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隋唐
隋，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历文帝杨坚、炀帝杨广、恭帝杨侑，凡三帝，共三十八 年。
文帝年号：开皇(581～600)、仁寿(601～604)炀帝年号：大业(605～618)恭帝 年号义宁(617～618)。
大业五年(609)时的疆域，东、南皆至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
以西京长安、东 京洛阳为中心，下统郡(州)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
有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 十六，人口四千六百零一万九千九傥迨??? 隋朝的建立和强盛 杨氏早自北魏初期就世居武川镇。
杨坚父忠是西魏、北周的军事贵族，西魏时为十 二大将军之一，赐姓普六茹氏，北周时官至柱国大将军，封隋国公。
杨坚袭爵，坚女为 周宣帝皇后。
大成元年 (579)二月，周宣帝宇文贇传位于其子衍(后改名阐)，改元大象，是为周 静帝，宇文贇自己以天元皇帝名义掌握政权。
次年五月宇文贇死，静帝时方八岁，内史上大夫郑译、御正下大夫刘昉假传遗诏， 召杨坚入宫，以左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名义掌握军政大权。
杨坚并无显赫大功，也没有超越诸大臣的实权与重望，仅凭藉军事贵族的家世与后 父的地位得掌大权。
但由于周宣帝诛戮大臣，当时朝中已无有力的反对派杨坚掌握府 兵集中的关中，军事上对地方居于优势。
他在元老宿将李穆、韦孝宽的支持下，凭仗关中军事力量，仅用不到半年的时间， 就迅速平定了反抗他的相州总管尉迟迥、郧州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
三方叛军都和北齐旧臣有关。
特别是尉迟迥，所用多齐人，如亲信谋士崔达挐就是 第一流高门博陵崔氏。
他起兵时，据说“赵魏之士，从者若流”，不久就至数十万众。
司马消难自己就是北齐旧臣，王谦所用之人也有北齐后主的宠臣高阿那肱。
杨坚平定三 方进一步削弱了割据力量。
平定地方叛乱的同时，杨坚还屠戮了宇文氏诸王。
在消灭内外政敌以后，他自左大 丞相迁大丞相，并于周大定元年(581)二月代周称帝，国号隋，改元开皇，是为隋文 帝。
隋朝初年，突厥势力强盛。
开皇二年(582)，隋军挫败入掠的突厥军。
三年，突厥 分裂为东、西两汗国。
五年(585)，东突厥沙钵略可汗归附隋朝，经隋朝同意，率部内 迁白道川，北方获得安定。
隋朝的力量于是转向江南。
八年(588)二月，隋文帝下诏伐陈。
十一月，合九十总管之兵五十一万八千人，以 晋王杨广为统帅，沿长江中下游分兵八路，大举南进。
次年(589)正月，隋大将贺若弼自广陵渡江，韩擒虎自采石渡江，东西两路直指建 康。
贺若弼激战于锺山，打败了前来迎战的陈军韩擒虎因陈将领任忠投降，得以先入 宫城，俘后主陈叔宝。
长江中下游的陈军随即或降或破。
岭南方面，在高凉太守冯宝妻冼夫人的协助下也迅即安定。
从发兵到战事结束，不 过四个月。
隋朝平陈之后，得州三十，郡一百，县四百，籍上户数共五十万，人口两百万。
以 后，隋又迁陈朝皇室和百官家属入关中。
江南士族高门从此更加衰落。
陈亡之后地方豪强以及所谓“溪洞豪帅”仍保有实力。
隋朝派到江南的官吏都是北 方人，不尊重地方豪强的特权。
开皇十年冬，遍及陈朝旧境的反隋暴动爆发。
当时谣传隋朝要把所有江南人全部迁入关中，豪强们因此得以纠集民众，大股数万 人，小股数千人。
隋朝派遣杨素为行军总管，领兵镇压，将其各个击破，大约次年即告 平定，沉重打击了江南的割据势力。
文帝时期和炀帝前期，隋朝先后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完成和巩固统一、强化中央集 权的改革。
开皇元年(581)，文帝初即位就废除了西魏、北周时期仿照“周礼”制定的中央官 制，即所谓“六官制”。
又综合参酌魏晋以来的变化，基本形成以尚书、内史(即中 书，避杨忠讳改)、门下三省为行政中枢的制度。
这一制度后来为唐代继承和发展。
南北朝时期由于侨立州郡和其他原因，州郡设置多而且乱或地不满百里设置数 县，或两郡共管一县，或郡无属县。
州、郡、县名重复出现，混淆不清。
开皇三年(583)，文帝下诏废罢境内五百馀郡，改州、郡、县三级为州、县两级。
州置刺史，废除过去例加的将军号以及军府、州府，将州府和军府合一。
隋还沿用旧制，凡军事上较重要的州设置总管，兼任刺史，一个总管统辖邻近几个 州的军事。
隋初曾设置尚书行台节制一方，后虽废罢但并、扬、荆、益四大总管，所 辖多至数十州，实即尚书行台的后身。
大业元年(605)，鉴于汉王杨谅以并州总管起兵，炀帝下诏废除诸州总管府，进一 步加强中央集权。
汉代以来，中央的三公府和地方州、郡、县府的属官照例由长官自行委任，即所谓 “辟举”。
地方机构属官也规定必须由本地人充当。
后来经过长期演变，公府辟举权实 际上不再存在，地方军府的幕僚已不限于本地人。
开皇末年实行六品以下官吏全部由尚书省吏部铨举之制，地方各级机构的属官从此 由朝廷委任，也不局限于本地人，彻底废除了传统的辟举制。
保证门阀世袭的九品中正制也在隋代废除。
隋初，虽仍沿袭北朝设置州都、郡正、 县正，实际上已不再品定人士。
尽管如此，由于隋朝门阀贵族，特别是关陇军事贵族是统治阶级的核心，他们的子 弟仍可以门荫出身，即按照父祖官位取得的入仕资格，升任高官，所以门阀世袭制在隋 代选举中仍居优势。
一般地主的入仕道路主要是通过吏职和军功。
长期由士族垄断的州郡岁举在南北朝 后期也已向一般地主开放。
旧制规定州举秀才，郡察孝廉，隋代废郡，似乎已不再察孝廉。
秀才除试策以外往 往加试各体文章，录取非常严格，隋朝一代不过十馀人。
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两种新的科目——进士与明经。
明经之名早见于汉朝，但不是 经常科目。
进士科是炀帝所创。
进士只试策，明经除试策外可能还试经。
这两种新科目 的产生适应了一般地主的要求，虽名额很少，录取的人在政治上并不占有重要地位，但 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隋代沿袭西魏、北周的府兵制。
府兵创立时只限于鲜卑与鲜卑化的各族人，基本上 沿袭北魏以来鲜卑人当兵、汉人务农的政策。
北周后期，大量汉人已被募充府兵。
大象二年(580)杨坚为北周大丞相时，即下令 西魏时受赐鲜卑姓的汉人一律恢复汉姓。
西魏赐姓，带有使府兵部落化的性质，恢复汉 姓也就具有破除鲜卑人当兵、汉人务农的意义。
开皇十年文帝下诏，府兵全家一律归入州县户籍，受田耕作，只本人作为兵士由军 府统领。
周大象元年杨坚掌权后不久，就对北周制订的苛重法律进行修改。
开皇元年和开皇 三年，又制订和修改了隋律，即《开皇律》。
隋律以北齐律为基础进行补充调整，形成 了完整的体系。
隋代法律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曾经被东亚各国的法律所取法的唐律即是《开皇 律》的继承和发展。
炀帝时又曾修改《开皇律》中某些苛重条文，于大业三年颁行，即 《大业律》。
隋初较重要的改革还有铸造新五铢钱，统一当时混乱的货币，以及统一度量衡。
开皇二年(582)，隋朝重颁均田令。
受田的主要规定是：自诸王以下至正七品的都 督，受永业田自一百顷递减至四十亩普通百姓受田遵照北齐之制，丁男一人受露田八 十亩、永业田二十亩，妇人露田四十亩，限额内的奴婢和普通百姓一样受田。
北齐还规 定丁牛受田，可能隋代已经废除。
隋代所谓“奴婢”，实际上也包括北周时期确定为贱 口身分的部曲和客女。
开皇三年，隋文帝下令，将受田并承担赋役的成丁年龄从十八岁提高到二十一岁， 受田并承担轻小劳役的中男年龄，大概也在同时自十一岁提高到十六岁。
力役从每年一 个月减至二十天，未被役的丁男纳绢代替，称为“庸”以后，又规定年满五十岁者， 纳庸后免除防戍之役。
户调绢从一匹(四丈)减为二丈。
为了防止官吏作弊、豪强欺隐，文帝采纳左仆射高熲建议，制订了具有赋役定额、 应减应免、计算人户资产以定户等高低等各项标准的定式，称为“输籍定样”，颁布诸 州。
赋役轻减与“输籍定样”的颁布，招徕了部分逃亡农民，使他们重新列为编户，其 中多数原是豪强廕庇的私属。
隋朝建立以后，即在旧北齐境内检查户籍，取得一定成绩。
大致在开皇九年，隋朝 旧境之内的户口已增加到六七百万，大大扩大了赋役对象。
由于土地兼并加剧和应受田的户口增加，大致早在开皇三年就提出了百姓受田不足 的问题。
当时苏威建议减功臣之地以给平民，这一建议遭到“大功臣”王谊的反对，没 有实行。
开皇十二年，京辅三河百姓受田不足，以致“衣食不给”。
文帝派遣使者到各地去 “均田”，狭乡每丁只二十亩，相当于规定受田额的五分之一。
受田不足的原因固然与人口增加有关，但主要是由于地主与贵族广占土地。
长安是 都城所在，官府林立京辅三河是贵族官僚所聚。
这两个地区的“功臣之地”即贵族世 袭土地甚多，包括永业田、奴婢部曲受田、赐田，再加上作为官僚部分俸禄的职田和作 为官府公用的公廨田，可留供百姓受田的土地就大为减少了。
京辅三河是受田不足最突 出的地区，受田不足并不限于这一地区。
在地主土地上劳动有三类人。
第一类是奴婢，从奴婢受田这一规定看，他们之中至 少有一部分是参加农业劳动的。
第二类是部曲、客女，他们的身分也是贱口，但高于奴 婢。
应当指出，奴婢、部曲、客女的很大一部分是随从、仆役、私家武装之类并不从 事生产劳动。
第三类是“佃家”、“佃客”，他们来自“浮客”，即逃亡农民。
佃家要 交纳收获物的大部分作为地租，也是地主土地上主要的劳动者。
仁寿四年 (604)，炀帝即位后，免除了妇人、奴婢、部曲之课。
按照“未受地者皆 不课”的规定，这三类人至迟在这一年已不受田。
其原因可能也是由于无地可授。
大业五年(609)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户口检查，即所谓“貌阅”，检出的隐丁匿 口以数十万计。
同年，再次下诏均田。
直到大业五年，政府仍力图维持农民的受田额。
赋役对象与耕地面积的扩大，使隋朝可从民间徵得更多的实物。
大量谷物和绢帛从 诸州输送到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
为便于徵集物的集中和搬运，隋朝沿着漕运水道在今 陕西、河南境内设置了广通、常平、河阳、黎阳、含嘉、洛口、回洛诸仓。
开皇五年，文帝采纳长孙平建议，令诸州以民间的传统组织——社为单位，劝募当 社成员捐助谷物，设置义仓，由当社为首的人负责管理。
由于这是社办的仓，所以又称 为“社仓”。
开皇十五年和十六年，文帝命令西北诸州的义仓改归州或县管理劝募的形式也改 为按户等定额徵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
其他诸州的义仓大 概以后也照此办理。
义仓于是成为国家可随意支用的官仓。
经过多年蓄积，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和诸转运仓所储谷物，多者曾至千万石，少 者也有几百万石，各地义仓无不充盈。
两京、太原国库存储的绢帛各有数千万匹。
隋朝 仓库的富实是历史上仅见的。
隋代手工业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隋代墓葬中发现的白瓷和碧玻璃瓶，说明在 陶瓷手工业上的突破。
成都和魏郡都以制造精美的雕刻物着称。
江南传统的造船业仍继续发展。
为了伐陈，文帝曾命杨素在永安督造大批战船，最 大的有五层，高百馀尺，可容战士八百人。
炀帝巡游江都所用的船只，在扬州制造，其 中皇帝乘坐的龙舟有四层，高四十五尺，长两百尺。
隋代手工业生产结构承袭前代，除了家庭手工业以外，具有专业技能的工匠居住在 城市。
他们以家庭成员组成手工作坊，父子相传，成为匠户。
这些工匠虽然允许开业，但受官府控制。
手工业店肆必须设在官置的市内，官市则 限于郡、县治所。
他们隶属管理手工业的机构，不属州县，每年轮番到所属官府作坊中服役两个月， 免除一般百姓所服的兵役和力役，租调是否减免不详。
除了番上工匠以外，可能还有一 些长期在官府作坊服役。
官府手工业原先由主管金帛储藏的太府寺兼管，炀帝把这部分职权划归少府监。
少 府监有左尚、右尚、内尚、织染、掌冶等署，分管各专业作坊。
此外，还有主管建筑的 将作监，下有左校、右校、甄官三署。
少府诸署的劳动者是所属的各种专业工匠，将作 监诸署的粗重劳动则作为正役徵发百姓。
在社会生产发展、政治安定的条件下，隋代商业也获得发展。
早在隋初，地处南北 交通要道的汴州郭外有船客散居，这些船客应是商人。
北齐故都邺城的郊郭也居住着许 多商贾、工匠。
成都是西南最大的都市，历来以手工业、商业繁盛着称。
长江流域大致仍然继承着南朝商船往来不绝的情况。
开皇十八年文帝所禁止的江南 民间私造的大船，多半是用以运货的商船。
沿江东下，自江陵、豫章以至下游诸郡治所 在的城市，商业都较发达。
陆海两道的丝绸之路仍然是对外贸易的通道。
陆道以张掖为中心，聚集国内西北各 族和外国商人，炀帝曾派遣裴矩到张掖去主持贸易事宜。
南海是最大的贸易港口，输出 丝绸，输入象牙珠宝等传统商品。
长安和洛阳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帝兴建大兴城，置有二市，东市名都会，西市名利 人。
炀帝兴建东都后，洛阳的商业比长安更为繁盛。
洛阳置有三市，东市名丰都，南市 名大同，北市名通远。
丰都市最大，周围八里，开十二门，市内有一百二十行，三千馀 肆，四壁有四百馀店大同市周围四里，开四门，一百四十一区，六十六行通远市周 围六里，有渠通往洛口，可通大船，来自各地的船舶数以万计。
隋文帝恪守以农为本的经济政策，令狐熙为汴州刺史时，便奉行文帝意旨，抑制工 商开皇十六年，文帝下诏不准工商入仕为官。
文帝有五子。
长子杨勇在文帝代周前夕，内领禁卫，外统故齐之地，后立为太子， 参决军政大事。
但他奢侈好色，使得文帝和独孤皇后逐渐失去信任。
次子杨广善于矫 饰，貌为节俭孝顺，博得父母宠爱。
他与大臣杨素勾结，向文帝揭发杨勇的过失。
文帝 和杨勇间的感情日益恶化，文帝甚至怀疑杨勇有篡夺皇位的意图。
开皇二十年(600)十 月，文帝废杨勇，十一月，立杨广为太子。
仁寿四年(604)，杨广继位，是为炀帝。
传 说文帝被杨广暗害，似不可靠。
炀帝即位时，文帝第五子汉王杨谅身居并州总管重任，统辖今山西、河北、山东境 内五十二州，手握强兵。
他早就觊觎皇位。
七月，炀帝即位。
八月，杨谅就以讨杨素为 名，起兵反叛。
杨谅虽拥有可观的兵力，但改变不了关中的军事优势他用兵又举棋不 定，忽攻忽守，所以很快就被杨素领兵镇压了。
为了控制地方，扩大南北漕运，隋朝在开皇四年曾开凿由长安新城——大兴城到潼 关的漕运渠道，称为广通渠，又名富民渠。
炀帝继位后，从大业元年(605)至六年，又先后开凿疏浚了由河入汴、由汴入淮的 通济渠由淮入江的邗沟由京口达馀杭的江南河引沁水南达黄河、北抵涿郡的永济 渠，相衔接为大运河。
这条大运河自涿郡到馀杭，成为贯通南北数千里的水运大动脉。
它不仅加强了隋王 朝对南方地区的政治、军事控制，便利了江南财物向洛阳、长安的转输，而且大大加强 了中国南北的经济、文化联系，对以后的历史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早在文帝开皇四年(584)，东突厥沙钵略可汗就已与隋和好。
五年(585)，南迁塞 内。
十九年(599)，隋朝扶助启民可汗为突厥主。
他对隋非常尊重。
大业三年(607)炀帝巡视北境，到了榆林，启民可汗来朝，炀帝在千人大帐内设宴 款待启民可汗和诸部落酋长等三千五百人。
在巡游途中，炀帝又亲自莅临启民可汗牙帐 和部落所在地，接受款待。
西突厥由于内部纷争和对铁勒的战争，力量削弱。
大业七年(611)，处罗可汗入朝 炀帝于涿郡的临朔宫。
处罗可汗的部众，羸弱万馀口，由处罗弟阙度设统率，居于会宁 另一部分由特勤大奈统率，居于楼烦。
大业前期是隋朝极盛的时期。
大业五年(609)，炀帝西巡河右，亲征吐谷浑。
吐谷 浑平后，隋在今青海及新疆境内设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
原来受突厥控制的 伊吾吐屯设内附，隋于其地设置伊吾郡。
高昌国王麴伯雅亦到张掖朝见炀帝。
通往西域 的南、中、北三道的门户，全被隋朝掌握。
为了管理西域事务，隋设置了西域校尉。
当年六月，在燕支山下，炀帝在巡游用的 “观风行殿”上张设盛大宴会，款待伊吾吐屯设、高昌王和其他来朝的各族首领三十多 人。
在岭南地区，原高凉太守冯宝妻谯国夫人冼氏，自平陈后，即协助隋派来的将吏安 抚当地俚僚诸族。
滇南地区在开皇二十年(600)亦获安定。
台湾自孙吴以来，和大陆的关系日益密切。
隋代称之为流求。
大业三年(607)炀帝 派遣羽骑尉朱宽、海师何蛮出使流求次年，朱宽再次到那里安抚当地人民同年又派 遣虎贲郎将陈棱、朝请大夫张镇州率军从义安出海到流求。
当地人见到船舰，以为是商 旅之船，纷纷前来贸易，由此可知大陆商人是经常到流求进行贸易的。
作为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强盛大国，隋朝为远近各国所向往。
文帝是个务实的政治家，他的注意力重点在于内政，力求国内各族间的安定，不事 远略。
他曾因为往来风浪险恶而谆嘱百济使人不必每年入朝，因而开皇年间对外交往较 少。
炀帝想要宣扬国威，他即位后，就下诏召募能够出使远方的使人。
大业三年 (607)，他派遣使者从海道出使赤土和日本大约在同时，由陆道遣使到吐火罗、罽 宾、石国、天竺的王舍城、波斯。
大业中，许多国家遣使来隋。
炀帝主观上只是为了树立威望，客观上开展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国文化进一步 在亚洲各国间广为传播。
朝鲜半岛一向和中国大陆有亲密的关系。
魏晋以来，半岛上高丽、百济、新罗三国 鼎立。
三国中除了高丽曾和隋发生战争外，百济、新罗都和隋朝有友好关系。
伐陈时， 隋一艘战船漂流出海，返航途经百济，获得百济资送，并遣使祝贺隋的统一。
炀帝统治 时，百济、新罗都多次遣使来隋。
日本自东汉以来，以倭国的名号为中国所知。
南北朝时曾八次遣使刘宋、萧齐，中 国文化进一步在日本传播。
隋时，日本圣德太子执政，他渴望引进文化，在本国进行改革，几次遣使来隋。
炀 帝也曾遣裴世清报聘。
日本使人来时随行有学生和僧徒，他们长期留居中国，学习佛法、礼制、政令，多 数到唐初才返国。
通过他们，隋唐礼制、政令在日本传播，对日本划时代的大化改新起 了推动甚至指导作用。
这些学生和僧徒多数是日籍汉人后裔，他们成为引进中国文化的 核心人物。
东南亚各国早在两汉时就和中国有往来，南北朝时和南朝交往。
和隋通使的有林 邑、赤土、真腊、婆利、丹丹、盘盘等十馀国。
其中，文帝统治末年曾和林邑以兵戎相 见，随即和好，其他各国都曾在炀帝时通使。
那时在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流域的有所谓昭武九姓国。
九姓国都在大业中遣使来 隋。
炀帝统治幅员广大的国家。
全国的在籍户数将近九百万，口数将近五千万，还拥有 前所末有的富裕国库。
炀帝志得意满，加意粉饰太平。
大业五年(609)冬，他徵集四方艺人到东都次年 正月在东都端门街布置了历时一个月的表演大会，参加者达十馀万人。
大会期间，三市 的店肆张挂帷帐，置备酒食。
主管人员带领各族人入市贸易，所到之处，都以酒食款 待。
武德元年(618)，李渊受禅代隋称帝，定都长安，建立唐朝。
贞观元年(627)，分天下为十道，曰：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
至十三年定簿，凡州府三百五十八，县一千五百五十一。
明年，平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又增二州六县。
盛唐开元、天宝之际，州县数殆同贞观，然羁縻州郡，不在此数。
开元二十一年(733)，又因十道分山南、江南为东、西道，增置黔中道及京畿、都畿，为十五道采访使。
复于边地置十道节度使、经略使：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东、范阳、平卢、陇右、剑南、岭南五府。
其盛时疆域东至安东府(治今朝鲜平壤)，西至安西府(治今新疆库车)，南至日南郡(治今越南清化)，北至安北府(治今蒙古哈拉和林)。
安史乱后，河西、陇右陷于吐蕃，至大中(847－860)、咸通(860－874)始复。
乾符(874－879)以后，天下大乱，至为衰败。
天佑元年(904)，朱全忠迁唐都于洛阳。
至四年，哀帝李逊位于梁，唐传二十帝，历二百九十年(其间有武则天革唐为周十六年)而亡。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朝代之一。
唐代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论者以为，唐朝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重要地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中国历史自战国时代以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等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三次高潮，即三次鼎盛局面：第一次在西汉，第二次在唐代，第三次在明清。
在第二次高潮中，尤其是唐朝前期，农业生产蒸蒸日上，手工艺品日益精巧，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城市生活繁华似锦。
唐朝后期，江南经济进一步发展，为以后南方经济水平超越北方奠定了基础。
当时在政治上，先后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呈现一派升平景象，其成就超迈西汉「文景之治」。
唐玄宗统治时期，鼎盛局面达到了高峰，甚至在文坛上也出现了「盛唐气象」。
就当时的世界范围来看，唐帝国也是最重要、最强盛的国家之一。
欧洲的封建强国主要有法兰克王国和拜占庭帝国，但就社会发展阶段而言，他们都远远落后于唐朝。
东方重要的国家有印度和日本。
印度戒日王重新统一次大陆前后刚刚确立了封建制，可他死后次大陆随即分崩离析，割据局面一直持续到十二世纪末。
日本的「大化改新」虽然尽量模仿唐朝的制度，但改革本身却是具有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性质。
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唐朝不但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属于最先进的行列。
其次，唐代在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中也居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中国社会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和文化整合，到隋朝重新实现了政治统一。
但隋朝毕竟祚短，中华民族新的统一体的巩固和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形成和繁盛，就成了李唐王朝的历史任务。
有唐历时几三百年，前期统一，国力强盛，疆域辽阔。
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水平的文化使周边各族增强了向心力，于是国内各民族间的接触和交往空前发展，民族关系进一步密切。
因此，唐代是继汉代之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壮大、发展的又一重要历史阶段。
复次，唐帝国崇高的国际地位和辉煌的经济文化成就，使亚洲各国乃至欧洲、非洲国家对之产生了由衷的欣羡之情，他们争相与唐朝交往，遂使中国成为亚洲诸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中心，在东西方交往中发挥了显著重要的作用。
在当时的世界中，文化交流中心主要有印度、阿拉伯和唐朝中国，其中又以唐朝地位最为突出。
唐代是继汉代之后，中国历史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又一高峰期，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再次，唐朝正处于中国古代社会由前期向后期发生转折的关键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唐朝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当时社会变化的中心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文化环境，给传统的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冲击，产生了许多新的因素，世家大族衰颓没落，一般地主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势力空前发展。
与此相应是各项制度不断的、全面的变革更新。
唐朝后期出现的很多萌芽状态的新事物，对此后千余年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租庸调到两税法的变化，不仅是唐代赋税制度上的改革，而是中国古代税制由税丁到税产的滥觞。
宋代的「二税」、明代的「一条鞭法」、清代的「摊丁入亩」，都是唐代两税制的继续和发展。
中唐时期韩愈和李翱的哲学思想为宋明理学开了先河。
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为宋代「古文运动」的第二次高潮奠定了基础，写古文之风一直持续到「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前夕。
由此可见，从唐中叶开始到北宋建立，二百年间酝酿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重大变化，许多新事物都萌发产生于唐代。
在这个历史转折阶段，既有旧时代衰亡中的痛苦，也有新时代来临的曙光。
总之，唐朝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国力强盛，国际地位超迈往古，是中国历史上继汉代出现的又一鼎盛局面，史称「强汉盛唐」；唐朝后期的发展又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巨大变革开了先河。
唐代确实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伟大时代
(本文作者： 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小甫教授)
高颎传 翻译
封建社会的繁荣—隋唐一、一章知识概述 隋唐时期，我国再度出现大一统的局面。
隋的统一是多种历史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隋短暂而亡，其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唐朝前期统治稳定、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是我国封建社会少有的盛世；但安史之乱使唐的统治受到沉重打击，逐渐崩溃。
隋唐制度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又有所革新，对隋唐的政治经济的发展乃至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重点知识讲解 （一）、隋朝实现统一的历史条件 隋实现全国统一是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大分裂中孕育着的一些有利于统一的因素的基础上逐步综合作用产生的必然结果。
1、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加强，南北统一条件成熟。
北魏孝文帝改革适应并促进了黄河流域的民族融合。
到北周后期，内迁少数民族已基本完成封建化。
各族人民共同生活，相互影响，逐渐融为一体。
在北方各族之间以及南北之间，都已不再存在隔阂，造成数百年分裂对峙的最主要原因已经基本消除。
2、南北朝后期，内迁少数民族贵族与北方豪强势力有所削弱，南方士族也逐渐衰败没落，造成分裂割据的另一重要因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以解决。
3、长期分裂战乱，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各族人民渴望统一。
4、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经济迅速发展；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经济也有了恢复与发展。
随着南北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相互联系的加强，结束南北对峙、争战不息的局面，实现统一，已成为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5、隋承北周，统治地域辽阔，农业的恢复与发展为隋统一奠定经济基础。
侯景之乱后，南朝力量大为削弱，“北强南弱”已不可逆转。
6、隋文帝加强军队建设，做好了渡江作战的准备；陈朝统治腐败，不堪一击。
（二）、秦隋两朝的相似点 1、秦朝与隋朝都以统一战争结束了此前数百年的分裂局面，开创了大一统的时代，对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秦朝和隋朝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方面都有建树。
它们采取的措施都对当时巩固统一与维护统治秩序有积极作用，对于后世历代封建体制也有重大影响。
3、秦朝和隋朝在军事行动上、建设工程上都有一些大规模的举动。
秦朝的长城、隋朝的大运河等都是世界著名的古代建筑工程。
4、秦朝和隋朝的暴政都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使阶级矛盾迅速激化。
5、秦朝和隋朝都很短暂，统治末期都爆发了农民起义，秦朝因农民起义而覆亡，隋朝统治也因农民起义而风雨飘摇。
6、秦朝和隋朝都给后继的朝代提供了统治的经验、教训。
秦汉时期与隋唐时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两个发展高峰。
7、都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特点。
（三）、安史之乱 1、根本原因 唐玄宗统治后期政治腐败，军事举措失当。
2、性质 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
3、影响 安史之乱严重削弱了唐朝的统治力量，唐朝从此由盛转衰，具体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安史之乱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人民的一场空前浩劫，北方经济遭受极为严重的破坏。
据史书记载，那时候“洛阳四面数百里州县，皆为丘墟（《资治通鉴》），“（洛阳）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
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号……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旧唐书·郭子仪传》）。
原来经济最发达的中原地区满目疮痍，一片荒凉，生产几乎停顿下来。
这使原来的土地赋役制度也进一步瓦解。
（2）安史之乱使唐朝中央集权大大削弱。
平定安史之乱以后，参加平叛的将领拥兵自重，安史余部降将还保持着很强的实力，唐朝又“瓜分北地付授叛将”，“护养孽萌，以成祸根”，以至“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喜则连横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新唐书》），中央政府已经失去了对地方的绝对优势，无力驾驭各地，而各地节度使则形成了“虽称藩臣，实非王臣”的割据势力。
（3）安史之乱使唐朝边防空虚。
唐朝原本在河西、陇右一带设有重兵戍防，安史之乱时，“及潼关失守，河、洛阻兵，于是尽征河、陇、朔方之将镇兵，入靖国难”，这样，周边少数民族政权趁机进扰，“数年之后，凤翔之西，邠（bìn）州之北，尽蕃戎之境，堙没者数十州（《旧唐书》）。
陇右、河西走廊、安西四镇尽失。
（4）安史之乱以后，南方经济发展逐渐超过北方。
安史之乱时，北方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中原人口再次部分南迁，江南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逐渐成为唐政府财赋来源的重心。
安禄山祸害中原之时，“唐全得江淮财用，以济中兴”（《新唐书·忠义传》），唐朝中后期，“每岁县赋入倚办止于浙西、浙东、宣歙（shè）、淮南、江西、鄂岳、湖南、福建等道，合四十州”（《唐会要》），人们已公认“天下大计，仰于东南”。
（四）、隋唐的科举制度 三、难点知识剖析 （一）、全面认识隋唐的盛世局面 隋唐先后出现了隋文帝的“开皇之治”、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和唐玄宗的“开元盛世”等盛世局面。
1、表现 （1）政治清明。
（2）经济高度繁荣。
（3）民族和睦，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发展。
（4）对外交往盛况空前，对双方影响大。
（5）科技文化高度繁荣，博大精深，对世界文明影响深远。
2、汉唐盛世出现的共同原因（1）两朝都是在农民起义推翻前朝统治后建立的，都对封建生产关系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2）前期的君主都很注意吸取前朝暴政而亡的教训，调整统治政策，轻徭薄赋，注意发展生产。
（3）都是在结束战乱，社会趋于安定，国家统一时，社会经济才得以恢复与发展的。
（4）农业发展都与生产技术改进、水利兴修有重要关系。
（5）统治者大都能正确处理民族关系。
既打败了侵扰中原的少数民族，又积极发展同各民族间的友好往来与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边疆开发与各民族发展。
（6）统治者都重视发展同外国的友好关系。
通过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双方的发展。
（7）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是盛世出现的重要原因。
3、启示 （1）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
（2）正确的政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
（3）先进科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4）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对外关系，民族间、国家间经济文化交流是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
（5）人民群众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体。
（二）、府兵制与募兵制的区别 1、府兵已有田亩；募兵则是募后受田。
2、府兵由农户按规出丁；募兵则是自由应募。
3、府兵自备兵器资粮；募兵衣食装备由国家供给。
4、府兵兵将分离，临时征调；募兵则将兵隶属，是职业兵。
5、府兵制以均田制为其经济基础；募兵制最大的弊端则是它是军阀割据的根源。
（三）、两税法 1、原因 隋唐封建经济发展→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破坏→租庸调制无法维持→为增加收入，行两税法 2、特点 每户按资产多少交纳户税，按田亩多少交纳地税，取消租庸调制和一切杂税、杂役，一年分夏秋两季征税。
3、作用 （1）使唐中期以来混乱的税制得到统一，在一定时期内保证了国家的财政税收。
（2）改变了自战国以来的以人丁为主的赋役制度，而以土地和资产的多少为征税标准，表明封建政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放松。
（3）两税法规定贵族、官僚、商人都要交税，从而扩大了税源，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也相对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从而使户口明显增多，赋税收入相对增加。
4、局限性 实行两税法使土地兼并不再受到限制，越来越严重，地主千方百计隐瞒财产，把赋税收入转嫁到农民身上；政府又增加许多苛捐杂税，实际上农民负担更加沉重。
课外拓展关于两税法的实施 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
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
居人之税，秋夏两入之。
……夏税尽六月，秋税心十一月。
——《新唐书·杨炎传》 炎疾其敝，乃请为两税法……帝善之，使谕中外……自是……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轻重之权，始归朝廷矣
——《新唐书·杨炎传》 国家定两税，本意在爱（一作忧）。
……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
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
解读： 在第一则材料中：“户无主客”，主客是主户、客户的简称，在唐代，主户指当地土生土长的人户，客户则是从外地迁入的人户，户无主客就是（征税）不再有主户、客户之分。
“见”（xiàn），现在。
“丁中”，古代征收赋税，征发徭役，均以年龄老幼分定黄、小、中、丁、老五类，唐朝规定“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有一为丁，六十为老”（《大唐六典·尚书户部》）。
“侥利”，侥幸所得之利。
“夏税尽六月”，夏税征收完毕的时间不得超过六月份。
在第二则材料中：“炎疾其敝”，炎，杨炎；疾，深恨，深感忧虑；敝，弊端，弊病。
在这段引文前，《新唐书?杨炎传》有一段文字指出了当时存在的问题，“（那时候）人户凋耗，版图空虚……科敛凡数百名，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富人多丁者，以宦、学、释、老得免，贫人无所入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这就是杨炎所深感忧虑的问题。
“版籍”，户口册籍。
在第三则材料中：“因循”，沿袭旧的规定，此处指一些贪官不按两税法办事，又征收各种税费。
“浚我以求宠，浚（jùn），浚削，榨取，本句意谓大肆搜刮我们百姓，以讨好他的上司。
两税法是在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制无法维持的情况下实施的。
它使唐中期以来极端混乱的税制得以统一，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在一定时期内得以稳定且有所增加，这对安史之乱以后生产的恢复与社会安定是有益的。
两税法也是比较适应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一种赋税制度，唐中期土地兼并严重，土地买卖频繁，土地占有形式、经营方式与唐初相比有了很大变化，商品经济也有所发展，两税法反映了社会经济的新发展。
两税法是我国古代赋税制度一次重大的改革和进步，这种税制“惟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改变了战国秦汉以来以人丁为主的征税制度，封建政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开始有所放松，由此而开以后历代税制变革之先河。
两税法规定“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贵族、官僚、商人也必须照章纳税，这扩大了纳税面，“赋不加敛而增入”，封建国家财政收入增加，农民的负担也有所减轻。
唐朝中央政府收入增多，是实施两税法的直接目的，也是它的最大成效。
据史书记载，实施两税法以前，地方上交中央的税钱为1200万贯，其中盐利过半，推行两税法以后，“赋入一千三百五万六千七十贯，盐利不在此限”。
这就加强了唐朝中央政府的经济力量。
但是，在两税法中，土地兼并不再受到任何限制，因而越来越严重。
一些大地主千方百计隐瞒财产，把赋税转嫁到农民身上。
在唐朝的腐朽统治下，“他日者，变故兴，国用迫，则又曰：此两税者，正供也，非以应非常之需者也，而横征又起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各种名目的法外苛征越来越繁重，加之各地贪官污吏层层盘剥，“浚我以求宠”，广大农民不堪重负。
高考解析例1、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炀帝大业二年）隋之极盛也。
承其全实，遂恣荒淫。
登极之初，即建洛邑，每月役丁二百万人。
导洛至河及淮，又引沁水达河，北通涿郡……丁男不充，以妇人兼役，而死者大半。
及亲征吐谷浑，驻军青海，士座死者十二三。
又三驾东征辽泽，皆兴百余万众，运者倍之。
……举天下之人十分之九为盗贼。
身丧国灭，实自取之，盖资我唐之速有天下也。
——杜佑《通典》 材料二 千里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浪九天来。
锦帆未落干戈起，惆怅龙舟更不回。
——胡曾《汴水》 材料三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皮日休《汴河怀古》 回答： （1）材料一认为隋朝由极盛而速亡的原因是什么
它提出了哪些史实为论据
（2）材料二、三对隋朝开大运河的评议有什么不同
结合有关史实，评议隋炀帝开通大运河的影响。
解析：本题旨在考查阅读理解材料和正确认识和评价历史事件或现象的能力。
概括材料一中的观点和撷取材料论据回答第（1）问；在理解材料二、三的评议的基础上概括比较归纳并再现相关史实进行正确评议其影响回答第（2）问。
答案：（1）杜佑认为，隋亡原因在于：隋炀帝不能居安思危；荒淫暴虐，滥用民力；农民徭役、兵役负担太重；社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
所举史实：营建东都洛阳；开通大运河；征伐吐谷浑；三征高丽。
（2）胡曾强调开大运河是隋亡的重要原因；皮日休则认为隋朝大运河对沟通南北交通的作用是最重要。
我们应当肯定大运河对巩固统一，对南北交通运输及经济发展的作用，但也要看到即使是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运河，也是隋炀帝采取暴虐损民的方法来进行的，无休止、无限度的徭役和兵役，使社会生产无法正常进行，各种社会矛盾迅速激化。
这种方法极不可取，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解题规律：这是一道记叙性和论说性相混合的文字型材料解析题，在解答材料解析题时要注意： （1）试题设问中有“据材料回答”的字眼或意思时，要精读和理解材料，（注意：记叙性材料要清楚所记何事，并将其与课本知识结合思考，论说性材料要明确评论者的主要观点，并能运用辩证唯物史观和课本知识加以印证和说明。
）概括其核心思想作精要答案，若有“摘取材料语句作答”则应将材料中最有说服力的语言摘抄作答。
（2）在组织答案时，要注意试题的设问和赋分，明确其求答对象和答题的容量。
（3）为确保答题的规范化，在审清试题设问后，能用课本上的语言作答为最佳。
（4）评价历史事件（或现象）要尽可能兼顾到“重点论”与“两点论”相结合和论从史出的方法，做到论有所据，评价公允。
例2、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唐女祸》中说：“开元之冶，几于家给人足，而一杨贵妃足以败之。
”结合你对唐朝由盛转衰原因的认识，分析评论赵翼的这一观点。
解析：本题是一道极典型的分析论证型的问答题。
试题的考查点是唐朝由盛转衰的根本原因。
在开元盛世中，社会问题日益危及唐朝统治。
政治腐败、军事举措失当，是其最主要的原因。
唐玄宗宠爱杨贵妃只是政治腐败的现象，且主要责任应在唐玄宗。
答案：唐朝由盛转衰的原因是唐玄宗统治后期中央政治腐败，地方节度使拥兵自重，导致“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战乱和割据削弱了中央的统治，破坏了社会经济。
杨贵妃受宠爱，唐玄宗沉湎酒色，这只是中央政治腐败的表现之一。
赵翼把这说成是唐朝由盛转衰的根本原因是错误的。
这一表现本身也是封建帝王唐玄宗造成的。
赵翼把责任加在杨贵妃头上是不对的。
赵翼的根本错误在于夸大了杨贵妃个人对唐朝由盛转衰的影响。
测试作为一名杰出的封建统治者非常注重维护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据此回答1-4题。
1、《隋书·高祖纪》载，589年隋文帝下了一道诏书，说：“吴越之人，继承敝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敢有侵害。
其江南诸州，人（民）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官”。
这样做的目的是（ ） A．发展官营船业 B．加强对南方的控制 C．限制私人造船业发展 D．征集大船以巡游江南 2、唐高祖、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在统治政策方面最突出的共同之处是（） A．崇尚佛教，加强思想控制 B．扶植蔗族，打击士族势力 C．重用人才，知人善任 D．减轻刑罚，惩治酷吏 3、据《资治通鉴》记载：在贞观年间“天下大稔（丰收），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
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携带）粮，取给于道路焉。
”这一记载（） ①反映了贞观年间经济发展 ②反映了贞观年间社会安定 ③过分地粉饰和美化贞观之治 ④完全不符合唐初的实际 A．①② B．③④ C．①②③ D．①②③④ 4、与“贞观之治”相比较，唐玄宗统治前期最显著的发展是（） A．阶级矛盾进一步得到缓和 B．政治清明又有显著的进步 C．经济与文化的繁荣程度更高 D．土地兼并的情况已得到解决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据此回答5-7题。
5、安禄山叛军之所以很快就占领了洛阳、长安、是因为（） A．唐朝政治紊乱，内地兵力空虚 B．将领离心离德，企图各霸一方 C．唐朝失去民心，百姓支援叛军 D．唐朝统治瓦解，已经名存实亡 6、西汉七国之乱和唐朝安史之乱比较（ ） ①都是由地方势力膨胀，严重威胁中央集权，由中央削藩引起的 ②前者历时较短，后者历时较长 ③前者结束后导致中央权力扩大，后者结束后地方势力仍在威胁中央 ④两者都在中央政权借助少数民族势力的情况下平定了叛乱 A．①② B．②③C．③④ D．①③ 7、唐朝中后期，一方面出现了国家财政收入大为减少的状况；另一方面又形成了“赋税所出，江淮居多”的局面。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有（） ①南方相对稳定，经济发展 ②均田制遭破坏，租庸调制无法维持 ③安史之乱，北方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④地方节度使不向中央交纳赋税 A．①②③ B．①②④C．②③④ D．①②③④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经济的繁荣时期，这与隋唐的经济制度密切相关。
据此回答8-10题。
8、唐代陆贽在谈到租庸调制时说：“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
这说明租庸调制（） ①基本特点是以身计税 ②实行实物租税和劳役相结合 ③反映的是一种商品不发达的生产方式 ④反映了国家对人身依附关系控制严格 A．①②③④均正确 B．①②正确，③④错误 C．②④正确，①③错误 D．①②③正确，④错误 9、唐朝时扬州极为繁盛，时有“扬一益二”之说，扬州的繁荣最直接得益于（） A．当地的经济发达和经济特色 B．政治的清明 C．处于内外交通枢纽的地位 D．经济重心的南移 10、据《新唐书》载：刑部尚书卢从愿“盛殖产业，占良田数百顷。
”同一时期，又据《敦煌资料》考证：越玄义一户受田十一亩，占应受田五十二亩的21.1%，如此情况很多。
上述材料不能说明（） A．均田制难以限制土地兼并的发展 B．国家控制的土地呈减少趋势 C．均田制已呈现出危机 D．封建经济已经陷入停滞状态 隋唐时期封建经济的繁荣不仅表现在传统的农业方面，而且商业发展也尤为突出。
据此回答11-12题 11、下列诗句中，能反映隋唐农业发展特点的是（） ①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 ②海将盐作雪，山用火耕田 ③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 ④药圃茶园为产业，野麋林鹤是交游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④ 12、据《唐六典》记载，“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zhēng）三百声，而众以散”。
这则材料说明当时（ ） A．市的地区范围有限定 B．市的买卖时间有限定 C．市的经济规模有限定 D．市的交易品种有限定B卷1、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武德（唐高祖年号）七年，始定律令。
以度田之制……丁男、中男给一顷，笃疾废疾给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若为户者加二十亩。
所授之田，十分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
世业之田身死则承户者便授之，口分则收入官，更以给人。
赋役之法：每丁岁入租粟二石。
调则随乡土所产绫绢（粗绸）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凡丁岁役二锂，若不役则收其庸，每日三尺。
——摘自《旧唐书·食货志》 材料二 唐初规定男丁16岁以上为中男，21岁以上为成丁，60岁为老。
唐中宗时，成丁年龄改为23岁，唐玄宗时，以18以上为中男，23岁以上为成丁，58岁以上为老。
——据《中国通史简编》 材料三 （建中元年）（杨）炎建议作两税法。
先计州县每岁所应费用及上供之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
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为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使与居者均，无侥利。
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
——摘自《通鉴选·杨炎与刘晏》 请回答： （1）材料一和材料三的征税标准各是什么
为何出现这种变化
从材料一中找出什么依据
（2）指出材料二中年龄变化的趋势，并说明其目的和效果。
（3）材料一中“庸”和材料三中“行商”的规定有何作用
参考答案：（1）前者以人丁为主，后者以土地、财产为主。
原因：因为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破坏，以此为基础的租庸调制无法实行，为保证国家赋税收入而实行两税法。
材料一中规定世业之田归私人所有，从法律上为土地兼并大开方便之门。
（2）变法趋势：丁男中男的起岁增加，而“老”的年龄提前。
目的为减轻赋役。
效果：有利于广大民众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3）“庸”的规定可以保证农民的生产时间，发展农业生产；“行商”的规定使商业合法化且量变较合理，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2、江总书记讲：“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励精图治的皇帝，清正廉洁的官吏，但历代统治阶级根本不可能解决腐败问题……历代王朝的覆灭都是同政权腐败分不开的。
”试以唐朝的历史事实论证上述观点。
（1）唐朝有励精图治的皇帝：如唐太宗任用贤臣，善于纳谏，调整统治政策；武则天奖励农业生产，重用人才；唐玄宗前期励精图治，重视官员人选。
（2）唐朝也有清正廉洁的官吏：如有名的谏臣魏征，先后进谏200多次；房玄龄、杜如晦敢说话能断大事；宰相姚崇、宋璟也很有才干。
（3）唐朝没有解决腐败问题：唐玄宗后期，宠爱杨贵妃，不理政事，重用奸臣李林甫、杨国忠为相，政治十分腐败。
后期政治黑暗混乱，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统治阶级争权夺利的斗争非常尖锐，把朝野上下搞得乌烟瘴气。
（4）腐败导致唐朝灭亡：由于唐玄宗后期政治腐败，导致安史之乱，使唐朝由盛转衰。
由于唐朝后期政治更加黑暗，引起了王仙芝、黄巢起义，瓦解了唐朝的反动统治，使唐朝名存实亡，到907年完全结束。
为什么说山西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
山西 晋东南——文明初始 山西在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有着多姿多彩、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是华夏文明的摇篮。
被誉为“华夏文明主题公园”，“古代东方艺术博物馆”，“中国社会变更和进步的思想库”人们常说五千年文明看山西，主要是指华夏文明的起源在山西，历史文明延续几千年而不断，先进思想流传几千年而不枯，艺术精华播撒几千年而不散，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成果结晶，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中的艺术 精华，是先祖赐给后人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在此，我们把《文明初始晋东南》用文字的形式定格在这里，想赋予那饱经沧桑的历史以凝重和感染力，使今人有所启迪。
——编者 “五千年历史”从炎帝开始 “五千年历史看山西”，这是山西人的自豪，也是山西近年来文化宣传最为响亮的口号。
但是为什么说“五千年历史看山西”，却很少有人作过认真思考。
更多的人理解为“五千年”是从尧舜算起的。
但是，如果依据古史纪年与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列年表，夏禹的时代在公元前2070年左右，上加尧舜两代，距今也不过4100—4200年左右，何来“五千年”之数
我认为“五千年”，是从炎、黄开始算起的。
据《春秋命历序》说：“炎帝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
”黄帝“治百有五年”，颛顼“治七十四年”，帝喾“治七十九年”，尧“治九十八年”。
关于这些数字，《今本竹书纪年》、《稽古录》、《皇王大纪》、《资治通鉴外纪》等各书所言有些出入，但无大碍。
据此年代推算，炎帝距今，正好五千余年。
农业是文明之母，没有历史上的农业革命，就不会有文明的发生。
在历史传说中，炎帝是农业的发明者。
但据考古发掘，早在七八千年前，中国就有了成熟的农业生产，并非在炎帝时代才有农业的。
根据传说，细作综合分析，炎帝当是对农业文明的发展有过巨大贡献的人。
他的贡献主要有：改进生产工具，作耒耜，进行农业技术革命；立历日，正节气，使民知寒暑之变；口尝百草，发明医学技术；发明集市，使民知贸易；削桐为琴，发明音乐；作明堂，兴祭祀，建立制度；发明《连山易》。
这七项贡献，无论哪一项，在人类文明史上都是有巨大意义的。
因而我们可以将此认作是文明的“曙光初起”。
众所周知，没有文字之前，历史是靠口传的。
“十口相传”为“古”，这就是古人对于“古史”的理解。
口传“历史”，是神圣的，严肃的，有专人掌管，不得任意修改。
因而传说中的夏商世袭，与我们现在地下的出土发现，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出入。
尽管其中也有失实之处，但在没有地下发掘证实之前，我们还只能依据传说资料来阐述历史。
因而关于炎帝的传说，应该是有根据的。
炎 帝发祥于太岳、太行之野 关于炎帝的传说，学者们最熟悉的一条材料是《国语·晋语》的一段记载：“昔少典取于有?氏，生黄帝、炎帝。
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因陕西岐山附近有姜水，所以人们自然而然的把炎帝的起源定位在了陕西境内。
如《水经·渭水注》就根据《帝王世纪》说，岐水向东流经过的姜氏城，就是炎帝姜姓的发源地。
现在还有人称陕西宝鸡为“炎帝之乡”。
但《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说：“姜，大岳之后也。
”在先秦，山称太岳的唯有山西的霍太山。
《禹贡》：“壶口雷首，至于太岳。
”伪孔传曰：“太岳，上党西。
”《史记·夏本纪索隐》注“太岳”曰：“即霍太山也。
” 我们知道，从史料的可靠性来说，《左传》是要远高于《帝王世纪》的。
而且《国语》所说的“姜水”是否就是陕西之姜水，也还值得推敲。
在《山海经·北次三经》以“太行之山”为“之首”的群山中，有陆山，“?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
”这与同在一经中、发源于“发鸠之山”的漳水的流向是完全相同的。
《北次三经》说：“发鸠之山……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
”看来上古时代在太行、太岳之间亦有水曰姜水。
所谓炎帝以姜水成，应该是指的晋东南的?水，而不在陕西。
据《山海经》说，位置在长子的发鸠山，就是炎帝的小女儿在的地方。
说明这里是炎帝族活动的区域。
《管子·轻重戊》说：“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刚，九州之民，乃知谷食。
”淇山即在今晋城市的陵川东南，淇水发源地。
《路史》卷十三《禅通纪》说黄帝封炎帝之后于潞，即今长治市的黎城、潞城之间。
黄帝为什么要分炎帝之后于这里吗
这正说明这里本来就是炎帝的老家。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太岳山的周围与太行、太岳之间的长治、晋城一带，不仅分布着与炎帝族有关的村落地名，同时还有大量有关炎帝活动的传说。
如高平市羊头山上分布着神农城、神农泉、神农得嘉谷处、炎帝庙。
立于长治市黎城县的隋代《宝泰寺碑记》就称此地为“炎帝获嘉禾之地”，唐天授二年所立的《高平县羊头山清化寺碑》亦言：“此山炎帝之所居也。
”古以羊头山所产黍子以定律历，无疑也是因为此地为炎帝得嘉谷之所。
我们将这些传说与古史记载相互印证，不难发现晋东南地区关于炎帝的神话与传说，乃是有历史根据的。
程瑶田的《释虫小记·螟蛉蜾?异闻记》和傅斯年的《周颂说》都提出观点认为，凡是一种可以流传于民间的文学，每每可以长期保存。
不能在民间流传、藏于zf的文学，一经政治巨变，便会丧失。
因而我们对于晋东南炎帝的神话传说，绝不可等闲视之。
晋东南最具备炎帝尝百草、得嘉禾的条件 晋东南地区是一个长条的盆地，呈北高南低型，周围高山最高处达海拔2500米以上，盆地边壁是丘陵，一般在1000米至500米间，盆底部分从海拔950米到300米不等。
有3条主要河流纵横于其间，西部沁水，北部浊漳水，中部丹水。
这三条水，皆见于《山海经·北次三经》与《水经注》中。
晋城古又名泽州，阳城古又名?泽，太岳有地名安泽，从这许多“泽”字，可以测知古代这里应当是有不少湖泽的。
《元和郡县志》卷十九“阳城县”下引：“墨子曰：舜渔于?泽。
”说明这里水资源比较丰富，利于渔耕。
作为“文明之母”的农业，其发生最起码的条件，就是必须具备有良好的植物生长并可供农耕的环境。
而晋东南地区的生态格局，无疑成了人类早期最理想的家园。
这里有山陵，有丘阜，有平原，有湖泽，有森林，有草地，有水域，可猎、可采、可耕、可牧、可渔。
仅晋东南山地，就有种子植物125科，512属，1090种。
其中油脂植物147种，淀粉植物98种，果类植物136种，密源植物136种，药用植物426种，野菜植物68种。
据20世纪考古学、地理学、气象学的研究成果，新石器时代的北方气候要比现在温暖湿润，于此推断，那个时代晋东南的植物种类比现在会更多。
晋东南是华夏文明最佳的“孵化场” 文明的发生、培育，必须在稳定的环境中进行。
中国近代地理学与气候学的奠基者竺可桢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了一篇题为《气候与人生及其他生物之关系》的文章，文中指：“在文化酝酿时期，若有邻近野蛮民族侵入，则一线希望即被熄灭。
所以世界古代文化的摇篮统在和邻国隔绝的地方。
”而上党盆地，则像一个“鸟巢”。
其地，东边太行山，作为中国陆地地形第二阶梯的东部边缘，南北纵贯于河北与山西间，成为一道割断山地与平原联系的天然屏障。
上党西边是太岳山，太岳山脉北端在榆社、左权一带与太行相连，向南与中条山相接。
上党南是中条山，东西横亘数百里，东与太行主脉相接。
在三条山脉交汇之间，形成了一个封闭型盆地。
可以说这是华夏文明最理想的“孵化场”。
外围大山像城墙，将这里保护起来，一方面使生活在这里的先民，免除了游牧民族及其他狩猎集团的侵扰。
另一方面丰富的自然资源，又为这里的先民准备了必要的生活资料，使他们获得了安定发展的物质条件。
1984年山西考古研究所曾在武乡县石门乡征集到磁山文化期的石磨盘、石磨棒。
武乡位于晋东南的北部、漳河上游的浊漳河流域，而磁山则在此下的漳河流域，二者相距不过100余公里。
这说明在太行山东的磁山文化人群从事农耕的同时，在太行山西也有同样生活方式的人群在生养、蕃息，他们正在作着文明诞生前的准备工作。
晋东南的黍稷生产是文明产生的基石 文明的启动，是靠食物做支撑的。
衣食足而后知礼仪，礼仪就是文明存在的说明。
因而上古人类主要食物是什么、什么地方最宜于生产此种食物，这对文明的发生至为重要。
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证明，上古三代华北地区先民最主要的食物就是黍、稷，即黄米与小米。
故在《诗经》中，黍稷频繁地出现。
如：《王风·黍离》：“彼黍离离，彼稷之苗。
”《小雅·出车》：“昔我往矣，黍稷方华。
”在《尚书》与甲骨文中也见有黍稷的记载。
因而最宜黍稷生产的地方，就应该是文明最有可能发生的地方。
而山西的晋东南地区，则以盛产小米闻名全国。
其所谓“沁州黄”、“泽州香”，皆为旧时宫廷贡品。
高平羊头山所产黍子，则更是载之史册。
如《隋书·律历志上》即载以其定律之事。
明《乐律全书》卷十说：“旧说上党之黍有异他乡，其色至乌，其形圆重，用之为量，定不徒然。
”这说明，在晋东南一带自古就适宜黍稷生长。
晋东南英雄神话是文明初始的佐证 翻检中国文献，不难发现，凡是著名的神话，如炎帝尝百草、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大禹治水、女娲补天、愚公移山、黄帝蚩尤之战、夸父追日、尧舜禅让、成汤祷雨等，几乎都与晋东南及其周边地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果我们把晋东南及其周边神话作一研究，便可以发现，晋东南及其周边神话，明显地带有英雄传奇色彩。
这些英雄传奇神话，有共同的特点：一、它们歌颂的是带领群体抗拒灾难的英雄，也就是说，这些神话英雄都具有氏族或部落联盟首领的性质，体现着较大的生活共同体的形成；二、所抗拒的主要是水灾与旱灾，这正是农耕社会最恐惧的两大灾难，体现着这些群体的农耕生活性质。
文明虽说是群体的创造，而作为人类进步的巨大成果，必然要有英雄的介入。
因为文明的出现是以国家的形成为标志的。
作为文明载体的“国家”，无论其形态多么原始，都必然是以统领众庶的“君”的存在为前提的。
《白虎通》说：“君，群也，群卜之所归心。
”这所谓的“君”其实就是原始人心目中的英雄，是领导野蛮群体走向文明的圣王。
因而作为在华夏文明史上有特殊意义的晋东南地区，成为上古英雄神话与传说丛生的地方，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可以说，晋东南英雄神话乃是文明初始的曙光。
文明初曙于太行旭日升起于晋南 “孵化”需要封闭与安定，而发展则需要开放。
晋东南虽适宜于文明孵化，而狭小的土地却不利于农业大规模的发展。
而在晋东南盆地这一巨大的“文明之巢”周围，则有适宜“文明之鸟”结巢而生的丰茂之林。
走出晋东南盆缘大山，向西不到100公里，便是尧都平阳，是广阔的临汾盆地：向西南不到100公里，便是舜所都之蒲坂与禹所都之安邑，是平坦的运城盆地；向南不到100公里，便是夏后氏所都之阳城与周之东都洛阳；向东不到100公里，便是殷人之都城安阳。
如果以上党为中心，以百余公里为半径，由西向南向东画一个半圆，这便是司马迁所谓的“天下之中”了。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
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
”尧、舜、禹、夏、商、周等古都，皆围绕晋东南地区而旋转，并相去不过百余公里，这只能说明晋东南作为“文明之巢”对于先民情感牵系的意义。
“文明之鸟”从晋东南飞出，将文明之光带向四野，而文明最先结巢之所，就是山西的晋南。
因为晋南临汾、运城两大盆地，不仅与晋东南相接壤，而且土地平旷，气候与晋东南也相近，是推广黍稷生产技术最好的地方。
当然向外发展，也会遇到阻力，如作为炎帝后裔的蚩尤族（在苗族几个不同系统的传说中，都说蚩尤是在黄河北从事农业生产的部落首领），在向外发展中，就与从事游牧生活的黄帝氏族（《史记》说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说明这是一个游牧集团）发生了冲突，结果落败，大批南逃，只有一小部分留在黄河流域。
但作为一种成熟的文明，它对于落后民族是可以不断熏染、同化的。
落后民族大肆破坏的同时，也在学习先进民族的技术，改造着自己的生活与生产方式，这样也就推进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
文明最早在晋南地方生根，也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过程中完成的。
晋南有比晋东南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与它种文化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
文化交流促成了文明的迅速发展，因而代表华夏文明之光的尧、舜、禹便在这里兴起。
因此我们说，华夏文明的曙光破晓于晋东南，而代表文明光芒四射的旭日，则是在晋南大地上升起的。
唐朝之前的一些社会情况
隋朝立国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经过 270多年分裂割据混战之后建立的隋朝政权面临一系列长期分裂造成的后遗症，这是统治者想长治久安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1.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
首先，隋王朝统治集团的核心是以杨氏为代表的汉族关陇士族集团和汉化的鲜卑族大贵族、大官僚。
据统计，大约 95%的北周高级官员是少数民族血统。
隋朝初年，杨坚在重组权力中心时，其高级职位主要由支持并帮助杨坚夺权的北周旧官和杨氏皇亲组成。
从地域上看，隋初高级官员的籍贯主要是西北地区，18人中有15人的籍贯集中分布在从西起天水、东到洛阳这条东西走向的较窄的地带，其中有11人是北周旧臣。
同时，18人中，有15人与皇室有姻亲或血缘关系，只有1人是南方人，且是（炀帝）皇后的兄长。
这样关陇贵族与其他世族之间有矛盾。
其次，原山东和江南士族门阀虽失去了在中央的权势，但是，他们在地方上还有很大权势和影响。
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力量，占有大量部曲 、奴婢、荫庇着众多的依附户、浮客，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强化。
在庶族地主经济力量逐步增长以后，他们与整个世族之间产生矛盾，因此，最高统治者不得不逐步吸收庶族地主参政，以限制世族地主的特权，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此外，不同民族之间，文官与武将之间，不同地区之间，都不同程度地潜藏着对抗因素。
隋朝末年的短期割据实基于此。
2. 地方统治秩序的混乱 西汉时期，实行郡县制，以州为监察区。
后来，特别是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州牧权力坐大，南北朝几百年的争战过程中，郡、州数量急剧增加。
各割据政权或以官位赏军功而增设州郡，或因地方豪强自立州郡，州郡不断被分割，数目激增。
汉代仅有 13州，150郡。
西晋前期增加为19州，172郡，平均每州管辖八、九郡，每郡辖七八县，比汉代增加还不是太多。
北周统一北方后，仅北方就有221州，508郡。
最多时，南北郡数有一千个，隋初，州数比汉朝增加22倍，郡数增加6倍半。
县的增幅不大，所以，有些地方一个郡只管一两个县，甚至一个县同时受二郡或二州合管。
州郡多，不但支出多，百姓负担重，而且，地方政区的混乱不但支持不了中央集权，连地方分权的实力也不复存在了。
因此，大力合并州郡，就成为大势所趋。
3. 意识形态的多元化 儒家思想自汉代独尊儒术以后，其政治思想、价值观、习俗和礼仪等，对维护大一统一封建王朝统治是非常有利的。
但是，自东汉以来，来自印度的佛教逐步在中国传播开来，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断，人民的心灵无所寄托，便纷纷从宗教中寻找安尉，于是佛教大盛。
我国北方三大石窘皆开凿于这一时期。
佛教是当时各民族、各社会阶层共同的信仰，利用好这一信仰，对促进统一政权的巩固大为有利。
因此佛教盛行与中国传统的统治思想之间产生了矛盾。
事实证明，隋文帝父子二人较成功地运用了佛教在巩固统一中的作用，在重视利用佛教的同时，他们又开始重振儒学及推崇道教。
改革的主要措施 1. 政治方面： ①改革官制 隋朝的官制改革，无论在中央还是地方官制方面，皆对唐及以后有重大影响。
在中央官制改革方面，影响最大的就是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教材第 506至507页有概要介绍 ）。
杨坚即位当天，就宣布废除了北周模仿《周礼》所置的六官，恢复汉魏旧制，设置三师、*******、五省等中央机构。
三师*******用以待勋闲，五省中秘书省位高职闲，内侍省是管理宫廷内部事务的宦官机构。
因此，真正担负国家政务的是尚书、内史、门下三省。
三省长官分别称尚书令与仆射，内史监与内史令，门下纳言。
三省职能同秦汉的丞相，历史上称为三省制度，其职能互相牵制。
其中处理日常政务的执行机关尚书省，下设吏、礼、兵、度支（民）、都官（刑）、工部六部。
三省六部制度从汉以来逐步沿革而形成，到隋始定型，这是中国官制史上的重大变革，后虽几度改变，但其影响一直在封建社会后期的千余年间存在。
此外，还设有监察官、十一寺、国子监等，以及掌管禁卫兵的左右卫十二府。
及勋爵、散官等制。
地方官制方面，为了改除隋初机构重叠、官吏冗滥，“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混乱局面， 583年，隋文帝下诏废除“郡”级建制，改行州、县二级制，同时大力合并州、县数额。
省并以后，全国设190州，1255个县，每郡约辖六七县。
这有助于节约开支，提高行政效率。
炀帝时又改州称郡。
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隋朝废除了汉魏时地方长官自行任免属官的制度，在北齐北周的基础上，规定全国范围内“大小之官，悉由吏部”，史称：“自是，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州郡无复辟署矣”。
（《通典》）。
而且推行乡贯回避制，县佐（即县丞）以上地方官员须“尽用他郡人”。
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规定副县级以上官员回避在本地做官的法令。
同时还规定：州县的主要属官实行定期轮任制，一般三年或四年一替，目的是防止地方官员在家乡任职，或久居一地带来的任情废法等危害。
地方官还不许携带父母及 15岁以上儿子赴任。
这些都有助于防止地方豪强把持本地政务。
实行中央统一任命地方官员，并运用“上考课”（汇报工作，又称“朝集”）、派使巡察等考核评估制度进行赏罚，这些对限制地方豪强势力，整顿吏治及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是有重大意义的，其改革措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②改革选举制（创立科举制） 配合官制改革，隋朝统治者在北朝改制的基础上，废除九品中正制，创立了科举选官制。
九品中正制最初有加强中央对选官权控制的目的，但中正官既由高品门阀世族担任，这一选官制度遂成为门阀势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得力工具。
但是，随着世族门阀势力逐渐崇尚清淡，变成政治僵尸，最高统治者不得不打破门资限制，“以寒人掌机要”，“不限资荫，惟在得人”。
所以，九品中正制在北朝时已开始动摇，北周已有“罢门资之制”的改革，隋文帝开皇三年（ 583），正式罢除中正官品评人才之权。
随后命令各州每年向朝廷贡士三人，以备朝廷测试选任。
开皇十八年（598年），又诏令五品以上的京官和地方军政长官总管、刺史等，按“志行修谨（有德）、清平干济（有才）”两科向朝廷荐人才。
改制之初，操作起来很难，但已明显地看到科举制的迹象了。
隋炀帝时，正式创置了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度的诞生。
③府兵制的发展 魏晋时期，实行的是兵农分离的世兵制度，当兵者被列为兵户，世代当兵，地位低下。
西魏、北周建立了“府兵制”，最初仍为兵农分离，但与均田制结合后，逐渐趋向“兵农合一”化，隋朝最终完成了这一发展趋势。
开皇十年（ 590），隋文帝诏称：“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隋书卷2》），使无乡里之号，居无定处的“兵户”，与一般农户一样隶属于州县，最终完成了“兵农合一”的过程。
这一改革使府兵制和均田制更好地结合起来，府兵沿旧制由12卫大将军统率，并听命于皇帝，成为依托均田制的军事制度。
这一改革增加了农民对国家的兵役负担，加强了国家的武装力量，又把军事统率权集中到中央，支持了中央集权。
隋炀帝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多次征集庞大的（百万大军）远征部队，与兵制的改革有重大关系。
④改定刑律 开皇元年，隋文帝即位的当年，就命令一批朝廷大臣在北魏、北齐律及南朝萧梁法律基础上制定新律，说明杨坚很重视法制的作用。
新的刑律经过简化，删去了一些酷刑和罪条。
最后修订成 500条、12篇的《开皇律》。
《开皇律》的刑名分死、流、徒、杖、笞五等，每等之内又有不同的分等。
它的制定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
因此，贵族官僚享有“八议”等减免刑罚的特权。
而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开皇律》发展了北齐的“重罪十条”，制定了“十恶”之条。
即凡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等，犯者从严惩治。
《开皇律》现在只留有残卷，但《唐律》及宋律等皆以它为样板，因此，它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隋律虽然比此前的刑律宽平一些，但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文帝、炀帝都经常不依法办事，而时常动用酷刑。
2. 经济制度方面： 中国古代以农业立国，封建时代的哪一个全国性王朝，如果不顺利实现土地与农民的紧密结合，保证以农产品为基础的赋税的有效征收，就难以繁荣兴旺。
隋朝在短短的几十年间，使农业生产获得了迅猛发展，这与其继续推行均田制有密切关系。
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增加国家收入，隋朝在北周已经改制的基础上，继续推行均田制，改定赋役和户籍制，对货币和度量衡也进行了整顿。
①继续推行均田制。
②整顿赋役。
③整顿户籍制度。
（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 ④营建东都与开通大运河 A 、营建东都： 主要原因：一是经济的。
南北朝以来，关中经济破坏严重，江南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关中地区稍一遇灾荒，远远不能保障京师的消费，为了更方便地转运江南和东部地区的财赋。
二是政治上，为了加强对关东和江南地区的控制。
隋炀帝即位的当年（ 604 ）就下诏营建东都洛阳。
约用一年时间即完成。
除宫城、皇城、外郭城外，还有市、坊，及许多大粮仓。
同时把全国其他州郡城内人和“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河北工艺户、江南上户的析户等迁往东都，切断他们与原籍的联系，即削弱了地方豪族势力，也使洛阳成为空前繁荣的经济和政治中心。
随着运河的开通，洛阳成为南北物资和交化交流的枢纽。
” B 、开通大运河。
运河的开通，过去归因于隋炀帝的奢侈即为了更多地攫取江南财富。
实际上，它也是当时巩固隋朝政权的重要措施之一。
与营建东都的目的基本一致。
从政治上讲，当时隋朝统治全国，而国都偏居西北，在当时交通条件的局限下，不利于对全国的统治，早在文帝时，山东及江南各地就有反抗活动，而隋王朝深感“关河悬运，兵不赴急，”感到镇压不够及时。
开通大运河，则南连江浙，北通河北，中间以洛阳为纽带，把原北齐与南朝陈境内两个潜在的反抗情绪最集中的地区，通过洛阳与京师紧密联系起来，这大大便利了隋政权对南方及东部各地人民的镇压。
从经济上说，是为了便于转运东南财富以补关中和河洛地区物资之不足。
当时陆运成本高、运量小，而开通水运，便成为最好办法。
当然，隋炀帝个人的嗜欲、也是其动因之一。
早在隋文帝时，曾开通广通渠，又称富民渠，以转运关中物资。
隋炀帝即位后，利用旧有的天然河道和旧有渠道，开通了以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北京），南到余杭（杭州）的大运河。
其工程分四段： ①通济渠（连接洛水、黄河、汴水、淮水）。
②山阳渎。
连接淮水和长江，此乃扩修旧有邗（ han ）沟而成。
以上两段当年秋即完成。
③江南河。
连接长江和钱塘江。
这一段许多地方也是沿古运河的线路开凿的。
④永济渠。
608 年开挖。
这是四段中最长的一段，引山西的沁水，南达黄河，东北继续从黄河的其他支流补充水量，直通涿郡。
动用民工一百多万。
大运河南北贯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等省，连接五大水系，全长 2500 多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雄伟的工程之一。
隋朝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由于以上一系列巩固统治的措施，既强化了中央集权，巩固了统一局面，加强了国家对人力物力的控制，也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
于是，隋朝在短期内便出现了国库粮仓富裕的繁荣景象。
1 、农业的发展： 表现在：①农业人口即劳动力激增；②耕地面积扩大；③国家仓廪充实等。
据史载，隋朝构筑了许多库屋和粮仓，用于储蓄粮帛。
文帝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
”（《贞观政要》卷 8 ），这是史无前例的。
隋朝灭亡时，所聚集的粮饷与布帛还堆积如山，有些成了农民起义首领及其他武装反抗力量的战利品。
直到唐朝建国 20 年后，还在享用。
仓库的充盈，既是经济发展的客观结果，从中也反映出当时剥削过于苛刻。
2 、工商业的发展。
隋朝手工业的发展表现为纺织业（定州、相州、青州、四川蜀郡）、瓷器业、造船业、造桥技术（赵州桥）等有显著进步。
此外，漆器、制茶、雕刻等也有发展。
商业的发展表现在：首先是商业都市的繁荣。
如东都洛阳和京师西安是当时国际贸易的重要城市。
（见教材 P522 ）。
其他如蜀郡、吴郡、会稽、余杭、东阳、宣城、毗陵（常州），海南（广州）、荆州、蔡州（汝南）等均发展起来。
同时，对外贸易发达起来，陆上有丝绸之路三条通道，海上与日本与南洋各国展开了贸易。
此时，日本人已开始有人穿汉人衣冠。
3 、科技文化的成就 统一帝国的再建为中外文化、南北文化的交汇融合创造了条件。
其突出的表现是宗教文化和音乐绘画等多元文化的发展。
隋朝一改北周武帝灭佛之策，实行崇佛政策，文帝开国之初， 581 年，就下诏，允许百姓随意出家，并令百姓计口出钱，营造佛寺、佛像。
文帝、炀帝皆曾大事兴修佛寺，并支持佛经的翻译等。
于是隋代 37 年间，建寺多达 3985 所，度僧尼 23 万余人，译经 82 部。
从此，佛教这一外来宗教逐步演化成了更合适中国国情的宗教文化。
儒家学者遂有王通提出三教归一的口号，主张以儒为主，援引佛道。
有承前启后作用。
在文化领域其他方面。
如炀帝所定九部乐：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等，反映出当时民族融合和中外交流的影响。
绘画仍以道释人物故事为主，但山水画已逐渐发展起来。
此外，天文历法和数学也有一定的成就。
四、隋朝和周边各族的关系：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共同创造了古代中国辉煌的物质文明和灿烂文化，隋朝时也不例外。
当时，在隋朝境土内，各民族已和汉族长期杂居，直接为隋朝的发展做了贡献。
在隋朝境外周边地区，还有突厥、吐谷浑、奚（辽河上游）、契丹（居辽河流域）、室韦（属东胡族、居契丹以北、黑龙江上游两岸及额尔古纳河一带） （黑龙江上游），皆与隋政权有密切关系。
同时，隋与台湾（时利流求）的关系也更加密切起来。
以下侧重讲一下隋与突厥、隋与吐谷浑的关系。
1 ．突厥汗国及其与隋朝的关系： 2 、吐谷浑及其与隋的关系： 五、农民起义和隋朝的灭亡 1 ．起义爆发的原因： 2 ．起义的经过及主要力量 3 ．起义的结局： 4 ．起义的历史作用： ①起义摧毁了杨隋政权，不但打击了关陇贵族势力，而且打击了所有世族贵族的特权。
世家大族势力的削弱，使传统的庄园经济大受冲击，他们控制的土地和劳动人口大量被分离出来，这有助于改善阶级关系，旧贵族的消亡、新地主的产生，调整了地主阶级内部的关系，也调整了地主和农民的关系，这是有利于社会历史进步的。
世族势力的衰退与唐宋科举制的发展关系密切，对唐宋历史产生了深刻影响。
②阶级关系的调整，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具体而言：由于世族官僚大批被镇压，农民占有的土地有所增加，依附农民挣脱了旧主人的束缚，或耕垦新田地，改善自己的地位，推动了此后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农民战争中，许多奴隶、部曲等依附户参加起义，摆脱了奴婢身份，这对唐以后奴婢等身份地位的改善，对租佃契约关系的发展，有推动作用，从而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从历史长时段看，隋末农民战争对世族势力的打击，对生产关系的调整，可以说是汉魏以后阶级矛盾的总爆发和总清算。
此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政治的稳定统一，以及文化的诸多新成就，都与这一历史性变革有密切关系。
著名的抗日英雄 有哪些
各有什么壮举
黄继光（1930～1952） 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
农历1930年11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中江县一个山村,他自幼家境极为贫寒，六七岁时父亲因受地主欺压，病恨交加而死。
黄继光从小就给地主扛长工、割草放牛。
1949年冬，家乡解放，村里组织起农会，黄继光不但成为农会第一批会员，积极斗争地主，还当上了村里的民兵。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国内停止复员并大量征兵。
1951年3月，中江县征集志愿军新兵时，黄继光在村里第一个报了名。
体检时，他因身材较矮开始未被选中。
来征兵的营长却被黄继光参军的热情所感动，同意破格录取。
到朝鲜前线后，黄继光被分配到第十五军第一三五团二营六连任通讯员。
1952年4月，部队到五圣山前沿阵地接防，本想杀敌立功的黄继光却被分配到了连队后勤。
经过副指导员细致的思想工作，黄继光明白了后勤工作的重要性，样样工作都干得很出色。
1952年7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经上级批准，他荣立三等功一次。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开始。
10月19日夜，黄继光所在的二营奉命反击占领597．9高地表面阵地之敌。
当攻击部队受阻、伤亡较大时，已任营通讯员的黄继光挺身而出，主动请战，消灭敌人的火力点。
在战友负伤牺牲、自己所携弹药用光的情况下，黄继光毅然用自己的身躯堵住了敌人的枪眼，为冲锋部队的胜利开辟了通路，牺牲时年仅22岁。
黄继光的英雄壮举，获得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最高荣誉——他那舍己为公，一心为民被志愿军领导机关追记特等功，并授予“特级英雄”称号（另一特级英雄是杨根思）；所在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黄继光最后长眠于沈阳市的北陵烈士陵园抗日战争时期，冀中白洋淀有个男孩叫张嘎,他聪明勇敢，绰号“嘎小子。
他还有伙伴英子,胖墩,佟乐。
在鬼子的一次突袭中，奶奶为掩护八路军被鬼子打死。
八路军侦察连长钟亮叔也被鬼子抓走了。
嘎子悲痛欲绝，他决心报仇，毅然出发去寻找打鬼子的地区队伍。
在路上，他误把游击队排长罗金保当作汉奸，想缴他的枪而闹出笑话。
后来，人小鬼大的嘎小子乔装打扮成卖西瓜的小贩，用木头枪缴了胖翻译的“真家伙”。
为了不让队长把枪收回去，他竟动了“嘎”气，将枪藏到了老鸹窝里，因而受到批评关了禁闭。
经过区队长的教育，嘎子认识了自己的错误。
在一次战斗中，他受了伤在老乡家里修养。
游击队攻打敌人岗楼时，他偷偷从老乡家里跑回参战，不幸在进城侦察时被捕。
在敌人面前，嘎子刚强不屈，并在战斗中逃了出来，他配合游击队拔掉岗楼，救出了钟亮。
战斗胜利了，区队长代表部队表扬了嘎子，奖励给他一支真正的小手枪。
嘎子高兴极了，最终成了一名出色的小侦察员。
终于,嘎子的家乡解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