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运动中的保国会宗旨“保国、保教、保种”的“保教”指保孔教吗
1898年4月12日，维新派康有为等在北京成立保国会。
设会宗旨是“保国、保种、保教”，即保国家政权、领土不丧失，保民族种类能自立，保圣教不失。
圣教即孔教。
讲求变法﹑外交﹑经济﹐以协助政府治理国家。
规定在北京﹑上海设总会﹐各省﹑府﹑县设分会﹐时已略具政党规模。
共集会三次﹐意在集群策﹑群智﹑群力﹐发愤救亡﹐推动维新运动。
第一次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的是什么
“”口号的最初提出，是在19世纪末叶的晚清时期，即从到期间（1894—1900）。
在这五六年间，几个不同的政治派别，先后发出了“”的响亮呼喊。
中国从鸦片战争以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下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后，帝国主义加紧了侵略步伐，争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进行瓜分中国的罪恶活动。
亡国灭种的威胁迫在眉睫，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这种形势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深切忧虑和极大愤怒。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谭嗣同：）人们在悲愤中思索和探求着免致神州陆沉的救国之路。
“”的口号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
1894年11月（光绪二十年十月）和1895年2月（光绪二十一年一月），孙中山先后在檀香山和香港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
这个组织的指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
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
”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他们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并且郑重宣告：“本会之设，专为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
”（第一卷，19、22页）正是孙中山先生第一次鲜明地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号召。
不久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了变法维新运动。
这个运动的直接目标是改良封建政治，而根本动因则是出发于救亡图存。
在运动中维新派反复宣传祖国命运和前途的危急：“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
”（康有为）于是，他们也提出了中国如何“自振”的问题。
康有为说：“天地为愁，我将何容
昧昧我思之，惟有合群以救之，惟有激耻以振之。
”（）梁启超也说，如“中国终不自振，终不自保，则其所谓沦胥糜烂者，终不能免”；因此，一切有志之士，都应把握“中国可以自振可以自保之机”（）。
这里所说的“激耻以振之”、“自振”等等，显然与“振兴中华”是同一含义。
戊戌维新运动刚失败，反帝爱国的就如狂飙一般在中国大地上兴起了。
在这场斗争中，义和团同样提出了“振兴中国”的口号。
有一个材料说：“（义和团）初以捉拿洋教，振兴中国为名。
”（第3分册）在义和团的一些传单、揭帖、告白中，一方面指斥帝国主义“祸乱中华”的罪恶，一方面表示要“扶保中华，逐去外洋”的决心。
尽管在这些文件中带有某些迷信色彩和笼统排外主义倾向，但在这层薄薄的外衣下包裹着的爱国主义实体却仍然是显而易见的。
在同一个历史时期里，不同的政治派别似乎是不谋而合地提出大体相同的口号，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
这表明，在当时，为“振兴中华”而奋斗，已经成为时代之要求，人心之所向，因此，这个口号的出现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了。
一切爱国的、要求祖国独立和民族自由的人们，都强烈地感到“振兴中华”的必要性和神圣性。
事实上，许多志士仁人，也正是在“振兴中华”的崇高信念的驱使下，纷纷投身到政治改革、抗击侵略和革命斗争中去的。
“振兴中华”曾是那一个历史时期促使人们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的强大推动力。
今天，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
但是，近代史上这种为“振兴中华”而贡献自己一切的献身精神，仍然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作者简介 李文海，1932年2月出生，江苏无锡人。
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1955年9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留校任教，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社会兼职：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等。
出版有《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历史并不遥远》、《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等专著。
相关资料 兴中会 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
清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七日（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并起草了《檀香山兴中会章程》，声明：“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
会员入会秘密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意即推翻清政府，建立一个美国式的联邦政府。
次年，孙中山又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并对会章进行了部分修改，进一步阐述了该会“振兴中华”的宗旨：“本会之设，专为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
”兴中会的主要成员是爱国知识分子、爱过商人和会党分子，他们具有程度不同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或民族主义思想。
兴中会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开始形成。
兴中会成立后，先后策动和领导了乙未广州起义和庚子惠州之役。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孙中山联合华兴会、光复会部分成员成立了中国同盟会。
强学会 清末维新派政治团体。
又名译书局、强学书局或强学局，以求“中国自强”为宗旨。
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月初，在翁同龢支持下，由康有为发起、文廷式出面组建于北京。
康有为起草了《强学会叙》，疾呼：“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
”意在唤起社会各阶层的危机意识，早日促成变法。
会址设于北京宣武门外的后孙公园，以《中外纪闻》作为机关报。
会员每十天集会一次，安排专人宣讲“中国自强之学”。
后又在上海设分会，发行《强学报》。
同年十二月初六日（1896年1月20日）御史杨崇伊在李鸿章授意下，上疏弹劾强学会“私立会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请饬严禁”。
旋被清廷封禁，该为官书局。
保国会 清末进步爱国团体，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1898年4月7日），康有为、李盛铎联合各省旅京维新志士倡建于北京。
康有为起草了《保国会章程》，宣称：“本会以国地日割、过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本会同志讲求保国、保种、保教之事，以为议论宗旨”。
计划在京师、上海分设总会，在各省、府、县设立分会。
在北京先后举行过三次集会，康有为、梁启超等在会上痛陈国势阽危，国难深重，号召人们各尽其力，奋起保国，从而有力地推进了维新运动。
随后，陈虬等联合浙江11府3厅1州旅京人士成立保浙会，四川旅京人士成立保川会，云南旅京人士成立保滇会，参加者逾百人。
因频遭封建顽固派弹劾、恫吓，谤言四起，保国会遂告无形解散。
“中体西用”的评析
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的指导思想。
“中学”指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商务、教育、外贸、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
它主张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自然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挽救统治危机。
1861年（咸丰十一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最早揭示了这种思想。
以后，谈洋务者以各种方式表达过。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南溪赘叟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救时策》一文，首次明确表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概念。
次年，礼部尚书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再次提出，“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70-80年代，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学习西方议会，90年代以后进一步抨击洋务派学习的思想是舍本求末，希望中国能像西方那样实行君主立宪。
张之洞于是在1898年5月出版了《劝学篇》，对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重申“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反对政治制度的改革，一些外国人如赫德、李提摩太等，从殖民主义者的立场出发，也鼓吹过这种论调。
20世纪初年，清政府推行新政，仍然奉行这一主张。
它是封建主义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结合的产物，对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产生过较大影响。
在经济上洋务派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先后建成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总局、福建船政局等晚清中国第一批大型国有工业企业，这些企业虽然从事商业活动可是管理人员甚至管理体制依然仿效政府，大部分高层管理人员亦官亦商，可谓中体西用之缩影。
这些企业对中国的早期工业化起到重要作用，史称中国第一次工业革命。
积极： 第一,中体西用思想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中体西用的合法化打破了中学的一统天下,使中国落后封闭僵化的局面得以改观。
随着西学范围的不断扩大,西学为用的主张不再视为离经叛道,用夷变夏不再是中国思想界争论的主要问题之后,是否应该对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这个体进行某些改变以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发展，就成为人们关注各思考的主要问题。
因此,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在学习西方器物的同时,也间或渗入了西方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内容,这就使向西方学习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
中体西用的集大成者张之洞将中体西用论发展成整顿中法,仿行西法,并提出以仿西法为主；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将中体西用发展为变法维新,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而以孙中山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受到中体西用论的影响,开始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的方略。
不过他们突破了中体西用论的框框,思想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主张仿效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用暴力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第二,中体西用思想起了强化民族整合性的作用。
在殖民主义侵略狂潮的冲击下,一个民族倘若不想沦为殖民地,就必须加强本民族的凝聚力,提高民族的整合程度。
唯有如此,方可确立一个借以发展与更新的根基。
在当时,中体西用原则所包含的中国意识是团结爱国者的旗帜，它号召着人们加强民族团结,抵抗侵略,保卫中华。
纵观当时先进人们的有关言论,不难发现:虽然少数人曾对中体西用这一文化原则整体上的正确性有过疑虑,但是从未有人对其中所含的民族性提出过怀疑。
相反,每当涉及中国的命运和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时,人们总不免提起中体西用。
如康有为等人有关保种保国保教的口号就很难说与中体西用没有一点历史联系。
没有中体作为纽带,中国文化是难为继的。
第三,中体西用给人们思想以新的启示,即学习外国的东西,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
中体西用的本意没有这个内容,但它的思维逻辑,却在客观上使人们得到了启示。
洋务运动后,拒绝学习外国的盲目排外思想固然没有市场了,而全盘西化的主张,也被多数人所否定。
结合本国实际学习外国的东西,已经逐渐成人们遵循的法则。
维新派在主张君主立宪的同时,也提出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
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一方面吸收了西方的政治理论,另一方面又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提出了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
尽管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因种种原因而失败了,但是维新派人士和孙中山对怎样学习外国的思路是正确的。
总之,中体西用是中国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为寻求中国出路的文化自救方案和关于如何向西方学习的战略思想在封建专制统治和顽固守旧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条们下,中体西用是当时唯一可行的过渡性模式它的提出,不仅开了社会风气之先,为应进西学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促成了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消极： 第一，“中体西用”是那个时代那样社会经济结构的产物。
任何一种文化实体都是植根于自己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中的。
洋务运动前夕的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尚不存在而自然经济普遍的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要建立起“西体”是不行的，因为还不具备西方式的制度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传统的“中学体用”还按照其自身的逻辑运作着，但是，面对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严峻挑战，不引进西学，则国将不国，在这种情势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于是产生了。
第二，它是洋务经济深层的需要。
洋务经济乃是一种以政府为依托，以集权为特征的官僚经济。
无论从资金、技术、市场诸方面，它都是一刻也不能离开政府的。
它是靠政府之力，集中纳税人手中的钱财，解决兴办的经费。
它是靠政府之力引进技术，其原料和产品的相当一部分，都是靠政府调拨的。
于是，政府的支撑就成了洋务经济存在的前提。
这样，维护政府所代表的传统制度，就成了洋务运动的天职。
正是这种既要举办洋务，又要依赖政府的经济现实，决定了“中体西用”的必然性。
第三，这是洋务派自存的一种需要。
兴办洋务，这是前所未有的开创性事业，不是一帆风顺的，既有资金之难措，又有技术的难备，还有习惯势力障碍，更有顽固派之攻击与责难……真是举步维艰。
唐山——胥各庄铁路通车，顽固派提出机车轰鸣会震动皇陵，洋务派不得不一度用马匹来牵引车厢。
办天文算学馆，顽固派又说这是以夷变夏，是废弃中国的封建统治秩序。
这些在今天看来无须驳斥的奇谈怪论，在当年却是极具份量，可置人死地。
甚至连洋务派也不得不称这些谬说“陈义甚高，持论甚正”。
这样，洋务运动为能够顺利进行下去，在引进传播西学的时候，维护中体就非常必要了。
不如此，洋务派就无以自存。
我们从“中体西用”的主旨，也可以看出洋务派的良苦用心。
该理论的最早提出者冯桂芬说：“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
”很明显，作者强调的，不是中学如何善，而是学西“善之善”。
在这样的口号下，学西就名正言顺了。
当然，这个口号的实际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发生变化。
当革命兴起之际，再大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重心就不在学西，而在不准革命、不准破坏中体这一层意思了。
这个口号提出之初的进步用意，我们是不能抹煞的。
通运输业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了”（吴柏均：《中国工业化的发 第四，“中体西用”，为西学的传播大开了方便之门。
虽然中学是体、但西学既然已经为用，它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传统框架，取得了合法地位，从而有利于打破国民拒斥外来新生事物的传统文化心理障碍。
于是，在“用”的招牌下，西学大量涌入。
江南制造总局仅1896一年就译介西书120多种，平均每三天即译介一种，真是达到了惊人的地步。
伴着西学传播，中国的生产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甲午中日战争前夕，一些主要的近代工业和交韧》）。
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等政治理论也在这个过程中被引入中国，并与中国文化交融，从而产生出中国自己的近代政治思想。
中国新的社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孕育生成的。
中国文化史论述题：中体西用论产生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及作用分别是什么
产生背景：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之下，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国土被割让，巨额的经济赔款，国人与西方入侵者之间时常发生的冲突等等使得民族矛盾尖锐；在面临巨大的民族矛盾下，清政府却日益腐败昏庸，面临西方列强采取妥协策略，内部却官场腐败、执政昏庸，激起了巨大的民愤，此时的清王朝内外矛盾十分尖锐。
面对西方在思想文化和军事、政治、经济两大方向的进攻，传统中国社会中最早做出反应的是知识分子。
要对这种反应做出客观的评价，应从两方面进行考察：一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民主思想和民主政体的评价是被动的评价，即面临西方强大的军事入侵和政治威胁而被迫面对早已传入中国、但为当初中国知识界和政界大多数人所不屑的西方民主思想和民主政体，因而在1840年前后，中国知识界和政界的评价更多地是带有感情色彩的政治判断，而不是文化和思想上冷静地思考与鉴别（仍自诩为天朝上国）。
在强大的“爱国”还是“卖国”的政治氛围中，这些最早做出反应的知识分子不可能冷静、理性地分析西方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利弊短长，误以为中国的失败只是技术上的劣势，而不是封建专制制度对民主政治制度上的劣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洋务派为代表的封建官僚，由于他们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同时又是知识分子的代表，深感国家积危，心存救国之志，他们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和原则。
换言之，西方的民主思想、政治制度不在学习之列，而西方民主思想和政治制度变革之后所产生的技术优势却可以作为当时中国的学习内容。
即师夷长技以制夷。
这就是当时提出的背景。
（或者背景也可以这样写，也可以作参考，看你的喜欢）：中国近代有关中学与西学关系的命题。
近代洋务派思想家张之洞在《劝学篇·设学》中提出这一命题，他说：“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
所谓旧学即中学，指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纲常名教；所谓新学即西学，指西方文化，主要指近代科学技术。
“中学为体”，是强调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社会命运的根本；“西学为用”，是主张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科学技术，效仿西方国家在教育、赋税、武备、律例等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举办洋务新政，以挽回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颓势。
内容：19世纪70～80年代，早期改良派曾提出“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口号,主要目的是鼓励人们向西方学习,反对顽固守旧。
到了19世纪末，发生了尖锐激烈的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之争。
守旧的封建顽固派坚决反对西学，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事物都采取仇视和排斥态度。
而资产阶级维新派则积极提倡西学，认为中国不但应当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更要效仿它们的议院制，改革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当时的情况正如张之洞所说:“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
”张之洞认为：顽固守旧者拒绝西方科学技术是不知“通”；维新派提倡改革封建专制制度，是不知“本”。
但主要危险在后者,如不加以遏止,将是“邪说暴行横流天下”。
因此他强调“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表面上是要“新旧兼学”，实际上是站在旧学、中学一边，反对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政治伦理学说。
严复针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指出：体用是就一物而说的，“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
”但在中国历史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对于吸收西方新思想，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意义：主张这种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看不到西方技术、经济与军事优势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根源，死抱封建专制的传统体制，拒绝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切实际地以为只要学习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就可以用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同西方列强对抗到底，并取得最终的胜利，根本无法挽救奄奄一息的封建专制。
最终爆发了辛亥革命，就是对这一思想的否定。
在这种思想下，引进了一些西方先进的技术，创办一批近代工厂，对于中国技术的进步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随着技术而来的就是新思想，西方科学民主思想随着这一思想而进一步被先进的知识分子所吸纳，为中国的民主启蒙起着一定的作用。
（这点你仅作参考吧，不过我个人觉得挺好的：这种思想和主张在当时的清政府看来，无疑是爱国的，但从世界发展潮流来看则是落后、迂腐的，而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看，也很难说它是爱国的。
）希望对你有帮助
幼儿园教师口号
变法，又称维新变法，是指1898年6月至9月21日以为、梁启超要领导人物的资产阶级改良主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政治改良运动。
但戊戌变法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抵制与反对，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至中南海瀛台，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共6人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
百日维新是戊戌变法的一部分。
这在高中历史选修中是很重要的一课哟.记得好好复习哟
戊戌变法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戊戌变法导思想：君主立宪 。
以国、保种、保教”为，以“变法”、“改制”帜，期望通过自上而下的社会改良，改革封建专制政体，建立君主立宪制，发展资本主义。
进而挽救垂危的清政府，这在一定的阶段上是有进步性的。
请结合幼儿园工作实践，简述在实施《指南》的过程中应遵循哪些原则
1．一切孩子的原则 孩子，着美好的未来，在他们身上寄托着国家、的希望。
幼儿教育的任务目标为培养幼儿成为体、智、德、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打好基础。
幼儿园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一代新人的茁壮成长。
幼儿园管理活动在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保证实现幼儿身心和谐发展的目标。
“一切为了孩子”，是我国老解放区幼儿教育的优良传统，也是今日幼儿教育工作者的行动口号。
它作为一条管理原则，是要求管理者：一要增强对“幼儿教育战略地位”的认识；二要强化“现代儿童发展观”意识；三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园方向；四要树立全心全意为幼教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五要树立实施科学管理、提高幼教质量的自觉性和责任感。
总之，要把这些意识和行为要求摆在首位，并渗透于幼儿园管理活动过程中。
2．教养并举、保教结合的原则 “教养并举”指促进幼儿身心同步发展的工作内容与要求，“保教结合”指教中有保、保中有教的工作方向和实施途径。
二者统一为一条原则，既反映了幼儿教育的特点、幼儿身心发展的需求和幼儿园工作的规律，也突出了幼儿教师职责的特性。
这条原则是办园的指导思想、开展管理活动的核心内容和要求，也是管理过程的出发点和归宿。
它强调寓保教于幼儿一日生活之中，保证把培养幼儿知、情、意、行和能力融于体、智、德、美的全面教育之中。
这一原则不是抹煞保教人员在一定范围内的工作分工，而是强调保教职能的相互结合、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反对“只管教、不管保”或者“只管保、不管教”的偏向。
因此要求园长和教师带头贯彻这条原则所内涵的教育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