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的口号
新运动的口号是“德先生”赛先生”,即是民主与科学。
1915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导民主和科学，揭开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蔡元培在学术上实行“兼容并包、百家争鸣”的方针。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干将。
《新青年》和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口号是民主和科学。
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竭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为新文化运动增添了新的内容。
“国语运动”具体内容是什么
清末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推行的把北京话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运动。
它提出“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两大口号。
“言文一致”是书面语不用古代文言，改用现代白话。
“国语统一”是现代白话要以北京话为全国通用的国语。
这个运动对于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建立和推行，对于文体改革和文字拼音化，都有一定的贡献。
产生的经过 由于受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在清末的后十年,就已经提出统一国语的问题。
最早提到“国语”这个名称的，是当时被委任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桐城派古文名家吴汝纶。
1902年他去日本考察学政，看到日本推行国语（东京话）的成绩，深受感动，回国后写信给管学大臣张百熙，主张在学校教学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推行以“京话”（北京话）为标准的国语。
1909年，清政府资政院开会，议员江谦提出把“官话”正名为“国语”，设立“国语编查委员会”，负责编订研究事宜。
1911年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决议在京城成立国语调查总会，各省设分会，进行语词、语法、音韵的调查，审定“国语”标准，编辑国语课本、国语辞典和方言对照表等。
1912年民国成立后，召开“临时教育会议”，决定先从统一汉字的读音做起，召开“读音统一会”。
1913年“读音统一会”开会，议定了汉字的国定读音（即“国音”）和拼切国音的字母“注音字母”(也叫“国音字母”)。
议定以后，北洋政府迟迟不予公布。
于是在1916年，北京教育界人士组织“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简称“国语研究会”）掀起了一个催促北洋政府公布注音字母和改学校“国文”科为“国语”科的运动。
研究会规定了 5项任务：①调查各省方言；②选定标准语；③编辑标准语的语法辞典；④用标准语编辑国民学校教科书及参考书；⑤编辑国语刊物。
提出学校的“国文”教科书改称“国语”教科书。
运动得到各地教育界人士的响应。
国语研究会的会员4年中增加到12000多人。
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师范校长会议”，决定在全国高等师范附设“国语讲习科”,专教注音字母及国语,并于11月公布了“注音字母”。
同年，《新青年》等刊物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开始用白话文写作。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这个运动的推动下，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政府的推行机构“国语统一筹备会”，并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改“国文”科为“国语”科。
与此同时，又通令修改原来的《国民学校令》，规定首先教授注音字母，改革教科书的文体和教学方法等，这样，国语运动在学校方面得到了初步的成功。
“国语”的推行 “五四”以后，国语运动进入推行期。
主要工作是修订注音字母方案，制订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调整“国音”标准，扩大国语的教育和应用，以及出版、宣传等。
左丘明《国语》简介
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著作。
记录了周朝王室和鲁国、齐国、晋国、郑国、楚国、吴国、越国等诸侯国的历史。
上起十二年（前990）西征犬戎（约前947年），下至被灭（前453年）。
全书二十一卷，三卷，记载了西、厉王直至东周襄王、景王、敬王时有关“邦国成败”的部分重大政治事件，反映了从西周到东周的社会政治变化的过程。
二卷，则着重记载鲁国上层社会一些历史人物的言行，反映了这个礼义之邦的社会面貌。
一卷，主要记载辅佐采取的内政外交措施及其主导思想。
九卷，篇幅占全书三分之一强，它比较完整地记载了从武公替晋为诸侯，献公之子的君权之争，文公称霸，一直到战国初年赵、魏、韩三家灭智氏的政治历史，从公元前678年到公元前453年，时间长，分量重，所以有人把称为“晋史”。
《郑语》一卷记周太史伯论西周末年天下兴衰继替的大局势。
《楚语》二卷，主要记灵王、昭王时的历史事件。
《吴语》一卷、《越语》二卷记春秋末期吴、越争霸的史实。
《国语》按照一定顺序分国排列。
在内容上偏重于记述历史人物的言论。
这是国语体例上最大的特点。
五四新文学运动同晚清白话运动的主要联系和区别是什么?
产生的经过 由于受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在清末的后十年,就已经提出统一国语的问题。
最早提到“国语”这个名称的，是当时被委任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桐城派古文名家吴汝纶。
1902年他去日本考察学政，看到日本推行国语（东京话）的成绩，深受感动，回国后写信给管学大臣张百熙，主张在学校教学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推行以“京话”（北京话）为标准的国语。
1909年，清政府资政院开会，议员江谦提出把“官话”正名为“国语”，设立“国语编查委员会”，负责编订研究事宜。
1911年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决议在京城成立国语调查总会，各省设分会，进行语词、语法、音韵的调查，审定“国语”标准，编辑国语课本、国语辞典和方言对照表等。
1912年民国成立后，召开“临时教育会议”，决定先从统一汉字的读音做起，召开“读音统一会”。
1913年“读音统一会”开会，议定了汉字的国定读音（即“国音”）和拼切国音的字母“注音字母”(也叫“国音字母”)。
议定以后，北洋政府迟迟不予公布。
于是在1916年，北京教育界人士组织“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简称“国语研究会”）掀起了一个催促北洋政府公布注音字母和改学校“国文”科为“国语”科的运动。
研究会规定了5项任务：①调查各省方言；②选定标准语；③编辑标准语的语法辞典；④用标准语编辑国民学校教科书及参考书；⑤编辑国语刊物。
提出学校的“国文”教科书改称“国语”教科书。
运动得到各地教育界人士的响应。
国语研究会的会员4年中增加到12000多人。
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师范校长会议”，决定在全国高等师范附设“国语讲习科”,专教注音字母及国语,并于11月公布了“注音字母”。
同年，《新青年》等刊物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开始用白话文写作。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这个运动的推动下，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政府的推行机构“国语统一筹备会”，并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改“国文”科为“国语”科。
与此同时，又通令修改原来的《国民学校令》，规定首先教授注音字母，改革教科书的文体和教学方法等，这样，国语运动在学校方面得到了初步的成功。
国语的推行 “五四”以后，国语运动进入推行期。
主要工作是修订注音字母方案，制订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调整“国音”标准，扩大国语的教育和应用，以及出版、宣传等。
台湾语言与族群密切相关。
按通俗的分法，台湾人可分为4大族群，其中闽南人约占74%，客家人约12%，外省人约 13%，原住民为1%左右。
闽南人以闽南话为母语，客家人以客家话为母语，外省人以“国语”为母语。
原住民分为11个民族，分别使用不同的原住民语，并把它们当做母语。
闽南话其实是正宗的中原古语。
从汉末到唐末藩镇之乱，黄河沿岸的中原人陆续向南方迁移，把河洛古语带到东南沿海；明清时期一些大陆移民渡过海峡，又把这一语言带到台湾，因此闽南话又被称为“河洛语”。
后来，台湾闽南话演变出“台南腔”、“台北腔”和“宜兰腔”等，其中以“台南腔”最具代表性。
唐代以来，中国北方持续动荡，外族侵扰不断，中原各民族的语言相互融合，相互吸收，逐渐形成元代白话、明清官话，最后演变为北平话，中原古语在北方完全消失。
民国初期，北平话改名“国语”，成为中华民族的通用语。
国民党退踞台湾后，设立“国语推行委员会”，研究并推广“国语”。
由于外省人中苏、浙、闽、粤人较多，势力较大，所以台湾“国语”受到江浙方言及闽南方言的影响，带有明显的吴越腔调。
新中国成立后，大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对异读字、轻声和儿化等语言现象进行了进一步规范，两岸“国语”差别由此拉大。
除了上述语言外，外语在台湾也有一定地位。
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人都会说一些英语。
在涉外学术、商贸和旅游领域，英语是通用语。
现今70岁以上的台湾人一般还会说一些日语。
大量来自菲律宾、印尼和越南的外来劳工则使用其本国语言。
大部分台湾人能够使用母语及“国语”。
“国语”是岛内各族群的通用语，是学校教育使用的正式语言，是新闻、出版和公文中使用的官方语言。
有研究说，在台湾各地火车站，旅客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言是“国语”，平均约49%；闽南话次之，约 47%；“国语”∕闽南话混用约1.7%；客家话约1.7%；原住民语约0.3%；其他语言约0.3%。
一般来说，越是都市地区，越是经济发达地区，使用 “国语”频率越高，越是农村地区，越是经济落后地区，闽南话使用频率越高。
年龄越小，使用“国语”频率越高，年龄越大，使用闽南话频率越高。
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使用“国语”。
曾为国语的西安方言 陕西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相传汉字为“文字初祖”仓颉所创造。
仓颉是陕西宝鸡人，出生于五帝时代，距今已有4000多年历史了。
所以陕西方言得天独厚，博大精深，从这些方言中我们既可以窥视到古老的华夏文化的发展轨迹，又可领略到今人溢于言表的真情实感。
由于陕西地理特点是东西狭义南北长，各地方言土语大不相同，甚至同一句话，因咬音轻重语速缓急不同而内容涵义不同。
陕西有三话：陕北话，陕南话和关中话。
我们通常所指的陕西话既关中话，而西安话则在潜移默化的传承中，集中表现着关中话的各种方言特色，且字音声韵和词语形式差别不大，可称为西安白话。
西安白话古称“关西秦声”，在陕西及周边省份流行易懂，是陕西方言的代名词。
与普通话作为国家语言标准一样，古朴的关西秦声，曾在历史上作为官方通用语言被长期推广和普及，成为国人间语言交流的通用工具。
自建都陕西的西周始，关中方言被称为“雅言”。
《诗谱》载：“商王不风不雅，而雅者放自周。
”《论语》记载孔子教子时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论语骈枝·释雅言》曰：“夫子诵诗、读书、执礼必正言其音。
”可见周朝雅言作为国家标准语言，已远及山东等地。
西周王朝全面普及雅言在《周礼·秋官·大人行》中有重要记述：“……王制曰：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
”为此，王朝定期召集各诸侯国雅语推广人员进行语言文字教范和语音训练，统一通用文字和发音标准，以“达其志，通其欲。
” 古称关西秦声的关中方言，在古代之所以称作雅言并做国语使用，除了王朝一统天下的必然需要，其语调发音还有高雅、文雅、风雅、清雅、幽雅等大雅脱俗之义，娓娓道来圆润清丽，美妙悦耳，理应成为国家正音，人人学范，学说秦声雅言成为附庸风雅之风尚。
今人之雅言已失去关西秦声之本色，秦腔高吼激越，言语粗犷奔放，说话习惯粗喉咙大嗓门，但仍不失为中国语言文化中的重要一支特色语。
以北京话为标准普通话是始于何时
始于1913年. ZT 谈谈“老国音”和“新国音” 林化义 一“老国音”的产生： 在清末维新运动兴起的同时，中国的语文界也兴起了切音字运动和国语运动。
通过语文学界有识之士二十多年的拼搏努力，制定民族共同语标准音的时机成熟。
审定每个汉字的标准读音，核定汉语的语素，采定拼音字母的全国“读一统一会”，终于在1913年的2月15日在北京召开了。
会议选举吴敬恒为议长，王照为副议长，会员80人，除了各省选派的代表，绝大多数是在切音字运动和国语运动中卓有成绩的杰出语文学者。
会议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各抒已见，经过充分的讨论和辩论，然后采取民主集中的原则取得共识，做出决定。
会议的第一步是审定国音（法定标准音），依清李光第《音韵阐微》中的常用字作为审音字类，每省为一表决权，各省交注音单，由记音员逐一比较，以最多数为会上审定的读音。
这样就充分体现了民族共同语语音标准的全民代表性。
经过一个多月，共审定了6500多个字的标准读音（包函声韵调）。
第二步是核定音素，每个字的标准读音确定了，核定音素就容易了。
以清代的《字母切韵要法>>为依据把传统的三十六字母的十个浊音字母去掉，再把知、照两组字母合并，就得到二十四个声母;从十二摄里得出了十二个韵 母;从正、副韵 和合口正、副韵里得出齐齿ㄧ、合口ㄨ、摄口ㄩ三个介音（开口无介音）。
这样就核定了汉语的三十九个音素。
第三步就是采定注音字母。
采定字母争论很大，许多会员各有方案，归纳可分三派：即偏旁派，符号派和罗马字母派。
各执已见，互不相让。
最后通过了鲁迅及浙江会员许寿裳等人的提案，把会议用的记音符号（主要是章炳麟的《纽文韵文》）作为正式字母。
以后调整了排列次序，又增加了一个ㄜ韵母，成为四十个字母。
即 ㄅㄆㄇㄈ（万） 、ㄉㄊㄋㄉ 、ㄍㄎ（兀）ㄏ、ㄐㄑ（广）ㄒ、ㄓㄔㄕㄖ、ㄗㄘㄙ、ㄚㄛㄜㄝ、ㄞㄟㄠㄡ、ㄢㄣㄤㄥ、ㄦㄧㄨㄩ。
这套字母就是“老国音”字母。
1918年教育部正式公布了“国音”字母，1919年出版了《国音字典》，1920年国音字母发声唱片灌注成功。
此后，“老国音”在全国普遍推广。
二、“老国音”变成“新国音” “读音统一会”审定的“老国音”，虽然以北京音为主，但是没完全迁就北京音的缺陷，有些音是采纳了北方话的大众读音，例如分尖团，有入声（入声调不是入声韵）。
当时有些北京的学者有些议论。
这本来是正常现象。
因为“国音”是民族共同语，应选取具有全民代表性的语音，不可能完全迁就一个地方的方言。
但是，某些北京人的议论，却成了“国罗派”否定老国音的借口。
早在切音字时代，通晓欧文的知识分子中，就有以吴稚辉为代表的一批极左派人物，认为汉字汉语极为落后，应当废除汉字汉语而代之以世界语，但遭到稳健派学者章炳麟的驳斥，没形成气候。
但随着文学革命的兴起，“打倒孔家店”口号的提出，这种极左思潮在西洋派知识分子中又迅速漫延开来。
1918年钱玄同发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万分激昂地号召“废孔学不可不废汉文”，赞成了吴稚辉废除汉字、汉语的主张。
在这个左的时代，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胡适也支持了钱玄同废除汉字代之以国语罗马字的主张。
于是，凡是带有左倾思潮的西洋派学者，诸如蔡元培、黎锦熙、赵元任、林语堂、周辨明、许锡五等人都集合到钱玄同的旗帜之下，纷纷发表汉字拉丁化的文章，提出罗马字拼音的方案，掀起了国语罗马字的狂潮。
在国罗运动咄咄逼人的情势下，国罗派学者左右了“国语统一筹备会”，于1923年的第五次常年会议上，决议成立“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
搞国语罗马字，用26个拉丁字母表示汉语的声、韵、调，是件不容易的事情，“老国音”的比较复杂的语音成分就成了障碍。
于是国罗派的学者，要求简化语音，以比较简单的北京音为标准，修改国音，去掉“老国音”的尖音和入声等语音成分。
当时的政局很不稳定，拼音研究委员会未能及时开会研讨。
极左的国罗派急如星火，于是由刘复串连了在京学者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林语堂、汪怡,组成了六个人的“数人会”来研究。
1926年9月，“数人会”议定出“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1月被“国语统一筹备会”公布，“自此增修《国音字典》即以校订之国音标准拼成罗马字”。
1928年南京政府的大学院长蔡元培公布了“国语罗马字”，定其为“国音字母第二式”。
至此，“国语罗马字”就成为“新国音”。
三、“新”“老”国音的对比 老国音诞生在前，新国音是以老国音为蓝本，经过部分修改而产生的，绝大部分的字音没有变，变音的只是一部分。
针对部分字音的改变，从四个方面对比一下“新”、“老”国音的利弊： 1、审音学者的代表性。
审定老国音的是参加“读音统一会”的学者，代表来自全国各省，代表了全国各省大多数人的意见；而议定新国音的是国罗派学者，甚至是“数人会”，几乎是青一色的江南方言区学者，没有中原地区的学者，代表性不如“读音统一会”。
2、选取的标准音。
老国音的语音标准，是以北京音为主，兼容北方话的大众语音，以弥补北京方言的缺陷。
这样既能照顾北方话基础方言的全局，又科学地解决了民族语音继承和发展的矛盾；而新国音纯粹以北京音为标准，在某些字音上，既不尊重传统，又不照顾北方话大众语音，偏面强调古今音变，迁就北京一地方言。
3、语音的繁简 老国音里，分尖团，有入声（声调），有“万广兀” 三个声母，还有ㄧㄞ 音，语音成分比较复杂，推广起来难度较大，不利于中原地区以外的方言区的人们学习和掌握。
新国音砍掉了这些成分，语音简单了，有利于中原地区以外的方言区的人们学习掌握。
单从这一点上讲，新国音优于老国音。
但是新国音大幅度地砍掉传统的、基础方言里的语音成分，就必然改变很多字的传统读音，增加大量的同音字。
比如，砍掉尖音和“ㄧㄞ”音这两项，就使汉语减少了四十个音节，改变了六百个字的读音，增加了六百个同音字。
汉语共有四百多个音节，仅此两项，就砍掉了汉语音节的近十分之一，就好象汉语的十指被砍掉了一指，汉语怎能不受损失
砍语音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一是降低了汉语原有的表情达意清晰准确的功能，二是增加了中文信息现代化处理的难度，三是破坏了民族语音的继承性，造成了汉语发源地——中原地区老年人的反感。
从这个角度看，“新国音”不优于“老国音”。
4、发音部位的改变 老国音的ㄓㄔㄕ三个声母，是从“舌上音”知组声母变来的，而“舌上音”又是中古时期端组声母舌位后移分化出来的，发音仍保留端组的特点——舌尖不后卷。
而新国音的zh ch sh随从了满语的特点，是卷舌音（实际上，满语的zh ch sh的发音部位比汉语偏后，也不卷舌），这与传统的语音不 协调。
老国音的ㄗㄘㄙ三个声母，来自“齿头音”精清心，精清心具备开、合、齐、撮四呼的特点，发音部位是舌尖抵下齿背，在舌尖后与上齿龈成阻。
而新国音的z c s，在“国语罗马字”里是tz ts , s，发音是舌尖抵上齿背，无法与齐撮呼韵母相拼，这是印欧语系或阿尔泰语系的发音特点，也是与汉语不协调的。
从以上四个方面的对比，可以看出，国罗派倡导的新国音，从民族性、科学性、实用性、全民代表性诸多方面都不优于老国音。
但是现代语言学者死死维护着新国音的理论教条，就象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会维护地心说那样的虔诚，把老国音当成瘟神，谁都不敢触及这些敏感的问题。
二十世纪已经过去，二十一世纪的科学曙光将要照亮中国的语言学界，重新认识老国音的价值，已是在所难免。
四、“新国音”维护者的四张王牌 新国音派垄断学坛八十年，把老国音派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生怕东山再起。
他们攻击对手有四张王牌： 第一张王牌是：“普通话以北京音为标准”。
以北京音为标准音是近百年来学界的共识，但对北京音也有争议。
新国音的标准并不是完全附合北京音的实际。
例证如下：一如“北京音里无尖音”。
实际上，从1923年到现在，北京人的女尖音普遍存在。
新音派不敢承认这个事实，只得巧言辩护，把北京人的尖音叫“女国音”。
我经过实地调查，北京人不止发尖音，能区别尖、团音的老年人并不罕见（参看笔者的尖团音调查表）。
二如“北京音里没有iai音”，但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中明明写着：“直到现代北京话里‘涯’‘崖’有ai、iai两读。
”三如“北京音里没有舌面鼻音”，但谁都听到，绝大多数北京人的“你”“娘”等字是舌面鼻音。
这些例证说明：1923年国罗派对北京音的调查结论是不很准确的，大有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色彩。
第二张王牌是：“没有必要吸收北京音里没有的语音成分”。
这一条，尽管新音派讲的振振有词，但怎么也掩饰不了内心的虚弱。
因为凡有语音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各种语言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吸收，是语言丰富的重要途径。
民族共同语为什么不能吸收汉语的发源地——中原地区普遍存在的具有三千年历史的民族语言的语音成分
第三张王牌是：“汉语语音从古至今的发展是逐步简化的”。
为了这一论点的成立，现代学者便子虚乌有的夸大上古音的复杂性，说先秦时代,鼻音声母也分清浊两套，有七个复辅音，所有的音节都以辅音结尾，没有开音节，辅音韵尾有九个之多（见《大百科全书》朱德熙《汉语》条）。
在声调方面，说古四声各分阴阳，声调也是古多而今少，也是由繁而简的（见《汉语正音字典》徐世荣序）。
夸大上古语音复杂性的目的，是让人们相信语音发展是步步简化，为新国音大幅度地砍掉语音成分作辩护。
其实语音简化论完全歪曲了语音发展的规律。
汉语和人类语言发展的总规律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由简单到复杂，由粗疏到精密。
音素逐步增多（音素递增规律），发音部位趋向均衡（音位均衡规律），表音越来越清晰、响亮、准确（如汉语的开音节规律和浊音清化规律）。
这些规律在汉语发展史上极为明显。
从上古到现代，从“舌头音”里分化出“舌上音”，从“重唇音”里分化“轻唇音”，从“牙音”里分化出舌面音，从“齿头音”里分化出舌尖音（即从精清心里分化出资雌私），（见王力《汉语史稿》208页），这些分化增加了多少语音成分，现代学者视而不见，只看到浊音清化和闭口韵消失就下语音简化的定论，是一叶闭目不见泰山的偏见呢，还是故意歪曲呢
第四张王牌是：“老国音变成新国音是自然规律，不是人为的”。
这一条，只能蒙蔽幼稚的青年人，凡是了解“新”、“老”国音争论史的人，都会嗤之以鼻
以上介绍了新老国音诞生的经过，并对新老国音的利弊作了对比和评论。
我并不是全盘否定新国音，也不是全盘肯定老国音。
我的观点是老国音的一些具有传统性和全民代表性的语音成分，诸如区别尖团音，舌面鼻音和iai音等，应当被吸收到民族共同语里来。
只有吸收了，民族共同语才能完善和发展。
死死抱住既定的标准，以北京音为借口实行关门主义，是禁锢了民族语音的发展，绝不是科学的态度。
竭力维护既定标准的教条主义者，不算是真正忠于民族共同语，也不算是真有良心。
审定老国音的学者早已归天了，维护老国音的学者早已被打倒，退出语音学坛默默无闻了，但是老国音的幽灵不散，还活在亿万炎黄子孙（特别是中原地区）的脑中和口中。
我相信，老国音中被砍掉的民族语音的优秀成分是一定会恢复起来的，不管现代教条主义者怎样霸道，科学必定战胜愚昧，真理必定战胜谬误
在纪念“读音统一会”召开80周年之际写此文，一方面对老国音派表示褒扬和悼念，另一方面也让现代教条主义者有个警醒。
忠魂回眸应笑慰，纠偏自有后来人
《海国图志》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1、《海国图志要内容 海国图志》是魏源受林则徐嘱托而编著的世界地理历史知识的综图书。
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命题，打破了传统的夷夏之辨的文化价值观，摒弃了“九州八荒”、“天圆地方”、“天朝中心”的史地观念，树立了“五大洲、四大洋”的新的世界史地知识，传播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别种文化样式、社会制度、风土人情，拓宽了国人的视野，开辟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新风气。
2、贡献影响 《海国图志》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是第一部较为详尽较为系统的世界史地著作。
开始在中国介绍有关世界史地知识，当推西汉司马迁的《史记》。
以后，历代正史多立有外国传，但这些记载大多集中于中国边境的国家。
到近代才有《四洲志》和姚莹撰成的《康輶纪行》。
《四洲志》纯是一部译作，而《康輶纪行》系合日记杂录而成。
而《海国图志》，它不仅在编纂和内容上弥补了《四洲志》和《康輶纪行》等书的缺憾，而且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结构和理论方法，被誉为国人谈世界史地之开山。
3、作者简介 魏源（1794～1857） 名远达，字默深，汉族，湖南邵阳人，著名学者，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
为晚清思想家，新思想的倡导者， 乾隆五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1794年4月23日）生于湖南邵阳县金潭（今邵阳市隆回县金潭），咸丰七年三月一日（1857年3月26日）殁于杭州。
魏源的著作宏富，除《海国图志》外，还著有《圣武记》《元史新编》《清夜斋诗稿》《古微堂诗集》和《默觚》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