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有多少年历史
济南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城，1986年12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历史文化名 考古发掘证明，早在八九千年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济南地区就已有了人类活动的踪迹，目前这一时期的遗址全省发现约七八处，其中仅济南章丘就有4处。
距今7300～6100年前的北辛文化时期的遗址，已在境内发现8处，是山东省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
此后的大汶口文化时期（距今6100～4600年），各地先民在济南地区的活动更加频繁，因而遗留下来分布较广、数量较多的遗址，其中章丘的王官、焦家，长清的大柳杭，平阴的周河等，内涵丰富，面积广大。
与大汶口文化一脉相承的是山东龙山文化（距今4600～4000年）。
龙山文化于1928年在今章丘龙山镇城子崖首次发现而被命名。
通过对城子崖遗址的进一步发掘，发现在龙山文化时期，该处已有一座面积达20万平方米的城址，其规模居全国已发现的8处同时期城址之首。
1961年国务院将城子崖遗址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岳石文化（距今3900～3500年）是山东地区继龙山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夷人文化。
目前，济南地区已发现该时期遗址达数十处，其中尤以章丘县境内数量最多，城子崖遗址仍是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遗址。
遗址上的龙山文化城址之内，存在一个面积17万平方米左右的岳石文化城址，这是国内发现和确定的第一座夏代城址。
已进入奴隶社会的商代，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
在城子崖一带，建立了谭国。
西周建国后，行分封制，济南地区属齐国。
此时，谭国仍继续存在。
中国首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收有谭国一位大夫所作的讽剌诗《大东》，是现存最早的一篇有关济南的文献。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巨大变革，奴隶社会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
此时的济南，仍地属齐国。
春秋时期著名的齐晋“ ”之战，即发生在今济南市北郊马鞍山一带；战国时期的齐国大思想家邹衍，创立阴阳五行学说，为稷下学派著名学者，其墓即在章丘；卢人（今长清人）扁鹊，精通内科、妇科、五官科、小儿科，创立望、闻、问、切的诊病方法，在中国医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建立郡县制。
今济南市区地属济北郡，称历下邑。
汉初，设立济南郡，此为“济南”一名出现之始。
济南郡治设于东平陵（今章丘县平陵城）。
汉文帝时，年过九旬的济南人、秦博士伏生口授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使之得以流传后世。
汉武帝时的博士弟子济南人终军，先后出使匈奴和南越，为统一中国做出了贡献。
东汉，为济南国。
灵帝时，曹操任济南相，政绩颇著。
位于长清县孝里镇的古建筑孝堂山郭氏墓石祠，建于东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地面房屋建筑，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室内的画像及题字，被列为全国书法艺术名碑。
魏晋南北朝时期，济南多处于战乱之中。
晋永嘉（307～312年）年间，济南郡治由东平陵移至历城。
自此，历城便成为济南地区的政治中心。
进入隋唐，社会趋于稳定。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改济南郡为齐州，治所仍在历城。
隋唐时期，佛教在济南十分兴盛，留下众多的佛教胜迹。
主要遗存有历城柳埠四门塔、千佛崖石窟造像、龙虎塔、九顶塔，以及千佛山、青铜山、玉函山、龙洞等地的石窟造像等。
四门塔为全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塔，与其附近的千佛崖石窟造像（含龙虎塔、九顶塔），均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始建于北魏的长清灵岩寺，唐代极为辉崇，今亦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唐代高僧、长清人义净，继玄大壮之后赴印度取经，译佛经百余部，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重大贡献。
宋开国后，济南沿称齐州。
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升州为府，齐州遂为济南府。
社会的长时期相对稳定，使济南呈现一派太平盛世景象。
著名诗人黄庭坚曾以“济南潇洒似江南”的诗句赞美济南的湖光山色。
曾巩任齐州知州时，勤政之余，饱览胜迹，每至一地，总赋诗撰文，为济南山水锦上添彩。
北宋末年，金兵大举入侵，在济南建立了金地方政权，遭到济南人民的强烈反抗。
1161年，爆发了耿京、辛弃疾领导的农民起义。
随后，红袄军、杨妙真领导的起义军均在济南地区活动过。
北、南宋之交，济南“二安”相继蜚声文坛：女词人李清照（号易安），词作情真、意深、语新，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被称为“婉约派”之宗；“豪放派”词人辛弃疾（字幼安），不仅是一位毕生致力于国家统一的民族英雄，也是一位高产的文学家，他创作的词慷慨悲壮，笔力雄厚，与苏轼并称为“苏辛”。
金代，济南仍为府，属山东东路。
此时，在城北开凿了小清河，直通至海，使济南成为重要的盐运集散地，对后世本地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元代，济南为路，属元王朝的“腹里”地区，直隶于中书省。
金元之际，济南仍是文化繁荣之乡。
著名散曲家、济南人杜仁杰博学多才，诗文俱佳，他曾多次同文学家元好问共游济南。
元好问在遍游济南山水后，写下“羡煞济南山水好”、“有心常做济南人”等颂扬之词。
元代，济南文风日盛。
著名者有宋、辽、金三部正史的总裁官张起岩，戏曲作家武汉臣、康进之，散曲作家刘敏中、张养浩等。
张养浩，济南人，他的散曲造诣极高，元代的散曲，至他达到高峰。
书画家、湖南人赵孟 ，元至元二十九年（1293年）任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任职3年间留下许多诗画，最著名者当推《鹊华秋色》图，成为传世之作。
地理学家、益都人于钦，亦曾在济南做官，他游览山川，走访故老，考察齐地风土人情，完成了著名地方志书《齐乘》。
明初，曾置山东行省，济南始为山东首府，是山东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及按察使司驻地。
从此，济南成为山东地区的政治中心。
清代，济南仍为山东省治。
明清两代，济南经济发展较快，清康熙以后，已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商业城市。
与之相适应，文化事业相当发达，一批著名学者应运而生。
明代文坛著名的“前七子”之一、历城人边贡，诗作以清新婉转、平淡和粹、兴象飘逸见长；“后七子”领袖李攀龙，则是文学复古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对明代文坛产生过较大影响；著名戏剧作家、章丘人李开先，有《宝剑记》等传世；清代著名学者、历城人周永年，是《四库全书》的主要编纂者之一；马国翰则穷其毕生精力，完成《玉函山房辑佚书》，成为中国辑佚学的煌煌巨著。
余如许邦才、殷士儋、于慎行等，均在文坛享有盛名。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列强纷纷涌入中国，宰割掠夺，济南亦未幸免。
1897年，德帝国主义侵占胶州湾，后又强修胶济路，从胶澳（今青岛）直达济南。
1904年，济南自开商埠。
城市区域随之扩大，工商各业有长足发展。
1911年末，津浦铁路黄河大桥建成通车，济南成为南北交通枢纽。
在此前后，德、日、英等国先后在济南设领事馆，开办银行、商店、教会、学校、医院等，济南进而成为帝国主义侵华的主要立足点之一。
然而，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始终遭到济南人民的强烈反抗。
山东地区义和团运动的首领朱红灯曾在长清一带活动，在“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口号鼓动下，济南城乡的反帝爱国运动达到高潮。
中华民国成立后，改府为道，济南初属岱北道，1914年改称济南道。
1929年设立济南市。
民国以后，济南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历史变革。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济南各界罢工、罢市、罢课，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五四”运动后，先进知识分子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0年夏秋，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生王尽美、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学生邓恩铭等人成立了共产主义学会，并在学生中发起组织进步团体“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
1921年春，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成为国内建立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之一。
7月，王尽美、邓恩铭代表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次年5月，中共济南独立组正式成立，王尽美任组长，有9名党员。
到1927年5月，济南已建立津浦大厂、一中、一师等20个中共支部，党员发展到50人。
中共济南党组织成立后，不但领导了济南工人运动，而且积极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宣传和其他形式的革命斗争。
1928年，日本侵略军在济南制造了举世震惊的“五三”惨案，中共济南党组织立即号召民众起来，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积极组织开展对日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济南市委选派党员和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分赴山东各地，参加抗日武装起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济南人民奋勇抗击日本侵略者，开辟了南部山区抗日革命根据地。
解放战争期间，济南党组织团结、带领全市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8年9月24日，人民解放军攻克济南，济南解放。
济南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山东省委员会、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山东省人民政府、政协山东省委员会、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机关均设驻于济南，济南继续保持着山东省的政治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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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房需要考量：目的在购房前，消费者一定要考虑明白为什么买房，是自住、改善住房条件，还是作为投资
如果是自住，可选择交通、生活设施比较便利的小区或二手房；如果是改善住房条件，就选择大户型；而若是投资，则还要结合当下的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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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购房者确定了地段、购买目的后，价格不会相差太大。
列夫托尔斯泰的资料。
19世纪中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
世袭伯爵，曾参加克里米亚战争。
返回雅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农庄后致力于农民教育。
1862年结婚后，创作了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巨著《战争与和平》(1859～1869)、《安娜·卡列尼娜》(1875～1877)。
1879年经历了一次信仰危机后信奉和平主义，主张以勿抗恶的方式对社会进行改革。
并否定自己以前的作品。
因执着于自己的信念使家庭关系恶化，死于出奔途中。
其作品多达45卷。
名著还有长篇小说《复活》(1899)、戏剧《黑暗的势力》(1886)和若干短篇小说和评论[1] 。
他的文学传统不仅通过高尔基而为苏联作家所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在世界文学中也有其巨大影响。
在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中，他提出了“托尔斯泰主义”，对很多政治运动有着深刻影响。
托尔斯泰出身贵族，1岁半丧母，10岁丧父，他由家里的亲戚抚养成人。
1845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语言系，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期中考试不及格，第二年转到法律系。
他不专心学业，痴恋社交生活，同时却对哲学，尤其是对道德哲学发生浓厚的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
1847年4月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
11月起名义上在图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职，次年12月被提升为十四品文官。
1851年托尔斯泰和他的兄长前往高加索当兵。
1852年他参加了一场战斗，表现勇敢，且发表了小说《童年》。
1853年托尔斯泰读到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非常钦佩。
1854年托尔斯泰被调往多瑙河战线，并参与了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塞瓦斯托波尔围城战，写成《少年》、《青年》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
[2] 1855年11月托尔斯泰离开军队回到圣彼得堡，重新投入娱乐圈，酗酒好赌。
偏激的个性导致他与屠格涅夫长达17年的决裂。
创作初期托尔斯泰和妻子托尔斯泰和妻子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开始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小说。
1855年11月他来到彼得堡，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结识冈察洛夫、费特、奥斯特洛夫斯基、德鲁日宁、安年科夫、鲍特金等作家和批评家。
托尔斯泰倾向于德鲁日宁等人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
至1859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
1856年底以中尉衔退役。
次年年初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
1856年他就起草方案，准备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农民，并在自己庄园试行。
1860年因长兄尼古拉逝世，更加深了悲观情绪。
1859至1862年间几乎中辍创作，先后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20多所学校，并曾研究俄国和西欧的教育制度，1860至1861年还到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比利时等国考察各国学校。
后又创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等教育杂志。
1862年7月他外出时，家中遭到宪兵连续两天的搜查。
不久他关闭了学校。
婚姻生活1862年托尔斯泰与17岁的索菲亚·安德列耶芙娜·托尔斯塔娅（СофьяАндреевна Толстая）结婚，索妮娅是沙皇御医的女儿，他们前后育有13个孩子。
他和妻子的关系至今仍有争论，可以确认的是大部分时光他们过得不错，他妻子帮助他管理庄园，这使得托尔斯泰可以将全部时间用于文学作品的精雕细刻，在这里，托尔斯泰给人类留下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传世之作。
他每一部作品都要修改很多次，他妻子也进行誊清和保存文稿的工作。
新婚之后，革命形势逐渐转入低潮，他也逐渐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机。
他脱离社交，安居庄园，购置产业，过着俭朴、宁静、和睦而幸福的生活。
从1863年起他以6年时间写成巨著《战争与和平》。
1866年他出席军事法庭为士兵希布宁辩护。
希布宁因不堪军官的虐待打了军官的耳光，虽经托尔斯泰为之奔走，希布宁却终被枪决。
这一事件使他开始形成反对法庭和死刑的看法。
思想转变安娜·卡列尼娜安娜·卡列尼娜(2张)1869年9月因事途经阿尔扎马斯，深夜在旅馆中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
这就是所谓“阿尔扎马斯的恐怖”。
1868年秋至1869年夏，他对叔本华哲学发生兴趣，一度受到影响。
从70年代初起，他开始新的思想危机和新的探索时期。
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不能找到答案。
这些思想情绪在当时创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鲜明的反映。
他访晤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隐修士，并结识农民、独立教徒康·修塔耶夫。
他终于完全否定了官办教会，接受了宗法制农民的信仰，最后在70至80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势和全国性大饥荒的强烈影响下，弃绝本阶级，完成了60年代开始酝酿的世界观的转变，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
在《忏悔录》（1879～1880） 等论文里，他广泛阐述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
然而，他却反对暴力革命，宣扬基督教的博爱和自我修身，要从宗教、伦理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
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
从此托尔斯泰厌弃自己及周围的贵族生活，不时从事体力劳动，自己耕地、缝鞋，为农民盖房子，摒绝奢侈，持斋吃素。
他也改变了文艺观，指斥自己过去的艺术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等巨著为“老爷式的游戏”，并把创作重点转移到论文和政论上去，以直接宣传自己的社会、哲学、宗教观点，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罪恶。
当时写的剧本、中短篇小说以及民间故事，同样为了这一目的。
他还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1881年因子女求学全家迁居莫斯科，他访问贫民窟，参加1882年莫斯科人口调查，深入了解城市下层生活；1881年他上书亚历山大三世，请求赦免行刺亚历山大二世的革命者。
1891年给《俄国新闻》和《新时代》编辑部写信，声明放弃1881年后自己写的作品的版权；1891至1893年和1898年，先后组织赈济梁赞省和图拉省受灾农民的活动；他还努力维护受官方教会迫害的莫洛康教徒和杜霍包尔教徒，并在1898年决定将《复活》的全部稿费资助杜霍包尔教徒移居加拿大。
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托尔斯泰增强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自己宣传的博爱和不抗恶思想也常常感到怀疑。
这在《哈泽—穆拉特》等作品中有所反映。
沙皇政府早就因他的《论饥荒》一文而企图将他监禁或流放，但慑于他的声望和社会舆论而中止。
至此又因《复活》的发表，指责他反对上帝，不信来世，于1901年以俄国东正教至圣宗教院的名义革除他的教籍。
这个决定引起举世的抗议，托尔斯泰却处之泰然。
同年他因沙皇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而写《致沙皇及其助手们一文》；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给人民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撰文反对日俄战争。
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对革命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却不了解并回避1905年革命。
而在革命失败后，他又反对沙皇政府残酷杀害革命者，写出《我不能沉默》一文。
[3] 晚年时代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在世界观激变后，于1882年和1884年曾一再想离家出走。
这种意图在他80至90年代的创作中颇多反映。
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他意识到农民的觉醒，因为自己和他们的思想情绪有距离而不免悲观失望；对自己的地主庄园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又很感不安。
他的信徒托尔斯泰主义者和他的夫人之间的纠纷更使他深以为苦。
在托尔斯泰离家之前，他与妻子的决裂程度人人皆知。
一天晚上，夫妻二人又闹不和。
之后，托尔斯泰的妻子曾跪下恳求托尔斯泰为她再读一遍早年时代丈夫为自己创作的诗歌和散文，以找回当初的甜蜜，但是托尔斯泰当时已死了心。
最后，他于1910年10月28日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秘密出走。
在途中患肺炎，11月7日（阳历11月20日）在阿斯塔波沃车站逝世。
遵照他的遗言，遗体安葬在亚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