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是在哪一天?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27日美国总统H.S.杜鲁门宣布美军进入朝鲜半岛。
美国海军进入台湾海峡，妨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中国领土台湾，严重威胁中国安全的情况下。
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美国无视中国的严正立场，同时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并通过申请协助南韩的动议案，组成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为总司令的“联合国军”，7月7日至10日，中国中央军委召开国防会议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根据会议决定于7月13日组建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兵团为主共25万余人部队组成东北边防军，以确保中国东北边境安全。
8月下旬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9兵团和第19兵团分别调至津浦线、陇海线等铁路沿线。
美军飞机入侵中国领空并并轰炸中国东北边境城镇。
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9月30日宣布：“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美国对中国政府的警告仍然置若罔闻，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占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都平壤，并向鸭绿江进犯，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
10月8日，中国政府决定出兵朝鲜，并将东北边防军改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
10月17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同意了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要求苏联方面提供空军掩护的请求。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前线。
当时的口号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志愿军出国作战时，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邓华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洪学智、韩先楚任副司令员，解方任参谋长，杜平任政治部主任。
在战争期间，陈赓、宋时轮、杨得志曾先后任副司令员，甘泗淇曾任副政治委员，李志民曾任政治部主任，李达曾任参谋长。
朝鲜停战后，邓华曾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得志、杨勇曾先后任司令员，李志民、王平曾先后任政治委员，梁必业曾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蕴瑞曾任参谋长。
志愿军入朝作战时，共有6个军 。
兵力最多时为19个军，连同由刘震任司令员的志愿军空军，以及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等部队，共134万余人。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作战，经历两个阶段。
从1950年10月25日～1951年6月10日，为运动战阶段，一般按战役过程分为五次战役。
从1951年6月中旬～1953年7月27日，为阵地战阶段。
战争期间，志愿军为克服美国空军狂轰滥炸所造成的补给困难，于1951年5月成立后方勤务司令部，由洪学智兼任司令员，周纯全任政治委员，统一组织指挥后方对敌斗争和后勤保障。
志愿军后勤部队在空军、高射炮兵、铁道兵、工程兵和警卫部队等的密切协同下，和朝鲜人民军一起，粉碎了敌人破坏志愿军后方的战略企图，使后勤保障逐步适应作战需要。
中国人民志愿军继承和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战胜种种困难，创造无数英雄业绩，涌现出30.2万余名英雄模范和人民功臣。
朝鲜停战后，中方严格遵守和维护停战协定，中国人民志愿军从1958年3月15日开始撤军，战斗部队在10月26日已全部撤回，仅保留了在军事停战委员会内的代表。
1994年，考虑到朝鲜方面的要求，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召回了驻板门店的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
1994年12月15日，派驻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从朝鲜平壤奉调回国，标志着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完成了历史使命。
军人如何看待荣誉
每到年终总完成突击任后，连队要召开军人大会，宣布评奖。
当指导员念到立功是谁、嘉奖是谁、优秀士兵是谁时，评上了的同志可能会面露喜色，脸带笑容，感到这是组织给的荣誉，一定要好好珍惜，明年再进一步。
也可能感到一年的工作没有白干，付出了辛苦应该有所收获。
没有评上的同志可能会向评上了的投以羡慕的眼光，抱以热烈的掌声。
也可能会心藏疑问、心有不甘，心想自己也干得不错，怎么就评不上呢
这就给我们青年战友提出了一个问题。
一位西方哲人说：“认得美德和荣誉比其财富不知要大多少倍”。
军队是一个载满荣誉的地方，也是一个提倡荣誉、造就荣誉的地方。
军人视荣誉为最高美德，也是社会褒奖的最高层次。
正是这种荣誉，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革命军人浴血奋战、英勇杀敌，从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到抗日前线的遍地烽火；从解放战场的北战南征到抗美援朝的停战协定；从珍宝岛之战到南疆自卫反击战，无论是弥漫着硝烟的战场，还是和平环境下的军队建设，无一没有荣誉的光环闪耀。
正是这种荣誉，促使着众多军人守卫在边陲哨卡、海上孤岛；献身在地震中、洪水里；奉献在大江南北的各项工程建设中。
正是这种荣誉，在新时期军队建设中，新一代军人叫响了“当兵不习武，不算尽义务，武艺练不精，不算合格兵”的口号；全军掀起了比、学、赶、帮、超的训练热潮，在血汗中浇灌出了无数绚丽多彩的军中“武状元”和英雄群体。
我军从组建以来就一直重视对军人荣誉感得培养，提倡军人用自己的勤奋、勇敢去获得荣誉、创造荣誉。
作为一名军人，崇尚荣誉、渴求荣誉，正是军人向上奋进的内心世界的一种具体体现。
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对荣誉的看法却存在一些偏颇。
有的认为荣誉就是入党、立功受奖等个人利益的获取；有的把荣誉作为炫耀的资本；有的认为只有得到它才是对自己的认可，反之则不然。
有的人平时不争，评时争。
得到了沾沾自喜，没有得到则垂头丧气，甚至对评上了的人还冷嘲热讽。
其实，这是不对的。
应该看到，荣誉有有形和无形之分，得到荣誉的毕竟是少数，甘为无名英雄的却是绝大多数；荣誉只是对过去的肯定，而不是一劳永逸的资本；获取荣誉需要一个不断奋斗的过程，而不是靠投机取巧。
争荣誉奖赏不如争工作、争贡献。
谢觉哉老人说：“人生的荣誉没有比忠诚地做了有益于人民的事业、为人民所信任更高的了。
人民越信任，自己越能不辜负其信任，荣誉也就越高了。
”因此，争荣誉最根本的就是要争着为部队建设出力，争着为祖国服务，争着为人民谋利益。
也就是说，争荣誉应当成为艰苦奋斗、追求真理、成就事业的代名词，成为在本职岗位上有所创造、有所建树、有所奉献的同义语。
即使个人在部队获得了很高的荣誉，本质上也是集体的荣誉。
集体如同大海，个人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水，个人脱离了集体就无荣誉可言。
应该把荣誉看作是对今后工作的鼓励和更高的要求。
同时还要善于在荣誉面前找差距，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以争取新的更高的荣誉。
任正非大学是学什么的
任正非学建筑的，毕业于重庆工程(现已并入重学)，毕业后参军从事军事科发，后创立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华为公司的创始人兼总裁。
19岁时，任正非带着父母的重望考上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并入重庆大学）。
还差一年毕业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父亲被关进了牛棚，任正非回到老家看望父母，父亲让他快回学校去。
临走，父亲叮嘱：“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
”据任正非回忆，回到重庆，已经是“枪林弹雨的环境”。
但是他硬是不为所动，把电子计算机、数字技术、自动控制……自学完，他的家人也开玩笑说，没什么用的东西也这么努力学，真是很佩服、感动。
由于结交了一些西安交大的老师，这些老师经常给他一些油印的书看。
他另外还把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了两遍，接着学习了许多逻辑、哲学。
他自学了三门外语，当时已到可以阅读大学课本的程度。
任正非的知识渊博，见解独到，在他的讲话中体现为旁征博引，一针见血。
襄樊一桥的简介
襄樊汉江大桥漫话 “一桥”的建成，不仅加快了我们这座城市的发展速度，而且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乃至社会心理。
从这个意义上讲们应当跪对“一桥”。
——作者题记 襄樊汉江大桥漫话 李俊勇 二十世纪中国桥梁的帜树茅以升先生在他的《话桥梁文化》一文中用诗一般的语言写到： “桥梁是这样一种建筑物，它或跨过惊涛骇浪的汹涌河流，或在悬崖断壁间横越深渊险谷，但在克服困难、改造了大自然以后，它便利了两岸的往来，又不阻挡山间水上的原有交通。
桥是为了与人方便而把困难留给自己的。
正当人们在路上走得痛快时，忽然看到前面大河挡路，而河上正好有一座桥，这时该暗自庆幸，果然路是走对了。
”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前，一条宽阔的大河横亘在襄阳、樊城之间，我们没有这样一座永久性的桥梁。
这条大河便是我们的母亲河——汉江（襄江）。
1969年9月，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襄江两岸同时开展。
翌年4月，一座大桥，一座改变襄樊人命运的大桥横空出世。
这座大桥便是襄樊汉江大桥。
从此，一桥飞架襄、樊，天堑变通途。
南北两城依靠渡船来往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如今，因有了长虹大桥（二桥）、襄荆高速公路桥等，我们襄樊老百姓已经习惯把这座桥俗称为“一桥”。
这似乎是一段被尘封的历史。
《襄樊市志》、《襄樊市交通志》、《襄樊地名志》等志书，几乎无一例外的语焉不详。
这本是一段不能被遗忘的历史。
桥前之“桥”史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我们的祖先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因为“行”的需要，跨越江河的需要，道路在江河上延续的需要，发明了桥梁。
原始社会人类就有“横木为梁”的记载。
《诗经》云：“亲迎于渭，造舟为梁”。
人们在较宽的江河上，将多只船并列在一起，系上绳索，联成整体，船上铺上木板。
这就是我国最早真正意义上的桥——浮桥。
襄樊历史上也发生过多次联舟为梁，而且大部分为军用所架。
据《襄樊交通志•大事记》载： 南宋咸淳四年（1268年），襄樊守将在汉水架浮桥，使襄樊二城为犄角之势，以抗元军。
这是襄樊架桥用于战争记载之始； 明孝宗弘治十六年（1505年），都御史沈晖与副史王玹命同知何祥在襄樊架舟桥，以济行人。
每年霜降水落，联舟七十有二，加板于上，首尾有铁环贯以铁索而系于两岸铁柱。
两岸各建桥楼一座，襄阳端为汉皋楼，樊城为挹秀楼； 民国十六年（1927年）7月，为南渡汉水讨伐吴佩孚，冯玉祥部方振武统兵6万，马万余，以木帆船联结成浮桥。
民国十八年4月29日，襄樊再搭浮桥，过河兵员计约7个师10万人。
1949年3月，解放军四野13兵团在襄阳、枣阳一带整训，待命渡江。
襄阳、宜城等县共组织本帆船177只，架设浮桥3处（襄樊、小清河、孔湾），支援30多万人马、汽车、炮车顺利南下，又组织民船4000多只，随军运粮1亿多公斤。
浮桥毕竟是临时性的，也只能是临时性的。
千百年来，老百姓要过河，商人要运货物，只能靠人力渡船。
刘备携民渡江，败走襄阳，其情其景，令人唏嘘。
民国12——14年，襄沙、襄花公路相继通车，襄樊渡口才有了一处人力汽车渡口。
直到1959年11月，襄樊渡口才有了一艘44．1千瓦的机动渡船。
“桥梁，王政之一事也。
”为官一任，造桥修路，繁荣经济，广得民心。
无奈，江太宽了，水太阔了，历代官员们也只能望江兴叹…… 可以说，千余年来，在这里建一座真正的桥梁几乎是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
浪漫之建桥 我们先看一段《襄樊市志》记载的文字： “襄樊汉江大桥，位于市区，北濒樊城，南接襄阳，是焦枝铁路上一座公、铁两用特大桥梁。
中心里程K499＋350。
铁路桥长892.6米，公路桥长812米。
……全桥架设钢梁7000吨，铆接铆钉36．8万颗，浇灌混凝土3万立方米。
投资概算2513万元，实际完成2211万元，节约301．4万元。
大桥结构为正桥2台3墩4孔，零号墩为冲击钻孔桩基础，1、2号墩为筑岛钢筋混凝土基础，3号墩为钢沉井管壮基础。
上部为4跨128米连续钢桁梁，全宽23米，中部是10米宽双线铁路桥面，两侧各有5米宽管理桥面和1．5米宽的人行道。
公、铁路处在同一平面上。
……通航最低水位11.28米，标准4级通道；设计最大水流量39400立方米／秒。
” 这一段以枯燥的数字为主要内容的文字委实缺乏浪漫。
但这串枯燥的数字背后，却包含着一个浪漫的时代，一群浪漫的创造者、劳动者。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刚从“大跃进”及三年自然灾害走出来的中国面临全国工业过于集中、大城市人口过多、主要交通枢纽和港口码头过于集中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等问题。
台湾国民党政权叫嚣反攻大陆；中苏关系闹僵，苏联对中国虎视眈眈；美国一直仇视新中国政权，1961年9月，还进行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大型核战争演习，并密谋策划对中国的核计划进行武装攻击；而1962年10月，印度军队也悍然向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入侵，中国的周边环境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势。
为此，主席提出三线建设战略，把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后方三类地区，分别简称为一线、二线、三线。
有计划地在三线发展军工重工，建立国家战略后方基地。
地处鄂西北的襄阳专区被列为“三线”建设区。
在战争思维下,襄樊的确得益于当时的地利，成为“三线建设”投资的重点。
“文革”开始后，一大批中央、省属军工企业相继在襄樊布点兴建，原国防科工委、兵器工业部所属的卫东、汉丹、江山、东方、风雷、建昌等一大批军工企业先后在襄樊及所辖县市落户；原航天工业部所属的宏伟、42所、609所等航天航空科研机构和修理工厂也在襄樊市郊竣工。
三线建设带动了襄樊地方工业的发展，襄棉、化纤、襄轴、鄂药、六零三、灯具等企业相继在樊安家。
这是一个大开发大建设的时期，也是一个令襄樊人自豪的时期。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之际，一个更令人激动的消息是，国家计划修建焦枝铁路，要在汉江上建一座桥梁。
几个乃至几十个世纪的梦想就要实现了，襄、樊二城能不沸腾吗
市体委的灯光球场里的动员大会上，人头攒动，热血沸腾，欢呼雀跃。
人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庐山上的政治斗争，只是在“修好焦枝线，打倒帝修反”、“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声中尽情地宣泄着××××。
撇开政治因素，那的确是一个××××四射的年代，一个近乎盲目的浪漫的时代。
如今的年青人已很难想象那个时代人们的××××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力量了。
红旗招展，人声鼎沸。
哨声一响，万人上阵。
肩挑背扛，一路小跑。
喊着雄壮的号子，唱着奋进的歌曲。
那是一种人定胜天的豪情壮志，一种信仰的力量；那是一种自觉的奉献，一种快乐的劳动。
据《襄樊公路史》记载，大桥设计施工由大桥局第四工程处专业队伍为主，另有民兵配合进行。
市区共投入民兵3500名，按军事编制编为师、团、营、连，共运送石料15万平方米，铺筑渣油路面2万平方米，并在正桥3号桥墩施工时于水中筑起一个4万立方米的砂岛。
另外，襄樊市区各界群众参加义务劳动达15万人次。
据樊城陈老巷的庞文德老人的回忆，当时，他所在的市一砖瓦厂为了不耽误生产，把建大桥义务劳动的时间安排在夜晚或是休假日。
当时的总指挥长是鄂豫两省三线建设总指挥、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
这位指挥过襄阳战役、与襄樊有着不解之缘的将军在指挥建桥时排除“左”的干扰，求真务实但也不缺乏浪漫主义情怀。
《开国将军逸事》里有一个带有演义性质的传说。
某日，将军至汉水大桥工地，问：“什么时候可拿出图纸”答：“需半年。
”将军曰：“不行，留有余地一个礼拜。
”工程人员答：“半年都打了折扣。
”将军问：“武汉长江大桥有多长
”答：“×××长。
”问：“襄樊大桥比武汉大桥还长吗
”答：“短。
”将军曰：“你们这里有没有武汉大桥图纸”答：“有。
”将军指示曰：“你们把武汉大桥的图纸砍一段下来，需多长时间
”工程人员无言以对，5天即设计出大桥图纸。
1969年9月6日动工，1970年4月26日铁路桥建成通车。
4月26日铁路桥建成通车；5月20日公路桥建成通车。
诚然，随着时代的进步，技术的发展，设备的更新，我们的桥梁建设不再需要“人海战术”了，我们更需要科技的支撑。
然而，在那样的年代里，在那样的条件下，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建成了常规需二、三年时间才能完成的任务，而且，还为国家节约了数百万建设资金。
这种创造还不够是历史的奇迹吗
这种创造过程还不能算是××××浪漫吗
桥后之检视 《襄樊市交通志》：1961年5月7日，“龙卷风”袭击襄樊，全港落水船员240人，死亡45人，东风2号客轮被刮沉。
这应该只是襄江上发生的因自然造成的灾难之一。
是的，倔傲不驯的江水带给人们太多痛楚的回忆。
如今，大桥建成了，我们从此告别了几千年舟楫摆渡的历史，我们可以自由地穿行在襄江南北，不必苦苦等待慢腾腾的“班船”，不必惧怕落入江水的危险。
因为这座桥，我们拥有了行动的自由，我们更拥有了心灵的自由。
这座桥，给了我们每人一双腾飞的翅膀。
其实，这座桥的意义远不在于此。
对于我们这座城市而言，这座桥使隔江相望的襄阳、樊城连为一体，结束了被河流分割的历史，使襄樊真正地成为“一座”城市，仿佛离散多年的兄弟第一次相拥而泣。
从此，人——物——车在这座桥上自由地流动着。
这座桥静静地躺在碧绿的江水上，注视着这座城市发生的一切，见证着这座古老的城市一步一步地迈向现代化大城市。
它简直是是一部史诗，承载着襄樊古往今来历史的变迁和荣辱。
正是中东部铁路的修建，使国家建设和交通重心东移。
内河的“船”和原始的“马”显然不再具有任何优势，襄樊“南船北马，九省通衢”的历史地位迅速下降，从繁华走向衰落。
也正是襄渝、汉丹、焦枝铁路的修建，使襄樊能够在全国的交通地位骤然上升，重新迈入辉煌，尽管有些晚了一点。
铁路及大桥的修建对襄樊来说，客观上也算是一种历史的补偿吧。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能不对这座桥怀着深深的感恩之情。
襄樊大桥的建成，使我们的城市离现代化越来越近。
其背后的潜台词是，它也使我们离传统越来越远。
是的，我们得到的太多太多，我们因此失去的也不少。
如今，残留的几条航标斑驳陆离，孤寂地在水中飘摇；经过修复的废弃码头和着几条已改成水上游览餐厅的驳船成为一种象征。
繁华的前街、后街以及众多的会馆逐渐成为历史的遗存。
昔日舟楫密集，码头喧嚣、桅帆林立、万商云集的场面哪里去了
那“铁打的小镇”已变成了都市，那田园般“流水的码头”却哪里去了
我们只能在千百年逝者如斯的汉水边无奈地观花开花落，望云卷云舒，默默地品味那悠久的渐行渐远的码头文化、会馆文化、大堤文化……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历史，我们无法挽留。
曾经，它是那么的宽敞明亮，洋洋洒洒，那么令人迷恋、令人敬仰。
三十六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而今，这座饱经风霜，披风沐雨的大桥显得拥挤了，以至于人们宁愿绕道而走宽敞的二桥。
是的，它老了，如果不是其铁路桥部分仍在发挥着其它桥梁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甚至像兰州中山桥一样，已经具备了文物的价值和鉴赏的意义。
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忽略甚至不尊重它，就如同我们不能忽略甚至不尊重年迈的父母一样。
也许再建多少座现代化的桥梁，也无法取代一桥在我们心目中牢不可摧的地位。
它永远是汉江上的“第一桥”，永远是我们这座城市的丰碑。
它早已无孔不入地渗透于古城的血液中和我们的骨子里，让我们永远感到熟悉和亲切。
2006年10月25
求阎锡山部下一旅长或者团长级别的军官资料，姓张，大约叫张X楼，可能是叫张全楼
分数也太少了阎锡山，字百川，生于1883年，卒于1960年，山西省五台县河边镇（今定襄河边）人，国民党时期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第二战区总司令、行政院院长。
阎青少年时代在家乡念私塾，后来考入山西武备学堂，1904年考取留日官费生，被清政府派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
1905年他在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并参加了军人中的革命组织“铁血丈夫团”。
1911年10月29日，太原辛亥起义成功，阎锡山被推选为大都督，以后逐渐总揽了山西军政大权。
阎锡山是山西乃至中国近代史最为知名的山西人之一。
他深喑权术，朝秦暮楚，一生中苦心经营自己的“地盘”，素有“土皇帝”之称。
对内，他提出“保境安民”的口号，努力发 展农桑、水利和工业，还在经济极为窘迫的情况下，修了一条让世人贻笑至今的同蒲铁路。
对外，他长期奉行“反蒋联蒋、反共联共”的政策，为的是确保自己在山西的利益。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故伎重演，一方面积极准备抗日，组织了“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实际是由共产党领导），建立“抗日决死纵队”，一方面又秘密勾结侵华日军，谋求一己私利。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这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哪个鸡蛋也不能踩破”。
抗战胜利后，他积极参加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内战，在山西大肆推行以清洗共产党为目的的“三自传训”。
1949年3月，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阎锡山逃离太原，同年5月在广州就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1960年病逝于台北。
阎锡山在山西执政38年，也是国民党要员中从辛亥革命到大陆解放，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人。
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用人之道，他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阎锡山非常重视用人，他积多年之经验，在《日记》中不惮其烦地多次总结他的用人经验。
他很欣赏曾国藩说的“用人以外无经济(经国济民)”的话，认为“得人事举，失人事败”，“有干部即有政权”，“没有人的困难比没钱的困难还大”；同时，他感到用人是一件很难的事，多次说过“知人难，用人尤难”，认为“用人如御马，御之善可以行远，御之不善反能覆身”。
“用人处事，不慎之于始，必悔之于终”。
他忧虑的是自己“智不足以知人，勇不足以胜人，仁不足以感人”。
(本文引语均见阎的日记，以下不另加注) 但阎锡山的用人之道也不能简单地概括为用人唯亲或用人唯贤。
它是一套系统工程，各种方式兼蓄并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变化以及实力的培植，各个时期又各有其侧重点。
我们且对它作一分析。
一、五湖四海 肆应各方 民国初年，可以说是阎锡山用人最广泛、最开明的一个时期。
这是因为：第一，执掌一省军政机关，他手下没有那么多可以胜任的人才。
第二，辛亥起义之后，他曾与吴禄贞共组燕晋联军，阻挠袁世凯乘车经石家庄北上就任清廷内阁总理大臣。
袁世凯对他们恨之入骨，除派人收买吴的卫队长将吴刺死外，还违约进攻山西，迫使阎锡山转战归绥道。
南北议和告成，清帝退位，袁世凯即将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仍不让阎锡山率民军退回太原。
后来，在孙中山的力争及各方面的支持下，袁才被迫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
在此情况下，阎锡山用人就不得不考虑如何取得袁世凯的同意。
清朝规定，本省人不能在本省担任县知事、道尹、巡抚等主要官职。
民国初年，除起义的少数县份为同盟会员出任知事外，大部分县份服从民国政令，还是原班人马。
这里只谈省地级主要官员的任用。
袁世凯被迫同意阎锡山继续担任山西都督，条件之一是在山西实行军民分治，意欲削去阎锡山掌管民政的权力。
但袁世凯的势力并未进入山西，所以山西的民政官员还是由阎锡山与各方协商之后，由袁世凯任命的。
以下对省级主要官员作一介绍： 李盛铎：字椒微、木斋，江西九江人，原是清末山西的提法使(俗称臬台)，辛亥太原起义后在民间藏匿数日，军政府政事部长景梅九多在娘子关前线参赞军机，其他人又不谙政事，遂请李任民政长。
清军反扑进占太原后，清政府任命张锡銮为山西巡抚，张莅任不数日即离开，清政府遂任命李盛铎为护理山西巡抚。
共和告成后，李即致电在归绥道托克托的阎锡山回晋主持工作，但在袁世凯的阻挠下，阎不得不在忻州待命。
后在各方支持，孙中山提出由阎锡山任都督、李盛铎任山西民政长(即省长)，问题才算解决。
1912年3月15日，袁世凯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同日任命李盛铎为山西民政长，李到任后觉得办事棘手，随即提出辞职。
周渤：宇士贞，湖南长沙人，原为清末的太原知府，辛亥太原起义后未予触动。
李盛铎提出辞职后，阎锡山与当时的国民公会负责人认为周是袁可以接受的人物，遂向袁推荐。
袁于3月24日免去李的职务，任命周为民政长。
周干了3个月，以同样理由提出辞职。
谷如墉：字芙塘，山西神池人，清进士，山西最早加人同盟会的谷思慎之叔父，曾以钦差身份任陕西省财政监理官，辛亥后回晋赋闲。
周提出辞职后，阎又与国民公会改组而成的临时省议会推荐谷如墉为民政长。
当年9月15日，袁世凯将周免职，任谷为山西民政长。
谷对共和制度抱怀疑态度，与新派格格不入。
张瑞玑：字衡玉，山西赵城人，清进士，曾任陕西兴平县知事，辛亥年扔掉顶戴，欢迎起义军，后回乡赋闲。
12月30日谷去职，张继任。
但张以名士自居，每日诗酒自娱，少理政事，被同盟会员谷思慎、梁上栋在宴会上嘲弄，乃于1913年1月23日离职。
赵渊：山西河曲人，清末曾在四川任安岳等县知事、重庆府知府，辛亥后任黑龙江省民政长，1913年1月23日接任山西省行政公署民政长。
陈钰：字震之，山西繁峙县人，清末任宣化府知府，因其与袁世凯的族人有亲戚关系，阎遂向袁推荐。
陈于1913年6月24日取代赵渊(后改称山西巡按使)，任职至1914年5月26日。
以上这些人都是清朝遗老，有的与袁世凯且有瓜葛，阎锡山推荐或同意任用这些人，乃是为了消除袁的疑虑，取得袁的信任，以保存其实力。
后来，袁世凯派他的爪牙金永(字道坚，浙江杭县人)于1914年5月26日出任山西省巡按使后，阎锡山即处于金的监视之下，谈不到推荐之责了。
民国初年，担任各路观察使和各道道尹(两者约相当于后来的专员)的是： 朱善元：字复初，浙江杭县人，曾任中路观察使、冀宁道道尹。
徐之荣：字戟门，浙江建德人，曾任冀宁道道尹。
孙奂仑：字药痴，直隶玉田人，曾任冀宁道道尹。
贾景德：字煜如，山西沁水人，曾任北路观察使。
邹道沂：字申府，山东聊城人，曾任北路观察使、雁门道道尹。
单晋如：字味仁，江苏江都人，曾任雁门道道尹。
方 贞：字千周，河南商城人，曾任雁门道道尹。
马 骏：字君图，山西晋城人，曾任河东观察使。
高景棋：字养祉，河南人，曾任河东观察使。
杨葆昂：字伯驹，江苏武进人，曾任河东观察使。
民国初年，各地区设有镇守使(约相当于今之军分区司令员)，担任镇守使的有： 董崇仁：字子安，山西定襄人，1913年2月6日任晋南镇守使。
张培梅：字鹤峰，山西崞县人，同盟会员，1917年8月12日接任晋南镇守使。
1927年6月卸任(1924年以后因故回乡，但职务仍保留)。
孔 庚：字雯轩、文掀，湖北人，同盟会员，原任清军第六镇军官。
燕晋联军失败后，来晋继续革命，曾任朔方兴讨使、北上民军总司令等职，1914年3月至1917年8月，先后任晋西镇守使与晋北镇守使。
赵戴文：字次陇，山西五台人，同盟会员，1916年5至6月间，曾任晋北镇守使。
张树帜：字汉捷，山西崞县人，同盟会员，1917年至1927年曾任晋北镇守使。
杨沛霖：字芳圃，山西霍县人，同盟会员，1916年6月曾任辽沁潞泽镇守使，11月26日，在同浮山县陈采章的“大汉义军”作战中阵亡。
赵丕廉：字芷青，山西五台人，同盟会员，曾任辽沁潞泽营务处长(相当于镇守使)。
阎锡山的都督府下设军政、参谋两司，其主要人员为： 黄国梁：字少斋，陕西洋县人，军政司长。
孔繁霨：字云生，山东滕县人，同盟会员，参谋司长。
赵戴文：字次陇，山西五台人，同盟会员，参谋长。
刘绵训：字翼若，山西猗氏县人，同盟会员，秘书厅长。
辛亥起义后，民军暂编为一个师，辖两旅四团，并直属一个骑兵团。
其人员为： 孔 庚：师长兼第；旅旅长。
刘越西：字廷森，云南人，同盟会员，原第六镇炮兵营长，燕晋联军失败后来晋，任第二旅旅长。
张培梅：团长。
倪普祥：一说名德薰字普香，浙江人，同盟会员。
团长。
赵守钰：字友琴，山西太谷人，同盟会员。
团长。
台寿民：字林逸，安徽人，同盟会员。
团长。
张树帜：骑兵团长。
1916年，袁世凯病死。
1917年，阎锡山改任山西督军兼省长。
他将原有的军队第十二混成旅(袁在位时由师缩编而成)与山西巡按使金永的警备队改编为四个旅。
其旅长为： 商 震：字启予，浙江绍兴人，第一旅旅长。
马开崧：字子乔，同盟会员，浙江嵊县人。
第二旅旅长。
孔繁霨：第三旅旅长。
赵戴文：第四旅旅长。
再看他的参谋长(或称高级参谋、参谋处长)，从民国初年到太原解放，历任参谋长是： 赵戴文： 李敏：字勉之，云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台寿民： 朱绶光：字兰荪，湖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辜仁发：字达岸，湖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石荣熙：字华岩，湖北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
楚溪春：字晴波，河北蠡县人，保定军官学校与陆军大学特别班毕业。
郭宗汾：字载阳，河北河间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赵世铃：山西山阴人。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阎锡山军队的将领，民国初年是以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和阎在新军中的骨干为主的。
1914年，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杨爱源、孙楚、周玳、荣鸿胪、傅汝钧、徐岱毓、孟兴富等二三十人来归，次年又有第二期学员杜春沂、张会诏、周士廉、刘光斗、冯鹏翥、秦绍观等来归。
特别是1918年来归的第五期学员傅作义、 珍、李生达、王靖国、徐子珍、李服膺、白濡青、赵承绶、杨耀芳、温玉如、贾学明，以及外省籍的楚溪春、李俊功、刘 馥等的归来，为阎军增加了一些新生力量，人们称其中较有作为的13人为阎军的“十三太保”。
之后，阎有意延揽保定军校学员，又有外省籍的彭毓斌、周原健、梁培璜、章拯宇、杨效欧、孟宪吉、吕瑞英、杜 、方克猷、陈长捷、刘奉滨、史泽波、赵晋、梁春溥、张荫梧等的归来。
到1927年阎锡山参加北伐，以至后来的抗日战争，保定军校学员成为晋绥军的主要将领。
抗战后期及解放战争时期，其北方军校的学员担任将领的才日渐增多。
就地域而言，阎锡山任用将领并不拘泥于山西人。
在他手下服役的旅长以上将领(不包括参谋和后勤人员)有100多人，其中约有半数左右是外省人，在师旅长职位升为正副军长以上的，据不完全统计又有： 商震：浙江人，第三十二军军长，山西省政府主席。
楚溪春：河北蠡县人，第四十三军军长，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抗战末期的北区总司令，参谋长。
陈长捷：福建闽侯人，第六十一军军长，第六集团军总司令。
郭宗汾：河北河间人，第三十三军、第四十三军军长。
杨效欧：湖北随县人，中原大战时的第二军军长。
吕瑞英：浙江永康人，第六十一军军长，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
彭毓斌：湖北黄陂人，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
梁春溥：山东文登人，第二十三军军长。
梁培璜：河南光山人，第六十一军军长，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
孙福麟：河北青县人，第八十三军军长，第十五兵团副司令、代司令。
刘奉滨：山东滕县人，第二十三军军长，第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
郭宗汾：河北河间人，第三十三军，第四十三军军长，参谋长。
章拯宇：河北通县人，独三旅旅长，第十九军副军长。
张荫梧：河北博野人，北伐时的第七军副军长(阎兼军长)，中原大战时任津浦前线阎军第四路总指挥，下辖三个军。
曾延毅：湖北黄冈人，第三十五军副军长。
史泽波：河北献县人，第十九军军长，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
史泽波：河北献县人，第十九军军长，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
关福安：吉林人，北伐时的第七军军长。
从以上情况来看，阎锡山在民国初期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用人可以说是五湖四海、唯才是举。
这实际上是他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得不为此而为之的： 第一，他在民国初年选荐的几任民政长，完全是为了应付袁世凯的，不如此他就在山西站不住脚。
即使如此，袁世凯最后还是派金永担任巡按使，监视阎锡山，连阎推荐民政长官的权力也剥夺了。
第二，这样做是为了酬谢有功人员。
辛亥起义后， 阎锡山与吴禄贞共组燕晋联军，在石家庄截断京汉铁路，阻止袁世凯北上就任清廷总理内阁大臣之职，袁恨之入骨，除派人刺死吴外，则将阎视为死敌。
因此，在南北议和期间，不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违约进犯太原，阎锡山只得分兵南北，自己率民军一部转战归绥道。
共和告成清帝退位后，阎锡山率部于返回太原途中，袁又令其停止于忻州，听候处理，否则即以违令论。
阎乃派定襄人、袁世凯的门生董崇仁进京说项，而当地的忻州知州朱善元则尽一切努力安排阎部三四千人的食宿，并为战士缝制新的服装，花费数万元。
民国初年，阎任朱为中路观察使，冀宁道道尹，任董为晋南镇守使，都是为了酬谢他们对自己在危难之时的支援。
第三，是为了掌握全省军政。
在阎锡山执政初期，因其用人特多，而他自己还来不及培养干部，况当时志同道合的同盟会员也为数不多，晋北晋南的同盟会员又与他处于对立地位，因此他不得不留用大批清末官吏，其中尤以省府公务员和地方官员为多。
金永主政时，又换为他自己的亲信。
第四，阎锡山把军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和同盟会员手里，这就说明其他人虽为高官，并没有左右形势的权力。
即使同盟会员也有亲疏之别，能参与决策的在民国初年不过是赵戴文、南桂馨、张培梅、张树帜等少数人而已。
第五，阎锡山手下的将领约有半数是外省人，副军职以上的高级将领又有近20人之多，他们大都是为阎打江山的战将。
民国初年，能够带兵独挡一面作战的继孔庚之后，只有商震与张培梅二人。
带兵到湖南攻打护法军的是商震(因大局变化失败)，在晋南剿击郭坚匪部的是张培梅与商震，在辽县抗击樊钟秀人侵的是商震，在大同堵截国民军的是商震，北伐时的左翼总指挥又是商震。
陈长捷也是有名的战将，忻口战役于1937年10月11日开始后，中央地区是最激烈的战场，郝梦龄与陈分任正副总指挥。
16日，郝在一线阵亡后，王靖国于17日接任总指挥，住于忻口村南的一个小村子里。
而在前沿阵地后之红沟9号战备窑洞内坚持指挥的实际上是陈长捷。
楚溪春在抗战后期担任第二战区北区总指挥，日本投降后率先率部进入太原和大同。
史泽波随国民三军人晋时，不过是个连长，他也是以战功而逐步升为军长的。
阎锡山对这些为他效命疆场的战将论功行赏，委以重任，用其所长，使他们为自己继续服务。
他在日记中写道：“用人之长，较用己之长效大百倍，因人无穷已有限。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大胆地提拔和重用了外省籍的人才。
人民英雄纪念碑资料
英雄纪念碑位于北京天安门中心。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决定，为了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在首都北京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
当天下午6时，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前广场上举行了建立纪念碑的奠基典礼。
以毛主席为首的政协各单位首席代表一一执锨土，奠下纪念碑的基石。
后经全国广泛讨论，确定碑型。
到1952年，全国优秀的建筑师和专家们共设计了一百多种图案，经有关方面通过各种方式征求各界人民的意见，归纳、修正成最后的图样。
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由北京市长彭真任主任委员，郑振铎、梁思成任副主任委员。
委员会下设工程处，分设计、施工、采石、美术工作等7个组，进行工作。
此外，专设一个委员会，在中国科学院现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领导下，研究浮雕画片所需的史料题材。
纪念碑于1952年8月1日正式动工修建，1958年4月22日落成，同年5月1日隆重揭幕。
人民英雄纪念碑呈方形，建筑面积为3000平方米。
纪念碑分碑身、须弥座和台座三部分，共高37.94米。
台座分两层，四周环绕汉白玉栏杆，均有台阶。
下层座为海棠形，东西宽50.44米，南北长61.5米。
上层座呈方形。
台座上是大小两层须弥座。
下层大须弥座束腰部四面镶嵌着八幅汉白玉大型浮雕，分别以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渡江战役为主题。
在渡江战役的浮雕两侧，另有两幅装饰性浮雕，主题分别为支援前线和欢迎人民解放军。
浮雕高2米，总长40.68米，共有约170个人物形象，概括而生动地表现出我国近百年来惊天动地的革命史实。
上层小须弥座四周镌刻有以牡丹、荷花、菊花、垂幔等组成的八个花环。
两层须弥座承托着高大的碑身。
碑身是一块长14.7米、宽2.9米、厚1米、重达60多吨的大石。
碑身正面（北面）镌刻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鎏金大字；背面是起草、周恩来题写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碑身两侧装饰着用五星、松柏和旗帜组成的浮雕花环，象征人民英雄的伟大精神万古长存。
整座纪念碑用17000多块花岗石和汉白玉砌成，肃穆庄严，雄伟壮观。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在首都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议。
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随即向全国各建筑设计单位、大专院校建筑系发出征选纪念碑规划设计的通知。
到1951年，就收到140多件各种形式的设计方案和设计修改方案（截止最后定案时共收到240多件）。
海外华侨也积极献计献策，侨领陈嘉赓组织华侨绘制了图纸，并制作了水泥柱头模型，花费15万多元（旧币）运费寄给人民英雄纪念碑建造工程处。
1952年5月10日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正式成立。
该委员会主任由当时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同志担任，副主任由国际著名建筑家梁思成同志担任，秘书长为薛子正。
为了体现周恩来总理关于建筑纪念碑目的在于“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的指示，1953年3月首都兴建委员会从240多种设计方案中精选出8种，向专业设计人员广泛征求意见。
这8种设计方案包括：矮而分散的典型设计，高而分散的典型设计，做成三座门的设计，矩形主柱式碑形——高的典型设计，有了望台的设计，红墙上立碑的设计，碑顶立群像的设计和最后被采用的碑形设计。
在众多的设计方案构思中，设计意见有较大的差别。
当时分歧较大的意见有：1、碑的下座要不要建成陈列室。
2、下层台阶要不要作成检阅台。
3、碑身要不要做成空的，顶部开窗，可供了望北京市容。
4、意见中分歧最大的是碑顶的造型，到底是建成宝顶歇山式，还是塑造英雄的群雕。
因为这些意见不统一，使得工程难以启动。
最后经主持这项工作的中央领导与有关方面初步协商，决定：1、台基部分先按陈列室设计，留有改变的余地。
2、因为已有天安门作为大检阅台，下层平台决定不作检阅台设计。
3、为维修方便，碑身做成空筒，但筒顶不开了望窗以维护纪念碑的庄严肃穆。
空筒碑身也使得碑体重量大大减轻，连地下的混凝土在内，总重量只有一万吨左右。
（由于设计合理，当时虽然没有考虑抗震因素，但纪念碑却经受了大地震的考验。
）4、最难确定的碑顶暂缓设计，选意见最为集中的设计方案中的三个制成1∶5的模型，竖立在天安门广场上，广泛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
就在底层按陈列室设计全部钢筋混凝土即将完成时，台基做成实体的意见又占了上风，他们提出的理由很有说服力：做成实体碑身显得庄重稳妥，如下设陈列室，碑身则有架空不稳之感，这对于一座烈士纪念碑是不合适的。
关于纪念碑建在何处，也经过广泛的讨论。
开始有人主张建在东单广场，有人主张建在前门楼上，有人主张就中华门的原址建立，也有人主张建在西郊八宝山上。
最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将纪念碑设立在全国人民政治活动中心——天安门广场。
纪念碑的位置在天安门南约463米，正阳门北约440米的南北中轴线上。
它庄严宏伟的雄姿，具有我国独特的民族风格。
在广场中与天安门、正阳门形成一个和谐的、一致的、完整的建筑群。
纪念碑总高37.94米，碑座分两层，四周环绕汉白玉栏杆，四面均有台阶，下层座为海棠形，东西宽50.44米，南北长61.54米，上层座呈方形，台座上是大小两层须弥座，下层须弥座束腰部四面镶嵌着八块巨大的汉白玉浮雕，分别以“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胜利渡长江”为主题，在“胜利渡长江”的浮雕两侧，另有两幅以“支援前线”、“欢迎人民解放军”为题的装饰浮雕。
浮雕高2米，总长4..68米，雕刻着170多个人物，生动而概括地表现出我国近百年来人民革命的伟大史实。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十分关心的事情，是在他们直接指示下完成的。
史料中有一份珍贵的手书批示。
事情缘于朱启钤、章士钊、叶恭绰三位民主人士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后，向毛主席建议，对纪念碑的设计提出新的意见，如：浮雕史料应特别慎选，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图画不可漏略；浮雕用材可考虑铜铸；整个图形宜再行斟酌；各部分纹样宜另行选择，明清两朝纹样纤弱无力，不宜多用等。
主席看到建议后，批示：“彭真同志，此件请付委员会讨论并邀建议三人参加。
” 在北京市档案馆的档案中还有另一份主席亲笔修改的纪念碑奠基石碑文草稿。
原碑文是彭真同志拟写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烈士纪念碑奠基典礼”，将它改为“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 在纪念碑建造过程中，主席于1955年6月9日为碑心石题写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
周恩来总理书写了主席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起草的碑文。
1952年8月1日，修建纪念碑工程正式开工。
纪念碑的碑心石，是建碑中最主要的一块大石料，称得上是中国建筑史上少有的完整的花岗石，重达百吨，采自青岛浮山大金顶一带。
采运工作历时七个半月，于1953年4月1日动工至10月16日大石料运抵天安门广场工地。
7116名工人直接参加了这项工作，开采用打槽办法，运输用滚木及推土机牵引滚移。
1953年7月开采出大石料荒料尺寸：长15.3米，宽3.55米，厚2.1米，重300吨。
经过第一次加工，将石料上面做平，重量减为280吨。
10日大石料由开采地运至山场（半山腰平坦处）行走60米。
次日下午石料放下山。
经转向、翻身、第二次加工后，石料长14.7米，宽2.92米，中间厚1.0米，两边厚0.8米，重量为102吨。
8月19日，大石料由山场起运，经过4个村庄、一个山岭、十余处桥梁及交通最繁华的市内街道，行程15公里，9月27日安全到达车站（空军油库）。
9月28日，在青岛车站，采用铁道滑动方式，将大石料装上东北电业管理局丰满发电厂90吨车皮。
根据铁道部规定，该车载重为100吨，因此又对大石料进行了第三次加工，将石料中间厚度改为87厘米，两端厚度改为79厘米，重量为94吨，连同束车设备与垫木共重100吨。
以直线20公里／小时，弯道及进站10公里／小时的行车速度开向北京，10月13日抵达北京前门西站，一路平安。
三个夜晚之后，碑心石奇迹般地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工地。
纪念碑浮雕石料采自北京房山的汉白玉矿。
纪念碑采用了钢筋混凝土筒体，将碑座和碑身各部分石块牢固地拉结浇注在一起。
碑心石正、背面的题字都有阴文镌刻在石面上，然后采用中国传统的镏金方法，做成钢胎金字镶嵌进去。
碑题、碑文共用黄金130余两。
整个纪念碑用1.7万多块花岗岩和汉白玉砌成。
感动中国颁奖词
杨森（1882~1977），原名淑泽，又名伯坚，号子惠，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1882年农历一月二十四日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龙台寺一个小官吏家庭。
其父当过清朝典吏，杨森兄弟姊妹五人，他排行老大。
1904年，年仅22岁的杨森入读四川陆军军官速成学堂。
他和刘湘、唐式遵、潘文华等是同学，这些人后来形成以刘湘、杨森为首的“速成系”四川军阀集团核心人物。
1906年，杨森毕业后加入四川总督锡良成立的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弁目队。
次年，他又考入四川高等军事讲习所。
1918年，被分到成都新军十七镇当排长。
因杨森对士兵训练认真，在会操、考核及比赛中，他的排多次夺魁，1910年被晋升为四川陆军三十三混成协第一营右队队官，是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1913年夏，杨森在王陵基部队任营长。
在孙中山领导发动了第二次讨袁战争后，在一次与护国军交战的过程中，杨森被俘。
滇军将领黄毓成在集合俘虏时，见众俘虏都甚为惶恐，惟独杨森显得毫无惧色，有胆有识，黄毓成见杨森很有胆色，身材魁梧，便对他产生好感，留他在司令部当副官。
后来，杨森在滇军中逐渐升迁，历任云南讲武堂队长，护国军第一军第二梯团参谋，靖国军第二军参谋长等职。
起初，他参与滇军对川军作战，而后杨森与刘湘联络，联合对付“西南王”唐继尧。
1916年，杨森部反戈，转投川军，被任命为川军第九混成旅旅长，后又提升为第九师师长。
1921年，杨又任第二军军长。
此时的杨暗中投靠北洋军阀吴佩孚，立志争霸四川，开始了长达七年的军阀混战。
1922年，杨森与刘湘计划统一四川，杨率先对第一军进行突袭，不料被第一军的刘伯承部打得溃败，于8月中旬兵败逃往宜昌。
是月，杨森被任命为北洋陆军第十六师师长，兼任四川前敌总指挥。
杨森在吴佩孚的有力支持下，卷土重来，占领了重庆，而后又克成都，将熊克武等逐至川南。
1924年5月，北洋政府任命杨森为四川军务督办，杨森成为北洋政府在四川的代理人。
同年，杨森事业达到顶峰，他雄心勃勃吼出“建设新四川”的响亮口号，推行“新政”：一、修建马路；二、开辟公共体育场；三、成立通俗教育馆；四、提倡朝会等措施。
杨森推行新川政，在四川诸多军阀中独树一帜，许多人认为这是历史进步，大夸杨森有魄力。
但由于他一些作法横蛮，不合理，比如连老百姓不修指甲，穿长衫都要遭惩罚，自然也遭到不少人讥笑、反对。
杨森虽然高呼反封建，解放妇女的口号，实际他也真正做到了在四川解除妇女缠足等好事，但他却名娶了好几个小老婆，实在令人觉得他所谓的做法只是一种形象工程罢了。
老百姓私下开玩笑说：“杨军长，提倡妇女要解放，娶了几个小婆娘
”杨森还是改不了旧军阀的陋习。
1925年5月段祺瑞免去杨森的四川军务督办职务，调往北京署理总参谋长，以刘湘取代其军务督办之职。
但杨森怕兵权旁落，于是赖着不走，由此刘杨关系交恶，7月，刘湘拉拢滇军袁祖铭组成倒杨联军，杨森部的师长王缵绪也来了个临阵倒戈。
刘湘把杨森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森威将军”作战失利，只得狼狈不堪地只身出川逃往汉口。
后来杨被吴佩孚委任为讨贼联军川军第一路总司令，纠集旧部，再次杀回四川。
刘湘被迫与杨森求和，双方在武汉签定了“丙寅公约”，规定归还原来杨森所属的兵权，同时由杨部和刘湘所属部队共同驱逐黔军。
杨森回川后，袁祖铭自知无力和杨森争锋率已部的滇军退入了云南，杨森的实力和地盘大为扩展，拥有六十多个团，七万多的部队，控制了下川东各县，成为川中的一霸。
1926年10月23日，杨森接受国民政府任命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总司令之职；要响应北伐军率师反吴，但他却暗中却继续担任吴佩孚任命的“讨贼联军第一路总司令”。
8月13日，刘湘等川军将领通电讨吴，杨森却接受吴所任命的四川省长之职，并自封为“援鄂川军总司令”。
配合北洋军阀向北伐军进攻，但被击败。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分裂国民党，他以占有汉阳兵工厂为条件，电请杨森出兵鄂西，攻打武汉国民政府。
杨森见此举有利可图，于5月5日以“奉命出兵，讨伐武汉”为名，带兵自万县东下，抵达宜昌。
5月21日，在湖北仙桃镇，杨森部遭唐生智截击，所部几乎被全部歼灭，只领了少数部队回川。
次年杨森与刘湘由于争夺地盘再次交恶发生战事，他和刘湘既是速成学堂的老同学，又是争王抢霸的冤家对头，被当时老百姓形容为“活像小娃儿打架戏耍”，先打一回，又来和好，再打仗；说到底啊，那个年代，军阀们为争地盘，争利益，三天两头打仗，过不了几天又和好了，可不就像是小孩子打架一样么，你打过来，我打过去，争的就是能瓜分多少地盘和利益。
可惜的是，年年打仗造出来的兵灾匪祸连累了多少老百姓。
这一回，杨森又失利了，兵败于铁山坪、张关一线，所部仅剩六个残缺不全的旅，所属川东21个县亦被刘湘所占。
此后杨森经过5年的经营，再次得以恢复。
1935年，由于北方的日军在华北地区的步步紧逼，侵略“气息”弥漫全国，国民政府开始了整军计划，召集川军将领开展裁军会议，化地方军为正规的国防军，其目的一来淘冗选精，加强国家国防实力，二来可减弱地方军阀的军力，使其不能和中央政府抗衡。
此次整军，川军被裁去五分之二，只能保留200个团，杨森被任命为国民陆军第20军军长，所属三个师（133师，134师，135师）。
1936年1月31日，国民政府令第20军杨森部直接归重庆行营指挥，20军成为第一支“中央化”，“国家化”的川军。
七七事变爆发后，刘湘和诸多川军将领纷纷通电请缨，率部抗敌人，8月，川军组成第22和第23集团军被作为第一批出川抗日的军队，而此时正在贵州驻防的第20军杨森部和第26师刘雨卿部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接派往淞沪前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