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
中国人民抗日大学（简称抗，其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学校。
一九三六年六月改称“中国抗日红军军政大学”（简称“红大”），十二月中央任命林彪为“红大”校长兼政委，刘伯承为副校长，罗瑞卿为教育长，杨尚昆为政治部主任。
一九三七年一月，“红大”迁至延安，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政大学”。
抗大总校从一九三六年六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共办了八期，共收学员二万九千余人。
抗大除总校外还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了十二所分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建立两个分校。
一分校校长何长工，起初校址在晋东南，一九四0年一月迁驻山东解放区。
二分校校长陈伯钧，校址在晋察冀边区灵寿县。
一九四0年一月，在延安设立第三分校，校长许光达。
三月，在豫皖苏边区设立第四分校，彭雪枫兼校长。
九月在盐城成立第五分校，陈毅兼任校长和政委。
十一月在太行武乡成立第六分校，校长刘忠，政委黄欧东。
一九四一年七月在兴县成立第七分校，校长周士第。
五月在天长县成立第八分校，校长张云逸兼。
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南通县成立第九分校，粟裕兼校长。
同年春在鄂豫皖区成立第十分校，李先念兼任校长和政委。
抗大一分校校址由晋东南迁到山东解放区的沂水岸堤成为抗日军政大学山东分校校址。
“胶东抗大”—革命干部的摇篮（一）张荣起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胶东半岛，乃至开埠80余年已相当繁荣的烟台，中等学校还寥若晨星，然而，在牙山方圆百里的战火中，却已流动着一所享誉四方的军政干部大学。
虽然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几更校名，由“抗大”，到“教导二团”，又到“华东军政大学胶东分校”（统称“胶东抗大”），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与“培养革命干部”的办学宗旨不变，从1940年4月创建，至1949年5月彻底迁走，近10年的风雨历程，为军队和地方培育了数以万计的优秀干部。
60年后的今天，她的来龙去脉很少有人说得清楚。
近期我们通过对教育文史资料的调查，重温了当年抗大 “火线上办学”的历史。
“胶东抗大”的由来“胶东抗大”的前身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1936年6月1日创立于陕北瓦窑堡，当时叫“中国抗日红军大学”， 1939年初，改校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址迁到延安。
不久，中央指示“抗大’分批离开延安，到火线上去办学。
一分校（全国共12个分校）在校长何长工的率领下，渡过黄河来到太行山区。
是年冬，“抗大”总校也要迁太行上区，于是由何长工校长率一个留守大队迎接总校，一分校则由周纯全接任校长，率校部经冀南到了鲁南沂蒙山区。
当时校部有三个大队，第一大队由贾若瑜任大队长，廖海光任政委。
此时胶东经过1937年12月14日的“天福山起义”后，抗日形势如火如荼，由于急需军事干部，1938年3月也建立了一所胶东军政干校，校长由第五支队司令高锦纯兼任，12月，刘汉接替丁光任副校长。
为迅速培养胶东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干部，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山东纵队决定，派出“抗大”第一分校的第一大队到胶东与胶东军政干部学校合并，编为抗大一分校“胶东支校”（亦称三分校。
一分校是校本部，在沂水，二分校在东平湖）。
1940年2月，一大队在贾若瑜和廖海光的率领下，冲破重重封锁线，经鲁中开赴胶东，于当年4月到达胶东抗日根据地，在招远、掖县、莱阳边区的掖县三元村同胶东军政干校会合，两校合并，正式成立了抗大胶东支校，简称“胶东抗大”。
刘汉任校长，廖海光任政委，贾若瑜任副校长（对外是团长，不久接任校长）。
“胶东抗大”隶属“抗大”第一分校，归胶东区党委领导，经短时间准备，6月1日正式开学。
1940年夏秋之交，校部转移到平度大泽山区，边战边学。
1941年3月15日，许世友司令员指挥下的胶东主力军，打开牙山，当日下午，“胶东抗大”胜利到达牙山革命根据地，从此，有了相对稳定的办学条件。
“胶东抗大”的风雨历程“胶东抗大”自1941年进入栖霞，到1949年彻底迁出，近十年时间，虽然几进几出，但主要活动范围是在牙山方圆百里以内。
在栖霞（含栖东）境内，活动范围有三处。
一是牙山的西麓和北麓。
1941年春刚入栖霞境内，首先落脚于牙山西麓的刁崖后、麻地及周围的十几个村庄。
几个月后移驻北麓山区，一直到日寇投降前夕，这是抗大连续办学时间最长的地点。
校部首先驻东夼村（今凤凰庄），各营队向北先后延续到雀刘家、小庄（今富庄）、上崖头、大庄头、桃林夼、野夼、东下夼、西下夼、宅头、甲格庄、河西、徐家、山合 山卢 夼（今国路夼）等村，向东及南分布在巨夼、西城、白马夼、荆子埠、北楚留、柳家庄、楚留店、大庄、西庄、西草铺等村庄。
是年6月，聂凤智自第一分校派来接替贾若瑜任校长，廖永光继任政委，黄经琛任教育长。
校部分政治处（下设组织、宣传、青年、民运、锄奸5股）、参谋处（设作战、训练、人事、通讯4股）、后勤处（设财务、军需、粮秣、军械4股）、直属连队（设警卫、通讯连、便衣排、骑兵班）几个办事机构，学员根据形势需要招生，先后实行过三、三与四、四编制。
1941年秋是三个建制营600多学员的学校。
随聂凤智从一分校调过来一批干部及军事、政治教员，也带来部分新教材，为教学充实了力量和内容。
这一阶段的教学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提倡启发、研究、实验式，废止注入、强迫、空洞的教学方式。
当时教学设施很简陋，无固定的教室、桌凳、和像样的教具，场园、寺庙、树林，甚至茔盘就是教室，学员的背包当坐椅，膝盖作课桌，教具自制，反扫荡的战场就是实验场地。
这一年，经历了春夏两次大扫荡，在聂、廖首长的指挥下，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保存并增强了学校的实力。
1942年下半年，延安整风文件传来，结合教学工作，克服主观主义，使教学内容更切实际。
这一期学员逢上日军司令冈村宁次亲自发动的冬季拉网式扫荡（即马石山惨案那次），支校采取游击战术，配合主力部队，再次打击了敌人，取得反扫荡胜利。
1943年为贯彻党中央“精兵简政”的方针，山东军区决定，将抗大一分校本部改为山东军区教导一团，胶东支校改为第二团。
5月蔡正国接替聂凤智任团长（校长），刘浩天任政委。
校部机构按教育与行政统一的原则整编，学员共约千人，组成9个队，编为3个营。
教学计划亦有所调整，为深入开展整风和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军事课除“正规化”军事训练外，加强了小分队游击战术训练。
政治课着重学习整风文件，开展整风运动，自上而下发扬民主，一面教学，一面查”三风”不正的表现。
学校还发扬“抗大”老传统，开展生产节约运动，开荒种菜，上山打柴，帮助群众筑路、疏河、修堤坝等，学校还建立了修械、榨油、纺织、被服、磨面等工厂。
既保障了学校的供给，也减轻了根据地人民的负担。
整风以后，传来陕甘宁边区和各兄弟军区采用群众路线练兵的经验，对教学工作促进很大。
1944年冬主要推广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的教学方针。
1945年2月，讨伐莱阳赵保原的战斗中，教导二团副教育长率领一批学员到第一线体验战斗生活，使军事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起来。
当年8月教导二团进军莱阳，迎来日寇的无条件投降，抗战取得最后胜利。
学校面临着培养更多干部去开辟新区的任务。
这时裴宗澄、严政接替蔡正国、刘洁天任团长和政委。
二是以古镇都为中心的栖霞城区和周围村庄。
1945年9月教导二团在莱阳城招收了第4期（支校第8期）学员，到水沟头一带进行了短期整顿，10月即重返栖霞，团部住古镇都村的牟氏庄园，各营及连队分住十里铺、观东、滨都宫、北岩子口、南岩子口及城区的“卍”字会、霞山书院、悦心亭、南坊、杨疃、北关等几十处，这期间，正当抗战胜利，人们渴望和平，但国民党单方面强行接受胜利果实，对国共两党签定的《双十协定》，毫无诚意，并随时有发动内战的迹像，教导二团为适应随时发生战争并开发新解放区的需要，本期学员增至2000多人，编成30个学员队，其中知识青年占三分之二，被称为学生队，为了保证教学效果，实现培养干部的目标，学校开展了学习创模运动、百日大练兵和整纪创模运动，目的是将“秀才”培养成文武双全的解放军干部。
百日大练兵中，学员每天早操要坚持10华里的全副武装跑步，苦练几月后，学生连的白面书生，都变成了身强力壮的“小老虎”。
这一期教学不同以往的是，为适应现代化战斗，增设了机枪与炮兵等特科队，注重高层次军事技术训练。
栖霞城区的白洋河套及场园，到处是大练兵的紧张场面，重机枪与炮兵训练，最引人注目。
他们千方百计攻破技术关，训练出一批批射击能手。
1946年7月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教导二团学员提前毕业，分赴军队和地方各条战线。
随着形势的变化，校部再次转移到莱阳。
三是流动于唐家泊与蛇窝泊一带。
1947年2月为适应解放战争发展的需要，华东军区决定，将山东教导二团（习惯仍称抗大胶东支校）改称华东军政大学胶东分校。
校长钟光国、政委周澍，教育长阎继樵。
同月即招收第一期学员（总第10期），这一期的特点是学制短，仅3个月。
教学以政治理论和思想教育为重点。
开学后即开展了立功爬山运动，以锻炼坚定的革命意志。
这期间，国民党大举进攻胶东，战局紧张，在“保家保田，打跨敌人进攻”的口号下，连队分散行动，又恢复了类似1942年日寇大扫荡时的游击形式。
近在栖、莱、海一带周旋，；远则派出小分队，东达昆嵛山麓组织老区人民修工事，北上打击盘踞烟台的顽敌。
8、9月间，才比较稳固地落脚于牙山西麓的刁崖后、麻地、东野、下阁子一带村庄。
是年12月14日上午传 来了莱阳城解放的特大喜讯，分校驻地各村都举行了盛大庆捷会。
。
1948年开春，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灾情，学校除了预期完成学习和练兵任务之外，大搞生产自救，并帮助当地群众度春荒。
分校一路南移，经唐家泊、东三叫、石门口、大中疃、柴西山等村，分别做群众工作，4月到蛇窝泊镇的文石村才固定了校部驻地。
并在邻近的柳林庄、下范家沟，南台驻了三个营部。
各连队分住在窝乐、朱留、院头窑、唐山头及前、中泥都、小庄泥都、张家泥都等村。
此后一年内，又有了相对稳定的办学条件，军事、政治、文化课较能正常进行，1948年8月，领导干部又作调整，王儒林任校长，孙殿甲任政委。
本期以训练南下干部为主。
学校自上而下开展“三查三整’，为迎接全国解放做好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11月，大批干部和500多学员奔赴华东局，准备过江。
分校于1949年5月青岛解放前夕，彻底离开栖霞。
结束了近十年的风雨历程。
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胶东支校详细资料
“胶东抗大”的前身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1936年6月1日创立于陕北瓦窑堡，当时叫“中国抗日红军大学”， 1939年初，改校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址迁到延安。
不久，中央指示“抗大’分批离开延安，到火线上去办学。
一分校（全国共12个分校）在校长何长工的率领下，渡过黄河来到太行山区。
是年冬，“抗大”总校也要迁太行上区，于是由何长工校长率一个留守大队迎接总校，一分校则由周纯全接任校长，率校部经冀南到了鲁南沂蒙山区。
当时校部有三个大队，第一大队由贾若瑜任大队长，廖海光任政委。
此时胶东经过1937年12月14日的“天福山起义”后，抗日形势如火如荼，由于急需军事干部，1938年3月也建立了一所胶东军政干校，校长由第五支队司令高锦纯兼任，12月，刘汉接替丁光任副校长。
为迅速培养胶东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干部，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山东纵队决定，派出“抗大”第一分校的第一大队到胶东与胶东军政干部学校合并，编为抗大一分校“胶东支校”（亦称三分校。
一分校是校本部，在沂水，二分校在东平湖）。
1940年2月，一大队在贾若瑜和廖海光的率领下，冲破重重封锁线，经鲁中开赴胶东，于当年4月到达胶东抗日根据地，在招远、掖县、莱阳边区的掖县三元村同胶东军政干校会合，两校合并，正式成立了抗大胶东支校，简称“胶东抗大”。
刘汉任校长，廖海光任政委，贾若瑜任副校长（对外是团长，不久接任校长）。
“胶东抗大”隶属“抗大”第一分校，归胶东区党委领导，经短时间准备，6月1日正式开学。
1940年夏秋之交，校部转移到平度大泽山区，边战边学。
1941年3月15日，许世友司令员指挥下的胶东主力军，打开牙山，当日下午，“胶东抗大”胜利到达牙山革命根据地，从此，有了相对稳定的办学条件。
西安在抗日战争中有什么贡献
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达到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发动“兵谏”的历史事件。
1936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主导下，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事件序幕 1936年8月29日，得知国民党特务逮捕秘书、东大学生代表、中共地下党员宋黎和马绍周、关沛苍，张学良命谭海率卫队营包围和查抄了陕西省党部，即为“艳晚事件”。
张学良乃电请蒋委员长亲往镇压。
10月22日，蒋中正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
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拒绝，两人大吵。
10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为蒋中正祝寿，劝蒋联共抗日，遭蒋拒绝。
蒋介石坚决拒绝其北上抗日的主张，强令其剿共，否则就把他的部队撤离到东边去。
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中正，请缨抗战，遭蒋拒绝。
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
向蒋中正面报，谓其部下不稳，势难支撑，再三请求蒋委员长前往训话，蒋同意赴西安，驻华清池。
12月4日，蒋中正由洛阳到抵西安，立即调三十万中央军嫡系部队“进剿”红军。
张学良与杨虎城再次进谏，遭蒋拒绝。
蒋向张学良、杨虎城表示：要么进兵，要么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调福建、安徽。
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中正，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
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
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中正请愿示威。
蒋中正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 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
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
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
”等口号。
张学良向群众表示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如果做不到，你们其中任何人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
请愿学生们在华清池前高唱《松花江上》一曲，感动了在场了东北军士，全场爱国情绪高昂。
当晚，张学良找到蒋介石，再次劝蒋抗日，并要求蒋放过学生，但是蒋介石怒称：“对这批学生，除了拿机关枪打以外，是没有办法的”，张听后大怒，反问道：“机关枪不打日本人反而去打爱国学生
”张蒋再次大吵，盛怒下的张学良于当晚决定兵谏。
当晚张学良与杨虎城商议，决定发动兵变，命令白凤翔去捉拿蒋介石，白凤翔说“只见过照片，没见过本人，到时候乱军之中怕出错误。
” 12月10日，张学良带着白凤翔见到了蒋介石，蒋正在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2日宣布动员令。
12月11日晚，蒋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晚宴，席间，蒋宣布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
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
事件经过 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
12月12日晨5时，张杨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
西安事变爆发。
当天，张杨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停止一切内战。
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南京中央于当晚十一点半，召开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议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
会议最后决定剿抚并用，一面以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一面以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
12月12日晚间，宋美龄在上海初闻西安发生事变之际，就想到澳籍友人端纳是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斯峪的记者，他一生的事业在中国，曾赞助过中国的辛亥革命，后来又成为北京北洋政府的客卿﹔曾为张作霖父子的谋士，与张学良交往密切，也是蒋中正的好友。
蒋夫人请端纳到寓所，与孔祥熙共商，端纳对于西安一行，认为义不容辞，当晚，即随同宋美龄乘夜车前往南京。
12月13日晨八点，宋美龄致电张学良，告知端纳拟飞西安，端纳亦同时电告张。
12月16日，国民政府劝诫张学良投降无效后，中国各界函电交驰，要求讨伐，遂由政治委员会决议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集结兵力，由东西双方同时向西安进行压迫。
空军随即展开轰炸西安近邻城市，并逐渐转向西安。
张学良乃允许拘扣的蒋鼎文先返回洛阳，请国军方面暂停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升级。
12月17日，原执意杀蒋的中共，得到斯大林指示：坚决要求释放蒋中正。
同时苏联消息报、真理报也公开支持蒋中正。
经内部争辩后，中共最后决定服从斯大林指示，遂派周恩来到西安参与西安事变的协商。
12月22日，随后端纳全力周旋，宋美龄、宋子文等到西安。
在飞机上，宋美龄把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
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下机后，宋美龄与张学良说：“汉卿，这是我的东西，就不要再检查了把
”张学良马上说：“夫人，岂敢
岂敢
”张、杨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了会谈。
后由张学良本人陪同宋美龄和端纳往见蒋。
12月23日，双方在张公馆西楼二层开始正式谈判，蒋方由宋子文，西安方面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三人出席。
西安方面再次提出六条主张：1，停战，撤兵至潼关外；2，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3，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4，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5，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6，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但23日晚，张学良得知中共不希望公开“三位一体”的表示后，情势急转直下，原本“要蒋接受并保证实施（六项条件）”改成只要两宋担保即可；把“先撤兵、先放人（七君子）”改成了只要蒋下令撤兵即可；而要蒋承认西北三位一体的军政组织一条则根本取消。
据周恩来报告，12月24日，蒋中正针对西安方面六项主张作了如下口头答复，即：1，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离开西北。
2，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孔宋与张商组府名单。
蒋决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
3，蒋先回京，后释放爱国七领袖。
4，联红容共，蒋主张为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
5，蒋意开国民大会。
6，他主张联俄联英美。
但蒋介石的回忆和国民党史料中并无这六点答复的记录。
蒋没有意愿为他的承诺签订任何协议书，东北军和西北军有部下向张学良反应不满，称：“我们提着脑袋给你干，怎么到最后连个签字都没有
”张回道：“你们政治觉悟没我高，蒋介石虽然被捕，但是其政治实力还在，现在既然我们要放他，要把他捧为领袖，那么逼他签字，他到时还会反悔，现在要一个君子协议也很好。
” 张学良的这个提议遭到了中共中央的反对。
12月24日深夜，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陈述了关于放蒋条件的指示。
指示中提出，必须坚持以下三个条件才能放蒋： 1，全部中央军首先撤出潼关。
2，南京及蒋通过公开的政治文件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不咎既往，并召集救国会议。
3，开始部分地释放政治犯。
接到中共中央电报后，杨虎城转而积极赞同中共的主张，但张学良却不以为然。
25日下午周恩来又企图劝说张学良接受中共中央的放蒋条件，但却意外地得知，张学良已经亲自护送蒋介石前往机场。
12月25日下午，蒋中正乘飞机离开西安，张学良亲自陪同。
当日抵洛阳。
离开西安前，张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
12月26日，蒋中正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张学良被扣留。
事件尾声 12月26日蒋介石平安抵达洛阳后，《大公报》称：“全国民众听到这个喜讯，都欢喜得几乎要发疯了。
昨天晚间，全国自都市至城关，自成人以至儿童，都热烈庆祝，欢声彻夜，这种情形，真是揭开了历史的新页”。
影响 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
结果 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提前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
事件结果 西安事变后，停止了内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休整的机会。
日本军加速了其侵略中国的计划，并在西安事变后之七个月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开始“抢关东”，决定将中共内部所有跟东北有关联的人全派去东北工作，其中包括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
国民党方面，有人建议重新启用张学良。
与此同时，中共却首先正式提出要求张学良回东北的要求。
由于张氏父子在东北的声望很高，国民党中央曾经草拟立案：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行辕主任，胡宗南为东北行辕副主任，蒋经国为辽宁省政府主席兼辽宁省行辕秘书长”，但此议案被蒋介石拒绝，反而启用熊式辉主持东北工作，后来蒋介石此举被很多国民党内部官员视为蒋在东北走错棋的第一步，为最后失掉整个东北埋下了伏笔。
国民党的大多数精锐部队在东北被中共全歼后，其在全中国的战局演变成兵败山倒之势，迅速丢失了整个中国。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到南京，抵南京后被军事法庭审判有期徒刑十年，但随后被特赦，张本人并未服刑，而是被长期软禁。
由于抗战期间国军不断失去领地，张被软禁的地点也经常变迁，其被软禁的设施环境也随之变化。
杨虎城被送到国外后，秘密潜回香港打算参与抗日，但被国民党逮捕，并于1949年及其子女、卫士、秘书一共8人在戴公祠被军统局人员杀死，后被证实这次屠杀行动的直接指使者是毛人凤。
斯大林释放蒋经国回中国。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后背重伤，终身不愈，后半生依靠拐杖或者要人搀扶走路。
中国共产党标语
◆ “中国共产党万岁”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会议确定了党的最高和最低纲领，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基本完成。
在这次大会发表的宣言最后的口号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个口号为后来党的若干文献沿用，并出现在一些重大会议及节日庆典的标语内容中。
也是许多革命者就义、牺牲、逝世前表达对党的热爱、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必胜信念的惯用话语。
与此类似的口号还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等。
◆ “打倒军阀，打倒（除）列强”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党在现阶段的革命任务中，“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为首要任务。
在大会发表的宣言最后所提的口号中，前两条就是“打倒军阀
”“打倒国际帝国主义
”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对国民政府出师宣言》又提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
这个口号是北伐战争中使用得最多，喊得最响亮的口号。
北伐军正是一路喊着这个口号，举着“打倒军阀
除列强”的标语，唱着“打倒军阀
打倒列强”的战歌从珠江之滨打到长江流域的。
◆ “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1922年9月初，安源路矿工人在中国共产党人组织和领导的“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发动下，准备举行罢工。
第二次来到安源后，在与李立三、刘少奇等人研究罢工事宜时指出，斗争中要有勇有谋，口号要提得“哀而动人”，争取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同情。
14日，安源路矿1.7万工人喊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的口号，一致举行大罢工。
这个口号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工人阶级悲惨的生活境遇，表达了他们要求做“人”、要做“主人” 的强烈愿望，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
罢工最终取得了胜利。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中影响最大的口号之一。
◆ “一切工作归国民党” 1923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会上，与会的代表们围绕着统一战线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要不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认为：目前中国的革命是国民革命；国民党是代表国民革命运动的党，是革命势力集中的大本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应全力进行国民革命；国民革命的工作，应当由国民党组织进行，“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国民革命的力量。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陈独秀等人放弃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势力向共产党的攻击，采取了一再退让态度，直接招致了大革命运动的失败。
◆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总结。
与会的不少人对陈独秀、共产国际代表、苏联顾问在处理国民党、农民土地、武装斗争等问题上表现出的右倾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在发言中指出，党中央所犯错误中的一个错误是不认识军队的极端重要性。
他强调全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的这个意见切中要害地指明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也为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式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这段话后来成为党创建、领导和掌握人民武装并进行斗争的行动口号。
◆ “工农武装割据” 秋收起义后，率领起义部队进至井冈山，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开展游击战战争，创造了以宁冈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
1928年10月，在论述了红军与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理由时指出：“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
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思想。
”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三者结合在一起。
这是后来以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夺取城市思想的最初表述。
◆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自领导工农红军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探索出“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之后，党和红军内部不少人仍然对革命前途表示出悲观情绪。
到了1929年年底，这种情绪依然在党和军队内弥漫。
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在一部分人当中散发了一份对红军前途究竟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信。
1930年1月5日，写信给予了答复，批评了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悲观思想。
在信中，指出：“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
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
由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成了中国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取得彻底胜利的代表性表述。
◆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1930年5月，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专门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
他指出：“你对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某个问题的发言权。
”“注重调查
”“反对瞎说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本本主义”者必须“速速改变保守思想
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
到斗争中去
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
”这个论断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形成正确工作方法的行动口号。
◆ “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1930年夏天，党内出现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认为“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
为此，制定了一个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命令红军攻打南昌、长沙、武汉、九江、柳州。
红三军团一度占领长沙后，李立三进一步明确提出“争取武汉附近省区之首先胜利”，命令各路红军进攻武汉附近的城市，最后形成“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局面。
这一冒险口号致使红军受到重创，被迫撤回各个根据地，党在白区的各级组织也遭到了惨重的损失。
◆ “御敌于国门之外” 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调集50万军队，对中央根据地实行第五次反革命“围剿”。
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废弃了过去几次反“围剿”斗争中采取的积极防御方针，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口号，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之外战胜敌人，并争取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
11月下旬，红军连续作战近两个月，非但没有能够在敌占区或敌我交界区打败敌人，反而因辗转困战于敌军的主力和层层堡垒之间，遭受重大损失，陷于被动处境。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撤离根据地，踏上了艰辛的长征之路。
◆ “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比较完整地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扩大了统一战线的范围。
一二九运动中，党领导北平学生喊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
瓦窑堡会议批判了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错误，改“工农共和国”口号为“人民共和国”。
红军东征回师通电呼吁“停战议和，一致抗日”。
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共中央放弃“反蒋抗日”口号，开始执行“逼蒋抗日”政策。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国共产党发表致电，提出了“五项要求”、“四项保证”，表明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民族抗战而愿意作出巨大的让步。
5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报告中将上述党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作的努力，概括为“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大具体口号。
◆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1936年12月，在红军大学所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演说中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
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
”1948年1月18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议草案《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又说：“当着我们正确地指出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的时候，却决不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也轻视敌人。
”这些论述后来被概括为“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口号，成为战略和策略思想的集中表达。
◆ “兵民是胜利之本” 1938年5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的《论持久战》中专以“兵民是胜利之本”为标题，论述了全面抗战，全民抗战的观点。
他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主张进行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解决兵源、财源等困难问题，达到“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目标。
这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片面抗日，主张全面抗战思想的集中表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及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充分说明了这条抗战路线的正确性。
“兵民是胜利之本”既是“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这一思想的发挥，又是后来“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全民皆兵”、“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一类口号的来源。
◆ “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之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投降派汪精卫集团在年底公开投敌。
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战问题上也处于动摇之中。
1939年国民党政权颁布《限制异党活动之办法》，取消抗战初期人民和各抗日党派争取得来的民主权力，并在一些地区制造残害八路军军政人员的惨案等一些反共磨擦事件。
7月8日，针对时局发生的变化，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了“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
”“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
”“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的主张。
9月16日，将这三点主张概括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口号。
它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存亡而抗日到底和为争取人民民主而不懈斗争的坚定立场。
◆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939年2月，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针对根据地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提出了“自己动手”的口号。
随后各根据地逐步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后，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在《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中，要求各根据地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
之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作为各根据地克服经济困难，实现生产自给的努力目标。
这个口号在解放后，当全国或某个地区出现经济困难的时候，一直是党和政府鼓励人民生产自救的行动号令。
◆ “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大批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满怀爱国激情和追求光明的愿望来到延安，对他们的引导、帮助和教育成了党的一项重要工作。
1939年“五四”运动20周年前夕，发表了《五四运动》纪念文章，指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
”“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后来他在《青年运动的方向》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其他文章、讲话中又多次阐明了这一观点。
这一观点被概括为“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行动口号，并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教育青年及知识分子各项方针、政策的总指针。
◆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一系列反共磨擦事件，1939年9月16日，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这些事件的严正立场。
他说：“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么，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
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
”对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国民党顽固派置若罔闻，继续扩大事态，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坚持正义，为了人民和民族利益，敢于打击和消灭一切来犯之敌的斗争口号。
◆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语出1939年12月21日所作《纪念白求恩》一文。
诺尔曼·白求恩（1890-1939）是加拿大共产党党员，著名医生，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1937年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加美医疗队来到中国，帮助抗战。
1938年3月到达延安，不久前往晋察冀边区工作，他热忱的态度、高度的责任心和忘我的工作精神，受到八路军士兵的称赞。
1939年11月12日，他不幸因病毒感染牺牲。
在这篇纪念文章中写道：“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诚。
”“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
从此，“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加强自身党性、道德修养的典型口号，并在人民群众当中经久流传。
◆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这是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中为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而采取的两条宗旨，也是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政策。
在解释这个方针时指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
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
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
”这就从根本上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的“残酷迫害，无情打击”的错误方针，并为后来正常情况下的党内斗争指明了正确的路线。
◆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和解放区的迅速恢复与发展，抗日战争胜利指日可待，国民党政权准备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继续推行独裁统治的反共反人民之心也昭然若著。
1943年3月10日，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发表，竭力宣扬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业绩”，论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合理性，甚至提出了“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口号。
对此，中国共产党给予了回击。
8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社论，列陈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驳斥了国民党的种种谬论。
社论最后套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的话语，指出：“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
”之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成为根据地人民的共识和口号。
后来这个口号被视作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真理性认识的高度概括语言，还被用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曲的名称，唱遍全国，一直至今。
◆ “为人民服务” 这句话原本是在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会上的演讲。
张思德生前系中央警备团战士，1933年参加革命，任劳任怨，1944年9月5日，在陕北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
在演讲中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
”“为人民服务”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立党宗旨的高度概括语言。
“为人民服务”，在解放后，还被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作为座右铭和行动口号加以使用。
◆ “愚公移山” “愚公移山”的典故出自《列子·汤问》。
讲的是90高龄面山而居的愚公开山修路，子孙相继，不畏艰难的故事。
在中共“七大”作闭幕词时，用了这个典故。
他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
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
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工作。
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
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愚公移山”从此成为表现中国共产党人坚韧不拔，不懈奋斗精神的典型用语和口号。
解放之后，它又发展成“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成为鼓舞全国人民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动员口号。
◆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1945年6月11日，在“七大”所做的闭幕词中指出：“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
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从此，“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勇于奋斗，敢于牺牲斗争精神的写照。
此后，它在军民当中广为流传，成为人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精神动员令。
◆ “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1945年4月23日，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结束之际，在“七大”所做的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最后指出：“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只要我们一致努力，我们的任务是必能完成的。
”1949年3月5日，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他又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从此，“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自我修养的要求。
解放后，它在全国人民当中流行开来，成为人们自我修养的格言。
此外，“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反骄破满”和“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口号也表述着相同的意思。
◆ “自力更生” 抗日战争胜利之时，针对一些人迷信武器，不相信人民群众力量的错误认识，在1945年8月13日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演说中，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原则。
他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
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
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
”从此“自力更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相信自己，依靠自己，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斗争口号。
这个口号后来还演变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或“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等口号。
◆ “和平”、“民主”、“团结”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积极准备内战，对此，中共中央于1945年8月25日发表了《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
《宣言》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后，“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主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同英美苏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
”“我们必须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政治口号，反映了当时经历了长期战乱、专制压迫、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下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在其后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一直为之奋斗，直至完全实现。
◆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1946年8月6日，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
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这对解放战争时期，革命人民和军队战胜装备上强大的敌人，起到了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
它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本质是“泥足巨人”这一论断的发挥。
1958年12月1日，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有发表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指出：“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
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
”从此，“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成为中国人民在思想上、战略上藐视一切貌似强大的敌人的口号。
◆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1947年6月，经过一年的战略防御，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并取得了节节胜利。
10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国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宣言》分析了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指出蒋介石国民党20年的统治，“就是卖国独裁反人民的统治。
到了今天，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都认识到了蒋介石的滔天罪恶，盼望本军从速反攻。
”《宣言》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还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项基本政策。
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布了解放军67条口号，要求军队所过之处，向人民普遍书写、张贴、印发、宣讲，其中“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是第一条口号。
这个口号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得到了热烈的拥护和响应，对整个解放战争后来的迅速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 “将革命进行到底”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人民解放军已经控制了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国民党在江南也难组织起有效的防御。
蒋介石请国外势力调停遭到拒绝，国民党内的桂系乘机要求打出“和谈”旗号，威逼蒋介石“毅然下野”。
蒋介石被迫发表“求和”声明，其条件是保留伪“宪法”，伪“法统”和国民党军队。
一些中间派人士为假象所迷惑，劝说共产党“立即停下来”。
1948年12月30日，为新华社撰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
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绝不能使革命半途而废。
由此，“将革命进行到底”成为革命人民和军队继续斗争的行动口号。
革命胜利后，它又成了不少革命家矢志共产主义伟大事业奋斗不息的座右铭。
◆ “一定要解放台湾” 三大战役后，国民党政权已经计划将台湾作为退出大陆的最后落脚点。
中国共产党为解放全中国，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作出了解放台湾的战略部署。
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第一次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
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中将“解放台湾”，全歼蒋介石集团的最后残余势力作为人民解放军1950年的任务之一。
这个口号从此时起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为止，一直是党和政府对台工作方针的主要表述内容。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在新中国即将宣告成立之际，1949年9月30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委托起草了会议宣言。
在宣言的最后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它既表达了对先烈们丰功伟绩的追念，又表达了对建设新中国的坚定信心。
这个口号以及类似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万岁
”“祖国万岁
”等从此一直是国庆及其他国家法定节日规定的而且流行最广的口号之一。
◆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1949年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表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开幕词。
在同月30日，他为这次会议起草的宣言中指出：“当着我们举行会议的时候，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立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成为人们表达历经艰难困苦的民族获得新生的无比自豪自信、自强的话语。
姓庄的名人
庄姓历史名人 庄 周：即庄子，宋国蒙（今安徽省蒙城，一说今河南省商丘）人，战国时期思想家。
做过漆园吏。
著书十余万言，往往出以寓言，主张清静无为，在思辨方法上，把相对主义绝对化，转向神秘的诡辩主义。
著有，唐代改称。
庄 忌：吴（治所在今江苏苏州）人，西汉道家、文学家。
其思想倾向老庄，提出退身穷处，除累返真的人生哲学。
认为现实生活混浊黑暗，一无是处。
庄 徽：扬州江都（今属江苏省）人，北宋官吏。
进士出身，历任徽猷阁待制、平江太守等职。
居官有令名，无秋毫之累，以通奉大夫致仕。
庄 夏：庄元吉四子，泉州永春（今属福建省）人，南宋大臣、学者。
进士出身，官至兵部侍郎、焕章阁待制。
有、、等。
庄 绰：泉州惠安人，宋代官吏、学者。
最高职任过鄂州、筠州知府。
其学有渊源，多识轶闻旧事。
有、、、等。
庄 昶：字孔旸，号定山。
应天府江浦（今属江苏省）人，明代官吏、学者。
进士出身，曾任翰林检讨，后谪桂阳州判官。
沦落三十年，以讲学为务。
官至南京吏部郎中。
刻意为诗，而喜用道学语言。
有。
庄青翟：高祖时大将、武强侯庄不识之孙，汉代大臣。
文帝时袭爵武强侯。
武帝时曾任御史大夫、太子少傅。
后任相三年，于官场争斗中自杀。
庄际昌：福建省永春人，明代大臣。
万历年间状元，因不愿依附魏忠贤，还家不出。
后起为国子祭酒。
庄有恭：广东省番禺（今广州市）人，清代大臣。
乾隆四年状元，授修撰、历任江苏、浙江、福建等省巡抚、刑部尚书、官至协办大学士。
曾主持浙江海塘工程，又疏清大修三江水利。
工书。
有《三江水利纪略》。
庄存与：江苏武进人，清代官吏、学者、经学家、教育家、常州学派的开创者。
乾隆十年榜眼，官至礼部左侍郎。
不斤斤计较于文字训诂，提倡今文经学，又兼治古文经学。
有《毛诗说》、《周官记》、《周官说》、《味经斋遗书》等。
庄培因：庄存与弟，清代官吏、学者。
乾隆十九年状元，授修撰，历官侍讲学士。
以诗文名，而恭和御制诗居大半。
有《虚一斋集》。
庄述祖：庄培因子，清代官吏、经学家。
乾隆四十五年进士，官山东潍县知县、桃源同知、旋辞官养亲，著书十六年。
治经能传伯父存与之学，以研求精密著称。
有《夏小正经传考释》、《尚书今古文考证》、《毛诗考证》、《五经小学述》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庄姓开国将军生平简介】 庄田中将 庄田（1907-1992），原名庄振风，广东省万宁（今海南省）县龙滚乡人。
1923年去新加坡一橡胶工厂做工。
1926年3月在新加坡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回国，被派往苏联莫斯科红军步兵学校学习。
1931年毕业回国。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瑞金红军学校排长、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委员，红军模范团政治处主任，红一军团第三师七团政治委员，红九军团第三师七团政治委员，营政治教导员，红五军团第13师39团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治组织科科长，红军大学教导师第三团政治委员。
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队队长，抗大三分校大队长、教育长，陕甘宁边区考察团团长，琼崖人民抗日自卫团独立总队副总队长，琼崖人民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副司令员。
在敌后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打击日伪军，建立了五指山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任琼崖纵队副司令员，粤桂边纵队司令员，桂滇黔纵队司令员，1947年至1948年任越南国防部军事顾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教育长、副校长，海南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广东省副省长，广州军区顾问。
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中国人民解放军庄姓当代将军生平简介】 庄祥鸣少将 庄祥鸣（1944-——），江苏省吴江县震泽镇人。
1967年12月毕业于海军工程学院机电管理系。
1968-1969年8月任海军潜艇第2支队机电长，同年9月-1986年历任海军潜艇第12支队司令部作战科参谋、副科长、科长，2401潜艇艇长，司令部副参谋长、参谋长。
后入国防大学基本系深造。
1988-1995年4月先后任海军潜艇第62支队支队长、海军镇江船艇学校校长。
1995年5月开始任海军指挥学院教育长，1999年任海军指挥学院副院长。
多次参加潜艇战备演练和远航，深入太平洋等海域。
参加和参与组织9182、9185、9188等多次潜艇发射运载火箭试验任务。
先后受嘉奖多次、荣立三等功2次。
1995年2月由海军上校晋升为海军大校军衔，2000年晋升为海军少将军衔。
多篇论文被录入《中国军事文库》。
【中国人民解放军庄姓高级将领、革命英烈生平简介】 庄凤女杰 庄凤（1919-——），女，原名庄凤仙，祖籍山东省人，1924年5岁时随家人迁徙到黑龙江省饶河县山村，以务农为生。
1936年参加革命。
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是中国著名东北抗日联军女战士、苏联红军远东红旗第88旅女伞兵，被战友们誉为“军中女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4年15岁时在父母的包办下嫁给邻村李家。
1936年17岁时不顾家人反对，抱着刚满周岁的儿子参加抗日队伍，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7军第2师3团的一名女兵。
入伍后，和其他女战士们一样，白天行军工作，休息时为战士们做饭、送水、缝洗衣裳。
不久孩子被爷爷领回，丈夫也在抗战中牺牲，她的娘家人也在战火中流离失所。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春，所在部队到黑龙江省的富锦、同江等地开辟新游击区。
行军途中，女战士们身上的背兜变成了“百宝囊”，除枪械弹药、给养外，还装上了药包、尺剪、补衣的碎布、针线等。
此外还因生理等因素，遇到了比男同志更多的特殊困难，但抗联女战士都以自己的英勇和智慧战胜了。
同年冬一场大雪过后，日寇又疯狂地对抗联发起冬季大围攻，人数多于抗日联军10倍。
抗联战士占领据点、集中兵力打击，庄凤更是弹不虚发。
日寇损失惨重，仓皇逃窜，而抗日联军师部却安然无恙。
由于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出色，被战友们誉为“军中女杰”。
1939年日寇出动70万重兵向我军进犯。
同年冬奉命与女战士们远赴苏联，并担任了妇女排和看护排排长，率女战士排将妇女、儿童和伤病员陆续送往苏联。
后随部队到黑龙江北岸的哈巴罗夫斯克市郊区的抗联北野营。
1941年北撤的500多人被编入苏联红军序列，成立了苏军远东红旗第88旅，和战友们在苏联接受了全面系统而正规的军事训练。
1942年又和30多名女战士被允许参加了空降训练，出色地完成了两次空降，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女跳伞员。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
不久随部队离苏开进东北，投入了新的战斗。
任中共沈阳苏军卫戍司令部党支部书记，从事发动宣传、教育妇女及广播工作。
同年12月调黑龙江省汤源县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农业部东北水利总局办公室主任、秘书处处长。
1964年4月调入吉林省，任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1983年12月离休后，还曾参加抗洪抢险，受到表彰奖励，被誉为“永远的女兵”。
先后两度获得俄罗斯政府授予的卫国战争胜利纪念勋章。
1995年荣获俄罗斯政府授予的卫国战争胜利纪念勋章。
10年后的2005年6月2日，俄罗斯联邦驻沈阳总领事馆副总领事戈里亚切夫受普京总统的委托，亲自来到长春，向原苏军远东第88独立旅的4名中国老战士授予了苏联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勋章，时年86岁的庄凤抗联老兵也是其中之一。
庄心一副主任 庄心一（1922-——），原名庄兆存，庄兆廷，山东省潍县（今潍坊市奎文区）庄家村人。
1936年9月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8年3月参加八路军。
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9年开始先后在本村小学、县立模范高级小学、县立中学读书。
1938年3月参加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7支队2大队，任战士。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宣传员、文化教员，连队副指导员、指导员，营、团、支队、旅青年部干事，组织部、统战部、干部部干事。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8月后，先后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4旅政治部组织股副股长、股长，鲁中军区干部科副科长、科长，鲁中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兼直工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政治部组织科长、政治部副部长、政治部任免处处长。
1959年5月任江苏省镇江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1960年12月任扬州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1968年8月任徽州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1974年5月任合肥警备区政治委员。
1978年7月任宿县军分区政治委员。
1979年7月任南京高级步兵学校政治部副主任。
1983年11月离职休养。
1950年9月当选为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9月被授予上校军衔。
庄志民烈士 庄志民（1911-1947.1.7），江苏省武进县厚余乡杨家村人。
出身于一户贫农家庭。
1925年小学毕业，1928年考入南京栖霞乡村师范学校。
1937年参加革命。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2年在南京栖霞乡村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家乡黄泥墩兴办一所义务小学，自任校长。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毅然投笔从戎投奔延安。
1938年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毕业后受组织派遣到晋察冀地区从事敌后组织游击战争工作。
1940年1月在一次对敌斗争中，不幸受伤被捕。
敌人施以种种酢酷刑，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和党的秘密。
后来被敌人押送到东北煤矿做苦力，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在一次抬尸出矿之机机智逃脱，历尽千辛万苦，于1944年找到党组织，同年冬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受指派回家乡担任金坛县张捻区、武进县第二区区长，在丹（阳）、金（坛）、武（进）三县的交界区建立抗日武工队，开辟革命根据地，开展对敌武装斗争。
神出鬼没地打击日为军，令敌人胆战心惊。
解放战争时期，奉命留守原地坚持地下斗争。
带领武工队昼伏夜出，不断打击敌人，还积极配合大部队消灭了许多反动武装。
并寻找时机开展除奸活动，干掉了多名地方上的反动人物，为民除了害，也为革命扫除了障碍，粉碎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的清剿。
1946年8月，国民党反动派扬言要“扑灭武工队，活捉庄志民”。
敌人抓不到他，便凶残地将他的妻子蒋馥华勒死。
亲人被杀害，没有被吓倒，更加深了对敌人的仇恨。
把握时机，打垮了四乡联防队，镇压了石坤生等8个反动分子，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1947年1月7日，大雪纷飞，天地间一片洁白，和警卫员戴根孝隐蔽在嘉泽夏阳村的徐国金家里。
被另一名已经叛变了的警卫员韩锁法带领数十名顽军包围了村子，妄图活捉庄志民。
庄志民顽强抵抗，为了不连累徐国金一家，在向外突围时，由于敌众我寡，不幸身负重伤。
面对狂喊着妄想活捉自己的敌人，用最后一颗子弹对准自己的咽喉开了一枪，壮烈牺牲。
时年35岁。
警卫员戴根孝也不幸牺牲。
【中国共产党庄姓高级领导人、革命英烈生平简介】 庄克烈士 庄克（1906-1930.3.20），福建省龙溪县（今漳州市）人。
工人家庭出身。
1923年初中毕业后，在家劳动。
1924年2月入丹霞书院，学习革命理论，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时期，1925年受党组织的委派，到上海学习工人运动经验。
回漳后在丝纱、染布行业组织工会，任漳州工会委员会丝纱工会主任委员。
1926年10月，领导丝纱厂工人举行罢工斗争，并取得胜利。
1927年2月，漳州工人举行“二·五”大罢工，他带领丝纱厂工人参加，罢工坚持22天，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1927年4月，策划组织一支取名“乡团”的工农武装力量，任队长，后又任中共漳州职运会书记。
带领乡团战士、工会会员等在市区张贴革命标语、散发传单、打击伪警察等活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大革命失败后转入地下活动，继续领导工人运动。
由于叛徒告密，不幸被捕。
在狱中，敌人先利用高官、厚禄、美女收买。
他义正严词地说：“我是共产党人，为工农大众献身，决不与你们同流合污，要砍要杀请便。
”敌人又用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火烧铁烫等酷刑，企图使他屈服，但仍坚贞不屈。
1930年3月20日，在漳州市郊墓门头垅顶被害，牺牲时24岁。
就义前大义凛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打倒帝国主义
”等革命口号。
庄毅烈士 庄毅（1909-1933.1.25），广东省陆丰县人。
早年在海丰陆安师范学校就读。
1922年海陆丰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深受影响。
大革命时期，1926年任新学生社陆丰分社负责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11月，陆丰成立苏维埃政府，任政府文书。
1928年2月国民党军队进犯陆城，随红军部队参战。
因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县领导机关被迫撤往农村，受命回浮头接应，与庄武等人带领赤卫队和县团部分战士负责警卫任务。
后由于敌人紧追，县大批人马由浮头转至海丰大湖。
此后随军辗转退入激石溪。
5月3日，参加红军反攻海丰城战斗。
不久，奉命潜到惠阳白茫花，开设南华中西医疗所作掩护，建立秘密交通站，接济失去联络和执行任务的过往人员。
1929年春，潜赴惠州做敌军工作，曾争取200名士兵参加革命队伍。
同年11月底，接省委指示，与马水到惠阳平海港口镇，做刚从海南岛调来驻防当地的海军陆战队的策反工作，但事未成功。
后调回陆丰参加县委工作。
1932年奉命重返惠阳白茫花以南华中西医疗所为据点开展工作。
因叛徒告密，10月30日，在惠阳白茫花住地遭到敌军逮捕。
1933年1月25日，在惠州佛子坳英勇就义，牺牲时24岁。
庄龙甲烈士 庄龙甲（1903-1928.10.29），山东省潍县（今潍坊市潍城区）人。
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民主革命时期，1911年入本村私塾。
1915年入潍县二十里堡车站毓华高等小学。
1921年夏考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预科。
1923年夏转入本科学习，不久中共省立一师支部正式建立，被选为第一任支部书记。
同年10月遵照党的指示，以个人身份参加中国国民党。
大革命时期，1924年1月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后回济南继续在校读书，被选为济南学生联合会负责人兼文书股长。
同年曾代表山东学生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学生代表会议。
1926年夏，于一师毕业后，被派回潍县开展党的工作，领导鲁东地区的革命活动。
他以教书为掩护，经过半年的积极努力工作，发展中共党员200多人，建立30多个共产党支部。
同年冬，召开潍县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中共潍县中心县委会，任第一任书记。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根据上级党的指示精神，中心县委决定采取多种方式筹集武器，建立革命武装。
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8年秋夺取200多支枪，在全县组织了一支800多人的农民赤卫队。
同时领导了文美中学的罢课斗争、坊子煤矿工人的罢工斗争、曹庄农民的斗争。
特别是砸大柳树税局的抗税斗争影响甚大，引起敌人的注意，派密探进行搜捕。
1928年10月10日，在安丘杞城村养病时被捕。
1928年10月29日，在安丘南流车站英勇就义，牺牲时25岁。
庄述海烈士 庄述海（1908-1932.3.23），湖北省当阳县人。
1928年经中共当阳县委书记傅子和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
1928年历任当阳县滋鼎乡农会主席、宣传主任和中共当阳县县委委员、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阳县委书记等职。
在陈家场、黄家店、双忠祠一带领导农民进行过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活动。
1929年，在黄家店成立中共党支部时，被选为支部书记。
同年当阳发生大水灾，中共宜昌道委、中共当阳县委组织农民开展反饥饿斗争。
领导雷家港子、黄家店等地1000余农民到江陵县应家巷大地主杨复清家“吃大户”。
在他的带领下，数月间，荆、当、江、枝边界地区广大农民纷纷起来参加“吃大户”、抢谷、抢米、抗租、抗税、反高利贷等斗争。
1931年12月初，随荆当大队在二、三区赤卫队配合下，击溃了江陵县国民党团总王益山的团防队伍。
1932年3月20日，同中共当阳中心县委书记傅子和等人发动二、三区赤卫队员和1万余农民，配合荆当1大队于雷家港子、杨家大山一带，打垮了县保安队李元超部的两个中队，打死国民党当阳县县长陈秉政的表弟县保安队中队长王德昌。
一举攻下了河溶镇，释放了关在河溶监狱的“政治犯”，没收豪绅恶霸的财产分给了农民。
1932年3月23日，国民党当阳县保安团会同川军杨森部大肆反扑，庄与中共当阳县委委员王国良、孙东平等被捕遇害，牺牲时24岁。
庄梦祥烈士 庄梦祥（1899-1928.11.29），广东省陆丰县人。
出生于书香门第家庭。
1925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
民主革命时期，1919年在陆丰县第一高等小学读书。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积极投入反帝宣传活动，组织成立陆丰县学生联合会支持斗争。
1922年，在海丰陆安师范读书，受彭湃的影响，回县积极参加农民运动。
大革命时期，1924年在碣石高等小学任校长，与农民积极分子秘密组织“贫人党”、“十人团”进行革命斗争。
1925年3月1日东征军克复陆丰城后，积极组织农民沿途欢迎和送慰劳品进行慰劳。
4月陆丰县农民协会成立，被选为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在海陆丰的共产党组织领导下，先后发动农民两次赶走国民党右派县长，使陆丰农会有权过问一切。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参与海陆丰三次革命武装起义，为建立和建设苏维埃政府作出了重大贡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8年3月初，敌人重兵占领海陆丰县城后，仍在湖东、碣石等地坚持斗争。
同年11月中旬与吴祖荣在湖东镇被敌人发现，遭到南圹民团的围捕。
在掩护吴祖荣脱险后，自己不幸被捕。
在监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迫供，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慷慨陈词，痛斥敌人。
除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外，敌人一无所得。
1928年11月29日，在陆城洛洲被敌人杀害，牺牲时29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庄姓高级领导人生平简介】 庄公惠常委 庄公惠（1937.2-——），上海市人。
1957年9月毕业于天津大学化工系，大学本科文化，化工系无机物工学专业。
毕业后留校工作，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
历任天津大学教务长、副校长，天津市副市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是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参加编写有《基本有机化学工程》（人民教育出版社1976年）、《物理化学》（第2、第3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82年、1992年），分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及二等奖。
主要科研领域为甲壳素及其衍生物对水中重金属离子的清除。
教学成果“让学生带着问题学，不断引导学生思考，是高质量教学的关键”获天津市1989年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1984年担任中央电大物理化学课程主讲教师，并主编教材《物理化学学习辅导》（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7年）。
庄心一副主席 庄心一（1955.4-——），上海市奉贤区人。
1971-1975年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4师知青。
1975-1978年为内蒙查干诺尔碱厂工人。
1978-1982年在辽宁财经学院基建财务专业学习。
1982年后，历任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投资一部干部、副科长、科长。
1986年后，历任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办公室副处长、处长、信贷部副主任。
1992年任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1993年任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
1995年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中共深圳证券交易所党委书记。
1997年任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办公室巡视员兼中国证监会培训中心主任。
1998年任深圳市政府副市长、中共深圳市党组成员。
1993-1998年期间，先后在职攻读西南财经大学货币银行学硕士研究生、陕西财经学院货币银行学博士研究生。
2002年7月任证券业协会主席。
2003年12月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
2005年2月起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庄则栋主任 庄则栋（1940-——），祖籍江苏省无锡（一说扬州）市人（其父庄惕生辛亥革命后由上海迁居北京），出生于北京市。
是中国著名男子乒乓球运动员，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中国乒乓外交的具体执行人。
自幼喜爱乒乓球运动，1954年13岁时进北京市少年宫业余体校。
1957年入选北京市乒乓球队，同年参加全国比赛获混合双打冠军。
1959年入选国家青年乒乓球队，同年参加斯堪的纳维亚国际乒乓球比赛，获男子单打冠军，并与同伴一起获男子团体、男子双打冠军。
1961年成为中国乒乓球队的主力队员之一。
参加过第26、27、28、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3次蝉联男子单打冠军，成为中国第一个在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荣获三连冠的人，是四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冠军中国队的主力队员之一，还是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双打冠军。
1965年和鲍蕙荞（中国交响乐团钢琴独奏家）结婚。
1973-1976年10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体育委员会主任。
因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犯有严重政治错误。
1976-1980年被隔离审查4年。
在中央的关怀下，1980年9月解除监护，同年10月去山西，在山西工作近三年，1984年8月分配到北京市少年宫任乒乓球教练工作。
1985年2月和鲍蕙荞离婚。
1987年冬与日本佐佐木敦子（时年43岁，加入中国籍）结婚，婚后定居北京。
2000年在济南办了一所“济南庄则栋学校”。
现已经退休，居住在北京京沈高速路边的一幢欧式风格的小别墅里，每天开着自己买的红旗车接送妻子上下班。
是第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60年获运动健将称号。
1961、1963、1965年3次获国家体委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1973年9月1日国际乒联授予他复制的圣·勃莱德杯。
庄希泉主席 庄希泉（1888-1988），福建省厦门市（祖籍安溪县龙门镇）人。
1911年在海外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
1925年加入中国国民党。
1947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82年经中共中央直接批准，以95岁的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为此，立下了终生的诺言“永爱中华，此志不渝
”是中国著名爱国华侨领袖、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侨务工作主要领导人之一。
庄炎林（1921.11-——），福建省厦门市（祖籍安溪县龙门镇〔著名爱国华侨领袖庄希泉之子，见上〕）人。
早年侨居新加坡柔佛、马来西亚吉兰丹。
1940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是庄希泉基金会主席，庄希泉纪念馆筹委会主任，中国国际经济科技法律人才学会会长等。
2005年8月12日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