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编写程序一般用什么软件
Visual stdio Visual Studio 软公司推出的开发环境。
是最流行的 Windows 平台应序开发环境。
目前已经开发到 9.0 版本就是 Visual Studio 2008。
Visual Studio 可以用来创建 Windows 平台下的 Windows 应用程序和网络应用程序，也可以用来创建网络服务、智能设备应用程序和 Office 插件。
1998 年，微软公司发布了 Visual Studio 6.0。
所有开发语言的开发环境版本均升至 6.0。
这也是 Visual Basic 最后一次发布，从下一个版本 (7.0) 开始，Microsoft Basic 进化成了一种新的面向对象的语言：Microsoft Basic.NET。
由于微软公司对于 Sun 公司 Java 语言扩充导致与 Java 虚拟机不兼容而 Sun 被告上法庭，微软在后续的 Visual Studio 中不再包括面向 Java 虚拟机的开发环境。
2002 年，随着 .NET 口号的提出与 Windows XP \\\/ Office XP 的发布，微软发布了 Visual Studio .NET（内部版本号为 7.0）。
在这个版本的 Visual Studio 中，微软剥离了 Visual FoxPro 作为一个单独的开发环境以 Visual FoxPro 7.0 单独销售，同时取消了 Visual InterDev。
与此同时，微软引入了建立在 .NET 框架上（版本1.0）的托管代码机制以及一门新的语言 C# （读作 C Sharp，意为 C++++）。
C# 是一门建立在 C++ 和 Java 基础上的现代语言，是编写 .NET 框架的语言。
.NET 的通用语言框架机制（Common Language Runtime, CLR），其目的是在同一个项目中支持不同的语言所开发的组件。
所有 CLR 支持的代码都会被解释成为 CLR 可执行的机器代码然后运行。
Visual Basic、Visual C++ 都被扩展为支持托管代码机制的开发环境，且 Visual Basic .NET更是从 Visual Basic 脱胎换骨，彻底支持面向对象的编程机制。
而 Visual J++ 也变为 Visual J#。
后者仅语法同 Java 相同，但是面向的不是 Java 虚拟机，而是 .NET Framework。
2003 年，微软对 Visual Studio 2002 进行了部分修订，以 Visual Studio 2003 的名义发布（内部版本号为 7.1）。
Visio 作为使用统一建模语言（UML）架构应用程序框架的程序被引入，同时被引入的还包括移动设备支持和企业模版。
.NET 框架也升级到了 1.1。
2005 年，微软发布了 Visual Studio 2005。
.NET 字眼从各种语言的名字中被抹去，但是这个版本的 Visual Studio 仍然还是面向 .NET 框架的（版本2.0）。
它同时也能开发跨平台的应用程序，如开发使用微软操作系统的手机的程序等。
总体来说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软件，甚至包含代码测试功能。
这个版本的 Visual Studio 包含有众多版本，分别面向不同的开发角色。
同时还永久提供免费的 Visual Studio Express 版本。
随着即将发布的 Windows Vista （内部名称：Longhorn) 和 Office 2007，Visual Studio 9 也渐渐浮出水面。
Visual Studio 9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支持建立于 DHTML 基础上的 AJax 技术，这种微软在 Visual InterDev 时代提出的基于异步的客户端动态网页技术在当年并没有像微软预期中的那么流行起来，反而随着 GMail 等应用而东山再起，渐渐成为主流网络应用之一。
同时 Visual Studio 9 会强化对于数据库的支持以及微软新的基于工作流（Workflow）的编程模型。
预计为了保持与 Office 系列的统一，Visual Studio 9 的名称为 Visual Studio 2008。
2008年，Visual Studio9也就是Visual Studio 2008将和Windows Server 2008同时发布 创建满足关键性要求的多层次的智能客户端、Web、移动或基于Microsoft Office的应用程序。
使用Visual Studio 2005, 专业开发人员能够： 使用改进后的可视化设计工具、编程语言和代码编辑器，享受高效率的开发环境 在统一的开发环境中，开发并调试多层次的服务器应用程序 使用集成的可视化数据库设计和报告工具，创建SQL Server 2005解决方案 使用Visual Studio SDK创建可以扩展Visual Studio IDE的工具 Microsoft为单独工作或在小型团队中的专业开发人员提供了两种选择，Visual Studio 2005 Professional Edition和用于Microsoft Office系统的Visual Studio 2005工具。
每种版本都在标准版的特性上进行了扩展，包括用于远程服务程序开发和调试、SQL Server2005开发的工具，以及完整的、没有限制的开发环境。
每种产品都可以单独购买或打包定购。
专业开发人员喜欢自由的使用.NET Framework 2.0，它是一种稳健的、功能齐备的开发环境，支持创建扩展Visual Studio集成开发环境的工具。
Visual Studio 2005 Professional Editions Features Visual Studio 2005 Professional with MSDN Premium Subscription* Visual Studio 2005 Professional with MSDN Professional Subscription* Visual Studio 2005 Professional Visual Studio 2005 Tools for the Microsoft Office System Language support Visual Basic, C#, C++, J# Visual Basic, C#, C++, J# Visual Basic, C#, C++, J# Visual Basic, C# Windows Forms Projects Web Projects Mobile Projects 64 Bit support Enterprise templates Class Designer Server Explorer Full Full Full Full Excel, Word, InfoPath Projects Visio-based modeling Visual Source Safe SQL Server Developer Edition Operating Systems - Development and Test Servers - Development and Test Virtual PC Access Developer Extensions Office, InfoPath, OneNote, Visio, Project, MapPoint
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
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
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
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
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
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
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
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
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
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
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
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
《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
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
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
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
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
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
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
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
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
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
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
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
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
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
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
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 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
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
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
摒弃“模式”，复归“传统”。
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
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
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
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
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
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
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
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
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
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
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
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
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
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
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
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
…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
”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
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
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
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
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
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
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
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
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
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
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
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
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
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
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
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
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
”[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
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
1922年，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
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
”[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
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
”在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
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
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
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
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
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
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
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
”[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
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
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
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
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
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
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
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
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
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
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
”[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
应该说，较之1957年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
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
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
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
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
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
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
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
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
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
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
”[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
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94年7月， 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 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
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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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课程社会实践（报告）怎么弄
调查报告一标题和正文两部分组成。
（一）标标题可两种写法。
一种是规范标题格式，即“发文主题”加“文种”，基本格式为“××关于××××的调查报告”、“关于××××的调查报告”、“××××调查”等。
另一种是自由式标题，包括陈述式、提问式和正副题结合使用三种。
（二）正文。
正文一般分前言、主体、结尾三部分。
1．前言。
有几种写法：第一种是写明调查的起因或目的、时间和地点、对象或范围、经过与方法，以及人员组成等调查本身的情况，从中引出中心问题或基本结论来；第二种是写明调查对象的历史背景、大致发展经过、现实状况、主要成绩、突出问题等基本情况，进而提出中心问题或主要观点来；第三种是开门见山，直接概括出调查的结果，如肯定做法、指出问题、提示影响、说明中心内容等。
前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要精练概括，直切主题。
2．主体。
这是调查报告最主要的部分，这部分详述调查研究的基本情况、做法、经验，以及分析调查研究所得材料中得出的各种具体认识、观点和基本结论。
3．结尾。
结尾的写法也比较多，可以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对策或下一步改进工作的建议；或总结全文的主要观点，进一步深化主题；或提出问题，引发人们的进一步思考；或展望前景，发出鼓舞和号召。
什么是翻转课堂，翻转课堂与传统的课堂教学的区别有哪些
1.翻转课堂：先是让学生在家完成知识的自学，而课堂变成了老师学生之间和学生与学生之间互动的场所，包括答疑解惑、知识的运用等，从而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
2.不同之处：传统的教学模式是老师在课堂上讲课，布置家庭作业，让学生回家练习。
与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不同，所以说翻转教学实际上是把传统教学的主要结构颠倒过来了。
3.翻转课堂的四大特点： 第一，教学视频短小精悍 不论是萨尔曼·汗的数学辅导视频，还是乔纳森·伯尔曼和亚伦·萨姆斯所做的化学学科教学视频，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短小精悍。
大多数的视频都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比较长的视频也只有十几分钟。
每一个视频都针对一个特定的问题，有较强的针对性，查找起来也比较方便；视频的长度控制在在学生注意力能比较集中的时间范围内，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特征；通过网络发布的视频，具有暂停、回放等多种功能，可以自我控制，有利于学生的自主学习。
第二，教学信息清晰明确 萨尔曼·汗的教学视频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在视频中唯一能够看到的就是他的手，不断地书写一些数学的符号，并缓慢地填满整个屏幕。
除此之外，就是配合书写进行讲解的画外音。
用萨尔曼·汗自己的话语来说：“这种方式。
它似乎并不像我站在讲台上为你讲课，它让人感到贴心，就像我们同坐在一张桌子面前，一起学习，并把内容写在一张纸上。
”这是“翻转课堂”的教学视频与传统的教学录像作为不同之处。
视频中的出现的教师的头像、以及教室里的各种物品摆设，都会分散学生的注意力，特别是在学生自主学习的情况下。
第三，重新建构学习流程 通常情况下，学生的学习过程由两个阶段组成：第一阶段是“信息传递”，是通过教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互动来实现的；第二个阶段是“吸收内化”，是在课后由学生自己来完成的。
由于缺少教师的支持和同伴的帮助，“吸收内化”阶段常常会让学生感到挫败，丧失学习的动机和成就感。
“翻转课堂”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了重构。
“信息传递”是学生在课前进行的，老师不仅提供了视频，还可以提供在线的辅导；“吸收内化”是在课堂上通过互动来完成的，教师能够提前了解学生的学习困难，在课堂上给予有效的辅导，同学之间的相互交流更有助于促进学生知识的吸收内化过程。
第四，复习检测方便快捷 学生观看了教学视频之后，是否理解了学习的内容，视频后面紧跟着的四到五个小问题，可以帮助学生及时进行检测，并对自己的学习情况作出判断。
如果发现几个问题回答的不好，学生可以回过头来再看一遍，仔细思考哪些方面出了问题。
学生的对问题的回答情况，能够及时地通过云平台进行汇总处理，帮助教师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
教学视频另外一个优点，就是便于学生一段时间学习之后的复习和巩固。
评价技术的跟进，使得学生学习的相关环节能够得到实证性的资料，有利于教师真正了解学生。
作文我的大学梦
人生如梦，岁月如歌，在日月如梭的人生岁月里，不知会有多少梦随着光阴的流逝而飘零、淡忘。
但有些梦却让你刻骨铭心，永不忘怀。
我的“大学之梦”，当始于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
古人说：人生识字忧患始。
记得我的“大学梦”从上小学时就开始了。
一次，读过大学的伯父回来探家时，拍着我的头说：“你要好好读书，将来得上大学。
”并把装着他大学课本的旧书箱留给了我。
就这样，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深深的播下了遥远的“大学梦”。
然而，这“梦”很快被那场“史无前例”击碎了。
同时，也使我今生的求学之路变成了“求学三部曲”。
回顾这段历史，是令如今的后生学子们难以理解的。
但那确是一段真实的、令人回味和感伤的史实。
1966年，在我的小学还未毕业到时候，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铺天盖地的降临了。
大鸣大放大字报，批斗游街大串联，那真是“横扫千钧如卷席”呀
是整个社会生态都改变成一个近乎疯狂模样。
教育和学校这个社会最敏感部位当然首当其冲的成了“重灾区”。
正常的文化课是上不了了。
除了搞运动，老师能拿到课堂上讲的只有“语录”和“诗词”了。
在读完了能读的“语录”之后；在背完了该背的“诗词”之后；在“泼墨写意”“刷”够了满墙的大字报之后；我厌倦了这所谓的“校园生活”，艳羡起生产队那“扬鞭催牛”的“田园牧歌”来。
那一天早晨，便以家庭生活困难，缺少劳动力的实际情况为由，办理了退学手续，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农村“我们用双手修红地球”的光荣行列。
那一年我十三岁。
然而，如此“壮举”，已意味着我那萌芽状态的“大学梦”，就这样被“历史巨轮”无情地扼杀于摇篮之中。
从此，我便完全投身于故乡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了。
一干就是三年。
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我，在这之前也从没间断过田间的农活。
但这三年才是我真正踏进社会的第一步；是我真正接触人生、体味世态炎凉的第一课。
在这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我真正用皮肉感受到了生存的艰辛，用心灵感受到了人间那种美善与丑恶的真谛。
一年四季365天的沉重的劳作，日复一日奴隶般的处境，严寒酷暑，霜刀雪剑，“抓革命促生产”。
在我和贫下中农一道斗遍了能斗的父老乡亲之后；在我学会了、干完了所有的农活之后，我真的“长大了”。
我不得不重新认识和审视这个世界。
我一步踏入的决不是想象中的“田园牧歌”，我的“毅然决然”的“退学行动”，无异于宣判了自己今生的求学之路“死刑”。
从开始 “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那一天起，又唤醒了我的“大学梦”。
但人家说，中学你都没上过还想上大学，死了这条心吧。
当时，我的心中大有“一失足成千古恨”之慨叹
然而，正如那句老话所讲：天无绝人之路。
1968年家乡的一所中学高中招生差半个班学生，学校到村里招生。
于是我顶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又挤进了阔别三年的课堂，跨越了初中的门槛，直接驶进了高中的港湾。
然而这时坐在课堂上的已不是当年那梦想“田园牧歌”的“纯粹”学生。
当时正赶上那段教育界所谓的“回潮”，老师说高中毕业后可直接考大学，同学们的学习劲头可想而知。
但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临近毕业时节一个“反回潮”，一巴掌把我们从“浪峰”打回“波谷”，我的大学梦再次破灭了
尽管我的毕业考试成绩已位居全县前２名，但也不得不恋恋不舍的离开校园，回归到“修理地球”老路。
这一年我十七岁。
十七岁啊我的十七岁
这是生命最璀璨的流金岁月；这是人生最珍贵的求学时光，但我却背负着沉重的“大学梦”，一头扎进“广阔天地”，开始了长达七年 “寻梦”的漫漫征程。
“路漫漫其修远兮，我将上下而求索”。
在这七年里，且不说庄稼地里的耕秴铩种、摸爬滚打，我修过铁路挖过河，干过铸造拉过石头，后来还卖过雪花膏。
我曾在数九严寒的冰碴河水中挥汗如雨；我曾在炼铁炉前围着2200度高温的铁水包赤膊上阵……我用心灵和血肉历览了人生的“水深火热”。
这七年里，我没有一天不在等待和期盼：渴望着大学之门为我闪开一道门缝．但我看到的却是一批批“别人”捷足先登，哪怕有的连小学三年级都没读过
这使我醒悟：在当时 “土皇上”的一统天下，我上不了大学，根本不在于读没读过高中，是因为我没有能给他们进贡的“朱门酒肉”和“金钱、秀色”。
“大学之梦”将永远是我的“白日梦”
为此我曾有过由失望到绝望的悲哀，由无助到愤慲的迷茫。
但在那近乎荒诞的年代，哪有你绝望的余暇。
有凛凛之躯，有“发达的大脑”，有青春作伴，我还有梦
在那历史的严冬里，我“不信春风唤不回”
既然近乎残酷的劳动强度压不垮我的脊梁，空白荒漠的文化生活反而赐给我自学的天地。
在擦干了每天的汗水之后，在陋室昏暗的灯光里，我默默打开了伯父留给我的旧书箱。
“我的大学”就此开课
在那些厚重的老高校教材中，最使我流连忘返的是那本《大学语文》，我贪婪的研读着鲁迅、郭沫若、茅盾、艾青……研读着《药》、《女神》、《包身工》、《大堰河》……在文学先辈们用思想和语言打造的文学意境我暂时却了现实的一切……在那漫漫长夜里，无论《高等数学》、《高等物理》、《历史地理》，还是《农机制造》，我饥不择食，一路通吃，无论心领神会还是似懂非懂。
我要用全人类创造的文化武装自己，我在上“自己的大学”。
我没有再彷徨，没有去乞求“土皇”们赐给我希望。
从1972年冬天我就开始磨砺我那已“铮铮作响”的蘸水笔，在包茶叶纸上，在废报刊的空白处，在香烟盒的内面，描摹的心声，我内心深处的“呐喊”。
1974年，当我的那篇题为《鲍邱河的号角》的散文在一家文学杂志发表的时候，我感到我的心灵终于与这个世界沟通了，我的存在已经得到社会的承认。
我已经向祖国和人民交出了一张答卷。
那场“十年动乱”恶梦终于结束。
1977年10月，“恢复高考制度”的佳音，像无声的春雷响彻了神州大地，这人类的历史长河中短暂的一瞬，却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永恒的辉煌，它一举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
我同亿万青年一道迎来了梦幻人生的又一个春天。
我理直气壮的报名；堂堂正正的走进考场，满怀希望的迎接命运赋予我的新一轮挑战。
在那个晴朗的日子里，生产队的大喇叭播送了要我去领录取函件的通知。
当我取回信函，在亲人们人眼前展开那张我祈盼了近十年的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我心中一片茫然，脸上表情淡漠，只有泪水无声的流……翻开当天的日记，上面这样写道： “忽得录取之信，心情激荡，感慨万千，终成无题一首，略为念意： 怎奈春芽萌中秋，愁果怒结恨枝头。
本欲开怀冲天笑，不禁笑中泪纵流。
创业艰难心将碎，回首征程梦里哭。
壮志斩断千行泪，笑踏今生又一筹。
” 这首似试非诗“小诗”，虽显幼稚，但却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心境。
这诗不久被已调回本县工作的伯父发现，这位见过这诗的唯一的读者批评我说：“这首诗不对头，你恨谁呀
不要……”是的，的确应采纳苏轼老夫子的观点：“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生活的一切，一切的生活，全如普希金老先生的结论：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永久的怀恋。
” 应该感谢生活
心灵的压迫和磨难，锤炼了我坚强的意志；艰苦卓绝、近乎残酷的体力劳动，磨砺出我刚强的体魄。
此时我突然萌发出一种“笑傲江湖”感慨：当我历览过人生的酸甜苦辣，当我饱尝了世间的“水深火热”，在今后的征途上，一切艰险对我来说都将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去巫山不是云”了。
古人云“天道酬勤”。
在这个被称作“国家和时代的拐点”时刻，党中央英明决策，“公平竞争”、“科学”、“民主”重放的万丈光芒，又让我辈体现了一次自身的“人生价值”。
感谢命运之神的厚爱，在全国1180万考生“大比武”中，让我成为全公社300名大、中专考生中跳过大专“龙门”的佼佼者。
高校的大门终于为我敞开。
让我圆了期盼十年的“大学梦”
这一天永远让我纪念。
这一年我二十四岁。
柳暗花明，阳光灿烂。
当我第三次坐在陌生的大学课堂，难免又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兴奋和激动之余自发出一种紧迫感和压力感。
经历了十年浩劫，我们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
时光荏苒，我们的大多数已不再是“花季少年”。
“四人帮”已夺走了我们人生最宝贵的黄金岁月。
当时有一个口号叫做：“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
”我们这些今天可称之为大男大女的兄弟姐妹们，早已深知时间的的宝贵、知识的重要。
在那段难忘的日子里，我们就像饥饿的孩子遇到甘甜的乳汁，就像干燥的海绵适逢无边的海水，近乎贪婪的、拼命的吮吸着、吞食着，不遗余力。
我们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地学，我们没有周末，没有假日，自习就是休息。
我们仿佛是一个精力超常的群体。
每每晚餐过后，自习室里，桌边一暖壶水、炉边一个窝头，陪伴我们渡过一个个不眠之夜。
自习室不息的灯火里，每天都有半屋子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们一直自学到天明，然后迎着晨曦的微光，回宿舍洗把脸又开始了新一天的课程……求知欲与上进心，召唤我们抓紧每分每秒来和时间赛跑，责任感和使命感，鞭策我们用每一学科的优异成绩来铸造明日的辉煌……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三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回眸三十春秋岁月，我们这些当年的莘莘学子，早已告别母校，在社会、人生的长河里跨过了“知天命年”。
或“早生华发”或“层林尽染”。
我们实现了当年的心愿：不慕达官显贵，无求飞黄腾达，只求用当年那种拼搏的学习精神投入工作，把当年那些崇高理想化为现实，加倍回报党和国家，人民和时代；加倍回报生我养我的父老乡亲和乡梓热土，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用我们与时间赛跑夺得的知识宝藏，建功立业，兢兢业业，填写面对人生与社会的完美答卷。
无求功名显赫，只求今生无悔。
辛勤耕耘，默默奉献。
只求在回首往事时，无愧于党和人民的厚爱，无愧于乡梓父老的养育，无愧于革命先驱和未来后辈，无愧于造就我们成长的历史和时代。
无愧于我们的“大学之梦”。
岁月如歌，人生如梦，青春无悔，感谢生活。
三十春秋尘与土，十万朝暮云和月 ，我的“大学之梦”做到如今：但那已是对那段幸福的校园生活的甜蜜回忆和缱绻温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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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主义新古典是指资本主义初期最先出现在文化上的一种思潮,在建筑和设计史上指18世纪60年代开始在欧美盛行的古典形式。
18世纪前的欧洲,巴洛克和洛可可风格盛行一时,其繁琐的装饰与贵金属的镶嵌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厌恶。
在探求新的设计风格的过程中,希腊、罗马的古典建筑成了当时的创作源泉。
1750年,罗马庞贝遗址被发掘,在欧洲引起了研究古典艺术的热潮,人们认识到古典艺术质量远远超过巴洛克与洛可可,促成了新古典的产生与流行。
新古典追求古典风格和简洁、典雅、节制的品质以及“高贵的纯朴和壮穆的宏伟”。
在建筑上追求建筑物体形的单纯、独立和完整,细节的朴实,形式的符合结构逻辑,并且减少纯装饰性的构件,显示了人们对于理性的向往。
新古典在各国的发展虽然有共同之处,但多少也有些差异,大体上在法国是以罗马式样为主,而在英国、德国则是希腊式样较多。
新古典风格也体现于当时的产品上,其特点是放弃了洛可可过分矫饰的曲线和华丽的装饰,追求合理的结构和简洁的形式,构件和细部装饰喜用古典建筑式的部件。
英国新古典家具的成就很大,其中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设计师,他们长于设计朴素、实用的形式，其设计出来的产品成为了现代家具设计的先声。
折衷主义在19世纪,一个更为直接和严峻的问题是风格上的折衷主义。
所谓折衷主义就是任意模仿历史上的各种风格,或自由组合各种式样而不拘泥于某种特定风格,所以也被称为“集仿主义”。
随着生产的商品化,需要用丰富多彩的式样来满足和刺激市场,于是希腊、罗马、拜占庭、中世纪、文艺复兴的情调杂然并存,汇为奇观。
同时,19世纪的交通已很便利,考古学大为发达,加上摄影术的发明,帮助人们认识和掌握了古代遗产,以致有可能对各种式样进行拼凑与模仿。
工艺美术运动(Arts and Crafts Movement)现代工业设计的先导。
说它是一次运动,是因其影响波及面大,具有国际意义。
18世纪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使机械产品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
与过去手工制造的产品相比,呈现明显机械化特性:有些产品的造型和装饰设计,仍照搬传统手工业产品的样式,使难于应付复杂形式的机器产品比过去用长时间精雕细琢的手工业产品显得粗糙低劣;有些产品因按照机械生产的特点重新设计,其单纯简洁的样式,却使许多认为只有花样繁琐的传统样式才代表精致完美的消费者难以接受。
因此,非常不成熟的工艺美术设计,面临着新旧过渡时期的困难。
以英国诗人、文艺批评家拉斯金和画家、工艺美术设计家莫里斯为代表的传统派,一面在理论上展开了批评和宣传,一面积极致力于设计实践。
他们不满当时机械化产品的粗糙、简陋,认为真正的工艺产品应该既实用又美观,企图恢复中世纪传统作坊生产的手工产品的标准的手工技艺和完美而精致的设计。
为此,莫里斯建立了自己的染织作坊,亲自设计并以手工制作各种织物、壁纸、地毯和家具等。
其设计在否定当时机械化样式缺少曲线变化的前提下,运用了自然界有机物(如花草)的形式,并加以变形,使装饰纹样呈现出变化丰富的曲线,富有生机和运动感。
它们和曾经风靡欧洲、有强烈装饰感的巴洛克和罗可可(见巴洛克、罗可可)的曲线风格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种风格很快在建筑造型、室内装饰、园林艺术、书籍装帧等各种工艺美术设计中表现出来,并影响了整个欧洲设计界。
拉斯金和莫里斯的言行使其走进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怪圈:他们从审美角度反对工业化时代生活用品的机械生产及其造型样式,但他们号召人们把生活用品的设计与其功能相结合,并身体力行。
因此,实际上是在引导人们对产品(不论是手工还是机器产品)设计与其功能的关系予以特别重视,指出了正确的设计方向,极大地推动了工业产品设计这一新生事物的发展。
新艺术运动(Art Nouveau)是工艺美术运动在法国的继续深化和发展。
法国设计师兼艺术品商人萨穆尔·宾于1895年在巴黎开设了设计事务所“新艺术之家”,并与一些同行朋友合作,决心改变产品设计现状。
他们推崇艺术与技术紧密结合的设计,推崇精工制作的手工艺,要求设计、制作出的产品美观实用,他们对建筑、家具、室内装潢、日用品、服装、书籍装帧、插图、海报等进行全面设计,力求创造一种新的时代风格。
他们在形式设计上的口号是“回归自然”,以植物、花卉和昆虫等自然事物作为装饰图案的素材,但又不完全写实,多以象征有机形态的抽象曲线作为装饰纹样,呈现出曲线错综复杂、富于动感韵律、细腻而优雅的审美情趣。
在1900年的巴黎国际博览会上,法国设计师的精美作品引起世界广泛关注,在欧美各国引起广泛响应,并使“新艺术之家”的名称不胫而走,故以“新艺术”命名其运动。
所以,法国自然成为新艺术运动的发源地和中心。
法国新艺术运动的主要作品有:吉玛德设计的巴黎地铁入口;穆卡设计的海报;盖拉德在1900年的巴黎国际博览会上展出的设计作品《新艺术室》;盖勒设计的细木镶嵌家具;查普列特设计的华美瓷器等。
还有些平面设计家为商业所做的广告设计,在视觉传达领域的探索中迈出了第一步。
法国设计师不仅通过报刊宣传其主张,还直接向社会推销他们自己设计制作的新艺术风格的各种产品,创办设计专门学校,推广设计教育,如盖勒所创办的南希工业艺术联盟学校。
小城南希是巴黎之外又一个法国新艺术运动的中心,两地的设计形式各具特色,互相影响。
在法国新艺术运动中还涌现出许多成绩卓著的设计团体,如新艺术之家、现代之家、六人集团等,以六人集团的成绩最为突出。
这使法国的新艺术运动色彩纷呈。
1925年左右,法国的新艺术运动逐渐被装饰艺术运动取代。
维也纳分离派(Vienna Secession 1897-1915)在奥地利新艺术运动一中产生的著名的艺术家组织。
1897年,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一批艺术家、建筑家和设计师声称要与传统的美学观决裂、与正统的学院派艺术分道扬镳,故自称分离派。
其口号是“为时代的艺术--艺术应得的自由”。
在设计方面,其重视功能的思想、几何形式与有机形式相结合的造型和装饰设计,表现出与欧美各国的新艺术运动相一致的时代特征而又独具特色。
他们大胆实践,定期举办展览,并在1900年出版了设计期刊《室内》,在欧洲颇有影响。
其代表人物有画家克里姆特;建筑家和设计师瓦格纳、霍夫曼、奥布里奇、莫塞等人。
其中克里姆特和霍夫曼最负盛名。
瓦格纳则是霍夫曼等人的老师,其设计思想与建筑风格在19世纪80年代已表现出与装饰主义的分流,故被称为分离派运动之父。
1895年他在《现代建筑》一书中阐述了新时代建筑应具备的形式。
他设计的卡尔斯帕拉兹车站,具有简洁的方形造型和新艺主术运动风格的装饰细节,是分离派的早期佳作。
画家克里姆特是分离派组织的第一任主席,被誉为“奥地利最伟大的画家”。
他创作了大量崖壁画,其形式与室内设计高度和谐。
他打破传统的绘画形式,以金属般绚丽辉煌的色彩和一维平面效果,运用富有象征意义的形式语言,表现出强烈的华丽风格与工艺化的精美,呈现强烈的装饰性。
其代表作有绘画《吻》、壁画《哲学》、《法学》、《贝多芬雕像装饰壁画》等。
1903年,霍夫曼在银行家支持下,在魏恩市组织了维也纳工作同盟。
他和莫塞担任艺术指导,从事家具、室内金属器皿的设计,并由同盟的作坊进行生产。
其产品造型呈几何形态,很少装饰,力求艺术与技术完美结合,体现产品的实用性。
霍夫曼在设计中表现出与普遍的曲线风格不同的直线风格,更加接近现代设计。
他的由纵横直线构成的洗练的方格网装饰特征,成为象征分离派设计风格的鲜明符号。
1904-1910年,他承担了布鲁塞尔郊区斯托克列宫的建筑设计。
其方形的造型单纯、严谨,室内空间宽敞、墙面平直,是其最重要的代表作。
室内陈设、餐厅的大型壁画则由克里姆特设计制作。
壁画中图案化的人物形象和装饰花纹,是用玻璃、马赛克、珐琅、金属、廉价宝石镶嵌而成,华美异常,使斯托克列宫成为集分离派之大成的佳作。
其他人的创作也成就颇丰,各具特色。
奥布里奇设计的维也纳分离派之家,把单纯明确的几何造型与典型新艺术风格的枝蔓缠绕的花草装饰结合得浑然一体,是分离派代表作之一。
莫塞的平面设计成就最大,其美学观点比其他人更加前卫与理性化。
其书籍装帧、插图、印染、邮票等方面的设计,多以黑白色为主,明快、大方,更接近现代主义风格。
维也纳分离派运动独树一帜,在设计中加进了新艺术运动风格中较少见的直线和简洁的几何造型,特别注重产品的功能,体现出欧洲设计从摆脱传统到走向现代的过渡风格,影响深远。
德意志制造联盟(Deutscher Werkbund)德国第一个设计组织,1907年成立,是德国现代主义设计的基石。
它在理论与实践上都为20世纪20年代欧洲现代主义设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创始人有德国著名外交家、艺术教育改革家和设计理论家穆特休斯、现代设计先驱贝伦斯、著名设计师威尔德等人。
其基地设在德累斯顿郊区赫拉劳。
其宗旨是通过艺术、工业和手工艺的结合,提高德国设计水平,设计出优良产品。
同盟认为设计的目的是人而不是物,工业设计师是社会的公仆,而不是以自我表现为目的的艺术家,在肯定机械化生产的前提下,把批量生产和产品标准化作为设计的基本要求。
它努力向社会各界推广工业设计思想,介绍先进设计成果,促进各界领导人支持设计的发展,以推进德国经济和民族文化素养的提高。
它表明德国在工业设计方面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同盟中的设计师在实践中不断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
1912-1919年,同盟出版的年鉴先后介绍了贝伦斯为德国电器联营公司设计的厂房及其一系列产品:格罗佩乌斯为同盟设计的行政与办公大楼、幕墙式的法格斯鞋楦厂房、陶特为科隆大展设计的玻璃宫;纽曼的商业化汽车设计等,都具有明显的现代主义风格。
尤其是对1914年科隆大展的展品介绍,更令人耳目一新。
年鉴还及时向人们展示国际工业技术发展新动态,如美国福特汽车公司首创的装配流水线。
年鉴还发表不同观点的理论文章,让人们在争论中求得真理。
1914年,同盟内部发生了设计界理论权威穆特休斯和著名设计师威尔德关于标准化问题的论战,前者以有力的论证说明:现代工业设计必须建立在大工业文明的基础上,而批量生产的机械产品必然要采取标准化的生产方式,在此前提下才能谈及风格和趣味问题。
这次论战是现代工业设计史上第一次具有国际影响的论战,是德国工业同盟所有活动中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事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其活动中断。
但它所确立的设计理论和原则,为德国和世界的现代主义设计奠定了基础。
风格派（De Stiji）荷兰现代主义设计运动，产生于20世纪初,是早期国际现代主义设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风格派本源于荷兰绘画艺术风格(见风格派),但它对设计界的影响巨大,设计界的风格派被看做是现代主义设计中的重要表现形态之一。
因风格派创始人、画家蒙德里安曾以“新造型主义”(Neo-plasticism)为题发表论文,以新造型主义来形容其创作风格,故人们又把风格派称为新造型主义。
其设计的代表作有《风格》杂志的封面设计和斯拉拉斯堡的奥伯蒂咖啡馆的室内设计:里特维尔德设计的施罗德住宅、红蓝椅子:奥德设计的乌尼咖啡馆等。
风格派画家蒙德里安和杜斯伯格有关风格派的理论著述,是风格派设计的理论依据。
对于设计界来说,新造型主义这一名称尤为贴切。
风格派主张从理性出发,用抽象的几何结构来表达宇审和自然的普遍的和谐与秩序,探索被事物的外貌所掩盖的规律,这些规律表现了科学理论、机械生产和现代城市的本质和节奏。
其设计界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设计师里特维德、建筑师奥德等人。
他们主张把纯艺术的风格派原则运用在建筑、家具、其他产品和平面设计中,渗透世界,以创造新的世界秩序。
他们注重使用和表现新材料、新技术,指出建筑的空间是由功能与和谐两个方面构成,其外观是由其内部空间决定的。
他们把风格派绘画艺术的极其简洁有序的造型、色彩和线条的形态,应用到建筑、服装、家具等方面的设计中,并设计了新的字体和非对称均衡的印刷版面。
风格派设计所强调的艺术与科学紧密结合的思想和结构第一的原则,为以包豪斯为代表的国际现代主义设计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风格派设计的代表有《风格》杂志的封面设计和斯拉拉斯堡的奥伯蒂咖啡馆的室内设计；里特维尔德设计的施罗德住宅、红蓝椅子；奥德设计的乌尼咖啡馆等。
风格派画家蒙德里安和杜斯伯格有关风格派的理论著述也是风格派设计的理论依据。
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m)由俄国艺术家马勒维奇和塔特林等人在前苏联十月革命后提出的一种艺术理论。
在1920年发表的《构成主义原理》中指出,空间只能在其深度上由内向外地塑造,而不是用体积由外向内塑造;造型应注重立体结构;具有形体的材料作为表现因素,每一根线条都应表现事物的内在力量;同时应把时间作为一个要素引入造型之中。
塔特林在第三国际纪念塔模型(1919)中,突出表现了对空间结构的塑造,他注重技术与艺术的融合,使造型艺术走向了设计的范畴。
在标准型多功能家具的设计、折叠型家具等的设计中,都曾应用了构成主义的手法,体现了形态上的简化和经济节约的特点。
在广告和图形设计领域,构成主义与荷兰风格主义相呼应,体现了几何形体及空间转换的构思效果,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影响。
包豪斯(Bauhaus)1919年4月1日在德国魏马成立的一所设计学院,是世界上第一所为培养现代设计人才而建立的学院。
虽然仅存14年,但对德国乃至世界的现代设计及其教育的影响不可估量。
它在理论和实践上奠定了现代设计教育体系,培养出大批优秀的设计人才,成为20世纪初欧洲现代主义设计运动的发源地。
包豪斯经历了两个主要发展阶段:①魏马时期(1919一1924),②德骚时期(1925-1933),其名称根据学院所在地而来。
格罗佩乌斯(1919-1927年任职)是其创立者和第一任校长。
第二任校长是迈耶(1927-1930年任职)。
第三任校长是凡德洛(1931一1933年任职)。
他们都是当时德国著名建筑师、现代主义设计的先驱,对包豪斯的贡献极大。
20世纪初,在大工业迅速发展的推动下,欧洲各国的现代主义设计运动方兴未艾。
格罗佩乌斯敏锐地意识到:应该建立新型的、专门的设计学院,以培养工业社会所需要的设计人才。
他一再向政府提出创办以建筑设计为中心的设计专门学校的建议,1919年魏马政府表示同意,在合并魏马美术学院和魏马工艺学校的基础上,成立了包豪斯学院。
其德文全称为“Des Staatliches Bauhaus”,即“国立包豪斯”。
格罗佩乌斯把德文的建筑(bau)和房子(haus)两词合一而创造了“Bauhaus”(包豪斯),含意是新型的建筑设计体系,但其设计教育内容包括了以建筑为中心的所有工业设计。
格罗佩乌斯亲自拟定了《包豪斯宣言》,确定其设计宗旨“艺术与技术的统一”。
包豪斯在实践中探索,确立了现代设计的基本观点和教育方向:①设计的目的是人而不是产品。
②设计必须遵循客观、自然的法则。
其教育体系、设计理论与设计风格在实践中逐渐成熟、完善。
包豪斯的主要教学内容是由艺术和技术构成。
其早期的教学体制可称为“工厂学徒制”,学生的身份是“学徒工”,担任艺术形式课程的教师称“形式导师”,担任技术、手工艺制作课程的教师称“工作室师傅”,每一门课都由这两种教师共同担负,学校还设立了木工、陶瓷、编织和印刷工作室,供学生实习,使其兼具艺术和技术能力。
包豪斯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奠定了设计教育中平面构成、立体构成与色彩构成的基础教育体系,并以科学、严谨的理论为依据。
1923年8-9月间,包豪斯举办了名为“艺术与技术的新统一”的大型展览会。
师生的作品吸引了欧洲著名的艺术家与设计师,从而进行了各种学术交流活动,宣传了包豪斯的设计思想,并将欧洲现代主义设计运动推向高潮。
当时,格罗佩乌斯作了题为“论综合艺术”的演讲并发送其著作《包豪斯的设想与组织》。
其后,他在教学上又作了较大改革,把数学、物理、化学作为必修课,使教学体系向着更加理性和科学化的方向发展,更加适应大工业生产的需要。
由于右翼政治势力的迫害,1925年3月,包豪斯迁至德骚市,开始其发展的第二阶段。
1926年,其校名又加上“设计学院”的附名,进一步明确了学校的性质。
教学不再由形式导师和工作室师傅共同进行,而是聘请技术熟练的工匠协助教授工作。
德骚包豪斯的教授以本院毕业生为主,如拜耶等人。
1925年,该校刊物《包豪斯》出版。
1927年,成立建筑系,瑞士著名建筑师迈耶任系主任。
这是包豪斯的鼎盛时期。
1928年2月,格罗佩乌斯辞职并推荐迈耶担任校长。
他进行了大规模改革,加强了建筑系的课程,成立了音乐系,增设了摄影专业,并增加了社会学课程,提倡学生积极与社会联系。
其进步的政治立场引起当局不满,1930年他被迫辞职。
在格罗佩乌斯的推荐下,德国著名建筑师凡德洛出任第三任校长。
他继续推行改革,完善以建筑设计为中心的教育体系,并努力使学院实现非政治化。
1932年,在纳粹冲人学校大肆破坏后,学校被迫关闭并迁至柏林,以“包豪斯·独立教育与研究学院”命名,在一座废弃的电话公司里继续教学。
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4月,由当时的文化部下令关闭包豪斯并由纳粹军警强行占领学校,8月10日,凡德洛宣布包豪斯永久解散。
包豪斯是现代设计的摇篮,其所提倡和实践的功能化、理性化和单纯、简洁、以几何造型为主的工业化设计风格,被视为现代主义设计的经典风格,对20世纪的设计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现代主义设计运动以工业设计为主的现代设计革新运动于20世纪初至30年代席卷欧美。
它是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展开的,以大工业生产为基础并服务于整个工业社会。
它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使人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也使人们的消费要求和审美趣味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运动中涌现出一批具有民主思想、充分肯定工业社会大机器生产、赞赏新技术、新材料的工业设计的先驱人物。
面对时代的挑战,他们提出了功能主义的设计原则,提倡科学的理性设计并创立了新时代的设计美学--机械美学。
其所设计的简洁、质朴、实用、方便的全新产品,确立了现代主义设计的形式与风格,标志着产品设计进入现代工业化设计的时代。
工业设计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
独立的设计教育体系也出现了,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
在欧美各国,现代主义设计运动的发展各具特色。
德意志制造联盟的成立、包豪斯的建立与发展、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功能主义设计风格的确立、各国专职工业设计师的出现等等,表示现代主义设计形态已趋成熟。
卓越的建筑师、设计师格罗佩乌斯、科布西耶、凡德洛、赖特等人奠定了现代主义设计的实践和理论基础。
他们提出一系列新的设计思想及其原则,对推动欧美及世界的现代设计具有重要意义。
格罗佩乌斯是最早在设计理论上有全面建树的设计师。
他明确指出:“应该强调机械对于工业设计奠定决定作用。
”他认为必须贯彻功能第一、形式第二的设计原则,设计应该“能够从实际方面完全达到自身的功能目的”,这样设计的产品才是可以应用、信赖、造价低廉和经济有效的。
他认为20世纪的设计必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反对装饰和复古主义。
他对美学风格的看法作过极具哲理性的阐述:“美的观念随着思想和技术的进步而改变。
谁要是以为自己发现了‘永恒的美’,他就一定会陷于模仿和停滞不前,真正的传统是不断前进的产物。
它的本质是运动的,不是静止的,传统应该推动人们不断前进。
”科布西耶是机械美学的创立者,他赞赏飞机、汽车、轮船的设计,因为这些设计没有受到任何传统的束缚,完全是按照功能与技术的要求设计的,是全新的工业产品形式。
他认为大工业社会的任何产品,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机器。
他赞美单纯、清晰的几何体。
他说:“按公式工作的工程师使用几何形体,用几何学来满足我们的眼睛,用数学来满足我们的理智,他们的工作简直就是良好的艺术。
”他主张设计应表现简洁、秩序、逻辑的理性美,应表现出对象本身的直线、比例、空间、体量的美,而不要有附加装饰。
凡德洛也强调时代风格,主张设计的现实和功能意义,主张采用机械化、批量化的生产方式。
赖特亦强调功能,同时提出“有机建筑”的观点,认为建筑设计应考虑其与环境的和谐、对建筑空间的有机安排与调度、自然材料与工业材料的不同表现力及两者的协调性等。
现代派美术对现代主义设计有直接影响。
许多现代派艺术家及积极投身到设计及其教育领域,如杜斯伯格、里特维特、康定斯基、克利、伊顿、纳吉等人。
有些人在世界第一所设计学院包豪斯任教期间,对现代设计教育体系的形成及其基础课的建设作出巨大贡献。
1923年在德国魏马举行的包豪斯作品展,向世界展示了其成就,使其成为世界性的设计、设计教育和设计理论研究中心。
1925-1927年,德国包豪斯的教学体系己趋成熟,各方面工作走上正轨,师生设计成果达到新水平,使现代主义设计运动从尝试阶段进入系统化、科学化的成熟阶段,经受了时代的考验。
20世纪30年代初,由于经济不景气和德国纳粹政权的压制,现代主义设计开始在欧洲衰弱。
1937年后,随着包豪斯大批精英移居美国,使欧洲现代主义设计风格融入美国设计体系,在美国雄厚的经济实力的依托下,现代主义设计运动以美国为中心继续开展,形成国际现代主义设计风格。
二战后直到70年代,国际现代主义设计思想、原则和风格影响了整个世界。
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艺术和设计思潮兴起,但现代主义的许多设计原则仍然适用,并将随着时代的发展,成为世界设计传统精华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