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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主要冲突是什么
与基督比，伊斯兰教是更为年轻的宗教。
它在教义教宗教掌故等许多沿革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内容。
但是，伊斯兰教只承认尔撒（耶稣）是安拉排遣的六位使者之一。
而耶稣的启示又被教会篡改了，《圣经》只是一部已经改写了的伪经。
进而穆罕默德之口传达的《古兰经》是一部包括了《圣经》在内的最后一部天启经典。
因此，伊斯兰教一方面称基督教徒为“有经人”，以有别于多神教徒，但另一方面，又谴责基督教徒及犹太教徒“篡改天经”，“以伪乱真，隐讳真理”，“违背正道”。
这样，“伊斯兰教认为它已经战胜了基督教，吸收了基督教的真理成分，克服了基督教的错误，并且由于最后一位先知穆罕默德的存在使基督教成为一个过时的宗教。
[4]而基督教也同样指责伊斯兰教篡改了上帝的真理启示，把伊斯兰教视为野蛮、蒙昧民族的宗教。
（2）从宗教本质看，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是旗帜鲜明的一神教。
一神教强调神的绝对性和独一性。
这种严格的一元化取向常常伴随着一种非此即彼的直线式思维方式：要么绝对肯定，要么绝对否定。
它一方面强化着宗教信徒的宗教情感，一方面也潜含着对其他文明基因的严格排斥。
就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而言，这两大世界性宗教之所以不能以地中海为中立地带进行和平共处，其根源就在于它们都声称掌握世间全部真理。
一个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一个是至臻至善的安拉。
一般来说，“神和教义的神圣性必然导致宗教的唯我独尊性；神和教义的唯一性和绝对性必然导致宗教的排它性。
”1 因此，，当两种互不相让的异质文明相遭遇时，必然是冲突多于吸纳。
（3）从两种宗教的发展现状来看，二者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
伊斯兰教就其根源而言是个第三世界宗教，落后地区（即尚未现代化、尚未工业化地区）的宗教，与基督教不同，在伊斯兰教史上从未进行过类似欧洲那种带有资产阶级启蒙性质的宗教改革，没有受到随着都市化、工业化、大众社会和富足社会而来的现代腐蚀剂的全力冲击。
2它一方面可以为伊斯兰教徒的现实生活提供了现成的生活方式和具体指导原则；另一方面，它还保留着超验性的价值关怀，为人生指明方向，使生命具有意义。
因此在穆斯林心目中，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象征，而且，它已经成为穆斯林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与伊斯兰教文化地位的不可替代相比，基督教已基本完成了它曾经被赋予的重要文化使命。
在西方文化史上，希伯莱文明和希腊文明的有机结合曾创造了辉煌的现代文明（丹尼尔?贝尔把这两个特征分别定义为“宗教冲动力”和“经济冲动力”）。
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教冲动力逐渐被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一点点消解。
这样，先是代表着宗教冲动的禁欲与节制精神被世俗法制社会碾去神学外壳，继而被工业时代的现代主义文学，实用主义哲学和科技理性割断了它的超验纽带，最后，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等享乐主义观念彻底分散了它所代表的道德伦理基础。
[5]并由此导致道德堕落和纵欲无度的颓废心理。
事实上，从文化学角度看，现代西方文明已不再是一种文化文明，而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它在两世兼顾的伊斯兰教面前，显得功利主义有余而价值关怀不够。
这使得作为传统宗教的伊斯兰教在面对已“碾去了神学外壳”的现代西方文化的入侵时，反倒具有一种文化上的自足感。
2、 敌对共有观念在历史中的初步形成 伊斯兰与西方间存在的文化差异本身并不会自动地导致二者爆发“文明的冲突”。
决定二者关系性质和趋向的真正根源并不在于二者文化本身的差异（因为这种文化差异仅仅是一种静态的、以典籍文化为表现形态的文化差异），而是伊斯兰与西方漫长冲突的历史造成的观念敌对。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伊斯兰与西方之间曾屡屡上演征服与反征服，压迫与反压迫的历史画面。
可以说，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诞生之日起，便拉开了东西方两大世界性宗教对抗的历史序幕。
在这场十字架与新月的长期较量中，起初是伊斯兰世界占上风。
他们向西跨过直布罗陀海峡，攻占西班牙，把欧洲的基督教国家挤到了西北角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
谈到这段历史，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第一次遭遇发生在西方社会尚处在幼年之时，那时，伊斯兰教已是阿拉伯人所处的辉煌时代的一种特殊的宗教了。
在那一次冲突中，穆斯林几乎占领了西方原有领土的一半，只差没有使自己成为全世界的主人。
”[6]甚至到1683年，奥斯曼帝国还再度包围了维也纳。
此后，西方文明在经受了来自东方的严峻考验之后，逐步恢复成长并开始恃机反击。
从1095年到1291年，在罗马教廷到组织下，西方基督教国家打着“反对异教徒”，夺回“圣墓”和“圣地”的宗教口号，发达了倡导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
这次的不幸经历使“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为此长期互相仇视。
”[7] 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西方工业革命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政治经济结构和思想观念的巨大变革，使西方在同伊斯兰世界的斗争中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这时，穆斯林世界面对的不再是十字军时代好战的基督教，而是传教士、教育家和商人，是大炮和舰只，是科学技术。
穆斯林在拥有新文化、新生活秩序的西方手下，遭到了失败和耻辱。
”[8] 从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时起，西方国家掀起了新一轮的征服狂潮。
面对西方世界建立在现代工业基础上的巨大政治军事优势，伊斯兰世界的应战与西方完全不在同一个级别上。
“对多数穆斯林来说，殖民主义使他们联想起十字军东征。
欧洲的挑战与侵略无非是另一场好战的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战争。
”[9]这意味着，西方的现代入侵不仅使传统的伊斯兰政治制度开始瓦解，而且也使广大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和民族精神受到伤害。
而对基督教西方的咄咄进逼和伊斯兰历史就无可挽回的衰落，广大穆斯林激忿、沮丧，却又无可奈何。
这种由来已久的社会心理上的彼此敌对，“在双方心灵上或共同的潜意识中留下了永久伤痕，伤痕下面的创口至今还很敏感，最最轻微的压力就会使其再次颤跳。
”[10]这种基于历史冲突形成的思维定势，又因近现代以后西方国家对伊斯兰世界的新一轮殖民扩张而得到进一步验证。
“对穆斯林来说，殖民主义与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如出一辙。
欧洲的挑战与侵略无非是另一场基督教诉诸于伊斯兰教的军事性战争。
欧洲的扩张和霸权归结于它的固有的基督教文化的优越感。
”[11]从而使双方业已形成的心灵鸿沟越来越难以弥合。
西方殖民侵略造成的历史阴影尚未在广大穆斯林心头完全消退，中东新独立国家便又开始面临以色列咄咄逼人的挑战。
而以色列在中东的强大存在严重威胁着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基本生存与民族尊严。
在阿拉伯国家看来，1948年以色列的建国被看成是欧洲殖民主义最胆大妄为的例证。
以色列在政治、经济方面与西方的密切联系，及犹太教在信仰体系上与基督教的亲缘关系，使得“他们（伊斯兰国家）以及以色列和西方都把以色列看作西方文明的前哨战和堡垒。
”[12]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反对以色列的斗争就意味着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逐渐取代英法成为在中东事务中发挥主导性作用的力量。
尽管美国以良性霸权自居，自以为有别于传统殖民主义的统治方式，但在久受西方殖民压迫的中东广大穆斯林看来，美国在中东的政治、军事存在无非是欧洲殖民统治的延伸和继续。
事实上，美国在中东政策上的种种做法，并没有软化乃至改变整个阿拉伯世界对西方的敌对态度。
相反，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偏袒以色列。
正如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所说：“52年以来，美国从未拒绝过以色列的任何愿望。
”正是这种偏袒导致了阿拉伯国家在几次中东战争中一再失利。
而这种失利给阿拉伯国家造成的心理创伤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同时，当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中东和平成为大势所趋时，在巴勒斯坦一方一再妥协让步的情况下，美国仍没有及时有效地阻止以色列得寸进尺的种种做法。
凡此种种，使广大穆斯林进一步强化了与西方文化的敌意。
在中东穆斯林看来，“西方确是在试图羞辱我们，占领我们的土地和通过取消伊斯兰教法和传统来摧毁伊斯兰教。
在做这些事时，西方的行动是受教会的指使。
教会的权力在确定由英美领导的西方世界内政外交政策的方向上发挥作用。
[13]” 二、从文明冲突的神话到自我实现的文化预言 从建构主义角度看，两个国家在从来没有交往的情况下是无所谓共有观念的。
共有观念的形成是行为体主动建构的结果。
行为体造就结构的机制是所谓的互应逻辑（logic of reciprocity）。
在行为体实践活动中，初始行为通过互应机制使双方产生并加强一些观念，并开始共同拥有这些观念时，于是便有了结构（即共有观念）。
反过来，行为体又从这些共有观念出发，界定自身的利益，赋予行为以意义。
如果行为体之间相互把对方视为敌人，那么这个信念就帮助他们确定了在任何给定情景中的身份和利益。
他们的行为方式又向他者证实了他们确实是威胁，这样就再造了原有的敌对观念。
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化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文化预言。
就伊斯兰与西方的关系看，历史上的敌对文化观念使得双方间同样存在着文化预言自我实现的可能性。
从伊斯兰教方面看，应该承认，最初他们对基督教是宽容的，他们只要缴纳丁税仍可以信仰自己的宗教。
但由于基督教徒发动十字军东征和后来在土耳其战争中采取的极端立场，穆斯林改变了最初的宽容态度，转而对基督徒实行严厉措施。
尤其是自近现代以来，他们在与西方的交往中倍受欺凌，长期处于弱者地位。
这使他们比西方国家更为敏感，更容易诱发针对西方的仇视情绪。
在伊斯兰主义者看来，伊斯兰世界近现代以来的一系列失败，都可以归咎于西方。
伊斯兰世界中的许多人，把伊斯兰的历史和穆斯林世界与西方的交往是看作是在扩张主义的帝国主义列强手下蒙受压迫和牺牲的历史。
在他们看来，正是“战斗的基督教”和“战斗的犹太教”是导致穆斯林社会失败和无能为力的根源。
[14]首先，在原教旨主义者眼里，英法委任统治留下的遗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使西方恶意输入的思想，认为人们依据民族主义感情建立了民族国家，会削弱穆斯林世界的统一性和国际主义传统，使其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的牺牲品。
“诡计多端的欧洲人恶毒地在穆斯林中灌输这种思想，意在他们中间引起对抗，使他们分裂、为人利用，成为容易到手的战利品，甚至被消灭。
[15]”其次，原教旨主义者认为，按照西方世俗主义原则建立政权是错误的。
穆斯林兄弟会认为，“西方民主不仅没能制止，反而造成了权威主义（由现代精英操纵群众）、经济剥削、腐败和社会不公正。
西方世俗主义和物质主义毁坏了宗教、道德、社会和家庭。
西方世俗主义的固有荒谬、政教分离将对西方道德的衰弱和最终的垮台负有直接的责任。
[16]”这一偏执观念又因现当代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得到了印证和强化：伊朗摩萨台民族主义政权被推翻；支持和偏袒以色列发动战争；在中东和平进程中采取双重标准；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支持中东的专制政权；袭击利比亚；发动海湾战争；对伊朗和伊拉克进行经济制裁等等。
换言之，自二战结束以来，伊斯兰国家始终未能摆脱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阴影和不公正的历史命运。
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伊斯兰教本身具有的对异质文明的排斥性特征与反对西方霸权主义入侵的现实相结合，使之很容易演变为一种激进反西方的政治伊斯兰思潮。
据此，便不难理解为何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反西方色彩。
就西方来看，对伊斯兰的恐惧可以说由来已久。
“由于十字军远征的经验，在西方世界基督教徒中同时存在着征服（异教徒）和使之改教的观念，又由于十字战争失败而形成的痛恨，若干世纪内在欧洲产生了那么多反穆斯林宣传，以致基督徒是在期待同穆斯林世界处在武装和暴力的关系中被培育成长的。
[17]在20世纪70年代，当具有鲜明反西方色彩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中东历史舞台崛起后，西方政治家深感忧虑，并情不自禁地编织出“伊斯兰威胁论”的政治神话。
而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在其旨在勾画未来国际政治图景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也下意识地把伊斯兰文明锁定为未来西方世界的主要竞争对手。
这种文化上的相互敌视，恰恰反映了历史上西方对伊斯兰根深蒂固的敌对观念。
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伊斯兰教一直被描述为一种负面形象。
在西方很多人眼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等同于伊斯兰极端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就等同于恐怖主义。
这种化约论的“战斗的伊斯兰”的形象，又因历史与现实中的种种事件得以强化：扣押西方人质，在西方大城市制造爆炸事件；对以色列发动伊斯兰圣战；刺杀埃及总统萨达特；输出伊斯兰革命；判处英籍作家拉什迪死刑；塔利班摧毁巴米扬大佛；1993年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爆炸事件等等。
所有这些，都加深了一个不宽容的、危险的伊斯兰教的形象。
从这一偏执的文化立场出发，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毫不犹豫地支持那些以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自我标榜的政府，而不管这些政府在当地是否能够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如对伊朗专制的巴列维国王的支持）；同时，对那些具有原教旨主义色彩的政治组织，尽管他们得到当地穆斯林的广泛拥戴，并通过合法选举获得了议会多数，但仍难以获得西方的认可和支持（如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政线）。
从而使西方无形中站到了伊斯兰主义者的对立面。
诚如一位英国前外交官院所指出的：“非穆斯林怎样思考伊斯兰制约着他们对待穆斯林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反过来又制约着穆斯林怎样思考和对待非穆斯林。
”[18] 在某种意义上说，伊斯兰和西方世界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种互相妖魔化的不良倾向。
这种意识形态化的、总体式的认知模式，倾向于把对方看成是铁板一块的整体，而很少对种种问题具体地加以区分和辨别，很少对事件背后的根源进行理性的反思。
其结果，往往是通过一种偏颇的文化过滤机制，有选择地处理加工外部信息，以便把那些有助于验证既有假设或符合历史记忆的的信息保留下来。
这种“选择性的因而也是偏颇的分析，增加了我们的愚昧而非知识，狭窄了我们的事业而非拓宽了我们的理解，加剧了问题非为新的答案开辟了道路。
”[19]由此使问题变得复杂化，使矛盾更加难以化解。
最近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二者相互敌视的产物，是伊斯兰与西方文化冲突的自我实现。
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非常可乐的区别是什么
一个是 可口才可乐——所以喝着味道比较好 一个是 百事都可乐——所以喝着心情比较好 一个是 非常的可乐——所以觉得自己喝这种可乐实在太可乐了
3个可乐是3家公司的产品,百事和可口是美国的,非常是娃哈哈的(好象也被法国达能收购了) 口可乐 1886年5月，可口可乐首次面世于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雅各布药店，至今已121岁了。
可口可乐公司是全世界最大的饮料公司，也是软饮料销售市场的领袖和先锋，透过全球最大的分销系统，畅销世界超过200个国家及地区，每日饮用量达10亿杯，占全世界软饮料市场的48%，其品牌价值已超过700亿美元，是世界第一品牌。
百事公司（Pepsico.，Inc.）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消费品公司之一，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4万雇员，2004年销售收入293亿美元，为全球第四大食品和饮料公司。
在2004年公布的《财富》杂志全球500强排名中，百事公司位列第166位，并于最近连续两年被评为《财富》“全球最受赞赏的饮料公司”第一名。
在2004年《福布斯》杂志“全美最有价值公司品牌”中百事公司位列在前十名。
2003年8月《商业周刊》评选的全球最有价值品牌的排名中，百事公司旗下的百事可乐品牌排名在第二十三位。
百事公司的前身百事可乐公司创建于1898年。
百事可乐公司于1965年与世界休闲食品最大的制造与销售商菲多利（Frito-lay）公司合并，组成了百事公司。
为了更好的发挥产品结构优势，将市场经营重点在核心品牌方面，百事公司曾于1997年10月作出重大战略调整，将拥有必胜客（Pizza Hut）、肯德基（KFC）和Taco Bell的餐厅从公司分离出去，使之成为一家独立的上市公司，即百胜全球公司（Tricon Global，现公司名为YUM
）,这也以便集中精力进行品牌建设和品牌营销。
1999年，百事公司将其百事可乐罐装百事公司（Pepsico.，Inc.）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消费品公司之一，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4万雇员，2004年销售收入293亿美元，为全球第四大食品和饮料公司。
非常可乐是娃哈哈公司在广泛市场调研的基础上，根据中国人的口味研制的可乐型碳酸饮料，含气量高，刹口感好，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更符合现代消费心理。
目前，非常可乐以其独特的民族特色，已成为中国老百姓幸福生活的象征。
1998年，娃哈哈经过十多年的历炼，感到自己羽翼已丰，已具备了与世界大品牌进行竞争的条件，经过两年多的精心研制，推出中国人自己的可乐――娃哈哈非常可乐，在饮料界主动扛起了向国际大品牌挑战的民族工业大旗。
自98年5月投产以来，非常可乐异军突起，现年产销量已超60万吨，与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打破了非常可乐推出市场时一些人的非常可乐，非死不可，非常可乐，非常可笑的预言，也打破了可口可乐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广大民族品牌参与国际竞争的勇气和信心。
不一样的，口感也不同啊，最明显的就是甜度不同 百事可乐最初是药剂师发明的一种药物，后来才添加了其他的成分变成饮料的 不一样.可口的配方至今无人知晓.很神秘.请看下面的相关资料,你就知道了. 相关连接: 在营销史上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的战斗一共打了105年，但是前面的70年可谓是漫漫长夜，长期生活在可口可乐的强大压迫之中。
百事可乐也曾三次上门请示可口可乐收购，却遭到对手拒绝。
因为百事可乐的攻击点即定位不准确，攻击的效力很差，其中最有名的一次攻击是上世纪30年代。
大家知道，美国1930年代是经济萧条时期，大家没有钱，这时百事可乐推出了一个广告，说：“花同样的钱，买双倍的可乐。
”它从价格上去打击可口可乐，短期内奏效了。
但很快，当可口可乐把价格降下来之后，优势又回到可口可乐的手中。
也就是说，对手可以复制的战略就不是好的战略，它没有对准对手的战略性弱点。
进入1960年代末期，当百事可乐定位于“年青人的可乐”时，才算找准了可口可乐战略上的弱点。
因为可口可乐是传统的、经典的、历史悠久的可乐，它的神秘配方至今仍被锁在亚特兰大总部的保险柜中，全世界也只有七个人知道保险柜的密码。
所以当百事可乐找出针锋相对的反向策略，从而把可口可乐重新定位为落伍的，老土的可乐时，百事可乐从此才走上了腾飞之路。
从三次请求收购到八十八年中期几乎逼平可口可乐，并最终迫使与可口可乐放弃传统的配方，转而推出新配方可乐，即复制百事可乐的“新一代”战略。
可口可乐复制百事可乐新战略的结果是营销史上有名的大灾难，甚至发生了消费者上街示威的事件。
消费者的口号是“还我可口可乐”
它不可能复制“年青人”的战略。
事实上教育了可口可乐回到传统可乐上来。
特劳特为七喜汽水发展出的“不含咖啡因的非可乐”战略，也是攻击到了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战略上的弱点，才使七喜汽水一举成为美国的第三大饮料。
作为可乐品类的两个代表品牌，可口与百事的配方中是不能不含咖啡因的，没有了咖啡因就不能叫可乐，所以“不含咖啡因”的战略就是对手不能复制的。
不过后来两大公司确实忍不住了，居然还真推出了 “不含咖啡因”的可乐。
像新可乐一样结果当然行不通，它们都没有成功。
中国历史上都有什么帮派
太多了。
天地会、三合会、袍哥会、哥老会、小刀会、大刀会、天地盟、龙记、青帮等等过去称三教，这三教指的是洪门、青帮、白莲教。
洪门比较偏儒家，讲究的是哥们义气，君君臣臣。
青帮属于禅宗，是佛家，原本是净土宗的一支。
白莲教类似道教，只是类似，和道教两码事。
红花绿叶白莲藕，三角原本是一家。
这里边天地会、三合会、哥老会等都属于洪门的体系。
龙记属于三合会的体系，但是和三合会论兄弟关系不同，龙记属于独立出去的支流，以师徒传承。
同时龙记里的一些成员又是青帮成员。
新中国成立后，全面取消会道门，这些帮会门派也大都去了台湾香港等地。
清朝乾隆时，洪门已经瓦解了。
复明无望，反清情绪多已平复了，加上乾隆重用汉人，刚柔并济，大规模反清组织已经不存在了。
代之而起的便是地方性的社团吧。
如有宗教意味的白莲教及自补互助性质如天地会等。
很多时都被反政府的大型组织所利用。
为了自身的利益，多以收取保护费，经营赌场、妓院、烟馆等业务为主要收入。
低层会员则以偷抢拐骗为生。
上层则会依赖权贵，维持自身地位。
辛亥革命之始，革命党人说三合会是以“反清复明”而成立的，是基于政治上的需要。
他们需要争取国内的会党及海外的华侨支持，所以可以合作的会党，皆视为洪门组织。
由于当时的会党是现成的有势力组织，加上海外的经济支援。
同盟会提出“革命排满”来作号召。
华记成立时间：未知马来西亚的华人黑社会组织“华记” 更也是“洪门”延伸出来的帮派，历史源远流长。
也有另一传说是源自青帮。
乾坤会成立时间：未知清朝时期，洪门在瓦解之初。
洪门部分核心人员加入乾坤会。
相传在洪门鼎盛时期，乾坤会是与洪门对抗的一个重要力量，也是清政府压制洪门的一个手段。
所以该组织收到清政府的幕后支援。
在洪门将瓦解之时，乾坤会也意识到唇亡齿寒，所以极力收纳洪门中坚力量。
乾坤会与洪门本是来源于民间，所以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利益冲突。
天地会成立时间：1761年清初，收复台湾初期。
福建沿海地区，人民生活困难，于是民众自发地组成自助会社天地会。
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由福建漳州人洪二和尚 万提喜（云龙和尚）带领。
及后演变成反地方政府组织，加入反清情绪。
天地会之会簿加入改编自洪门之历史，成为人民反政府之口实。
入会时以母指为天，以小指为地，或左手伸三指按住胸膛。
加入天地会，遇婚姻丧葬，可以资助钱财：与人打架，可以相帮出力；若遇抢劫，一闻暗号，便不相犯；辗转传会，可以得到钱财。
白莲教活跃时间：1795-1804白莲教始见于南宋。
清朝中期，自称为白莲教教徒在四川、陕西和湖北一带实行以武装反抗地方政府，故称川楚教乱。
三合会活跃时间：1840年后天地会于乾隆后被列为反清组织，明令禁止，违令者死。
所以流传至广东时，为避满人之猜忌，改名为三点会，即是将洪字的水部，取名三点会，号曰“三点”，但觉得无法将洪门之意表达出来，所以改为“三合会”。
以后洪门进入湖南，再演变成为湘军之“哥老会”，再分出成“潘门”又称“潘家”、 “庆帮”。
天地会流传极广故其他尚有名称如“清水会”、“匕首会”、“双刀会”、“小刀会”、“红旗会”、“剑仔会”、“八卦会”、“添弟会”、“致公堂”、“红帮”、“胞哥”等名称。
三合会曾协助太平天国及国民革命。
太平天国时，发动两广（特别在大城市，如广州及佛山）的大武术团体中成立堂口，并传出火烧（南）少林寺的传说、义和团活跃时间：1898年-1901年又称义和拳，清末，山东河北一带之秘密结社。
是19世纪末中国发生的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针对西方在华人士包括在华传教士及中国基督徒所进行大规模群众暴力运动。
龙记活跃时间：1894-20世纪30年代又称龙记会馆、龙商会馆，清末广东一带秘密结社。
20世纪初“道”字辈李三江改龙商会馆为龙记。
家中盛行拜关圣帝君、孚佑帝君及司命真君，有人据此考证早期龙记组织一部分信仰源于“鸾堂”。
最初会员来自小刀会、哥老会、三合会等社团，早期以“反清复明”为口号，林文领导后不再用。
是中国本土结社组织，以“关圣帝君”、“孚佑帝君”、“司命真君”为最高信仰。
龙记在清末鸾堂、洪门、清帮等结社组织的基础上，忠孝思想为理论根据，在国破家亡、列强入侵、庶民等死的时代背景下形成，奉殷洪盛、陈近南（陈永华）、方大洪为上三祖，以师徒传承相继，具有典型的民间结社组织特点。
信奉三恩主关于供奉系以三恩主（奉祀关圣帝君为主神、加祀孚右帝君、司命真君，尊称为三圣恩主）的说法，可能源自清末兴起的鸾堂，鸾堂最大的特色在于其扶乩阐教的鸾生组织和宗教活动。
扶鸾著书是鸾堂团体性的仪式活动，以传达神谕的灵媒为核心，组合信徒共同参与神圣降坛因缘说法的神秘宗教体验，在庄严隆重的仪式气氛中，感染着神灵附体的悸动情绪。
因此大部分鸾堂以着造鸾文、刊印鸾书，为其代天宣化的神圣职责。
鸾书的内容大多集中在儒释道教化百姓的意识形态，进而调和三教内含的形上思想，成为民众信仰行为与生活规范的最高指导方针。
台湾光复之后，鸾堂的宗教性发展更为普遍，鸾书的刊印蔚为风潮，逐渐成为民间乡土宗教活动的主流。
内容大约分成终极信仰、劝世化民、治身修道等三大类。
传承上三祖殷洪盛殷洪盛，又名洪英，崇祯七年（1634年）盛受直隶山西大同镇守姜镶的聘任，餐赞军机，乡人闻其贤，拜投门下者：“陕西同州府蒲城县的蔡德忠，直隶宣化府怀来县的方大洪，直隶顺天府涿州的马超兴，山西绛州的胡德帝与李式开，以及山西县代州的杨才，直隶大林的林亭等”，一时豪杰之士，俱都慕名来归。
至崇祯十四年（1641）春间，大同镇守姜镶，投降李自成叛乱，殷洪盛乃携诸门人南下，投阁部史可法，适史督师江苏的扬州，遭清将多尔衮围攻，并致书劝降，史可法坚贞不移，卒至城陷殉难。
殷洪盛因奉史可法命，至燕京（北京）窥探清廷虚实，沿途遍访志士顾炎武、王夫之、傅山、黄宗羲等人，议创“汉留”组织，作为保留我汉民族一线生机之构想。
闻史可法殉难，乃南返转至安徽芜湖，投明将黄得功，参赞军务，嗣因黄得功自刎，部众分散，殷洪盛遂毅然招抚，集合20000余人，抗拒清兵。
顺治二年（1645）5月13日，殷洪盛的反清部队，再屡战败北後，不幸于三叉河之役败北阵亡殉国。
其子洪旭，与诸门人蔡德忠等，出走自浙江杭州，投明潞王朱常范，后潞王朱常范降清，复投郑国姓，至此“汉留”构想即流传至郑成功所部。
陈永华陈永华（1634年－1680年），字复甫，抗清名将，明朝福建省漳州府龙溪县（今漳州台商投资区石美村）人，明末举人陈鼎之子。
陈永华十五岁时，其父任同安县教谕。
清兵下福建时，陈鼎自杀。
郑成功在厦门开府时，陈永华才二十三岁，后得兵部侍郎王忠孝推荐，与郑成功论政。
陈永华对郑成功发表见解、分析未来，深得郑成功的赏识，并誉“永华乃今之卧龙也”，授予“咨议参军”之职，委为其子郑经之师，日后便成为郑家麾下的谋将。
康熙十三年（1674年），陈永华任东宁总制使。
这时三藩之乱爆发，受耿精忠之约，郑经率领大军进入大陆。
郑经之子郑克臧监国，陈永华于是协助女婿郑克臧总管台湾政务，所以遭冯锡范、刘国轩嫉恨排挤。
康熙十九年（1680年）三月，陈永华自请解除兵权，因忧悒成疾，当年在台湾病逝。
郑经亲临吊丧，谥文正。
后葬于天兴州赤山堡大潭山（今台南县柳营乡果毅村）。
方大洪方大洪是郑成功部将。
明末清初的反清复明爱国组织洪门的创始人之一。
为洪门“前五祖”之一。
（又称少林五祖）.五祖在全国分设天地会”、三合会”、“袍哥、“哥老会”、“小刀会”.。
方大洪为三合会创始人。
清朝初期，朝廷火烧北少林后，胡德帝、李式开、马超兴、方大洪、蔡德忠五人逃到福建借南少林掩护，秘密开展反清复明活动。
称为少林五祖。
.代表人物林广尘林文（1887－1911），号时爽，字广尘，福建侯官（今闽侯）人。
（和林觉民、林尹民同年生、同年为创建民国而捐躯，并称黄花岗“三林”英烈。
）祖父鸿年，曾官云南巡抚。
林文素有大志，为人豪迈任侠，不早娶妻。
1905年，留学日本，始入成城学校，学习军事，继改入日本大学法科。
1905年8月，参加同盟会，任福建分会会长，孙中山先生深器重之。
与黄兴、张继、胡汉民、赵声等最交契。
曾任《民报》的经理工作，有著作署名“天讨”。
后多次参加同盟会所发动与领导的武装起义，往来于南洋和香港之间。
李三江李三江（1880年~1931年），祖籍湖北，生於广东省，龙记属“道”字辈。
李三江出身贫寒，早年加入三合会依靠贩鱼谋生，1910年时追随同盟会参加革命，林文遇难后将原龙记会馆改为龙记。
龙记辈分龙记的辈分排行有：第一代广字辈指的是林文，及“平广字辈”门人。
（龙记组织分弟子与门人之别，弟子按辈分排列，以师传徒；门人则是属于龙记组织内人但不拜师，不传香火）第二代广字辈指李三江（三合会）、李玉珍(清帮嘉白帮）、吴家珍（清帮嘉白帮悟字辈）及“平道字辈”门人。
具体辈分排列为：广、道、衍、靖、少、玄、宗、承、通、明、智、惠哥老会活跃时间：难以统计又称哥弟会，中是起源于四川的一个秘密结社组织。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朱德元帅，年轻时亦曾经加入哥老会，后来更得其协助。
红花会备注：非现实存在，出自金庸武侠小说作品。
金庸先生在《书剑恩仇录中》之创作。
其领袖是总舵主陈家洛。
据金庸亲自讲，红花会是他创造出来的，历史上没有。
拜上帝会成立时间：1843年开始1843年由洪秀全成立，是太平天国的前身。
19世纪中期，洪秀全受基督教布道书《劝世良言》的影响，在家乡广东花县组织拜上帝会，并模拟《劝世良言》写成《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书，作为该会教义，同时又制定了宗教仪式与会规。
相关学说编辑至今对洪门创自何时、何人、何地等「洪学」基础课题，竟有十多种不同说法，且各立门户，言人人殊，从来不一致，而且洪门在各地的别名、分支特别多，不胜枚举，解放前就存在着不同学说。
解放后学术界在一段时间内仍多沿旧说，自60年代起，才有突破。
蔡少卿在《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中提出了洪门天地会起源于福建漳州地区，乾隆二十六年由漳浦县洪二和尚即万提喜所创。
秦宝琦、刘美珍在《试论天地会》与《关于天地会历史上的若干问题》等文中提出天地会创立于乾隆中期，创始人是僧人提喜即洪二和尚。
胡珠生在《天地会起源初探——兼评蔡少卿同志“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一文中，认为郑成功是天地会创始人，它创立于清初康熙年间，地点为福建、台湾，然后传入广东和四川等地。
赫治清在《天地会起源“乾隆说”质疑》一文中，反驳了天地会起源于乾隆年间、创始人为洪二和尚的说法，认为天地会成立于康熙十三年。
关于天地会性质，在学术界也有较大分歧。
其焦点在于天地会的宗旨及其阶级属性两大问题。
关于天地会的宗旨或口号，荣孟源、来新夏、戴逸、袁定中、胡珠生以及赫治清等人认为是“反清复明”。
秦宝琦、刘美珍则认为，“天地会组织最初乃是闽广一带世代以肩挑负贩为主的苦力劳动者的自卫反暴的秘密结社。
天地会众的“结会目的多为了遇事相助，免人欺凌”。
关于天地会的阶级属性，荣孟源认为，天地会成员主要是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游民等各阶层人士。
戴逸认为，中国南方由于“经济发展较高，城市繁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市民特别是其中平民阶层的力量较雄厚，所以出现了一个适应市民要求的天地会组织”。
另一种意见以魏建猷、邵循生等为代表，魏建猷认为天地会的主要成员是破产失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不是资本主义关系发展下的市民。
它的性质是反封建的原始形式的农民组织，严重的流寇思想和盗匪行径是其落后性的表现。
邵循正认为，天地会性质与白莲教等传统的秘密结社一样，“仍然是破产农民，手工业者，运输工人和流氓无产者为其主要成员，从而联系广大的农民和城市的生产劳动者，因此它并不具有崭新的性质”。
袁定中既不同意把天地会说成是“古已有之”，也不同意把天地会说成是“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色彩的革命组织”。
他认为，天地会是一个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群众性秘密结社，它是清初中国社会里的种族矛盾的产物。
“反清复明”是它的思想基础，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它的性质也在不断变化。
中央红军的长征战略目标是什么
中央红军的长征战标么
史学界有两种分歧的。
一种意见认为红征的战略目标是为了北上抗日。
王健英、王廷科等人持这种观点。
王健英在《试论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一文中提出了以下理由： 第一，“早在长征以前”，党就“发表《共同抗日》宣言，提出‘红军北上抗日’”，并“公布《抗日救国六大纲领》，派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这样，在当时“‘红军北上抗日’已经成为党的政治、军事基本方针和基本口号，已经变成深入军心，鼓舞广大指战员英勇战斗的行动口号”。
第二，中央红军的长征是在“北上抗日” 的旗帜下进行的。
“红军长征出发高举着‘北上抗日’的旗帜”，“‘红军北上抗日’作为党既定的政治军事基本方针、基本口号，在长征前后都是红军追求实现的战斗目标，是鼓舞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斗的政治目的。
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确是在 ‘北上抗日’的旗帜下进行的”。
第三，“遵义会议决定了渡江北上的根本方针。
虽然遵义会议既没有讨论‘抗日问题’，也没有确定‘北上抗日’为当前行动方针，但这不等于党中央放弃了从长征出发就高举的‘红军北上抗日’的旗帜”。
“事实上，遵义会议及其后，党和红军继续坚持北上抗日的口号”，这可“见于遵义地区和红军当年书写的标语。
如‘红军是抗日反帝的主力军
’、‘要求北上抗日
’、‘加入红军打日本帝国主义去
’、‘白军兄弟不打红军，拖枪北上抗日去
’”等；还可见陈云、成仿吾、杨成武等老同志回忆中提到朱德、当时讲话都讲到“抗日”，而且及党中央和军委领导人“密切注视着国内形势的变化”。
“遵义会议后以为核心的党中央，适时确定‘北上抗日’为政治、军事战略行动方针，为坚持实现这一方针进行了正确斗争，是引导三大主力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决定因素”。
出席1986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一些同志也认为：“长征就是北上抗日。
理由是：（1）党中央早在长征前就发表了《共同抗日宣言》，提出‘红军北上抗日’的口号；（2）公布了‘抗日救国六大纲领’，派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3）在长征过程中党和红军始终高举 ‘北上抗日’的旗帜，进行北上抗日的宣传；（4）遵义会议决定了‘渡江北上’的方针；（5）沙窝、毛儿盖会议提出了北上抗日问题”。
王廷科也认为：“中央红军高举抗日反蒋的旗帜，被迫转移，开始长征”。
虽然红军“在内线作战无法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情况下”，“作战略转移，在军事上的直接目的自然是保存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但是红军长征从一开始又是与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红军长征一开始就高举着抗日反蒋、抗日救国的旗帜”。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央红军的长征开始并不是为了北上抗日。
参加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一部分同志持此说。
他们认为：“尽管党中央早就提出了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
但是，在蒋介石重兵‘围剿’妄图全歼红军的形势下，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是无法实现的。
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更不可能在一开始就是为了北上抗日。
”这是因为： 第一，当时红军的“紧迫任务，是冲破敌人的‘围剿’，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寻找红军可以生存发展的立脚点”。
第二，从“长征途中党中央的一系列战略行动方针的确定及变化看”，“长征中战略落脚点的选择不是起先就决定去北方立脚，向日本侵略军开战”。
第三，“从两河口会议到俄界会议的几次党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看，都没有讨论过抗日问题”。
第四，“长征中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三个北上抗日电报是上海中央局发的，而不是党中央在长征中发出的”。
总之，“只有长征胜利了，解决了红军的生存、立脚问题之后，才有红军的抗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