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一篇关于陈独秀的讲座的策划稿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作好了准备。
这一伟大革命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就是陈独秀。
二十多年后,在中共“七大”预备会上的报告中称“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五四”运动总司令的称号，陈独秀当之无愧： 其一、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吹响了“五四”运动的号角。
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起，就高举爱国主义、民主与科学、反帝反封建、走社会主义救国之道四面旗帜，号召以民主与科学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新青年》从创刊到休刊，前后七年。
其时，正是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思想大解放的年代。
而陈独秀所高举的四面旗帜，正是联合团结、启迪教育整整一代青年的思想基础。
曾告诉斯诺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
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
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
”1917年，周恩来到日本后，在朋友严智开那里借到了《新青年》第三卷全份。
读后颇受启发。
他在日记中记道：“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
于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赞成。
”又记：“这几天连着把三卷的《新青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以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大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今后要按着二月十一日所定的三个主义去实行，决不固持旧有的与新的抗，也不可惜旧有的去恋念他，我愿意自今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
”日记中又记：“我觉得我这次领悟，将以前的全弃去了，另辟新思潮，求新学问，做新事情。
”看过《新青年》，周恩来还用这句诗来表达他这次的思想变化：“风雪残留犹未尽，一轮红日已东升
”恽代英当年写信给《新青年》杂志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有了《新青年》渐渐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曙光一样。
”参加过“五四”运动和受到运动影响振奋起来的人，无例外地都受到了《新青年》的启迪和鼓舞，先进的知识分子突破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樊篱，开始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以此观点来分析世界形势和中国社会。
陈独秀的功绩，就是把这一新的思潮，直接引导到推动“五四”运动的爆发和发展。
” 其二、陈独秀是“五四”运动中冲锋在前的勇士。
他认为“五四”运动和以往的爱国运动均不同，必须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并把斗争矛头指向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和统治中国的北洋政府。
他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直接参加到运动的第一线，组织带领青年学生与军阀们展开了殊死的斗争。
“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关心他的朋友劝他离开北京，他气愤地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
”他和李大钊主办的《每周评论》，从5月4日至6月上旬，用全部版面报道“五四”运动发展情况，连续出版三期“山东问题”专号，提出“不复青岛宁死
”“头可断，青岛不可失
”等口号，介绍青岛问题历史真相，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抨击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以及报道北京学生被捕经过及遭受迫害的情况。
一个月内陈独秀发表了7篇文章和33篇《随感录》。
他在《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一文中，指出日本侵害了东三省，又侵害山东，这是我们国民全体的存亡问题，无论是学界、政客、商人、劳工、农夫、警察、当兵的、做官的、议员、乞丐、新闻记者，都应出来反对亲日派才是，万万不能袖手旁观，陈独秀是言行一致的人，“不能袖手旁观”不是说给别人听的。
他除了参加策划学生的一些集会外，6月9日，又亲自起草《北京市民宣言》，交胡适译成英文，10日连夜印好有中英两种文字的传单，11日下午亲自到北京闹区“新世界”楼上散发。
因此，被捕入狱，关押了98天。
陈独秀被捕，舆论大震，国内外大的报纸和通讯社纷纷报道。
全国各地、各阶层人士动员起来营救陈独秀。
孙中山对陈独秀被捕非常关心，在上海约见北洋政府代表许世英时，质问许，你们逮捕了陈独秀，“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
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
”李大钊不分日夜到处奔波，为营救陈独秀竭尽全力。
陈独秀出狱时，李大钊写了《欢迎陈独秀出狱》三首诗，其中写道：“你今天出狱了，我们很欢喜
……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
”在《湘江评论》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说：“陈君之被捕，决不能损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
……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陈独秀坐牢的日子里，全国学界、教育界、政界、军界、工商界营救的洪流汇集成宣传陈独秀、宣传“五四”精神的波涛。
真理战胜了暴政，爱国主义战胜了卖国主义。
逮捕与营救，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使陈独秀的革命形象更加高大光辉了。
其三、陈独秀为中国人民指出了前进的方向。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人民有了新的觉悟，特别表现在一批有志的青年知识分子中，他们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寻找探索中国之出路。
各种流派和学说兴起。
中国社会的前进，是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还是学苏俄“十月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社会发展的争论焦点。
改良主义和冒牌的“社会主义”力争把中国引向邪路。
陈独秀和李大钊等坚决站在捍卫马列主义的立场上，向社会宣战。
第一个回合就是对胡适篡改《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办刊宗旨的论战。
胡适在陈独秀被捕期间接办《每周评论》，他在第二十六、二十七号中把《杜威讲演录》编辑成专号，散布实验主义，又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中发表“实验主义”的文章，在《每周评论》第三十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章，带头反对在中国宣传共产主义，反对中国走苏俄“十月革命”的道路。
陈独秀出狱后甚为不满。
10月5日，《新青年》改组，陈独秀收回了编辑权，改轮流编辑为仲甫一人编辑。
接着第二个回合，批判张东荪、梁启超的冒牌“社会主义”的论调。
陈独秀把这次论战的双方文章集中起来刊于《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上，并冠以“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的总标题。
陈独秀在完成了由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思想的转变后，在上海立即投入到工人运动中去，深入社会，深入工厂做社会调查。
他深感用科学社会主义来改造中国社会，必须要有强大的思想武器。
因此，他委托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恽代英译《阶级斗争》，李季译《社会主义史》，李汉俊译《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书，先后于1920年由《新青年》出版，寄送全国各地。
从此，马列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的道路才展现在中国人民的面前。
其四、陈独秀把“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骨干带进了中国共产党。
经过“五四”运动，马列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在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酝酿成立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南陈北李”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功绩，永垂青史。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完成的。
“五四”运动期间，列宁一直在关注着中国的革命形势。
为了了解中国的情况，1920年4月，列宁派俄共（布）远东局负责人之一维经斯基到中国来。
李大钊向维经斯基介绍，在中国建党，从社会影响、个人名望首推陈独秀。
维经斯基到上海后，经与陈独秀交谈，又召开了座谈会，认为在上海创建中国的革命政党时机已经成熟。
1920年5月，陈独秀邀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成立一个秘密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为了名称问题，陈独秀写信给李大钊。
李回信说，按共产国际的意思，组织名称“就叫共产党。
”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推陈独秀任书记，接着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
陈独秀又将上海建党情况告诉李大钊，要他负责北方京、津、唐山、山西、山东、河南等地工作。
上海则负责苏、皖、浙等省。
经过将近一年的筹备工作，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会议终于在上海召开。
中国的历史开辟了新的篇章。
、董必武、蔡和森、周恩来、瞿秋白、吴玉章、李立三、李达、陈望道等在谈到自己参加共产党时，均称无不受到陈独秀的影响和教诲。
回忆说：“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北伐战争，又称“第一次大革命”。
是1924年至192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领导下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
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加与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随后，创办了黄埔军校，建立了国民革命军，统一和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恢复和发展了工农运动。
所有这些，都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
1926年2月，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明确提出了出兵北伐推翻军阀统治的政治主张。
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等作为先头部队，先行出兵湖南，援助正被吴佩孚部击败而退守湘南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部。
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出《北伐宣言》，7月9日国民革命军的8个军约10万人，兵分三路，从广东正式出师北伐。
共产党员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分别担任二、三、四、六军的党代表。
参加北伐军各级负责工作的共产党员还有陈毅、陈赓、蒋先云、张际春、包惠僧、叶挺、周士第等。
7月12日至18日，共产党为了讨论党在北伐战争中的方针政策问题，在上海召开了四届中央第三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
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号召全国民众积极推动和响应北伐，迅速扩大民众运动，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推翻国内军阀与打倒帝国主义。
北伐战争打击的对象是占据中国广大地区、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吴佩孚、张作霖和孙传芳。
在西路主攻方向上，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七军主力同第八军会合后，在7月11日胜利进入长沙；8月22日，占领岳州；随后又攻克汀泗桥、贺胜桥，击溃吴佩孚的主力，直指武汉；9月6日、7日第八军主力占领了汉阳、汉口；10月10日，第四军主力和第八军一部攻克已被围困月余的武昌。
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在湖南和湖北战场一些关键性的战役，如汀泗桥、贺胜桥和武昌战役中英勇搏杀，建立了重大功勋，因此，独立团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被誉为“铁军”。
北伐军中路部队进展缓慢，蒋介石的嫡系一军一师在南昌附近屡遭挫折，溃不成军，不得不向武汉求援。
第四军、第七军先后转入江西，于11月初在南浔铁路一带发动猛烈进攻，终于歼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九江、南昌。
在东路福建战场，原来留驻粤闽边境的第一军两个师也乘势向福建发动进攻，于12月中旬进占福州。
在北伐军攻占汉阳、汉口的同时，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也在苏联顾问团和共产党员刘伯坚、等的帮助下，于1926年9月17日在五原誓师，绕道甘肃东进，参加北伐。
北伐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打垮了吴佩孚，消灭了孙传芳主力，进占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部分地区，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
由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以两湖为中心的全国工农运动亦迅猛发展，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
北伐战争还得到苏联政府的援助，苏联政府不仅以大批武器弹药、军需物资装备北伐军，还派遣了大批军事干部担任顾问，参加作战指挥。
革命势力的猛烈发展，直接威胁到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
1927年3月，帝国主义命令它们在下关的军舰对南京市内的北伐军和市民开炮轰击，制造了中国军民死伤2000余人的南京惨案。
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同帝国主义和中国资产阶级右翼勾结起来，加紧反革命阴谋活动。
4月12日，蒋介石公开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即“四一二”政变。
蒋介石叛变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也加紧反革命活动。
6月10日，汪精卫和冯玉祥在郑州举行会议，策划反共。
19日，冯玉祥又和蒋介石在徐州会谈，达成反共、反苏、宁汉合作等协议。
这时，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他们放弃革命领导权，压制工农运动，对国民党右派反革命活动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拒绝党内的一切正确意见，对国民党不但不加戒备，反而还命令武汉工人纠察队将武器交给汪精卫的武汉政府。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决裂。
随即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还提出了“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
大批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遭到杀害（“七一五”政变）。
至此，蒋汪反革命合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亦称“十年内战”或“土地革命战争”, 系指1927至193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国内革命战争。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8月1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了南昌起义。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
9月9日，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10月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
1930年底到1931年9月，红军在等领导下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一、二、三次反革命“围剿”。
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
同年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
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受失败，于1934年10月撤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
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此后红军粉碎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克服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胜利完成了长征。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12月，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12月9日爆发了学生爱国运动，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
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爆发，开始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如何做好新四有革命军人
“听吧，新征程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今天，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到处回荡着这首气势豪迈、慷慨激昂的《强军战歌》。
新时期下，听党指 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强军目标已成为引领我军建设发展的鲜明旗帜。
要强军，首先就要铸魂育人，坚定理想信念，争做一名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 的新一代革命军人。
身为祖国的后备军官，牢记强军目标，我们当仁不让；争做四有军人，我们更是责无旁贷。
一、必须把“有灵魂”作为强军之本，做到理想信念坚定 革命理想大于天，咬定青山不放松。
当代革命军人特别是党员干部要培养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
一要有保持政治定力这个方向之魂。
现在是信息社会、网络时代，网上什么东西都有，必须善于从政治上观察问题、思考问题，不能随波逐流、人云亦云。
特别是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尖锐斗争，保持政治定力显得愈加重要和紧迫，必须在各种考验面前坚如磐石，守得住信仰，经得起风浪。
二要有听党指挥这个强军之魂。
坚决做到平时听招呼，战时听指挥，关键时刻不含糊，任何时候都对党忠诚老实。
党叫干就坚决干，党不允许干什么就坚决不干什么，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指挥，绝不敷衍塞责，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最终害人害己害部队的事情。
三要有理论武装这个健身之魂。
政治上坚定，关键是理论上要坚定。
要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党的创新理论、国史党史军史，做一个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起来的“钢铁战士”，练就百毒不侵的“强健之身”。
二、必须把“有本事”作为强军之要，做到真正能打胜仗 锻造能打胜仗的雄师劲旅，需要每名军人牢记职能使命、锤炼过硬本领。
一是最核心的本事在于忠诚于党、听党指挥。
利剑只有掌握在忠诚可靠人之手，才会闪烁出耀眼光芒，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前苏联的解体，就是因为军队变质、官兵缺乏坚定的政治信仰。
反观我志愿军官兵在抗美援朝作战中的壮举，赤胆为国、铁心向党，令“钢多气少”的敌人心惊胆寒。
由此可见，忠诚于党、听党指挥是人才培养的第一要求。
二是最根本的本事在于忠诚于祖国、报效国家。
国家需要军人来捍卫，军人因为报效国家而光荣。
忠于国家是一种激情和愿望，报效国家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行动，是当代革命军人深厚爱国情感的实践表达。
只有把忠国之情转化为强军之行，才能体现出打赢能力，建功于本职岗位。
三是最重要的本事在于忠诚于使命、能打胜仗。
古往今来，军人都把不辱使命作为基本道德准则。
当战争袭来时，军人奉令出征，浴血奋战，誓死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坚决实现党和人民的意志；当战争准备时，军人牢记根本职能，时刻准备打仗，努力学军事、学指挥、学科技，争做对党绝对忠诚、聚焦打仗有力、作风形象良好的人。
三、必须把“有血性”作为强军之源，做到敢于担当重任 任何一个国家、一支军队，要由大向强，或走向强大，首先必须有忠诚使命、血性拼搏、敢于担当的人。
实现强军目标，培养有血性、敢担当的新一代革命军人是当务之急。
一是要敢挑重担谋强军。
使命重于泰山。
实现强军目标，需要革命军人牢记使命、敢于担当。
人有了担当就会有责任，有了责任就会有担当。
军队改革旨在实现强国梦、强军梦，改革时的苦痛是暂时的，未改革的痛苦是终生的。
担当改革重任，就要把军队自身强大潜力发挥到极致，把能打胜仗的准备时间缩短到极致，把强国梦、强军梦对世界的影响力震撼力延伸到极致。
二是要敢拼能为有血性。
军人是要有点血性、有点敢拼精神的，新一代革命军人应做勇往无前的“狼”，不做任人宰割的“羊”。
应该记住我们民族任人欺凌的屈辱史，时刻眼中有敌人、脑中有任务、肩上有责任、胸中有激情，培养堂堂正气、凛凛虎气、冽冽胆气，建设令敌人胆寒的威武之师、令人民爱戴的文明之师。
三是要敢打硬仗能打赢。
强军，不是空洞的口号，最终要体现在能打仗、打胜仗上。
求胜首要的是心胜。
历史上，我们多少次不是国家不富有，不是军队不强大，而是战未胜心先败。
胜不只是说仗打赢了，而且也指战斗精神增强了；败不只是说仗打输了，而且也指内心先败了。
四、必须把“有品德”作为强军之盾，做到道德修养提升 新一代革命军人有品德，关键是要加强道德修养。
一是要在强化党性原则中内化。
要强化旗帜意识，始终保持政治定力不动摇，面对各种风浪坚如磐石，经受考验。
要强化军魂意识，始终坚持听党指挥不偏向，坚决做到平时听招呼、战时听指挥、关键时刻不含糊，任何时候都对党忠诚老实，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指挥。
要强化奉献意识，始终坚持对党忠诚不迷航，自觉在工作上保持强烈的事业心，在尽职上保持高度的责任心，在名利上保持一颗平常心。
二是要在履行职责使命中锤炼。
坐着想出来的道德是靠不住的，喊在嘴上的道德人民也是不会相信的。
军人的道德最终要体现在保证国家和社会安全稳定、维护人民安居乐业上，应该牢固树立武德精神，殚精竭虑干工作，圆满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各项任务。
三是要在严格遵守纪律中养成。
军队铁律如山。
严守纪律不能看时候，任何时候都要注意约束自己，不能突破起码的政治底线、法律底线、道德底线。
严守纪律不能分场合，要自觉做到领导面前和群众面前一个样，有人监督和无人监督一个样。
严守纪律不能打折扣，干工作要注意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但守规矩只能有“原则”，不能有“灵活”，必须丁是丁、卯是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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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盛夏的一个晚上，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一幢砖木结构的两层小楼里，透出明亮的灯光，一张长方桌周围13位代表在开会。
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成就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
这一天是7月23日。
中国共产党在历经腥风血雨和种种艰难险阻后，在黄土高原落下了脚。
当中华民族处在最危急的时刻，是党高擎抗日大旗，凝聚起爱国力量，浴血奋战，救亡图存，成为抵御外侮的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日益深入人心，纪念党的诞辰成为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愿望。
当时在延安，参加过党的一大会议的只有和董必武两人，由于时隔多年，档案难寻，党的一大开幕日期一时无法确认。
于是他们就把7月的第一天作为党诞生的纪念日。
1941年6月，党中央发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正式把7月1日确定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尽管后来考证出党的一大是在7月23日开幕的，但仍然以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纪念日。
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她就肩负起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庄严使命，并始终在不懈地探索和奋斗着。
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新中国成立后，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变革，随后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深刻总结了历史经验，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
如今，以党的十六大为号角，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正向着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稳步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