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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发·蓄发·剪辫子 ——关于辫子的历史 ? 王晓天 自1840年英国殖民者用大炮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以后，在很长的时间里，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人们用异样的目光盯着中国男子脑后拖着的那根长长的发辫，感觉令人费解。
一位亲身参加过中国太平天国革命的英国人伶俐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许多年里，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
”〔1〕以至于在历史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漫长时间之后，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一些欧洲国家的人还把梳辫子、穿古怪服装当成中国人的固有形象，到处张贴，作为去中国旅游的广告。
其实，说起剃发蓄辫，只是十七世纪中叶满洲人入主中原以后所形成的习俗，而在此之前，中国人是不剃发蓄辫的。
《韩非子》说：“古者披发文身。
”这说的是上古时代先民未开化之时的事。
进入文明时代以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的祖先便有了美的概念，头饰也就发展起来，而且，慢慢演绎出一套套较为繁缛的礼节。
自从孔夫子发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的圣训以后，捍卫头顶上的青丝，则不仅仅只是一种审美的需求，而且具有了伦理的意义。
于是，绾发结缨戴冠，郑重其事，丝毫也马虎不得。
不但要求中原人如此，而且对于偏处四边的少数民族也是如此要求，如《汉书》曰：“终军上书，请受大冠长缨，以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
乃使越王，越王请举国内属。
”此风愈炽，削发也就演变成一种处罚的方式，只有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才执行削发示惩。
三国时的曹操，因为马踏麦田触犯了自己所定的军纪，于是剑削青丝以谢军中。
自秦汉至于明清，头发不可毁伤的祖训更是深入骨髓，不可更改。
清朝起于塞北，满人是马背上的民族。
也许是由于骑马的缘故，很早就有了结辫的习惯。
满族人的祖先金人，就是剃发蓄辫的民族，其发式是“半剃半留”，于额角引一直线，线前面的头发全部剃光，线后面的头发结辫垂于脑后。
究竟这种习惯始于什么时候，保持了多久，现在难以确考，但至少可以肯定在宋代就已经出现了。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建炎三年，金元帅府禁民汉服，又下令髡发不如式者杀之。
”《宋史》记载宋将刘琦抗金事迹时说：“是夕，天欲雨，电光四射，见辫发者辄歼之。
金兵退十五里。
” 大约是祖先有此强迫削发之先例，几百年之后，当满洲的八旗兵势如破竹地越过山海关，开入关内，推翻业已腐朽的明朝，确立清朝的统治以后，清朝统治者便开始强力推行剃发蓄辫制度。
1645年，清顺治皇帝发布命令，宣布“自今布告以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剃完。
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臣僚不得论奏剃发，否则“杀无赦”〔2〕。
此即为历史上著名的“剃发令”。
从此，头发之去留，不再是个人的喜好，也不再是一个伦理的问题，而是上升成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
清朝统治者为了彻底从精神上征服汉人，是把剃发作为一种表示归顺的标志，为此，不惜以死要挟，口号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这对汉人来说，当然无法接受，一缕青丝，不仅受之父母，而且成了忠于明朝的象征，这是千万不能剃掉的。
为此，汉人奋起反抗，口号是：“宁为束发鬼，不作剃头人!” 反抗异常激烈，满族统治者的镇压也异常残酷。
血风腥雨之下，演出了多少惨不忍睹的历史悲剧，江阴十日，嘉定三屠，多少人头落地。
最悲壮的莫过于“江阴十日”，是年农历六月二日，江阴人在阎应元、陈明遇的率领下誓死捍卫头上之发，誓死效忠明朝，坚守城池八十一天，杀死清兵七万五千人，有六万七千壮士战死于城墙上下。
城破，清军纵兵屠杀十日，直到满城杀尽方才封刀。
有十七万多军民死于清兵刀下，仅有五十三名老小幸免于难。
有诗为证： 八十日戴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
六万人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
反抗，镇压，再反抗，再镇压。
随着南明小朝廷一个一个地垮台，人们光复的希望也一个一个地破灭了。
人们不再反抗了，终于接受了满清统治的现实。
而辫子，也就一根根地留了起来。
随着日子的流逝，久而久之，人们麻木了，习惯了，不再觉得不顺眼，不再觉得它是化外蛮夷之俗了。
甚而，辫子乃至成了中国人当然之习俗。
人们不但安于蓄辫，习惯于蓄辫，而且讲究如何蓄辫，尤其是官宦人家及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儿，饰辫梢以各种装饰物，目为时尚而招摇过市，串门过户。
文人墨客也以此为吟咏的对象，有一首描写剃发蓄辫的对联就云： 暮暮朝朝，洗洗刷刷剃剃。
停停歇歇，光光挖挖敲敲。
二百多年后，即当历史进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中国人有机会可以走出闭锁的大陆飘洋过海时，他们对于这条垂在脑后晃来晃去的辫子是挺看重的。
一代哲人、曾在虎门焚毁鸦片的林则徐在澳门看到洋服时曾鄙夷地说话：“真夷俗也!”这种评价与外国人看到中国人的辫子时所发出的感叹恐怕也差不多。
但是，洋人的惊异，洋人的讥笑，并不能动摇中国人心中的诩诩自得。
因为，这是文明的标志，“天朝上国”之人的象征。
但是，也有人没有忘记。
1851年1月，洪秀全和他的“拜上帝会”兄弟们在广西金田起义，建号“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以反清相号召，又翻出了二百多年前的那笔老帐，在以东王杨秀清和西王萧朝贵名义发布的《奉天讨胡檄》中宣称：“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
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
”因此，必须恢复“中原古制”，即恢复汉族的衣冠服饰。
太平军的官兵蓄发不剃，恢复了中原汉人束发于顶的旧制。
在太平军，谁的资历长短，一望头发便知，谁参加起义早，留起的头发就长，谁参加起义晚，头发就短，头发的长短，便是参加起义军先后的最好标志。
蓄发不剃，这是太平军不同于当时人的最突出的形象特点。
正因如此，蓄发在当时民间往往被俗称为“长毛”，而清廷官方则诬称之为“发匪”、“发贼”、“发逆”等等。
自金田起义，太平军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纵横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数省，其势如狂飙突进，同时也把蓄发之制推行至所到之处。
在太平军看来，蓄发易服，不只是服饰问题，也是是否拥护太平太国的一种带政治态度的表示，因此，他们推行起来亦同样严厉，要保住脑袋，就得留起头发，否则就有可能杀头。
太平军的狂飙突起，恰如一道划破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大地的闪电，但是，其来也忽，其去也快，十多年后，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蓄发易服之举也就随之销声匿迹了，一切也就暂时恢复了原貌。
在农业文明时代，人们很难发现辫子的坏处。
但自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古老中国的大门在强力下被打开，由于中西方交通的滥觞，有了中西风俗的比较，最早开始与外国人接触或最早触及近代工业文明的某些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蓄辫是一种陋俗。
但是，谁也不敢首先剪掉辫子。
大约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定居于海外的华人中最先出现了剪除辫子、改易西服者，但均属于个例，没有形成风气。
1898年1月，也即农历除夕，新加坡华人组织华人剪辫会，并登报倡议集体剪辫。
此一举动在海外华人社会中产生了很大的轰动，也引起了争议。
赞成者“有谓辫发为不雅观者；有谓辫发久而不洗即觉臭秽难闻者；有谓辫发贻害甚大，如机器房中执役者一时不慎，致为机器所掣，不免性命之虞者；有谓辫发或被车轮牵扯，致受辗转者；有甚谓此物似禽兽之尾者；有谓如铁链之状者。
”因此，他们主张割掉辫子，“留全发而短之”。
但是，反对者的力量也很强大，特别是一些老人，忧心忡忡，认为一旦剪掉辫子，便会被清政府视为异类，那么，落叶归根，回国之想就会成为泡影；而且一旦与当地社会发生纠葛，便很难再受到清政府驻外机构的保护。
于是，传统的力量再次占上风，剪辫的倡议也就搁置下来。
一直到两年以后，新加坡华人终于将剪辫的倡议付诸行动。
据《中外日报》1900年6月19日报道：“新加坡一处，已有华人八十人割去发辫，改换西装，其余割辫者尚多，约亦即目前矣。
”时代风尚之所趋，工业文明影响之所及，终于使剪辫突破传统的“夷夏之辨”旧圈子，提到了当时世人的面前。
当时的国内舆论，如上海的《益闻录》、《申报》，天津的《国闻报》，湖南的《湘报》等均报道了1898年新加坡华人倡议剪辫一事。
但是，除《国闻报》以“割辫创闻”为标题，揭示其事系首创，以“深堪诧异”评论以示惊奇外，其余各报几无评论。
然而，国内虽无剪辫之举但并不等于没有呼声。
1898年夏，主张维新的康有为就大胆地向光绪皇帝提出断发、易服、改元的主张。
其主张剪辫的理由与新加坡华人大致相同，但他把剪辫提到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和变法维新强国的高度，认为：“断发虽始于热地之印度，创于尚武之罗马，而泰伯至德，端委治吴，何尝不先行断发哉?”而且，俄国彼得一世的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皆先行断发易服”，因此，他请求光绪皇帝在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实施变革之际下令断发易服，以“振国民之精神”。
康有为是中国第一个正式向皇帝奏请断发剪辫的人。
1903年，《湖北学生界》发表“剪辫易服说”一文，申述剪辫有利于“强兵强种”之由。
1904年，《大公报》又发表一篇文章，提出中国出洋留学生应该“改装去辫”，以“便与西人来往”。
尽管提出者小心翼翼，把剪辫的范围限制在去洋留学生之内，但此种议论在当时仍然有“易服改元，革命排满”之嫌，没有更多的人敢于去冒这个风险。
但是，以“排满革命”而自任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却敢于冒这个风险。
辫子和满装虽然已经沿袭了近三百多年，但这三百多年的记忆并没有消失，尤其是那一条被讥为“豚尾”的辫子，依然被许多人视为汉人的耻辱，因此，除掉这条辫子便是与清廷决裂的标志，在鼓动反清、宣传革命之际，这是动员民众支持革命的最有力的召唤。
早在1895年，孙中山、陈少白等人就在清廷鞭长莫及的日本剃发易服，以明革命之志。
在1903年爆发的“拒俄运动”中，留日的青年学生纷纷剪掉辫子，以示与清廷决裂。
风气越演越烈，以致去日本留学者均以剪掉辫子为荣。
山西同盟会会员景定成(梅九)论述1905年的一次剪辫事件颇有代表性，其云： 山西第二次派来的学生里头，很有几位老先生，保守辫子，好像一条生命似的，宁死也不肯剪掉。
我一天借着同乡开恳亲会，发了一段论议，便说道：“这头发本是一种烦恼的东西，弄成一条辫子，搁在脑背后，已经不成个体统；如今人把他挽在头上，作了个盖顶势，好好一个头颅，让他盘踞上面(影射清廷)，压制得全身不爽快(影射民众不自由)，如今请大家下一番决心，痛痛快快地，一刀两断，剪除了他(影射革命)，不但一头圆光，而且通身快活，大家有什么顾忌，不肯决然舍去呢!”这一席话，革命同人，自然领会得来，拍掌喝彩地欢迎。
惟有那老先生大不快意，背后对人说：“某人什么都好，就是爱劝人剪辫子有些讨厌!”〔3〕 留学生归国后，又把剪辫的新风气带回了国内。
1903年时，江南一带，青年学生剪辫者已不乏其人，1903年10月16日的《大公报》所载文章中便这样形容：“江南之新学国民及留学生多剪去辫发，以为不如此则形式上有缺点也。
”特别是随着二十世纪初年清政府实施新政，各项改革措施陆续出台后，蓄辫与一些新规矩的矛盾越来越大。
1905年6月，新编陆军实行改服制，不少官兵穿上新式军服后为便于戴军帽遂将发辫剪去一束；同时，最早实行警察制度的天津，警察也已“剪去发辫三分之一”。
鉴于学界和军界剪辫成风，1907年5月6日，经学部奏准，严禁学生、军人剪辫，其中学生“一经查出，即当咨明学部，分别惩处”；军人“如有不遵定制，改用他装，以及剪去发辫等事，无论官僧、兵丁，均即斥革”〔4〕。
这是清中央政府关于严禁剪辫的第一道命令。
此令既出，剪辫之风稍杀。
但是，一个新风气一经传开，依靠一道行政命令岂能止住?况且，当时每一个明智的人都已经认识到，“中国之发辫有百害而无一利”，即使清廷内部，一些开明的官员也不再坚持蓄辫，这是时势之所使然。
1910年10月3日，作为清朝新政产物的资政院第一届常委会开幕。
开会不久，一名叫罗杰的议员便提出了《剪辫易服与世大同》的议案；接着，来自湖南实为革命党人的议员周震麟又提出《剪除辫发改良礼服》的议案，资政院议决时认为“两案之主旨，皆以中国辫装妨碍运动，朝廷整军经武，非剪除辫发，改制冠服，不足以灿新天下之耳目，改除骄奢之习惯”〔5〕。
最后，以大多数议员赞成获得通过。
资政院关于剪辫易服的议决案一经通过，消息传来，不管清廷是否批准此案，民间的剪辫便“一时风发云涌，大有不可遏制之势”。
但是，这时候的剪辫还是一种自由的选择，没有形成强制性的社会压力。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革命浪潮汹涌澎湃。
与清初强迫汉人剃发相比较，辛亥革命也把头发看成是政治分野的象征，独立各省很自然地把标志汉人臣服于满清朝廷的辫子作为革命目标，剪除辫子已经成为去旧图新的标志。
许金城《民国野史》记述道：“无数的汉人都兴高采烈地剪去这条奴隶标志的辫子。
也有迷信的，事先选择吉日，拜祭祖先，然后庄重地剪除，把辫子烧了。
更有联合多人同日剪辫，并燃放爆竹，举行公宴庆祝的。
”当时有一名《越风》的杂志载文说：“不剪发不算革命，并且也不算时髦，走不进大衙门去说话，走不进学堂去读书。
”一时间，剪辫的浪潮便如风起云涌，浩浩荡荡，迅速席卷大江南北。
但剪辫潮流是在民国建立以后逐渐扩展的，上海独立后数月，抵制剪辫的情况仍不断发生。
当时有人指出：“沪上光复已两月有余而各界同胞尚有心怀犹移踌躇不剪者。
是满贼之丑俗犹存，民国之声威有损。
”〔6〕上海为当时最开化之城市尚且如此，至于一些偏僻城镇和农村，抵制剪辫者大有人在，不愿剪辫者不仅仅是满族贵族，也不只是那些醉心帝制的人，相当一部分老百姓出于一种长期以来的惰性习惯，也不愿意剪掉那条又油又腻的辫子。
据《申报》1912年2月19日报道，湖南湘潭县城“剪辫者已十居其九，闻有一二未剪者不过顽固之乡愚”，有“一挑水夫尚垂发辫，该兵士迫令剪去”，结果发生争吵推拉，挑水夫受伤致死。
有鉴这种种情况，为了进一步根除辫子陋俗，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在南北统一之后，通令全国剪辫，令云： 满虏窃国，易吾冠裳，强行编发之制，悉从腥膻之俗。
当其初，高士仁人或不屈被执，从容就义；或遁入缁流，以终余年。
……今者满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
兹查通都大邑剪辫者已多，至偏乡僻壤，留辫者尚复不少。
仰内务部通令各省都督，转谕所属地方一体知悉。
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以违法论。
该地方官毋稍容隐，致干国纪。
又查各地人民有已去辫尚剃其四周者，殊属不合，仰该部一并谕禁，以除虏俗，而壮观瞻。
〔7〕 临时政府的通令，措辞是很严厉的，对于在全国范围内剪除辫子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留辫者依然有之，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叫张勋，字少轩，江西奉新人，三十岁时投入清军。
武昌首义时，他正在江南提督任上，驻守南京，被江浙革命联军击败后，退守徐州。
此人顽固不化，清帝退位后仍表示忠于清室，所部禁止剪辫，被称为“辫帅”。
1917年6月14日，张勋带领数千“辫子军”开进北京；7月1日，张勋拥溥仪复辟。
这一下，京城很多剪辫子者都慌了，有歌谣云：“不剪辫子没法混，剪了辫子怕张勋。
”一时间，假辫子风行北京城。
谁知，真假辫子仅仅风行十二天。
7月12日，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组织的“讨逆军”便攻入北京，张勋惶惶然若丧家之犬，狼狈逃入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宣统皇帝溥仪再次宣布退位，一场闹剧很快收场。
又有歌谣云： 宣统回了朝，秃头要开瓢。
宣统跑了，秃头好了。
关于辫子的历史，中国人被折腾了近三百余年，至此终于划上了一个句号。
注释： 〔1〕《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
〔2〕蒋氏：《东华录》。
〔3〕景梅九：《罪案》，《辛亥革命》第2册。
〔4〕《光绪朝东华录》。
〔5〕《大公报》1910年12月24日。
〔6〕《申报》1912年1月1日。
〔7〕《命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令》。
岳飞简介
岳飞（1103－1142）字鹏举，汉族。
北宋相州汤阴县永和乡孝悌里（今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菜园镇程岗村）人。
中国历史上著名战略家、军事家、民族英雄、抗金名将。
岳飞在军事方面的才能则被誉为宋、辽、金、西夏时期最为杰出的军事统帅、连结河朔之谋的缔造者。
同时又是两宋以来最年轻的建节封侯者。
南宋中兴四将（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之首。
这是详细资料：
品读点击顾炎武治学
顾炎武（1613- 1682）汉族，原名绛，字忠清。
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
尊称为亭林先生。
江苏昆山人。
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
曾参加抗清斗争，后来致力于学术研究。
晚年侧重经学的考证，考订古音，分古韵为10部。
著有《日知录》、《音学五书》等，他是清代古韵学的开山祖，成果累累；他对切韵学也有贡献，但不如他对古韵学贡献多。
顾亭林学术的最大特色，是一反宋明理学的唯心主义的玄学，而强调客观的调查研究，开一代之新风，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
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
” 顾亭林强调做学问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维”，提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日知录》卷十三《正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编辑本段]学术贡献 顾炎武把古韵分为10部，其中有4部成为定论，即歌部、阳部、耕部、蒸部。
其余几部也都粗具规模，后来各家古韵分部，都是在顾氏分部的基础上加细加详。
顾炎武在音韵学上的最大贡献是用离析唐韵 (实际是《广韵》)的方法研究古韵。
宋人也曾研究古韵，但把《唐韵》的每一个韵部看成一个整体，没有想到把它们拆开，因此,尽管把韵部定得很宽,仍然不免出韵。
另一个极端是遇字逐个解决,没有注意到语音的系统性。
顾炎武则把某些韵分成几个部分，然后重新与其他的韵部合并。
这样有分有合，既照顾了语音的系统性，又照顾了语音的历史发展。
他首先废弃平水韵,回到唐韵。
比如把尤韵一部分字如“丘”、“谋”归入“之咍”部,这就是“离析唐韵”，回到古韵。
再比如把支、麻、庚三韵各分为二，屋韵分为三,令它们归入不同的古韵部,充分体现了古今语音系统的差别。
他的这种离析工作,直到今天大家还公认是很有价值的。
其次，他最先提出用入声配阴声。
《诗经》常常有入声字跟阴声字押韵，以及一个字有去入两读的现象，顾炎武从这些现象中认识到，除了收唇音的入声缉、合等韵没有相应的阴声韵以外,入声都应该配阴声。
在古音学的分部问题上，有阴阳入三分法，有阴阳两分法，按两分法说，他的作法是对的。
顾炎武在古音学的研究中,一方面有理论的建树,另一方面有对大量材料的分析，所以后来被学者誉为古音学的奠基者。
他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音学五书》中。
[编辑本段]人物轶事 顾炎武被称作是清朝“开国儒师”、“清学开山”始祖，是著名经学家、史地学家、音韵学家。
他一生辗转，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开创一种新的治学门径，成为清初继往开来的一代思想家。
他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意广求证据。
著有《日知录》、《肇域志》、《音学五书》、《亭林诗文集》等。
顾炎武出身于江东望族，明末家道中落。
他14岁取得诸生资格后，便与同里挚友归庄共入复社。
自27岁起，断然弃绝科举帖括之学，遍览历代史乘、郡县志书，以及文集、章奏之类，辑录其中有关农田、水利、矿产、交通等记载，兼以地理沿革的材料，开始撰述《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
明亡，与归庄等人以匡复故明为志，在南明政权下两次参加武装抗清斗争并决意不与清 廷合作。
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议修《明史》，拒不就荐；次年，更誓死不入《明史》馆。
此后，客居山西、陕西，潜心著述不再入世。
在北游的二十余年中，顾炎武遍游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行了万里路，也读了万卷书。
顾炎武学识渊博，在经学、史学、音韵、小学、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以及诗文诸学上，都有较深造诣，建树了承前启后之功。
他继承明季学者的反理学思潮，不仅对陆王心学作了清算，而且在性与天道、理气、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诸多范畴上，都显示了与程朱理学迥异的为学旨趣。
顾炎武为学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给予清代学者以极为有益的影响。
顾炎武还提倡“利国富民”，并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
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
他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意义和影响深远，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精神力量。
顾炎武终身为反清事业奋斗奔波，这与国破家亡的经历和他一直受到的良好教育有着密切关系。
“昆山城陷，死难者四万余人，顾炎武的生母何氏被清兵砍去右臂，两个弟弟遭杀害，好友吴其沆也被捕蒙难。
顾炎武奉嗣母王氏避兵于常熟，王氏闻城陷，绝食十五天死节，临终时给顾炎武留下遗言：‘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
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
’” 1680年，顾炎武夫人死于昆山，他在妻子的灵位前痛哭祭拜，作诗说“贞姑马鬣在江村，送汝黄泉六岁孙。
地下相逢告父姥，遗民犹有一人存。
” 顾炎武有诗：“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
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也就是说，他希望清朝灭亡，就如同精卫想平东海一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 明末 崇祯十七年（14）三月，李自成农民军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五月，清睿亲王多尔衮入北京；十月，清定都北京，世祖福临即帝位，改元顺治，命豫亲王多择率大军征服江南。
明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字完之，河南开封人）、凤阳总督马士英（字瑶草，贵州贵阳人）等拥立福王由崧为帝，五月初，在南京建立了小朝廷，年号弘光。
京师陷落的消息传到江南，一时人心惶惶，为避战乱，顾炎武率家人东躲西藏，到年底，迁往高旧居80余里的语濂经暂住。
经昆山县令杨永言（字岑立，云南昆明人）举荐，行朝诏用炎武为兵部司务。
“须知六军出，一扫定神州。
”（《亭林诗集》一，《感事》）顾炎武把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弘光小朝廷之上，他满腔热忱，“思有所建白”（吴映奎《顾亭林先生年谱》），撰成《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即著名的“乙西四论”，为行朝出谋画策，针对南京政权军政废弛及明末种种弊端，从军事战略、兵了来源和财政整顿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建议。
顺治二年（15）五月，顾炎武取道镇江赴南京就职，尚未到达，南京即为清兵攻占，弘光帝被俘，南明军崩溃，清军铁骑又指向苏、杭。
其时，江南各地抗清义军纷起。
顾炎武和挚友归庄、吴其沆（字同初，上海嘉定人）投笔从戎，参加了佥都御史王永柞为首的一支义军。
诸义军合谋，拟先收复苏州，再取杭州、南京及沿海，一时“戈矛连海外，文檄动江东”（《亭林诗集》一，《千里》）；惜乎残破之余，实不敌气焰正炽的八旗精锐，义军攻进苏州城即遇伏而溃，松江、嘉定亦相继陷落。
顾炎武潜回昆山，又与杨永言、归庄等守城拒敌；不数日昆山失守，死难者多达4万，吴其沆战死，炎武生母何氏右臂被清兵砍断，两个弟弟被杀，炎武本人则因城破之前已往语濂径而侥幸得免。
9天后，常熟陷落，炎武嗣母王氏闻变，绝食殉国，临终嘱咐炎武，说：“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
”（《先妣王硕人行状》）炎武悲愤欲绝，将母亲的遗命谨记心田。
这年闰六月，明宗室唐王幸键在福州称帝，年号隆武。
经大学士路振飞（字见白，号皓月，河北曲周人）推荐，隆武帝遥授炎武为兵部职方司主事；由于嗣母新丧，炎武二时难以赴任，只能“梦在行朝执戟班”（《诗集》一，《延平使至》），但他仍然积极投身入抗清复明的斗争。
当时，清松江提督与巡抚土国宝不和。
前明兵科给事中陈子龙（字卧于，复社名士，松江人）、成安府推官顾咸正（字端木，昆山人）、兵部主事杨延枢（字维斗，江苏吴县人）等暗中策动吴胜兆举义反正，咸正为炎武同宗长辈，陈子龙等都与炎武往来密切，这件事炎武也是参预了的。
顺治四年（17）夏，事情败露， “几事一不中，反覆天地黑”；（《诗集》一，《哭陈太仆》），胜兆被解往南京斩首，清廷大肆搜捕同案诸人。
子龙往投炎武，炎武当时已离家出亡；于是子龙逃入顾咸正之子天遴、天逵家躲藏，不久三人即被逮，炎武多方营救，未能奏效。
其间，炎武还往寻成正，“扁舟来劝君：行矣不再计”（《诗集》一，《哭顾推官》）、催促他及时出走，而咸正不听。
结果，陈子龙乘差官不注意时投水自尽，杨延枢及顾氏父子先后遇害，受此案株连而死者40余人。
在策动吴胜兆反正的同时，炎武还进行了其他一些活动。
顺治三年（16），炎武本打算赴福建就职方司主事之任，大约将行之际，路振飞派人与他联系，要他联络“淮徐豪杰”。
此后四五年中，炎武“东至海上，北至王家营（今属江苏淮阴），仆仆往来”（邓之诚《清诗纪事》），奔走于各股抗清力量之间，“每从淮上归，必诣洞庭（按即太湖）告振飞之子泽溥，或走海上，谋通消息”（同上），意图纠合各地义军伺机而动。
虽然弘光及闽浙沿海的隆武等南明政权先后瓦解，炎武亲身参与的抗清活动也一再受挫，但是，炎武并未因此而颓丧。
他以填海的精卫自比：“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
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诗集》一，《精卫》），满腔忠愤，不能自已。
清初 当崇祯末年，炎武嗣祖绍芾及兄长顾缃（字遐篆）先后去世，又逢吴中大旱，“一时丧荒赋徭猖集”（归庄《送顾宁人北游序》），炎武无奈，曾将祖产田 800亩贱价典给昆山豪族叶方恒（字嵋初）；其时，炎武的堂叔等人为争夺遗产，又挑起家难，他们还与本来就蓄意侵吞炎武家产的叶氏内外勾结，炎武在昆山千墩的故唐和在常熟语濂径的住所曾几次被这伙人洗劫及纵火焚烧。
到顺治七年（1650），叶方恒又企图加害顾炎武，炎武为了避祸，只得“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诗集》二，《流转》），离开昆山出走。
此后五年中，他都在吴、会之间奔波往来。
尽管遁迹商贾，炎武依然心存故国，时时关注着沿海一带抗清斗争的进展情况，希望能有建功立业的机会。
他在《流转》诗中写道：“……晨上北固楼，慨然涕如雨……浩然思中原，誓言向江浒。
功名会有时，杖策追光武。
”当张名振（字候服，南京人）于顺治十年（1653）九月在长江口大破清兵，进屯崇明（今属上海），明年正月，又率“海舰数百”溯长江而上，直抵镇江，并登金山遥祭孝陵（明太祖朱元璋陵，在今南京中华门外）之际，炎武为之欢忭鼓舞，他兴奋地写道：“东风吹江水，一夕向西流。
金山忽动摇，塔铃语不休。
水军十一万，虎啸临皇州。
巨舰作大营，飞舻为前茅。
黄旗亘长江，战鼓出中洲……沉吟十年余，不见旌旆浮，忽闻王旅来，先声动燕幽。
阖闾用子胥，鄢郢不足收。
祖生奋击揖，肯效南冠囚。
愿言告同袍，乘时莫淹留。
”（《诗集》二，《金山》） 这一时期，顾炎武还同归庄、陈忱（字遐心，浙江吴兴人）、吴炎（字赤溟，江苏吴江人）、潘柽章（字力田，吴江人）、王锡阐（字寅旭，吴江人）等共结惊隐诗社，表面上以“故国遗民”“优游文酒”（汪曰桢《南浔缜志》），其实是以诗社为掩护，秘密进行抗清活动。
炎武在淮安结识定交的挚友王略（字起田，淮安人）、万寿祺（字年少，徐州人）也都是富有民族气节的志士。
顺治十一年（1654）春，顾炎武迁居南京神烈山南麓。
神烈山即钟山，三国时改名蒋山，明嘉靖中又一度改称神烈山。
三百年前，朱元璋攻克南京（当时名集庆），以此为根据地，东征西讨，10余年后在南京即帝位，建立了大明帝国。
炎武“遍游沿江一带，以观旧都畿辅之盛”（《神道表》），山川依然而人事全非，颇有不胜今昔之感。
顺治十二年（1655）春季，炎武回到家乡昆山。
原来，顾氏有世仆名陆恩，因见顾家日益没落，炎武又久出不归，于是背叛主人，投靠叶方恒，两人且图谋以“通海”（即与闽浙沿海的南明集团有联系）的罪名控告炎武，打算置之死地。
炎武回昆山，秘密处决陆恩，而叶方恒又与陆之婿勾结，私下将炎武绑架关押，并迫胁炎武，令其自裁。
一时“同人不平”，士林大哗。
所幸炎武知友路泽博（字苏生）与松江兵备使者有旧，代为说项，炎武一案才得以移交松江府审理，最后，以“杀有罪奴”的罪名结案。
当事情危急之际，归庄计无所出，只好向钱谦益求援。
谦益字受之，号牧斋，常熟人，顺治初曾任礼部右侍郎，是当时文坛领袖。
钱氏声言：“如果宁人是我门生，我就方便替他说话了。
”归庄不愿失去钱氏这一奥援，虽然明知炎武不会同意，还是代炎武拜谦益为师。
炎武知道后，急忙叫人去索回归庄代书的门生帖子，而谦益不与；便自写告白一纸，声明自己从未列于钱氏门墙，托人在通衢大道上四处张贴。
谦益大为尴尬，解嘲道：“宁人忒性急了
”炎武耿介不阿的性格于此可见。
十三年（1656）春，炎武出狱。
尽管归庄等同邑知名之士极力排解，而叶方恒到此时仍不甘心，竟派遣刺客跟踪。
仲夏，炎武返钟山，行经南京太平门外时突遭刺客袭击，“伤首坠驴”，幸而遇救得免；嗣后，叶方恒还指使歹徒数十人洗劫炎武之家，“尽其累世之传以去”（归庄《送顾宁人北游序》）。
这之前的几年当中，炎武曾数次准备南下，赴福建参加沿海地区风起云涌的抗清复明事业，但由于各种原因，最终都未能成行；至此，炎武决计北游，以结纳各地抗清志士，考察北中国山川形势，徐图复明大业。
远行避祸当然也是一个原因。
顺治十四年（1657）元旦，炎武晋谒孝陵--7年之间，炎武共六谒孝陵，以寄故国之思，然后返昆山，将家产尽行变卖，从此掉首故乡，一去不归。
是年炎武45岁。
此后20多年间，炎武子然一身，游踪不定，足迹遍及山东、河北、山西、河南，“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亭林佚文辑补·书杨彝万寿棋（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到晚年，始定居陕西华阴，直至1682年2月15日逝世。
[编辑本段]著作 《日知录》 三十二卷. 一至七卷,论经 八至十二,论政治 十三卷 论世界风气 十三四卷论礼制 十六十七卷论科举 十八至二时一卷论艺术,文学 二十二至二十四卷论名义 二十五卷论古事真妄 二十六卷论史法 二十七卷论注书 二十八卷论杂事 二十九卷论兵事,外国 三十卷论天象术数 三十一卷论地理 三十二卷论杂考 顾亭林自认 日知录 是生平得意之作: 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 音韵学著作《音学五书》，三十八卷 前后三十年,修改过五次 《古音表》三卷 《易音》 三卷 《诗本音》 十卷 《唐韵正》二十卷 《音论》 三卷 《金石文字记》 六卷 《天下郡国利病书》 一百卷 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卷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卷[编辑本段]顾炎武故居 这里是喊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的故乡、这里又是“百戏之祖”昆曲创始人顾坚的故里、这里还是唐代陶渊明第九代裔孙、文学家陶岘首创江南丝竹之地，这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就是千灯镇，周庄、锦溪是千灯的近邻，他们大力开发旅游资源，分别成功塑造“中国第一水乡”、“中国博物馆之乡”唤醒了千灯人，千灯人发现自己“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丝毫不亚于其他江南名镇，于是，该镇从上到下都形成共识，虽然该镇的旅游开发比较晚，但是古镇有很好的资源，应该大力发展旅游业，并且走出自己的特色旅游之路---文化之路，在今天的“百名记者走近古镇---千灯”采风活动中，笔者现场感受了古镇深厚的文化底蕴。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著名的爱国学者，他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世名言，成为一代又一代旨在报国的炎黄子孙的座右铭。
顾炎武一生还写了三百七十卷著作，以《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为三大著作，顾炎武本人也被当代历史学家评为两千年中七十二位伟人之一，而千灯镇就是这位伟大的思想家诞生的地方。
笔者在现场看到，园林式的景色已经初现轮廓，原来占地只有6亩的景点，现在的占地面积已经扩大至60亩，形成了包括顾炎武起居生活区、顾炎武祠堂、顾炎武墓、和顾园几个景点，其中顾炎武墓地和顾园相连，形成墓、祠、厅一体的园林布局，为千灯诸景之首。
鲁迅对满清的评价是什么?希望详细点
与蒙元简单粗野的赤裸裸的“四种人”制度相比，满清推行的是“全方位 的民族主 义”，即 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全方位的“民族主义”，这种满清民族主义成 为中国近 代动荡和举步维艰 的重要原因之一，它的历史后果至今危害着中华民族（包括今天的满 族）。
杨州十日，嘉定三屠就不说了，因为没有什么好说的。
对汉民族精神和文 化的破坏 却是长远的。
从文化角度看，满族在努儿哈赤时才创立了满文，但在入关后，清政府却 最重视利 用文化精神武器统 治汉民族，达到几千年来少数民族的顶峰。
也达到对汉民族精神文化破坏 的顶峰， 这首先表现在对汉 民族自尊和民族传统的全面绞杀的剃发令。
“即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 头”，历史上，少数民族入 侵、入主中原，如虽有“乱以氐、羌、突厥、契丹、蒙古之风”（《孔子 改制考》）但多被拥有悠久 文化积淀的汉民族同化。
元朝也曾试图改变汉民族的服装，结果成为元末 汉族大暴动的重要诱因之 一。
清政府的剃发令，让有着崇高自尊的汉民族改发易装，招致了强烈的 反抗，仅江阴一县，为反剃 发起义，战死，自尽，被清军屠杀就多达17万人。
全中国为反剃发而被清 军屠杀又有多少人，实难统 计，剃发令不仅是对汉民族的极大污辱，更是对汉民族集体自尊和自信力 的毁灭性打击。
直到太平天 国时，号召起义的有力动员辞仍是“复我衣裳”
剃发令使汉民族数千年 的发式，衣裳传统陡然蒙 难。
“唐制衣冠荡然无存”还是其表，使汉民族从此失去了骄傲，自尊， 自信的精神境界，其影响无 论怎么估价都不过分“此固我皇汉人种为牛为马，为奴为隶，抛汉唐之衣 冠，去父母之发肤，以服从 满洲人之一大纪念碑也。
”（《革命军》）。
比剃发令更阴毒的精神统治是祭孔，多尔衮刚一入关，就祭拜孔庙，一边 杀人一边祭拜孔庙，孔子的 地位也达到“集千圣，等百王”的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但这一切都 是假的，孔子后人曾请求保 留延续3000多年孔家衣冠，“一乃旧制未之或改”，但遭到清政府的断然 拒绝
清政府特别重视利用 理学这一太监学说奴役宰制汉民族的精神。
理学第一次由在野成为官学， 就是在异族入主中原的蒙元 之时，做为非凡的政治家，忽必烈有着敏锐的嗅觉，把理学做为官学，极 有利于统治人口众多的汉民 族。
忽必烈并以“儒教大宗师”的名义号令天下。
但忽必烈的后代少有他 这样的智慧，蒙元一朝，文 治相当差劲，甚至连科举这一收买人心的举措也常常荒废。
清则承继了蒙 元的铁血政策，更比蒙元大 大的狡猾，使有清一朝267年“右文之盛，前古罕见”。
这右文之胜不仅表 现在康熙的《举博学鸿儒 诏》，特别的盛举是四库全书，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对汉 民族英雄史进行空前绝后的 荼毒，鲁迅先生说：“对我最初的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 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的 头，这才种定了的，到的我们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了血史。
”其实这大 家早忘了血史，四库全书还 是功不可没的。
清的手段大大的高明和阴毒，不是焚书，而是“全毁、抽 毁、剜去之类的也且不说， 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其目的非常非常的明确，即“永不会觉 得我们中国作者里面，也曾 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应该说，经过清267年的精神奴役，清政府基本 上达到了使汉民族忘记血 史，永不会觉得汉民族中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的目的。
在此就不转录那些 中国古书与被删剜套改的对 比原文了，只要稍加对比，即足以令人惊骇，总之“清人纂修《四库全 书》而古书亡”
亡的岂只是 古书，失去了的岂止是发式，衣冠，这是汉民族精神传承的大断裂和大毁 灭。
清政府虽口唱“满汉一体”又特别特别的推崇理学但都不过是用理学去奴 役汉民族的精神，清统治者 自己则清醒的很，决不喝理学这副毒药。
康熙训谕诸子“宜以时娴习骑 射”，即不许汉族尚武，但念 念不忘训喻诸子尚武，对于个别的经不住诱惑的迷途羔羊，沾染了汉族文 人的不良习气的，则大加严 惩。
乾隆三十一年，皇子永星在一幅题扇诗中落款“镜泉”，被乾隆发 现，大动肝火遂杖责并训谕皇 子，不可仿效汉人陋习而改变满洲世代淳朴，重骑射的传统，若任其发展 则衣冠尽改（注意衣冠尽 改
）国体败坏，并告诫皇子师傅不可助长皇子重文之气。
清统治者对汉 族有骨气，有独立自主精神 的人是恨之入骨，象雍正那样不惜把吕留良挫骨扬灰。
到近代，满汉矛盾也成为阻止中国前进的一个重大阻碍和动荡之根源之 一，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八旗 军队就曾和绿营火并，原因不用说就是长期种族压迫所制，太平军召令起 义的口号之一即是“兴复久 沦之境”，“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 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 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 之人忘其根本也”“凡有起 义兴复中国者，夷其九族，是欲绝中国英雄之谋也”（杨秀清《奉天讨胡 檄》），直到孙中山，从早 期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到三民主义，其第一主义乃是民族主义。
“那民族 主义，却不必要什么研究才 会晓得的……满洲人入关到如今已有二百六十多年，我们汉人就是小孩 子，见到满人也是认得，总不 会把来当做汉人，这就是民族主义的根本。
”陈天华也说：“这种族感 情，是从胎里带来的”（《警 世钟》），正是这种种族观念，使革命党人前赴后继，“相率中原豪杰， 还我河山”。
辛亥革命首先 是民族革命，从军事早看，辛亥革命十分混乱，草率，苍惶，但民族意 识，一旦觉醒则如星火燎原。
我们大家都在中学课本上读过林觉民的《与妻书》，林觉民参加起义，虽 有建立共和的志愿，但主导 的精神力量还是“克复神州，重兴祖国”。
这民族压迫，不仅表现在精神思想文化领域。
对现实的经济政治，军事更 有实际的作用。
百日维新， 维新诏书象雪片一样传出，但不曾有一纸诏书要改革八旗，其实这八旗已 经是彻头彻尾的一群废物， 满清对此一清二楚，否则也不会有湘军，淮军了，但八旗和绿营每年耗银 达2000万两，约占清廷财政 收入的1\\\/4，实在高的吓人，而湘军每年经费只有15万两。
本人在《白银舰 队》中已算过一笔帐，诸 位再算算每年2000万两，几十年下来是十几个亿
可以再建多少个白银舰 队，清廷将国库收入的1\\\/4 用于百无一用的八旗和满人控制的绿营，仅从经济上讲，就是阻碍中国近 代军事现代化的最大阻力， 而日本把每一个铜板都用于舰队建设，这甲午之战焉能不败
败了之后，则“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刚毅说的更明确，更透 骨“与其授家奴不如赠邻 友”
“汉人强，满人亡”
清267年对汉民族精神文化进行系统的全面绞杀，使我汉民族道统中殂，在 近代又防汉甚于防贼（如 前述每年2000万两养八旗），在文化和实际利益上都给今天中国留下了难 以弥合的深创巨痛。
对此， 我们要向前看，以警示那些至今仍被西方的“迷昏汤“所蛊惑的精英们。
士可杀`不可辱。
谁说的这句话
士可杀不可辱 shì kě shā bù kě rǔ 〖解释〗指士子宁可死，也不愿受污辱。
〖出处〗语出：“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
可杀而不可辱也。
” 〖示例〗鏊谓谨曰：‘～。
今辱且杀之，吾尚何颜居此。
’ ★ 从“士可杀不可辱”到“士可杀亦可辱” “士可杀不可辱”，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信仰。
它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成为中华民族战胜各种天灾人祸的精神依托和智慧来源。
然而，近代以来，这种信念却逐渐被以各种方式认为地淡化，甚至进行系统的摧残。
如今看来，它已经成为一种极为稀缺的社会资源。
作为社会的首要阶层，士在维系中国传统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伴随着“士可杀不可辱”这种信仰的迷失，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遭到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
中华民族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统治者随意杀戮士人固然可怕，统治者公开侮辱士人诚属可耻。
最痛心的却莫过于，统治者这种既可怕又可耻的行为，却能够得到举过上下的狂热喝彩。
如果一个民族不仅对“士可杀亦可辱”的现象心安理得，而且对此欢欣鼓舞，那么这个民族的前途和希望实在令人担忧。
不幸的是，我们的国家确实经历过这种悲惨的历史。
然而我们至今仍然在承受着历史的报应。
因此，很有必要对此进行一番深刻的反思。
中国很早就有四民社会的说法。
考之典籍，首见于。
自战国以下，代有更革，但是血脉相连，士气长存。
士，既不同于贵族阶层，也不同于贫民阶层。
有“术”之人，才能称为“士”。
解释：“儒，术士之称。
”术士，又称“艺士”。
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和我们今天所讲的艺术具有很大的差异。
艺术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在内，又称“六艺”。
把六艺统统归到儒家的门下，反映了后来儒家地位上升的现实，但是和事情的本源并不符合。
其实，艺术往往指称的是专门知识和技能。
比如，武术、剑术、刀术、法术、权术，等等。
只要掌握了一定的专门知识和技能，都可以进入“士阶层”。
它构成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主体。
儒家之外，还有墨家。
墨家也是士。
他们自称“兼士”。
儒家和墨家之外，还有很多。
，诸子百家争鸣，其实是各种独立知识分子的崛起时代。
士阶层的兴起，几乎与贵族阶层的没落相同步。
因此，钱穆先生将战国时期成为“游士社会”。
秦始皇统一中国，中国社会仍然没有改变“游士社会”的特征。
秦国之所以能够消灭六国，主要依靠的人才都是当时在六国不能得到重用的游士。
他们在秦国的吸引下，络绎不绝地来到秦国。
很快帮助秦国发展壮大。
从商鞅、范雎等人，迄于吕不韦及其众多的门客，都是游士。
李斯为相，也是游士。
蒙恬为将，也是游士。
博士官七十人，皆是游士。
在秦国，赢姓贵族掌握政权的很少。
太子扶苏，也在蒙恬帐下。
所以，秦国统一天下主要依靠的不是本国的贵族势力，而是游士实力。
建立西汉王朝，主要依靠的还是各种文武游士，姓刘的开国功臣也很少。
萧何、韩信、张良、陈平等人是游士，叔孙通、娄敬、陆贾、郦食其等人也是游士。
至于所谓“商山四皓”更是当时名士。
汉高祖为了刘汉王朝，大封同姓诸侯，异姓诸王倏加诛灭。
各地游士纷纷投靠刘姓诸侯。
一时之间，、河间王刘德门下集中了大批的游士。
中央权威受到威胁。
“七国之乱”后，汉武帝开始加强中央集权。
大批游士逐渐可以封侯拜相。
汉武帝拜公孙弘为相，乃封其为平津侯。
公孙弘本是东海一个放猪的。
因为掌握和熟悉，应“贤良之荐”成为宰相。
汉武帝之后，中央集权加强，游士消失，学归官府。
汉武帝建立太学。
太学生出身，高者为郎，低者为吏。
郎为皇宫侍卫，吏为政府科员。
当吏员的表现优秀，也可以取得郎的资格，进身为郎，然后在获得担任朝廷内外各种官职的资格和机会。
从汉宣帝之后，凡是出任宰相的，都是士人出身。
朝廷内外官僚，都由士人组成。
所以，这个时候有可以称为“郎吏社会”。
西汉太学设立五经博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社会中的士，由太学生转为郎吏，进而在朝，掌握政权；退而在野，管理家族。
这种做法，儒家思想也不排斥。
“黄金满赢，不如遗子一经。
”只要时代传经，即可世代成为卿相。
这样，中国没有世袭的贵族，却出现了世袭的士族。
士族的发展壮大，逐步出现了“门第社会”。
士族的形成，在东汉末期。
到了三国时期，中央权威崩溃，士族坐大。
袁绍一家，四世三公；孔明一家，也是高门显第，所以兄弟三人，分在三国，同为显贵。
曹操出身低微，用人惟才是举，，然而建立的“九品官人法”很快就成为士族操纵的工具。
魏晋转移，政府被世家大族玩于鼓掌之间。
东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不断，但是门第旺盛，岿然不动。
从东汉末期到李唐中晚，门第社会绵延700多年。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再次陷入了长期的政治动荡时期。
然而，中国文化不仅没有随着政治动荡而陷入绝境，反而薪火相传，绵延不已，并且为大唐帝国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底蕴。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文化动力，主要不是来自于统治王朝的建树。
政治动乱，往往使文化事业的发展摆脱了统治者的干扰和破坏。
这个时期。
中华民族生命血脉的养护，端赖于当时的门第之力。
中国的门第，主要形成与士族中间。
门第中人，皆为士人。
上接两汉，下启隋唐，中国一直仍然维持了四民社会的基本特征。
士人一直是社会的中心。
他们或者偏安于南方，或者胡汉合作与北方，或者努力于再创盛事辉煌，他们构成了社会精英的主体。
隋唐时期发明的科举制度，最大限度地网罗了社会各界的人才，从而使中国社会士人的热情和才华得到极大的展示。
“”之后，北方由于藩镇割据，朝廷开始以诗赋文学取士，门第传统终于衰败。
既而为进士轻薄。
当时的士人，既没有门第的养护，又没有朝廷的培养，其真正的士人精神日益消散。
社会逐渐失去以往的领导中心，政治学术相继腐败。
唐朝灭亡，五代继起。
五代十国时期，士已非士，国遂不国。
政治乱于上，学术衰于下。
士人失去领导中心地位。
但是，中国传统社会尚未彻底崩溃。
尤其在中国南方，社会基础尚未遭到彻底的破坏，文化命脉依然存在。
不过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个时期确实处在真正的“黑暗社会”。
宋朝建立，政治粗安。
朝廷开始认识到养护士气的极端重要。
中国传统的士人阶层正式复兴。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教育界出现了胡瑗等人，政治界则出现了范仲淹等人。
中国传统的士人精神得到恢复和高扬。
科举考试向全社会开放。
进士开始主要出自白衣阶层。
所谓“黑暗社会”转向“白衣社会”。
白衣基本都是从农村崛起。
由于此时的科举考试全面开放，民间又有印刷术的发明。
知识的传播获得极大的发展。
此外，中国出现了大量的书院。
宋朝的综合国力远不如唐朝，但是宋朝时期，中国的学术发展却远远超过了唐朝。
可以说，宋朝是中国读书人的黄金时代。
宋朝所给予读书人的优厚待遇，不仅是空前的，而且是绝后的。
即使像我这样生活在当今所谓的盛世里的人，也是用羡慕的眼光顽强嫉妒着宋朝的读书人。
蒙古入主中原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大变。
中国的士人相率闭门不仕。
他们隐于民间，以讲学为务。
书院之盛，上凌宋朝，下超明朝。
元朝的书院之盛，无与伦比。
元朝的经史文学，不如两宋，但是比较明朝，则毫不逊色。
元朝初期的黄东发、王厚斋、胡身之、马端临，都是旷世巨儒。
中国历史上的亡国时代，只有元朝的学术最盛。
明朝初期的社会精英，诸如刘基、宋濂等人，基本都是元朝时期出现的。
明朝的科举制度，承袭元朝。
所定《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为科举之标准，基本抄袭元朝的成果。
所以在元朝，政治大变于上，社会却没有随着陷入蛮荒境地，学术文化传统依然保存。
此时已无门第，而白衣士子仍为社会领导之中心。
究其根源，实得宜于从胡瑗、范仲淹以下，在学术上之长期潜移默化，而濂、洛、关、闽，群峰竞秀，宋明理学蔚为大观。
满清入关，明朝遗民誓死不从。
他们志节高尚，学术深邃，一时人物蔚起，声光粲然。
历代政权更迭之际，文化灭绝之惨，无过于此。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满清杀人接近百万。
七十多万扬州人死在屠刀之下，一千多年的扬州从此一蹶不振。
然而，满洲人最终还是没有迫使中国人臣服那种野蛮的气焰，反而被征服于中原文明。
中国历史文化始终绵延不绝。
整个满清时期，中国社会依然凝固，精神犹昔，文物递盛，端赖明朝遗民泽被。
清朝末年，革命四起。
反清复明的大旗，依然颇具号召力。
当时有《国粹学报》，一时洛阳纸贵。
风声传播，人心振奋，影响深远。
下层社会之影响上层政治，自本自根之文化传统，远比西洋学说更有鼓动力。
中国从古代封建贵族社会转变为四民社会，远溯自孔子儒家，迄于清朝末年。
两千多年，士人阶层，进则干济政治，致君尧舜；退则教化乡里，鼓舞风气。
在上则为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在下则为士君子，于人伦修养中探究学术。
再由学术而政治。
广土众民，永保其绵延广大统一之运命。
近代以来，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之凌辱，思欲效法西洋，凤凰涅盘。
于是，社会巨变，士林凋零。
邯郸学步，东施效颦。
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老宅已毁，欲归无路；新厦遥遥，水深火热。
穷途末路，遂有以俄为师，阶级斗争，唤起民众。
传统士人逐步被边缘化，新式社会渐渐浮出水面。
伴随着民族独立，革命告成，承载着中国文化传统的传统士人，不可避免地成为革命的对象。
那些几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开始被人们视为封建遗毒而大家挞伐。
孟子所言：“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也。
”然而，在新社会要做大丈夫，谈何容易
“士可杀不可辱”，这个经过中国五千年历史证明了的真理，进入新社会之后竟然成为了一个谬误。
并非中国的只是分子妄自菲薄，自己不拿自己当人。
实在是因为天地之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威是相对分立的。
皇帝作为最高的政治权威，掌握一切政治权力，然而，在最高的政治权威之外，中国的士人的偶像却非皇帝，而是孔子。
作为社会最高的理论权威，孔子成为中国士人的精神领袖。
这种相对分立的社会权威，为中国士人的卫道行为提供了充分的心理支持。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何其多
然而孔圣人却只有一个。
中国的士人从来就不缺乏杀身成仁的勇士。
鲁迅将他们看作民族的脊梁。
正是孔子所代表的人道，为他们提供了为民请命的无穷勇气。
他们按照“道”的要求和规范，批评皇帝的倒行逆施。
而皇帝一般也不会冒着在历史上留下骂名的风险，轻易杀戮和公开侮辱士人。
能以一死换得千秋英名，对于中国传统士人来讲，那是很核算的事情。
杀身成仁，以身殉道，流芳千古，永载史册。
按照圣人的教诲，那是义不容辞的正道，也是顺理成章的圆满。
从这个角度，我们完全能够理解近代以来无数的仁人志士的心路历程。
他们前赴后继，抛头颅，撒热血，为了正义的事业无所畏惧，勇往直前；但是，同样还是这些人，建国之后，却好象一个个都变成了懦夫似的，只会作灵巧的八哥，反复发出赞美的歌声，尽管后来他们已经五内俱焚，肝肠寸断。
他们到底害怕什么呢
政治权威和理论权威的合而为一，永远地结束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千年春梦。
这正是我们理解和探究建国之后“士可杀亦可辱”这种现象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