传出火烧（南）少林寺的传说、义和团活跃时间：1898年-1901年又称义和拳，清末，山东河北一带之秘密结社。
是19世纪末中国发生的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针对西方在华人士包括在华传教士及中国基督徒所进行大规模群众暴力运动。
龙记活跃时间：1894-20世纪30年代又称龙记会馆、龙商会馆，清末广东一带秘密结社。
20世纪初“道”字辈李三江改龙商会馆为龙记。
家中盛行拜关圣帝君、孚佑帝君及司命真君，有人据此考证早期龙记组织一部分信仰源于“鸾堂”。
最初会员来自小刀会、哥老会、三合会等社团，早期以“反清复明”为口号，林文领导后不再用。
是中国本土结社组织，以“关圣帝君”、“孚佑帝君”、“司命真君”为最高信仰。
龙记在清末鸾堂、洪门、清帮等结社组织的基础上，忠孝思想为理论根据，在国破家亡、列强入侵、庶民等死的时代背景下形成，奉殷洪盛、陈近南（陈永华）、方大洪为上三祖，以师徒传承相继，具有典型的民间结社组织特点。
信奉三恩主关于供奉系以三恩主（奉祀关圣帝君为主神、加祀孚右帝君、司命真君，尊称为三圣恩主）的说法，可能源自清末兴起的鸾堂，鸾堂最大的特色在于其扶乩阐教的鸾生组织和宗教活动。
扶鸾著书是鸾堂团体性的仪式活动，以传达神谕的灵媒为核心，组合信徒共同参与神圣降坛因缘说法的神秘宗教体验，在庄严隆重的仪式气氛中，感染着神灵附体的悸动情绪。
因此大部分鸾堂以着造鸾文、刊印鸾书，为其代天宣化的神圣职责。
鸾书的内容大多集中在儒释道教化百姓的意识形态，进而调和三教内含的形上思想，成为民众信仰行为与生活规范的最高指导方针。
台湾光复之后，鸾堂的宗教性发展更为普遍，鸾书的刊印蔚为风潮，逐渐成为民间乡土宗教活动的主流。
内容大约分成终极信仰、劝世化民、治身修道等三大类。
传承上三祖殷洪盛殷洪盛，又名洪英，崇祯七年（1634年）盛受直隶山西大同镇守姜镶的聘任，餐赞军机，乡人闻其贤，拜投门下者：“陕西同州府蒲城县的蔡德忠，直隶宣化府怀来县的方大洪，直隶顺天府涿州的马超兴，山西绛州的胡德帝与李式开，以及山西县代州的杨才，直隶大林的林亭等”，一时豪杰之士，俱都慕名来归。
至崇祯十四年（1641）春间，大同镇守姜镶，投降李自成叛乱，殷洪盛乃携诸门人南下，投阁部史可法，适史督师江苏的扬州，遭清将多尔衮围攻，并致书劝降，史可法坚贞不移，卒至城陷殉难。
殷洪盛因奉史可法命，至燕京（北京）窥探清廷虚实，沿途遍访志士顾炎武、王夫之、傅山、黄宗羲等人，议创“汉留”组织，作为保留我汉民族一线生机之构想。
闻史可法殉难，乃南返转至安徽芜湖，投明将黄得功，参赞军务，嗣因黄得功自刎，部众分散，殷洪盛遂毅然招抚，集合20000余人，抗拒清兵。
顺治二年（1645）5月13日，殷洪盛的反清部队，再屡战败北後，不幸于三叉河之役败北阵亡殉国。
其子洪旭，与诸门人蔡德忠等，出走自浙江杭州，投明潞王朱常范，后潞王朱常范降清，复投郑国姓，至此“汉留”构想即流传至郑成功所部。
陈永华陈永华（1634年－1680年），字复甫，抗清名将，明朝福建省漳州府龙溪县（今漳州台商投资区石美村）人，明末举人陈鼎之子。
陈永华十五岁时，其父任同安县教谕。
清兵下福建时，陈鼎自杀。
郑成功在厦门开府时，陈永华才二十三岁，后得兵部侍郎王忠孝推荐，与郑成功论政。
陈永华对郑成功发表见解、分析未来，深得郑成功的赏识，并誉“永华乃今之卧龙也”，授予“咨议参军”之职，委为其子郑经之师，日后便成为郑家麾下的谋将。
康熙十三年（1674年），陈永华任东宁总制使。
这时三藩之乱爆发，受耿精忠之约，郑经率领大军进入大陆。
郑经之子郑克臧监国，陈永华于是协助女婿郑克臧总管台湾政务，所以遭冯锡范、刘国轩嫉恨排挤。
康熙十九年（1680年）三月，陈永华自请解除兵权，因忧悒成疾，当年在台湾病逝。
郑经亲临吊丧，谥文正。
后葬于天兴州赤山堡大潭山（今台南县柳营乡果毅村）。
方大洪方大洪是郑成功部将。
明末清初的反清复明爱国组织洪门的创始人之一。
为洪门“前五祖”之一。
（又称少林五祖）.五祖在全国分设天地会”、三合会”、“袍哥、“哥老会”、“小刀会”.。
方大洪为三合会创始人。
清朝初期，朝廷火烧北少林后，胡德帝、李式开、马超兴、方大洪、蔡德忠五人逃到福建借南少林掩护，秘密开展反清复明活动。
称为少林五祖。
.代表人物林广尘林文（1887－1911），号时爽，字广尘，福建侯官（今闽侯）人。
（和林觉民、林尹民同年生、同年为创建民国而捐躯，并称黄花岗“三林”英烈。
）祖父鸿年，曾官云南巡抚。
林文素有大志，为人豪迈任侠，不早娶妻。
1905年，留学日本，始入成城学校，学习军事，继改入日本大学法科。
1905年8月，参加同盟会，任福建分会会长，孙中山先生深器重之。
与黄兴、张继、胡汉民、赵声等最交契。
曾任《民报》的经理工作，有著作署名“天讨”。
后多次参加同盟会所发动与领导的武装起义，往来于南洋和香港之间。
李三江李三江（1880年~1931年），祖籍湖北，生於广东省，龙记属“道”字辈。
李三江出身贫寒，早年加入三合会依靠贩鱼谋生，1910年时追随同盟会参加革命，林文遇难后将原龙记会馆改为龙记。
龙记辈分龙记的辈分排行有：第一代广字辈指的是林文，及“平广字辈”门人。
（龙记组织分弟子与门人之别，弟子按辈分排列，以师传徒；门人则是属于龙记组织内人但不拜师，不传香火）第二代广字辈指李三江（三合会）、李玉珍(清帮嘉白帮）、吴家珍（清帮嘉白帮悟字辈）及“平道字辈”门人。
具体辈分排列为：广、道、衍、靖、少、玄、宗、承、通、明、智、惠哥老会活跃时间：难以统计又称哥弟会，中是起源于四川的一个秘密结社组织。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朱德元帅，年轻时亦曾经加入哥老会，后来更得其协助。
红花会备注：非现实存在，出自金庸武侠小说作品。
金庸先生在《书剑恩仇录中》之创作。
其领袖是总舵主陈家洛。
据金庸亲自讲，红花会是他创造出来的，历史上没有。
拜上帝会成立时间：1843年开始1843年由洪秀全成立，是太平天国的前身。
19世纪中期，洪秀全受基督教布道书《劝世良言》的影响，在家乡广东花县组织拜上帝会，并模拟《劝世良言》写成《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书，作为该会教义，同时又制定了宗教仪式与会规。
相关学说编辑至今对洪门创自何时、何人、何地等「洪学」基础课题，竟有十多种不同说法，且各立门户，言人人殊，从来不一致，而且洪门在各地的别名、分支特别多，不胜枚举，解放前就存在着不同学说。
解放后学术界在一段时间内仍多沿旧说，自60年代起，才有突破。
蔡少卿在《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中提出了洪门天地会起源于福建漳州地区，乾隆二十六年由漳浦县洪二和尚即万提喜所创。
秦宝琦、刘美珍在《试论天地会》与《关于天地会历史上的若干问题》等文中提出天地会创立于乾隆中期，创始人是僧人提喜即洪二和尚。
胡珠生在《天地会起源初探——兼评蔡少卿同志“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一文中，认为郑成功是天地会创始人，它创立于清初康熙年间，地点为福建、台湾，然后传入广东和四川等地。
赫治清在《天地会起源“乾隆说”质疑》一文中，反驳了天地会起源于乾隆年间、创始人为洪二和尚的说法，认为天地会成立于康熙十三年。
关于天地会性质，在学术界也有较大分歧。
其焦点在于天地会的宗旨及其阶级属性两大问题。
关于天地会的宗旨或口号，荣孟源、来新夏、戴逸、袁定中、胡珠生以及赫治清等人认为是“反清复明”。
秦宝琦、刘美珍则认为，“天地会组织最初乃是闽广一带世代以肩挑负贩为主的苦力劳动者的自卫反暴的秘密结社。
天地会众的“结会目的多为了遇事相助，免人欺凌”。
关于天地会的阶级属性，荣孟源认为，天地会成员主要是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游民等各阶层人士。
戴逸认为，中国南方由于“经济发展较高，城市繁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市民特别是其中平民阶层的力量较雄厚，所以出现了一个适应市民要求的天地会组织”。
另一种意见以魏建猷、邵循生等为代表，魏建猷认为天地会的主要成员是破产失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不是资本主义关系发展下的市民。
它的性质是反封建的原始形式的农民组织，严重的流寇思想和盗匪行径是其落后性的表现。
邵循正认为，天地会性质与白莲教等传统的秘密结社一样，“仍然是破产农民，手工业者，运输工人和流氓无产者为其主要成员，从而联系广大的农民和城市的生产劳动者，因此它并不具有崭新的性质”。
袁定中既不同意把天地会说成是“古已有之”，也不同意把天地会说成是“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色彩的革命组织”。
他认为，天地会是一个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群众性秘密结社，它是清初中国社会里的种族矛盾的产物。
“反清复明”是它的思想基础，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它的性质也在不断变化。
对詹天佑这位为人有何感想
徽州文风昌盛，教育发达，孕育了灿烂辉煌的徽州文化。
在社会、经济、教育、哲学、经学、医学、绘画、艺术、印刷、雕刻、戏曲、文学、饮食、科技、工艺、建筑等几乎涉及社会文化生活的所有领域，徽州人占尽风流，贡献卓著，文成风、学成派、商成帮、俗益雅，独领风骚千百年。
1999年底，黄山市举办了一次“千年徽州杰出历史人物评选”，名列前十位的分别是：大教育家陶行知，大思想家朱熹，文化巨子胡适，大哲学家戴震，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大画家黄宾虹，珠算大师程大位，新安画派创始人渐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的中国人王茂荫，“张小泉剪刀”的发明者张小泉等，他们都是由发达的徽州教育培养出来的杰出人才，不仅在徽州影响很大，在全国乃至全世界也都有重大影响。
毕 升 毕升（
—约1051），北宋著名科技家、活字印刷术的创始人，歙县人。
毕升是徽州一位没有功名的布衣，一生喜爱钻研技术。
北宋庆历年间，毕升有感于传统雕板印刷的繁杂不便，潜心研究泥活字印刷技术，他发明了在粘土坯上刻字，一字一坯，然后烧硬的泥活字，使印刷工艺得到了质的飞跃，速度大大加快，错字可以单独更换，可以重复使用活字，实现了人类印刷史上第一次伟大的革命。
宋代学者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毕升的业绩有专门记载。
方 腊 方腊（
—1121），北宋末年农民起义军领袖，歙县人。
方腊出身贫苦，以种地和箍桶为生。
成年后，客居浙江淳安县（宋属睦州青溪），帮工度日。
北宋末期，政局日益混乱，统治集团奢侈的生活和对外求和所耗费用大大增加了人民的负担，百姓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
方腊有感于朝政的腐败，对不聊生的现状异常愤慨，于是利用明教的信仰形式发动劳苦大众，以武力反抗黑暗社会。
1120年（宋徽州宣和二年）10月初，方腊率众在歙县七贤村起义后，迅速移师睦州，以帮源为义军大本营，并举行了“漆园誓师”，痛斥黑暗朝政，发布行动纲领，改元“永乐”，自号为“圣公”，正式建立了农民政权。
当年12月，起义军展开强劲攻势，连克浙江建德县、安徽休宁县、歙州以及东南政治中心杭州，并以杭州作为新的指挥中心。
方腊调度有方，在半年时间内将起义烽火燃到江浙皖赣四省，占领了六州52县，宋王朝一时大为惊恐，急派童贯带兵15万前往围剿。
1121年春，杭州失守，方腊退守青溪帮源基地。
初夏，战败被俘，同年在河南开封遇害。
朱 熹 朱熹（1130—1200），南宋大学者，我国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理学集大成者。
字元晦，号晦庵、晦翁，别号紫阳，古徽州婺源人。
1148年考中进士，曾任秘书修撰、宝文阁待制等职。
死后谥赠大师，封徽国公。
仕图多坎坷，潜心治学。
研究领域很广，在哲学、经学、教育、音韵、文学、地理、考古、自然科学等方面都有伟大贡献，他的思想体系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以“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著称。
与程颢、程颐等共创的理学史称“程朱理学”，为继孔子之后在中国思想界影响七、八百年之久的正统官方哲学，远涉海外，影响世界；重视教育，创办书院，所撰《白鹿洞书院提示》对后代教育事业的影响深远；著述巨丰，其中《四书集注》58卷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圣典”；常以“新安朱熹”署名著述，讲学于徽州，从其弟子者众，“朱子之学”也就构成了“新安理学”的开山之学，并进而构成徽州文化的理性内核。
《宋史》有传。
程大位程大位（1553—1606），字汝思，号宾渠，休宁率口（今屯溪）人，自幼聪敏好学，尤喜数学。
少时随父外出经商，遨游吴楚，博访闻人达士，遇有“耆通数学者，辄造访问难，孜孜不倦。
”程大位在商务往来中，有感于传统筹码计数法的不便，决心编撰一部简明实用的数学书以助世人之用。
为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不惜重金购求遗书。
四十岁时，倦于外游，便弃商归故里，认真钻研古籍，撷取名家之长，历经二十年，于明万历壬辰年（1592）写就巨著《算法统宗》十七卷。
其后六年，又对该书删繁就简，写成《算法纂要》四卷，成为后世民间算家最基本的读本。
《算法统综》详述了传统的珠算规则，确立了算盘用法，完善了珠算口诀，搜集了古代流传的595道数学难题并记载了解决方法，堪称中国16—17世纪数学领域集大成的著作。
这两部巨著是我国古代最完善的珠算经典之作，开创了珠算计数的新纪元，明末，日本人毛利重能（1592—1596年留学中国）将其译成日文，开日本“和算”之先河。
清代前期，该书又传入朝鲜、东南亚和欧洲，成为东方古代数学的名著。
程大位的另一发明是“丈量步车”，以竹篾制作，类似今天的皮尺，上标长度单位，相对木尺是重大革新。
程大位故居坐落在黄山市屯溪区前园渠东9号，建于明弘治年间，由主楼、祀祖楼、宾园组成，是一座典型的徽派建筑。
1986年9月18日，程大位逝世380周年之际，修葺一“新”的故居被辟为纪念馆。
程大位的功绩，为后世子孙所敬仰。
清康熙后期，程氏族子孙在故居对门兴建了覃思堂，以资缅怀瞻仰，1990年辟为珠算资料馆。
走进馆中，犹如步入琳琅满目的算盘城。
金、银、玉、石、瓷、象牙、硬木等质地无所不有，式样囊括筹、珠、龟纹、八卦等数十种。
最大者长1.75米，81档，是屯溪老街“同德仁药店”为配药计算方便而用的柜台算盘；为便于进行复杂的加减乘除混合运算，制造出一种五层梯形算盘，“步步高”的勉励色彩暗含其中；最令人惊叹的要数最小的银戒算盘，长只13毫米，9档，珠小如粟粒，针尖拨动自如；还有诸如针线包算盘、水烟筒算盘……戴 震 戴震（1723—1777），清代著名思想家、学者，“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
字东原，休宁隆阜（今屯溪）人。
戴震出身于贫寒之家，幼读私塾，以过目不忘和善思好问著称。
传说有一次，老师教授《大学章句》，愈听愈觉得可疑，于是向老师发问：“此何以知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老师难以回答这个出乎意外的疑问，于是抬出朱熹这一权威，“这是朱文公说的”，意在告诉戴震不必再生疑问。
不料，戴震仍发疑：“朱文公怎么知道如此呢
”老师听后，无言以答，叹曰：“此非常儿也
” 18岁时，戴震因家境困难辍学，随父前往江西南丰，以贩布为生，其间曾一度在邵武设馆讲学。
20岁返乡，拜婺源名儒江永为师研究学术，并往南京族人戴瀚处学习八股时文。
28岁补县学诸生。
33岁避仇人而入京城，寄居徽州会馆，在艰苦环境下钻研。
1762年考中举人。
其后六次参加进士考试，由于思想观念与程朱理学不尽吻合，均未及第。
51岁时，经《四库全书》总编纂纪昀推荐，入《四库全书》馆为专职纂修官。
53岁被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职务。
不久，因为劳累过度而患病，又被庸医误诊，不幸病逝于北京崇文门西的范氏颖园。
灵柩由夫人率子运回故乡，葬于休宁县商山乡几山头前。
戴震是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一代宗师，他学识渊博，天文、历算、历史、地理、音韵、训诂……无不精通，当他初入京城时，在京著名学者纪昀、钱大昕、王鸣盛等人都为戴震学问的渊博而折服，“叩其学，听其言，观其书，莫不击节叹赏”，戴震的思想深度和学术水平无疑是中国十八世纪的高峰标志。
然而，一代宗师的一生却是悲剧性的，直到晚年已经誉满海内时，仍然一贫如洗，他的学生段玉裁感叹道：“先生之才，而不公卿，礼乐黼黼，以光太平。
”戴震逝世后，学者王昶撰《戴东源先生墓志铭》、钱大昕撰《戴震先生传》、洪榜撰《戴东原先生行状》、门生金坛、段玉裁编《戴东原先生年谱》，详细地记述了戴震一生的坎坷和学业情况。
戴震是“乾嘉朴学”的领袖，治学以训诂名物入手，在精严考据的基础上阐发义理，在很多方面都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比如，他以《广韵》为底本，创立古韵九类二十五部学说和阳、阴、入对转达理论。
他将《永乐大典》中《九章》等七种算经加以整理，撰《迎日推策记》一卷，总结了历代的数学成果。
戴震一生遵循“由声音文字求训，由训诂以寻义理”的方法，对经书和其它古代经典作了创造性的疏证，主要著作有：《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礼仪考正》、《中庸补注》、《方言疏证》、《古历考》、《考工图记》、《水地记》、《勾股割圜记》、《绪言》等50余种。
戴震还主持纂修了《汾州府志》，成为后代修志人员参考的范本。
后人揖有《戴氏遗书》16种59卷。
《清史稿·儒林传》有传。
1924年，戴震诞辰二百周年时，在戴震故居——摇碧楼设立戴氏东源图书馆，后改成戴震纪念馆。
屯溪戴震公园就也以戴震命名。
王茂荫 王茂荫（1798—1865），字椿年，号子怀,清代财政学家。
歙县杞梓里人，后移居雄村义成。
清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御史、户部右侍郎、左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吏部右侍郎等职务。
王茂荫在京历任三朝，居官30年，不携眷属随任，一直独居宣武门外歙县会馆，以两袖清风、直言敢谏而闻名。
1864年，因为母亲去世离职返乡，1865年在家乡病逝。
王茂荫是一位非常有见解的财政专家，他曾在户部任职多年，并主管过钱法堂事务，因而对币制改革一直非常关注，能够针对不同的社会财政状况，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缓解财政危机的方法。
1851年，王茂荫献《条议钞法折》，建议发行由银号出资替政府负兑现责任的丝织钞币，以解决财政困难，被朝廷否决。
1853年又两上条疏请改币制，均遭驳回。
他提出的兑现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的主张，反对铸造当百、当五百、当千等项大钱的主张，对保持社会稳定、遏制通货澎胀有一定的作用。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难以为千。
”对物价规律和货币投放之间的关系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
但是，王茂荫的这些建议，遭到急于填充国库的咸丰皇帝的严斥，指责他“为商人指使，不关心国事”，并将他调离户部岗位。
王茂荫的货币改革方案，被俄国使节写进《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里。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附注中，记述了王茂荫提出“兑现”主张而受指斥的事。
王茂荫著述有《王侍郎奏议》10卷及《皖省褒忠录》。
《清史稿》有王茂荫传。
詹天佑 詹天佑（1861—1919），近代著名铁路工程专家、中国铁路事业的创始人。
字春诚，徽州婺源人。
早年家贫，后获岳父资助赴欧洲留学。
1905—1909年，主持建造了中国第一条自己设计施工的铁路——京张铁路，创造了不少施工新法，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铁路工程专家，奠定中国铁路事业基础。
赛金花赛金花（1864—1936），原名郑彩云，晚年又名曹梦兰，黟县龙江乡郑村人。
赛金花出生于苏州，父亲是一位贫穷的轿夫。
父亲病逝后，少年赛金花为生计所迫，被迫为娼。
不久，因色艺双全而又善解人意成为苏州名妓。
其后，歙县籍状元洪钧奉命出使德、俄、荷、奥四国，原配何夫人拒绝随行，洪钧于是花钱将赛金花买来做妾，充为公使夫人出行。
在德国等地，赛金花学会了德、英等语言，并凭借自己的伶俐和美貌获得了德国上层人士的青睐。
洪钧离任回国后，不久即去世。
状元府的遗老遗少们，不愿让这位曾经当过妓女的小妾来辱没他们显赫的门庭，便将赛金花赶出家门。
赛金花辗转来到北京，重操妓业。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仓惶西逃。
八国联军大肆烧杀劫掠，一个偶然机会，赛金花与旧日相识、联军统帅瓦德西接上了头，两人同居数月，并经常乘马并行于市。
京城人称“赛二爷”。
在赛金花的劝说下，瓦德西加强了对部队的约束，减少了妄杀乱掠的恶形，一时赛氏门前车水马龙，贵族子弟纷纷拜她为干娘，李鸿章也派儿子李经才面见赛金花，请她设法促成早日签定和约。
慈禧太后回到北京后，民间有“妓女救驾”的舆论，一些人争相访问赛金花，更有一些好事者写出了讽刺诗：“千万雄兵何处去，救驾全凭一女娃；莫笑金花颜太厚，军人大可赛过她。
”“庚子事变”后，清廷感到颜面大伤，于是以虐待婢女为由，将赛金花发配回原籍黟县。
此后，赛金花又嫁给一位曹姓人士为妾，曹死后被族人驱逐，重返京津为鸨谋生。
赛金花晚景凄惨，行同乞丐。
1936年，赛金花贫病交困，死于北京居仁里，终年67岁。
目前，黄山鼎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正投资修复赛金花故居。
故居计划占地40余亩，除了依据原貌恢复的赛金花旧居，还有体现徽派建筑、“三雕”经典的赛氏祖居，用于展示珍贵图片、表演当地小调的展览厅和 徽派园林。
故居的修复，将向人们展现出那段可歌可泣的人物历史和徽派园林 黄宾虹黄宾虹（1865—1955），歙县潭渡村人，我国近代杰出的画家和绘画理论家。
名质，字朴存，别号予向、虹叟、虹庐，因家乡建有宾虹亭，中年更名宾虹。
黄宾虹出生于浙江金华（父亲在金华经商），1876年，13岁的黄宾虹回歙县应童子试，此后，在故乡陆陆续续生活了30余年。
在此期间，黄宾虹曾积极投身反清革命活动，发生了一些颇富传奇色彩、耐人寻味的故事，在家乡广为传颂。
他上书康有为、梁启超，坦然陈述变法主张，他与谭嗣同在贵池相会，共商变法大计。
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等仁人志士被杀害，宾虹大声疾呼：“鞑虏不除，国家不可为也
”后又去芜湖，参加陈独秀等人组织的“安徽公学”任教习，与同盟会骨干柏文蔚、陈去病、汪鞠友多有联系。
此后还借纪念明末思想家黄宗羲为名，与清末翰林许承尧一起在歙县县城新安中学堂组织“黄社”，联络革命力量，训练有志青年忠心报国。
1907年，为了给革命党筹集经费，宾虹将一位曾经给太平军铸过钱的李师傅带回家中，秘密铸造铜圆，眼看就要铸成时，却被人告发，只得匆匆拆毁机器，告别家人只身逃往上海。
在上海期间，黄宾虹专心从事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研究，曾与邓实等人合编画报《神州国光集》和《美术从书》，并在上海各艺术院校担任教授。
1937年移居北平，从事美术和故宫的文物鉴定工作。
北平沦陷后，拒绝与日伪政府合作，闭门著述，研习画艺。
1948年秋，应聘担任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定居于西湖栖霞岭。
1949年以后，历任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央美院民族美术研究所所长、中央美院华东分院教授等职，曾被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授予“中国人民优秀的画家”荣誉称号。
黄宾虹是现代画坛上成就卓著的一代宗师，作为“新安画派”的后起之秀，他早年山水画受李流芳、程邃、程正揆和髡残影响较大。
中年以后，艺术立场从着重师法古代大师转到重在师法自然之上，从50岁到70岁，他遍游名山胜境，九上黄山、五上九华、四上泰山，留下了数以万计的写生图稿。
70岁以后，画风大变，作品浑厚华滋、意境深邃，卓然自成一大家，以精于墨法，善用焦墨和浓墨著称，与齐白石并称为“北齐南黄”。
在美术理论上，黄宾虹根据自己多年的实践，总结出了“平、留、圆、重、变”五字笔法和“浓、淡、破、泼、焦、积、宿”七字墨法，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除水墨丹青外，黄宾虹在诗词、书法、篆刻等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
柳亚子赞他“诗才不亚于画才”。
篆刻方面，是国内闻名的秦汉印玺收藏大家，多年浸润其中，出手不凡。
书法、文物鉴定、美术史等领域也都建树颇高。
黄宾虹一生著述和绘画作品很多，代表性的有：《黄山画家源流考》、《古画微》、《画学通论》、《虹庐谈画》、《宾虹草堂藏印》、《宾虹画语录》、《宾虹诗草》、《黄宾虹画集》等。
潭渡黄宾虹故居怀德堂建于清朝中期（1718年），现辟为 “黄宾虹纪念馆”。
黄宾虹热爱祖国，他将毕生收藏的书籍1800余册，印本、拓本、碑帖270余种，古文物、古印、铜器、玉器、瓷器、砖瓦砚580余件，古今名家书画 2320 余件，自作书画5700余件，还有手稿和遗物，总计达万件之多，全部捐献给国家。
他同样爱家乡，71岁高龄，还回到故乡省亲扫墓，并常在画幅下方加盖“黄山山中人”印章，永志不忘可爱的故乡。
陶行知 陶行知（1891—1946），现代著名平民教育家，原名文浚，曾用名知行，歙县黄潭源村人。
15岁入学读书，先后就读于歙县崇一学堂、杭州广济医学堂、金陵大学文学系。
1914年赴美国伊利诺大学主修市政学，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
1917年回国后，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东南大学教育系主任，北京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南京安徽公学校长等职。
1923年，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1927年，在南京郊区创办了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师范，并提出了“社会即教育”、“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
1932年，创办了山海工学团、生活教育社和国难教育社，提倡“小先生制”主张教育深入民间，为民众服务、为抗日救国服务。
1944年10月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当选中央常委和教育委员会主任，主编《民主教育》杂志和《民主》周刊。
1946年1月，在中共南方局支持下，与李公仆等人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并担任校长。
同年7月25日，因积劳成疾逝于上海。
陶行知毕生从事平民教育事业，提出“以教人者教己，在劳力上劳心”的口号，并且真正做到身体力行，同贫苦学生同劳动、同甘苦。
在晓庄师范的茅屋礼堂两旁有一副对联：“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梁菽麦黍稷下功夫。
”体现了陶行知面对工农大众的教育方针。
陶行知成名以后，生活依然俭朴，他曾自撰了“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对联自勉。
鉴于陶行知崇高的精神境界和创造性的工作业绩，称赞他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宋庆龄尊称他为“万世师表”。
联合国确定的世界十大文化名人，第一位就是陶行知，苏格拉底排第二位。
为了纪念陶行知，歙县崇一学堂旧址被建成了陶行知纪念馆，成为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供后人瞻仰。
胡 适胡适（1891—1962），字适之，现代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
绩溪县人。
出身徽商之家，1910年留学美国，1915年成为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的学生，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
常识渊博，曾拥有三十多个博士头衔；1917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揭开中国现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第一页；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并撰写现代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1919年，接替陈独秀主编《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用主义方法论，在全国影响极大；提出过“全盘西化”论点；抗战期间曾出使过美国，代表蒋介石签订《中美互助条约》。
政治上追随国民党，学术上是一代宗师，著述丰厚，治学方法上具有徽派朴学遗风。
胡适故居坐落在绩溪县上庄村内，建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
正屋南向，砖木结构，二进三间两厢，“回”形通转楼。
占地208平方米，建筑面积350平方米。
门面二柱单门一楼式，上嵌砖雕、鸱吻。
门前黑底金字“胡适故居”木牌，当代书法家沙孟海题。
前进堂前摆设“身行万里半天下，眼高四海空无人”，钱君陶书。
东西分列茶几、靠背椅，壁间挂胡适直系亲属图表。
西部是胡适和江冬秀结婚房间，房内有木床、桌、椅、橱、凳等。
前厢房是胡适童年读书处。
东部房间连厢房为胡觉（胡适二兄）使用。
正厅两厢房展出胡适家书手稿和部分著作、胡氏宗谱、海内外名士所赠字画、诗词和胡适“全家福”照片。
后堂堂前挂胡适父亲铁花画像，东侧有胡适生母冯顺娣照片。
堂上高悬朱底金字巨匾“持节宣威”四字，为邑人程东屏书，款落“绩溪县长朱亚云赠，民国三十一年”。
当时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这四字意在勉励他衔命持节，不忘国威。
故居内12扇落地隔扇门阴刻兰花，4块窗棂板刻花草题字，为墨模高手胡国宾作。
其中有一幅题有“兰为王者冠，不与众草伍”。
故居还陈列有胡适各个时期的照片，胡适手书范缜《神灭论》立轴，张之洞赠胡铁花帽筒，胡铁花七星剑、诰命箱及从台湾带回的海螺。
张 曙 张曙（1909—1938），原名恩袭，歙县坑口柔岭下人。
1926年考入上海艺术大学音乐系，后又转入南国艺术学院和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学习。
先后参加南国社和左翼戏剧家联盟等进步文艺团体，在田汉、萧友梅的指导下，进步很快。
学生时代，因积极参加进步的文艺活动，曾两次被国民党当局罗织罪名，投入监狱。
1933年参加“苏联之友社”，与聂耳、吕骥等共同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歌曲研究会。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次年，被党组织派往长沙，以教书为掩护，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创作《抗日进行曲》、《还我河山》、《保卫国土》等表现人民强烈救国热情的歌曲。
1938年在武汉至桂林的途中，遭敌机轰炸不幸遇难。
周恩来曾评价：“张曙先生之可贵在于和聂耳同为文化战线的两员猛将。
” 张曙创作了200多首革命歌曲，也曾以优美的歌声抒发对美丽故乡的眷恋之情，如《日落西山》中唱道：“日落西山满天霞，对面来了个俏冤家，眉儿弯弯眼儿大，头上插了一朵山茶花……”无论词、曲，都洋溢着朴实无华的徽派情韵，活灵灵地勾勒出新安江两岸的美丽风光。
有关徽州的诗词、文化
难道你也是六年级的不成
詹天佑，字眷诚。
1861年生于广东南海县。
1872年7月8日年仅12岁的詹天佑作为中国第一批官办留美学生留学美国。
詹天佑在美国先后就学于威哈吩小学，弩哈吩中学，1881年又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并写出题为《码头起重机的研究》的毕业论文，获学士学位，并于同年回国。
回国后詹天佑入马尾船政前学堂学习，学成后派往福建水师旗舰“扬武”任炮手，参加了马尾海战。
战后被调入黄埔水师学堂任教习。
1890年清政府又修关内外铁路（今京沈铁路），以金达为总工程师。
1892年工程进行到滦河大桥，许多国家都想兜揽这桩生意，金达当然以英人为先，但英人喀克斯以建不成桥而失败。
日本、德国的承包者也都遭失败。
由于交工期限将至，金达才不得不求于詹天佑。
詹天佑详尽分析了各国失败原因，又对滦河底的地质土壤进行了周密的测量研究之后，决定改变桩址，采用中国传统的方法，以中国的潜水员潜入河底，配以机器操作，胜利完成了打桩任务，建成滦河大桥。
这一胜利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1894年英国工程研究会选举詹天佑为该会会员。
课课通上的简单一些
商业管理问题
沃尔玛分店扩张的经济基础不仅在于它利用了一个巨大的流通产业发展空间和迎合了零售时代趋势，更重要的是它非常注重于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以便充分利用品牌、统一经营模式(组织制度)和现代信息技术实现分店的“复制”和“选择性干预”。
首先是品牌基础。
品牌的前身只不过是人们为了明晰私有产权而在自己的财物(牛、羊、农具等)上烙下的特殊标记，只是交换经济的发展使得标记转变为一种经济承诺和信号：产品质量有问题可以按标记找卖主索赔。
卖主以其特有标记与竞争者的产品相区分。
一旦某一标记在市场上建立了良好声誉，它便能有效地促进后续交易，扩大交易范围。
这里暗含着一种巨大的规模经济，使交换经济中的个人(或组织)有激励在标记上连续“投资”，从而导致了一个根本性转换：原来仅用于明晰产权的标记转换成作为无形资产的品牌。
品牌的产生、发展及品牌所隐含的规模经济都意味着品牌天然的扩张性。
几乎所有的国际大型流通企业无一不是在利用它们强大的流通品牌牌进行全球扩张。
沃尔玛深刻地理解并非常注重品牌建设，始终把顾客利益放在第一位。
山姆·沃尔顿对员工的两条教训：①顾客永远是对的；②如果顾客错了，请参看第一条，以及沃尔玛的“天天低价”政策，已经誉满全球。
另外，沃尔玛还通过公益事业赞助来强化品牌，进人中国的短短8年来累计慈善捐献就超过960万元人民币，并于2004年6月荣获由《光明日报》颁发的首届光明公益奖(跨国公司)的最佳社区奖。
沃尔玛自身的品牌建设以及大量的新闻传媒渲染，都有助于沃尔玛形成强大的流通品牌、进行分店扩张。
其次是统一经营模式(企业制度)基础。
统一经营模式或经营管理制度是沃尔玛进行分店“复制”的基本内容。
其实，制度只不过是约束和激励人类行为的一系列规范，既包括正式的法律、规章，也包括非正式的文化、习惯，但制度的核心要素是人。
对于企业组织来说，其制度效率主要在于对员工的管理和激励，激励效率可以综合反映企业经营管理水平。
在公司创立初期(20世纪60年代)，山姆·沃尔顿总认为工资作为主要成本与“天天低价”政策必然存在冲突，结果导致了工会罢工和劳资关系恶化的紧张局面。
20世纪70年代，沃尔玛开始着手使雇佣观念转向合伙观念，并付诸实践。
员工平均每年分享的利润总额接近1亿美元；让员工可以通过工资扣除的方式以低于市值15%的价格购买公司股票；向所有雇员公布商店的利润、进货、销售和减价情况；董事长100%地接见上访职工；授予普通员工一定的决策权；尽量从内部提拔管理人员。
沃尔玛管理人员中有60%以上的人都是从钟点工做起的，2000年成为公司总裁的李·斯科特(LeeScott)此前在沃尔玛已效力了22年。
沃尔玛的合作性企业文化使整个公司的管理成本维持在总销售额的2%左右，而行业平均水平为5%；商品损耗率维持在1.2%左右，而行业平均水平为3%—5%。
沃尔玛这种惊人的管理绩效与它把员工看作“第一线顾客”的文化理念是分不开的。
当然，沃尔玛在其他方面的管理制度也相当完善，如上下级决策权力分配、采购、物流、财务、服务等制度，特别是它完善的物流采购制度，使其进货成本只占商品总成本的3%，而行业平均水平为4.5%-5%；由配送中心供货的比例达85%，而行业平均水平只有50%-60%；平均补货时间只有2.天，而行业平均水平为5天(杰罗姆.贾尔斯，2004)。
这些制度和经营模式都是可以“复制”的，并且这种“复制”不仅适合于增设新分店，而且可用于兼并其他商店之后的制度再造。
事实上，全球各地的沃尔玛分店在经营理念、经营口号、管理制度甚至店堂设计、员工服饰、礼貌用语等许多方面都是统一的，沃尔玛的分店扩张更像是一个“复制／粘贴”的过程。
沃尔玛的中国风险 从去年12月沃尔玛（中国）启动降价促销以来，至今已经是第三波大降价了。
作为全球连锁零售业巨头，沃尔玛的降价促销行动自然是备受瞩目。
我们该如何评价沃尔玛的降价促销，又该如何预测沃尔玛的战略未来呢
对沃尔玛来说，危机就是发展机遇 最新一期《巴伦周刊》撰文称，每当美国经济遭遇重创，沃尔玛都能从中获得发展。
2008年一季度，原油价格飙升到每桶一百美元以上，汽油价格每加仑超过3美元。
能源价格上涨，意味著物价上涨，生活费用上升，消费者更倾向于去沃尔玛购买平价商品。
去年一季度，沃尔玛股价上升了10%，是华尔街表现最好的股票之一。
当金融海啸爆发后，联邦政府采用退税方式，刺激消费，每个美国家庭平均可以获得1250美元的退税支票。
按例，沃尔玛是美国家庭兑现退税支票的首选场所。
投行、券商纷纷调高沃尔玛的股价预期。
JP摩根更发表研究报告，称沃尔玛存在3大利好因素：第一，沃尔玛消费者的心理满意度开始转好，而在店铺零售明显优于以往任何时候的情况下，消费者满意 度的提升将有助于沃尔玛销售量的提高。
第二，国际市场利润的流失减少将有利于总体规模的扩张，尤其是在日本。
第三，资产配置的重新定向，将使现金流和投资回报率在2009年得到明显改善。
沃尔玛中国的三波降价促销活动，似乎在呼应沃尔玛总部，验证华尔街的预测。
陈耀昌的沃尔玛（中国）革命 沃尔玛并非无往而不胜。
2006年，沃尔玛相继撤出韩国、德国。
在日本市场虽经多年拓展也业绩不佳。
1996年进入中国的沃尔玛，在华业务一直是非常沉郁的。
与家乐福、好又多相比，它的扩张速度是很慢的。
2007年，沃尔玛收购好又多时，沃尔玛的门店数才73家，而同期进入中国的好又多，却是101家门店。
2007年2月接掌沃尔玛（中国）的陈耀昌，一改沃尔玛的传统风格，大刀阔斧开始革命性的大转折。
陈耀昌的革命大体上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一是高层大换血，中层裁员瘦身；二是改变过去的“天天平价”为经常性的打折促销，推“特惠商品”，打价格战；三是扩张步伐提速。
2005年，沃尔玛在华开店13家，2006年15家，2007年速度大幅提升，达到23家，2008年又新开20家。
有消息说，未来几年，陈耀昌的目标是每年开店50家，总销售额达到1000亿。
2007年，沃尔玛在华的销售额（含好又多）为213亿人民币。
可以想见，沃尔玛（中国）要达到它的目标，未来新开门店和收购兼并的举动会非常频繁。
沃尔玛（中国），刀锋上的舞蹈
毫无疑问，沃尔玛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营业模式与经营理念，它给中国的2万多家供货商带来的管理支持，培养训练了一大批中小企业。
企业只有在成本控制、质量管理、物流供应链管理等等方面都得到提升，才有可能成为沃尔玛的供货商。
而沃尔玛不是采用国内企业通常的结果管理，而是采用基于数据分析的过程管理，它总是在帮助它的供货商、物流合作者提供改进流程的建议。
问题在于，陈耀昌高速扩张、大打价格战的基础在哪里
相对于香港人陈耀昌，我更欣赏他的前任——美国人钟浩威（Joe Hatfield）。
也许，钟浩威才真正恪守了沃尔玛的核心理念和基本价值观。
陈耀昌作为空降兵2006年11月空降沃尔玛，次年2月接替钟浩威，主掌沃尔玛中国业务。
之前，陈在香港牛奶集团做高管。
钟浩威在退休前曾经坦承，沃尔玛中国业务扩张落在家乐福后面，原因有三个：一是供货商，二是物流系统，三是人才。
以物流成本来说，沃尔玛在美国的物流成本是4%，而中国的物流成本高达16%。
沃尔玛（中国）如何来有效降低成本，支持它的价格战
这才是事关沃尔玛核心价值的大问题
沃尔玛的中国风险 平心而论，沃尔玛（中国）降低成本的路径很多。
对供货商压价、拖款、收场租等等，都可以是预选手段。
就像国美、好又多所做的那样。
以国美为例，它2008年对科龙的应付款累积达7000万之多，对创维的拖款大体也接近这个数。
以沃尔玛的强势品牌，供货商根本没有多少议价能力，完全可以占用供货商的资金来低成本扩张，实现沃尔玛（中国）的高速成长。
沃尔玛这类连锁零售，优势在于三方面：一是卖场（单店）规模，二是连锁规模（连锁店的量足够多），三是高效的物流配送系统。
这三个优势，最终造就低成本、低价格。
但这是在美国。
在中国，本土连锁零售业绝大部分是负债经营，用银行贷款和供货商的资金来维持虚假繁荣的。
如果把银行贷款与应付款全部还请，它很可能一天也维持不下去。
所以，沃尔玛在中国想通过价格战来促进行业洗牌，根本就是错误的。
中国的这条价值链非常有特色，强势渠道商拖欠制造商的货款，强势制造商拖欠零部件供货商的货款，那些中小型部件制造商拖欠工人的工资与社保金。
当沃尔玛的价格战持续下去，你还发现，有许多同行能以低于成本的价格跟你血拼到底。
坚持不下去，恰恰是沃尔玛自己。
未来，核心价值的回归 沃尔玛的成功，国内评论界把它的原因归结于成本控制能力。
这是不全面的。
事实上，沃尔玛的成功是由两大因素相互作用而造就：第一是它的卓越的业务模式，第二是它忠实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价值观。
我们通常都以为沃尔玛在价格谈判上非常苛刻，但不怎么注意它还有一个企业社会责任考察机制、验厂制度。
价格低廉的劳改产品、童工产品，无论会给沃尔玛带来多少利润，它绝对是不敢沾的。
它的验厂指标包括环保、劳动保护、作业安全等等。
一旦牵涉血汗工厂、童工产品、劳改产品之类问题，强大的NGO、媒体、教会将会发起抵制运动，而国会也有可能召开专门的听证会，你就等着被谴责吧。
事实上，沃尔玛、惠普、苹果、耐克等等企业，都需要在业绩与社会责任之间走钢丝。
我毫不怀疑陈耀昌的运营能力，他完全能做到低成本高速扩张，也完全有条件发动价格战，获得漂亮的短期业绩。
他能把价格战产生的额外成本转嫁给供货商。
当供货商不堪成本压力，而又不想丢掉沃尔玛订单的时候，往往最容易出事。
也许，这就是钟浩威保守的原因吧。
今天，当业绩压力巨大之时，阿肯色的山姆们需要的是营业额与利润。
而当NGO行动如火如荼的时候，山姆们会发现，该回归核心价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