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说: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怎样理解
鲁迅关于人放的主张 为了长期以来专制王朝统治下那种残酷而畸形的面貌，鲁迅认为最为有效的办法应该是将广大的民众从被他们所扭曲和凝聚而成的奴性主义状态中间解放出来，“合理的做人”，“成一个独立的人”和“觉醒的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整个人类走向现代化的步伐，正是通过人性解放的艰苦努力之后所得出的结果。
鲁迅从青年时代就开始致力于思考广大的民众如何才能够确立自觉的意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从而将自己的国家推向辉煌灿烂的前程。
针对着晚清时期“兴业振兵”和“立宪国会”这样的一些主张，他坚持地斥之为“抱枝拾叶”，甚或是为了“遂其私欲”，而认为根本的问题是“首在立人”。
他在当时已经充分地认识到了，“欧美之强”的“根柢在人”，因此强调“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文化偏至论》）。
如果在一个国家之内并未做到充分地“立人”，并未发挥出人们处于平等氛围中间的自由与独创的精神，“兴业振兵”与“立宪国会”这样的措施，肯定也是无法获得完满的实现的。
而只有在经历了充分与完整地“立人”之后，人们的素质都获得了极大的提高，能够自由与独创地发挥出自己的智慧和才能，这样才有可能更好地促使自己的国家富强起来，得以站立在整个世界的前列，去积极地“角逐列国是务”，这样才有可能翱翔于整个世界的顶空。
鲁迅还进一步阐述了“立人”的关键，是必须“尊个性而张精神”。
从真正能够称为万物之灵的“人”而言，就应该都能够在一种合理、健康和有序的体制中间，充分地发挥出高度的聪明才智与独创个性来，而绝对不能够只由某个独裁的帝王来发号施令，亿万的人们却只能匍匐在地，点头称是，歌功颂德，高唱入云。
像这种生存状态底下的“人”，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虚假与空洞的符号而已。
鲁迅正是根据自己“立人”的想法，又合乎逻辑地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破恶声论》）。
如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个性，都获得了健康与美好的发扬，都充分地实现了个性的解放，独立的人格和价值就必须受到应有的尊重，获得积极向上的表现，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提高和升华整个社会群体的思想与精神，既具有高度的道德情操，又掌握完整的法律意识，自然就成为一桩水到渠成般的事情了。
而如果是出现了相反的情况，人们都深受压榨与蹂躏，滞留于精神状态的麻木与愚昧之中，当然就无法出现“群之大觉”的局面。
鲁迅概括出来的这个深刻的命题，无疑是包容了西欧文艺复兴以及启蒙运动以来最具有根本意义的内涵，也十分契合于马克思、恩格斯所总结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
如果没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不能实现“人各有己”，大家只像应声虫似的生长与蠕动着，不加思索地服从来自上峰的命令，像这样纠合而成的集体，就绝对说不上会有什么真正的集体主义。
真正的集体主义必须充分和有序地发挥出每个公民的思想与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冒充的”和“虚幻的集体”所作出的严肃批判，在这方面是极有启发意义的。
大声呼喊着“集体主义”的口号，却阻止人们获得自由的发展，不让大家去做到“人各有己”，那就必须是延续着专制王朝统治的一种法术。
远在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黄宗羲，早已揭露了专制王朝统治的暴政，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明夷待访录·原君》）。
假借“大公”的美名是很容易做到的，连德国纳粹党的头目杀人魔王希特勒都是这样标榜自己的，却无法改变专制帝王自私与残忍地统治人民的本质。
广大民众的根本出路是必须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做到“人各有己”，在人人都获得自由发展的基础之上，再形成具有高度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准的社会群体的“大觉”，这样才有可能促使整个国家获得真正的前进和发展。
鲁迅在青年时期所提出的这个杰出的命题，确实是抓住了整个中国奔向现代化的根本关键，他毕生都为此而进行奋斗。
譬如于“五四”启蒙运动中所提出的“成一个完全的人”（《随感录·二十五》），“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四十》），认为“要风化好，是在解放人性”（《坚壁清野主义》）等等，都是此种主张的进一步的发挥。
他所主张的“改革国民性”（《两地书·八》），也正是为此而从事的具体措施。
而在他后期的思想生涯中，由于熟悉、服膺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就又提出“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关于妇女解放》）的主张，这与“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此种清醒与通畅的思想逻辑，相辅相成而又十分完满地结合在一起，就达到了一种崭新的辩证的境界。
人性的解放必然会促使社会的解放，而社会的解放又必然会进一步促进人性的解放，这样才得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集体主义。
当我们的整个民族正为着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美好的精神品质，为了追求和实现人类最先进的文化而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时，人性的进一步解放和获得升华，必将成为21世纪历史进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在中华民族进入21世纪的宏伟征途上，鲁迅许多深刻的思想主张，确实都是异常宝贵的精神遗产，值得我们严肃认真地去进行分析、研究与借鉴，而决不应该很轻薄、浮躁和弃如敝履似的对其任意贬抑，否则不真就像屈原在《卜居》时所说的那样，成为“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般惊心动魄的堕落行径了吗
这是应该引起我们充分地加以注意和改善的。
扯大旗,谋虎皮是什么意思?
拉大旗作虎 发音： lā dà qí zuò hǔ pí 成语释疑： 比喻打着革命的旗号唬人、蒙骗人。
这句话出自《鲁迅全集● 且介亭杂文末编 》中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
）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
”本文写作时间是1936年8月初，距离鲁迅逝世只两个多月。
联系上下文，“拉大旗作为虎皮”的意思不难理解：它是用来形容某些人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把它当作老虎皮一样，将自己包裹起来用以吓唬别人，实际上却是要达到个人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是一件发生在全面抗战前夕的左翼作家内部的争论，在现代文学史上被称为“国防文学”与“民族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
论战的双方一方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文艺界的领导者周扬，另一方是当时国统区的文学泰斗但一直与共产党密切合作的鲁迅。
关于两个口号孰是孰非，抑或无所谓是与非，恐怕至今尚未定论。
但论者不少认为与周扬以领导者自居因而对鲁迅不尊重有着密切的关系。
应该说这是周扬一贯的作风，它这种作风伤害了不少文学家。
艺术家如胡风、冯雪峰、丁玲，后来自己也在文革中吃尽苦头。
这些事说来话长，暂且不去提它，而这“拉大旗作为虎皮”却因文革运动中曾被大量引用并延续至今，现在竟成为“熟语”或“成语”了。
什么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口号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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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精神与当下文学
鲁迅所处的时代，中国正处在一个封建专制向民主共和过渡、近代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的转型时期。
鲁迅的身上，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丰富的历史内涵；其作品所显现的人文情怀、文化精神和文化品格至今辉耀着文学史册。
他的创作实践所凸现的强烈的政治意识，“立人”思想，文艺批评坚持的“求真”精神，对同样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当代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20世纪前期，社会剧变，各派政治势力的斗争风起云涌。
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无论在北京、厦门、广州，还是晚年所处的上海，每到一地，他总是立于社会斗争的前沿，他的创作活动和文艺观点，都与社会变革、政治活动息息相关，影响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与方向，最终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引导人物和“民族魂”。
有学者指出：“现代文学史是与现代政治因缘很深的学科”，此言不谬。
早在日本留学期间，青年鲁迅《自题小像》的诗作，就是一篇担忧国家命运、决心以血献身的宣言。
他与在日本留学的一批反清志士关系甚密，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光复会。
他的小说《狂人日记》直指“吃人的社会”，呼唤“救救孩子”；《药》颂扬革命先驱夏瑜，抨击没落社会的黑暗。
大量评论时政的杂文，都是指向旧制度、旧文化的“匕首”和“投枪”。
鲁迅在各类政治活动中都是一位积极的倡导者、参与者，他参加了浙江两级师范驱逐守旧校长夏震武的“木瓜之役”，参与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在《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等许多进步宣言上签名。
他支持左翼作家，成为“左联”的精神领袖，痛斥北洋政府屠杀爱国学生而作的《纪念刘和珍君》，痛悼左联五烈士而作的《为了忘却的纪念》，鲜明地表现了他反对暴政、鼓呼民主、争取人民权利的立场。
鲁迅一生，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三位统一于一体，这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命题：文学需不需要体现政治性
作家要不要关心政治
曾经一个时期，我们遵奉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简单地把文艺与政治划等号，造成了文艺创作教条化、单一化以及“三突出”的后果。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废止了这个口号，但文艺不为政治服务，不等于文艺可以脱离政治。
事实证明，政治关乎国计民生和人民生存状态，文艺不仅不能脱离，而且须臾不可分离。
尤其在社会转型、各类矛盾交迭、改革逐步深化的社会变革时期，政治应当成为作家首先关注的对象。
当代文学的边缘化，与作家们对当今社会主流缺乏关注不无关系。
上世纪80年代，“新时期文学”为总称的文学运动风骚一时，“问题小说”曾受人瞩目，刘心武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对众多社会问题进行关注、思考和反省，每有新作问世，总会引起一轮思想的冲击波；报告文学注重对重大事件的快速反映，涌现了《哥德巴赫猜想》《神圣忧思录》等一大批受读者欢迎的优秀作品。
但上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趋势逐渐淡化。
有的作家甚至以“远离政治”自我标榜，对牵涉到亿万人民命运的改革开放大业缺乏关注和热情，而热衷于所谓“人性”、“人类的共性”的写作。
更有人或在历史的故纸堆中搜奇猎艳，或迎合市场需求，配套生产，胡编乱造、“戏说”成风、“下半身写作”，把文学创作当成了书商和作者为增加发行量、谋取更大利益的一种手法。
文学作为反映时代的镜子，脱离政治（政治为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不可能的，这恰如一个人想拔着自己头发离开地球那样荒谬。
没有对丰富多变的社会生活的关注，没有对改造社会、推动历史前进的宏愿产生热情和冲动，哪怕是最有文学天赋的作家也是写不出好作品的。
对此，鲁迅早就指出：“政治先行，文艺后变”，“文学与社会之关系，先是它敏感的描写社会，倘有力，便又一转而影响社会，使有变革。
”为改革社会、改良国民素质拿起文学这武器，因而鲁迅在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革命家的同时，也成了伟大的文学家。
二“立人”的思想，是鲁迅投身文学事业的最初动因。
他在东京求学时一次看幻灯片看到愚昧的中国人被屠戮，感到国人“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愤而弃医从文。
在《文化偏至论》中，他明确提出了“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的主张。
“立”与“破”是对立的统一。
在早期的小说创作中，鲁迅的“立”更多表现为“破”，即表现为强烈的批判意识，对国民性顽劣的“根”进行了深挖，对“病灶”进行了无情的解剖和针砭。
《阿Q正传》是最典型的批判力作，妄自尊大，窝里斗，见强显弱、见弱逞强等等，揭示得无不一针见血。
在小说《孔乙己》《风波》《祝福》等作品中，也对国民劣根性进行了多侧面、多层次的透析。
在杂文创作中，鲁迅的批判面更广，更直接，也更深刻和尖锐。
对国民性的批判，基础是爱，是医生找准病因，切除腐肉的疗救诊治，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旨在唤醒民众，起来抗争。
鲁迅自己曾说：“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须偏重于勇气和理性，从此继续地训练多年。
”“立”是正面建树，鲁迅致力于重塑国民新的思想文化人格，呼唤“精神界之战士”，培养有独立人格、独特个性的新一代。
他主张为了未来的年幼者能健全地发展，要敢于“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他希望未来的国民能“发其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声，而大其国于天下”，“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
正视现实，敢说、敢作、敢当，有现代的知识和世界的眼光，有美的感情和思想，有健全的心智与体魄，这是鲁迅的理想的人性，他以自己的作品和言论，倡导呼唤这种新的思想文化人格，并身体力行。
鲁迅的“立人”思想，其实是人本主义精神的体现。
文学本质上是“人学”，人本主义缺失的文学只能成为泡沫和赝品。
当代文学创作成果，从数量看不可谓不大，上世纪9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年产千部以上，中短篇小说更是难以数计。
但“量”的大并不能代表“质”的优。
由于价值取向的混乱错位，精神匮乏，文化品格低下的作品已经达到了令人警醒的程度。
我们看到，健康向上、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在某些作品中已很鲜见，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公共意识被调侃、解构，人的品格与品性不仅得不到升华和提质，反而被进一步丑化，一些小说成了丑恶人性的彰显，堕落流程的展示。
至于某些作品显示出的集体无聊感，自虐狂，性征服，性炫耀，热衷作秀，伪造生活，几乎可以说是徒有其表的文字垃圾。
娱乐化、消遣化、把文学的功能恶俗化，是当前文学创作中一大重症。
上世纪被鲁迅为代表的进步作家批判过的陈腐货色仿佛又出现了。
而且不仅纸质品铺张，被搬上荧屏银幕的作品可能影响更甚。
80后的新生代作家更是炫“酷”造“爽”，作品基本上缺乏“立人”意识，缺乏精神陶冶和灵魂塑造的力量。
哪怕一些声誉较高的获奖作品和畅销书，有时也很难寻到可以作为人生楷模、汲取精神力量的文学形象，很难感受到振奋人心的艺术魅力。
而对于社会低层的群体，他们的生活状态，生存需求，心灵深处的希冀与期盼，却在当代文学作品中反映得很不够。
正视当代文学创作中的责任缺失、精神缺失，回归和重新认识文艺是“现代社会的魂魄”，不仅是当前对每位文学工作者的现实要求，而且也是我们在今天学习鲁迅精神的重要意义。
三鲁迅一生批判国民性的奴性和“奴隶道德”，自身以“追真”为人生态度。
他思想敏锐，见解深刻，任何时候能坚持真理，分明是非，敢说真话，铸成了没有媚骨的刚正人格，没有俗颜的劲直文风。
在新文化运动中，鲁迅展现的是一个敢于直面人生、敢于革故立新的斗士形象。
“五四”时期，针对当时的黑幕派、鸳鸯蝴蝶派小说，他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抨击。
与“太阳社”、“创造社”论争，后来“两个口号”之争，他都旗帜鲜明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不畏人众势大。
对某些人以“革命工头”、“奴隶总管”自居，以“扬鞭”为业，他表示不满并予以严厉的反击。
鲁迅对梁实秋、章士钊、陈西滢、胡适等名人，都有过尖锐的批评，即使对“国粹”中医和“男人演女人”的京剧，他也坦率地批判过。
这种勇气和率真，难能可贵。
对于青年作家，鲁迅一贯有甘当阶梯和铺路石的精神，经常为刚起步的文学青年看稿，提出意见，甚至亲自修改，自称为“打杂”。
他关注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的萧军、萧红的生活、创作，热情为萧军《八月的乡村》、萧红《生死场》作序，关注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先后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上海文艺之一瞥》的演讲。
鲁迅主张要开展文艺批评，“必须有真切的批评，这才有真的新文艺和新批评的产生的希望。
”对进步作家关心、爱护的同时，指出他们的不足，甚至不留情面的批评。
最典型的一个事例，他以与沙汀和艾芜通信的方式，表达了他的“革命文学”观以及警示性的意见，强调作家的阶级立场对创作有决定性作用，批评了那种把一点琐屑的没有意义的材料“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
对革命文艺队伍中那些“翻着筋斗”、完全以个人利害为转移的摇摆者，他的批评更为严厉：“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学家，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写歪了，反于革命有害。
”以“追真”的态度开展文艺批评，鲁迅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
联系当代文学批评现状，我们应该反思的地方也是很多的。
我们的文学批评，虽然整体上的走势趋强，但也不能否认，在当下拜金主义冲击之下，有些逐步异化的味道，批评家的立场、良知和科学精神，在各类诱惑面前丧失了不少，有的文学批评几乎已成了“文学吹捧”的代名词。
还有的批评已经和“炒作”和“自我包装”联手，每当一部作品诞生，一只“看不见的手”就开始操纵，除了书讯、书评外，有能量者还要举行首发式、记者招待会、作品研讨会等,我们当然不是反对首发式和作品研讨会，只是希望能够有真正的、铁面秉笔、得失尽显、切中肯綮的评论文章，这才是文学需要的。
商业化潮流的冲击，其实不应该让我们的文艺批评家放弃对“真”的追求,正确的审美观、价值标准、人生理念，应该永远恪守。
现在有的批评家无力拒绝和对抗潮流，放弃了原则；有的干脆自欺欺人地从根本上否认文艺批评的审美和批判功能，造成“评价体系”扭曲，一些被美化了的没有价值的低档货“以次充好”，得到了不应有的奖项和荣誉，以致误导了读者，这些现象绝对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建文学批评的评价体系，唤回鲁迅倡导和标树的“追真”精神，让文艺批评能重新发真声、发真言，成为先进文化建设的方向仪、评测器、导引旗，应是文学批评界需要严肃面对的课题。
鲁迅已逝世半个多世纪，解析他的精神，重温他的文学观，对照现实文学创作的状态，的确有许多值得我们反思的东西。
在反思中清醒头脑，认清方向，汲取精神力量，这对推动和繁荣当代文学创作，无疑有积极的作用。
鲁迅在文学上的对手
文苑苦萧条，一卒彷徨独荷戟； 高丘今寂寞，芳荃零落痛余香。
——曹聚仁之“挽鲁迅”我向来认为，敌人某种意义上就是你的朋友，朋友某种意义上也可成为你的敌人，观点相同，自然就容易成为朋友，虽然角度不同生出的意见相左，也很可能从原先的朋友演变成为你的敌人，而原先朋友的敌人，由过去的敌人，也很可能居然成为如今的朋友。
近日，部落里张耀杰先生写了篇关于鲁迅与韩寒的评骘文章，惹得部落里的何仁勇先生又写了一篇关于《鲁迅为什么要使用马甲
》文章，还有一位“妈妈同学”也“转载”了陈丹青先生论述鲁迅先生的一篇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抱着想为历史“正名”的真挚的良苦用心，从而惹得我这个极喜欢鲁迅，也从不鄙薄胡适的人也很技痒，于是关于他们这些一代文杰的“派别”或者“争议”，就着自己的一点浅薄的经验，谫陋的学识，呶呶不休的精神，铺张而不“扬厉”的作风，也跟风写了一篇，因为既涉及到鲁迅的朋友，也有他不少的“敌人”。
因此，题目就干脆叫作《鲁迅的朋友与鲁迅的敌人》吧，当然，无须掩饰，从情感上我或者还是喜欢鲁迅的“马甲”多一点，但总体来说，只是一个抛砖引玉或狗尾续貂的意思，没有什么过多的偏向哪方的深意的，因为究其实，那种把鲁迅与胡适截然对立然后画地为牢的思维，至少在我们这个时代，我觉得是没有多少意思的。
鲁迅先生一生，既有很多倾心相知的朋友，如许寿裳台静农曹聚仁之类，也有很多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敌人”，最有名的，当属因为“刘和珍事件”而“恶语相向”的陈源陈西滢，那简直是现代文学史上一大公案，其中的是非曲直，在我看来非常复杂，要想完全理清其中的藤藤蔓蔓，来个摸索会通以后好老吏断狱，我想非通人学士不能道，小可既非学士，更非通人，最好还是藏拙，翘首以待他人来彻底“辩诬”好了，虽然倒不是没有自己的一点意见。
至少我觉得这其中的是是非非，似乎并不像有些人渲染的那么“势如水火”，或如有些“组织”强调的那么不可挽回。
空说无凭，此中消息，那可真应了一句——“以文为证”。
恰好手头上有本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的《西滢文录》。
里面附有“本书说明”里陈子善先生一些比较客观的评述，或者移做“它山之石”，也未尝不可。
“陈西滢主撰‘闲话’一栏，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本于学理和事实’批评规则，对当时时政、社会和文化发表尖锐而不流于刁钻的批评，在读者中产生很大影响，被视为‘现代评论派’的代表作家。
但在次年的‘女师大学潮’事件中，陈西滢与以鲁迅、周作人为首的‘语丝派’交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重要公案，其曲折的经过，其隐含的意义，至今仍是中外学者不断探讨的课题。
”但我也要再次“客观”的说，陈西滢的“现代评论”与周氏兄弟的“语丝”，由于观点角度的不同，导致很多问题的见解不同，而有一些意气，一些针尖对麦芒的地方，也是人情之常在所难免，比如文末《关于“新月社”——复董保中先生的一封信》中，在多年以后关于那桩“公案”的回忆里，似乎还是有点“耿耿于怀”：“我与周氏兄弟的笔战，也始于《现代评论》、《语丝》等。
那时的《语丝》及《京报副刊》，没有一天不见攻击我的文字，都是他们的徒子徒孙写的，《现代》虽也有人投稿来，但取了正人君子的态度，不与计较，所以我那篇挖苦周氏兄弟的文字，也送到《晨报副刊》去发表。
志摩向不骂人而常得鲁迅的骂者，一来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一来鲁迅不喜欢他（鲁迅与人说，陈某我还与他拉过手，徐志摩我连手也不与他拉）”。
从这篇回忆“新月社”回信看，虽只是在最后顺带一提，但看起来似乎还很严重，可是在文集里恰恰还有一篇写于1941年的关于鲁迅《<明天>解说的商榷》，对于施蛰存的解读的牵强附会，也很下了点考研功夫的，虽然他觉得这篇小说“一向没有什么深奥意义”，却也不乏“它的动人处，就在单四嫂子的孤寂，空虚，无法解除的绝望。
”（同上）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假如放大点说，放到当时以胡适徐志摩梁实秋陈西滢为首的英美留学背景，与以周氏兄弟郁达夫为首的日本留学背景，再涉及到比如“某藉某系”的地域之分，然后关涉到一些特定问题（比如对于政府的态度以及某些国是、学潮、主义上）的态度见解上，这些千百年来无论中西都是难免的“派别之争”，当然就会留给后来人钻研反思过后，为之扼腕的觉得“不和谐”的声音。
但假如我们能够历史地看，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说穿了也很正常，假如我们关于某些问题上发生争执的时候，扪心自问一下，也会有这样那样的所谓“意气之争”的，好比是人，当然就有人之为人的情感用事的地方，也当然就会犯错误，闹意见，生偏见。
比如我觉得鲁迅对于徐志摩的鄙夷与不屑，除了观点之争以外，徐志摩的那种受过西式观念（婚姻，穿着，娱乐方式，处世态度等等）熏陶的“浪漫习气”，自然会被内心颇有传统影子附体的鲁迅有所腹诽甚至溢于言表的，但这些只要没有发展到后来的后来那种人鬼颠倒利欲熏心的无情无耻无顾忌的倾轧，我看也是学人之间文士之间彼此不投缘时的——“题中应有之义”吧，没有什么大不了。
好像陈丹青先生就说过类似的话：你看看那个时代的读书人，甚至他们在理智匡护下的正常争论争议，只要——总能——匡扶在理智之下，不管多“凶”，也是他们修养学识的一种放到当代，很有对比意味的体现，像后来的文革时期，那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性异化变态到了极点的鬼魅时期，恐怕是很难比拟也就不容易拿来说事了。
就是陈西滢嘴里火药味很浓的“周氏兄弟”之一的周作人，当徐志摩飞机失事以后，不是也有这样的发自肺腑的“挽词”吗：“••••••今天从志摩的追悼会出来••••••志摩死了，现在展对遗书，就只感到古人人琴俱亡这一句话，别的没有什么可说。
志摩死了，这样的精妙的文章再也没有人能做了，但是，这几册书遗留在世间，志摩在文学上的功绩也仍长久存在。
••••••但是，我们对于志摩之死所觉得可惜的是人的损失。
•••••志摩这人很可爱，他有他的主张，有他的派路，或者也许有他的小毛病，但是他的态度和说话总是和蔼真率，令人觉得可亲近，••••••志摩死后已是二十多天了，我早想写小文纪念他，可以从哪里着笔呢
我相信写得出的文章大抵都是可有可无的，真的深切的感情只有声音，颜色，姿势，或者可以表出十分之一二，到了言语便有点儿可疑，何况又到了文字。
••••••”（参见浙江文艺出版社《周作人散文》第303——305页之“志摩纪念”）够了，要不是想弄点可以信服的“证据”，差点又要弄成“獭祭”长文了，不过为了以示公正全面，再找一篇鲁迅故去以后，林语堂先生对于他的追念。
虽说他们都曾是“语丝派”的大将，还是逃不了有人所谓从“朋友”变成“敌人”的宿命，不过这个“敌人”，比起有些简直比敌人还敌人的——敌人，对于自己的政敌或者论敌，那种卑劣下作的手段，就要宽容得多。
“民廿五年十月十九日鲁迅死于上海。
时我在纽约，第二天见Herald-Tribue电信，惊愕之下，相与告友，友亦惊愕。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轩轾于其间也。
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
大凡一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鲁迅与其称为文人，无如号为战士。
战士者何
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
••••••”（海南出版社林语堂散文集《人生的归宿》第232页——233页之“鲁迅之死”）再找个与两方都有交往的可靠人物来代为“说项”吧，郁达夫一代大家，既是鲁迅的老乡，好友，兼同志，是相知极深的人；同时他也是徐志摩的中学同学，交情非浅。
甚至至死也不愿附和郭沫若等人对于周作人的“声讨”，觉得他很——“伪”。
且看他怎么评说其间的“恩怨离合”。
因为鲁迅甚至弄到后来，居然与自己的兄弟也很不愉快，于是还引来了很多不必要莫须有的嫌猜。
“据凤举他们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
••••••不过凡是认识鲁迅，认识启明他的夫人的人，都晓得他们三个人，完全是好人；鲁迅虽则也骂过正人君子，但据我所知的他们三人来说，则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正人君子。
”在谈到林语堂时，“说起林语堂，实在是一位天性纯厚的真正英美式的绅士，他决不疑心人有意说出的不关紧要的谎。
”后来为了鲁迅向“北新书局”讨版税而提起诉讼的事情（慕春按：梁遇春也抱怨过李小峰的对于稿费发放的拖沓，应非孤例。
）二人闹了起来，郁达夫又如是说，“这事当然是双方的误解，后来鲁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语堂之间，是有过一次和解的。
••••••当鲁迅去世的消息传到当时寄居在美国的语堂耳里的时候，语堂曾有极悲痛的唁言发来的。
”（海南出版社郁达夫散文集《归航》第322——344页之“回忆鲁迅“）文中还有一些鲁迅与章士钊、与《现代评论》诸公、与要“狂飙突进”的高长虹、以及与“太阳社”的钱杏邨、创造社的叶灵凤（慕春按：据称他晚年还拜会过鲁迅的亡灵，这个当初准备用《呐喊》揩屁股的论敌）、成仿吾等人纠葛的一些也许是“护短”的叙述，我就不多引用了。
如果要大肆搜罗的话，这样的例文还可在很多其他人的文章里找到很多。
我觉得只要我们明白这或者都是上面所谓“观点角度”的不同就好了，也许大家都不是什么险恶的人，自然也谈不上什么险恶的用心，即使是政见之争，放到那个多元争鸣中西交汇的特殊时代，或者正体现一种如今想来，很是令人艳羡的“君子之争”的良好氛围，难道不是吗
我又想起陈丹青的那句“修养”了。
另外说起来，关于鲁迅胡适他们对于当权者的态度来看，我认为从根本上说，不管其中有没有掺杂蒋中正个人的政治涵养，大致笼统上说，胡适梁实秋林语堂这些人，是应该归于“体制内”的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个范畴内来看待，这于他们的受教体系也不难看出，从而就可进而体认，虽然他们对于当政者攻击起来还是不留情面的；而鲁迅虽然也任过教育部的佥事，毕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了，从《“友邦惊诧”论》这样的“露骨”文章我就可以估摸出，他的峻急，他的“从不宽恕人”的那份决绝，老实说从性格上说，他的确相当倔强，这或者是个人的性格决定了的，不能够放到另外的层面来过度引申。
他所佩服的嵇康不是也很不好相处吗
难道嵇康还不如面团团的冯道式样的人物
但我以为，假如划分一下的话，他老人家应该是属于“体制外”的另一范畴，所谓“在野党”。
那么，我认为体制内的相对来说，可以指名道姓，而体制外，可能就有所顾忌了，这也是正常的事情，无足为病，不须诧怪。
就是从胡适先生对于“蒋公”的总体态度来看，也体现出极为复杂的方方面面：似乎既有希望自由宪政的一面，这是“主题歌”，也有某种程度上希望蒋公成立“贤人政府”的一面，这或者算是“插曲”，这一点，不管是殷海光雷震，还是写过《胡适评传》的李敖，对这些方方面面应该看得很清楚。
另外我还觉得，鲁迅与陈源的争论，徐志摩的争论，相对来说，是一个档次的，但对于邵洵美这个“潘安”式样的才子人物的争论，是不在一个档次的，当然我也不是认为邵洵美就“一无是处”，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就是周佛海汪精卫与胡兰成，也有自身不可抹杀的“特点”。
虽然我也不怎么看重这个“绑着张爱玲一起成名的人”。
其实，与鲁迅发生“反目”情况的朋友，或是发生观点角度之争的“敌人”还有很多，有人就专门写了一本关于鲁迅论敌的书籍，来进行历史的梳理，不知怎么的，我倒更希望它成为当今时代面对历史的检讨与自我检讨。
比如我还约摸记得他为什么与顾颉刚闹，与施蛰存闹，与废名闹，甚至与自家兄弟周作人闹得“老死不相往来”的点点滴滴，其实我们大可以按照郁达夫话里所暗示的，对于这些本来就是很有个性，而且个个都是现代文化史上有数的人物，采取一种同情而宽容的态度，而无须上纲上线，过于吹求。
从某种可以理解的层面上说，鲁迅也好，他的论敌也好，放到一个更大的历史层面，或者都不是什么坏人，反倒都是那个时代“特别可爱”或“相对可爱”的人，就说他与施蛰存的争议吧，鲁迅反对年轻人读古书，是从“瞩目社会针砭现实”的角度来立论的，而施蛰存呢
提倡《文选》、《庄子》是从了解传统文化增加写作“词汇量”来说的，严格来说，两者都没有什么坏的用心；又如他与林语堂的争议吧，他劝林语堂多翻译介绍点西方的现当代的小说，而林语堂觉得这是“老年人才做的事情”，不然，他的《风声鹤唳》与《京华烟云》这样的创作也出不来；还如他与废名的不愉快，也是他要现实主义，要“为人生而艺术”，而废名从文学本身的角度，从杜绝陈词滥调空洞口号，又不屑于抹杀文学特性的宣传布道文章的角度来立论，或是理论的，现在看来，似乎也都有各人自家的一定的道理，反倒是废名先生作为周作人的忠实弟子，一个在那人鬼不分的特定时期经过血的考验的性情中人，又与鲁迅有过这样的隔阂，于是在文革时期与乃师一道遭到强烈的冲击，以致于双双于1967年含冤莫名，死于非“命”了。
那才是我们这些后来人深思以后，值得警惕关注的。
就是鲁迅与梁实秋的所谓人性阶级性之争，尽管老实讲我也不太懂地偏向梁实秋多一点，但对于鲁迅先生本人，我却还是位于社会历史层面的谨慎分析以后，有着一定的可以理解的同情。
作为我们这些后来人，我始终认为，应该看到鲁迅先生那“悲天悯人”的一面，而“设身处地”的报以同情的了解与理解。
于是——无聊之中，随写几句想到的并不华丽的废话，算是一点自以为是的补充吧，无论鲁迅还是胡适，以及他们置身的那个也许无法断定的，相当意气的，所谓不是你拿“苏联卢布”，就是我靠“美元英镑”的“暧昧时代”，早已过去了，今日似乎也没太大必要再陷入那种“某藉某系”式的争论了，也许，这些名人之间的聚聚散散，分分合合，在有些专门研究那一代人的谁谁谁的心头，或者心头还是非常雪亮的——只要他不怀有偏见的话。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
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
鲁迅透过一个“狂人”的日记，揭露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家族制度和礼教的毒害，指出中国历史每页都写着“仁义道德”，但字缝里却都写着“吃人”两个字。
最后，日记说：“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因而喊出“救救孩子”的口号。
鲁迅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
”主旨在于讽刺和警醒在这个“吃人”的社会中，人性无存，良知泯灭，希望人们从麻木中醒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