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的口号是“中体西用”,其代表人物中哪一个是贵州人?张之洞 曾国藩 李
他们三个人当中，张志栋是贵州人，曾国藩是湖南人
如何认识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思想
积极第一，中体西用思想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中体西用的合法化打破了中学的一统天下，使中国落后封闭僵化的局面得以改观。
随着西学范围的不断扩大，西学为用的主张不再视为离经叛道，用夷变夏不再是中国思想界争论的主要问题之后，是否应该对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这个体进行某些改变以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发展，就成为人们关注各思考的主要问题。
因此，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在学习西方器物的同时，也间或渗入了西方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内容，这就使向西方学习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
中体西用的集大成者张之洞将中体西用论发展成整顿中法，仿行西法,并提出以仿西法为主;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将中体西用发展为变法维新，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而以孙中山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受到中体西用论的影响，开始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的方略。
不过他们突破了中体西用论的框框，思想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主张仿效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用暴力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第二，中体西用思想起了强化民族整合性的作用。
在殖民主义侵略狂潮的冲击下，一个民族倘若不想沦为殖民地，就必须加强本民族的凝聚力，提高民族的整合程度。
唯有如此，方可确立一个借以发展与更新的根基。
在当时，中体西用原则所包含的中国意识是团结爱国者的旗帜，它号召着人们加强民族团结，抵抗侵略,保卫中华。
纵观当时先进人们的有关言论，不难发现:虽然少数人曾对中体西用这一文化原则整体上的正确性有过疑虑，但是从未有人对其中所含的民族性提出过怀疑。
相反，每当涉及中国的命运和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时，人们总不免提起中体西用。
如康有为等人有关保种保国保教的口号就很难说与中体西用没有一点历史联系。
没有中体作为纽带，中国文化是难为继的。
第三，中体西用给人们思想以新的启示，即学习外国的东西，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
中体西用的本意没有这个内容，但它的思维逻辑，却在客观上使人们得到了启示。
洋务运动后，拒绝学习外国的盲目排外思想固然没有市场了，而全盘西化的主张，也被多数人所否定。
结合本国实际学习外国的东西，已经逐渐成人们遵循的法则。
维新派在主张君主立宪的同时，也提出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
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一方面吸收了西方的政治理论，另一方面又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提出了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
尽管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因种种原因而失败了，但是维新派人士和孙中山对怎样学习外国的思路是正确的。
总之，中体西用是中国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为寻求中国出路的文化自救方案和关于如何向西方学习的战略思想在封建专制统治和顽固守旧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条件下，中体西用是当时唯一可行的过渡性模式它的提出，不仅开了社会风气之先，为引进西学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促成了中国近代化的开端消极第一，中体西用是那个时代那样社会经济结构的产物。
任何一种文化实体都是植根于自己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中的。
洋务运动前夕的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尚不存在而自然经济普遍的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要建立起西体是不行的，因为还不具备西方式的制度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传统的中学体用还按照其自身的逻辑运作着，但是，面对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严峻挑战，不引进西学，则国将不国，在这种情势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于是产生了。
第二，它是洋务经济深层的需要。
洋务经济乃是一种以政府为依托，以集权为特征的官僚经济。
无论从资金、技术、市场诸方面，它都是一刻也不能离开政府的。
它是靠政府之力，集中纳税人手中的钱财，解决兴办的经费。
它是靠政府之力引进技术，其原料和产品的相当一部分，都是靠政府调拨的。
于是，政府的支撑就成了洋务经济存在的前提。
这样，维护政府所代表的传统制度，就成了洋务运动的天职。
正是这种既要举办洋务，又要依赖政府的经济现实，决定了中体西用的必然性。
第三，这是洋务派自存的一种需要。
兴办洋务，这是前所未有的开创性事业，不是一帆风顺的，既有资金之难措，又有技术的难备，还有习惯势力障碍，更有顽固派之攻击与责难……真是举步维艰。
唐山--胥各庄铁路通车，顽固派提出机车轰鸣会震动皇陵，洋务派不得不一度用马匹来牵引车厢。
办天文算学馆，顽固派又说这是以夷变夏，是废弃中国的封建统治秩序。
这些在今天看来无须驳斥的奇谈怪论，在当年却是极具份量，可置人死地。
甚至连洋务派也不得不称这些谬说陈义甚高，持论甚正。
这样，洋务运动为能够顺利进行下去，在引进传播西学的时候，维护中体就非常必要了。
不如此，洋务派就无以自存。
我们从中体西用的主旨，也可以看出洋务派的良苦用心。
该理论的最早提出者冯桂芬说: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
很明显，作者强调的，不是中学如何善，而是学西善之善。
在这样的口号下，学西就名正言顺了。
当然，这个口号的实际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发生变化。
当革命兴起之际，再大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重心就不在学西，而在不准革命、不准破坏中体这一层意思了。
这个口号提出之初的进步用意，我们是不能抹煞的。
通运输业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了(吴柏均：《中国工业化的发端》）第四，中体西用，为西学的传播大开了方便之门。
虽然中学是体、但西学既然已经为用，它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传统框架，取得了合法地位，从而有利于打破国民拒斥外来新生事物的传统文化心理障碍。
于是，在用的招牌下，西学大量涌入。
江南制造总局仅1896一年就译介西书120多种，平均每三天即译介一种，真是达到了惊人的地步。
伴着西学传播，中国的生产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甲午中日战争前夕，一些主要的近代工业和交韧》)。
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等政治理论也在这个过程中被引入中国，并与中国文化交融，从而产生出中国自己的近代政治思想。
中国新的社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孕育生成的。
中体西用论的特点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所谓中学，指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一个自有体用的文化系统。
其核心是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其灵魂是儒家纲常名教。
西学指西方的近代文化，也是一个自有体用的文化系统。
其核心是资本主义的各种制度，其灵魂是以自由、平等为标志的天赋人权思想。
这两种文化经过19世纪上半期血与火的碰撞，在中国放开眼界看世界的先进知识界产生了中体西用的思想。
100多年来人们对这个指导思想的评价不一。
那么，怎样理解这个指导思想呢
第一，中体西用是那个时代那样社会经济结构的产物。
任何一种文化实体都是植根于自己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中的。
洋务运动前夕的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尚不存在而自然经济普遍的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要建立起西体是不行的，因为还不具备西方式的制度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传统的中学体用还按照其自身的逻辑运作着，但是，面对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严峻挑战，不引进西学，则国将不国，在这种情势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于是产生了。
第二，它是洋务经济深层的需要。
洋务经济乃是一种以政府为依托，以集权为特征的官僚经济。
无论从资金、技术、市场诸方面，它都是一刻也不能离开政府的。
它是靠政府之力，集中纳税人手中的钱财，解决兴办的经费。
它是靠政府之力引进技术，其原料和产品的相当一部分，都是靠政府调拨的。
于是，政府的支撑就成了洋务经济存在的前提。
这样，维护政府所代表的传统制度，就成了洋务运动的天职。
正是这种既要举办洋务，又要依赖政府的经济现实，决定了中体西用的必然性。
第三，这是洋务派自存的一种需要。
兴办洋务，这是前所未有的开创性事业，不是一帆风顺的，既有资金之难措，又有技术的难备，还有习惯势力障碍，更有顽固派之攻击与责难……真是举步维艰。
唐山--胥各庄铁路通车，顽固派提出机车轰鸣会震动皇陵，洋务派不得不一度用马匹来牵引车厢。
办天文算学馆，顽固派又说这是以夷变夏，是废弃中国的封建统治秩序。
这些在今天看来无须驳斥的奇谈怪论，在当年却是极具份量，可置人死地。
甚至连洋务派也不得不称这些谬说陈义甚高，持论甚正。
这样，洋务运动为能够顺利进行下去，在引进传播西学的时候，维护中体就非常必要了。
不如此，洋务派就无以自存。
我们从中体西用的主旨，也可以看出洋务派的良苦用心。
该理论的最早提出者冯桂芬说：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
很明显，作者强调的，不是中学如何善，而是学西善之善。
在这样的口号下，学西就名正言顺了。
当然，这个口号的实际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发生变化。
当革命兴起之际，再大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重心就不在学西，而在不准革命、不准破坏中体这一层意思了。
这个口号提出之初的进步用意，我们是不能抹煞的。
第四，中体西用，为西学的传播大开了方便之门。
虽然中学是体、但西学既然已经为用，它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传统框架，取得了合法地位，从而有利于打破国民拒斥外来新生事物的传统文化心理障碍。
于是，在用的招牌下，西学大量涌入。
伴着西学传播，中国的生产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等政治理论也在这个过程中被引入中国，并与中国文化交融，从而产生出中国自己的近代政治思想。
中国新的社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孕育生成的
中体西用是洋务派的专用思想
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的指导思想。
“中学”指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商务、教育、外贸、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
它主张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自然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挽救统治危机。
1861年（咸丰十一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最早揭示了这种思想。
以后，谈洋务者以各种方式表达过。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南溪赘叟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救时策》一文，首次明确表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概念。
次年，礼部尚书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再次提出，“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70-80年代，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学习西方议会，90年代以后进一步抨击洋务派学习的思想是舍本求末，希望中国能像西方那样实行君主立宪。
张之洞于是在1898年5月出版了《劝学篇》，对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重申“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反对政治制度的改革，一些外国人如赫德、李提摩太等，从殖民主义者的立场出发，也鼓吹过这种论调。
20世纪初年，清政府推行新政，仍然奉行这一主张。
它是封建主义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结合的产物，对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产生过较大影响。
在经济上洋务派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先后建成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总局、福建船政局等晚清中国第一批大型国有工业企业，这些企业虽然从事商业活动可是管理人员甚至管理体制依然仿效政府，大部分高层管理人员亦官亦商，可谓中体西用之缩影。
这些企业对中国的早期工业化起到重要作用，史称中国第一次工业革命。
积极： 第一,中体西用思想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中体西用的合法化打破了中学的一统天下,使中国落后封闭僵化的局面得以改观。
随着西学范围的不断扩大,西学为用的主张不再视为离经叛道,用夷变夏不再是中国思想界争论的主要问题之后,是否应该对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这个体进行某些改变以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发展，就成为人们关注各思考的主要问题。
因此,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在学习西方器物的同时,也间或渗入了西方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内容,这就使向西方学习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
中体西用的集大成者张之洞将中体西用论发展成整顿中法,仿行西法,并提出以仿西法为主；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将中体西用发展为变法维新,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而以孙中山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受到中体西用论的影响,开始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的方略。
不过他们突破了中体西用论的框框,思想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主张仿效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用暴力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第二,中体西用思想起了强化民族整合性的作用。
在殖民主义侵略狂潮的冲击下,一个民族倘若不想沦为殖民地,就必须加强本民族的凝聚力,提高民族的整合程度。
唯有如此,方可确立一个借以发展与更新的根基。
在当时,中体西用原则所包含的中国意识是团结爱国者的旗帜，它号召着人们加强民族团结,抵抗侵略,保卫中华。
纵观当时先进人们的有关言论,不难发现:虽然少数人曾对中体西用这一文化原则整体上的正确性有过疑虑,但是从未有人对其中所含的民族性提出过怀疑。
相反,每当涉及中国的命运和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时,人们总不免提起中体西用。
如康有为等人有关保种保国保教的口号就很难说与中体西用没有一点历史联系。
没有中体作为纽带,中国文化是难为继的。
第三,中体西用给人们思想以新的启示,即学习外国的东西,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
中体西用的本意没有这个内容,但它的思维逻辑,却在客观上使人们得到了启示。
洋务运动后,拒绝学习外国的盲目排外思想固然没有市场了,而全盘西化的主张,也被多数人所否定。
结合本国实际学习外国的东西,已经逐渐成人们遵循的法则。
维新派在主张君主立宪的同时,也提出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
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一方面吸收了西方的政治理论,另一方面又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提出了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
尽管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因种种原因而失败了,但是维新派人士和孙中山对怎样学习外国的思路是正确的。
总之,中体西用是中国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为寻求中国出路的文化自救方案和关于如何向西方学习的战略思想在封建专制统治和顽固守旧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条们下,中体西用是当时唯一可行的过渡性模式它的提出,不仅开了社会风气之先,为应进西学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促成了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消极： 第一，“中体西用”是那个时代那样社会经济结构的产物。
任何一种文化实体都是植根于自己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中的。
洋务运动前夕的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尚不存在而自然经济普遍的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要建立起“西体”是不行的，因为还不具备西方式的制度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传统的“中学体用”还按照其自身的逻辑运作着，但是，面对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严峻挑战，不引进西学，则国将不国，在这种情势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于是产生了。
第二，它是洋务经济深层的需要。
洋务经济乃是一种以政府为依托，以集权为特征的官僚经济。
无论从资金、技术、市场诸方面，它都是一刻也不能离开政府的。
它是靠政府之力，集中纳税人手中的钱财，解决兴办的经费。
它是靠政府之力引进技术，其原料和产品的相当一部分，都是靠政府调拨的。
于是，政府的支撑就成了洋务经济存在的前提。
这样，维护政府所代表的传统制度，就成了洋务运动的天职。
正是这种既要举办洋务，又要依赖政府的经济现实，决定了“中体西用”的必然性。
第三，这是洋务派自存的一种需要。
兴办洋务，这是前所未有的开创性事业，不是一帆风顺的，既有资金之难措，又有技术的难备，还有习惯势力障碍，更有顽固派之攻击与责难……真是举步维艰。
唐山——胥各庄铁路通车，顽固派提出机车轰鸣会震动皇陵，洋务派不得不一度用马匹来牵引车厢。
办天文算学馆，顽固派又说这是以夷变夏，是废弃中国的封建统治秩序。
这些在今天看来无须驳斥的奇谈怪论，在当年却是极具份量，可置人死地。
甚至连洋务派也不得不称这些谬说“陈义甚高，持论甚正”。
这样，洋务运动为能够顺利进行下去，在引进传播西学的时候，维护中体就非常必要了。
不如此，洋务派就无以自存。
我们从“中体西用”的主旨，也可以看出洋务派的良苦用心。
该理论的最早提出者冯桂芬说：“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
”很明显，作者强调的，不是中学如何善，而是学西“善之善”。
在这样的口号下，学西就名正言顺了。
当然，这个口号的实际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发生变化。
当革命兴起之际，再大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重心就不在学西，而在不准革命、不准破坏中体这一层意思了。
这个口号提出之初的进步用意，我们是不能抹煞的。
通运输业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了”（吴柏均：《中国工业化的发 第四，“中体西用”，为西学的传播大开了方便之门。
虽然中学是体、但西学既然已经为用，它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传统框架，取得了合法地位，从而有利于打破国民拒斥外来新生事物的传统文化心理障碍。
于是，在“用”的招牌下，西学大量涌入。
江南制造总局仅1896一年就译介西书120多种，平均每三天即译介一种，真是达到了惊人的地步。
伴着西学传播，中国的生产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甲午中日战争前夕，一些主要的近代工业和交韧》）。
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等政治理论也在这个过程中被引入中国，并与中国文化交融，从而产生出中国自己的近代政治思想。
中国新的社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孕育生成的。
洋务运动中体西用和维新派的中体西用有什么区别
1,应该说,早期的维新思想是产生于洋务运动中的,但是由于毕竟维新思想家是属于资产阶级,而洋务运动开展者是封建地主阶级,阶级属性不同,所以最后还是从中分离了出来.2,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以后,也就是洋务运动开展后.3,两者的思想是有联系也有区别的.联系：①早期维新思想是康、梁维新思想的基础,即康、梁维新思想是对早期维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②都主张变法：经济上主张振兴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上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制；文化上主张学习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办新式学校.③都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都是爱国的和进步的.区别：①早期维新思想只是针对具体问题提出的一些改革主张,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康、梁维新思想不仅提出了具体改革的方案,还为变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历史根据,使变法思想形成较完整的理论.②早期维新思想没有付诸行动；康、梁将维新思想与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迅速将其发展为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4,后期洋务运动的特点是办民用企业（因为军事企业是国家投入,缺乏资金）用来求富,而张之洞在中正是提倡办工业.他于1889年任湖广总督,在湖北建成湖北织布局,汉阳炼铁厂,汉阳兵工厂等,成为与李鸿章齐名的洋务要人.1,应该说,早期的维新思想是产生于洋务运动中的,但是由于毕竟维新思想家是属于资产阶级,而洋务运动开展者是封建地主阶级,阶级属性不同,所以最后还是从中分离了出来.2,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以后,也就是洋务运动开展后.3,两者的思想是有联系也有区别的.联系：①早期维新思想是康、梁维新思想的基础,即康、梁维新思想是对早期维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②都主张变法：经济上主张振兴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上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制；文化上主张学习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办新式学校.③都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都是爱国的和进步的.区别：①早期维新思想只是针对具体问题提出的一些改革主张,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康、梁维新思想不仅提出了具体改革的方案,还为变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历史根据,使变法思想形成较完整的理论.②早期维新思想没有付诸行动；康、梁将维新思想与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迅速将其发展为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4,后期洋务运动的特点是办民用企业（因为军事企业是国家投入,缺乏资金）用来求富,而张之洞在中正是提倡办工业.他于1889年任湖广总督,在湖北建成湖北织布局,汉阳炼铁厂,汉阳兵工厂等,成为与李鸿章齐名的洋务要人.
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观点是什么
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缩略语。
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的指导思想。
它是封建主义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结合的产物，对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产生过较大影响。
“中学”指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商务、教育、外贸、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
“体”，即根本的意思。
“用”，即具体的措施。
中体西用，是主张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自然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挽救统治危机。
1861年（咸丰十一年），晚清思想家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最早揭示了这种思想。
以后，谈洋务者以各种方式表达过。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南溪赘叟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救时策》一文，首次明确表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概念。
次年，礼部尚书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再次提出，“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1898年5月，出版了张之洞《劝学篇》，对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洋务运动时期，封建传统教育仍然处在中国教育的主体地位。
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在不危及“中体”的前提下侧重强调采纳西学，这既是洋务派的文化教育观，也是洋务派应对守旧派的策略。
中体西用思想早期对于冲破封建顽固派的阻挠，引进西方自然科学，促进中国工业、军事的近代化和新式教育的产生发挥过积极作用。
后期成为清统治者对抗资产阶级维新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