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我家乡民俗文化的宣传口号如题 谢谢了
1、民俗来自于人民，传承于人民，规范人民，又是深藏在人民行为、语言和心理中的基本力量。
2、家乡的优良民俗也是家乡的精神财富。
3、传承民俗文化，弘扬优良美德。
急急关于黄河的宣传标语
溯源黄河头倾听母亲河
三个词描述中国近代史 并解释为什么
学习器物：1840年到1895年甲午战争战败，中国主要学习西方的生产技术，军事装备的制造，以富国强兵为口号学习西方的技术。
学习制度：1895年到1915年新文化运动，中国主要学习西方的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等资本主义制度，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使人们改变了对西方民主制度的看法。
学习思想：1915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主要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从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寻求独立自主的指导思想
历史的选择的作文有吗
历史赋予我们责任最近我读了一本书，叫《历史的选择》，它讲述了“后来”发生的事：在祖国这只小船饱受风吹雨打时，神州大地上出现了一线曙光——中国共产党诞生
他带领着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打倒了卖国贼，创建了新中国，最终带领着中国走向了富强，也将祖国——原来的小船变为了坚硬无比的军舰。
读完这本书后，我感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与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
还有那些为创造祖国美好未来而努力‘含辛茹苦’甚至鞠躬精粹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的人是多么高洁伟岸，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事多么感人。
每当读到这些英雄事迹，有谁会不被他精神所感动呢
在这本书描绘的英雄中，我最喜爱的是钱学森。
他生于1911年，以是祖国的老将了。
钱老先生可谓是功勋卓著，他为祖国发明了导弹、火箭、卫星……使得中国不再被看不起。
钱老先生的才华与智慧不得不令人感到赞叹，而他这种一生为祖国不辞劳苦的奉献，为探求富强的道路而努力奋斗，最终毕其一生精力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他是当之无愧的英雄，是祖国的功臣，人民的公仆，也是科学的奇才。
书中不仅有科学上的英雄，还有见义勇为、为人民服务的战士，那就是家喻户晓的雷锋同志。
他处处为别人着想，从来不顾自己的利益。
不管在何处，只要有需要帮助的人，他都会伸出援助之手。
雷锋的精神是人们心中的世外桃源，而这个世外桃源，是用雷锋那高洁伟岸的精神与在生活中他人点点滴滴的赞扬与感动搭建而成的。
他的精神与行为确实是可贵的，所以至今为止，还一直有雷锋精神的传播，这种精神感染着世人，也深深感染了我。
其实，雷锋精神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生活中，或在点滴小事中，他不会离开岁月的史书，不会消失在神州大地上，也不会消失在人们的心中与记忆中……在学习与工作上，我们应该有坚持不懈、知难而进的精神与百倍的信心来面对学习与工作。
在学习上遇到困难，要学会独立思考，如果自己无法解决，就要立即请教他人；在为人处事，我们应该有礼貌、有公德心、还要有法律意识。
要想做到有礼貌、有公德心，我们就应该见到熟人要打招呼、见到有困难的人主动伸出援助之手、爱护公物等；而有法律意识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能做出违法违纪的事，特别不能作出侮辱国旗、国徽等祖国的标志，不能违反中国共产党的纪律与规定，更不能做出伤害他人的事，因为这些都是可耻的。
在祖国日益富强之际，我们应更拥护党、支持党、使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能延续下去，最终，迎来的是祖国美好的明天
历史问题
世博会有句著名的口号,叫做“一切始于世博会”。
这是因为：世博会是一场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成果全球性盛会，他的每一次举办，都在科技 文化艺术 建筑和生活等各个方面引领时代的发展，为后人留下大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很多的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成果，首先是在世博会上展示出来的。
比如1851年伦敦世博会，标志着世界进入工业化时代，收割机、煤气灶等都曾在那届世博会中展出；1853年纽约世博会，首先展出了电梯；1855年巴黎世博会，亮相的是缝纫机；1862年伦敦世博会，首次展示了巴贝吉计算机的早期型号和贝塞麦炼钢工艺。
1876年费城世博会，展出了电话、留声机、电报、缝纫机、打字机、巨型“科利斯”蒸汽机、手摇计算器等。
1878年巴黎世博会，展出了爱迪生的筒形留声机、汽油驱动的汽车；1893年芝加哥世博会，出现了无线电、手动照相机、摩天轮和汉堡包、碳酸苏打水等；1900年巴黎世博会，出现了电影、放大1000倍的望远镜、无线电收发报机、奥迪斯电梯、X射线仪器等等……“一切始于世博会”——这句豪迈的名言，道出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世博会对科技创新的不懈追求。
世博会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也是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强大动力。
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科学理性日益成为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
自第一次世界博览会1851年在英国伦敦举办，倡导文明交流，分享创新成果，促进科技进步，创造幸福生活，是世博会始终遵循的宗旨。
也许你从来不曾走进任何一届世博会，但你的生活不可能绕开世博会所展现的发明与发现。
人类近现代工业文明催生的众多“婴儿”，如蒸汽机、电话机、电影、煤气灶、电视机、计算机、机器人、航天器，大都经历过世博会的“洗礼”。
度假村、俱乐部、主题公园、百货商店、自动售货机……这些现代生活方式和公共设施，无不经由世博会获得启示、萌生创意。
汽车文化、通信革命、信息浪潮……先后从世博会源源不绝地涌出，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前行。
“世博会见证着时代的进步，记录下世界的前进历程。
它激发了人类的活力、进取心和智慧，促进人类聪明才智的发展。
”美国前总统威廉·麦金莱这样说。
今天的中国，正行走在新型工业化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道路上。
上海世博会必将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催生创新的激情，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前进历程。
而世博会引发的思想火焰，或将点化我们这个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时代，进而照亮世界。
“一切始于世博会”——这句响亮的格言，蕴含着一个多世纪以来世博会对人类文明进步的深刻理解。
世博会是科技成果的收藏者和展示者，更是文明演进的承载者和推动者。
社会的进步，是一个上升的螺旋。
回首150多年的世博史，“进步、创新和交流”的主旨从来不曾动摇，而人们对于它的理解，一步步进入更高的境界。
当严酷的竞争敲碎了和平，当过度的欲望伤害了环境，当对自然的“征服”遭遇到惩罚，人类开始了对传统发展方式的反思——人类需要怎样的“创新”
世界需要怎样的“进步”
曾经在早期世博会激情展示为“进步”的某些生产方式，因伤害环境而迅速沦为“落后”；曾经被一些国家推崇为“美好”的生活方式，因虚耗能源而被质疑否定。
从“科学、文明和人性”到“通过理解走向和平”，从“无污染的进步”到“大自然智慧的再发现”，世博会不断变化的主题，直面人类社会发展的矛盾与困境。
重审几代人顶礼膜拜的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世博会关于“进步”的理念被植入“可持续发展”的“芯片”。
从此，世博会不时担当起人类文明的“思想者”，站在技术巨人的肩上，关注和平、环境和人类的未来，关注人与人、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世博会选择在上海探讨这样一个主题，贴切而适时。
这个几度兴衰的远东大都会，正迎来其城市发展史上最具活力的黄金发展期，现代城市亮丽的风景和严峻的挑战，都可在此找到鲜活的样本。
当人类历史上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时，从上海世博会出发，人们即将展开的这一轮探寻，将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化提供宝贵的镜鉴。
“一切始于世博会”——这句不变的誓言，凝结着一个多世纪以来世博会对人类相聚交流的热切祈愿。
世博会不仅是技术创新的“嘉年华”，更是人类信心和力量的纽带、思想和观念交流的舞台。
在我们生活的这颗星球上，不同国家、地区、种族之间的隔膜依然存在。
能让全世界无论贫富贵贱，不分种族信仰，激情相聚、平等交流的，奥运会之外，还有世博会。
面对生存和发展的挑战，人类需要分享智慧，需要凝聚信心。
从19世纪末开始，人们努力促使世博会从技术竞争转向思想激荡，聚焦地球的未来，共塑人类的梦想——文化上相互交流，政治上相互理解，经济上互通有无，同心协力，同舟共济。
人们不会忘记，《蓝色多瑙河》欢快的旋律在1873年维也纳世博会上响起，一扫普奥战争结束后笼罩在城市上空的阴霾，开启了和平安宁的畅想。
人们不会忘记，1929年全球经济“大萧条”，没有阻挡住4年后美国芝加哥世博会的召开，相反，人们迎来了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届世博会。
它以“一个世纪的进步”为主题，表达了人类走出危机、走向复苏的勇气和信心。
历史何其相似。
80年过去，又一场金融危机的阴云笼罩世界。
80年后的中国，一项项振兴经济的举措，牵扯着全球的视线。
在这重启繁荣的节点，国际社会对上海世博会寄予厚望，它能否成为又一次世界各国交流合作、取长补短、战胜危机的盛会
2002年12月3日，中国在申办竞争中脱颖而出，获得2010年世博会主办权时，国际展览局秘书长洛塞泰斯曾这样感叹——“今天，世界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希望”。
东西方携手共进，用智慧和信心寻找新的灵感、新的转变、新的开始，这是中国的希望，也是世界的希望。
中国历史上的名臣有哪些
1，西周的周公。
周公即是姬旦，武王的弟弟。
不仅协助武王伐纣，而且国辅助成王，平定诸候国之乱，教化国民，以礼治国。
2，齐桓公之相，管仲。
春秋时杰出的政治家、著名的军事家、军事改革家，以其卓越的谋略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
管仲的言论见《国语·齐语》。
另有《管子》一书传世。
3，秦朝的李斯。
李斯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
但不管怎么说，他还是个名相。
李斯在秦做官曾遭排挤，但他写下了反逐客令，为秦朝吸引外来人才奠定了理论基础。
他提出了远交近攻的方略，使秦王得一寸土即为一寸土的一统六国。
他用各种手断对六国进行分化瓦解。
他提出要统一文字和度量衡......当然他也是个罪人，后人有对他作了“死有余辜”的评论。
4，西汉的萧何。
刘邦的评功大会，十分热闹，诸将“拔剑击柱”。
但是刘邦还是作出了萧何功为第一的评价，把别的将领比作狗。
事实就是如此，萧何相中了韩信人为将，使以后汉军很少败过。
汉建后，萧何治赋后方支持前方作战。
楚灭后，萧即为了丞相，与民休养，出谋平定诸将的叛乱。
5，东汉末年的曹操。
当然了也有人把他作为一个皇帝即魏武。
事实上他并未称帝，故作为一名大臣来看。
有人说曹操是个奸臣，但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治国之能臣，乱世这奸雄”这句话的评论还是公允的。
一个建安时代，没有曹操是很难想像的。
附： 有人会认为，这一个时代，没有诸葛亮是不行的。
但我认为，诸葛亮的才能，更多是被《三国演义》吹棒而成。
而其真正的能力，从蜀国的国力应可看一二。
别说相比曹操，就算郭嘉，鲁肃恐怕也难以超过。
《三国志》有云：“鲁肃者，不逊于诸葛亮也”。
可见诸葛亮与鲁肃是同一水平左右。
6，唐朝的房玄龄。
提到唐朝，很多人会想起魏征，其实魏征没有当过相，他是个谏官，当然是个名臣，但不是个名相了。
我们也许听说过“房谋杜断”吧，这里的房和杜就是房玄龄、杜如晦。
他们都是宰相。
唐朝的很律令都是他们在位时制定的，中国的封建制度的完善，并走向鼎盛。
他们是出了不少力的。
7，宋朝的王安石。
宋朝是个既有内忧又有外患的朝代，在北宋的中期王安石力图变法，但阻力很大，他失败了。
但不能否认他的确是一个有见识名相。
8，元朝的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公元119——244年）字晋卿，号湛然居士。
因住在玉泉山一带，所以又称玉泉居士，契丹人。
耶律楚材是我国著名的政治家，他博览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医卜及释道之学，并善诗文。
燕京被蒙兵破后，他应召会见成吉思汗，并作为顾问留在朝中。
元太宗窝阔台当政后，他任中书令（宰相），协助蒙古人管理元朝作出了的贡献。
也为蒙元的汉化，文明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9，明朝的刘基。
明朝卓越的军事谋略家、政治家，杰出的文学家、哲学家。
生于元末，自幼聪敏，长大后博览群书，因而才干、学识大大长进。
他胸怀救时济世之志，于23岁考中进士，投身仕途。
后弃官归家。
受朱元璋应邀而复出。
刘基在统一中国创建明王朝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10，明朝的张居正。
张居正也是个很有争议的人。
对他贬也很多，甚至褒大于贬。
可想而知在明朝那个走向末落的王朝，当官的确很难，当好官更是很难。
张居正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当官的。
他给明朝后期的政治的确带来了活力，他提出了一条鞕法，也是中国赋治一大大的进步。
使得戚继光这样的人才，才有发挥之地。
孙中山对中国历史作出了什么贡献
孙中山是20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一位伟大人物，他发动和领导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终结了中国封建专制统治，推开了中国跻身现代化国家的藩蓠；他提出和倡行“三民主义”主张，关注民族、民权、民生问题，开凿了实现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先河；他坚持实业救国，致力于变封建农业国为“社会主义”工业强国，构筑了中国未来经济现代化的蓝图；他传承先进文化，努力用近代文明荡涤封建主义思想意识污秽，推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一部，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振兴发展的奋斗史。
以后，西方列强的入侵使中国一步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从那时起中国人民也就开始了为实现民族复兴而奋斗的漫长曲折的历史进程。
由于受欧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中国早期求索强国富民之路，也选择了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模式，“西化”之风在中国开始流行。
尽管推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有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等，但他们所选择的救国图强道路都没有离开“”的主线，充分表现了近代中国人寻求救国真理、追赶世界文明进程的急切要求。
然而，无数仁人志士上下求索，由于受到历史条件、阶级条件的制约以及中国近代历史进程本身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使他们爱国图强、“振兴中华”的努力未能实现。
但是，他们的实践活动为后继者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历史经验。
孙中山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革命的先驱，他“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为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富强，付出了毕生的奋斗和追求，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一、发动和领导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终结了中国封建专制统治，推开了中国跻身现代化国家的藩蓠 近代中国的，既不同于前的封建社会，又不同于一般的资本主义社会。
其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接连用武力打败中国，强迫中国政府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不仅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而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
其二，中国的封建势力同帝国主义相勾结，对内残酷剥削人民，腐朽昏庸，抱残守缺，不思进取；对外卑躬屈膝，奴颜厚耻，以大量出卖国家主权来换取侵略者维持其地位。
其三，外国列强的入侵，使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产了，但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仅依然保留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显著的优势。
其四，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了某些发展，但由于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官僚买办势力和封建势力的夹缝中生长的，因而力量软弱，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
在这样一个内外交困的背景下，即当国家命运还不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里的时候，在反动统治势力拒绝一切根本社会变革的时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能是一句空话。
要从根本上摆脱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深重危机，同时也为未来的经济腾飞和民族振兴排除障碍，创造前提条件，就必须首先加强国家内部的社会政治整合，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现代国家，建立强有力的、能够真正成为民族复兴领导中枢的中央政府。
就是说，只有进行革命，彻底变革封建社会制度，才是中国走出政治和社会危机，走向复兴的唯一选择。
孙中山是一个热爱和平的人。
就在下决心投身革命实际行动的前夜，他曾经专程赴天津上书李鸿章，试图推动清王朝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而实现“自强”。
结果被李鸿章弃置一旁，不予理睬，改良的希望化为泡影。
无奈，孙中山义无反顾地摒弃改良道路，走上了革命之路。
为了实现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1911年10月，孙中山发动和领导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的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最终赶走了封建皇帝，推翻了满清王朝，宣告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终结。
辛亥革命在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长河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具有开创性和划时代的意义。
它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场最彻底的社会革命，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重大的社会变革；它是上历代进步阶级前仆后继、不断斗争的结果，是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
它超出了近代中国此前为寻求救亡图存所作的一切努力，达到了中国人学习西方、推进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第一个制高点，为中华民族的后继者继续致力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
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共和国，颁布了，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历史性巨大进步；辛亥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
在政治上，辛亥革命为中华民族复兴创造了必要前提，迈出了中国政治由专制向民主转化的重要一步，开创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新阶段。
在经济上，共和国政府制定的一系列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方针、条令和政策，为中国经济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在思想文化领域，广泛而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人们观念的现代化，民主、民权、自由、平等的思想深入人心，加之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也使中国文化现代化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辛亥革命虽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激励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而更加勇敢地奋斗，从而推开了中国跻身于世界现代化国家的藩蓠，使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开始由被动应付转入主动地汇入世界现代化潮流。
正因为如此，中共十五大称辛亥革命为20世纪“中国人民前进道路上”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孙中山因此成为20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第一位“伟大人物”，辛亥革命也因此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开端。
二、提出和倡行“三民主义”主张，关注民族、民权、民生问题，开凿了实现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先河 早在1894年11月，孙中山就在檀香山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次年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这是在中国第一次提出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目标。
在此基础上，1905年8月孙中山又领导成立了，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接着他又把这十六字纲领概括为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形成了其完备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
民族主义以“反满”为基本内容和中心口号，力求用革命手段推翻以满洲贵族为首的清政府，避免为帝国主义“共管”或“瓜分”的厄运，争取建立独立的“民族的国家”，并以“五族共和”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反对清政府对国内各民族的统治和压迫，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共创民族平等合作、共同参政的共和政体，从而把民族解放运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民权主义是经由“国民革命”的途径，创立一个“平等”、“民治”、“国民”的共和国，并在“民主立宪”的原则下就相应的政体问题，设计“革命程序论”、“政党政治论”、“权能区分论”、“地方自治论”、“全民政治论”和“五权宪法论”等一系列具体的建政方略。
它作为带有共和制度要求的民主革命政纲出现，在社会政治思想领域产生了划时代的变革，无疑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思潮的高峰。
民生主义包含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个方面的内容，孙中山将其解释为“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
[1](P329)民生主义“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2](P798,804)。
显然，他的民生主义的宗旨和精髓是既要振兴实业，广泛发展资本主义；又要防患于未然，防止资本主义的弊端。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发展，中国的民主革命在后完成了从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性飞跃。
由于受到影响和晚年革命实践的砥砺，孙中山对西方政治思想的虚伪性也进行了深刻批判，认识到只有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三民主义才能在中国真正实现。
进而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孙中山将三民主义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结合起来，以革命精神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从而使它反映了历史的特点，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重新解释的民族主义，对外主张“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反对帝国主义被规定为首要任务；对内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3](P591)，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4](P592)以“民族自决”的原则代替了先前民族“融合”、“同仕”的主张，并把三大政策作为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
民权主义主张直接的、普通的、革命的民权，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5] (P592)人民享有民主权利，“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6] (P592)则不得享有，并规划了旨在“济代议政治之穷”和“矫选举制度之弊”[7] (P592)的具体措施。
民生主义则明确提出“耕者有其田”为土地纲领的中心口号，“节制资本”和“发达国家资本”则构成工业化的基本内核。
重新阐释的三民主义，在基本原则上与共产党制订的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一致，因而成为国共两党和各革命阶级合作的政治基础，对推动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植根于近代中国社会土壤的孙中山的民主政治思想，作为时代的产物，自有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
但是无可置疑，它是中国历史上此前为止最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是留在近代中国思想宝库中一笔极其珍贵的精神遗产，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具有开创性的重大意义。
三、坚持实业救国，致力于变封建农业国为“社会主义”工业强国，构筑了中国未来经济现代化的蓝图 民国初建，孙中山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革命成功后必须致力于经济建设的思想，认为“今满政府已去，共和政体已成，民族、民权之二大纲已达目的，今后吾人之所急宜进行者，即民生主义。
”决心专心致志办理实业，指出“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莫要之政策。
” [8] (P338,341)认为革命成功后，只有从经济上发展实业，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
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当天，在同盟会员饯别会上，孙中山就表示：“解职不是不理事，解职以后，尚有比政治紧要的事待着手。
”[9] (P319)即以实行民生主义、倡办实业为己任，从事经济建设活动。
在历经多年酝酿积聚、调查研究基础上，孙中山精心绘制出了全面发展中国国民经济、实现经济现代化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理想蓝图——《实业计划》。
其主要内容，从大兴铁路建立五大铁路系统，到修建遍布全国的公路网，把中国的沿海、内地和边疆联为一体；从建设三个国际性大港及众多中小商港、渔港，到疏浚、开凿运河，治理黄河、长江、珠江等水系，扩建增设一大批沿海沿江商场商埠；从全方位开发煤、铁、石油及其他矿产，兴建钢铁、水泥、造船、机车等大型工厂，到发展食品、纺织、建筑等工业；从改良农业，推广农业科学技术，到鼓励移民垦荒，开发广大的边疆地区，其内容几乎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各个领域。
孙中山同时在《实业计划》最后的“结论”篇中强调指出：“发展中国工业，不论如何，必须进行。
”但不能沿袭西方文明的旧路径，必须另辟新途，要“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
” 无可讳言，由于孙中山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判断多有失误之处，诸如对民主共和政体一度盲目乐观，对错综复杂的政治演变认识不足，对战后帝国主义列强内部矛盾及其对华态度同样缺乏本质的把握，因此寄希望于大规模引进外资振兴中国实业的建设计划只能落空。
此外，计划本身过于庞大，缺乏现实估计，缺乏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与统筹安排。
加之受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背景所制约，气势磅礴的《实业计划》在孙中山的有生之年根本缺乏付诸实践的可能。
但是，《实业计划》毕竟是孙中山制订的“国家经济之大政策”，其内容之丰富、范围之广泛、列项之全面、措施之周详，可谓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建设构想。
它无疑是孙中山在前人的基础上继往开来的思想飞跃，是站在时代前列探寻未来中国发展模式的一次勇敢尝试，代表着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对未来中国总体设想的最高水平。
它极大地丰富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振兴中华的思想宝库，客观上推动了辛亥革命以后实业潮流的发展，对于为祖国独立富强而奋斗的中国人民有着极大的启发和鼓舞作用。
先驱者未能及身而成的宏伟蓝图，无疑为后来者的继续前行开辟了道路。
尤为弥足珍贵的是，《实业计划》中的许多精湛见解，比如全面而有重点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思想，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建立国际经济合作的思想，不仅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特殊的价值，而且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仍然有其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
改革开放近20多年的伟大实践表明，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奋发图强，艰苦创业，经济建设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把一个曾经“一穷二白”的旧中国真正建设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孙中山当年的计划，有的已变成现实，有的正在努力之中，有的则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
《实业计划》对于推进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启发和借鉴作用，无疑是不争之实，作为一份丰富的思想遗产，它将继续泽惠后人，启迪来者。
四、传承先进文化，努力用近代文明荡涤封建主义思想意识污秽，推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进程 孙中山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不仅形成了丰富的民主政治和经济思想，而且形成了广博的思想体系。
这个思想体系，以打破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前提，以实业化为中心，以民主政治为杠杆，以科学、教育和文化的革新与发展为必要条件，以建立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新中国为根本目标，其范围相当之广泛、内涵十分丰富，从政治、哲学到经济建设，从内政、外交到文化教育，从伦理、道德到济世救人，均有比较完整和系统的理论观点。
包括建立在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基础上，坚持进化发展的普遍观念，以“生元说”和“知难行易说”为基本内容的哲学思想；包括“因袭”中国传统文化，“规抚”西方先进文化，并勇于“独见”创新，融贯中外文化之精华为特色的文化思想，等等。
他的思想不仅对封建主义思想意识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而且有力地宣传了西方近代文明，对于此后的新文化运动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孙中山毕生为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制度的奋斗，以及从事政治、物质、精神文明建设的伟大革命实践，集中体现了他要使中国“驾乎欧美列强之上”的宏伟政治抱负和救国救民的民主主义战斗精神。
他的近代化思想与实践超越同代人，大大推动了中国全面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孙中山特别强调“知难”，在他看来，中国人所谓“知之非艰”，其习闻所知大都是天圆地方、天动地静、螟蛉为子之类，“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也。
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
”[10] (P104)因此，“天下事惟患于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学之理则以求得其真知，则行之决无所难。
”[11] (P107)他认为中国积弱衰败的原因也在于受“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传统观念毒害太深，造成了人们“以难为易，以易为难”、“畏其所不当畏，而不畏其所当畏”。
他更认为“倘使我国之后知后觉者，能毅然打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迷信，而奋起以仿效，推行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而建设一世界最文明进步之中华民国，诚有如反掌之易也”。
[12] (P105) 孙中山还创立了“行易知难”说，认为“能知必能行”，突出重视革命理论对革命实践的指导意义，极力强调知对行的指导作用，并把它作为救国的必由之路。
他认为当今处于科学昌明时代，“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后乃敢从事于行”，之所以如此，“盖欲免错误而防费时失事，以冀收事半功倍之效也”。
并进而申明：“凡能从知识而构成意象，从意象而生出条理，本条理而筹备计划，按计划而用功夫，则无论其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无不指日可以乐成者也。
”[13] (P110)结合自己制定的革命方略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的遭际，孙中山指出这一有计划、有步骤的革命方略对于推动革命进程极为必要，“惜乎当时之革命党，多不知此为必要之事，遂放弃责任，失却天职，致使革命事业只能收破坏之功，而不能成建设之业”，究其原因，“是知与不知之故也”。
[14] (P117)民国建设计划的失败也在于此。
孙中山把“不知亦能行”看作人类文明进化的第一个重要阶段，认为“行先知后”、“以行求知”是人类认识的普遍原则，不会因科学昌明时代的到来而改变，指出“科学虽明，惟人类之事仍不能悉先知之而后行之也，其不知而行之事，仍较于知而后行者为尤多也。
”例如“生徒之习练”、“科学家之试验”、“探索家之探索”、“伟人杰士之冒险”，都是“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15] (P130)有助于促进人类文明，国家富强。
因而他强调，“不知而行”是人类进化之“门径”，有志于国家富强的人们应该“黾勉力行”[16] (P130)。
基此认识，他以美国实业发达为例证，勉励国人抓住机遇，以实业救国奋发图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承继中国传统思想的优秀成分，并汲取西方近代学说的进步成果而熔铸创造的“三民主义”学说，作为中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纲领，反映和概括了当时整个时代的要求和历史的动向，是当时中国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
他不仅提出了“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并为追求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贡献了毕生精力。
他主张“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民之需要”，敢于向几千年来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制度和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势力宣战。
他最早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期望中国迎头赶上世界先进国家，并为推动实现这个美好理想而顽强工作。
他历经艰难险阻，但始终百折不挠，忠实地实践着他所说的“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励”的誓言。
他强调“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他把“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作为自己四十年革命生涯的经验留给了后继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