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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运制度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
它是利用水道调运粮食的一种专业运输。
运送粮食的目的是供宫廷消费、百官俸禄、军饷支付和民食调剂。
这种粮食称漕粮，漕粮的运输称漕运，方式有河运、水陆递运和海运三种。
狭义的漕运仅指通过运河转运漕粮的河运而言。
唐宋以来，随着经济重心的不断南移，漕运愈发显得重要，明清时期漕运更是成为封建王朝重要的生命线，运河作为漕运的载体，京杭大运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京杭运河的历史要追溯到2400多年以前，也就是周敬王三十四年（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进攻齐国需要运兵运粮，于是征调大批民夫，在现在的扬州附近，开凿一条连通长江与淮河的运河——邗沟，这成为后来京杭大运河江苏境内极为重要的一段。
隋统一中国后，基于加强对南方的控制和巡游的目的，隋炀帝征发了数百万民工开凿了沟通南北的大运河。
隋朝大运河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北抵涿郡，南至余杭，全长2500公里，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当时运河上“商船往返，船乘不绝”，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加强中央集权制，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此后，唐、宋、元各代均极为重视漕运，在整治运河河道的同时，建立了漕运仓储制度。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漕运的兴盛京杭大运河的辉煌是在明清时期。
明代每年经运河北上的漕粮有400万石，漕军12万人。
明代承元之制，明太祖朱元璋设漕运使。
为了加强漕运管理，又以武职重臣执掌漕运及相关事务。
在中央，初置京畿都漕运司，以漕运使主之。
后废漕运使，置漕运府总兵官。
景泰二年（1451年）始设漕运总督，与总兵官同理漕政。
漕府领卫军十二总共12.76万人，运船1.17万只，另遮洋总7000人，海船350只，专职漕粮运输，称为运军。
在地方，以府佐、院道和科道官吏及县总书等掌管本地漕事。
中央户部和漕府派出专门官员主持各地军、民粮船的监兑和押运事宜。
州县以下由粮长负责征收和解运。
粮长下设解户和运夫，专供运役。
明代经历了由海运改为漕运的过程起初，朱元璋定都南京时，以海运为主。
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重开会通河以后，依托京杭大运河将有元一代的海运改为漕运。
“自成祖迁燕，道里辽远，法凡三变。
初支运、次兑运、支运相参，至支运悉变为长运而定制。
”所谓支运，是指在京杭大运河的沿线设淮、徐、临清、德州等仓。
各地将漕粮就近运交粮仓，然后由官军分段运送。
当是时，由淮安至徐州，徐州至德州，德州至通州，节节运送，每年四次，一年运粮300余万石。
所谓兑运，是指江南百姓运粮入仓。
往返时间约需一年，因为存在误农误时等原因，遂于宣德六年（1431年）规定各地百姓将粮运至淮安、瓜州等地，兑于卫所官军，然后由官军押粮入京(按，有不愿兑者，可任其自运)。
所谓长运，是指成化七年（1471年），朝廷令淮、徐、临清、德州四仓实行支运的漕粮全部改为在码头就近交兑，然后，转交官军专门运输。
从此，长运成为定制。
经此，明代的漕运遂成定制。
漕运支撑了国家财政收入大半壁江山。
“京师根本重地，官兵军役，咸仰给予东南数百万之漕运。
”京城的文武百官、王公贵族、旗官兵及其家属，构成庞大的消费集团。
“京师控天下，上游朝祭之需、官之禄、主之廪、兵之饷，咸于漕平取给。
”漕运在清政府财政收入上占有重要地位，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是7000万两白银，漕运实现其财政收入的2\\\/3。
“漕粮为军国重务，白粮系天庾玉粒。
”故清代耗费巨大入力、物力和财力，用于运河河道的治理和沿线漕运的管理。
漕运最高长官为漕运总督，驻淮安。
下辖各省粮道及押运、领运诸官。
为确保漕运无误，于淮安、济宁、天津、通州运河沿线设置巡漕御史，稽察本段漕运。
此外，淮安淮北沿河置有镇道将领，以催促入境漕船前行；在镇江与瓜州的南漕枢纽处，由镇江道催促，同时由总兵官（后改为副将）巡视河岸，协同督促漕船过江。
清代统治者对漕运和运河河道的治理非常重视，如康熙亲自在淮安的码头镇玉坝村担土采石。
为了保证漕运的安全，清政府每年要拨1000万两白银用于治理河道淤塞。
晚清时期京杭运河漕运的衰败 京杭大运河经历了500多年的辉煌之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遂令停止漕运，有着千年历史的漕运终于寿终正寝。
随着漕运的废除，大运河的辉煌逐渐变成了历史的记忆，没有漕运的大运河多处淤塞，许多地段已不能通航，运行了2000多年的漕运也成为历史记忆。
晚清运河漕运的衰败是由各种政治和社会原因造成的海运改变了原先漕运完全依靠运河河运的历史。
自明朝建立以后，关于漕粮运输的方式就一直存在着河运和海运的争议。
起初，海运为临时措施，是为了应对漕运中无法解决的突发事齤件，但到了京杭大运河无法独立地承担起漕运的重任以及新式交通工具相继出现时，海运遂在一定的程度上起到了取代漕运的作用。
河漕施行以来，经费拮据，弊窦丛生，复行海运的呼声日趋高涨。
道光五年（1825年）于上海设海运总局，天津设收兑局，并特调琦善等总办首次海运。
次年正月将苏州、松江、常州、镇江与太仓四府一州漕粮共163.3万余石分二批载运北上。
漕船从黄浦江出发，经吴淞口东向大海，行4000余里达天津收兑局验米交收。
清廷特准商船载运免税货物二成往来贸易，调动了商船积极性。
海运粮占全部漕粮总数之半，节银米各10万。
道光以来河漕在十二三万石之间，海运粮则达120万石左右。
此后，咸丰二年（1852年），江浙漕粮改为海运（又称海漕）；咸丰三年。
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省漕粮改折（指用银两或其他物品代替）。
至此，漕运进入了名存实亡的时期。
漕运官员的贪污腐败也极大地危害了漕运秩序的正常运行。
晚清时期漕运贪渎现象严重，远超过其他的政府机构。
朝廷无法从根本上禁止漕官的贪渎行为，反而又助长了贪污腐败行为的滋长。
漕运之利上不归国家，下不属百姓，其间中饱私囊者大有人在，上至贪赃枉法的高官大吏，中有无数层层关卡巧取盘剥，下到多代世袭的船户割据赢利，许多帮粮船舵设教立派，敛财滋事，结果造成漕粮成本不断提高，以致官民交困。
漕运过程中，漕粮的自然损耗中有无法预防的漏洞，这样一来，遂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此外，漕船押解途中遇风浪覆船、因用火不当毁船的事齤件时有发生。
本来，这些自然损耗已经报损，然一些漕丁又乘机诈报损失，“乘机侵盗”，这些都对漕运走向衰败起到了催化作用。
近代交通运输方式尤其是铁路运输的兴起对漕运形成了沉重打击。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南漕改用火车，由天津运往北京。
1911年，津浦铁路全线通车，从此京杭大运河以及沿线城市的地位一落千丈。
原先经数月或半年以上的运输时间才能将漕粮运到目的地，现改为铁路运输后，快则不足10天，慢则也在一月以内就可以运入京城。
效率的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原有的漕运体制。
与漕运相比，轮船和铁路运输显然更具有效率，它的意义不仅仅是缩短了运输时间，提高了运输质量和效率，更重要的是消除了一些在漕运过程中发生的弊端。
这样一来，运河运输被轮船及铁路所代替，运河也不再是漕运依托的对象便成了必然的选择。
动荡的社会局势也是导致晚清京杭运河漕运衰落的重要原因。
晚清给漕运以沉重打击的当推太平天国革齤命和捻军起义。
晚清社会矛盾日益尖锐，1851年广西金田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
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等地区是太平天国主要活动的地区，这些地区过去一直是清政府重要的漕粮征集地，太平天国在这些地区活动或建立根据地，从根本上掐住了清政府漕运的喉咙。
在长达14年的战乱中，清政府在江浙一带的漕运几乎处于瘫痪的状态。
太平天国失败后，1864年至1868年的捻军起义虽遭到清政府的残酷镇齤压，但他们纵横驰骋于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八省之间，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打乱了清政府的漕运秩序。
如捻军曾一度进攻漕运重镇淮安府等，这些都给晚清的漕运带来重创，加速了漕运的衰败。
鉴于这些原因，漕运走向衰败是必然的。
漕运是明清王朝的重要经济命脉，京杭大运河作为漕运的重要载体，二者之间可谓紧密相联，密不可分。
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物质和精神财富，是活着的、流动的重要人类遗产。
昔日辉煌虽已不再，但是我们相信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京杭大运河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散发出璀璨光芒，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绚丽奇葩，期待着京杭大运河在新时期的南水北调工程和南北交通运输中能够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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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的困境
两代，国家开始设立漕运和河道机构，着天下漕运事务和河的畅通。
在这两个朝代中，京杭大运河紧张有序地脉动了500多年的历史，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每年给中央政府和北方戍边的军队，以及整个社会，运送了大量的给养，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和整个世界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府两总督，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陆续开府于大运河最古老的中心点淮安，给淮安留下了说不完的话题。
本文即拟对漕运总督与淮安地方史上的一些问题，诸如漕运总督、漕运武臣的历史功绩，以及他们与淮安地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慈善事业等方面的关系，作一些简略的勾稽和叙述。
漕运总督的设置 漕运自古有之，管理漕运的官府、官员亦自古有之。
漕务开始是不单独设官的，因为它是相关官府的本职业务范围内的正常工作，由他们按照规定去完成。
即便是有特殊需要，临时设官提调，亦是即设即撤，不为常设机构。
自唐以后，始设专官管理，然亦多以他官兼领之，专职官员很少。
明代设立的漕运总督，则完全相反，不但设专职的漕运官员，并且以漕务官兼他官。
所兼任的其他职衔，则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漕运任务而兼领的。
明初不是一开始即设漕运总督的，而是沿袭元代的办法，最初时设置京畿都漕运司。
洪武元年（1368）置漕运使，仅正四品官。
因为天下财富粮食多出在南方，而京城在南京，漕务不忙，故至十四年即罢废了。
朱棣做了皇帝，拟迁都北京，自永乐二年（1404），始设漕运总兵官，专门负责治理漕务。
当时还设有副总兵、漕运参将，与总兵官一起统领官军海运。
后来海运罢废了，便专门督理内河漕运。
因为漕运离不开河道，天顺元年（1457）又令漕运总兵官兼理河道管理。
漕河运粮是有一整套人马的，各省设把总，天顺元年设把总12：南京2，江南直隶2，江北直隶2，中都1，浙江2，山东1，湖广1，江西1。
由漕运总兵官、漕运参将统领12把总都指挥，分统各卫所漕运。
这12总统领127600人，运船11700只。
另有遮洋一总，有7000人，海船350只，专司漕粮海道运输。
这13总统称为运军。
这些把总由各卫指挥使(清代称守备)和千户担任，他们是具体押解漕船运粮的官儿。
第一任漕运总兵官是平江伯陈瑄(1365—1433)，他负责整个漕运的全部职责，包括海运、河运和陆运。
海运由海路进行，河运则循元人初道，由南运河向西北，过黄河水陆并用达北京。
自永乐九年会通河成，京杭大运河修复，废止海运、陆运，单用河运。
此后陈瑄在沿运各处，特别是在淮安，修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
如循宋代乔维岳故沙河故道，修通了清江浦，避免了五坝盘驳和淮河沉溺的风险。
在这其间，陈瑄到处奔波，基本上无固定官所。
淮安是大运河的中段，是黄淮交汇的地方，是整个漕运的关键。
后来，运河治理就绪，陈瑄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淮安。
因此，宣德二年（1427），朝廷命漕运总兵官开府淮安，并加“镇守淮安”的职衔，所以又称镇守淮安总兵官。
陈瑄总管漕运30年，为明清漕运奠定了基础，于宣德八年（1433）卒于淮安任所。
接任漕运总兵官者，多为开国功臣的后裔，他们世袭侯爵或者伯爵。
陈瑄一家就有4人先后担任过这一职务，他们是陈瑄自己和他的曾孙陈锐、玄孙陈熊、六代孙陈王谟。
他的孙子陈豫虽未任过漕运总兵官，但曾于景泰五年（1454）与江渊抚循江北及鲁豫水灾，曾请求朝廷筑淮安月城以护常盈仓。
他也是为漕运出了力的。
淮安人民非常感激陈瑄，在清江浦为他立了一座陈公祠。
宣德年间，漕运事务逐渐繁忙，而漕运又广泛牵涉到各省行政、军务，需要做大量的协调工作，不是一个武臣所能办得了的，所以朝廷经常临时派遣侍郎、都御史、少卿等文职官员参与督运。
至景泰二年(1451)，朝廷认为文官的参与必须常态化，始命“素有才望”的王竑，以副都御史为漕运总督，常驻淮安，与武臣一同治理漕运，俗称“文武二院”。
他们的分工是文臣负责与各省粮道，共同按规定将应征的漕粮征集起来，由武臣负责押运进京，即所谓“文督催，武督运”。
漕运总督的头衔和职责 明代的漕运总督的全衔一般情况下是“都察院都御史、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巡抚凤阳等处地方”。
第一个头衔是“都察院都御史”。
他们多数是带“右”字都御史，因为一般情况下都是左都御史在京主持都察院正常事务，所以“左”字是不能给他们作加衔的。
有时是佥都御史，佥都御史则级别低一些，大约是新任者资历浅的缘故。
都御史这个职衔虽有点虚，不能参与都察院正常事务，但他可以像其他都御史那样，弹劾惩治他所辖范围内的文武百官。
因为漕运总督是个跨省跨行的官，这个职衔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头衔是“总督漕运”，这是他的核心本职。
漕运总督驻节山阳，总督天下漕运事务。
凡湖广、江西、安徽、浙江、南直隶(清代称江南)各省设立粮道，由漕运总督节制，负责征集应征调的漕粮。
这些省之粮艘衔尾至淮安，悉经漕运总督查验，方能由运河北上。
山东、河南两省的粮船虽不经此地，但亦必须按漕督的统一要求，由其下属官员督查，准时办好漕粮差事。
第三个头衔“提督军务”，他和其他各省总督一样，拥有一定的兵权。
明代漕运总督统领颍州兵备道、徐州兵备道、淮扬海防道，中都留守司之凤阳等7个卫，洪塘守御所，南直隶之庐州卫、扬州卫、高邮卫、仪征卫、滁州卫、徐州卫、淮安卫、大河卫、邳州卫、沂州卫、泗州卫、寿州卫、宿州卫，海州中守御所。
所以漕运总督人称为帅、大帅、漕帅，他设有军门，有中军，左营、右营、城守营。
他所在的淮安城的守卫，不须地方政府如山阳县、淮安府的来管，而是由漕运总督署城守营负责，地方官府只是协助而已。
有战事还可调动所辖范围内的军队，如扬州营、徐州营等。
有时，朝廷还因需要而扩大其军权，《明世实录》卷21记载，嘉靖元年（1522）12月丙戌，因为山东农民起义，皇帝命令总督漕运都御史俞谏，“不妨原务，与总兵官都督鲁纲，一同提督山东、河南、北直隶等处军务，以便宜节制镇巡等官，设法抚剿，选团营惯战官军三百人，人给银二两，随纲听征。
” 第四个头衔是“巡抚凤阳等处地方”。
也就是说他兼任一个巡抚，像一个普通巡抚那样管理一块地方。
因为在明代凤阳是皇帝的老家，虽然明明开府淮安，却不称淮安而称凤阳。
但是，有时人们还是称他为“淮抚”，而不称“凤抚”。
“等处”是指淮安府、扬州府、凤阳府、庐州府，和州、滁州、徐州，总称四府三州。
庐州府、和州、滁州在今安徽，庐州府即今之合肥。
它包括了长江以北整个淮河中下游地区。
虽然辖地与南直隶交叉着，但他仍然要对他所辖范围内的事务负责，明末张献忠烧了凤阳，漕督杨一鹏不就因此掉了脑袋了吗
所以淮安俨然是一个行省，漕运总督不光是一个专业官员，也是一个方面大吏，而淮安则是一个准省级城市。
漕运总督要像其他督抚那样，总理全省军政事务，包括督理钱粮、操练兵马、修理城池、抚安军民、禁革奸弊等事项。
如有战事发生，可以选将调兵，组织备战。
对于才能不济或是不听命令的官员，文职五品以下，武职四品以下，都可以参究、拿问乃至以军法从事。
至于上书弹劾，致某一下级官员被贬被杀，更是小菜一碟了。
其实，淮安有巡抚在前，有漕运总督在后。
在未漕运总督时，淮安就曾有巡抚了。
《明史纪事本末》卷24“河漕转运”载：耿九畴，景泰元年（1450）10月由刑部右侍郎任巡抚凤阳。
敕曰：“往者命尔巡治盐法，今特命尔兼巡抚凤阳、淮安、扬州、庐州四府，滁、徐、和三州，抚安兵民。
”其范围与后来漕运总督所兼巡抚的范围一样。
漕运总督的事务本来就够忙的了，还要巡抚这么大一块地方，经常忙不过来，所以经常单独另设一巡抚。
如成化八年分设过，第二年就裁并了，正德十三年又分，十六年又合。
嘉靖三十六年因倭寇骚扰，又单设巡抚，以李遂充任。
倭寇平息后，四十年又裁并。
崇祯十四年又分设，直至明亡。
还一些曾经有过的或者时不时兼任的头衔： 兼管河道。
明初刚设漕运总督时，还“兼管河道”，即兼管运河、黄河等河道的治理。
后来有了专管河道的总督，就不再兼了，但是遇到河漕有了争执，还是经常由漕督兼管河道。
清代也是这样，凡河道总督缺裁时，常由漕运总督兼任。
兼理海防。
这个职衔在明代，大约始于杨一鹏。
崇祯六年（1633）他任漕运总督时，头衔最后就是多了“兼理海防”四个字。
八年（1635），他被逮治后，继任者朱大典亦有之。
十七年（1644），田仰任漕运总督时也有这一职衔。
但是在清代，已成为一个固定的职责了。
在清代，漕运总督的职责情况有所不同。
顺治元年（1644），仅设漕运御史，次年5月年即设漕运总督，仍驻淮安，但不兼凤阳巡抚了。
顺治六年（1647），仍仿照明朝办法，由漕运总督兼凤庐巡抚事。
十六年复单设江北巡抚，漕运总督则专管漕运，不再兼巡抚职。
后又裁省江北巡抚，仍由漕运总督兼任，但不名“凤阳”、“江北”，而曰“淮扬”，提督军务如故，外加兼理海防、粮饷职衔。
咸丰十年（1860），因为太平天国革命，形势紧张，又授权漕运总督节制江北镇、道各官。
光绪三十年（1904），即改设为江北巡抚，正式成立一个新的行省，曰江淮省，但第二年即撤销了。
清初虽仿明制设立漕运总督，因为用的是汉臣，鼎革之际，新统治者实在有点不放心，因而又于顺治三年（1646），添设理漕部堂。
由满洲侍郎一员出任总理，与漕运总督同督漕运，名为“襄治漕务”。
实际上是一个监督漕运总督的机构，权势煊赫，远过漕抚。
据吴玉搢《山阳志遗》记载，初莅是官者为库礼，“初入中国，言语不通，性情各异，不治吏事，事皆其妻主之。
有梁通事者，剽悍残忍，勾结内外，从中阴阳其说，以残贼良民。
”因为此是一个多余的机构，且做了许多不得人心的事，顺治八年（1651）即裁省。
十三年（1656）复置，十八年（1661）永裁其缺，漕务仍专归漕督管理。
漕运部堂的衙门在淮安新城。
明末刘泽清封东平伯，利用大河卫官衙改建为藩府。
明亡，刘泽清被腰斩，遂以藩府为部堂公署。
漕运部堂是在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只存在了十几年时间。
漕运总督署下设机构 常盈仓。
为了适应兑运的需求，永乐年间开始，在运河沿线建立若干仓库，便于随时储存和转运漕粮，这主要是淮安、徐州、德州、临清四大水次仓。
由户部每年派出主事4人，分驻上述4仓。
在淮者名常盈仓，永乐十三年（1415）建于清江浦。
莅是官者多为文人，常聚结一班墨客骚人吟咏唱和。
其中有个叫林洙的，就与吴承恩有过诗文交往。
仓内还建有一座寄寄亭，程敏政作过一篇《寄寄亭记》，抒发他人生如寄的感慨。
吴汝奇等还编过一本《常盈仓志》。
万历《淮安府志》卷3载，当年有官厅3间，仓房6间，经历厅3间，天字等厫百余间，周遭墙围，岁储70万余石。
后以漕粮停止兑运，俱用军丁长运，而转运之制遂罢，常盈仓遂岁久倾圮。
《明穆宗实录》卷64载，隆庆五年（1571）12月，漕运总督王宗沐建议复行海漕，将淮安府属州县漕粮储于常盈仓，来年由淮安出海运京，因命官重建常盈仓仓厫80余间。
然海运实行年余即停，仓又空置无用，仓官无事可做。
万历八年（1580），朝廷将淮安府四税银并商税银交由该仓征收，于是管仓开始兼管抽税。
康熙九年（1670），征税业务全部归并淮关，常盈仓遂彻底废止。
抽分厂。
明初于清江浦设清江、卫河二厂，督造运船，差工部都水司一员督理。
当时用于运河漕运的船只，船厂大都设在淮安府的山阳县，船厂鳞次栉比，每年造船560多只，花费白银5万两。
当时船厂附近有很多经营钉、铁、油、麻等造船物资的商店，以淮安河下为最多。
河下的粉章巷、竹巷、绳巷、打铜巷、钉铁巷等也因此而得名。
造船厂的隶属关系是经常变化的。
开始时，永乐皇帝命令陈瑄直接管理。
后来，分设南京、山东、凤阳、直隶四个总厂。
各总厂分厂由各卫所官吏负责，上面统管于工部的都水郎中。
嘉靖年间，撤销卫河提举司，全部工程均由清江提举司负责。
清江提举司就设在板闸与移凤闸之间。
嗣后，又将此权交给漕运总督，由他选择有能力的卫所指挥二人公理船政，并以千户、百户、镇抚等卫所官为各厂头目。
万历四十年（1612），漕运总督陈荐建议设立东河、西河两船政厅，由这两个船政厅管理全部船厂事务。
东河船政厅由淮安府的一名同知负责，西河厅则由扬州府的一名同知负责。
(《国榷》卷82记此事在万历四十一年3月乙酉) 东河厅管理南京、山东二总厂，西河厅管理凤阳、直隶二总厂。
这两个船政厅都设在清江浦。
到了清朝，情况又有变化。
顺治二年（1645）南京厂改为江宁厂，直隶厂改为江南厂。
江宁厂的造船业务转给龙江造船厂，剩下的船厂时设时停。
康熙七年（1668），又将西河厅并入东河厅。
到了雍正二年（1724），清政府彻底关闭了这里的所有船厂，终止了这里近300年的官办造船业。
但它的船坞码头存在了很长时间，乾隆皇帝下江南过淮时，他的龙舟就多驻泊在直隶厂。
当年这个工部厂还兼收税，凡造船用的竹木等物，应于船料者，三十税一。
视货物之多寡为盈缩，初无定额，每岁约12000两为准。
后来抽及货物，其有涉漕造者，为抽分，为余羡，为船钞。
有兼济河工者，为由闸，为石价，为梁头，为扣利，为折夫诸名色，共抽分银51225.1两。
康熙九年（1670），该厂归并淮关后即废止。
管河二人，由工部郎中二人，一驻安平镇，分理济宁以北，一驻高邮，分理济宁以南。
济宁是个分界点，后来设置河道总督，开始时即驻节于此。
管洪。
由工部派出主事二人，一驻徐州洪，一驻吕梁洪。
徐、吕二洪是河漕的咽喉，陈瑄凿石疏渠而成。
虽正统间曾有令“总督漕运官不得委武弁分管闸坝”，漕运总兵、参将每年押粮北上，也还是经常关注此二淮洪的维修的管理。
漕运参将汤节以二洪流速过快，极易损坏漕舟，於上流筑堰，逼水归月河，河南建闸以蓄水势。
并以大石筑两堤，锢以铁锭，以资牵挽。
管闸。
由工部派出主事二人，一驻沛县，一驻济宁。
管泉。
由工部派出主事一人，驻宁阳。
后来有了河道总督，以上这些管厂、管洪、管闸、管泉的河务官员，就逐步划归河道总督管辖了。
理刑主事。
由刑部派出一人，驻淮安，正德《淮安府志》卷6记载，“在府治西南隅。
正堂3间，后堂3间，厢房东西共6间，茶房3间，书房3间，卷库3间，碑亭一座，在大门内东。
神祠3间，在大门内西。
仪门3间，大门3间，照壁一座。
”淮安城内过去有一条刑部街，大约就是其所在。
淮安今无此街名，其地大约在今大鱼市西街西端，当年此地接近运河边，出入方便。
漕运方面的案件，别的部门是无权过问的，都得由此衙门来处理。
提举二人，一驻清江浦，一驻临清。
清江提举司设于正统元年9月，其地在移风闸以后，督造运船。
以上由户部、工部或者刑部派出的官员，基本上是一年一轮换，也有三年一轮换的。
他们仍属于原来的部门，并由原来的部门任命和罢免，但同时归漕运总督管理节制，协助漕运总督处理各有关事务，就类似今之临时综合治理工作组、办公室一样。
淮徐道，正德六年设，有时在淮安，有时驻徐州。
淮扬道、淮海道等，其公署原为明漕运总兵府，见后漕运总兵府一节。
漕储道参政，隆庆末实行海运，将热衷海运的山东布政使王宗沐升任漕运总督，隆庆六年（1572）正月，复从王宗沐言，运务烦重，宜添设一官专理。
于是将山东参政潘允端移驻淮安，专理漕务，负责协理漕储、催趱重运。
此为第一任漕储道参政。
此缺于康熙初裁，前后共有49人任过此职。
此次变革的同时，奏准裁革了漕运协同参将。
此举为文官单独督漕向前迈进了一步，也为后来撤销淮安漕运总兵官打下了基础。
（《明穆宗实录》卷65）漕储道署在府治以南，山阳县学以北，隆庆六年建。
（万历《淮安府志》卷3） 淮海兵备道，天启二年（1622）设。
分管山阳、清河、桃源、海州、赣榆、盐城8州县营卫钱粮，驻扎淮安府城。
（光绪《淮安府志》卷10）兵备道署在府治西南，山阳县学西百步许。
（万历《淮安府志》卷3） 武臣退出，漕运总督独立管漕 镇守淮安漕运总兵官级别特高，多是由明代开国勋爵大臣的后裔担任的，他们承袭了父祖的勋爵，为伯为侯。
《清史稿》称之为“超品”，即在九品十八级之上，远远高于同理漕政的文臣。
他们的工作与漕运总督虽互不隶属，只是相互协调配合，但在会议与互相拜见时，武臣一直处于文臣之上。
这与他们的职级、政治地位有关，另外漕政是先由武臣管理的，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先进山门为大嘛
明清时代的督抚品级问题，两朝有相同之处，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相同之处是管一省或数省军政司法，或者某一专项事务的省部官员；不同之处，明代督抚是中央派出的官员，虽在地方工作，但仍算是都察院的官员。
《明史·职官志》说，“在外加都御史或副、佥都御史衔者，有总督、提督、巡抚、总督兼巡抚、提督兼巡抚”，这明显是承认督抚的“都察院都御史”的职衔为加衔，但督抚一职的性质、职责范围，仍是与都察院其他属官一样，放在“都察院”一节里叙述的。
《清史稿·职官志》则不一样，督抚是以“外官”来叙述的。
《明史》没有单独讲督抚的品级，只讲了都御史及副、佥都御史的品级，是正二品到从三品。
大约是督抚可以参照的意思。
《清史稿》则讲“总督从一品”，与中央六部尚书同级；巡抚则未明言。
其实这些品级都只是一个相似的规定。
实际上不是固定的，不一定当上总督或巡抚就是这个级别了。
还要看资历深浅，主要是看他提任前的职级，原来是几品就是几品，以后逐渐再提升级别。
因此，明清时代漕运总督，高的可到从一品，低的是二品、三品，甚至从三品。
大体上来说，一般与六部侍郎相当，有的漕运总督则带有工部或兵部侍郎头衔。
但他们与六部尚书文移及会见，则处于同一地位。
文臣虽然比武臣品级低，但他们的政治管理和协调能力的优先，而且后来漕运事务基本都是漕运总督负责的，武臣作用逐渐减弱。
特别是设立漕储道以后，押运事务也由文臣与把总直接负责，使得武臣显得可有可无，因而政治地位下降，必然要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万历年间有一位漕运总督叫李三才，在明清漕运总督中是任职最长的人，自明万历二十七年至三十九年任漕运总督长达12年之久。
他办事治尚威严，雷厉风行，打击了陈增等矿监税使的威风，实行了不少恤民的惠政，深得百姓的拥护，名声渐渐远扬，职衔则擢至户部尚书。
他是当时思想激进知识分子的代表，被誉为“言足以犯当世之忌而无其险，功足以为端人正士之伟而无其奇，风足以廉顽直懦流映千载而无其高”，因而成为地方官吏中声名最响，是入阁为相呼声最高的人。
当时的漕运总兵官是王守仁的孙子王承勋，虽是万历二十年（1592）8月就充漕运总兵官镇守淮安，但资历浅，才力懦，李三才“以气凌驾之”，王不敢与之抗礼，只好“移坐其下”，改变了文卑武尊的传统。
(乾隆《淮安府志·历代漕运》)。
不久，因为海运已停，河运的事文臣都可完成，武臣督运实属多余。
万历四十年（1612），王承勋请告回家，朝廷便撤销了漕运总兵官一缺，不再派官。
（增辑本万历《淮安府志》卷7“兵卫志”）崇祯末，曾派抚宁侯朱国弼来淮安镇守，那主要是出于对付农民起义军而设的，与漕运无关。
从那以后，便结束了文武两院的局面，漕运总督成了完全意义上的漕运总督。
漕运总兵官与漕运总督的官衙 淮安总兵府署在淮安南门大街西侧，是当时淮安知府彭远，利用宋元时期的三皇庙旧址改建的。
大约周围还有不少驻军，故明代称之为永安营。
当时陈瑄的府第就在这里，西边为私第，东边为官宅，即总兵官府。
此地今已改建为楚州宾馆。
当年总兵府有正堂5间，中间有一扁额，题曰“总制漕运之堂”。
后堂亦5间，匾曰“不欺”。
另有厢房、库房数十间，还有仪门、大门、照壁之类。
（正德《淮安府志》卷6）因为此府的主人不是侯爷，便是伯爵，自然就应当有侯门深似海的派头嘛。
但后来又有了一个新的总兵府，地点在淮安府署的东边。
当时人称原有的府为南府，新建的府为北府。
明万历《淮安府志》卷3云，“漕运总兵府二，一在旧城南门内迤西，与督抚都察院并，乃陈恭襄镇守时，知府彭远因三皇庙废基创，成化五年，知府杨昶修，今称南府。
一在淮安府治东，称北府，多居之。
万历元年灵璧侯汤公世隆重修。
” 后来漕运总兵裁撤，总兵府便成为各种道署。
增辑本万历《淮安府志》卷7云：“漕运镇守总兵府公署二：一在郡城南门内，一在郡治东。
今在东者改为淮海道。
”同治《山阳县志》卷2记载：“淮扬道署在城东，本明总兵府，后为海运、淮海、淮扬各道署。
”又《跰*余话》卷5记载：“淮扬道旧驻府城，乾隆五十八年始移至清江浦。
嘉庆九年，废署改为孚佑帝君庙，俗称吕祖殿。
局势宏敞。
初自北至道署，例由小坝换乘城河船，入北水关，至吕祖社上岸。
两岸皆旗亭酒馆，生意极盛。
由北门东转为豆腐巷，向东城隍一带，为蜡烛街、台山寺。
左右称‘道后’，向东则称‘道东’。
自道署废后，瓜畦菜圃，弥望皆是矣。
为什么又有新的总兵府署呢
可能是有了漕运总督以后，漕运总督的官衙就建在总兵府西侧。
大约因为总督府扩张需地或者其他什么原因，总兵府就被挤出去了，此地逐渐成为漕运总督府的一统天下。
新的府署的位置，在淮安府署所在的东门大街东端，后改为淮扬道署，清代又改为孚佑帝君庙，俗称吕祖社，解放后又被改为工厂，今已无遗迹可寻了。
乾隆《淮安府志》卷11云：“淮扬道署，先为总兵府，后驻海运道，改驻淮海道，今为淮扬道公署。
乾隆十二年重修。
鼓亭2座，仪门大门3间，大堂3间，穿堂3间，后厅7间，寝堂7间，宝敕堂5间，厅堂厢房各6间，七星楼7间，宾馆3间。
” 陈瑄为漕运总兵官时，他住在原总兵府西侧。
正德五年漕运总兵陈熊得罪了刘瑾，这座宅院被籍没充公，以14400两的价格拍卖掉了。
陈瑄以后的总兵官的住宅就不在这里了。
因为那座房子即使不被抄没，也是陈氏私第，当然得另找地方住了。
正德《淮安府志》卷6称：“总兵宅，在府东四望亭”。
四望亭今不知所在，有人说新总兵府就是明漕运总兵官的官宅。
则今之淮扬道署遗址当为四望亭的所在了。
漕运参将的官署在何处，只有增辑本万历淮安府志卷7有一条记载：“漕运参将府在郡城中察院西。
隆庆六年革止。
”隆庆六年以前淮安城内察院只有一处，即漕运总督府。
在此之西，当在今察院街的西端。
正德《淮安府志》卷6也有一条，说“参将宅，旧在揆文坊，正德十一年改□馆为之。
”参将宅与参将府是否在一起，揆文坊是否就在察院西街，现已无法查考了。
漕运总督在淮安城内，先后有三处遗址。
第一个总督府便设在总兵府的西侧，与总兵府并排面南。
据说漕运总督署与漕运总兵署“两署中通，一堂治事，统称帅府”。
其地原是陈瑄的旧居。
因为漕运总督有都察院都御史的头衔，所以漕运总督府一称都察院，所以称这条街为察院街。
后来漕运总督府迁走了，这里仍为察院，是巡按御史、提学御史、学政来淮时驻节的地方。
因为北面有新建的漕运总督府亦称察院，这儿便称为南察院。
清代在这里增设考棚，考童生、秀才的县试府试和院试，都在这里举行。
嘉靖十六年，漕运总督周金，将总督府迁到城隍庙东（今楚州广电局），此为漕运总督府的第二个遗址。
万历初，漕运总督凌云翼又将总督府迁到淮安城的正中央，即今天所保存的漕运总督署遗址。
其地原为元代淮安路总管府，本是唐宋时代楚州的官衙，万历《淮安府志》称，乾道六年，录事陈敏兴修过。
明初建为淮安府署，随即为淮安卫指挥使华云龙夺为淮安卫署，万历中复为漕运总督所夺，成为漕运总督府的衙署，一直使用到清末。
乾隆《淮安府志》卷11记载，当年有“大照壁1座，鼓亭2座，大门5间，角门3间，仪门3间，大堂5间，中厅5间，东西耳房4间，大楼5间，后厅5间……寅宾馆3间，司道府县厅9间，中军旗鼓卫官厅共20间。
”此外还有笔帖式番译处，牌坊3座。
光绪末，曾于此创办江北陆军学堂，培养过一批军事人才。
民国起为体育运动场，今经发掘，作为重要文化遗址保护，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