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是在什么时候提出
1977年5月24日，邓与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
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
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
”“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这是对“文革”极“左”思潮泛滥时期盛行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等谬论的有力批驳。
它为当时教育、科技战线的拨乱反正指明了方向。
从此，“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以及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成了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表述的代表性口号。
民国时期国内知识分子提出向西方世界学习的口号是什么
国内知识分子提出向西方学习是借口还是非常明确的，我们大家可以去。
新文化运动中，先进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是因为：
知识青年，简称知青，广义泛指有知识的青年，一般指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
特定历史时期的称谓，指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到1970年代末期为止自愿或被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做农民的年轻人，这些人中大多数人实际上只获得初中或高中教育。
在中国知识青年指从1950年开始一直到结束为止自愿或被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或兵团务农的年轻人，这些人中大多数人实际上只获得初中或高中教育。
成立后，为了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从50年代中开始就组织将城市中的年轻人移居到农村，尤其是边远的农村地区建立农场。
早在1953年就发表社论《组织高校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1955年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成为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
从这一年开始共青团开始组织农场，鼓励和组织年轻人参加垦荒运动。
当时，美术家朱宣咸1958年创作的作品，就非常典型生动地记录了北大荒农垦在那个特定时代知识青年的画面。
1962年开始有人提出要将全国化地组织起来，1964年，中共中央为此特别设立了一个领导小组。
1966年，在的影响下高考停止，到1968年为止许多中学毕业生既无法进入大学，又无法被安排工作，此外66至68年的动乱使得中共领导机构意识到他们需要寻找一个办法将这批年轻人安置下来，以免情况失去控制。
1968年12月22日授意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其中引用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1969年许多年轻人因此下乡去农村。
全国也开那个年代的宣传画始有组织地将中学毕业生分配到农村去。
从1971年开始，知识青年在农村的许多问题开始不断暴露出来，同时中共开始在城市中将部分工作分配给下放的知识青年。
不过这样回到城市中的知识青年大多数是通过关系得到回城的机会的。
到1976年连也感觉到知识青年问题的严重性并决定对这个问题重新做考虑。
但到这时为止每年依然有上百万知识青年被分配上山下乡。
的逝世使知识青年问题暂时被搁置。
1977年高考被恢复，大多数在农村的知识青年想方设法要回到故乡去。
1978年冬在云南的知识青年以请愿和罢工的形式来将他们的要求表达出来，再次使的中央感觉到问题的急迫性。
1980年5月8日，当时胡耀邦提出不再搞上山下乡，10月1日中央基本上决定过去下乡的知识青年可以回故乡城市。
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总数的估计在约1200万至1800万之间。
“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的口号和行动所产生的作用包括： ①促进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
《我的中国旅行计划》：美国知识分子的忧伤 她不是一个普通的美国女人，她是大名鼎鼎地美国当代作家苏珊．桑塔格，美国人称之为美国公众的良心，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标本。
她对中国情有独钟，源于她的母亲是在中国的时候怀上了她，当然她的父亲也是美国人，她在回忆他的时候描述出了一个坐在黄包车里的忧郁男人的形象。
和《情人》的细腻有所不同，她用一种跳跃的方式主观描述了中国近百年的一些细节影像，列举出一系列代表她印象中的中国的关键词：忍耐、革命、义和团、汉语、、香港、自制……正是由于这些复杂的历史，以及在短暂的一个历史时期发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种种变迁使得这位美国知识分子标本对中国之旅充满猜测，并做出两点判断：1、一次寻求政治理解的旅行；2、一次可能缓解个人悲痛的旅行。
她决心要拜访这个完全异己的地方，她设想中国是简单的，因为真理是简单的，她编织了一个类似于空中楼阁的中国梦境，带着如下种种特征：政治、苦难、魔幻、修辞、先锋。
她一直在思考着并且用一种独特的方式阐述着她的观点，中国人既生活在过去，又生活在未来，而她自己却永远生活在了过去。
2004年这位杰出的女作家因病在纽约去世。
真正显示出苏珊大师风范的另一篇小说是《美国魂》，小说充满了精神上的矛盾。
讲述了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女性决心离开优越家庭去做妓女，她渴望叛逆，同时又小心翼翼，对未来一无所知。
她使自己成为刀殂之下的鱼肉，对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她彻底地丧失了信心，同时她的一切行为又显得非常理性化，她和各色人种发生性关系，你却不会认为她是一个荡妇，只会有一种揪心的感慨，因为在这里，性代表的不是欲望和快乐，而是一种彻底的绝望。
一直有挥之不去的阴影一直伴随着她，控制着她，她曾借助法律来帮助自己，但无济于事，最后她回归了普通人的生活，正常的体面的死去，在死前她又否定了自己的过去。
在临终之前她日日提心吊胆的否定着自己，这是个忧伤的小说，一个人，一辈子都在做的事情，就是否定自己的处境，自己的生活，永远都无法停止的思考。
在这篇小说里，苏珊．桑塔格塑造了一个美国人也无法接受的美国魂，她是美国最有争议的知识分子。
于是我想到中国一个有争议的知识分子余杰在举出一连串名人后说：那个时代，被毁掉的是“尊严”、“个性”、“自由”、“亲情”、“信任”和“文明”这些人类最值得珍惜的东西，直到今天，伤口还没有愈合。
疏不知我国知识分子的伤口早就被金线缝合成了勋章，疤痕留了下来，反思却早已烟消云散。
写到这里，我要说句颇为歹毒的话，请读《我的中国旅行计划》一书，检阅美国知识分子的忧伤。
1 一个像我一样俗不可耐的朋友自鸣得意地说，在中文系混了三年，出去好歹也是一个知识分子。
为隐去朋友的美名，我本来想称他做狗屎或牛粪的，但转而稍作思想，无非是一个符号而已，暂且用个C来代替吧。
C说那句话的时候，我们正在谈论一个民工被包工头辱骂的因由——是没有知识只能卖体力的结果。
显然，C标榜的旨意在于与民工们划清界线，以免沾了低贱者的腥气。
C活得很开心，快乐非常。
可我用力抽着鼻子，只闻到他一个夏天的汗臭，却没有知识分子的芬芳，半点也没有。
罗嗦了大半天，该祝勇出场了。
祝勇在一篇文章提到一个发现：知识分子是掌握了一定技能，并维护市面上社会的道德、价值、良知的精英群体，他们代表着社会的良心。
紧接着五四闯将李辛时的话又闪现于祝勇笔底：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人痛苦。
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发现（或被称呼）源于鲁迅1937年在上海劳动大学作的讲演。
当时鲁迅提的是知识阶级，而这个词，又是他从英语直译过来。
英语的世界在欧美。
知识分子的根本也在欧美。
这一点无可否定。
2 回到欧美，谁可以绕过卡夫卡
没有。
因为他站在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过渡的瓶颈。
狭长的瓶颈之后有一马平川。
谁又可以在直面卡夫卡时忽视他的痛苦
没有。
他们说那是典型（包括更广大的贬义），我们说那是经典。
一个知识分子的经典痛苦。
他痛苦，是替我们痛苦。
（底层与弱势应像马恩的号召一样联合起来，因而用“我们”一词更符合作者的言说指向） 3 俗不可耐的我有一个朴素的观点：有人写文章，推敲文字，因为他们渴望金钱与名利；也有人写文章，推敲文字，因为他们有一些话要说，有一些情感要用文字来彰明。
马克思告诉我，事物既对立又统一。
卡夫卡的写作明显属于后者。
连马克思也不能将二者统一起来。
他写作，仅仅停留在写作的世界。
4 像卡夫卡研究者们的描述，我确信他很绝望（痛苦达到一定程度导致）。
但要补充说明的是，卡夫卡并非完全绝望者。
完全绝望者只有一条路可走消失，在给他绝望的事物面前消失。
譬如说一个乞丐也不是完全绝望的。
他没有消失于给他困窘的这个世界，因为剩饭桶里或别人的狗眼底下仍有一线生机。
捕捉到这线生机，他们又可以略显示生动地存活几天。
卡夫卡在绝望之余慌慌地四顾，欣喜地发现希望在于写作。
然后深入。
真正的写作是一个人的内心生活。
5 卡夫卡摈弃了一切社交活动，将写作这个“内心向外部”巨大的推进。
写作与生活绝不可以割裂。
卡夫卡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西方处在急剧的文化转型时期，世界的混乱，战争的恐怖，社会道德的衰落，使人们深感失望与不安，作为西方精神支柱的传统文化观念开始崩溃。
卡夫卡有一种彻底的知识分子意识，因而在绝望中解脱，滑到写作的快感中去。
关于卡夫卡如何如何的关注同情底层人民，在此无需赘述。
审视一个作家不应过于牵扯他的个人生活，而应指向他的作品。
即使作家已经炉火纯青达到口（作品）是心（个人生活）非的地步。
我也不会过于计较，希特勒能写出《变形记》这样的作品来，我也会对写《变形记》的希特勒送上二十个飞吻，响亮诱人地。
个人生活会死。
作家作品（当然是优秀的）却像石头一样活着，在亿万年里坚强地活着。
6 卡夫卡的绝望溶入作品，成为一种简洁的力量。
在那个没有互联网没有更多娱乐的黑白时代，这种简洁的力量尤为有力，伤人，更能给人警醒与鼓舞。
譬如《变形记》里的格里高尔。
他的荒诞故事展现了那个世界的悲哀。
从一个家庭的经济支柱到一只甲壳虫，于读者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卡夫卡将它冷处理，用一种平淡的笔调陈述：一天早晨，格里高尔。
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壳虫。
卡夫卡用这种超自然的语调和简短明了的句子，使平庸变得可怕，又使可怕变得平庸，从而激发读者去思考人的生存现状中的问题。
又譬如《诉讼》里的约瑟夫。
K的遭遇。
约瑟夫。
K的形象是有一定权势的人与下层百姓的叠影。
在他身上，你可以看见弱势者的苦楚，也可以看到权势者的高眉阔脸。
我也常常听到一身布衣的父亲训导：不想读书
不想读书有什么出息
你看看张三李四赵五王八蛋，人家以前拼命读书，现在将小腿养得白白嫩嫩的像莲藕一样呢。
可我的父亲不懂，王八蛋们白嫩的莲藕腿总要埋在脏泥里，终究一天有被人**砍嘱的危险呢。
生活中难以计数有多少个瑟夫。
K一类的小人。
这是件危险的事情。
卡夫卡的作品已在一个更高，更广阔的平台上去探讨底层、弱势者的痛苦，而不是纯粹而激烈地喊一些口号。
从短期上来讲，他不比热烈的口号性文章有效，但它却在长远里默化着一些人，一些有良知的社会精英。
7 世界太大了，弱势群体在这个过大的世界里过着日常生活。
依统治阶级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
所以单有卡夫卡是不够的，这个世界需要有卡夫卡们。
爱尔兰有乔伊斯，法国有雨果，中国有鲁迅，日本有夏目漱石…… 他们生活着，他们写作着，他们痛苦着。
8 呵呵
我们的痛苦。
他的痛苦。
在这样一个有阶层的世界，所有的痛苦都是注定的事情。
1 学习鲁迅的口号，10或16字 2 怎样学习鲁迅先生的精神与品质
精神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不得志的人是“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适应当前社会。
不问世事的人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学校还在学鲁迅现身，不是直接揭露当今社会吗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什么和怎样选择马克思主义
1000字左右
一部中国的近代史是中国人民屈辱的血泪史，也是中华民族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抗争史，在苦难的日子里，中国的知识分子时时刻刻都在思考着救国之路，最后中国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经过实践作出的历史性的选择。
历史的选择应是一种自发性选择，它不是几个伟人、几起事件所能左右的，从根本上说他都在遵循着经济原则，寻求最优结果。
马克思主义的优越性在于“目标美好、道路清晰、策略清楚”，具备这些特点的学说对于苦闷的中国人来说，向其靠拢实在是很正常的事。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近代史的序幕也开始缓缓拉开。
农民和地主成为当时中国最主要的两大阶级，它们几乎同时做出了行动。
然而落后的生产状况和落后的阶级状况容易导致不成熟的政治行动。
面对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农民阶级的表现先是太平天国起义，而后是19世纪的义和团运动，即便是放在完全封建社会的背景下，他们都不能算是成功的达到改朝换代的农民大起义。
当然从积极的角度出发，他们反抗侵略、打击封建统治仍是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
不同于典型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并不是资本家，而只是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和政治经济取向的革命者，其政党也不过是有些松散的同志联盟。
革命首先在武昌取得成功，接着清政府统治便在全国范围内土崩瓦解，顺利程度甚至远超出了革命者的期望。
这种现象可以说明人们对于腐朽统治的反抗情绪压抑良久，一触即发。
但是革命的结果是不尽如人意的，风暴过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仍旧是中国发展最大的障碍。
可以说辛亥革命只是砍倒了一棵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合抱的大树，它们的根仍深埋在中国社会的土壤之中虽然少了参天大树的遮蔽，但是新生命依然难以尽情成长。
“实业救国”“政党内阁”是民初的两大政治思潮，但是两者却都难以完全付诸现实，更别说产生什么良好的效果。
原先人们以为革命一旦胜利那么各项如关乎民族、民权甚至民生问题的工作都能顺利进行可大家发现事实上周围仍是一片黑暗，看不到尽头，看不到出路。
事实证明无论是旧式的农民运动还是资产阶级革命都无法取得革命的胜利，无法改变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状态。
中国知识分子由此开始思考新的救国思想，新的革命需要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更需要有先进的且能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的指导，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社会主义”一种似乎更为科学的政治学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并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彷徨的不断探索着的中国人当然有理由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实验。
马克思主义便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
回顾历史是为了说明近代中国人民一直在探索着，选择怎样的道路不是人们的主观意愿所能决定的，它是不能脱离客观形势的全局、矛盾的焦点和当时把历史推向前进的关键所在的。
我最后想说的是马克思主义正是中国不断经受挫折后所做出的深思熟虑的选择。
马克思主义起源的背景，是在资本主义的初期时代，马克思目睹了资本在牟取利润时的不择手段、对劳动者的残酷的剥削和压榨。
马克思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初期黑暗一面，到处都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血腥，看到的是底层劳动者的苦难。
马克思在剖析了资本主义之后，自己创立立了一个社会模式，就是共产主义。
分为两步，首先是建立社会主义，然后是共产主义。
用什么手段来加速资本主义的衰亡、从而实现他所要建立的共产主义社会呢
他选择了阶级斗争，并为阶级斗争创立了一整套理论。
他把希望寄托在欧洲的工人阶级身上，他指望欧洲的“无产阶级”在承受不了资本的压榨和剥削时，运用自己的理论起来革命，起来推翻整个资本主义，从而建立他所构架的新的社会模式，即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r然而欧洲的无产阶级并没有接受他的学说，倒是有一小部分知识分子接受了他的学说，涌现出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潮”。
二十世纪初，中国自己是没有一种先进的思想体系可以取代封建意识的，只有西方新兴的、革命的思想体系如资本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等才能抗衡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意识。
而共产主义理论是最革命的，而当时的中国又急需一场革命，于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敏锐观察到了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导中国工人运动。
中国知识分子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状况决定了中国需要进行一场深刻的社会大革命，以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改变旧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社会生产力。
而要实现这种大革命，就需要先进的科学理论的指导。
中国知识分子在长期的历史选择中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的指导，并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实践证明这是正确的，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人民彻底推翻了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在中的统治，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总结历史可以看出能够在苦难和黑暗中拯救中国的就只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最终中国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因此，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是实践和历史必然的结果。
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什么和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r了解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资产阶级的确有发展甚至成功的机会，但由于主客观原因，他们最终没能把握住。
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却能在相同的历史舞台上脱颖而出，这就能说明中共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最大程度上适应和迎合了当时中国的需要。
\\r许多历史的发生由于其条件，过程的特殊性甚至是某些巧合性，往往容易使人对成功的合理性产生怀疑。
对于这种怀疑我想用“存在即合理”来解释，历史的偶然只有得历史的必然?符合特殊条件的规律，的允许才可能发生。
\\r历史的选择应是一种自发性选择，它不是几个伟人、几起事件所能左右的，从根本上说他都在遵循着经济原则，寻求最优结果。
无论这样的选择最终会将民族带往何方，但在当时它都是最能解决社会迫切问题，满足社会强势需要的方案（我们要求制度具有灵活性就是反对将一定时期内的解决方案在长远的发展过程中固定僵化，因此“与时俱进”的理论虽然质朴简单，确是针对包括改造上层建筑等问题的最为明智的指导思想）。
\\r制度理论包括蕴涵的政治原则，社会结构等等,就如一个社会游戏的规则，规则的名称并不是改革或革命所关心的，什么样的规则能更好的满足进行游戏（生产、生活）的需要才是人们做出选择的依据。
工业化、民主法治、自由平等这些普遍原则并不是为资本主义所独有，只是首先在资本主义社会有所体现，人们对西化的追求其实是对社会发展现代化的追求。
这种追求实际上是对本质的渴望，而人们却常将其理解为对内容的需要。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脱胎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理论，既能秉承他们的优秀思想，又能对缺点矛盾进行批判既而提出更加科学完善的构想。
照一些学者的话说，马克思主义的优越性在于“目标美好、道路清晰、策略清楚”，具备这些特点的学说对于苦闷的中国人来说，向其靠拢实在是很正常的事。
\\r以上种种只是对疑问的粗略思考，接下来我想通过对中国鸦片战争后的社会进程具体的进行一番梳理，以期从中看出近代历史的基本脉络和发展趋势。
\\r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国门洞开，近代史的序幕也开始缓缓拉开。
此后的一百余年影响和制约中国社会变化的因素可以主要概括为民族危机、乡村危机和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危机。
面对发展存亡问题，各阶级依自身不同的成熟程度而先后做出了不同的反应。
\\r两千年的封建制度使农民和地主成为当时中国最主要的两大阶级，它们也几乎同时做出了行动。
然而落后的生产状况和落后的阶级状况容易导致不成熟的政治行动。
面对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农民阶级的表现先是近乎邪教的太平天国起义，而后是19世纪末盲目排外、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即便是放在完全封建社会的背景下，他们都不能算是成功的达到改朝换代，重新分配社会资源的周期性农民大起义。
更何况此时的中国已开始被无可抗拒地卷入资本主义占主导的新世界中，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使这些农民运动仿佛成为一种无以为继的历史的倒退。
当然从积极的角度出发，他们反抗侵略、打击封建统治（这里是指对以后格局的影响）仍是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r地主阶级的开明分子在19世纪中叶也开始了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但作为制度的组成部分，他们不可能认识到制度本身才是最大的罪孽，因此洋务运动的结果也一如其重要的领导人李鸿章一样，仅仅成为大清一时的裱糊匠，勉强维持局面，但在愈演愈烈的欧风美雨面前最终难脱轰然倒塌的命运。
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定，既是清政府彻底沦为列强工具的开始，也标志着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对封建制度的彻底征服。
\\r制度可以被征服而民族却不能任人宰割，差不多与底层歇斯底里发作的同时，上层也首次意识到了救亡图存的紧迫性，“维新变法”迫不及待的展开了。
然而这次运动就像一名早产儿，不存在成功的基础。
\\r维新派的主张摇摆于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妥协也没能取得封建统治阶级的支持；依靠力量无从谈起，仅是寄希望于毫无实权的封建偶像?皇帝身上，这种想法正如运动本身的理想一样虚妄。
这样的救亡，难免夭折，结果只是证明希望封建政权本身通过改革顺应潮流向资产阶级政权转化是不现实的，根本在于中国欠缺维新改良、君主立宪的土壤，这种缺乏不是戊戌六君子的鲜血所能灌溉滋养的。
这里因着维新派就顺便提到立宪派，他们代表的是上层资产阶级，并且是刚由或正由地主阶级转化而来的那部分上层资产阶级，是地主和资产阶级一身二任的，这种特性决定了他们特别害怕“秩序一破，不可回复”，从眼前利益来说，他们一般是不太欢迎以武装暴动形式发动的推翻清政府的革命的。
这个问题在下文中还会有详细论述。
\\r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
不同于典型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并不是资本家，而只是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和政治经济取向的革命者，其政党也不过是有些松散的同志联盟。
革命凭借几分幸运的天时地利人和首先在武昌取得成功，接着清政府统治便在全国范围内土崩瓦解，顺利程度甚至远超出了革命者的期望。
这种现象既可以说明人们对于腐朽统治的反抗情绪压抑良久，一触即发，也可以看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即使是表面的貌似平静，只要不至于危及生存他们也不愿加以破坏，从而损害眼前利益；而一旦有成功的希望，也能热情的支持以期获取更大的利益，毕竟只有资产阶级政权才能最大保障和发展资产阶级的利益。
\\r革命的结果是不尽如人意的，风暴过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仍旧是中国发展最大的障碍。
可以说辛亥革命只是砍倒了一棵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合抱的大树，它们的枝叶在革命后仍纠缠散落在中国大地上，它们的根仍深埋在中国社会的土壤之中（各路封建军阀就是代表），虽然少了参天大树的遮蔽，但是新生命依然难以尽情成长。
“实业救国”“政党内阁”是民初的两大政治思潮，但是两者却都难以完全付诸现实，更别说产生什么良好的效果；对外承认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驱除鞑虏不过是排满而已。
原先人们以为革命一旦胜利那么各项如关乎民族、民权甚至民生问题的工作都能顺利进行可大家发现事实上周围仍是一片黑暗，看不到尽头，看不到出路。
\\r但是一个全国性政权的瓦解毕竟还是能给不同的政治力量以更为自由的试验实践的空间，让他们证明自己的道路能否带领中国走向成功。
\\r首先要介绍的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它们产生于半殖半封的社会，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资本形态，由于没有私人资本发展作为基础，近代中国的国家资本始终在限制、利用、打击、吞并私人资本，通过将社会生产力控制在手中以达到维护他们封建半封建统治地位的目的。
，应该注意的是这种形式的国家资本其形成有主要来自依靠发行公债和银行垫款的政府财政拨款，而这些负担最终都会通过税收和通货膨胀转嫁到人民身上。
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战结束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发展到了畸形膨胀的地步，他的结果是使普通的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都处于崩溃的边缘。
\\r其次是位于中上层的民族资本主义，它的基础是地主、官僚、旧式商人和一些买办转化而来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些人始终希望通过统治阶级自身的改革使政权资产阶级化，支持民族资本的发展。
他们在土地制度上主张不触动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维护他们所由出生和依赖的地主阶级的利益；在对外态度上，虽反对帝国主义却并不坚决，因为天然的“软骨性”和先天不足，在资本积累和开拓市场方面都必须依赖外国资本曲折地突破封建制度、军阀统治和自然经济的制约。
这样的态度既难以在政治赢得广泛的支持，在经济上也会使国内市场狭小，两极分化严重，影响力量的壮大。
\\r接下来看看以资产阶级中下层和农民阶级为基础的，实际上是由孙中山为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
它们的主张常被概括为“三民主义”，即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发展又节制私人资本，平均地权。
可以看出这种模式是以上几种中最符合中国国情的，但是由于还存在许多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和不切实际的空想因素（如平均地权时要“涨价归公”“照价购买”，节制资本时要利用“发达国家资本”，要“不失国家主权”的借用外资，这些主张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都是不现实的或者至少说是缺乏可操作性的），使它难有推广实行的机会。
\\r1914?1918年正是辛亥革命胜利不久，中国人民热切地渴望全面学习西方的时候。
可是一战爆发了，它把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内在矛盾以最尖锐的形式暴露出来，生产力缺乏，民生困窘，原先在中国人心目中近乎完美的资本主义制度顿时失去了原来耀眼的光辉，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质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必须性。
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社会主义“一种似乎更为科学的政治学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并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彷徨的不断探索着的中国人当然有理由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实验。
\\r在思考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了两个近几年很有影响的学派：“新启蒙”与“新儒家”，其中的“新儒家”试图通过中西社会文化本质差异性来分析近代历史的发展，这种研究纲领对我还是很有启发的，因此我也试着先从文化层面上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兼容性。
\\r我始终认为革命党人的“民智未开则以革命开之”这句话颇有值得商榷之处，他们显然过分相信革命的作用了。
革命的确迫在眉睫，但是观念作为一种心理承袭，其养成是几十年的耳濡目染，几十代的薪火相传，希望一夕之间，天翻地覆是不现实的，对于传统只有最大程度的接近它，然后才谈的上慢慢的改造它，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尤其需要如此。
\\r西方强调个人本位，自由意志，这显然与传统文化有很大抵触的，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却有天然的一致性，类同的道德价值取向、积极进去精神、哲学基础、社会理想都使它最容易为中国人民和社会发展所认可和接受：一，集体主义观念提倡的是社会本位主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二，相似的社会理想，对未来目标有一定的趋同性，天下大同与共产主义不但形似而且神似。
按需分配，消灭剥削与农民起义时提出的“等贵贱，军贫富”口号也有相似之处，可以说光是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农村的号召力便是其他学说主张难以望其项背的，因为农民阶级恰恰是历种主张运动所从来没有真正重视和发动过的----这种现象竟然发生在一个农村人口占压倒性比例的国家实在是一件另人难以想象的事。
\\r当然除却文化上的相融性，在现实方面马克思主义也体现出了巨大的对具体国情的针对性。
马克思主义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彻底“砸烂这个旧世界”的精神始终贯穿于三个理论组成部分。
封建压迫，列强侵略，面对奄奄一息的中国，任何看似四平八稳的药方都不能起死回生，只有痛下虎狼之药，以死求生才有一线生机。
义无返顾地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势力连根拔起，这种推倒一切的勇气和力量是其它阶级观念所不具备的。
其次，任何阶级都要求有理论为本阶级服务，马克思主义正是日渐壮大成熟的无产阶级期盼以久的代言人，正遭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双重压迫的工人阶级有着强烈的反抗意识，而无产的特性又使得他们的革命性最为坚定。
这里不能不提到五四运动，正是这场轰轰烈烈的席卷全国的爱国运动使全国人民看到了民众的力量，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开始真正登上政治舞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