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令营主题名字
世纪明德分国内营包括（北京名校营，北京亲子营，京津营，京承营，京秦营，光影横店营，西延营，华东名校营，江南营，丝绸之路营，齐鲁营，多彩贵州营，海峡两岸营，大连营，云南营，最美桂林营，五彩景德营，沪杭营，井冈山营，草原营，港澳小学营）国际营包括（韩国营，美国乔丹营，美国交换生，日本营，新加坡营，奥新营，欧洲六国营，英国营，文艺复兴文化营，美国硅谷营，蒙俄营，戏剧表演营，以色列科技营，）特色营地：军事夏令营，人文夏令营，体育夏令营，科技夏令营，游学夏令营，艺术夏令营，美国纽约军校营，加拿大营，美国加州书香营。
为了磨练同学们的意志，培养同学们的独立精神，学校准备在暑假举办生存夏令营活动。
为了使活动顺利举行，
：风雨无阻口号：体育，野外拓展，综合历练 当选择个合适的夏令营，就要为孩子准备好行装。
一般的夏令营在“入营须知”等材料中都附有要求家长为营员准备的东西列表，可按要求准备。
除营服外，家长可让孩子再带中薄长裤、长袖外套一套，睡衣两件。
家长需为孩子准备三套内衣裤和袜子，其中一套穿在身上。
质地以纯棉为最好，可选择孩子平时常穿的，尽量不要临时买新的，以免到夏令营中才发现穿上不合适。
鞋要准备旅游鞋和其他鞋子各一双。
孩子个人需带的物品有小双肩背。
除装入所有物品的大包外，应另备一个小巧的双肩包，以便活动时或外出时使用。
作业和日记本：有的夏令营预留完成作业的时间，可按规定带上寒暑假作业和日记等。
如没有规定，可带1至2本课外读物。
不要忘记带上文具。
适量药物：包括消炎、止泻、防晒、驱蚊等以及根据孩子个人情况必备的药物。
不要带太多的钱，否则不仅养成孩子乱花钱的坏习惯，还容易因买不干净的零食吃坏肚子，甚至出危险。
国际游学的话带几百元的零钱即可。
必要的物质准备好后，还要进行必要的精神准备。
如叮嘱孩子有困难时找带队老师，不要害羞，夏令营中听话，牢记家里电话号码和家长联系方式等。
切记不要渲染成依依惜别的场面，以免孩子产生独立时的畏惧感。
在夏令营进行之中尽量不要直接打电话给孩子或到团队中探望，以免孩子产生恋家的心理，如果孩子主动打电话回家次数过多时，也要婉言劝阻，鼓励孩子在心理上、行动上自立、成熟起来，这才有利于孩子快乐而顺利地度过冬夏令营。
夏令营结束之后，许多孩子都会产生依依不舍的感情，闭营时有的孩子会当场失声痛哭，为失去这个大集体和几天朝夕相处的小伙伴心中彷徨不安。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作为家长，一方面要理解当今独生子女的孤独感，另一方面在夏令营之后的一段时间应多抽时间和孩子呆在一起，帮孩子重新回归家庭。
如果孩子想和夏令营中的朋友写信或打电话保持联系，家长应给予一定的自由。
帮助孩子珍藏夏令营中带回的照片、衣物等纪念品，和孩子共同回忆冬夏令营中的美好时刻，分享孩子的喜悦。
家长还应沿袭夏令营中的良好生活习惯，巩固孩子在冬夏令营中取得的“战果”，督促孩子养成早起早睡、自己事情自己做、少吃零食、按时完成作业等好习惯。
3，坚强意志需要艰苦的锻炼
户县荣华小学招生简章
你这个是2B问题，是个弱智问题。
你想一想，作为民族英雄忧国忧民的陈天华，以报国，近代史上杰出人物，你还在唧唧歪歪的问为什么不用枪。
就好像你问抗日老战士为什么老家里，为什么不是在与歹徒搏斗的场子上这样更英勇一样，弱智。
请你阅读一下以下资料： 陈天华(1875～1905)，原名显宿，字星台，又字过庭，号思黄，新化县荣华乡人。
1896年入新化资江书院，1898年入新化实学堂(今新化县一中)。
1903年留学日本，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次年回国参与组织“华兴会”，筹备发动长沙起义。
1905年，在东京与宋教仁创办《二十世纪支那》杂志；辅佐孙中山筹组同盟会，担任书记，起草《革命方略》；《民报》创刊后任编辑，参与对康、梁保皇派的论战。
同年12月8日，为抗议日本政府颁布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愤而投海殉国，时年31岁。
1906年春，其灵柩运回长沙，公葬于岳麓山。
他一生救亡图存，宣传革命，是辛亥革命时期杰出的鼓动家和宣传家。
所著《猛回头》和《警世钟》两书，成为当时宣传革命的号角和警钟。
少年壮志 1875年3月6日(农历正月二十九)陈天华出生在新化县知方团(今荣华乡)下乐村(今小鹿村)，兄弟3人，他排行第三。
2岁丧母，家境贫寒，父亲陈善是一个落第秀才、乡村塾师。
天华5岁起由父课读，他天资聪颖，学习刻苦，同时替人放牛或提篮叫卖，过着半流浪生活。
他在当小贩卖糖果时，因迷读古典小说《水浒传》、《西游记》等，糖果常被人取食，不知计值收钱。
宋教仁评价他“性敦笃，善属文”，“不事家人生产作业，虽箪瓢屡空，处之怡然。
”9岁嗜读《左传》、《资治通鉴》，尤爱民间说唱弹词，经常仿效这些文体编写短篇通俗小说与山歌小调，很受乡亲们的欢迎，一时都称他为“神童”。
陈天华“少时即以光复祖国为志”对清朝封建专制、民族压迫深为憎恶，遇人称颂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效力清廷之功业者，辄鄙弃不顾；对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和农民起义首领，却十分赞赏和崇拜。
他16岁时，有一天路过驿亭，在墙上挥笔题写了“莫谓草庐无俊杰，须知山泽起英雄”的诗句，抒发了他澄清天下、救亡图存的志向。
陈天华就读新化实学堂时，有一次作文比赛，题目为《述志》。
他略加思索，一挥而就，第一个交卷，被评为一等第一名。
他仅用100多个字就写出了主张政治改革的志愿：“大丈夫立功绝域，决胜疆场，如班定远、岳忠武之流，吾闻其语，未见其人。
至若运筹帷幄，赞划庙堂，定变法之权衡，操时政之损益，自谓差有一日之长。
不幸而布衣终老，名山著述，亦所愿也。
至若徇时俗之所好，返素真之所行，与老学究争胜负于盈尺地，有而已，不能为也”。
教师罗仪陆阅后，大加赞赏，提笔在卷旁写了两句批语：“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
”还加了一个眉批：“少许胜人多许”。
奋猎书林 1895年，陈天华的父亲陈善到新化县城谋生，住资江书院。
陈天华随父迁居，常到资江书院旁听。
一天，院长邹苏柏批阅作文，见陈天华那篇几千字的文章写得非常精辟生动，便破例允许他借阅书院藏书。
一部《二十四史》，半年多就被陈天华“整日整夜细心研读”完。
他“每读书至奸佞乱朝、夷狄猾夏，制度废弛之所由”处，常掩卷长叹，忧愤不已。
邹苏柏爱才心切，对新化巨绅陈御丞说：“你们族里出了个奇人，你当周济周济!”他介绍了陈天华的非凡才干。
陈御丞爽快地答应了，当即立了一个折子，每月供给陈天华三斗米、一串钱。
从1896年至1897年，天华正式就读资江书院。
自此，他不必为生计发愁了，把全身心都投入到读书上去。
他一方面学习中国文化，一方面研究中国现状，富国强兵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地燃烧在心头。
1897年10月，湖南巡抚陈宝箴倡导新学，在长沙创立时务学堂，陈天华被录为外课生。
他勤奋学习学堂规定的经学、子学、文学、西学等课程，尤其潜心钻研西方新学，很快就成了外课生中的尖子。
次年春，与长沙时务学堂“作桴鼓之应，实开湖南七十二州县之先声”的新化实学堂开办，陈天华以优异成绩考入该校，在此就读两年。
他博览新学群书，广涉中西史志，“拾阅新学中书报残纸，慨然欲任天下事”。
维新运动的潮流，促使他对祖国历史发生浓厚兴趣。
为读《资治通鉴》，他几乎废寝忘食。
在进步教师指导下，陈天华努力“研究历史兴衰之故，方舆夷险之道，与典章制度之源”，往往多有所感，“下笔便数千万言”。
他“每读中西史书，于兴亡盛衰之感，则涕泗横流”。
他常与同学讨论民主自由平等政治学说，见解新颖，“为时流所侧目”。
奋读、求新、求变，改革现状，成为陈天华一生不渝的追求。
忧国不娶 1898年9月8日，《湘报》149号刊登了《新化县童生陈天华等并批谕》。
陈天华等大声疾呼：“为禁革敝俗，恳示通行，事禀妇女缠足，于古无征……害及天下万世”。
要求政府“出示晓谕，以觉愚俗，而变颓风，则不惟二万万女孩馨香顶祝，而强种保族之举，亦略见一端矣”。
当时，梁启超这样描述了受维新运动影响的年青一代，“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岁之间，无科第，无官阶，声名未显著者，而其数不可计”。
陈天华正是这些青年中的杰出代表。
1900年春天，陈天华到长沙岳麓书院求学，6月，因父亲去世，他星夜徒步回家奔丧，由于过度悲痛，得了一场大病。
第二年，他继续在新化实学堂读书，成绩优异，写文章更是出了大名。
有位有名望的地方官员非常器重博学多才的陈天华，想将爱女许给他为妻。
这时，陈天华已是26岁的大龄青年，从祖父、父亲到他，都是一脉单传。
按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来衡量，他是该娶妻生子了。
可是陈天华却没有成家的打算，他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天下方多故，安能再以儿女私情累我乎国不安，吾不娶!”这位地方官听了，对他更加钦佩。
血书醒世 1903年3月，陈天华由新化实学堂资助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
同年4月，沙俄妄图吞并我国东北，向清政府提出了7项要求的“密约”，俄国代理公使声称要“断然取东三省归入俄国版图”。
4月29日，我国留学生在东京锦辉馆召开拒俄大会，黄兴、陈天华到会演讲，并提议组织了有500人参加的“拒俄义勇队”(后更名为“拒俄学生军”)，准备开赴东北，与沙俄侵略军决一战。
几天后，参加者超过1000人。
陈天华一方面积极参加实弹射击、军事操练；一方面积极宣传抗俄保国。
他咬破左手中指，写了几十封《敬告湖南人》、《复湖南同学诸君书》的血书，邮寄湖南各校，大声疾呼：“要革命的，这时可以革了；过了这时没有命了!” “苟万众一心，舍向前，吾恐外人食之不得下咽也。
中国之存亡系于诸君，诸君而以为中国亡，则中国亡矣；诸君而以为中国不亡，则孰能亡之” 血书抵湖南，抚台赵尔巽“亲临各学堂，将天华血书宣布，并揭之官报，令各府、州、县开设武备训练所”。
听者为之激昂，各地纷纷办起武备训练所。
“拒俄学生军”不久被清朝驻日公使蔡钧下令解散，5月11日，黄兴、蔡锷、陈天华等以“拒俄学生军”为基础，新成立另一个革命团体“军国民教育会”，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为宗旨，由拒俄御侮转为武力反清。
号角警钟 到日本留学后，陈天华看到帝国主义列强张牙舞爪、清政府一再妥协的现实，决心以笔作武器，进行革命宣传以唤起国人觉醒。
他和杨笃生发起创办了《游学译篇》和《新湖南》两种杂志，介绍欧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政治学说，宣传民主革命，鼓吹民族独立。
从1903年初夏到仲秋之间，陈天华用通俗文艺说唱形式写成了震惊中外的反帝革命宣言——《猛回头》与《警世钟》。
这两本书，联系实际，夹叙夹议，明白如话。
《猛回头》能“唤醒国民迷梦，提倡独立精神，一字一泪，一语一血”。
《警世钟》则文势如千军万马，笔力如排山倒海，句句扑人胸腔，字字扣人心弦，堪称名实相符。
他在《警世钟》的引言中序诗云：“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腥风血雨难为我，好个江山忍送人!”他在《猛回头》一书中直陈列强瓜分中国的险恶局势：“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
这中国，哪一点，我还有分!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
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
鲜明地表达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其实洋人也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我怎么要怕他……只要我全国皆兵，他就四面受敌，即有枪炮，也是寡不敌众。
……只要我人心不，这中国万无可亡的理。
” 他还在《猛回头》中提出了10条救亡图存的革命主张，形成了一套初步的资产阶级革命方案，并极力主张全体同胞“要用生命赴诸实施”，“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仇耻，拒外族，复我衣裳”，“吐气扬眉，齐呼中华万岁!”《尾声》赋诗响遏行云：“瓜分豆剖逼人来，同种沉沦剧可哀!太息神州今去矣，劝君猛省莫徘徊。
” 陈天华的这两本小册子，在日本和中国广泛流传，其影响之大甚至超过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政见书》和邹容的《革命军》。
当时，湖南、湖北和江西一带，凡能识字者，都喜欢读这两本书。
同志1936年与斯诺谈话中回忆少年时代读了《警世钟》对自己的影响说“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一’，并说“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有些小学堂里的少年儿童还四处募捐资金，翻印传播。
满清政府视其为洪水猛兽，对出版和代售该书的书商横加罪名，严令学校监搜，唯恐流传，结果反倒更加促使这两本书的传播，甚至连上海租界也屡禁不止。
尤其在巡防营和新军里，兵士奉为至宝，有些人还把它当作湘剧的南路北路来唱，思想言论深受影响，退伍后又将其传播民间，其效力之大，不可言喻。
陈天华一生还写了大量充满爱国激情的不朽作品，如《国民必读》、《中国革命史论》、《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现世政见之评决》、《最后之方针》和中篇小说《狮子吼》等，为辛亥革命的舆论准备作了出色的贡献。
但他所有论著都没提到“平均地权”这一民主革命的根本纲领，对农民的切身利益有所忽视。
辅孙建盟 1903年冬，陈天华作为军国民教育会“运动员”，回国策划起义。
1 1月4日，他和刘揆一、宋教仁、杨毓麟等以庆贺黄兴30岁生日为名，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组织革命团体——华兴会。
为避免清政府注意，对外以“兴办矿业”为名，取名“华兴公司”，并发行华兴股票。
1904年2月15日，陈天华、黄兴又以阴历除夕聚餐为名，正式召开华兴会成立大会。
会上，推举黄兴为会长，提出“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革命口号。
会外，另外组织两个革命小团体同仇会和黄汉会，陈天华和姚宏业担任黄汉会运动军队参加起义的工作，前往江西吉安，不久，因清政府搜捕，陈天华不得不于1904年3月再次东渡日本。
1905年7月底到8月中旬，陈天华在东京小石川区久坚町东新泽社居住期间，辅佐孙中山创建中国同盟会，功勋卓著。
陈天华是极力主张“华兴会”与孙中山联合的。
宋教仁《我的历史》一书记载了1905年7月29日华兴会集会讨论的详细情况：“到陈星台(天华)寓，邀星台至黄庆午(兴)寓，商讨对孙逸仙之问题。
先是，孙逸仙已晤庆午，欲联络湖南团体中人，庆午已应之，而同人中有不欲者，故约于今日集议。
既至，庆午先提议，星台则主以吾团体(华兴会)与之联合之说。
庆午则主形式上入孙逸仙会，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之说。
刘林生(揆一)则主张不入孙会之说。
” 结果是陈天华的主张得以实现。
所以，孙中山把这次接见湖南人士的谈话标题为《与陈天华等的谈话》，足见孙中山是何等的器重陈天华。
在同年7月30日中国同盟会的筹备会上，陈天华被选为同盟会章程的起草人之一。
8月13日，陈天华又发起组织并主持东京留学生欢迎孙中山大会，孙在会上的演说词，亦由陈整理；《民报》创刊，陈天华出任经理及撰述员，他撰写《纪东京留学生欢迎孙逸仙事》一文，刊于《民报》第一号。
同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陈天华起草的同盟会《总章》和《同盟会宣言》。
大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庶务，协助总理工作，陈天华为执行书记。
陈天华与宋教仁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被定为同盟会机关报。
驳倒康梁 1905年9月24日上午，陈天华密友吴樾怀揣炸弹在北京前门火车站去炸出访欧美的端方等五大臣，不幸炸弹被挤落爆炸而自己身亡。
东京留日学生纷纷为吴樾举行追悼会，梁启超竟然在《论请愿国会当与请愿政府并行》一文中说人们希望“立宪”，陈天华奋笔写了《怪哉!上海各学堂各报馆之慰问出洋五大臣》一文予以驳斥，他形象地把五大臣出洋“预备立宪”的骗局比作魔鬼画皮：“盖鬼，可畏者也；鬼而变易面目，使不知其为鬼而亲近之，则可畏愈甚。
五大臣之出洋也，将变易其面目，掩其前日之鬼脸，以蛊惑士女，因以食人者也。
” 此后，陈天华还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表了大量宣传革命的文章，与保皇派的喉舌《新民丛报》展开了激烈论战，导致国内外20多种报刊都投入了这场百年罕见的大辩论。
康有为声称：“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
天下岂有与暴民乱民共事，而能完者乎终亦必亡，不过举身家国而同毙耳。
”梁启超说：“必曰破坏旧道德为革命家应行之义务，则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倡此论者，实亡中国之罪人也。
” 针对保皇派否定革命和恶毒攻击革命的言行，陈天华以横扫千军的雄健笔力写道：“革命者惟问当世宜不宜，不必复问历史，自我作始可也。
苟无创始者，则历史又何从有乎”“革命者，救人世之圣药也。
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矣。
……我因爱和平，而愈爱革命，何也革命和平两相对待；无革命，则亦无和平，腐败而已，苦痛而已。
” 这些论述，以高屋建瓴之势痛斥了康、梁的陈腐观点，有力地打击了保皇派的嚣张气焰。
蹈海殉国 1905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颁布了禁止留学生结社集会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
此《规则》一出，立即激起了中国留学生的强烈反对，陈天华等人在11月3日召集各校代表在留学生会馆开会，坚决要求日本政府取消《规则》，并提出了罢学归国以示抗议的建议。
11月5日，陈天华在富士见楼向留学生大会宣读了他草拟的《东京留学生对文部省取缔规则的驳议》。
11月8日，留学生总会(主要成员有陈天华等)宣布在东京和京都实行总罢课。
留学生的罢课行动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同情，震动了日本列岛。
后来，留日学生在罢课和归国问题上产生分歧，由此而分裂成两派，日本报纸乘机冷嘲热讽，陈天华极为忧虑，经过反复思索，最后决定效法春秋战国时“鲁仲连义不帝秦”和屈原投江殉国行动，蹈海一，以自己的生命来唤醒和激励大家“坚忍奉公，力学爱国”。
12月7日夜，陈天华伏案疾书，写下了一封语重心长的万言《绝命书》。
他想起父亲自幼年起就对他满怀殷切期望，也想到了陈家三代一脉单传；但他想更多的则是如何唤醒学界，再掀爱国热潮。
他激昂地写道：“‘坚忍奉公，力学爱国。
’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
诸君而念及鄙人也，则毋忘鄙人今日所言。
……惟须亟讲善后之策，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报章所言，举行救国之实，则鄙人虽之日，犹生之年矣。
”并决绝地写道：“欲说中国不亡，惟有一刀两断，代满州执政柄……” 翌日清晨，陈天华一如平日，神色自若，盥洗、阅报、早餐后出门时，向同宿舍的一位同学借了两元钱，别人还以为他要付刻印费。
陈天华独自乘车来到朝霞映照的东京大森海湾，纵身跳入茫茫无际的大海。
他本是弄潮好手，平日又注重身体锻练，现在却要自沉沧海，这需要何等无私忘我的果敢气魄啊
31岁的陈天华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奉献了自己宝贵的青春与生命。
他的英雄业绩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爱国青年前赴后继，为民族解放而斗争。
陈天华殉国时，孙中山正在南洋，闻讯后哀悼不已。
香港革命志士郑贯公等旋开追悼会于杏花楼，各界临悼者千余人。
冯自由作联挽之日： 生平得爱友二人，星台殉国，庆午(黄兴字)何之(时已久未得真讯息)
可叹吾党英才，又弱一个； 灵爽凭健儿五百，公武(指国公)鸣钟，自由不，誓覆虏酋政府，实践三民。
12年后，东渡日本的周恩来十分仰慕陈天华，曾写下“难酬蹈海亦英雄”的壮丽诗篇。
浩气长存 陈天华蹈海壮烈殉国，在当时曾引起相当大的震动，出现了“一人宣读(《绝命书》)，听者数百人，皆泣下不能仰”的动人场面。
东京、京都、香港、长沙……纷纷为陈天华举行追悼大会，使满清政府惊恐万状。
陈天华生前好友姚宏业(湖南益阳人)，在抗议《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后返回上海办中国公学，因事业受阻，忧愤至极，也于1906年5月6日投黄浦江而，年仅25岁。
同年5月23日，陈、姚的棺柩运回长沙，中国同盟会湖南分会负责人禹之谟和宁调元领导学生，要求清政府同意公葬于岳麓山，遭到湖南巡抚俞廉三拒绝。
5月29日，禹之谟、宁调元领导广大学生不顾清廷禁令，为陈、姚举行公葬仪式，送葬队伍“皆着白色制服”，达万余人之多，“自长沙城中望之，全山为之缟素”。
后来在《湘江评论》第4号上评价：“这是湖南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桩事”，并追述此事说“4月1日，长沙省城大小学生全体发动，分从朱张渡、小西门两处渡河。
鲜明的旗帜和洁白的旗帜，映着火红的日光，哀歌高唱，接二连三的延长十里以外。
”沿途军警呆立路边，不敢按上峰指示加以制止。
这实际上是湖南历史上第一次革命大示威。
送葬队伍最前面举的是两幅大挽联。
一幅是禹之谟所撰并书写： 杀同胞是湖南，救同胞又是湖南，倘中原起义，应是湖南，烈士竟捐生，两棺得赎湖南罪； 攘夷狄成汉族，奴夷狄不成汉族，痛鞑虏入关，已亡汉族，国民不畏，一举能张汉族威。
一幅为宁调元撰联禹之谟书写： 其所生在芳草美人之邦，宁葬清流葬鱼腹；以一作顽民义士之气，奚问泰山与鸿毛。
禹之谟、宁调元先后发表讲演，盛赞陈、姚生平事迹。
日本友人宗家小林彦五郎、美国友人吴德施、孟良佐也先后发言，表达对陈、姚的哀悼和敬意。
公葬之后，宁调元、陈伯平及众多爱国志士，都赋诗著文，讴歌陈天华烈士。
孙中山得知陈天华蹈海殉国，题有“侠骨丹心”以示悼念。
宋教仁慨叹“呜呼
使天而不亡我汉族也，则烈士之，贤其生也，使天而即亡我汉族也，则我四万万人其去烈士之之年几何哉
呜呼痛已
”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曾专题刊列陈天华的生平简介和《猛回头》、《警世钟》的书影。
1993年，新化县文工团创作演出大型戏剧《陈天华》，(获省“优秀剧本奖”)1999年，新化县城南火车站前新开辟大广场，命名为“天华广场”，表达了家乡人民对陈天华的敬仰和怀念。
叶帅诗句比朱自清诗句好在哪里
叶剑英元帅是我国老一辈无级革命家、政治家，是党和国家杰出的领同时，又是一位被毛主席誉为“善七律”的杰出诗人。
他常于军国政务之余，诗以言志。
半个多世纪以来，诗词之作不辍。
当然，诗人军马倥偬，吟咏之余，常作常佚，至今仍见 170余首传世。
正所谓“余事作诗人”罢（句见韩愈诗《和席八十二韵》）。
叶帅的文艺主张和他的诗词作品，主要强调：革命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最高利益而斗争，因此要和政治相结合，才能符合中国人民最高最长远的利益；文艺工作者要团结，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创造新内容新形式的文艺作品的艺术水平，不断促进文艺事业的发展；主张诗创作要“放眼高歌”自抒情，发时代前进步伐的声音，抒革命的高尚情怀，使“画幅长留天地间”。
这些思想既是叶帅伟大革命生涯的鲜明体现和形象的记录，又是属于永垂中国革命史册的革命历程的组成部分。
一 1950年9月25日叶帅在广州作《华南文艺工作者第一届代表会议开幕典礼上的讲话》（下简称《讲话》），是作为华南地区军政最高领导人出席所作的祝词，带有政治性的指导色彩。
这篇《讲话》，从分析当时国内外局势入手，讲明已经获得胜利而站起来的人民，只有发展经济文化及其他一切建设，才能最后战胜帝国主义。
因此，工作的中心是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和平。
在认清形势、提高信心的基础上，《讲话》进一步为文学艺术工作者指明方向，提出革命文艺要与政治相结合的原则，指出：“革命的文艺工作，从来就是和政治结合的。
文艺结合政治，才能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最高的利益而斗争。
要做好文艺工作，文艺工作者就要努力提高政治水平，就要很好地团结，就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同时力求自己的作品符合于人民的政治要求。
”这段话是全文的总纲，它完全符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的精神，要求把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文艺变成为工农兵人民大众的革命文艺。
因此，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要转变立场，学习工农兵，深入社会生活实践，改造世界观，努力创造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来。
尽管华南文艺工作者已经历了长期革命斗争的洗礼，并各自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程度上支持或参加过不同形式的斗争，但在新的时期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为人民最高利益服务，才能为了共同政治目标共同奋斗。
叶剑英在《讲话》中还强调指出：“和平是中国人民目前最高的利益，也是世界人民最长远的利益。
”革命文艺就是要和这个最大的政治相结合。
帮助革命文艺工作者坚持这个相结合，就是正确地坚持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重温叶帅这一文献，回顾文艺战线四十多年来的风风雨雨，更进一步理解到这篇讲话充满实事求是的革命精神。
文艺创作和文艺的实际工作都是十分复杂而又富于创造性的，而且也存在着激烈的思想斗争。
《讲话》突出为人民最高利益服务，既体现党对文艺工作的政治领导原则，又体现了对文艺工作者的殷切期望。
解放以后的许多年来，在反对文艺右的倾向的同时，更多的受到“左”的困扰，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往往要落实到为当前的政治服务。
因此，给一些人利用“从属”的提法对文艺工作横加干涉。
粉碎“四人帮”以后，同志提出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里坚持和发展思想。
他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
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
文艺是不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
”（《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见《文选》第220页）叶帅在《讲话》中提出革命文艺工作要和政治相结合，要“看是否合乎人民最高最长远的利益”的观点，和上述讲话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叶帅的文艺主张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就是以是否符合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最高利益为准绳的，这也是党对文艺工作领导的最高原则。
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上看，叶帅的《讲话》也是坚持了马列主义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准则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恩格斯在《致拉萨尔》的信中，反复阐明了关于无产阶级文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认为文艺的本质是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中的一种意识形态。
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不可能脱离政治，因此革命的文艺工作必须和政治紧密联系。
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中，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必须“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同时又指出文学艺术是复杂的创造，文艺家应该拥有创作自由和无限创作的天地。
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大发展和贡献。
至于我们一些人借“从属”的提法对文艺横加干涉，尽管有其历史条件和认识根源，但毕竟是偏离了革命的辩证法，形成“左”的干扰。
叶帅在《讲话》中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指出革命文艺要与政治相结合，为人民的最高利益服务，并据此提出衡量文艺工作和文学作品的标准，“是好，还是坏，是进步，还是倒退，就要看是否合乎人民最高最长远的利益”。
同时，他还指出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要大力宣传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优良品质，使文艺和政治结合，才能发挥更大的力量。
”叶帅的这些文艺主张，体现了他具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坚定执行文艺思想路线的原则性。
叶帅这一《讲话》还强调文艺界的团结的重要性。
他指出：“中国自古文人相轻”，这是千百年来剥削阶级思想影响的结果。
为了团结起来，“我们要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作武器，扫除妨碍我们进步的旧东西”，我们“抛弃旧的不好的东西，是为了团结，提高智慧，发展力量”。
并期望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促进文艺更快繁荣和发展。
实践证明，此后短短的几年里，华南文艺很快出现了一个繁荣期。
以粤剧界著名演员红线女、马师曾为代表的一批艺术家回归祖国，潮剧、汉剧、山歌剧、京剧和琼剧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文学创作出现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
这与叶帅在担任华南军政领导期间正确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并及时提出实事求是的文艺主张是密切相关的。
二 如果说，上述《讲话》表述了叶帅的关于文艺工作的政治主张，那么，他一生的诗词作品则是他实践为人民最高利益奋斗的自我写照。
诚然，叶帅诗词创作的原意，未必欲以其诗词之作承继或宣扬某一诗词流派，或者意风骚以见称著于世。
笔者认为，叶帅的诗词创作平生不歇，首先是因为他早年受业问学，承继祖国优秀文化和学识修养，具有深厚的诗人气质之故。
因此，尽管后来长期戎马疆场和解放后经国政务之余，乐以诗词娱悦心志，畅抒情怀，显示其高尚的文化艺术的心态。
这同毛主席、周总理、朱德、董必武和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于日理万机之余，以创作诗词为乐事。
本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文言文和旧诗词之作曾在文学事业上成了革除的对象。
可是，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人物里，在漫长的革命生涯里，忙里偷闲，所作新诗甚少，却写出了大量的旧体式诗词的光辉篇章。
看来，在文艺创作上无论诗体的新旧，关键是在表现的思想内容。
在这意义上说，旧体诗词的写作，是在一个侧面上尽情地表现了叶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阔广胸襟和高尚情怀。
限于见闻，笔者尚未发现叶帅谈诗论艺的专文和著述。
尽管如此，仍然可以通过阅读其诗词作品及其序跋一类文字来探索其诗词乃至文艺创作的倾向。
《远望集》中《满江红·香洲烈士》序为“……剑念河山依旧，人事全非，不禁怆然泪下者，悲痛之余，词以悼之”；《草原纪游》序为“……有些趣事，诗以纪之”；《游学大寨杂咏》序文后面说“……感触所及，诗以纪之”。
《叶帅诗词探胜》中《戏作》序文为在军委扩大会上，陈总以鲨鱼皮包赠我，即席戏作”；《水调歌头·车中戏作》序为“由莫斯科乘火车回国，1958年10月29日时正图104失事，戏作”；《无题》诗序为“极为兴奋，特留四句，以为纪念”；在陈毅卧病及逝世之后，分别作诗，序有“诗以慰之”、“诗以悼之”等语。
综上述，叶诗之作，大抵兴之所至，或心有所念，或极为兴奋，或悲痛之情，或有感触，因而纪之、悼之、慰之、咏之，甚或戏之。
这些有所为之作，都是发自对敌人的强烈仇恨，对革命同志友人强烈的挚爱，对革命事业理想的执着追求和必胜信念，绝不作无病呻吟之声。
纵观叶诗的内容，先是早年求学时期抒发胸中“无限兴亡感”而“放眼高歌”。
此后不久，到云南习学军事，在“纵横豪气酒边生”之际，不禁“把剑长歌”，立志“扬鞭驱万里”。
自从1920年跟随孙中山投身革命实际后逐渐走上成熟。
1925年东征之际，遭香洲兵变，返而为战友“英雄埋骨”，坚定了“革命党，当流血”和“革命成功阶级灭”的革命信念。
此后，诗词中抒发革命豪情壮志的咏唱，成为叶帅诗词创作的主旋律。
叶帅诗词百七十余首，抒写与同志或老战友之间怀人之作，比重最大，约四分之一强。
其他均为戎马生平的见闻而作，极少思古一类作品。
这种即景即事诗词，表现了叶帅胸怀坦荡、无私无畏而又平易近人的人品与诗品。
假若以《油岩题壁》为叶诗的开篇，则六十余年后的《八一春节》为终篇，真是七绝始，七律终，正如毛主席所称誉的那样：“剑英善七律”。
“放眼高歌气吐虹，也曾拔剑角群雄，我来无限兴亡感，慰祝苍生乐大同。
”确乎成为叶诗生平最雄壮的主调。
这是源于诗人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豪迈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情怀。
我国历代爱国主义诗篇不乏抒写兴亡之感方面内容。
屈原伤离家国，终作《离骚》；岳飞尽管为敌破中原而“怒发冲冠，凭栏处”，终因忠君而归付功名与尘与土；辛弃疾青年英豪，“金戈铁马，气吞万至如虎”，终因南宋求和积弱，大半生未能上前线杀敌赍志而没。
叶帅与历史上许多未伸大志的爱国悲愤诗篇不同，他戎马生平，在党和国家危难的关键时刻，都曾挺身拔剑力挽狂澜于既倒。
叶诗中从来都是豪气贯诗篇，不作悲天悯人之叹。
从早年“拔剑角群雄”，到“八十毋劳论废兴，长征接力自有人”，“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
范硕在《中国诗坛上的瑰宝》一文，将叶诗内容分十类，如抒发救国壮志，追忆革命风云，缅怀先烈，赠老战友，赞祖国河山，讴歌社会主义，祝愿科技文艺工作者，关心人民军队，颂扬国际友情，杂感等。
当然，还可细分，如描写日常生活情趣或讽刺等。
前者如《青岛啤酒》的“喝杯啤酒去”，后者如讽刺开会作冗长报告的《调笑令·会场素描》。
鲁迅先生在《革命文学》一文中用过一个著名的比喻说：“根本问题是作者可是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是‘革命文学’。
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
从叶帅伟大的胸怀里抒发出来诗句，无不与他伟大的革命情操和崇高的品格紧密相联。
三 学界关于叶帅诗词的研究，认真地说，还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才真正开始。
但评价叶诗方面，应数毛主席1965年7月21日写给陈毅的一封信中“剑英善七律”这一论断影响最著。
但这封信公开发表前鲜为人知。
八十年代是研究叶帅诗词的盛年。
研究或评介性文章常见于各种报刊，笔者已见达二十多篇。
就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说，范硕著《叶帅诗词探胜》一书，对叶诗的大部分篇章分别加以评论分析，影响颇大。
然而就风格特色方面似未见详论。
笔者以为，叶帅诗词不仅在当代旧体诗词创作领域里独具风格，就是放到我国诗歌发展史上亦应有其重要地位。
就其诗词内容说，除抒写诗人伟大胸襟情怀这方面以外，可以认为诗词境界阔广，诗意深遂，语言流畅沉实，这些特色集中体现在他的七言格律诗作上面。
叶诗风格特色即是诗人自我形象在其诗词文学审美上的完美体现。
在论及叶诗风格之前，有必要重温一下《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
陈毅1964年率代表团访问中东六国，作有《六国之行》八首五律，书请毛主席修改。
毛主席为其改第一首后，给陈毅回信论及律诗的写作，并将他自己的诗词创作特色与陈、叶、董诸家作了简评式的断语。
为叙述方便，这里录出信的第一段：“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
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
你的大作，大气磅礴。
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
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
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
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
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
”如果仅以毛主席谈诗是从格律上说起，就简单地将叶帅的诗词断论为七律写得最合乎格律，这不符毛主席的原意。
这里所说的“善”是写得好，各具风格的意思，就是说，叶帅七律写得好，理解叶帅诗词的风格特色，还得从“善七律”这三字开始，如果“善”字指“善于”“擅长于”甚至“写得多”，是数量方面的话，似与叶帅所作诗词统计不符。
在毛主席的信中，七律和七言律同义，即指一般七言八句四韵，讲究平仄粘对和对偶等格律要求的七律诗。
如果这个理解不谬，翻检叶诗，则数量并不多。
以范著《探胜》为例，收入叶帅诗词并164首，其中七律仅9首。
由此可见，毛主席说的“剑英善七律”的善并非在数量方面。
如果以毛主席写信的日期为限，于此之前所写又为毛主席所熟悉的七律诗，严格说，仅得4首：《怀董老》、《重游河内》、《寿胡志明主席》和《敬赠胡志明主席湘妃扇》。
第一首是诗人已从重庆返延安的次年，诗成，董老后来又步原韵奉和，当时在延安曾多为传阅。
后面三首，叶帅率代表团相继访问越南而作。
此几首诗亦在中央不少领导人中传阅过。
尤其末首作为访越礼物送胡主席的诗，事后登于《人民日报》。
这些具有政治意义的诗，毛主席是理所当然熟悉的。
虽然早年在云南写的《夜宴》和《夜雨衔怀》甚有特色，但尚无法了解毛主席于此信前曾否读此二律，故置不断论。
综上说，所谓善七律，当先指上述四首七律。
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诗人词家，因此在读叶帅诗词时的艺术判断是十分精确的。
此信后不久即同年九月，叶帅最著名的两首诗即《重读毛主席〈论持久战〉》和《远望》就创作于大连棒锤岛。
“四人帮”被粉碎后又作七律两首，即《八十书怀》和《八一春节》，这都是流传千秋万代的名诗。
综观九首七律和早年的《夜宴》、《夜雨衔怀》同样格律严谨，对仗和平仄粘对均精当。
值得注意的是，董老对《怀董老》的步原韵和诗《口占和叶参谋长韵》比叶帅原诗显得格律更严格工整。
笔者的推测，此后对叶诗的创作的格律是有促进作用的。
由此看出叶帅七律的创作一生唯严谨，这是艺术上的第一个特色。
其实，理解“善七律”的原意，未必就是严格在上述九首七律诗中寻求解释。
在叶诗中，为人传诵的不仅有许多来自七律中的佳句，如“飘然时危不老翁，卅年坚持旌旗红”（怀董老》）、“肯借头颅舒友难，敢披肝胆效时贤”（敬赠胡志明同志湘妃扇》）、“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远望》）、“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八十书怀》），而且更多的叶诗名句来自绝句或词作之中。
除上引《油岩题壁》《满江红·香洲烈士》等，还有周恩来同志生前喜欢诵读的《看方志敏同志手书有感》下联“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刘伯承同志五十寿祝》其二上联“细柳营中寂不哗，枪垣炮堵即吾家”，《游肇庆七星岩》“借得西湖水一圜，更移阳朔七堆山。
堤边添上丝丝柳，画幅长留天地间”等。
尽管当今不少专业的诗人，一生创作的诗作不少，诗集也有相当规格了，但是难得有脍灸人口的诗句为人传诵，仅就这一点说，叶诗的“善七律”应包括七言绝句等诗体在内了。
范硕曾在《中国诗坛上的瑰宝》上说过，自古以来，善律者多善绝，并认为叶诗的七绝堪称绝唱，最笃实之论。
不过，在即景即事即兴抒情方面，叶诗中的绝句却是比七律更畅快地担任抒发情怀的角色。
如果只说到叶诗格律方面的特色，当是指艺术形式方面说的。
任何诗人，形式上的完美，如欠缺了深刻的思想内容，充其量还只是优美的文学游戏罢了。
叶诗的境界阔广和诗意深遂完全是建立在诗人终生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远大目标的坚定追求上面。
其来源，一方面是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博大精深，另一方面是个人学识修养的厚实。
因此，叶诗从一开始就摆脱了个人得失的狭小天地，而是将诗人的自我和祖国山河及人民的历史命运紧密联系起来，早年在油岩前的放眼高歌，写的是“我”的兴亡感与对“苍生”的大同命运的执着追求。
到了诗人入世“结交俦侣”时，选择友朋当然只能是“纵横豪气”的人物，决非平平或泛泛之辈（《雨夜衔怀》）。
早年诗词创作至《满江红·香洲烈士》可看作算第一阶段，是立志到坚定信念。
此后《登祝融峰》到《过五台山》组诗算第二阶段。
此阶段的诗意的比兴，完全摆脱了即人即事的细琐形象，如《登祝融峰》的“天风”“涛心”，《羊城怀旧》的“公园路”“十丈红棉”，《看方志敏同志手书有感》的“南朝月”“秦淮枫叶”等。
诗意形象的描写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比喻，更重要的是多层次的象征意义，使诗中境界从一人一事进入言已尽而意无穷的创造之中。
至解放以后的创作，更是逐渐进入诗意老成，名诗《远望》可以说达炉火纯青之境。
“善七律”的语言流畅和沉实，也是叶诗与董诗风格区别最明显的地方。
如以《怀董老》与董老的和诗作比，董老《口占和叶参谋长韵》的格律和用韵等比叶诗更严谨。
其诗首联是“失马元忧似马翁，喜见东方日吐红。
”用塞翁失马的典故兴发，进而示谦意，继而报以思念，中用咬菜根、香桃叶等意象和典实，体现出董诗的严谨典实的诗风。
叶诗《怀董老》开篇则用“不老翁”写董老德高望重的青春常在。
中二联集中写董老言行志坚，到末联“春风贻荡怀人远，安得归来共整风”，这样的感情抒发，一泻千里，意象的垫铺到抒情如万马奔腾，流畅之感如行云流水。
每读叶诗，体味其诗意的继迭尤至末联的抒情，总觉得其诗非一般靠堆砌文字的有意为诗者所能写得出来的。
要想探索叶帅诗词的博大精深，就得理解叶帅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
元帅余事所作的诗词篇章，不过是他所从事的“正业”的一个侧面的艺术反映罢了。
朱自清走上文学道路，最初以诗出名，发表过长诗《毁灭》和一些短诗，收入《雪朝》和《踪迹》。
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致力于散文创作，著有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你我》、《伦敦杂记》和杂文集《标准与尺度》、《论雅俗共赏》等。
他的散文，有写景文、旅行记、抒情文和杂文随笔诸类。
先以缜密流丽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等写景美文，显示了白话文学的实绩；继以《背影》、《儿女》、《悼亡妇》等至情之作，树立了文质并茂、自然亲切的“谈话风”散文的一种典范；最后以谈言微中、理趣盎然的杂感文，实现了诗人、学者、斗士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