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是新城开发的TOD模式
TOD是一种独特并且逐渐兴起的设计和城市开发模式。
这是很多开太愿意冒险的一件事情。
市政当局应该通过保证规划政策,分区制和批准程序来消除TOD开发的障碍,缩短时间,以减少这一过程的风险。
一种全局的,具有战略性的开发观点认为:TOD是一个城市整体土地利用和交通规划的关键因素。
这种观点包含了整个城市范围的土地利用和开发目标,同时也包含了对交通站点未来开发表现的预期。
TOD计划只有让当地的房地产市场感受到足够的诱惑才能够得以实施。
开发行业在编制站点区域规划、土地混合用途以及市场策略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站点区域的规划需要为市场的进化预留出足够的发展弹性,让市场接受这种新的开发模式,实现真正的区域地产繁荣。
\ (一)国家和地方的政策支持\ 作为一种新城开发模式,TOD有着其他所不必的优势所在,可以充分缓解中心城市的高强度开发压力,形成以交通线为导向的小型卫星城市社区。
国家和地方政府针对当地TOD开发出具一定政策制度支持是十分重要的,公共投入是成功的关键,在TOD实施过程中当众多机构参与管理土地开发和服务供给时,制度的协调性和有效性尤为重要,如果相关公交机构、地方政府和地区规划组织希望主动实施TOD,通常需要更多的制度保障和授权立法。
在规划设计和实施的过程中,清晰的立法相当关键。
\ (二)公私合营的融资开发\ 私人资本和当地政府的合作开发对于降低整个TOD项目的风险至关重要,首先,政府的交通运输和建设规划部门要积极推进TOD的土地开发,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使之真正成为区域城市开发的成功之道。
其次。
通常在交通站点周围有很多公共拥有的土地,这些土地可以用来融资以减少开发商的风险,加快开发进度,并且确保其他公共利益可以通过TOD得以实现。
传统的融资已不适合TOD的开发的特点,混合用途的提出了新的融资要求,也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和其他激励手段的使用来规范、引导投资开发。
在美国很多地方,联邦教育拨款、税收增值金融、合伙公司、合资公司和“Location Eficient”抵押贷款等都曾经被用来支持开发。
当地政府也会提供高密度开发奖励,减少关键市政基础设施批准时间作为对TOD的奖励,当然这在符合美国城市规划的前提之下。
\ 很多成功的TOD项目基本上都是政府投资和私人资本合作开发的结果,政府投资建设轨道系统、车站、城市道路和公共空间,私人一般在住宅、办公楼和商业设施方面投资。
但是,不管是政府还是私人投资商,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希望开发项目在经济上的回报。
因此,对于所有TOD项目,我们都必须对项目的总体回报有一个很好的评估(包括政府的,也包括私人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决策过程中确定不同使用功能的补贴。
\ 政府通过对因交通投资而增值的土地征收税收,私人资本是否对TOD感兴趣,取决于市场而不是TOD这个标签。
由于公交投资带来的某些土地增值能为各类站点周边地区的景观、公共空间或步行通道等改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创造性的资金策略对于风险分散具有重要意义,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拓展多种合作关系。
不论私人资本是否参与投资,市场的基本原理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 一个好的T0D项目必须正确处理好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我们必须注重T0D项目的功能性结果,而不仅仅限于其外在特征;其次,我们必须注重T0D项目功能发挥的连续性,从而保证其成功的连续性;再次,必须研究好T0D项目不同场所和不同条件的适用性。
T0D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城市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我们既要深刻领会T0D的内涵,又要真正掌握T0D项目的运作方式。
\ TOD发展模式是将传统的城市设计思想与现代生活特征相结合,以人们所钟爱的具有地方特色和文化气息的社区模式取代缺乏吸I力的郊区化社区模式,已经被许多人认为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策略。
TOD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城市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我们既要深刻领会TOD的内涵,又要真正掌握TOD项目的运作方式。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原文
星星之火以燎原 毛 一九三零年一月五日 对于时局的估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
他们虽 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
因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 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 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
他们似乎认为 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 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 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
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 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
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 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
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 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 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
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 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
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
四,就会明白相应于 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 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 事)。
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 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式、方志敏式之有 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 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 地是正确的。
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
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 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
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 的主要工具。
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
这种估量,多半是从 主观主义出发。
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
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 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
因此,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 的时候,需要认识下面的这些要点: (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 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
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 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它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更要强大 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
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 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
(二)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
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 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
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
这里 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 会是很快的。
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 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
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 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
当湘赣边界割据的初期, 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正确的估量,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到现在还传为笑谈的所谓 “十分动摇”、“恐慌万状”两句话,就是那时(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统治者鲁涤平 的形容词。
在这种估量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
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蒋桂战争尚 未爆发之前)约四个月期间内,敌人的第三次“会剿”临到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到底打得 多久”的疑问提出来了。
其实,那时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蒋桂冯混战的形势业已 形成,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
但是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 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
中央二月来信就 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
(四)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
特别是我们在红军 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 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
所以有这种抓住 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
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 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
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 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 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
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 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 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
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 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
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 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 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拼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
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 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 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
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 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
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 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
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 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
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
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 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
就知道反帝 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
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 成烈火。
“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
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 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上面的话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就已经有了。
那封信上说: “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七日)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
国民党三次‘进剿’井冈山, 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
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革命潮流逐渐升涨。
党的战斗力组织 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 会迅速消灭。
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
屠杀主义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
群众对国 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
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
党的六次大会所指 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党(按,应加‘在大城市中’ 五个字)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举行暴动。
但是革命的发展将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 该采取积极的态度。
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的口号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
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 一定要在这种积极态度之下才有可能。
......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
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 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 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
所以,抛弃城市 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 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
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 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 这封信对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有如下的答复: “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 动群众。
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 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
因为,(一)主力红军多不是 本地人,和地方赤卫队来历不同。
(二)分小则领导不健全,恶劣环境应付不来,容易失败。
(三)容易被敌人 各个击破。
(四)愈是恶劣环境,队伍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
只有在好 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的刻不能离。
” 这一段话的缺点是:所举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极的,这是很不够的。
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 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
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 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
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 的效力。
例如我们前年干的湘赣边界政权,去年干的闽西政权,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结果。
这是一般的 原则。
至于说到也有分兵的时候没有呢
也是有的。
前委给中央的信上说了红军的游击战术,那里面包括了 近距离的分兵: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到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
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 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
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
大要说来是:‘分兵以 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 浪式的推进政策。
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
’‘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
’ 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
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
三年以来,都是用的 这种战术。
” 这里所谓“打开”,就是指近距离的分兵。
例如湘赣边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时,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在永 新境内的分兵。
又如第三次打下永新时,二十八团住安福边境,二十九团往莲花,三十一团往吉安边界的分 兵。
又如去年四月至五月在赣南各县的分兵,七月在闽西各县的分兵。
至于远距离的分兵,则要在好一点的 环境和在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两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
因为分兵的目的,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 地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
若不能达到这些目的,或者反因分兵而遭受失败,削弱了红 军的力量,例如前年八月湘赣边界分兵打郴州那样,则不如不分为好。
如果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那就无疑 地应该分兵,因为在这两个条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
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
中央那时还有一个通告, 谓蒋桂战争不一定会爆发。
但从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体上说来就都是对的了。
对于那个估量不适 当的通告,中央已发了一个通告去更正。
对于红军的这一封信,虽然没有更正,但是后来的指示,就没有那 些悲观的论调了,对于红军行动的主张也和我们的主张一致了。
但是中央那个信给一部分同志的不良影响是 仍然存在的。
因此,我觉得就在现时仍有对此问题加以解释的必要。
关于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也是去年四月前委向中央提出的,后来又在于都有一次决定。
当时指出的理 由,见之于给中央信上的,如下: “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
群众斗争的恢复,加上反动统治内部矛盾的扩大,使 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来。
在这种局面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广东湖南两省买办地主的军力太 大,湖南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尽失。
闽赣浙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
第一,三省敌 人军力最弱。
浙江只有蒋伯诚的少数省防军。
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但郭旅已被击破;陈卢两部均土匪军, 战斗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并未打过仗,战斗力必不大;只有张贞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 张亦只有两个团战力较强。
且福建现在完全是混乱状态,不统一。
江西朱培德、熊式辉两部共有十六团,比 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就差得多。
第二,三省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大明了外, 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
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 冈、永新、莲花、遂川,党和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新、兴国等具的红军 第二第四团有日益发展之势;方志敏的红军并未消灭。
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
我们建议中央,在 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
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 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 上面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规定一年为期。
至于争取江西,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 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条件。
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一年争取江西的结论。
那个建 议的缺点就是不该规定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急躁 性。
至于江西的主观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
除主观条件如给中央信上所说外,客观条件现在可以明白指 出的有三点: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 哪一省都弱。
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
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 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
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 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
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 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了。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 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
但我所说的 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 一种空的东西。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 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深圳的发展历史
深圳简介深圳市位于省中南沿海地区,珠江口之东临大鹏湾接珠江口,北靠东莞、惠州两市,南邻香港,与香港新界一河之隔。
全市面积2020平方公里,而深圳经济特区是从深圳市划出的六分之一的狭长地带,总面积327.5平方公里,是除海南省外最大的经济特区。
深圳的气候特征适合常年开展旅游,属于亚热带气候,风清宜人,降水丰富。
深圳历史悠久,文化发达,文物古迹丰富,风景名胜为数不少,如晋、隋时代的古庙,唐代的海光寺、灵渡寺等。
深圳成为经济特区后,旅游业发展十分迅猛。
除历史悠久的古迹外,新建的旅游景点及设施也独具魅力。
如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主题公园锦绣中华和民俗文化村,以回归自然为特色的野生动物园,具有南中国海独特魅力的大、小梅沙度假区……各类各色,异彩纷呈。
深圳这个昔日的边陲小镇,如今已经成为屹立在中国南海之滨的一颗明珠。
深圳是现代中国的一个奇迹,许多人涌到深圳来,不光是为了游玩,而是来看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神话。
20年前来过深圳的人旧地重游,面对高楼林立、花园广布的现代化城市,怎么也难以将当年尘土飞扬充斥着低矮破旧民居的渔村小镇与眼前的景象联系起来。
建设城市物流中心有哪些作用?
伴随着经发展与文化复兴的呼吁,越来的地区开始注重城市营销。
如今,营销已经从、杭州、成都等一、二线大城市向湖北大冶、广东增城等三、四线城市下沉蔓延。
同样是面对城市品牌打造与包装的问题,三四线城市由于自然资源、宣传经验、品牌意识以及资金状况等不同因素,其解决之路往往更加坎坷。
如何突破喧嚣的城市品牌包围圈,凸显独特魅力,以城市品牌撬动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关键点传媒城市品牌部总监石东有自己的思路。
\ 城市作为一个有机载体,往往更能体现品牌的价值与魅力。
一个城市品牌若具备了公众性,后续的社会效益与经济利益将会更多更长久,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不管是对商贸物流、交通运输、金融保险、邮政通信、宾馆餐饮、房产租赁、农副产品购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还是整个服务行业的大发展,都将起到积极的影响。
\ 当下,城市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文化的竞争,城市品牌的打造也应基于对城市文化底蕴的挖掘来进行。
如此,由城市品牌包装的城市精神才可以作为这个城市的灵魂。
西方著名学者斯宾格勒认为:城市精神应该是多元的、丰富的、精彩的,它所表现的不仅仅是这个城市现在的精神风貌,还将充分体现这个城市的底蕴和未来图景。
石东认为,城市精神不仅是多元的、丰富的、精彩的,还更应具有科学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永续性。
\ 每个城市有它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再加上自然条件、发展路径的不同,不同城市的精神和名片自然是各具特色。
城市精神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它也是国家地区文化与精神的结合体。
单纯提炼出单面的城市精神,或没有识别性的城市精神,都是无用功,是对资源的浪费,更是拿城市的未来在冒险。
因此,科学性城市品牌十分重要。
这里的科学性指对城市品牌中核心文化的深入研究。
那么,该如何做呢
\ 首先,要对自己城市的资源进行盘点,然后通过策划,把企业营销的理念搬入区域(城市)的营销。
这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前期的调研不仅要与地方政府沟通,分别了解城市的过去与未来方向,还需走进基层,明白大众对这个城市的印象与期待。
后期的策划不仅包括宣传口号、一系列的活动,更重要的是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形象推广出来。
这就需要通过多元化的方式有效地整合来赋予城市核心文化新生命,以最适宜的方式进行城市特色的品牌包装与宣传,不断开发相配套的相关文化产业、文化品牌以及现代化的观光资源。
这才是较为明智的永续性城市营销策略。
也只有这样,打造出来的城市品牌才能彰显城市魅力、提升城市形象、凝聚城市人的力量、引领城市发展。
让更多人了解并记住这个城市,将城市最有魅力的一面有效地传播给广大受众,推动该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 石东简介:城市品牌部总监,从事城市品牌推广多年,在城市品牌形象研究、城市创意策划方面经验丰富。
北部湾地理位置那么好,为什么发展不起来
广西,既沿海,又沿边,还比邻粤港澳,背靠大西南,面向东盟,既拥有东部的区位优势,同时又拥有西部其他省区眼红的出海通道,还享受着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庇护。
无论抓住了那一条,广西经济这艘设计豪华的大船想不腾飞都难。
然而现实却是极其残酷,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了,广西的人均GDP还是列全国倒数前几位。
排大陆沿海省区市倒数第一。
沦为与自然环境条件极其恶劣的贵州省同为难兄难弟!我去过贵州的多个城市,人家人说中央一宏观调控,受害最多的就是后发展地区贵州、广西两个难兄难弟,可见在人家贵州人并没有把广西当“龙头”。
区位的先天优势是上天给予当地人民的一份厚礼,但仅有区位优势并不代表经济发展就一定迅速,广西就是很明显的例子。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有着先天区位优势的广西经济发展上都出现了那些偏差,以至于改革开放进入30年后,发展水平还是不高。
1.【【【区域经济合作方向失误】】】:宁当大西南的“鸡头”,不当珠三角的“凤尾”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等东部沿海省市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要实现后发展地区的大发展,就必须加强区域合作。
在选择区域合作的对象上,后发展地区必须主动溶入发达地区,通过发达地区的辐射带动,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进而做大做强自身经济。
从珠三角与长三角的经验来看,广西在区域合作对象的选择上实际上失误了。
广西作为后发展地区,谁来辐射带动你
这个问题不解决,广西要实际跨越式发展根本无从谈起。
广西的周边都有那些
东面是广东省,东北面是湖南省,北面是贵州省,西北是云南省、四川省,西南面是越南。
改革开放之初,这几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都差不多,越南自身更是非常落后,加上当时与我国还处于交恶状态,所以周边地区谁也没有能力辐射带动广西的发展。
总结起来,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第30年,广西却连续失去了3个十年发展的好时机。
1. 失去的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的上个世纪80年代,广西首先确定沿海的北海市作为发展龙头,这是基于当时广西现状的无奈选择,因为周边地区无人可以辐射带动北部湾,广西只能自力更生,自我发展。
北海市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之初沿海14个开放城市之一,是最小的一个,这在当时中央其实已经很照顾广西了,因此当时的广西区域合作决策并无太大的问题,就是自力更生。
沿海省区中,福建省与广西有很多相似之处。
福建省的自然条件按理说还不如广西,大部分是山地,比广西更“山”,交通条件也不是很好,与广东比邻,不过交通距离实际比广西距“珠三角”还远,不容易溶入“珠三角”;与浙江比邻,但距离浙江发达地区也不近,也很难溶入“长三角”。
福建省的唯一优势就是有一经济特区厦门。
这个特区估计是为了对接台湾而设立的,但由于政治因素,台湾省无法辐射带动福建发展。
但福建省的干部群众却不等不靠,以经济省会泉州市、特区厦门市、政治省会福州市3个有一定工业基础的老城组成的三驾马车,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经济发展水平亦取得不俗的成绩,再逐步辐射省内其他地区的发展。
虽然整体上福建省与邻居广东省、浙江省相比有差距,但比起广西来,却又发达得多。
反观当年的广西北海建设模式,广西将大部分财力都往里投,但北海市似乎只会跑马圈地,而圈了地却没能集中引进一批加工制造业。
当然这与广西当时的指导思想有关,以至于90年代广西的第一条高速公路居然不是先修通北海到南宁,而是先修通柳州至桂林,美其名曰要优先发展桂林旅游产业,谁听说过一个大的行政区域仅靠旅游业就的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吗
“无工不富”这么浅显的道理都没弄明白
所以北海在90年代发展受限制,没有高速公路也是重要原因。
以至于北海市到了90年代开始搞房地产,没能很好地考虑快速建设数十上百平方公里以上的工业园区,没能很好地集中引进一批出口导向型的加工制造业,做大城市的经济基础,因而形成很大的房地产泡沫,与海南省三亚市、海口市其实很相似,最后都因泡沫破裂从此一揭不振。
而我们的老工业城市柳州市、梧州市在此期间,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发展举步为艰,甚至在广西的地位每况愈下。
假如这一时期广西铁了心发展新兴城市北海市、南宁市和工业重镇柳州市,像福建省一样专心,自我发展泉州、厦门、福州三个“点”,形成区域经济上三个布局“点”,再加上放手民营经济活跃的桂东南,让这些城市群优先发展起来,做大做强桂南、桂中、桂东这几市的经济,带动广西的发展的火车头就能建成。
当然,福建模式是在沿海选择三个“点”,这是福建的自然条件决定的,因为福建相对广西还说,还要“山”得多,内地没有建设大城市所需的平原,所以其三个“点”均选择在沿海。
但广西去不同,海岸线没有福建那么长,北部湾很小,是不可能同时在沿海建立几个“点”的,那样会内部互相竞争,正确的选择就是北海市-南宁市-柳州市构成区域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点”。
可惜这些年广西还没找到真个需要重点发展的城市,无法形成生产要素中的“马太”集聚“点”效应,未能出走出经济发展布局的第一步。
失去的这10年,广西开始逐步落后沿海省区市。
2. 失去的90年代改革开放的历史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国家大西南扶贫工程南昆铁路的开通,广西以为找到了救命稻草,“适时”地将自己决策为大西南的“龙头”,要倾全区之力建设辐射大西南的出海大通道——建设大防城港。
某位领导一句话说北海市是个死角,没有优良的深水港,广西立即调整广西战略发展重点,并将发展重点放在建设防城港,修建广西的出海基地,废了有一点经济发展基础北海市的武功。
这个时候广西的经济布局就是以防城港市、南宁市为中心,企图建立辐射云贵川的大通道,所有高速公路建设也围绕着这个通道做文章。
可惜大西南有什么
无非是有一点煤、矿,我们花了大价钱修路,却发现自己只给别人建设了一个通道。
防城港是个鸟笼大点的地方,一面临海,几面是山包,也没有大型河流,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用google卫星地图看看,这个城市有没有拓展成为特大城市的可能性。
防城港沿海一带的确有着建设深水大港所需的条件,因此广西企图学习深圳特区那样,从一个小渔村零起家,举全区之力建设大防城港这个大乡村,但是深圳特区有香港这个亚洲金融贸易中心的辐射,防城港周边有什么
一切就得从零开始,光有个港口没人辐射你,就难以建立工业加工出口基地,货物经过防城港除了留下一点可怜买路钱,广西什么也得不到。
最后人家大西南云贵川几省还是不领广西的情。
大西南的货物还是源源不断的通过南梧二级公路跑广东。
直到前几年,广西沿海3个港口的吞吐量还居然比不过贵港一个内河港口,这是为什么
不值得反思么
大西南的煤、矿,通过铁路运到贵港、南宁(这个时期贵港港很乱收费高,贵州的煤都舍近求远跑南宁去转港),再通过黄金水道西江前往“珠三角”。
而作为加工制造业象征的集装箱运输,更是通过弯弯曲曲、速度象蜗牛般的南梧二级公路前往“珠三角”,每天几万辆汽车象蚂蚁搬家一样走“珠三角”,就是不走北部湾
为什么
因为北部湾没有加工制造业基础,没有产品需要向大西南地区输出,大西南地区的汽车将货物运到北部湾后,得空车回去,变成单向运输,成本就不合算。
广西这时急了,眼看自己花大价钱投资的出海通道无人买账,拒绝修往广东方向的高速公路。
而且南梧二级路即使超负荷运转压坏了也尽量拖延维修时间,企图迫使往东的货物走北部湾,可惜还是失败了,还连累了广西非公经济最活跃的桂东南地区。
为什么
因为以广西的经济发展总体水平,本来就没有能力当大西南这个“龙头”,自己却硬是花了血本充胖子。
在这一时期,广西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埋头发展自己加工制造业,却一门心思先花钱去建西南大通道先当 “龙头”,人家不买账,却耽阁了自我积累发展的最佳时机。
失去了80年代,那么90年代广西要适时调整发展战略,那么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一是继续在北部湾建立一个重点发展的“点”。
选择条件是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有建设深水良港条件、有足够的土地资源用于城市拓展、有足够的谈水资源、有足够的发展加工制造业所需的第一批本地劳动力资源,最好还要有河流解决水资源和内河运输问题。
如果一条路走到黑,那么坚持继续重点发展北海市也是不错的战略选择。
但如果广西不想重点发展北海,那么正确的选择新“点”只有一个,就是全力发展钦州市。
因为钦州市建设大城市的条件相对防城港市好一些。
对照以上几个选择条件,钦州市与防城港市相比,除了港口有那么一点点差距外,其他条件都大大优于防城港市,无论是建设大城市需要的土地、劳动力还是其他条件等(希望防城港的朋友不要骂人,这里是学术讨论,就事论事。
防城港当然也要发展,只是防城港做北部湾的龙头的确不是很合适)。
二是发展老工业柳州市、首府南宁市这两个“点”;三是修好一条通往东部的高速路,放手桂东南地区自我发展的成为第四个“点”。
因为当时的桂东南地区民营经济非常活跃,是广西的温州地区,并不需要广西给予太多,一条高速公路足已。
可惜广西还失去了第二个10年,广西开始大大的落后了。
3. 失去的21世纪初期错过改革开发的前20年,我国的改革开放的历史前程进入了21世纪,广东省这个借改革开放率先发展起来的发达省份,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区域经济合作内容的拓展,开始淘汰转移一批相对“落后”的产业,以便腾出土地着手产业升级。
而在“珠三角”产业转移开始的这一时期,广西没有修通对接“珠三角”的高速公路来承接产业转移,却另起心思升级广西发展战略,开始不满足于当大西南的小“龙头”了,要争做更大的“龙头”,适时地将东盟也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提出的口号是“背靠大西南,面向东盟”,多么伟大口号。
叫叫口号出点名,扩大广西北部湾的知名度,这当然是很合算的买卖。
但你北部湾乃至整个广西的经济上还真不能靠东盟
为什么
东盟是我国的政治后院,国家当然十分重视与东盟的关系,所以中央将中国东盟博览会放在南宁也是有其明显的目的,主要还是基于政治的考虑,当然也有补偿历史上欠广西太多的意思,可谓一举两得,但经济上的考虑不会是首选。
为什么
因为东盟没有辐射带动我区加快经济发展的能力,东盟中除新加坡、文莱等小国较发达,马来西来、泰国处于中等发展水平外,大部分都是后发展中国家。
因此面对东盟,政治上我们要保持与中央高度一致,大力发展与东盟的关系,东盟的市场也是我们需要的,但不能指望东盟能给广西带来什么项目投资。
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最佳时机里,我们的邻居们贵州、湖南等省和广东省内的粤北、粤西却在快马加鞭地花大力气完善通往“珠三角”的交通,主动溶入泛“珠三角”经济圈之时,广西却放着发达的邻居“珠三角”不主动融入,却非要弄个“背靠大西南,面向东盟”独立于“珠三角”的经济战略,希望当更大的“龙头”。
“一山不容二虎”的通俗道理,历史上的广西的高层居然没弄明白。
因此两广作为地缘上的近邻,只能容下一虎,“珠三角”已先广西成“虎”,做了华南地区的经济龙头,而广西却不肯认这个能辐射带动自己的龙头,自己一门心思想当大西南的鸡头,却也不甘愿做“珠三角”的凤尾。
广西进入21世纪都10多年了,GDP总量还不及一个深圳市,到现在连北都找不着。
2.【【【经济布局反经济学常识:]]]北海失败了发展防城港,防城港不成就搞钦州,沿海始终未能建成一个北部湾的龙头.区域经济学告诉我们,一个区域或地区的发展,是按照“点→线→面”这一线路发展的,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一样。
简单说来就是一定时期内,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的投资总是有限的,经济发展不可能在发展的初期就做到以“线”、“面”的形式全面开花,必须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先发展“点”经济,再带动“线”与“面”。
广东改革开放之初,经济优先发展两个“点”:深圳市、广州市。
这两个“点”的城市群发展起来后,再辐射两“点”间沿途交通连“线”城市及周边地区,如东莞、佛山、中山的发展,最后“点”、“线”城市群扩大后,自然连成一片“面”,也就是今天的发达经济区域“珠三角”城市群。
江苏省的经济发展也是“点→线→面”顺序发展典型模式。
改革开放之初在苏南定了四“点”,以比邻上海以及太湖为中心的苏州、无锡、常州和省会南京为“点”,投入大量财政资源吸引民营资本参与建设,优先发展四个“点”。
其他省如山东、浙江、辽宁等也十分明显是优先发展“点”,再拓展“线”,最后形成“面”。
其中山东以青岛市、烟台市、济南市为“点”。
其他沿海省市分析下去,大体也是如此。
从发达地区的“点”选择来看,都有比较共同的特点:一是有特定的区位优势;二是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三是三至四个“点”就合适。
反观广西似乎没有发展重点城市或区域,只会在西北部革命老区开展农村扶贫,建设扶贫专用高速公路,不会发展工业经济。
北海失败了发展防城港,防城港不成就暗地搞钦州,总之沿海始终未能建成一个城区人口超100万以上的中心城市担当北部湾的龙头。
三个沿海城市发展失败后,广西开始想跳过“点”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线”发展阶段,将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城市捆绑在一起,整体上叫“北部湾”,后来又将玉南宁、玉林、崇左纳入,企图超越“线”直接进入“面”的发展阶段,6个城市变成整体的泛“北部湾”。
沿海三市中心城区人口加起来不知道有没有100万,流动人口更是少得可怜,很难担当起广西经济火车头;南宁市从区位及工业基础来看,现阶段也无法担当龙头,南宁市目前还未能建成方圆上百平方公里以上成熟的工业园区,没有什么产业链,经济总量并不大;玉林、崇左的经济实力更是没有办法充当广西的火车头。
实际上,广西这么多年有很多做法,本身就不符合区域经济学的原理,比如前些年提及的“玉贵走廊”。
玉林市和贵港市都属于后发展地区,中心城区的“点”都没发展起来,怎么可能有能力带动两城公路沿“线”的发展。
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还告诉我们一个经验,就是老老人家常提到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领大家共同致富”。
具体到一个省也一样,广东优先发展“珠三角”,“珠三角”发展起来后,再辐射带动粤西、粤东、粤北的发展。
有机会大家去粤北的清远市看看,这个市前几年还不怎么样,在建立大工业园区的基础上,承接了“珠三角”大量的产业转移后,是不是发展神速起来了。
而我们的广西,并不优先发展有一定民营经济基础的桂东南地区、有重工业基础的柳州市,却将很多财政投资的重点放在桂西北这些区位、自然条件比较差的地区,花了大价钱,经济发展却是事倍功半,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也就是说,广西一直没有搞明白,广西区域内谁应该先富起来的问题。
3.【【【公路建设决策严重失误】】】缺少通往发达地区的高速公路,自我封闭当 “阎锡山”中国发达地区无一不是按照经济规律来建设高速公路的,哪里车流量大,收益高就先往那里修,因此民营资本参与积极性高。
如广东省修建高速公路,最先修通广州至深圳、广州至佛山,因为那里的车流量最大,收益最高,然后再往其他城区拓展,最终形成“珠三角”密集的高速公路网。
福建优先修通了车流量最大的经济省会泉州市至特区厦门市的高速,再修通厦门市至政治省会福州市。
浙江省的第一条高速公路为杭州市与宁波市这两个经济火车头之间。
山东省第一条高速公路是修通经济省会青岛市至政治省会济南市,再连接另外一个经济城市烟台市。
辽宁省第一条高速为经济省会大连至政治省会沈阳之间。
这些省修路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哪里车流量大,就往那里修。
反观广西高速公路建设,严重违反经济规律。
不是哪里车流量大就往哪里修,而是一切为了还在图纸上的“大西南出海通道”服务。
先修通内地柳州市至桂林市的高速,接着修通南宁市到柳州市的高速,再接着修通南宁市到北部湾的高速,然后再往南宁市为中心,往西南的越南、西北的云南省、北部的贵州省3个方向拓展,往东的只有条半截的南梧高速。
总的来说广西的高速公路战略是逆其道而行,即先修通内地,再修通沿海,先修通西部山区进行“扶贫”,拒绝修通东部通向发达地区之路,以南宁为中心围绕南宁呈放射状居然修了6条高速公路,严重违反经济规律。
但出区外的高速公路却全是断头路。
特别是通往广东方向的,更是断得严重。
南宁要优先发展是对的,但修了如此密集的高速公路是不是有点浪费
修那么多高速公路通往云南省、贵州省干吗
云南省、贵州省有什么
煤还是矿
还是方便广西的官员运云南好烟、贵州好酒
广西发挥雷锋精神了
君不见桂西北那些高速公路老半天没一辆车通过,百姓戏称广西喜欢修“晒谷场”吗
通往发达邻居的广东的路车流量那么大,为什么就不能早一点修
而且还不允许民营资本修
严重违反经济规律建设的广西高速公路,建成后就一直整体亏损,只好想着法子提高收费标准坑百姓。
有人说,广西政府穷,没钱修高速公路,谁让你广西违背经济规律办事
缺少通往发达地区的高速公路,广西等于是自我封闭当 “阎锡山”。
4.【【【工业主导不够突出】】】决策失误,导致柳州工业长期发展滞后1.要我回答广西的工业规划是什么
还真的有点难住啦。
可以说,整体上,广西的工业规划严重滞后
老工业城市柳州本来很早就可以发展冶金工业,以及建立在冶金工业基础上汽车制造业、机电加工业等重工业,可惜广西以前根本就没有把这座老工业城市放在眼里,一心想发展南宁市,甚至想把柳州市为数不多的工业都搬南宁去,为首府充门面,造成了柳州市的工业长期发展滞后。
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柳州市的工业在全国5个自治区的所有城市中是老大,然而十多年后,柳州市的工业还是在原地踏步
内蒙古的包头市、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市远远将柳州市抛在后面
直至今年,广西才提出投资240亿,发展柳州的汽车制造业。
这都什么时候了
早些时候看干吗去了
为什么不早点规划
汽车市场都被全国几十家厂商瓜分都差不多了,才想起重点发展汽车制造业
可见广西工业规划之滞后
具体到广西的一个工业园区内,也没发现什么好规划,引进的企业那真叫“八国联军”,根本就没有培植延长产业链的打算,什么企业都往里放
各地也自为政,自治区安排项目的时候西放两个,东放一个,乱如一团麻
这就是没有很好规划的结果。
因此广西的工业规划是得提前思考一下了。
到底我们确定各个经济区域应该怎么发展什么样的工业
我认为要居于以下考虑:一是沿海工业,建议选择两个点,一个是防城港市,具备深水港,它可以作为广西除柳州市外的另一个重工业城市进行建设,另一个是钦州市可以适当发展一些重工业,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二是重振柳州市的重工业辉煌,发展南宁市的金融、贸易、信息技术产业;三是放手让桂东南梧州市、贵港市、玉林市等地发展非公经济,全力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2. 工业园区建设小打小闹前文曾说过,东莞一年建成72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区后,中央刚清理了工业园区不久,另一个粤北城市清远又开始大搞大业园区。
山东、浙江、江苏一直坚持继续做大做强工业园区。
随便到一个发达地区的城市看看,哪个城市不是建有数十上百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区
广西有吗
看看南宁市那个工业园区小得可怜,而且离中心城区十万八千里!怎么解决企业进驻吸引当地人为第一批劳动力的问题
连本地人都无法吸引到工业园区就业,招外地人更不可能,那怎么安置项目
毕竟广西的优势之一就是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
工业园区远离城区,员工如何居住、生活、购物、娱乐
广西前些年高高在上的领导层想过没有
准时准点的公共汽车不通达,又没有公仆们豪华的公车坐,叫当地老百姓如何正常的上班
广西目前初步改变了工业园区小打小闹的规划问题,但还没有改变建设时的小打小闹问题。
各地规划的工业园区少则数千亩,大致数万亩,但就是不见建设有大动作,每年搞它个几百或者一两千亩,这顶个屁用啊。
这么小的动作,你引进一个加工制造型的项目,那它的上游、下游产业链的项目如何同步引进安置
不同步引进如何做长产业链
发达地区的工业园区就是一两次开发建成,产业链整体式引进,才能做大做强。
像东莞72平方公里一次性建成的工业园区,就引进了多家国际IT巨头,形成非常完整的产业链。
苏州引进的新加坡工业园,也是一个超大型的工业园区,产业链非常完整。
而广西的小打小闹只能引进的项目多数是单独选址,不需要什么产业链的资源性项目了,因此肯定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
3. 品牌发展战略严重缺失现在广西能拿得出的重量级品牌,看来只有玉柴、桂柳工……等少数几家名牌产品了。
看看中央电视台、各省市电视台,有几个是广西企业在做的广告
这是什么
这就是广西自主品牌发展战略严重缺失的结果。
想当年,咱买的双马电风扇等等广西名优产品,十多年后还照样正常运转,那产品质量是如何的过硬,但是后来都一个一个地消失了。
为什么
政府决策失误
不作为
还是我们的企业集体不挣气
总的来说,广西的发展就是区域合作方向失误了,老工业基础丢了,民营经济活跃的地区被扼杀了,而新确立的地区去是个投资无底洞,产生不出效益,进而造成广西今日发展之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