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公司核心价值观主要有哪些
1、尽力尽责，将心比心，相亲相爱，共存共赢。
2、崇尚进步，追求变革，严守品质，回报顾客。
3、视产品品质为业绩，以客户满意为动力。
4、做同事家人，当顾客朋友，为自己工作，给下属机会。
5、享受工作，乐于上进，拥护创新，致力于给客户创造更好的消费体验。
2010年在我国发生了哪些重要事件?
人在2010年温哥华奥运会取得优绩 2010年温哥季奥运会（XXI Olympic Winter Games）是第21届冬季奥运会，从2010年2月12日开始，到2月28日结束，历时16天。
口号是：“从海洋到天空的比赛”，2010年温哥华冬季奥运会和残奥会吉祥物是根据温哥华所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神话传说所创作的3个卡通形象。
温哥华冬奥会给中国人带来极大兴奋，在冰雪运动项目上，中国已经攀升至冬奥会金牌榜第七位，奖牌总数列第八位。
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国人又一次为竞技体育的成就激动不已。
2010年西南五省市旱灾 2010年初，中国西南地区正遭受着60年来最为严重的特大干旱。
去年秋季以来，云南、贵州、四川南部等地降水量较常年偏少三至五成，平均气温偏高1℃以上。
这场始料不及的特大旱灾导致地缺墒、人缺水，截至3月10日统计，全国耕地受旱面积9215万亩，西南地区旱情极为严重，其中云南省尤最，其耕地受旱面积4678万亩，占全国的51%。
多月持续无雨，不仅人民生活受严重影响，而且多种农作物枯萎，收成大减，很多农业经济专家已提出预警。
中国西南地区遭逢百年大旱，东南亚国家也陷入严重干旱。
菲律宾从去年11月以来没有下过一场雨，泰国76省里有52省成为旱灾区，东南亚六国6500万人口视为生命线的湄公河的水位，更降至20年来最低点。
发源于中国青藏高原、流经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及越南的湄公河是东南亚最大的河流。
由于2009年雨季提前结束，加上雨季降雨量锐减，泰国境内某些河段的水位已降至仅30公分。
4·14玉树地震 青海省玉树县2010年4月14日晨发生两次地震，最高震级7.1级，地震震中位于县城附近。
截至4月20日10时，玉树地震遇难人数为2046人，失踪193人，受伤12135人，其中重伤1434人。
。
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青海玉树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2010年4月20日国务院决定，2010年4月21日举行全国哀悼活动，全国和驻外使领馆下半旗志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
中国2010上海世界博览会 2010年世界博览会（Expo 2010）是一个筹备中的世界博览会，2010年在中国上海市举行，也是历来首次由中国举办的世界博览会。
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 Better Life）。
主办机构预计吸引世界各地7000万人次参观者前往，总投资达450亿人民币，超过北京奥运会，是世界博览会史上最大规模。
2010年江南暴雨 在人们印象里，江南的初夏总是伴有绵绵的细雨。
然而，今年的雨水来得格外早，雨势也十分猛烈。
5月13日，江西省多地迎来今年入汛以来范围最广的一场特大暴雨天气。
188个乡镇出现100至250毫米的大暴雨。
在新余市，历史罕见的降水造成交通要道严重积水，新余市火车站附近的立交桥通道，积水深度在6米以上。
不仅仅是江西，连日来，南方多省暴雨倾城。
湖南、广东、贵州、江西等南方省份相继出现强降雨天气。
水漫街面、要道阻塞，一座座城市仿佛浸泡在水中。
进入5月以来，中央气象台频频拉响暴雨预警，江南、华南已进入名副其实的雨季。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实况监测，13日5时至14日5时，湖南中南部、江西大部、浙江南部、福建西北部和广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50至90毫米的暴雨，湖南娄底、湘潭、株洲，江西宜春、新余、抚州、鹰潭降雨量有100至130毫米，局部地区达160至180毫米。
“今年以来，江淮江南降水异常多、汛情早，南方强对流天气出现早、频次多、影响广、致灾重。
”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分析说，今年1月1日至3月16日，江淮、江南降水频繁，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5省区域平均降水量达313．0毫米，平均面雨量有289．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61％，为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3多。
5月5日至11日，江南大部、华南东部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水天气过程，造成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等省局地发生洪涝灾害。
中国煤矿事故 7月16至18日，全国煤矿连续发生了5起较大以上事故，共造成59人死亡和被困。
这5起事故分别是： 7月16日，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七里乡乱石沟煤矿发生一起中毒窒息事故，死亡6人。
该矿为乡镇煤矿，属于资源整合矿井，低瓦斯矿井。
初步分析，该矿在未采取安全措施的情况下，擅自安排2人到被整合的七里煤矿(已关闭)井下查看情况，造成2人中毒窒息死亡；事故发生后，又盲目组织4人入井施救，全部中毒窒息死亡。
7月17日，河南省郑煤集团汝州公司新岭煤矿发生一起火灾事故，死亡8人。
该矿为郑煤集团整合兼并矿井，技改初步设计已获批复，安全专篇正在报批过程中。
事故发生在该矿西井井下，巷道着火产生大量有毒有害气体，造成作业人员死亡。
7月17日，陕西省渭南市韩城市小南沟煤矿发生一起火灾事故，死亡28人。
该矿为乡镇煤矿，属资源整合矿井。
初步分析，该矿副斜井动力电缆被运送材料的矿车撞断，短路着火并引燃井下木支架等可燃物，产生大量有毒有害气体，造成矿工中毒窒息死亡。
7月18日，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金源矿业公司芨芨台子煤矿发生一起透水事故，死亡5人、被困8人。
该矿为乡镇煤矿，属新建矿井。
初步分析，该矿掘进过程中打透老空区积水，导致事故发生。
7月18日，辽宁省南票煤电有限公司大窑沟矿发生一起瓦斯爆炸事故，死亡4人。
该矿为国有重点煤矿，低瓦斯矿井。
初步分析，该矿西翼回采工作面采空区大面积垮落，造成回风顺槽堵塞，致使工作面瓦斯积聚，遇到火源后发生爆炸。
学历门事件 2010年7月1日晚上8时20分，曾创办中文网、第一个学术打假网站的科普作家方舟子一连在自家的微博上发出21条记录，把矛头指向新华都集团总裁兼CEO、著名的“打工皇帝”唐骏。
唐骏提供学历照片[1]在这一系列微博中，方舟子针对唐骏在《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一书中透露的其个人学位、求学及工作经历，提出了多个质疑，并出示了部分查证证据，提出“唐骏的‘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是假的，是不 是也要大家跟着复制如何造假
” 方舟子接着怀疑唐骏所读的美国西太平洋大学“是一家著名的卖文凭的野鸡大学，此校在夏威夷注册，没有得到美国认证机构的认证”。
随着唐骏的“学历造假”风波愈演愈烈，其曾经就职过的微软、盛大、新华都等多家公司也可能受到“牵连”。
其中，盛大的招股说明书中提到的唐骏的学历更是成为了焦点中的焦点。
让唐骏也始料未及的是，他的母校因此而迅速成为昨日的网络热词——这所被网友称为“野鸡大学”的美国高校，竟被网友翻出了一大批博士毕业生名单。
国内多家国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赫然在列。
为什么广西条件那么优越，经济那么差
一、宏观视角的总体史式审视将近代中国铁路作为一个整体，从某一个侧面来加以研究、审视，这种总体式的史学研究成果不少，其中有论述铁路的作用、影响的，有关于铁路发展方面的，有涉及外债问题的，此乃学界着意的大要所在。
铁路的影响：学界在谈及此问题时，强调了三个方面，即城市化、农业、民俗。
探讨铁路的城市化作用的文章有两篇：李占才所著《铁路与近代中国城镇变迁》(《铁道师院学报》1996年第5期)、姜益和徐精鹏合著《铁路对近代中国城市化的作用探析》(《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两文指出，铁路促进了客货运输，人口流动，市场扩大，经济发展及城市的变迁：一些新兴城镇崛起，一些古城镇的功能发生变化，一些不通铁路的古城镇衰落。
关于铁路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李占才著有两文：《铁路对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影响》(《同济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铁路与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区域化趋向》(《铁道师院学报》1997年第5期)。
两文阐述的主体意思是：铁路运输促进了商品流通的扩大，从而也就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化、区域化倾向的发展，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
从民俗角度看铁路的影响，这是较为新颖的探索。
这方面李占才之文《铁路与近代中国民俗的嬗变》(《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及《铁路与中国近代的民俗嬗变》(《史学月刊》1996年第1期)认为：铁路引发了民俗心理的更新，导致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的变迁，促使相见礼、婚礼、丧礼等礼仪风尚演变，推动了国人娱乐、纪年、剪辫放足等习俗的进化，尽管民俗嬗变中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现象，但总体而论，是朝着进步、健康的方向发展。
另外，王旭章还著文《走向市场的中国铁路向历史借鉴什么》(《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指出铁路当之无愧是市场经济的主动脉，其表现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沿线资源的规模经营，加快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产业的转移，促使统一的全国市场逐步形成和国内外市场的接轨，经济区域化趋势发展。
朱从兵著文《铁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广西右江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4期)相对要冷静一些，该文认为：铁路与沿线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需要的互动关系，铁路对沿线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是以工业为中介的，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铁路建成后还需有正确的政策导向，完善配套的规章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各部门的密切配合。
铁路发展：包括商办铁路、修筑及管理特色、政府政策、不发展的原因等方面的内容。
商办铁路的研究是学界的弱项，对此问题宓汝成著文(《中国近代铁路发展史上民间创业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通过对民间投资铁路史的梳理，得出如下结论：民间资本有投资铁路的意愿，其压抑力量主要来自列强资本，其次才是封建势力；资金匮乏、技术落后不是商办资本铁路不发达的主要原因，二者的因果关系恰恰应该颠倒；商办铁路资本在清政府国有化政策影响下零碎化是历史的倒退。
关于铁路管理问题，芮坤改之文《晚清对官办铁路的管理述论》(《保定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厘清了晚清朝廷逐渐将最初由地方大臣管理的“官办”铁路收归朝廷统一管理的过程。
对于我国近代铁路的修筑及管理特色，胡正民、李占才著文(《强人筑路以线设局——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特色》，《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将之归纳为：强人筑路，以线设局，铁路的修筑及管理权掌握在实力派官僚的手中，因而非常混乱和纷繁。
论及清政府的铁路政策，骆向韶著文(《清政府的铁路政策》，《湘潭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1863—1889年、1889—1900年、1900—1911年。
孙自俭之文《晚清铁路政策的官办与商办之争》(《安庆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则主要讨论了官办还是商办的问题。
该文指出：经过多年实践，清政府对铁路的认识逐步深化，最终在1911年确立了官办铁路政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可行性。
关于铁路干线国有问题，马陵合著文(《论清末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两个促动因素》，《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认为，该政策出台的原因有二：一是盛宣怀建立官僚垄断资本集团的野心，二是立宪派社会舆论宣传的推动。
论述铁路权为外资侵夺的文章有谢撼澜之文《近代列强对中国铁路利权的疯狂掠夺》(《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3年第6期)。
探讨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缓慢的原因的文章较多，其中归咎于内因的有三篇：祝曙光所著文《近代中日两国铁路发展比较研究》(《贵州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尹铁所著《近代中国铁路建设延误原因探析》(《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李文耀、王成林之文《近代中国农民对铁路态度的变化》(《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归咎于外因的有宓汝成所著文《中国产业近代化为什么徘徊不前——以中国铁路的建设和运营(1895—1927年)为中心作一试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铁路外债： 丁永刚在《论近代清政府建设中的外债问题》(《陕西省行政学院，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一文中，将清政府借用外债修铁路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甲午战前、甲午到《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到辛亥革命前。
借债筑路符合历史趋向，功不可没，不应片面地认定是“卖国主义”行经。
张九洲也著有《论甲午战后清政府的铁路借款》(《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一文，类之。
孔永松、蔡佳伍之文《晚清铁路外债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将清政府借外债修路划分为四个阶段：1881年唐胥铁路的修成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到1903年颁布《铁路简明章程》，1903年到1911年5月10日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1911年5月10日到10月10日武昌起义；外债的类别有筑路、赎路、路政借款三种；借款抵押有一个从以路为抵向以地方厘金税捐抵押的转变。
基于解读近代国人外债观的努力，马陵合著文《经济民族主义的悖论——关于近代中国对铁路外债认识历程的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以经济民族主义为概念支撑，道出了外债观中的超经济性质，及其所具有的政治上的功利。
否定经济民族主义，有利于理性阐释铁路外债问题。
马陵合另著文《略论清季东北铁路外债的超经济特质——以均势外交为中心》(《历史教学》2003年第10期)、《晚清铁路外债观初探——以芦汉铁路为中心》(《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类此。
从外债角度重新审视芦汉铁路的收回，马陵合之文《论芦汉铁路的外债问题》(《历史教学》1996年第5期)认为其意义要打折扣。
马陵合之另文《文明排外与赎路情结》(《安徽师大学报》2003年第3期)也指出：文明排外是20世纪初中国收回铁路利权的基本口号，它较集中地体现了近代国人的赎路情结，文明排外不能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维持国权与引进外资的两难抉择。
至于《潜流：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重新估价》(《江汉论坛》2003年第11期)一文，马陵合的主体意思是：晚清最后几年，收回利权运动趋于式微。
而从经济学理角度就债论债，肯定借款筑路的积极作用，逐渐为人注意。
只是它的声音是微弱的，难以得到社会更多的认同。
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部分认同，应是近代中国在维护主权与利用外资之间难以取舍的真实体现。
在借款模式方面的研究中，马陵合著文《“浦口条件”：近代中国铁路借款模式的变与不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以1908年中国与英、德签定的、以地方税捐为担保而非以路作抵的《津浦铁路借款合同》为研究对象，集中论述了学界忽视的有关条约的运用情况及其如何被弃用等问题。
从政策角度研究外债，王致中之文《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认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时在甲午战败之后。
决策背景为筹筑卢汉铁路，铁路发展定为国家“实政图强”要务，但国库“点金乏术”，商资筹招落空，铁路资金来源仅有外债外资一途。
政策要点乃“洋债”由国家铁路总公司统筹，路借路还，以路作抵，拒招洋股，“路权仍属于我”。
二、铁路与地方的区域史式探析 铁路与地方的关系研究，属于个案式、区域式的史学研究。
京汉铁路作为晚清时期修筑的第一大动脉，此前学界已予以较多注目，对此，田伯伏从直隶采煤业人手，著文《京汉铁路与直隶沿线近代采煤业的起步》(《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分析了京汉铁路修建对直隶煤矿业如井陉、临城、磁州等的影响，指出铁路作用体现在运输速度的提高和运费的降低扩大了煤的销售市场，此外，铁路本身就是煤的固定消费者。
我国近代的铁路网是以北京为中心的，苏生文著文《晚清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的形成》(《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1年第1期)，针对这一问题做了专题研究，该文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修路风气已经大开，清政府在北方地区修筑了京奉铁路、京汉铁路、京张铁路和津浦铁路四条主干线和一些支线，构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
西北铁路发展在近代属于落后地区，有关研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
赵志龙著文《近代西北铁路规划述论》(《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认为，从晚清到民国，西北铁路规划经历了一个内容由简到繁，地位由次要到主要的发展过程，西北铁路的重要性已成为共识。
任军利著文《铁路与近代陕西的商品经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主要分析了铁路所导致的陕西经济变化。
正太铁路是山西近代第一条铁路，自如雪之文《正太铁路建筑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7年增刊)，阐述了该路建设过程中的艰难历程，并指出其对山西经济的影响如下：运输量很大且逐年递增，收益可观屡有盈余，促进了工厂的建立。
滇越铁路对封闭的云南来说，高势能的影响之大可以相象。
顾继国、杨金江合著《滇越铁路与云南近代进出口贸易》(《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指出：滇越铁路开通后，云南形成了与世界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相对独立于国内市场的云南地方市场。
王文成也著文《滇越铁路与近代云南对外贸易——兼谈云南与东南亚间的通道建设和经济技术合作》(《经济问题探索》1994年第1期)做了相似的分析。
而张轶群之文《滇越铁路的历史记忆——滇越铁路沿线的近代铁路社区建筑初探》(《小城镇建设》2003年第4期)，则以建筑为视点。
广西铁路的发展，绅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此，陈志波著文《绅商与近代广西经济》(《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指出其具体表现有二：首先，从领导力量上看，政府虽然是名义上的领导者，但直接操作各项具体事务的却是绅商；其次，从路款的认集的比例来看，绅商认集的路款占绝大部分。
专论龙州铁路的有朱从兵之文《广西龙州铁路筹建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
南浔路是近代江西第一条商办铁路，杨会清之文《略论南浔铁路兴衰的历史命运》(《抚州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分析了筑路过程中在筹款、技术、时局等诸多方面的困难，运营中有关会计制度、股东大会制度等内部管理改革，及对汀西经济产业结构变化的促进作用。
沪宁铁路乃清末最为重要的铁路之一，对此，高志斌、王国平合著《晚清政府借外债修筑沪宁铁路述论》(《江海学刊》2000年第3期)阐释了借外债的原因、经过及民众抵制情形。
除了上引文之外，还有其它一些文章，其中有粗涉上海铁路发展的(刘华明：《近代上海地区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工具的变迁(1840—1949)》，《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有谈论铁路与晋商兴衰关系的(谢元鲁：《明清北方边境对外贸易与晋商的兴衰》，《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有探讨铁路对移民的助力的(周春英：《浅析近代华北移民大规模迁居东北的社会背景》，《荷泽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有研究铁路促进城市发展的(王杉：《简析近代东北城市的兴起》，《辽宁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段光达：《哈尔滨早期城市特点刍议》，《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纪凤辉、张翠华：《哈尔滨近代城市的特点与作用》，《黑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有介绍铁路股票的(夏详烈：《清代川汉铁路股票》，《中国钱币》1998年第3期)。
三、关键人物与铁路发展 与铁路发展有关的近代人物主要有李鸿章、张之洞、孙中山、詹天佑、刘铭传、盛宣怀、容闳等。
在研究李鸿章与近代铁路的文章中，余明侠所著《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地位》(《徐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论述的较为全面。
该文认为，李鸿章在修建铁路问题上的认识，从1863—1867年的短短四年间，经历了严词拒绝、朦胧认识、正确了解和坚决实践等四个阶段。
李鸿章不顾谤议丛集，独开风气之先，主张利用西方技术但必须权自我操，初步规划了铁路干路蓝图，执着不渝兴修铁路，于此可知，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
此外，余明侠另著有《李鸿章和甲午战争前后的铁路建设——兼论洋务运动在甲午战后的新发展》(《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一文，类之。
从铁路外债角度研究李鸿章的文章有马陵合之文《论甲午前借债筑路的开启及其困境——兼评李鸿章的铁路外债观》(《安徽史学》2002年第1期)。
相形亦肯亦否李鸿章的文章也有一些，如周辉湘之文《李鸿章与中国铁路业的开创》(《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在肯定了李于凇沪铁路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首倡自建铁路的同时，指出：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中法谈判中及之后的思想开始向出让路权转变，其借债修路思想损害了国家利益。
此外，筑路也有发展个人实力的意图。
类似的文章有赵东喜之文《论李鸿章与近代中国铁路的兴办》(《河南职业技术师院学报》2000年第1期)、朱从兵之文《李鸿章与中东铁路》(《徐州师大学报》1998年第1期)、《试论李鸿章在中国铁路史上的地位》(《玉林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
从总体上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吴剑杰之文《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该文认为，真正能从开发利源以振兴经济的高度认识铁路的近代化价值的，张之洞是第一人，铁路成为他一生最后20年的生命主题。
此外，陈晓东也著文《张之洞与晚清铁路》(《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对张之洞发展铁路的贡献作了介绍。
具体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朱从兵之文《粤汉路权赎回后张之洞的自建主张与实践》(《广西师大学报》1999年第3期)、吴剑杰之文《论张之洞湖广任内的外才引进》(《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将李鸿章与张之洞联系起来予以研究是有益的探索，这方面的文章有周辉湘所著《李鸿章和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建设论略》(《长沙电力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研究孙中山与铁路的文章有数篇，之一是朱从兵所著《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述论》(《学术论坛》2003年第5期)，该文认为：由于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时期美国的铁路建设速度最快，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以美国为主。
他对近代世界铁路的发展大势、基本成就、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建设与管理体制或经验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认识，其认知水平超出了他以前的中国近代的其他先进人物。
之二是冯君之文《论孙中山铁路建设的战略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此外，朱从兵另有文《铁路建设与民生主义——民元孙中山铁路建设思想新探》(《学术论坛》2002年第5期)以铁路与民生的关系为视点，来探悉民元孙中山的铁路思想。
詹天佑在近代中国铁路史上，如同秋瑾在近代妇女史上一样，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也很值得研究。
以往人们多注目于京张铁路的独立筑造，而经盛鸿等则着意于其他方面的内容，其著文《詹天佑与清末民办川汉铁路》(《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詹天佑与辛亥革命》(《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指出：爱国工程师詹天佑在中国近代铁路建设中，不仅开创了中国独立造路的奇迹，建成了震惊世界的京张铁路，而且率先支持在20世纪初兴起的民办铁路事业，并亲自主持艰险异常的民办川汉铁路。
当清廷在1911年5月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后，他勇敢地支持保路运动，进而支持辛亥革命。
这是他对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又—伟大贡献。
关于刘铭传在台湾修筑铁路问题，陈九如著文《刘铭传与台湾铁路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2002年第1期)指出：刘铭传从御侮图强的目的出发，力主修筑台湾铁路，妥善解决资金短缺和技术力量不足的难题。
台湾铁路的兴筑，便利了台湾的交通，促进了台湾的开发，传播了近代化观念。
刘铭传在台湾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盛宣怀是近代中国铁路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吕锡生著文《盛宣怀传略》(《无锡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涉及到了这一问题。
关于容闳的影响，陈汉才之文《容闳的留学教育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华南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主要强调了他对铁路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
北部湾工业发展
广西自治区主席马飚在此间会见了梁丹及其他参加论坛的境外嘉宾。
马飚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全面开放开发的加快推进，必将极大地促进广西利用外资和对外经贸合作。
长期以来，广西的经济社会发展得到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及各国的大力帮助和支持。
马飚希望借助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全球投资促进高峰论坛，积极探寻加快城市经济圈建设的新举措、新思路、新途径和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良策。
他相信，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支持和推动下，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一定能成为世界瞩目的企业投资热土。
广西必将成功“借脑”出席论坛的境外嘉宾，科学布局城市经济圈的产业，促进区域市场的形成，并成功把握世界性的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浪潮。
完
评价下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分裂称为「洋务派」与「顽固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的工商业的手段来维护清的封建统治。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洋务运动」。
1860年12月曾国藩上奏折说，目前借外国力量助剿、运粮，可减少暂时的忧虑；将来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还可收到永久的利益。
第二年他对上述看法加以发挥，主张购外国船炮，访求能人巧匠，先演习，后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成为官民通行之物，那时可以剿发（指太平军）、捻（捻军），勤远略，这是救时第一要务（《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14卷，第11页）。
1862年李鸿章到上海后，得到外国侵略者帮助训练洋炮队、设洋炮局。
他认为，清军作战往往数倍于外敌，仍不能胜，原因在武器不行，枪炮寙（yǔ）滥，如能使火器与西洋相埒，则“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今起重视，最后可达自主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3卷）。
奕欣看到曾李两人学造外国船炮，决定派员前往学习，在奏折中说，治国要做到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
奕欣等人认为，只要在封建制度中加进一些西洋先进技术，可以镇压人民，可以自主自强，封建统治便可长治久安，并认为筹办洋务，必定能得到列强的支持。
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
他们攻击洋务派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技术是“陈甚高，持论甚正”，然而“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无益于自强实际。
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以致酿成庚申之变”。
洋力派与顽固派互相攻击，斗争十分激烈。
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
但洋务派势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
慈禧明白，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保持清朝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拥有实力并得到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
所以她暂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
中央及地方代表势力在中央，不久前成立的总理衙门办事大臣，恭亲王奕欣成为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势力。
地方上的代表人物中，多数与曾国藩有关：奕欣（1833－1898年），爱新觉罗氏。
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异母弟，1851年（咸丰元年）封为恭亲王。
1860年9月，咸丰帝于英法联军攻陷通州八里桥后逃往热河，令奕欣留守北京，“督办和局”。
10月24日、25日，奕欣先后与英、法代表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北京条约》。
1861年1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奕欣、桂良、文祥受命为总署大臣。
8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
11月，奕欣与慈禧勾结，利用领有重兵驻扎北京一带的胜保，发动政变，摘掉了当权的以肃顺为核心的赞襄政务八大臣。
从此，慈禧垂帘听政，奕欣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及总理衙门。
奕欣力主“借洋兵助剿”，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支持地方实力派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举办近代军事工业，开展洋务活动，成为清廷中枢主持洋务的首脑人物。
1865年，因受慈禧猜忌，被罢去议政王职务。
1884年中法战争中，被免去一切职务。
1894年，重新起用为总理衙门大臣，后又受命督办军务。
1898年戊戌变法之初病死。
曾国藩（安庆内军械所 ）（1811—1872年），湖南湘乡人，出身于地主家庭。
1838年中进士，1839年任侍郎。
他崇尚程朱理学。
1853年，咸丰帝任命他为帮办团练大臣，在湖南督办地主武装团练。
他建立了一支地主武装，兵勇及其将领全用湖南人，因此被称为“湘军”或“湘勇”。
湘军以地域的、封建的关系为纽带来巩固内部；以程朱理学作为思想武装；以抢劫掳掠和官爵鼓舞士气；将领大多数选自所谓“宿儒”、“生员”等地主知识分子。
1854年2月，湘军练成水陆两军约一万七千人。
江南大营溃散以后，清政府升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节制浙、苏、皖、赣四省军务。
曾国藩提倡“捕人要多，杀人要快”。
这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被称为“曾剃头”。
他举办洋务，建立新式军火工业，制造武器，武装湘军。
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曾国藩为首的湘系成为地方上势力最大的实力派。
1870年，他在直隶总督任内查办天津教案，媚外卖国，屠杀人民，激起公愤。
不久，他就病死了。
李鸿章（1823—1901年），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
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
1853年，在籍办团练，协助镇压太平军，屡遭失败，投靠曾国藩当幕僚。
1861年在安徽按湘军编制，组织淮军。
1862年4月，李鸿章和他的淮军调赴上海。
4月25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代理江苏巡抚。
在上海，李鸿章雇用外国侵略军头目训练淮军，招募外国工匠制造军火，加强了淮军的反动力量。
1862年，淮军配合“常胜军”在江浙地区屠杀太平军。
1865年，清政府派李鸿章任两江总督。
第二年11月，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去镇压捻军。
镇压捻军起义以后，淮军势力越来越大，大批淮军盘踞在长江中游，另一部分淮军驻扎在直隶、山东等地。
李鸿章的势力遍及了长江和黄河一带。
1870年，在曾国藩推荐下，李鸿章代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管军事、经济、外交等大权，成为反动统治阶级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从70年代开始，他陆续开办军火工厂和筹建北洋海军，同时，又开办一些民用工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织布局等。
对于外国侵略，他一贯妥协退让，投降卖国。
从19世纪70年代起到他临死前，清政府同外国侵略者签订的一系列丧权卖国条约，大多是他直接参与或亲手签订的。
如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
在90年代，他先后两次被沙俄以总计350万卢布的巨额贿赂所收买，与沙俄签订出卖中国领土主权的《中俄密约》和《旅大租地条约》。
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卖国贼之一。
左宗棠（1812—1885年），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
字季高，湖南湘阴人。
1860年为曾国藩推荐，统领部分湘军，曾自募约五千人，组成“楚军”，左系湘军形成。
1862年初，经曾国藩举荐，升任浙江巡抚，与法国组织“常捷军”，陷宁波、绍兴等地。
1866年以闽浙总督身份创办福州船政局。
次年调任陕甘总督，“身虽西去，心犹东注”。
督陕甘期间，曾办兰州制造局，因西北盛产羊毛，又办兰州织呢局。
1875年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次年率军入疆，进攻阿古柏反动政权。
1878年收复除伊犁以外新疆全境，建议设立新疆行省，开发新疆。
1881年升军机大臣，调两江总督。
1884年中法战争中是主战派，督福建军务。
次年因病退职死。
他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在70年代以后裁撤洋员，与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的“非洋人洋匠不可” 的情形有所不同，反映了他具有一定的自力更生办洋务的思想特点。
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
1863年成进士，先后任湖北学政，四川学政，翰林院侍讲学士等职，1882年任山西巡抚。
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力主与法决战，清廷授以两广总督之职，张捐银三千两奖给抗法将领刘永福，并奏请起用前广西提督冯子材督师。
冯子材在镇南关、谅山大败法军，张之洞名声大增。
他于1889年任湖广总督，在湖北建成湖北织布局，汉阳炼铁厂，汉阳兵工厂等，成为与李鸿章齐名的洋务要人。
在维新运动中，张之洞加入“强学会”，当获知慈禧太后反对变法时，张之洞便退出“强学会”。
并下令禁查上海《强学报》压制湖南维新运动。
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张之洞力主痛剿。
清庭发布宣战谕旨后，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同英国等订立所谓“东南互保” 的章程。
1908年，张之洞受命督办粤汉铁路和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次年10月病死。
谥号“文襄”，其文稿辑为《张文襄公全集》。
实践过程 洋务运动前期，洋务派以“自强”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
1861年，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军械所，任用中国工匠，仿制西式枪炮，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军事工业。
从1862年起，用三年时间研制成功的我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
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为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燃料、运输等方面的困难，打出“求富”的旗号，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
安庆内军械所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设的制造近代武器的军事工业，也是洋务派创办的仿制西式武器的第一个军事工业。
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炸炮等。
“内”，表示这个军械所属于安庆军内的设置。
1864年，清军攻陷南京后，该厂由安庆迁到南京，改名为金陵机械制造局。
江南制造总局又称江南制造局，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
1867年，由虹口迁至高昌庙，经过不断扩充成为清政府最大的军事工业。
该厂技术和机械设备主要依靠外国，除制造枪炮弹药外，也制造机器和修造轮船。
1905年造船部分独立，称“江南船坞”，兵工厂部分人称制造局。
后分别改称“江南造船所”和“上海兵工厂”。
福州部政局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经营的设备最齐全的新式造船厂。
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
聘用外国人担任技师。
主要由铁场、船场和学堂三部分组成，1884年马尾海战中遭到严重破坏。
后虽经恢复但大不如前，辛亥革命后，改称海军造船所。
汉阳铁厂1889年春，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划在广州建立炼铁厂，同年他调任湖广总督，筹办的炼铁厂也随迁汉阳，1890年在大别山下动工兴建，1893年汉阳铁厂基本完工，共有六个大厂，四个小厂，炼铁炉两座。
1894年投产，开始均为官办，从筹办起至1895年，共用经费五百八十余万两。
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因无力筹措经费，于1896年改为“官督商办”。
辛亥革命前夕，汉阳铁厂工人约三千人，每年出钢七万吨。
抗日战争时期，汉阳铁厂部分设备被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成立大渡口钢铁厂。
解放后收归人民所有。
轮船招商局简称“招商局”。
中国最早设立的轮船航运企业。
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李鸿章招商筹办。
1873年1月成立。
总局设上海，分局设烟台、汉口、天津、福州、广州、香港以及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地。
1885年（光绪十一年）改为官督商办。
1909年（宣统元年）归邮传部管辖。
1912年改为商办，更名商办招商局轮船公司，后又改称商办招商轮船有限公司。
1932年国民党政府收归国营，更名国营招商局，归属交通部。
抗日战争期间，总局先迁香港，后移重庆。
战后迁回上海。
1947年共有船460艘，33万余吨。
1948年成立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
1951年改称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香港仍沿旧称。
1985年成立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机器制造局 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开办的轮船招商局，是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公司，也是洋务派兴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
它成立时买轮船3艘，到1877年收买了美国旗昌轮船公司，拥有轮船30多艘，形成一支实力较强的商船队。
中国海军新式军舰“南琛”号 北洋海军实力最为雄厚。
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组成，拥有军舰25艘，官兵4000多人，由淮军将领丁汝昌任海军提督。
与此同时，旅顺口和威海卫两个海军基地竣工，整个北洋海防体系的建设宣告完成。
李鸿章得意地说：北洋海军“声势已壮……入可以驻守辽渤，出可以援应他处，辅以各炮台陆军驻守，良足拱卫京畿。
” 为适应洋务运动的需要，洋务派还举办了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等一些新式学堂，培养翻译人材、军事人材和科技人材；又先派几批留学生出国深造。
同文馆的建立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人从事翻译工作，但正式设立外语学校却晚至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的同文馆。
在清政府与外国订立《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时，竟连一个懂得外文的中国人都找不到，任凭侵略者的蒙骗。
1861年奕欣奏请设立外语学校，培养外语人才和外交人才。
1862年8月，同治帝正式批准成立“京师同文馆”。
学员学习汉文外，主要学习外文。
聘有外籍教师英国人包尔腾，法国人司默灵、毕利干，俄人柏林，美国人丁韪良、傅兰雅、海灵敦等先后任教。
丁韪良从1869年任总教习，总管教务达30年。
总税务司赫德兼任监察官，实际控制了经费和人事大权。
同文馆完全按正规学校来办，陆续开设英文馆、俄文馆、德文馆和东文（日文）馆。
只招收13、14岁以下八旗子弟，后又招收15—25岁的满汉学员，也招收不限年龄的满汉学员。
学习期限初定3年，到1876年分为两种：一是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8年；一是年龄稍大、仅借中文译本学习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5年。
1867年时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
学生最多时达120人。
毕业生大多任清政府译员、外交官员和其他洋务机构官员。
设有印刷所，翻译印《万国公法》及数理化和文史等方面书籍。
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结局影响及原因 30余年的洋务运动遭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阻挠，通过各种渠道破坏洋务运动。
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利用先进的技术维护封建统治，改革不触动封建制度。
后来的甲午中日战争证明，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
但是，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生产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
洋务运动的评价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初时是把“平中国” 和“敌外国”相提的。
前者反映了国内阶级矛盾，后者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
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十分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处在“内忧” 与“外患”频仍之时，洋务派只有依靠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人民，才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
所以洋务运动实践的结果必然否定了“敌外国”。
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一场改革，那么它只能是沿着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
这一点在所有列强都愿意支持办洋务的事实上得到证明。
李鸿章说淮军遇到“内地贼匪”，自信能取胜，遇到外国进攻，“胜负即不可知”。
洋务大员丁日昌说，他的船炮“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
洋务运动进行了30年，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却在“自强”“求富” 的口号下，养肥了我国第一代军阀集团。
洋务派主观上并不希望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甚至在其创办民用工业之时，一再表示不允许私人创办同类企业，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
但由于洋务派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引进了同封建生产关系所不相容的新的生产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必然在客观上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从而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是不以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洋务派办民用工业，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方式，吸收私人资本。
这“商股”部分即是民族资本主义因素。
从70年代开始，更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资于近代民用工业，终于使中国有了一点先进的生产能力，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就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出现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
此外，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及其对顽固派的不彻底的批判，多少动摇了恪守祖训的传统及纲常名教的绝对权威地位，对于学习西方，开了好的风气。
又由于洋务派组织翻译了不少外国科技书籍，派遣不同年龄和资历的留学生，因而培养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而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促进民主思想的传播，也起到开一代风气的拓荒作用。
在此基础上，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洋务官僚中分化出一批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最后，洋务民用工业的兴办，部分地抵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
如 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使“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尽占”，三年多时间，外轮损失一千三百多万两，美国旗昌行因不堪赔累，被招商局归井。
湖北官织布局开织后，江汉关进口洋布每年减少十万多匹。
中国资本能挫败洋商，这在当时曾被视为“创见之事”。
学术动态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争论的焦点是，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延缓作用，由此，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
1．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持此论者有祁龙威（当时署名“汉声”）、牟安世等人。
祁龙威认为：洋务运动“促进中国社会走上半殖民地的道路”。
依据有二：首先，“洋务运动所练的军队及所举办的军事工业，都具有半殖民地化的特征。
第一，受外国侵略者所控制，成为西方资产阶级销售过剩军用器材，吮吸中国人民脂膏的‘好场所’；第二，只能够用以镇压国内人民革命，而不能够用以抵抗外国侵略”。
其次，“洋务派发展的经济企业，先是‘官办’，后有‘官督商办’、‘官商合办’。
经营管理之权，操之于‘官’，直接与封建政权相联系，为封建统治服务。
这些企业在经济上和技术上都对外国资本有紧密的依附关系，为西方资产阶级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增开了‘方便之门’。
这就决定了它们的性质，乃是具有封建性、买办性的官僚资本主义”。
牟安世认为：洋务运动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
首先，“在洋务运动时期，商埠由五口通商发展到三十六口通商。
他们遍布中国沿海和边疆，并在不同程度上深入到中国内地”。
这“实际上说明了不平等条约的网罗的扩大和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
其次，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这期间加强了他控制中国财政大权，洋务派在这个时期的外交活动也处处依赖洋人，执行卖国投降政策”。
再次，“进出口贸易在不等价交换条件下逆差越来越大”，严重影响了国计民生。
总之，“洋务运动时期乃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洋务运动并没有延缓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而是加速了它”。
2．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此说以孔令仁、李时岳、胡滨为代表。
孔令仁认为：洋务运动对中国半殖民地化起了延缓的作用。
因为：中国之所以会沦为半殖民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打进中国的外来侵略者势力太强了，另一是中国太落后”。
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认为沦为殖民地、遭到瓜分也是可能的。
在这种厄运面前，各阶级都有自己的态度”。
“洋务派在抵抗态度上没有广大人民坚决，但他们搞洋务，发展资本主义，讲求富强之术，改良军备，从长远观点来看，实在是抵抗外国侵略的有效方法，根本方法”，虽然由于各方面原因“大大削弱了它的成绩。
但通过洋务运动，中国毕竟建立了一支新式军队，出现了一批近代企业，这支军队在抵抗外国军事侵略上是出过一些力的，这些近代企业在抵抗外国经济侵略上也起过一些积极作用。
所以，我认为洋务派对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作用，不是像清政府及顽固派那样起了推进作用，而是像广大人民那样起了延缓的作用”。
李时岳、胡滨认为：洋务运动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首先，“洋务派利用西方新式武器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当然是反动的，但他们主张学习西方‘长技’以防止外人觊觎的思想，在当时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其次，“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使清政府初步拥有一支使用近代化武器的海陆军，在后来的对外战争中多少发挥了一些作用”。
“如果说，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间，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主要是针对国内农民战争，那么，到了七十年代中期，随着国内农民起义的逐渐平息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日益加深，洋务活动的重心已明显地转移到抵御外侮、防止中国殖民地化这方面来”。
再次，“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较明显地具有‘收回利权’、‘堵塞漏卮’的意义”。
因此，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抵制外国资本主义扩大在华政治经济势力的积极作用，延缓了而不是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