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几次反中医的论战
三次20世纪前的“一枝独秀” 追溯中医的历史，恐怕要从远古讲起。
早在那时，我们的祖先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逐渐发现某些食物能消除病痛；在使用石器的时候，创造了砭石、骨针疗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针刺疗法等。
此后的几千年，从《黄帝内经》，到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被誉为中华民族瑰宝的中医，在顺境中发展着，并形成了“一统天下”的局面。
然而，正所谓“物极必反”，鸦片战争后，尤其是20世纪，西医大规模进入后，随着国人对西医的态度由怀疑转为信服，中医正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第一次论争：中医告负 1912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
当时的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学校条例中，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而把中医挡在门外，也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消息一经传出，引起了轩然大波。
扬州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始人袁桂生率先发表言论：“教育部定章，于中医学校之课程，删中医科目，是可忍，孰不可忍。
”自此拉开了中西医第一次论争的序幕。
1913年，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汪大燮再次公开提出废除中医中药。
随后，教育部公布的教育规程均弃中医于教育体系之外。
于是，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等联合全国19个省市中医界和同仁堂、西鹤年堂等药业人士，组织了“医药救亡请愿团”，要求将中医纳入医学系。
迫于压力，政府只得一面搪塞说废除中医的政策不会实施，一面仍拒绝将中医列入教育计划。
中医界的第一次斗争就这样失败了。
西医误诊梁启超 第一次中西医论争中，梁启超是站在西医一方的。
然而，1926年，他的病成了中医支持者们对西医发起反攻的有力武器。
3月8日，梁启超因尿毒症入北京协和医院。
经X光透视，医生诊断为癌。
梁启超的弟弟梁仲策问医生：“不一定是癌吧
”医生答：“不一定不是癌。
”再问：“怎么治
”再答：“全部割除。
”手术后解剖此肾，果然看见其中有一樱桃大的黑点，却非癌症。
要命的是，病人尿中仍带血，且查不出病源所在。
如果仅是一件普通医疗事故，重提这桩旧案，意义不大。
许多人关注此案，是想将争执多年的“中医西医孰优孰劣”问题，再付表决。
所以，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事件一经传出，西医立刻成为众矢之的。
原来，梁启超入院前，曾请京城“四大名医”之一萧龙友把脉，诊断说“不是急症”，不就是尿里有血吗，“任其流二三十年，亦无所不可”。
而在西医那里割掉一个肾，得出的结论也是“无理由之出血症”。
梁仲策的《病院笔记》中对西医略有微词：“中医之理想，虽不足以服人，然西医之武断，亦岂可以服中医”。
而徐志摩在《我们病了怎么办》一文中也提到：西医所谓“科学精神”，原来是“拿病人当标本看。
你去看你的眼，一个大夫检查了一下出去了，再换两三个大夫来看，究竟谁负责这病，你得绕大弯儿才找得出来。
” 两篇“声东击西”的文章一经登载，便惹恼了鲁迅。
7月5日，鲁迅发表了《马上日记》，开篇便将矛头对准徐志摩等人：“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
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生；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
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
”但当时舆论对西医的谴责和攻击，占压倒优势。
1929年的“废除旧医案” 正所谓“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五四运动”后，中西医之争愈演愈烈。
在地质学家丁文江的书中就有这样的对子：爬山、吃肉、骂中医，年来心不老；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
可见，“骂中医”成了西化知识分子的“饭后运动”。
1929年，民国政府的“废止旧医案”，终于引发了中西医的第二次论争。
这次论争，直接关系到中医的存亡。
1929年2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
围绕“废止中医”问题，余云岫、褚民谊等人先后提出了四项议案，列出了限制中医开业、不准办学等方法。
考虑到提案过于激进，中央卫生会议权衡再三，最后通过的废止中医案——《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实施办法缓和了许多。
规定了废止中医的三条原则：“甲：旧医登记限至民国十九年为止；乙：禁止旧医学校；丙：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医之宣传品及登报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
” 议案一旦实施，中医废止便仅仅是时间问题了。
因此，提案刚公布，首先便遭到了上海中医界的反抗。
3月17日，全国281名代表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组成请愿团，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议案。
社会舆论也支持中医界，提出“取缔中医就是致病民于死命”等口号。
主张废止中医的余云岫、胡定安等，纷纷在各大报刊上发表废止中医的言论，回应中医界的批评。
论争充满了火药味，并上升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层面。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不愿意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件而引起社会较大的动荡。
时任卫生部长薛笃弼，更是急于将这场风波尽快平息。
他一再公开表示并无废止中医之意。
并向请愿代表当面表态：“我当一天部长，决不容许这个提案获得实行。
”不久，请愿团收到国民政府文官处批示：撤销一切禁锢中医法令。
第二次论争以中医界胜利告终，中医界也将3月17日定为“中国国医节”。
建国后的第三次论争 建国初期，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拉开了中西医第三次论争的帷幕。
1950年，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余云岫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中，提出了草案名为“改造旧医实施步骤”的草案。
草案将“废止”变成“改造”，将中医“堕其首都也，塞其本源也”。
这次会议上，针对解放前医药卫生条件落后的状况，党中央制定了我国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其一便是“团结中西医”。
遗憾的是，团结中西医的政策，在执行初期，被理解为把中医改造成西医。
政府举办的中医进修学校，进修却是现代医学；青年中医也都被选送到西医学院再学习。
这一系列原因，使中医再次陷入困境。
上世纪50年代，中央发现“团结中西医”政策被错误执行后，立即开展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学习，以纠正各级领导和医务工作者对中医的偏见。
然而“文革”期间，由于种种错误导向，全国绝大多数老中医被批斗、迫害；很多中医古籍被当成“四旧”送进了造纸厂的化浆池。
有人用对联描述了中医的处境，上联：惨，无知，破四旧，万马齐喑，文化大革命，老中医遭摧残；下联：悲，有罪，立三股，一派胡言，中西医结合，小大夫被毒害；横批：中医危矣。
“文革”后，中医才从浩劫中再次恢复了元气。
直至1982年，颁布的宪法中提出“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
这才给予了中医和西医同等的地位。
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中西医的冲突却尚未尘埃落定。
中医的大起大落究竟要止于何时
在西医的夹缝中，中医又该如何求生
我们拭目以待。
仁寿有哪些名人
孙光宪（900—967），字孟文，号葆光子，家世务农。
陵州贵平（今仁寿县）人。
后唐时为陵州判官，有政誉。
光宪自幼好学，博通经史，著述甚多。
所著有、、及二卷。
所撰，太平兴国初（976），以“纪事失实”，“诏毁之”。
现存20卷，记唐五代政治、士大夫言行、社会风俗和词家掌故。
孙光宪代表作：蓼岸风多橘柚香，江边一望楚天长。
片帆烟际闪孤光。
目送征鸿飞杳杳，思随流水去茫茫。
兰红波碧忆潇湘。
北宋时，四川地区出现了一位博学奇才、创解经书的著名学者、思想家，这便是世称武陵先生或君平先生的龙昌期。
昌期字起之，号竹轩，北宋陵井监（今仁寿）人，生于宋太祖开宝四年辛未岁（971）,一生研读经书、讲学、博览群籍。
程遇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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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叔达，仁寿人也。
累官太常寺丞、潼川漕使。
少年雄于文，已而折节为南轩之学。
范文叔居二江，所谓九先生者，先生其一也。
先生有兄壬孙，官至雅州签判，亦躬行君子，与先生最友爱。
及卒于官，贻书以玉环为诀。
先生每见玉环，则呜咽流涕，其至性如此。
韩驹（1080～1135），字子苍，蜀仙井监（今四川仁寿）人。
早年从苏辙学。
徽宗政和初以献赋召试舍人院，赐进士出身，除秘书省正字。
旋因曾为苏氏学，谪监蒲城市易务，迁知分宁县。
召为著作郎。
宣和五年（1123），除秘书少监。
六年，迁中书舍人兼修国史，擢权直学士院。
钦宗靖康元年（1126），由知应天府移知黄州，寻又因苏氏学提举江州太平观。
高宗即位，知江州。
绍兴五年卒於抚州，年五十六（明弘治卷二四）。
苏辙称其诗如储光羲，吕本中亦引之入江西诗派。
有四卷传世。
卷四四五有传。
韩驹诗，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
校以萧山王氏十万卷楼旧藏抄本（简称王本，今藏南京图书馆），清宣统二年沈曾植仿宋刊本（简称沈本）。
新辑集外诗编为第五卷。
何栗（1088—1127），字文缜，宋哲宗元祐三年生于仙井监（今仁寿）瑞云山，何栗于政和五年（1115）中进士第一，历任校书郎，提举京畿学事，主簿员外郎、起居舍人、中书舍人兼侍讲。
死后追赠为观文殿大学士。
虞允文（1110 —1174）,字彬甫,南宁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仁寿县藕塘湾（今藕塘乡）人，自幼聪慧，勤奋好学，史称“六岁育《九经》，七岁能属文”。
少时就读于县城瑞竹园，绍兴二十四（1154）年考中进士，先后作彭州通判，黎州、渠州知州，均有显著政绩。
161年在采石矶率一万八千将士，击败六十万金军，创造了古代战争史上以少胜地多的奇迹。
第二年，由秘书丞转至礼部郎，再调为中书舍人，参与国政。
1961年11月6日，当同志读到《二十四史·宋史》中记叙虞允文在民族危难当头，毅然率兵抵御外侵，最终以少胜多，取得采石矶大捷时，欣然提笔旁批“伟哉虞公，千古一人”，可见对其推崇之意虞集，宋度宗咸淳八年——元顺帝至正八年（1272—1348），字伯生，仁寿人，宋丞相虞允文五世孙。
历官国子司业、秘书少监、奎章阁侍书学士、参知政事、封仁寿郡公。
史称其“平生为文万篇，稿存者十二、三”。
早岁曾辟二室，弟盘左室书陶渊明诗于壁，题曰：“陶庵”，虞集的右室书邵尧夫诗，题曰“邵庵”，故世称“邵庵先生”，兼工篆隶。
《书史会要》称集“真、行、草、篆皆有法度，古隶为当代第一。
”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说：康里子山评虞书“雄剑倚天，长桥架海”、“莺雏出巢，神采可爱。
”李东阳云：“书家者流所谓人品高、师法古者，伯生殆兼而有之。
”传世书迹甚多，有《垂虹桥记》、《不及入阁帖》、《奉记都运帖》、《书王氏草韵后》、《书儗岘台记》、《答翼之诗卷》、《与总管札》、《集欧辽碑》、《杂诗卷》、《诗翰》、《长洲县宣圣学记》等。
兼精书论，著有《论草书》、《论隶书》、《论书》等。
《元史》卷一百八十一有传。
何卓，四川仁寿人，政和状元，曾多次上书揭露权臣王黼结党营私，专权误国，并最终以15条罪状参倒王黼及其同党胡松年、胡益等。
金兵长驱直入中原时，他坚决反对割地求和，力主抗敌，并以尚书右仆射（负责处理行政事务的尚书省长官）兼中书侍郎的身份取代唐恪为相，组织京师保卫战。
京师陷落后，他与徽、钦二帝被掳往金营。
被押往金国后，绝食而死潘文华（1886—1950），字仲三，仁寿县文宫场人，生于光绪十二年报(1886)。
18岁当二等兵，次年升上等兵，被推荐参加国术比赛，表演精彩，人称“潘鹞子”，提升为弁目队助教。
1908年入成都陆军速成学堂学习，毕业后被任为见习排长。
1910年随新军入藏平叛，回川后任川军连长，继升营长、团长、旅长。
1920年，刘湘军用困乏，潘以两万银元支援，自此刘潘紧密结合，刘委潘为川军第四师师长，后任重庆市市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潘文华奉命出川抗日，潘文华回川调为第二十八集团军司令、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
1949年，解放军进军四川，潘文华会同刘文辉、邓锡侯在彭县宣布起义，促成川西迅速解放。
在数十年的戎马生涯中，潘文华曾多次捐款赈数本县灾荒．在重庆期间，曾指定自己开办的“补益大药房”免费为仁寿提供防疫药品，发散各乡。
国民党强拉壮丁，他曾出假条据抵任务，减轻仁寿应征兵员数额。
仁寿县国民兵团成立，为发展地方武装，潘文华与唐式遵合送步枪200支、了弹10000发。
1937年，派3上连的兵力修筑仁寿县城至借田铺的公路，全长四十余公里，先后捐次银元11万元。
潘又在文宫乡创办私立“文华中学”，为家乡培养人才。
解放后，潘文华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0年11月16日在成都病逝，终年64岁。
唐式遵 (1883-1950)，字子晋，国民革命军二级陆军上将。
四川省仁寿县人，国民党抗日名将，曾任川军刘湘部队第二十一军军长，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
面对“国破山河在”的民族生死存亡危局，唐式遵率部英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自作诗云：“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奴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
同志曾对他以客观评价，说他在抗战期间，“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
1937年冬天布防江南一带，一度统兵驻扎九华山。
据《九华山志》：唐式遵于1942年8月间住宿祗园禅寺内。
为激发全体将士和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他毅然出资派人携刻“固我山河”这一口号。
石鲁（1919年至1982年），四川仁寿人。
原姓冯，名亚衍，因崇拜石涛和鲁迅，改名石鲁。
1934年入成都东方美专研习中国画，1940年赴延安，入陕北公学。
上世纪40年代，创作了大批反映人民战争的版画、年画、连环画等。
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转入中国画的探索与创新。
其力作《古长城内外》、《转战陕北》、《延河饮马》、《东方欲晓》等，在画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肖瑞华 (1946.7-2003.10.24)四川仁寿人。
197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0年8月西安矿业学院毕业，在青海省西宁铁厂、西宁市重工业局、西宁市经委工作。
1983年任西宁市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85年任西宁市委经济工作部部长。
1986年任西宁市委常委、市委经济工作部部长、市委秘书长。
1989年任西宁市委副书记。
1994年任海西州委书记。
2000年11月任青海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
中共15、16大代表。
2003年10月24日在北京逝世。
黄汲清（1904-
）,曾用名黄德淦，著名构造地质学家、地层学家、石油地质学家。
四川仁寿人，1904年3月30日生。
现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名誉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他于192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并获学士学位，1932年赴瑞士留学，先在伯尔尼大学，后转入浓霞台大学学习，1935年获博士学位。
1936年春回国任中央地质调查所地质主任，次年任所长，1940年任简任技正，1946年在北平编辑丁文江遗作，1947年回中央地质调查所主编中国地质图，同时兼任中央大学理学院地质系教授。
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0年起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及西南地质调查所所长，地质部西南地质局局长，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常委，地质部地质研究所副所长兼大地构造室主任。
1958年任地质科学研究院（今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名誉院长。
1955年6月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后为地学部）学部委员，并当选为常委，后被选为地学部常委、副主任。
冯健吴 字太虞，又字游，四川省仁寿县人。
师承王个符、潘天寿、褚乐三诸家，创办东方美专，长期任四川美术学院教授，精书、画、篆刻，诗词。
杨汝岱，男，汉族，1926年12月生，四川仁寿人。
195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1月参加工作，相当高中文化。
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四、十五大代表，第四、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四川）。
现亦为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
王守明，现代营销管理学者，MBA研究生，职业经理人，策划人，6PS定论理论提出者。
1974年出生于四川仁寿县中岗乡，曾用名：王建明 ，毕业后在广东工作，擅长于现代企业战略制定与实施。
曾任中德合资德纳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2000年主案策划山东鹏洋科技CIS策划；2001年主案黄川摩托战略策划。
期间著有《现代企业战略与管理》；02年后定居于上海。
致力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研究。
98年—2000任职德纳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期间著有《现代企业战略与管理》；2000年-2002年任职广州天硕企业策划公司策划总监著有《小型企业策略与执行》； 2003年提出现代企业6PS定位。
2010年策划执行中国画长卷《神州颂》参加2010年上海世博览会联合国信息发展网观展览。
2010年3月与著名中国高级工艺美术师、紫砂壶名家范伟群先生合作名壶--神州颂世博 2010年6月与著名根雕大师江道荣合作根雕《孔子》、《君临山野》参展2010上海世博会国际信息发展网馆2楼-世界艺术长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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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间势力”是指什么??
中间势力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以及地方实力派。
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持，扩大，和巩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
进步势力主要是指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顽固势力是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抗日派，即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亲美派。
简要评价张謇
张謇（1853－1926年），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
世代耕读传家。
兄弟五人，排行第四。
幼年聪慧好学，3岁启蒙，4岁入塾，5岁时“命背诵千文，竟无伪。
自1874年起，他先后投身于孙云锦（时任通州知府）、吴长庆（淮军将领）幕下。
作为吴的主要幕僚，他参与庆军机要、重要决策和军事行动，深为吴氏赏识。
1885年，他赴京参加顺天乡试，高中第二名。
1894年，又考中状元。
中日甲午战争成为他人生道路的分水岭，深重的民族危机最终促使他毅然放弃传统的仕宦之途。
鉴于国弱民贫的现实，张謇提出“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口号，并冲破阻力在家乡大搞教育与实业。
从1895年起，他在南通先后创办了大生纺织公司、垦牧公司、通州师范学院、南通博物苑等工业、教育、文化、科普事业。
他利用海滨盐荒、兴办盐垦公司，推广植棉，是全国的首创。
南通师范学校、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南通博物苑等，开全国风气之先。
他把南通各专门学校的学习水平提高，扩建校舍，添增教学设备，合并为南通大学。
他欣然接受西方文明，重用外国人才，但反对将国外的教育方法简单“嫁接”过来，而是主张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实行严格教育。
他认为：“师道贵严，中外同轨。
非是则无所为教，无所为学。
……凡教之道，以严为轨。
凡学之道，以静为轨，有害群者去之，无姑息焉。
”为转变社会风俗和繁荣地方戏剧，1919年他邀请了著名的导演兼剧作家欧阳予倩，在南通办起一所培养戏剧人才的学校——伶工学社，并且建造了一座更俗剧场。
剧场实行一些文明的规定，如观众按号入座、不许随地乱扔果皮、不许乱喊乱叫等，确实起到了移风易俗的积极效果。
此外，他在军山设立气象台，“一方面为农事的测候预防，一方面为农学生实习气候的地方”。
一战期间，张謇的大生企业系统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据统计，到1923年，它的资本总额达到了3448余万元，为当年申新、茂新、福新企业系统资本总额的3．5倍以上。
此后，受内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南通实业走向衰落。
但张謇直接开启并促进了南通地区的近代化，为全国树立了楷模。
胡适这样评价张謇：“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
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
丁文江在张謇追悼会上演说时曾指出：数年前余在美时，美前总统罗斯福死后，凡反对之者，无不交口称誉。
今张先生死，平日不赞成他的人，亦无不同声交誉”张謇在民国时期有着较高的声誉，这与他在中国实业、教育等方面的突出成就是分不开的。
直至50年代，毛主席在与人大副委员长黄炎培、陈叔通等人谈及民族工业发展时说，“……（中国）最早有民族轻工业，不要忘记南通的张謇”。
当代学者章开沅先生也指出：“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很难发现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县办成这么多事业，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
”由于张謇在南通的特殊地位，他的名字与南通已紧紧联系在一起。
儒学是怎么样崛起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它对中国的影响如何?
梁在爱国救亡中的报刊活动及特色 作者：霞文章来源：傲视传媒网浏览：394 次 中文摘梁启超作为维新派人士，在爱国救亡的过程中，进行舆论宣传的重要手段是从事报刊活动。
该文分析了梁启超在戊戌运动时期、启蒙运动时期、立宪运动时期、护国运动时期、五四运动时期的报刊活动，并总结了他在办报活动中体现的六种特色：形成时务文体；报刊活动与当时社会民主化运动紧密结合；报刊活动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变与不变在梁启超报刊活动中的辨证体现；梁启超的报刊活动使中国近代形成第一次办报高潮；过分强调报刊的政治功能。
从1898年的戊戌维新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期间，梁启超作为维新派人士、近代宣传启蒙思想的先锋主力，为了救亡图存，发起参与了清末民初的一系列民主化现代化运动。
在追求民主化道路中，梁启超进行舆论宣传的重要手段是从事报刊活动。
他的报刊活动不仅推动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而且对社会起到思想启蒙和教育的作用，具有鲜明的特色。
一、 梁启超在各个时期的报刊活动 (二)戊戌运动时期 梁启超为推行变法，先行办报制造舆论。
他主笔的《万国公报》、《强学报》、《中外纪闻》等，开风气之先，成为宣传维新的重要传媒，也成为中国政党报之先河。
他主编的近代中国第一份报纸《万国公报》在京城引起轰动，“朝士乃日闻所不闻，识议一变焉”①，后被查封。
梁启超看到了报刊的巨大作用，“自审舍言论外未由致力，办报之心益切”②。
梁启超又《时务报》为中心，宣传维新变法。
数年之后，梁启超不无得意地回忆道：“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
”③自《时务报》创办至1898年3月梁启超在《时务报》论说中居于核心地位。
他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以《变法通议》一文最为著名，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纲领性文件。
他在报章中呼吁变法维新，痛陈亡国的危险，喊出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驱赶时代前进的号令，吹起了时代的最强音。
此外，梁启超还策划和支持了澳门的《知新报》、上海的《农学会报》、《蒙学报》、《演义报》和《萃报》。
《知新报》与《时务报》南北呼应，紧密配合，对维新思想的传播，对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都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
梁启超通过舆论宣传变法图强的道理，使中国第一场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运动——戊戌维新运动开辟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维新思想文化运动给中国社会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二)启蒙运动时期 在这一时期，梁启超主办的报纸是《清议报》、《新民从报》和《时报》，其中尤以《新民从报》影响最大。
1898年12月23日，他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倡导民权，启发民智。
《清议报》言论思想内容中的进步与落后交织、积极与消极并存的状况，伴随着该报始终。
它反映出流亡海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此时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1899年康有为赴加拿大后，梁启超冲破了康有为的束缚，他在《清议报》上大力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天赋人权，攻击西太后及腐败的封建专制制度。
在保皇党内部，也形成了一个以梁启超为首的叛逆集团，他的周围有了一批“排满”、“革命”的维新派人士。
但多数爱国华侨对革命尚缺乏明确认识，保皇维新的主张仍有很大市场，梁启超对以往的主张产生了怀疑，康有为又以师生之情感化他，梁启超那股革命热情逐渐淡化，从革命又变为保皇。
改良主义的基本立场及其师康有为的多方掣肘，使他无法迈出革命的一步，最终还是回复到保皇的轨道。
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办起了《新民从报》。
梁启超在《新民从报》上大力宣扬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大力鼓吹民权、共和、革命和破坏，并且大量介绍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
涉及到西方人物孟德斯鸠、卢梭、达尔文、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儿等近百人。
作为一名具有强烈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投身于救国救民的实践中，进行国民启蒙，提倡改造国民素质。
梁启超在这一时期的言论在当时和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郭沫若、胡适等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颇有启迪。
美国之行后，思想言论大变的梁启超不再谈种族革命，宣布与共和长别。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迅猛向前发展时，《新民从报》的宣传方针和内容不断发生变化和倒退。
1904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从报》上发表了《新民说论私德》，公开反对革命。
后来梁启超又在《新民从报》上竭力鼓吹“开明专制”、“君主立宪”。
《新民从报》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
此外，梁启超还主持创办了其他一些报刊。
1903年，他创刊了中国第一份专门刊登小说的杂志《新小说》，大部分用白话文写成，发起“小说界革命”，成为中国近代新体小说的开创者。
次年，他在上海创办《时报》。
《时报》版式新颖、格调高，内容丰富，注重新闻时效和时事评论。
(三)立宪运动时期 立宪运动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宪政启蒙时期，是新民启蒙运动的发展。
作为立宪派首领的梁启超在这次办报热潮中仍是独领风骚，主持创办的《政论》和《国风报》等是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立宪报刊。
《政论》于1907年10月创刊于日本东京。
该报以政论为主，大力呼吁速开国会，建议建立国会制度，实行地方自治。
1910年，他又在上海创办《国风报》。
该报大力宣传宪政理论知识，仍倡议速开国会，指导国会请愿运动的开展。
这时期，梁启超充分利用报纸，把握舆论导向，一方面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同时使中国的新闻事业迈向新阶段。
(四)护国运动时期 1915年1月，中华书局创办《大中华》杂志，聘请梁启超当总撰述。
梁启超在《大中华》上发表揭露二十一条要求的文章，警告日本不得乘人之危，他的言论唤起了同胞正视日本的阴谋诡计。
该刊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文章标志着梁启超从“联袁拥袁”最终走向了“反袁讨袁”，吹响了护国运动的战斗号角。
在护国运动时期，《时事新报》与梁启超关系密切，初创时主张保皇，后来又鼓吹立宪，民国成立后成为进步党的喉舌。
从反袁世凯宣言书到各种护国的对外文件，梁启超的笔时刻指挥运动的进程，推动运动不断深入。
在全国掀起反袁大浪。
他最重要的功绩在于广泛地宣传了资产阶级新思想，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在历史发展的链条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先声。
(五)五四运动时期 梁启超等进步党人1916年在北京创办《晨报》。
该报以揭露军阀专制、官僚卖国为宗旨，并时常抨击执政的北洋政府。
《晨报》最早披露了巴黎和会决定交付日本的消息，在社会上引起震动。
在五四运动中，《晨报》对学生的爱国活动作了大量的集中的报道，充分发挥了新闻在爱国运动中的作用。
1922年梁启超告别报坛后，企图从旧学中寻求救世良方，然而刚好和勃勃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背道而驰。
坚持改良，反对革命，是梁启超一生基本的政治主张，晚年也不例外。
时代在发展，而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却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这就决定了他对新时期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工农运动、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共产党以及第三国际等，都必然持对抗态度。
二、梁启超报刊活动中的特色 梁启超从《时务报》起，开创了新式报刊文体——时务文体。
这种新式报刊论说文体是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度的形式，它生动活泼，夹杂着大量的俚语和外来语，雅俗共赏。
梁启超自己总结说：“启超素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
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致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为新文体。
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
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 这种文体的特点是：一是“纵笔所致不检束”。
即要求摆脱各种古文义法的舒服，打破古文、时文、散文、骈文的界限，实行文体上的大解放。
这是因为梁启超等人的政论文章，宣传的是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和各种新颖思想，为实行政治改革摇旗呐喊。
而且报纸这种大众传媒改变了文化传播形式，扩大了受众的空间分布和社会层面。
因此，旧的表现形式不仅无法容纳新的内容，而且也不能满足社会公众的需要。
这就要求彻底摆脱桐城派古文、八股文的僵死文体的束缚，应于时势，用通俗的文字发挥新颖的思想。
其二、“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
即要求文章的语言浅显流畅，明白通晓，屏弃矫揉造作、艰涩古僻的文字，同时又允许根据内容的需要，使用俗语、韵语及外来的词汇、句式和语法来论证问题、说明道理。
这是因为梁启超等报刊政论家，在自己的刊物上向读者介绍了大量的有关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引用了大量的对于中国人来说十分陌生的名词术语。
对于这些外来的新鲜东西，不能削足适履，只能兼容并包，允许它存在。
既然如此也就只能打破陈规，采用能够和它的极其丰富、广泛的内容相适应的表现手法了。
其三，“条理清晰，笔锋常带感情”。
即要求文章层次清楚，逻辑行强，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被说服，进而接受他们的主张。
他写出来的文章感情充沛，气势磅礴，自由放纵，不拘一格，对辛亥革命时期乃至五四运动以后的文风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报刊活动与当时社会民主化运动紧密结合 梁启超是中国最早提倡和推行全面现代化的人，是最重视人的现代化和文化的现代化的知识分子。
全面的现代化包括政治、经济、学术、文化和思想道德等的各个方面，既有社会现代化，也包括人的现代化。
而梁启超是清末民初二十年间一系列政治、思想、文化现代化运动的主将和推动者。
他掀起的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开创了以报刊实行广泛社会教育的先河。
在维新运动中，他不仅要变法，更重视宣传变革思想，以启迪民智、绅智；立宪运动中，他鉴于国民缺乏宪政知识，大力宣传有关知识；护国运动中，他通过报章阐述法的重要性，明确应具有的权利和尊严。
而梁启超在宣传新思想、建设新文化的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三)报刊活动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 梁启超主张在发扬本国学术吸收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他的学术研究活动与报刊活动紧密结合，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1899年以前，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弘扬今文经学为主，在《时务报》时期开始编辑西方知识。
第二阶段为1899——1907年，《清议报》和《新民从报》期间，以介绍西方学说为主，包括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卢梭、边沁等人的政治学，达尔文、颉德的进化论，以及其他西方哲学、经济学等，同时基本完成了中国史学、法学、小说、诗歌等方面的理论研究。
第三阶段为1908年——1919年间，以政治宣传活动为主，结合政治需要进行学术研究，完成了宪政学、财政学、推行货币学、方志学等方面的研究。
第四阶段为1920——1928年间，引进西方大量原著和聘请西方著名学者来华讲学，同时集中精力整理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取得了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学术研究成果。
在引进西方大量名著的同时，对中国古典经籍作了许多总结性开创性的研究，其成果之丰硕琳琅满目，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其中最有影响者为《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儒家哲学》、《佛家研究十八篇》、《中国历史研究法》等等。
综观梁启超学术研究，他是中国几千年来旧学的总结者，中西结合新学时代的开创者，可称为中国近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他的许多学术观点大多具有较高的价值。
(四)变与不变在梁启超报刊活动中的辨证体现 梁启超一生的政治生涯，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变：一是由改良派到保皇派的转变；一是由拥袁到反袁的转变。
梁启超的这些变化可以从一些报刊中反映出来。
从创办《清议报》到《新民从报》停刊的10年中，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从维新到革命，从革命变到保皇，又从保皇变到立宪。
这些转变都清楚地反映在上述报刊的文字中。
梁启超由激进向温和的转变，实际上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反映。
梁启超一生善变，但追求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救亡图存的理想始终没有变，只是各个时期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五)梁启超的报刊活动使中国近代形成第一次办报高潮 梁启超的报刊活动，尤其是《时务报》的成功，使全国各地维新人士深受鼓舞，各种鼓吹变法的刊物，如《国闻报》、《湘报》等二三十家报刊先后面世。
在维新报刊外，大量的时政刊物，重庆的《渝报》、成都的《蜀学报》、广州的《岭学报》、福州的《福报》、桂林的《广仁报》、上海的《富强报》、《东亚报》、《求是报》等，此时也纷纷创刊。
各类综合性报刊、专业性报刊及文摘性报刊，这时也不断出现，其中既有日报，也有旬报、月报，形成一股红红火火的办报热潮。
如妇女报《女学报》，晚报《上海晚报》，译报《译书公会报》，文摘报《集成报》。
《演义白话报》、《无锡白话报》等最早的白话报刊也在这一时期先后问世。
以上海为中心，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由著名文人李伯元、吴跃人等主编的小型文艺报刊，其中有《指南报》、《采风报》、《笑报》和《趣报》。
六、过分强调报刊的政治功能 梁启超以报刊为阵地，推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在反对封建专制，建立近代民主政治宣传上，他既狂热鼓吹革命共和，又一变而为君主立宪的旗手。
从理论宣传及社会实践上，他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积极倡导者，是中国追求民主实现的先行者。
他认为办报是强国的手段，把报馆作为治之具，强调报刊的政治功能，而在近代社会为其他国家报人所普遍看重的经济功能、娱乐功能则被明显忽略。
所以如此主要因为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刚刚起步，对经济信息和广告推销的需求还比较少，报业的经济特性尚未充分显露，而民族危亡的切肤之痛、维新变法的迫切需求，当然使报刊的政治功能得以强化。
他主持的报刊多以政论为主，新闻报道未能成为报刊的主角；即使新闻报道，也成为发表政见的工具，或夹叙夹议，或使用编者按语，寓评论于报道之中。
梁启超还提出了利用报刊“制造舆论”的口号。
在梁启超看来，事实为传达观点服务，只要实现了自己的意旨，新闻真实与否无大局。
在梁启超之后，随着阶级、民族斗争的深化，报刊经常作为党派斗争、阶级斗争的舆论工具，教化民众、指导工作的职能不断得到强化。
[注释]： ①丁文江：《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页。
②梁启超：《在报界欢迎会演说词》，载《戊戌变法》丛刊(四)，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55页。
③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文集》之六，第52页。
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0页。
参考文献： [1]孟祥才：《梁启超传》，北京出版社1980年11月。
[2]董方奎：《旷世奇才梁启超》，武汉出版社1997年10月。
[3]黄敏兰：《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梁启超》，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
[4]胡文龙等人著：《新闻评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第一版。
[5] 《从梁启超的报刊实践看其“善变”与“不变”》，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2卷第5期，2000年10月。
[6] 《梁启超与〈时务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7卷第5期，1998年9月。
[7] 《对梁启超新闻思想的历史观照与反思》，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6期(总第143期)。
[8] 《世俗化的理想与理想化的实效——浅析梁启超前期报刊文章盛行的原因》，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9] 《略论梁启超对〈时务报〉的贡献》，《学术论坛》，1995.05。
[10] 《维新志士与近代报刊发展》，《史学月刊》，1998.04。
[11] 《20世纪初旅日华人所办报刊对中国社会变革的作用》，《日本问题研究》，1995.03。
[12] 《论梁启超由拥袁到反袁思想的演变》，文史哲，1994年第4期。
[13] 《论梁启超的启蒙思想》，《河北学刊》，1995.03。
[14] 《梁启超：近代中国的精神之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7卷第5期，1998.09。
参考资料： 摘自 中国学术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