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主宰宗门名字大全
无尽火域 大千世方超级巨擘，“炎帝”萧炎，短短数十年，已是成为了大千世界的庞然大物。
无尽火域公主萧潇曾邀请只有三品至尊的牧尘加入，但被牧尘拒绝。
武境 大千世界一方超级巨擘，“武祖”林动所创，与冰灵族关系极好，是不逊色于“无尽火域”的庞然大物。
武境小公主林静曾邀请只有一品至尊的牧尘加入，但被牧尘拒绝。
不死之地 大千世界一方超级巨擘，里面的一大强者“不死之主”守墓人实力深不可测。
大西天界 大千世界极西之地，在那大西天界中，大陆众多，势力如繁星。
西天殿 大西天界真正的统治者，大千世界一方超级巨擘，号称“百战之皇”的西天战皇坐镇其中。
洛神族 四大神族之一，拥有神器洛神剑。
洛璃即来自此族，拥有皇族血脉的人可修炼洛神诀。
现任族长洛天神。
血神族 四大神族之一，拥有神器血神臂。
力神族 四大神族之一。
剑域 大千世界一方超级巨擘，域主青衫剑圣拥有与炎帝、武祖、战皇、不死之主相抗衡的实力。
天罗大陆 大千世界中十大超级大陆之一，里面任何一方顶尖势力实力都比北苍灵院强。
远古天宫 天罗大陆的一个传闻，共有七殿，七殿各有一主，而在七位殿主之上，便是天宫之主。
这位宫主在远古时代乃是一位撼动天地的超级存在，就算是天至尊，都难以与其抗衡。
而在那天宫之内，拥有着连地至尊，甚至天至尊都会心动的神物。
北界 天罗大陆北界，拥有无数势力。
陨落战场 北界禁地，域外之族侵略大千世界的古战场之一，当年无数顶尖强者在此陨落，故而后人就将其称为陨落战场，其中有着太多强者的传承，甚至连地至尊那等超级强者的传承都颇为不少，所以曾经引得无数强者蜂拥而去。
龙凤天 位于天罗大陆北界的龙凤山脉。
据传在那远古时期，曾有一头真龙与真凤，在此展开惊天大战，并双双陨落，而它们陨落之地形成了龙凤天。
据说，那龙凤天内，被洒满了真龙与真凤的鲜血，从而导致那龙凤天变得神异无比，诸多外界难寻的天材地宝，在那龙凤天内遍地都是。
大罗天域 天罗大陆北界上的一方顶尖势力，域主为曼荼罗，域主之下为睡皇、灵瞳皇和天鹫皇三皇，以及修罗王、裂山王、洪崖王、灵剑王、血鹰王、九幽王和牧王等十王。
大罗天 大罗天域的总部，整个大罗天域的中枢所在，麾下拥有九幽宫、修罗宫、裂山殿、血鹰殿、洪崖洞、灵剑山等九个王级势力。
大罗天军 大罗天域的直属军队，实力极为恐怖，由睡皇与域主直接掌控。
大罗天域共有六位统领，其实力都在五品至尊以上。
九幽宫 九幽王九幽和牧王牧尘的宫殿，大罗天域的王级势力之一，也是唯一拥有双王坐镇的王级势力，麾下军队为牧尘统领的九幽卫。
大罗金池 大罗天域金池峰的一处宝地，拥有着令至尊法身更为完美的神异之力，曼荼罗的修炼之地。
玄天殿 天罗大陆北界的顶尖势力之一。
殿主柳天道。
幽冥宫 天罗大陆北界中的老牌顶尖势力，据说已经经历了三四次的大狩猎战而依然存在，这足以说明幽冥宫所拥有的可怕实力。
神阁 北界之中底蕴最为悠久的顶尖势力，经历了五次大狩猎战而不灭，麾下拥有天龙山、白虎山等势力，在最新一次大狩猎中由于神阁之主的陨落而分崩离析，被其他北界顶尖势力瓜分殆尽。
龙蛇宗 北界中的一方一流势力，依附于神阁。
万圣山 北界顶尖势力之一，实力不可小视。
妖门 天罗大陆北界的顶尖势力之一。
龙凤阁 北界一流势力，只是固守在龙凤古城，也并不对外面拓展疆域，树敌极少，所以也很少会有谁愿意轻易的得罪他们。
蛇神殿 北界一流势力，殿主为万毒蛇尊。
门下弟子赤血被萧潇所杀。
商之大陆 一座以商为主调的大陆，在这片大陆上，无数来自四方的宝贝都汇聚在这里，最后经由各大拍卖场流转出去，而商之大陆所宣传的口号，便是只要你拥有着足够的至尊灵液，那么你就能够在这里购买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
牧尘在这里结识了林静，并获得了大日虚空果与不灭神叶。
商之拍卖场 商之大陆的一座拍卖场，底蕴雄厚，竟以一个神器来当拍卖场 仙狐宗 商之大陆上的顶尖势力，实力极其的强悍，这片大陆上的大多数拍卖场，都有着他们的插足。
宗主为仙狐娘娘。
浮屠神族 太古神族之一，历史悠久，实力非凡，以大浮屠诀为核心功法。
牧尘母亲清衍静为该族神女。
摩诃神族 太古神族之一，曾经入侵过无尽火域，但是被逼退。
雷神宫 远古雷宫的传承，拥有镇宫神通无上心魔经，是大千世界中赫赫有名的超级势力。
九幽雀一族 大千世界的一个宗族，由灵兽九幽雀和由九幽雀进化的九幽炎雀、九幽寒雀等神兽组成，实力极强。
族中重要人物拥有上古不死鸟的血脉，不过该族素来顽固迂腐。
九幽就是来自于此族，是该族现今唯一的九幽冥雀，该族族长天荒为顶尖上位地至尊，乃是九幽的父亲。
上古万草原 大千世界一个炼丹的势力，与无尽火域和丹神族齐名。
丹神族 大千世界一个炼丹的宗族，底蕴雄厚，与无尽火域和上古万草原齐名。
聚灵族 大千世界远古时代中的一个奇特种族，有着奇特的能力，打造出来的各种灵器皆是有着聚灵之效。
冰灵大陆 虽然这座大陆在大千世界中并不显得太过的出奇，但所谓水因龙灵，山因仙灵，而这冰灵大陆，则是因为冰灵族的存在，从而名扬大千世界。
冰灵族 冰灵族，大千世界中的一方古老种族，其底蕴之悠久，足以追溯远古，而在其以万载为单位的悠久岁月中，也是诞生了诸多超级强者，在其巅峰期间，那般恐怖实力，放眼整个大千世界，都算是重量级别，引得无数宗派势力，敬畏朝拜。
而如今的冰灵族虽然有所式微，失去了巅峰时期的荣光，但瘦死的骆驼总归比马大，在这大千世界中，依然是一方巨擘，那等底蕴，在无数强者眼中，也依旧是深不可测。
火灵族 大千世界的一个种族，修炼火系灵力。
请出他们那位活了数万载的老祖出战，都未能在“炎帝炎手中取得上风。
风灵族 大千世界的一个种族，修炼风系灵力，族人柳青云代表青天灵院参加灵院大赛。
木灵族 大千世界的一个种族，修炼木系灵力，族人甄青在灵院大赛内被牧尘击败。
灵虫族 大千世界中一个颇为奇特的种族，能够操控天下万虫，而旁人称呼他们为灵虫师，这些人手段诡秘，相当的难以招惹。
遗迹大陆 远古时代，曾经是大千世界中最辽阔的大陆之一，只是后来因为远古大劫，破碎开来，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碎片大陆，这种碎片大陆在大千世界中算是宝地，因为其中有着无数上古遗迹残留，若是福缘深厚之人，说不定能够在其中获得上古宝藏以及上古传承。
北苍大陆 大千世界辽阔无尽、如繁星般众多的大陆中，颇为耀眼. 北苍灵院 五大院之一，坐落在北苍大陆之中，却保持着超然独立的地位。
盘踞着守护神兽北溟龙鲲。
洛神会 北苍灵院中最强的社团，牧尘和洛璃创建，雨曦坐镇其中。
龙魔宫 北苍大陆曾经的霸主，雄极一时，曾因白龙至尊偷走至宝反叛，再加上北苍灵院出手而衰弱。
现已被北苍灵院剿灭。
五大院 五座灵院的简称，各自盘踞着一头上古神兽，震慑天地，五大院的名字就是因此衍变而来。
五大院共同掌管一件上古神器——审判之镜。
圣灵院 五大院之一，实力隐约为五院之首，院长天圣。
武灵院 五大院之一，院长武天王。
青天灵院 五大院之一，院长天松。
万凰灵院 五大院之一，只招收女孩，院长唐秋。
北苍灵院 五大院之一，盘踞着守护神兽北溟龙鲲，院长太苍。
灵路 一个庞大无比的试炼场，灵路的创建者，便是“五大院”，每隔三年开启，名额由名为“审判之镜”的神器探测而出，能被选中的大都是天赋绝佳之人。
由一片位面形成，在这片奇特的位面中，没有人能够动用任何能量，不论是灵气，还是从其他位面传来的斗气、元力等，都无法动用。
经历了最后一场历练，却是能够获得灵力灌顶。
只要能够顺利的通过灵路的历练，便是能够顺利的晋入“五大院”修行。
百灵大陆 大千世界无数大陆中的一块大陆。
百灵天 百灵大陆无数区域中的一个区域。
北灵境 百灵天中一个比较弱的境，正逐渐变强。
牧尘即来自于此。
北灵域 北灵境内分牧域、柳域、罗域、唐域、红域、烈域等九域，各有一主掌控，九域之间，又是彼此联合或对立。
曾经柳域为北灵境第一大域，现柳域局势大变，牧尘击杀柳惊山，使柳域遭受重创，而牧域成为了北灵境第一大域，牧域之主牧锋步入三天之境后联合其他八域成立北灵盟，牧锋为盟主。
北灵院 北灵境内除九域外不可忽视的一股势力，在北灵境内中立，固守一隅，吸纳学生，掌握着晋入“五大院”的名额。
无量大陆 大千世界无数大陆中的一块大陆，最强者是无量老祖。
下位面 与大千世界相比较为低等，如萧炎、林动、白龙至尊还有魔悲至尊就是来自于不同的下位面。
斗气大陆 《斗破苍穹》中的世界，“炎帝”萧炎、“药老”药尘就来自此位面。
天玄大陆 《武动乾坤》中的世界，“武祖”林动就来自此位面。
域外邪族 一个十分神秘的存在，但对于一些下位面来说，它们却是最为恐怖的东西，一旦被它们发现可侵蚀的下位面，那么结果便将会是一个世界的生灵被灭绝。
域外邪族拥有污染灵力的能力，远古时期与大千世界展开激战，虽然战败但占据大千世界一半的面积。
血邪族 域外邪族的一道分支，凶狠残暴，给白龙至尊所在的下位面带来灭顶之灾。
异魔族 域外邪族的一道分支，曾进攻“武祖”林动所在的位面，但被林动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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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埃及人能造金字塔，而中国却没有
——对“中国封建”的几种观点及其启示在我的印象中，我国学术界在文革以前的争论，似乎集中在封建社会起始的时间，而对中国旧社会的性质——是否封建主义——则争论不多。
文革以后，逐步听到一些不同看法，国外及台湾一些学者的观点，也被陆续地介绍过来。
比较正统的看法，可见于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77年），其中断定：“从战国到一八四O年这两千年间，是我国封建社会长期迟缓发展的时期”。
也有过一些不同的论述，如周谷城在他的《中国通史》的《结论》中，就有过一种“起伏论”，认为封建地主与工商势力的力量对比时起时伏，他认为： “战国秦汉时代，工商势力空前壮大。
秦帝国几乎是工商势力促成的……因生产进步加速，工商势力壮大，工商阶级活跃，都市文明乃随着大发展；各种学术思想，在春秋战国秦汉时代，也是空前发达之状……” “自新莽（注：指西汉末年）到五代末，为封建地主势力全盛时代。
封建地主势力，初为门阀（注：作者解释由“士族”和“世族”组成），后为藩镇……” “自北宋初至一八四O年中英鸦片之战的时代，因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商人渐渐有地位了……实际上至少与封建地主阶级同等重要的地位了……这是欧洲专制时代的普通情形……” “自一八四O年至一九一九年……中国近代史上，有帝国主义的侵入，延续了封建地主的势力；民族资本主义的生产倒反被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压下去了……”。
：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中有一段话：“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1867年）中，他说：“在欧洲一切国家中，封建生产的特点是土地分给尽可能多的臣属。
” 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欧洲一切国家”。
对于亚洲，则另需分析。
例如：他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1853年）中，就指出：“在亚洲，从很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军事部门……公共工程部门……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然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
他对印度社会进行了分析，并引用了一份官方报告，说明当时印度存在着关闭自守的村社制度，同时指出“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
再如，他在上面引用的《所谓原始积累》一文的一个注解中，提到：“日本有纯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组织和发达的小农经济。
” （以上，都取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II》（人民出版社，1972年） 可见，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亚洲与欧洲有不同的特点，而且亚洲的国家也各不相同，需要根据每个国家自身的特点来进行分析。
他还使用了“中央集权”、“东方专制制度”等词语。
西方历史学家有对马克思的“亚细亚模式”和“东方专制制度”进行专门研究的。
例如，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中就有一位卡尔·威特福格（1896-1988），他在1957年出版了《东方专制制度》一书，试图就马克思的理论提出了“水利文明——水利垄断——水利官僚制”的观点。
他认为对灌溉用水进行控制和集中管理是亚细亚生产模式和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
这种模式在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中国等都发生过，它所造成的中央专制是国家、城市、手工业和文字的起源，也是社会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
他的理论在西方产生颇大的反响。
有意思的是，1927年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时，当时苏联党内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托洛茨基批评斯大林和布哈林曾提出过的与国民党合作共同“反封建”的观点。
他认为：“中国的地主一般都是城市里的布尔乔亚……中国没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农村里，农奴—地主的关系带不上封建的帽子，而是属于布尔乔亚的财产形式和布尔乔亚社会政治秩序。
这种农奴—地主关系是资本主义发展总体落后而产生的农业人口过剩的结果。
”他主张中国共产党要有自己的军队。
对于这段历史（包括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批判），也许以后我们可以知道得更多一些。
托洛茨基后来被定为共产主义最凶恶的敌人，他的观点当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我在这里无意去肯定他的观点，只是作为读书笔记的一部分，把它纪录在案。
作为对中国封建主义观点之一。
近年来，台湾学者的著作被介绍来的甚多，其中也有对中国旧社会性质的各种看法。
国学大师钱穆对中国社会性质有过全面的探讨，可见之于他的《国史新论：中国社会演变》（三联书店，2001年）及其他论文。
他认为，中国正式的封建制度始与西周，到战国时就发生变化。
他把以后的社会分别称为游士（战国）、郎里（西汉）、门第（魏晋）、科举（唐以下）等社会。
他说：“近代中国社会确有不少变相的封建势力在盲动，却不能说中国二千年来的社会传统，本质上是一个封建。
更不能本此推说，中国二千年来的文化传统，本质上也是一封建。
” 徐复观在他的《两汉思想史》（1978年第三版，大陆版有华东师大出版社的，2001年）中说：“我依然认为不应把秦以后的长期专制下的社会，称为封建社会……两千年来的历史，政治家、思想家，只是在专制这架大机器之下，作补偏救弊之图……这架机器，是以法家思想为根源，以绝对化的身份，绝对化的权力为中核，以广大的领土，以广大领土上的人民，及人民散漫的生活形式为营养，以军事与刑法为工具所构造起来的……这是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的总根源。
” 今年去世的我国学者，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先生有过一篇文章，题为《“封建”二字不可滥用》。
他说，“时下所说的‘封建’以及由此派生的‘封建迷信’、‘封建反动’、‘封建顽固’……等等并不符合中国历史上‘封建’的本义，不合乎从feudal, feudalism这样的西方字翻译过来的‘封建主义’的本义，也不合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封建主义’的本义。
它完全是中国近代政治中为宣传方便而无限扩大使用的一个政治术语。
严守学术标准，不肯随声附和的史学家是决不如此滥用‘封建’一词的。
不信，你查一查一生“未尝曲学阿世”的陈寅格先生的文集，决不会发现他会在任何地方把秦始皇已经‘废封建、立郡县’以后的中国社会称作‘封建社会’”。
以上引述的一些观点，虽然远不能包罗全部，但至少有一定的代表性。
我是不敢对这么巨大的问题，妄作评论的，但是为了弄清思想，我在阅读了一些文献后，也难免有一些自己的不成熟的认识： ——“封建”二字，既有中国的起源（如秦始皇“废封建”），也有来自外国（主要是欧洲）的。
我们过去习惯于以马克思的四种社会形态（再加上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史的一般规律，把欧洲的“封建主义”和中国的作为同一类型，在翻译中广为互用。
这种做法似应商榷。
事实上，马克思在肯定日本存在封建制的同时，好像没有说过中国旧社会制度也是封建制，他在评述印度历史时用过“东方专制制度”的名称，既叫“东方”，就不限于印度。
——西方历史学家在分析欧洲中世纪时，很多把封建主义与后来出现的民族国家的中央集权（或专制）加以区别。
如果要划分时间的话，那么，从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主灭亡）到10世纪，是“黑暗时期“（或封建制度成型期）；从11到14世纪是封建制度较成熟的时期；而从15世纪到18世纪（法国大革命）则是民族国家的中央集权制。
笼统计算，封建制度（包括其成型期）约1000年，中央集权约300年。
——如果我们采用钱穆的说法（我对他的观点是比较信服的），那么中国从西周（公元前1046年）到春秋末期（公元前476年）的近600年是封建主义，以后（到公元1840年的鸦片战争）的2300多年则是不同特色的中央集权（其中有将近700年是分裂的年代——包括战国时期——也有过不同程度的“封建复辟”）。
这些不很精确的数字明显地说明了马克思曾经指出的欧亚差别。
——钱穆还有一个我所信服的观点，就是：欧洲的中央集权是“由下而上”建立的，而中国则是“由上到下”建立的。
欧洲从西罗马帝国之后，分裂为许多小国，虽然有查理曼大帝的统一，但很快又陷于分裂，教皇想建立大一统的基督王国遭遇了失败，后来逐步归并为若干民族国家。
她们的中央集权，是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的。
而中国从秦始皇灭六国后，就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其后虽出现过分裂的时期，但统一的时间约为四分之三。
因此，讲中国的历史，就必须看到它与欧洲的异同。
——在比较中国与欧洲的社会制度时，我觉得欧洲的封建社会中有两大特点值得注意：一是限制国王权力的议会政治；二是统治层的重商主义。
这两点在中国是欠缺的。
——显然中国旧社会的性质是个学术性的问题，因此不宜把“反封建”作为一个政治口号，更不宜作为一项政治运动来对待。
大一统中国的利与弊 英国有位著名的历史学家A·汤因比，在他的巨著《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单卷本，2000年）中专门有一章比较希腊的城邦和中国的大一统体制。
他显然是认同前者而否定后者的。
他历数了“大一统“的种种弊病（如管理费用高，官僚主义滋生、政策保守等），但是他却无法说明为什么中国在多次分裂后仍然一再走向统一，而他所十分赞许的希腊城邦体制却早已灭亡。
请问：一个体制再优越，如果其本身生存都无法保证，那它的优越性又如何显示呢
中国的“大一统”确实存在汤因比所列举的很多弊病，但是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成绩，就是它保证了中华民族的长期生存和中华文明的发达。
美国的政治学家S·亨廷顿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指出世界上存在或存在过12个文明，其中7个已不复存在（即：两河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古典或希腊—罗马文明、拜占庭文明、中美洲文明、安弟斯文明），有5个还在（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有的学者认为，还应加上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而这些还在的文明，多数的起点要晚于中国。
也就是说，中华文明起得早,延续得长，是世界历史上最悠久的文明。
中华文明不仅是悠久，而且优秀。
我的一个五岁的侄子问我：我一时无能回答，直到阅读了苏秉崎教授的“满天星斗”的理论（《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 后，才恍然大悟。
原来中国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大一统”的，“五千年古国”、黄帝、三皇五帝的存在，都有待证明。
考古发掘说明，在埃及人修造金字塔的时候，中国人过的是部落生活，各部落“满天星斗”地散居在中国各地，然后形成“方国”，最后形成中华民族，形成国家（如夏朝）。
在这个过程中，各部落掌握的物质资源有限，而埃及人靠的是尼罗河每年的涨落来肥沃自己的土地，因而能积聚人力、财力来建造金字塔这样的巨型工程。
即使这样，中国南北的部落仍然在贫脊的条件下创造了令人啅舌的文物，如玉龙等。
我因此而感到：中国古文明最重要的传统就是“以贫资源建造高文明”，不求宏伟，但求优美。
这个传统，对我们今天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至关重要。
大禹治水的传说可以给我们很大启示。
禹改变了其父亲鲧所执行的分段设防的做法，把当时已在舜管辖下九州的水源统一调度而制服了洪水，奠立了夏王朝的政权基础。
以上虽然是传说，但文献记载很丰富生动，看来是有事实基础的（可见吴国桢所著《中国的传统》，陈博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
德国的威特福格的“水利文明”，有一定道理，不过太简单化了。
应当说，水利资源的统一调度，是产生中央集权的一个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
中国到了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才能像古埃及那样调度大量人力、财力来修造比金字塔还要宏伟的万里长城。
但是，秦朝的二世而亡，却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劳役过度。
如果说，长城还有国防上的需要的话，那末他的阿房宫和自己的地下陵墓，则完全是奢侈浪费。
不管他如何运用法家的手段镇压异端，他背离“民为贵”的原则，就必然走向灭亡。
中国的历史证明，在一个资源相对贫困、又地理分布不均、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要取得生存和发展，“大一统”的体制是必要的。
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到今天的南水北调、西气东输，都说明封建割据必然误国, 只有统一地、合理地、巧妙地运用我们贫乏的资源，才能使我们不仅获得生存权，还能创造高度发展的文明与文化。
这里，我认为还有几个问题需要弄清楚： 一， 在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中，断言：“从战国到一八四O年这两千年间，是我国封建社会长期迟缓发展的时期”，我对此不敢认同。
说中国两千年来是“迟缓发展”，看来不符合事实。
事实上，中国两千年的历史是非常非常活跃、非常丰富多彩的。
以中国这样的贫资源国，其人口能不断增长，虽然人民多数相对贫困，但是中国的经济始终能够承受这种人口的增长，就说明社会没有处于停滞或迟缓发展状态。
中国固然没有更早出现资本主义，但是并不等于它始终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
相反，根据德国学者A·G·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中所断定，在公元14世纪（世界近代史开端之时，我国明朝中期）就已经存在一个世界经济，而在19世纪之前，这个世界性经济是以中国为中心的。
只有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之后，这个中心才转移到欧洲。
二， 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问题，我过去一直认为，很大程度上是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的恶果，特别是与欧洲国家的重商政策想比，我们是落后了。
现在经过学习，看法有些改变。
看来，重农抑商的政策，并不是始终一贯的。
周谷城在他的《中国通史》中，就指出了工商势力几个崛起的时期，有时其势力还相当或压倒了地主阶级。
我们从战国时齐临淄的繁华，到北宋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等，都可以看到市场经济的繁荣。
这与《白银资本》中的结论是一致的。
我觉得，中国近代的“落后”，去责怪两千年来的老祖宗，要怪，也只能怪近期的几个王朝，特别是以“康乾盛世”自吹自擂的清王朝。
在欧洲已经开始工业革命，乃至日本已经开始明治维新之际，我们这头“睡狮”还忙着搞文字狱，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唯怕汉人得势。
从日本的经验看，只要举国一致地高革新，要成为一个发达国家的时间并不是太长的确（当然也不能靠“大跃进”的“速度”地去取得）。
三， 对中央集权的看法。
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基本上应当说是属于专制制度，与欧洲的封建制度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没有议会政治。
其起因正如钱穆所指出的，欧洲的封建制度是“由下而上的演进”，贵族的势力很强大，有的日耳曼族国家，其国王还是贵族代表（类似议会）选举产生的，国王虽想专权，但贵族门也不相让。
英国的历史，就是国王与议会争权的历史。
中国的旧社会从来没有议会，天子至上，厦门的卿大夫是集中任命的，这是一种“由上而下”的制度，非常容易走上个人专制或高层腐败。
但是，中央集权也有区别，有的王朝（如唐王朝）就比较开放。
所以，我们对历史应当有所区别，不能一棍子统统大死，要既然中国离不开大一统，就应当吸取一些中外历史上一些好的历史经验。
四， 为什么中国的一些“乱世”（特别是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特别繁荣，乃至超过了许多一统时期
我想，首要的原因是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些接近于基层人民的文人在这种影响下，能用笔墨表现出自己愤慨和激动的心情，产出旷世的杰作。
同时，一个或许是次要但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统治阶级在混乱之中，放松或无法有效地实行思想管制。
而相反，在一些“治世”，统治者搞“一言堂”（如秦朝尊法家，西汉尊儒家），思想管制严了，文化发展也容易萎缩。
这就使我联想，中国近代的许多大文豪，为什么出在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而那些活到新中国的文人，却相对来说拿不出同样激动人心的作品
这是否与我们并没有真正落实双百政策、而是搞“一言堂”、搞“阶级斗争为纲”、搞“学术禁区”有关
在这方面，中国古代历史，还是向我们提供了正反面的经验教训。
我们肯定“大一统”在中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然而，也不能忽视汤因比指出的“大一统”的诸多弊病。
搞中央集权，非常容易导致个人专权。
这个专权者（皇帝或其他）如果很有能力（像李世民），能选拔和调动一班杰出的文官武将班子，并且多少想到“民”的需要，国家也能兴旺。
这个皇帝如果很专制，搞“一言堂”，政治和文化就会萎缩，这个皇帝如果没有本事，或贪图享受，下面就会有一批贪污腐化的班子，把国家搞得一团糟。
而家天下的世袭制，必然会出现败家子的后代。
“反封建”反什么
经过这段学习，我对“反封建”，有了些自己的认识。
首先，我认为在近100多年中，中国人民前赴后继地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推翻满清王朝，消灭军阀割据，抗击了日本侵略，到建立人民共和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东亚病夫”的帽子摘除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五四运动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是正确的，至今，这二者仍然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进行土地改革，废除地主阶级所有制，把土地分给农民，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进行经济和文化建设等，也都是必要的，尽管做法上有可探讨之处。
但是，在其他一些问题，特别是思想领域中，如“五四”中提出的“打倒孔家店”，全盘否定了儒家思想，失之偏颇。
鲁迅对旧社会中消极因素的批判最为尖锐，但是他对传统文化的评价是全面的。
他说：“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
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鲁迅书信集》）。
全国解放后批判电影《武训传》和《清宫秘史》、批判俞平伯、批判文艺创作中的“帝王将相”、批判《海瑞传》、乃至红卫兵的“除四害”和后来的“批封资修”及“批林批孔”等，都不仅伤害了许多人，而且给“反封建”带来了混乱和迷惑。
学习几个革命的历史时体会到，一些历史上的大革命，往往要经历三个阶段：一，用暴力推翻旧政权；二，对旧政权的反扑实施专政（在这一阶段，很容易导致个人专制）；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改革。
如果不发生大的偏差或曲折，整个过程需要至少一个世纪的时间。
第一阶段多数是疾风暴雨式的，不可能像“绣花”那样细致；第二阶段也往往是腥风血雨的，它充满了风险，被推翻者试图复辟，革命阵营中容易出现“扩大化”的错误，而更危险的是，可能产生个人专制（如苏联的斯大林）；第三阶段则必需像“绣花”那样的细致，要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精神，不能无限制地搞“阶级斗争为纲”式的“继续革命”。
因此，我认为，在目前进行改革的阶段，笼统地提“反封建”是不妥当的。
且不说历史学家们对中国旧社会的性质还有很大的学术性争论，而且，即使按照我们习常理解的“ 两千年封建社会”的话，那么，这两千年也绝不是一团漆黑的，它包含着极其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即使是统治阶级，在中央集权制的运行中，也提供了成功和失败的案例。
因此，现阶段再也不宜提“反封建”之类的笼统口号，而是应当科学地、公正地、“绣花”式地对待历史经验。
如果要“反封建”，就应当同时提“学封建”的口号，因为“封建社会”中要“反”的东西固然不少，要“学”的也同样地多，和资本主义一样。
其次，要“反封建”，就必需先认清中国的封建主义是什么，否则就会形成你反你的，我反我的，在“反封建”或“反专制”的口号下窝里斗，斗不出任何名堂，反而把学术问题搞混了。
因此，在现阶段，应当更科学地对待赞成什么和反对什么，没有必要在“反封建”的帽子下打乱仗。
我认为， 当今的“反封建”或“反专制”，或可概括为三点：反对思想意识和伦理道德上的“三纲五常”、反对经济上的地方割据、和反对政治上的专制。
首先看思想意识和道德伦理：五四时提出的“打倒孔家店”，我体会主要是针对那种“三纲五常”的等级制，包括上尊下卑、包办婚姻、重男轻女、家长统治等恶习，这是正确的。
我现在还记得当年读到鲁迅“救救孩子”的呼吁，以及看巴金《家》、《春》、《秋》三部曲时的激动。
这些落后的东西，影响至今还相当普遍地存在（特别是在农村），需要我们继续去清除。
但是把这些旧社会中的坏事完全推在儒家（孔家店）的头上，却违背了“赛”先生的科学原理。
对于儒家哲学，我们应当既看到它维护礼制的保守落后方面（即使是礼制，也要“一分为二”地分析），又要看到它提倡“仁”（人）和“民为贵”的积极方面以及它的“中庸”之道的理论和实用意义。
事实上，文革的教训告诉我们，此类“反封建”，主要要靠耐心的思想教育、健全的法制（如婚姻法）和经济发展的客观影响来解决。
对经济上的地方割据问题，应当承认，直到现在，中国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形势下，有的地方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各种保护主义，以至有的地方政权还有保护伪劣产品的情况。
这是需要认真克服的。
但是，把这种情况，和过去的军阀割据等同起来，也不很相称。
关键是健全法制和管理，加强思想教育和行政、舆论和群众监督去解决。
就政治领域而言，中央集权如何做到既有集中，有有民主，始终是一个大问题，在中外历史上都存在。
这里，我又要提到卢梭对民主的看法（他主张在基层搞直接民主，在中层搞代议民主，但是在上层却只能有专制）。
这说明他看到了在国家一级搞民主的困难。
现在世界上许多人称道美国的民主，我认为，美国政治的突出优点在于：（一），它对中央和地方分权做出了较好的安排（这是从杰弗逊和哈密尔顿在华盛顿内阁中的斗争开始，通过200多年的实践，逐步形成的）；（二），美国人经过“草根民主”的培育，有一种崇尚个人自由和独立自主的精神。
这些都是很可贵的，也是我们可以吸取的。
但是它的中央政权和地方上层，实际上始终是一个“富人的天地”。
没有一定的财富，很难当议员，更难当总统，要竞选没有钱不行，何况当了总统，就处在利益集团的包围之中，难以解脱。
就此一点，就使我对卢梭的卓见远识钦佩不已，他并不是赞成专制，而是看不出什么好办法。
然而，民主气氛，对克制中央集权者的专权，仍然是有重要作用的。
美国的总统，不管怎样独断独行，仍然要非常注意民意的趋向，并且受“三权分立”的牵制。
四年一次的大选，也对当权者起了抑制和导向的作用。
这说明，在现代社会中，“德”先生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宪法和必要的法律体系、相互制约的机制、舆论和群众监督，都有利于克服和防止个人专制。
政治民主固然重要，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份子）中的原创思想和批判思维的培育和鼓励。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否取得繁荣昌盛，领导人和领导集团的智慧、方针和决策固然起重要作用，但更重要的是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巨大创造潜力和独立思考精神能否得到发挥。
在现代化社会中，社会和企业组织越来越庞大，就越需要有个人的独立思考、批判思维和创造精神的发挥，否则社会进步就会遭到停滞或扼杀，这是客观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以为有上面少数人定调子，下面多数人跟了走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
发扬政治民主（包括草根民主）不与思想自由结合，文化和经济繁荣是做不到的，即使做到一些，也是有限度的。
在面临尖锐的国际竞争和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没有民间的主动性的国家，必然要在竞争中失败。
许多史书都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唐、宋时期思想比较开放，文化也比较繁荣（一幅《清明上河图》，就画出了北宋开封的市场经济和市井文化的活跃面貌）；元王朝在政治上固然牢牢捧住蒙古人的统治地位，但对文化领域却干预不多，因此元朝在文化上仍有不少建树。
明王朝很专制，但是仍然有基层的市井文化，包括说书和文学小说等。
到清王朝，满清皇帝精通汉族文化，在思想管制上就特别残酷，一管到底，从而在政治上也闭关自守，结果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一败涂地。
在国外，法国的中央专制对抑制封建贵族的割据起了一定的作用，有助于工商业的发展，但是中央专制走上极权，就迫使人民（包括资产阶级）起来革命。
英国和日本走的是改良的道路，英国走得比较缓慢，但是她实行的重商政策促使了工业革命，成为一个“太阳不落“的帝国。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不到一个世纪就称霸东亚。
所以，我们与其去责骂两千年的“封建”祖宗，不如把批判矛头指向最后一个（或最后两个）王朝。
这就是我对现在电视上那些”辫子“戏愤愤不满的原因。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些“乱世”（即“黑暗时期”，典型的如东周的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政治上混乱不堪，文化上却出现繁荣
我想，首要的原因是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些接近于基层人民的文人在这种影响下，能用笔墨表现出自己愤慨和激动的心情，产出旷世的杰作。
同时，一个或许是次要但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统治阶级在混乱之中，放松或无法有效地实行思想管制。
而相反，在一些“治世”，统治者搞“一言堂”（如秦朝尊法家，西汉尊儒家），思想管制严了，文化发展也容易萎缩。
这就使我联想，中国近代的许多大文豪，为什么出在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而那些活到新中国的文人，却相对来说拿不出同样激动人心的作品
经过文革以后，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比较明显，这就是建国以来，进行了太多次的思想批判，双百方针没有真正落实，学术和创作上“禁区”林立。
在这种环境下，是很难有所作为的。
我是反对学术“禁区”的。
联系到我自己，在四十年代初从我祖父处受到系统的“封建”的国学经典的教育；后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再后来到美国留学，又受到系统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教育，我一生中接触了各种思想，到现在仍然相信马克思
用航天员、太空站、玉皇大帝的想象作文
玉皇大帝处理好“弼马温事件”后，在天庭闲的发慌，带着太白金星等人外出巡视，忽然发现天地之间中有一件宝贝，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不知何物。
连忙过去，走近一看，是天庭没有的宝贝，用手敲敲，发出嘣嘣的响声，真在纳闷时，忽见宝贝打开，从里面走出两个宇航员，头带宇航帽，笑呵呵地向玉帝问好。
玉帝问：这是何物，你们姓甚名谁。
两人说，我们从地球来，因为，天庭上的顺风耳和千里眼两位官老爷最近工作态度有点问题，没有向人间发布消息，我等直接上天来查询情况，这是我们所住的房子，叫太空站，也是我们工作的地方，玉帝如果有兴趣，可以到里边考察一下，顺便看看被压在石头下那只猴子的近况。
十字军东征
罗老先生白首穷.终于在有生之年<太平天国史>,可敬可贺平天国史>体现老严谨的治学精神和作风,不仅为罗老先生白首穷经.终于在有生之年完成<太平天国史>,可敬可贺!太平天国史>体现出罗老严谨的治学精神和作风,不仅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太平天国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更是历史研究著作中实事求是的典范我们进一步研究太平天国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更是历史研究著作中实事求是的典范半个世纪以来，太平天国在大陆一直是一门显学，许多有关太平军的故事，也成为大家感兴趣的热门话题。
90年代以来，由于多种原因，逐渐受到冷落。
最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了一本书，曰《太平杂说》，书中收集了35篇短文，其内容全都是探讨或评价太平天国历史的，作者潘旭澜先生在书中直率地说出了自己的论点： “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是头领们利用迷信发动和发展起来的一支造反队伍。
他的一套教义、教规、戒律，不但从精神到物质严厉地控制着参加造反者，而且断绝了一切可能的退路。
它们的指归，在于由洪秀全个人占有天下，建立他个人的‘地上天国’。
这种洪氏宗教，披着基督教外衣，拿着天父上帝的幌子，以中国奴隶主和封建帝王的腐朽思想、条规，对他控制下的军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剥夺与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政治性邪教。
洪秀全造反获得局部成功，是以中国社会的大动乱、大破坏、大倒退为代价的，是以数以百万计军民的生命、鲜血为代价的，是以中国丧失近代的最后机遇而长期沦为帝国主义刀俎下的鱼肉为代价的。
尤其可怕的是，这一切还被作为一首英雄史诗，向人们指点通向人间天堂的金光大道。
” 虽然在过去我们长期拔高、美化太平天国的时候，海内外也有一些学者曾经提出过疑问和异议；但是像如此彻底的否定意见，以前还没有见过。
此论一出，有如一石击起千重浪，南北各地报刊纷纷发表争鸣文章，有赞成的，有补充的，有反对的，还有指为“攻击农民起义”的，形形色色，各类都有。
看来这场争论针锋相对，没有调和的余地。
如果太平天国是革命，能够推动历史前进，那就应该肯定；如果太平天国是邪教，只会造成动乱破坏，那就应该否定。
要想解决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探明历史真相，让太平天国本身作出回答。
可惜100多年来，我们对太平天国总是雾里看花，难明真相。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从辛亥革命前后开始，就不断地拔高，美化太平天国。
发展到今天，人们头脑中对太平天国的印象与真正的历史事实相去甚远，在这种情况下，假作真来真亦假，虽然拿得出真凭实据，想要一朝说出历史真相，使人信服，使人接受，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绝非易事，可以说是一大难题。
太平天国历史何以扑朔迷离 一段时间的历史，传闻失实者有之，因日久而湮没无闻者亦有之。
但是像太平天国这样短短十几年的历史一再被人为地修改，古为今用的，却很少见。
首先借太平天国历史来“古为今用”的是孙中山先生。
他当时公开号召同盟会员、革命志士宣传太平天国，宣传洪秀全，借以激发民气，推翻清廷。
据宫崎寅藏《孙逸仙传》，他首先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因此大家就以“洪秀全”呼之。
他又褒称太平天国诸领袖为“民族英雄”、“老革命党”。
1902年，他鼓励留日学生刘成禺搜集资料，写出一本太平天国史来。
1904年成书，定名为《太平天国战史》，孙中山先生为之作序，交由日本东京祖国杂志社出版，作者署名为汉公。
此书史实误漏之处甚多，史学价值是谈不上的，可贵之处在于公开反清，号召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先生的序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洪朝亡国距今四十年，典章伟绩，概付焚如。
”也就是说，孙先生以为太平天国自己的史书与典章制度全被烧掉了，一点也没有留下来。
由此可以证明，他对太平天国本身的史料丝毫未见，对洪秀全是个什么样的人，对太平天国推行的是什么样的制度，不甚了了。
他推崇洪秀全，只不过是因其“起自布衣，提三尺剑，驱逐异胡”而已。
在孙先生的倡导之下，革命党人借太平天国史事宣传反清，一时蔚然成风。
1906年，黄小配所撰《洪秀全演义》成书，章太炎为之作序，序中说希望“复有洪王作也”，这就是公然号召武装反清。
从此书的内容、封面画、插图来看，作者对于太平天国制度、服饰等等，也是所知甚少。
1907年，《民报》增刊《天讨》出版，刊出了富有民族意识的绘画《太平天国翼王夜啸图》，作者苏曼殊，题词者章太炎。
苏曼殊作此画时只有24岁，鼓吹革命，热血沸腾，但对翼王石达开其人，大概是一无所知。
据其女弟子何震在《曼殊画谱后序》中说：“（曼殊）所作之画，则大抵以心造境，于神韵为尤长。
”对于这种但求神似不求形似的艺术作品，我们要求它符合历史的真实，实在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
以后，南社诗人高天梅更假托石达开之名写诗多首，自己出钱出版《石达开遗诗》一册，流布四方。
这对宣传反清虽然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以讹传讹，石达开能诗之名遂喧传海内。
其实，据我们的考证，石达开得以流传后世的真诗，不过广西宜山白龙洞题壁诗一首而已。
革命党人为了宣传革命，推翻清廷，尽量拔高太平天国，拔高洪秀全，只取一点，不问其余，至于是否符合史实，当时根本不及考虑。
例如章太炎所作《逐满歌》曰：“地狱沉沉二百年，忽遇天王洪秀全；满人逃往热河边，曾国藩来做汉奸。
洪家杀尽汉家亡，依旧猢狲作帝王；我今苦口劝兄弟，要把死仇心里记。
”这种通俗易懂的唱词，对于鼓舞下层人民奋起反清，起了很大的作用。
至于这种说法能否符合历史事实，势难兼顾。
范文澜先生写了一篇《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从上述《逐满歌》看来，称曾国藩为汉奸并非始于范先生，辛亥革命时期早已如此。
孙中山先生与革命党人为了宣传革命，推翻满清而放手拔高太平天国，目的非常明确，而且这个目的也已经达到了。
宣传中间有些背离史实之处，可以理解，可以谅解，这种做法未可厚非。
但是因此却留下了后遗症，在我们的印象里，太平天国常常与“英雄”、“革命”连在一起，给认真评价太平天国的工作带来了不少困难。
值得钦佩的是，孙中山先生的头脑是清楚的。
他只赞赏太平天国反清的“民族主义”，却直指太平天国“只知有民族，不知有民权；只知有君主，不知有民主。
即使成功了，也不过是历史上的又一个封建王朝而已”，根本不值得效法。
并在《民权主义》第三讲中说：“中国的革命思潮是发源于欧美，平等自由的学说是由欧美传进来的。
”他认为太平天国并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因为他们的领袖还有皇帝思想，实行的是封建专制主义。
“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来同志就要打同志，二来本国人更要打本国人，全国长年相争相打，人民的祸害便没有止境。
”（《民权主义》第一讲）他虽曾经自居“洪秀全第二”，也并不以洪秀全作为学习的榜样，至少他终生不许任何人对他呼万岁，就是明证。
可是由于孙中山先生曾经有过拔高太平天国的事实，影响所及，国共两党都有了肯定太平天国的思维定势，国民党认为太平天国诸领袖是民族革命的英雄，共产党认为太平天国诸领袖是农民起义的英雄。
1949年以前，国民党政府一直认为太平天国是革命的，视之为革命前辈。
其间虽然也有杂音－－例如推崇曾国藩的“平乱”，大读《曾文正公家书》，但是在正式场合，从不贬低太平天国。
1949年以后，新中国把金田起义的英雄定为英雄人物、正面人物，只能歌颂，不得批评。
凡此均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即以郭廷以、简又文、罗尔纲三位先生为例，说明他们受到影响的事实。
郭廷以先生最早在中央大学开设太平天国史的课程，据我所知，他早有撰写一部《太平天国史》的打算；为了给修史打下坚实的基础，乃先着手编撰一部编年体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
此书记事力求客观，不加褒贬，但在称呼上就无法掩盖自己的态度。
郭先生在此书“凡例”中说：“太平天国革命或变乱，为近代中国史上之一大波澜。
”波澜一词是中性的，但“革命”就有褒义，“变乱”则有贬义。
太平天国究竟是革命还是变乱，他在成书之时尚无定论，足以说明其客观态度，但仍把“革命”放在“变乱”之前，就说明已经受到大环境的影响。
至于对捻军，他就直指为“捻乱”，毫无顾忌。
简又文先生反对太平天国的“阶级斗争说”与“农民起义说”，他认为如按阶级划分，作战双方的士兵都来源于农民，于是任何一次战争都是“农民打农民”，史学界传为笑谈。
对于研究太平天国，他用力甚勤，终身不懈，以一人之力完成了《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与《太平天国全史》两部大书，从纵横两个方面收罗了有关太平天国的绝大部分史料，所发议论也有不少独到之处。
但他对于拔高太平天国，却也出语惊人。
他在《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天号考》中说： “太平天国体制实为天王与五王‘共有共治共享’性质，五王诚如俗言为‘一字并肩王’。
缘洪氏与五人在运动革命时结为兄弟，情同骨肉，大概矢誓将来打得江山是彼此‘共有共治共享’的……此可于以下数事见之：如六王宗亲同称‘国伯’或‘国宗’，简直六人之姓皆国姓也；又各王于府内自行登殿设朝，自立小政府，有六部及其他官，俨然‘天朝’内之小朝廷焉；再则定鼎天京后即开科取士，但于‘天试’外，另开‘东试’或‘北试’、‘翼试’，各取元甲翰林进士焉。
可见其‘共有共治共享’制度之斑斑，实开创亘古未有之怪异政体。
” 我们不难看出，简先生所谓“共有共治共享”之说来自19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解释全民政治的口号－－民有民治民享。
把这种近代西方民主主义的口号套在太平天国的头上，实在不伦不类。
就是在简先生所说的六人小团体中，也还是常常互相倾轧，所谓共有共治共享的情况，从来就没有出现过。
太平天国内讧的杀戮之惨，洪、杨的专制残暴，简先生应该了然于胸。
但竟如此不顾事实地拔高太平天国，实在令人费解。
远在1949年之前就主张太平天国是“农民起义说”的罗尔纲先生，长期肯定太平天国、肯定洪秀全，认为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正式的王朝，用正史的纪传体撰写《太平天国史》，这一些都是容易理解的。
他对太平天国有所拔高，也就势所难免。
罗先生生于1901年，1997年逝世，是一位与20世纪同步的世纪老人。
他以自己一生的辛勤笔耕与多年一贯的奖掖后进，受到许多晚辈的尊重，成为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一代宗师。
我们觉得，他的拔高太平天国，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问题上： 一、他认为在战争中对老百姓烧杀淫掠的都是清军、外国雇佣军，而不是太平军，有《满清统治阶级诬蔑太平军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考谬》一文可证。
我们觉得，太平军在前期军纪较严，清军的军纪一直都很差，华尔等组织的外国雇佣军更是得到清廷认可的盗匪集团，这全是事实；但是太平天国后期，神话破产，军心涣散，太平军军纪败坏，也就和清军不相上下。
而且当时军队叛变的事时常发生，今天倒过来，明天又倒过去，谁是清军，谁是太平军，已经说不清楚，完全没有加以回护的必要。
二、他认为从金田起义起即已妻妾成群的洪秀全生活严肃，荒淫之说是敌人的诬蔑。
我们就很难理解，“严肃”的标准是什么
因此，我们不能不认为罗先生是在拔高太平天国，拔高洪秀全。
十年浩劫之前，大家觉得对革命有功的英雄是该推崇，并无多大疑问；可是在十年浩劫中间，四人帮对洪秀全的吹捧，到了匪夷所思程度。
他们认为洪秀全是真理的化身，所作所为，绝对正确，无可怀疑。
在太平天国中除洪秀全外，杨秀清是想篡位的野心家，韦昌辉是混入革命阵营的阶级敌人，石达开是分裂主义者，李秀成忠王不忠，是个大叛徒，一律该杀。
好像除了洪秀全这个孤家寡人外，太平天国里再没有一个好人。
物极必反，这种极端的说法引起大家极端的反感，大家被迫重新思考，难道历史上真有这样荒唐的事
于是在四人帮垮台之后对太平天国史研究工作重新开始的时候，听到的已经不是清一色的歌颂之声，各式各样的“杂音”都先后出现了： 1979年5月，在南京举行太平天国史学术研讨会时，有人提出太平天国也是一个封建政权，其封建专制的程度更甚于清朝。
1981年3月，在广州举行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30周年学术研讨会时，有人提出太平天国实行的是奴隶制，上层搞特权，下层讲平均。
1981年8月，在四川石棉举行四川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30周年学术研讨会时，很多论文都为石达开说话，认为石达开的出走应由洪秀全负主要责任。
1983年3月，在南京举行太平天国建都天京130周年学术研讨会时，有论文指责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是公开推行奴隶制，人民全无自由，生产不能发展，历史必然倒退。
后来的各种会议，对太平天国的批评意见逐渐增多。
最有代表性的否定意见是一篇公开发表的对冯友兰教授的访问记，冯先生就否定太平天国谈了自己的想法。
他说：“我之所以否定太平天国，因为太平天国是要推行神权政治。
假如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么中国的历史将倒退到黑暗时期。
”他又指出：“有人说，太平天国建立的是农民政权，这无论如何是不对的，中国在历史上未曾建立过农民政权。
”他还说：“否定太平天国必然为曾国藩翻案，为曾国藩翻案必然否定太平天国，可以说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 在大陆史学界对太平天国的看法逐渐发生变化的同时，台湾史学界也有类似的情况。
试以钱穆先生为例，他在作《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讲演中提到太平天国时，扼要地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由今看来，大家同情太平天国，认为是一个民族革命，但实际也不尽然。
至少他们太不懂政治，他们占了南京十多年，几乎没有丝毫制度上的建树。
” “他们对下层民众，想推行均田制度，大抵是粗浅一些的社会主义，他们是有此想法的。
但说到政治就太低能了。
” “他们国号太平天国，早可预示他们的失败。
这样一个国名，便太违背了历史传统。
正因为这一个集团里，太没有读书人。
” “若太平天国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历史的失败了。
当时洪杨不是推不翻满清，但他们同时又要推翻中国全部历史，所以他们只有失败。
” 台湾陈致平先生在他的巨著《中华通史》中对太平天国与洪秀全都提出了义正词严的批评： “定都南京后，它所能统治的地方，不过江南一隅与安庆、九江、武汉几个据点而已。
所以太平天国的政权完全建立在军事上，而不能与政治配合。
其作战的‘冲击’、‘屠戮’、‘裹胁’与‘流窜’的行动颇类流寇，而中国历史上的‘流寇政权’是没有能成功的。
” “天国的法令森严，刑律惨酷，凡犯天条者，一律处死刑。
天条以外之罪，也非杖即死。
死刑中又有‘点天灯’‘五马分尸’‘割肉’‘抽肠’等非刑。
行刑之前，往往先鸣锣聚众，讲说道理，宣布罪状，然后当众行刑，令观者惊心怵目，自然俯首听命，而造成一种恐怖气氛。
这种恐怖统治，完全违背了当初革命救世的人道宗旨，自然要归于失败。
” “洪秀全等人，起自草莽，既缺乏政治学术，又不能罗致政治人才辅弼，而始终建立不起一个健全合理的政治组织。
人性弱点，往往能共患难而难共安乐，早年誓同生死的患难兄弟，一旦享富尊荣，经不住物欲的诱惑，与权势的冲突，竟自斗而亡。
最为讽刺的，是他自己揭橥的革命宗旨，常自行推翻；自己所订的天条，已自行违犯。
” 总而言之，过去对于太平天国历史的记载为什么严重失实，是由于以下这样一些原因所造成： 一、一百年来，许多政治家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一再拔高太平天国，借宣传太平天国史事来为政治服务，每每只取一点，不问其余。
二、史学家本有秉笔直书，追求真理，澄清史实的责任。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也难免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不能畅所欲言。
或者是虽然说了，却得不到重视。
三、一般群众对于历史知识不甚了了，只好相信书本，以讹传讹，弄假成真。
近二十年来情况有所转变，对太平天国批评、指责的声音已经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这是因为：做学问的环境相对宽松；逐渐开展的对外学术交流，特别是两岸的学术交流，有利于互相切磋，探讨太平天国历史的真相；特别有利的是：近年来陆续发现一些珍贵的史料，有的来自国外，有的来自民间。
这些史料是揭开太平天国历史真相的铁证。
孙中山先生当年认为已经“概付焚如”的太平天国典章制度，绝大部分都已发现。
作为学者的马克思在前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对太平天国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就是明显的例证。
1853年，马克思听到太平军胜利进军的消息，万分高兴，寄予热切的期望，想像以后东方会出现一个崭新的中国。
他在《国际述评（一）》中说： 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予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
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REPUBLIQUE CHINOISE LIBERTE，EGALITE，FRATERNITE 中华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 可惜太平天国太不争气，使他完全失望。
1862年，当他知道了太平天国推行的各种暴政之后，又说出了如下的话： “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
” “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慌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慌还要厉害。
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与停滞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
” “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 in persona（化身）。
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 新世纪已经到来，2001年的新年已经到来，金田起义150周年的纪念日也已到来，重新评价太平天国的历史任务必须开始，无可回避。
太平天国究竟是革命还是邪教
洪秀全究竟是上帝之子还是魔鬼
只有靠历史事实，只有靠真凭实据来作出回答。
文明礼仪的材料
文明礼仪中队事迹材料 何礼华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3169 新世纪 我能行 -----报福镇中心小学“文明礼仪示范中队”事迹材料 王海风 班主任工作是培养人才的工作，几年来我中队的工作，活动的开展始终以理论为指导，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少年儿童教育与少先队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注重继承和发扬少先队优良传统，积极开展“新世纪我能行体验教育活动，努力为队员提供宽松的发展空间，在尝试学会负责，在参与中发展自我。
一，身体力行做好示范，以德治队 苏联教育家加里宁说过：“教师的世界观，品行生活，他对每一现象的态度，都这样，那样的影响着他的学生。
”队员年龄小，模仿性强，可塑性大，在他们的心目中，辅导员老师是社会规范，道德的化身，在自己的成长道路中总是自觉和不自觉地模仿自己的老师，从老师的言谈举止中发展其性格，从品行中形成其品德。
因此我在工作中充分认识到身教重于言教。
做好示范是辅导员做好德育工作的必要条件。
如：在每次升国旗时，我总是站在队伍的最前列，立正站好，行庄严的注目礼，全体队员也都会随着我立正敬礼，从而懂得尊敬国旗是爱国的一种表现。
在教学“红领巾迪斯科”的时候，我都会带着他们跳，一遍，两遍......,汗水湿透颊背但看到队员们整齐划一的动作，我很幸慰。
“喊破嗓子，不如作出样子”凡是让队员做到的，自己先做到，做好，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成为学生的表率真正做到以德治队。
二、小鬼当家 1、“让我自己来” 让我自己来”就是引导队员们在中队集体生活中做主人，去寻找一个岗位，体验一种角色享受为集体与队友们服务的快乐。
在工作中，放手让学生们干起来。
“学生们能做的事情，干部不做；干部能做的事情，辅导员不做”。
让他们在实践活动中磨练小主人翁的意识。
我的“懒惰”，造就孩子们的勤劳。
我班队干部实行民主评选与轮换制。
自主推选，竞选演讲，民主投票。
可别看二年级学生竞争意识很强，精彩的演讲犹如一位大演讲家：我的优点，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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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当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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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议的学生也不含糊，客观公正推选出自己心目中的干部。
“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我们中队还出台了队干部考核制度，实行末位淘汰制。
记得一次我外出培训，回来之后发现原来的纪律委员-----付青被换了，我找来中队长晏昌萍问原因
“他自修课不但没有管好纪律，还带头吵，不听劝阻，我召开中队会，研究决定让他下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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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做得很对，我支持你。
他笑了，我也笑了。
2、互帮互助，团结向上 我们中队有队员56名，从一年级起我就非常重视团队精神和集体荣誉感的培养。
如：我们中队有一位队员--梁欢家境贫困，没有钱吃中饭，总是饱一餐，饿一餐.我知道后自己拿钱为她买饭，并召开了一次特别的主题队会：“关爱身边的人”，讨论如何帮助我们身边需要帮助的人，通过队会，队员们了解到梁欢的困难提出了援助方案，为她买饭菜，添置学习用品,辅导作业。
梁波忧愁的面容在同学们的关爱下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她笑了，同学们笑了，我也笑了，同学们的集体荣誉感更强了，在每次的四项竞赛评比中我们中队都是一等奖 .每一次成绩的取得都是我们中队每一分子共同努力的成果，因为，集体的力量是无穷的。
三我能行，我最棒 1、小小诗社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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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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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个小诗人在讲台上摇头晃脑的吟诗，每周四下午第三节课我班准时举行赛诗会，唐诗，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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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每日学一首古诗成为我班的必修课，课间吟古诗，回家吟古诗，一些基础不错的学生已模仿着写古诗了呢。
看着他们的学习热情，我积极支持他们，帮助他们修改诗句。
稚嫩的诗句，反映孩子们天真的童年幻想，学生把自己的作品纷纷投向校广播站，校新苗苗电视台。
每一次的播出，是他们最期待，最快乐的时光。
小小诗社，不仅丰富了学生的知识，也提高了他们的写作水平，一学年下来我班个个都成了小诗人。
2，环保小卫士在行动 自从学校提出争创生态绿色学校，争当环保小卫士口号，我中队积极响应少先队总部号召开展“爱我校园”的保洁活动，在班队会上举行了“我为学校做什么”的主题队会，队员们个个争当环保小卫士，“弯弯腰，捡起一片废纸，还你一片绿色。
”“小草青青，脚下留情。
”“小草在睡觉，请您别打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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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成了小队员们的口头禅，他们改掉了乱扔垃圾的坏习惯，小队员们几个一组主动担任了宣传窗，花坛的保洁员，班内的门窗也被小队员们包干到户了，我们的教室是那样的整洁漂亮，一尘不染，在每次的全校卫生大检查中总是名列前茅，多次受到校领导的表扬。
“学校是我家，环境卫生靠大家”校园里经常还可以看到我们保洁小分队的身影。
3、文明礼仪伴我行，争做合格小公民 “请问：不小心伤害别人应说：（ ）；看见老师，长辈应说：（）……“为配合学校争创行规示范学校，我中队举行了“文明使者在行动”的主题队会。
我们身边有哪些不文明现象，不文明行为，应该如何改正
队会之后，我中队组成了一支“文明礼仪宣传队”，把一些文明用语编成了通俗易懂，同学们乐意接受，易记易懂的儿歌，快板，小品，课本剧等，每周向全校师生宣传文明礼仪知识。
并印刷成宣传单分发到各中队，把文明礼仪传遍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在抗非典期间，宣传小队的天使们把预防非典的知识编成儿歌向同学们宣传预防小知识，在学校少先队总部的组织下，走向街头向叔叔阿姨们宣传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的重要性和预防非典的小知识，安吉县电视台对我们作了独家采访，并在电视台播出，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本学年光荣地被学校少先队总部授予“文明礼仪示范中队”称号，每一次荣誉的取得，都将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
4、 快乐的山娃娃小队 在开展好中小队各项活动的同时，队员们还广泛开展“新世纪我能行”的体验教育活动，通过队员们的实践，认识，热爱的过程，感受家乡的美好，了解家乡的发展趋势，将学生对家乡的热爱，升华为努力学习，建设家乡的行动。
在寒假期间，我带领“山娃娃小队”队员们对家乡的生态旅游资源进行调查，了解生态环境对旅游资源的重要性，增强了队员们的环保意识，所撰写的社会调查报告--《农家乐，乐农家》，荣获县教育局社会实践征文二等奖。
几年的班主任工作，使我深深的认识到班主任工作是培养人才的工作；担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新一代人才的重任。
我愿做辅导员工作的领头羊，不怕失败，，再接再厉，立足本身，开拓进取，再闯班队工作的新局面。
四、今后工作思路： 1、完善班干部工作考核制度，以人为本，发挥“小主人翁”的榜样作用。
2、加强班风建设，进一步形成“健康，活泼，团结，向上”的良好班风。
3、进一步强化和细化中队特色工作，出台特色中队的创建措施，让文明礼仪好习惯通过队员带向家庭，社会，争创“湖州市雏鹰中队” 4、加强辅导员业务学习，切实提高自身的工作能力。
咱班真“棒” 进入二年级，在小干部竞聘会上，我通过竞选当选为201中队的中队长，我们中队是有56名队员的小集体，正象我们祖国五十六个民族一样紧紧的团结在一起。
在辅导员王老师的辛勤教育和爱护下，我们中队开展了许多丰富多彩的活动：小小诗社、文明礼仪宣传队、山娃娃小队……。
队员们把文明礼仪好习惯带到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我们还把一些行为规范编成顺口溜，儿歌，小快板向大哥哥、大姐姐们宣传文明卫生好习惯。
电视台的叔叔还采访我们呢，看到电视台播放我们的镜头，爸爸妈妈都为我感到高兴，第二学期，我们中队还被评为“文明礼仪示范中队”，全班的同学们更加努力了，在期末四项竞赛中我们中队又获得了第一名，我很自豪，因为我是中队长，我很骄傲，因为我们班太棒了
更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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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1866.11.12—1925.3.12)， 孙中山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
幼名帝象，学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号逸仙，旅居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中山”因而得名。
广东香山(中山)人，革命家，中国国民党缔造者之一。
1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
赴檀香山成立兴中会，誓推翻清朝。
1905年在日本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成立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
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十七省代表推举为中国民国临时大总统。
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赞扬孙氏“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
孙文被中国国民党尊为“永远的总理”；中国共产党则称他为“革命先行者”。
在中国大陆也有人称他为“现代中国之父”，而民间普遍称他为“中国国父”。
孙中山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
幼名帝象，学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号逸仙，旅居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中山”因而得名。
名字 孙文使用过不少名字，多数是为了宣扬革命或摆脱通缉而取的，部分则在于表达人生期望。
除了下列实际使用的名字外，孙文还用过陈文、山月、杜嘉偌、公武、帝朱、高达生、吴仲等化名，以及杞忧公子、中原逐鹿士、南洋小学生、南洋一学生等笔名。
1912年民国成立之后，孙氏本人于所有公私档案均以“孙文”署名。
在西方，孙氏以“Sun Yat-Sen”（即孙逸仙的粤语的英文音译）之名闻于世。
此外，孙氏曾自称为洪秀全第二，并认为洪氏为“反清英雄第一人”。
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孙氏接受西式教育，不受传统忠君观念的束缚，才敢于如此自称；台湾历史教料书亦采用此说。
至于“孙大炮”这个当时政治对手揶揄孙文的外号，在辛亥革命前已有，系粤语“不切实际之人”的意思，暗讽孙文言辞夸大却不实在。
1、早年生涯 孙中山在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寅时（1866年11月12日）出生于中国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农民之家，为家中季子。
七岁时入私塾接受传统教育。
1879年，十四岁的孙中山受长兄孙眉接济，随母乘轮船赴夏威夷，始见“沧海之阔，轮舟之奇”。
孙在当地英国国教会开办的用英语授课的小学“意奥兰尼书院”（Iolani School）修读英语、英国历史、数学、化学、物理、圣经等科目。
1881年毕业，获夏威夷王亲颁英文文法优胜奖。
之后进入当地最高学府、美国教会学校“奥阿胡学院”（Oahu College）（相当于中学程度）继续学业。
1883年由于孙中山有信奉基督教的意向，被兄长送回家乡。
同年冬天到香港，与陆皓东一同于公理会受洗入基督教，并就读于拔萃书屋（今日之拔萃男书院)。
次年进入中央书院（今日之皇仁书院）。
1887年进入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的前身），1892年7月以首届毕业生中第二的成绩毕业，并获当时之香港总督威廉·罗便臣亲自颁奖。
之后他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
孙中山最初未言革命，尝于1894年《上李鸿章万言书》中，提出多项改革建议，惟李鸿章断拒。
失望之余，孙中山11月24日赴檀香山茂宜岛募款组织兴中会，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企图以排满思想为其革命事业铺路。
1895年孙中山到香港，会见旧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等人，准备筹划生平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目标。
最终同年2月12日，孙中山在中环士丹顿街13号正式成立了“香港兴中会总会”。
其时，杨衢云、谢缵泰等人已先以“开通民智、改造中国”为宗旨创立“辅仁文社”。
孙中山以志业相近，遂与辅仁会社接洽，衢云等欣然同意举全社并入兴中会；于是租定总会所一处，托名“干亨行”。
2月20日，孙中山于香港大学作公开演讲，并提到他的革命思想源于香港。
2、革命期间 1895年2月21日（正月二十七日），兴中会总会在香港成立，与会者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誓，兴中会选出杨衢云为会办（当时称为伯理玺德天，即 President），孙为秘书。
3月16日（二月二十日）首次干部会议决定先攻取广州为根据地，并采用陆皓东所设计之青天白日旗为起义军旗，即分工展开各种活动，孙中山主持前方发难任务，衢云主持后方支援工作。
孙中山进入广州，创农学会为机关，并广征同志，定重阳节（10月26日）为起义之日。
可是因为事先泄密，这次起义失败作收，以陆皓东为首的多数成员被捕处刑，孙中山则被清廷通缉，遭香港当局驱逐出境，流亡海外。
孙于11月避往日本，并于此时起剪掉辫子，改穿西服。
1896年初与其妻儿抵达夏威夷，再转往美国，希望在旅美华侨中发展兴中会及筹款。
同年秋天，孙中山转往英国伦敦，在当地被清廷特务缉捕入中国使馆，成为国际事件。
事件后来被称为“伦敦蒙难记”（Kidnapped in London），孙并被邀出书描述其遭遇，亦因此事而名声大噪。
1897年，孙经加拿大，转往日本。
先结识宫崎寅藏、平山周，二人后来成为孙中山的长期支持者；透过宫崎及平山，孙再结识日本军政、帮会中人，包括犬养毅、大隈重信、山田良政等人；并一度接触梁启超等保皇派。
1900年庚子国变引来八国联军，孙中山借机联系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希望能筹划南方诸省独立，成立类似美国的合众国政府，李也答应与其会见。
但在日本友人协助下却发觉不过是个清廷陷阱。
而后李赴北京协调条约之事，此会面也无疾而终。
同年9月，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及原兴中会骨干人物先赴香港，被禁入境后转往台湾，得当地日本官员答允支持在广东发动起义（称惠州三洲田起义）。
后因日本官员临时改变态度而失败，孙亦返回日本。
1903年夏在日本青山开办革命军事学校起，改革命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同年9月，孙中山离日再赴檀香山，希望再次在华侨中发展革命。
1904年初，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洪门，成为致公堂洪棍。
同年赴美国，一度被美国移民局扣留在旧金山。
后得旧金山致公堂保释及代聘律师方才免被遣送回中国。
孙中山之后到东岸寻求华侨支持革命，并于纽约首度发表对外宣言，希望博得外国人士对革命的支持与好感，但并未取得甚大成果。
年底收到中国旅欧学生资助，转往欧洲活动，在伦敦、巴黎、布鲁塞尔等地中国留学生中活动宣传革命，并从留学生中筹得款项，于1905年中再赴远东，7月抵达日本横滨。
在宫崎寅藏介绍下与黄兴见面，并开始筹划联合各革命组织。
1905年8月，在日本人内田良平的牵线下，结合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与宋教仁等人的华兴会、蔡元培与吴敬恒等人的爱国学社、张继的青年会等组织，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孙中山被推为同盟会总理，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政纲，并以华兴会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成为《民报》，在发刊词首次提出“三民主义”学说，与梁启超、康有为等改良派激烈论战。
继编定“同盟会革命方略”，正式宣示所进行者为国民革命，将创立者为中华民国；并举所誓之四纲，定“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程序以达成之。
1907年，日本政府受清廷压力，以一万五千元请孙中山离开日本。
孙中山收款后于3月离开日本。
由于此事未经同盟会内部商议，于是引起会内分裂。
孙中山赴南洋后，在胡汉民、汪精卫等支持下，在南洋另成立同盟会总部。
1907年5月命余丑起义于潮州黄冈，历六日而败，是第三次起义。
1907年6月孙中山命邓子瑜起义于惠州七女湖（再今惠州市汝湖镇），历十余日而败，是第四次起义。
7月6日徐锡麟起义于安庆，失败殉难。
同年7月，孙经越南赴广西主持镇南关起义，再告失败。
孙中山被法国当局拒绝入境，一直至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才再踏足中国国土。
1908年3月27日黄兴由安南率革命军进攻钦州，是第七次起义。
4月，黄明堂起义于云南河口，是第八次起义。
1910年2月倪映典发动新军起义于广州，是第九次起义。
1909年至1911年期间，孙中山大部份时间在旅途之上，曾环绕地球多次，在各国华侨、留学生中筹划革命经费及外国政府支持，然而所得极为有限。
另一方面，同盟会及其周边组织快速扩张规模，并于1910年一月成立同盟会美洲地区总会，期望能吸收更多海外华侨参与革命。
此外又先后发动包括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在内的多次起义，直至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日）的武昌起义在危难中奋击成功，武汉当日光复，各省同志，咸起响应。
据统计，自1894年到1911年之间发动的革命起义事件计有29次之多。
至于1911年的武昌起义是共进会与湖北新军革命团体文学社共同策划的，甚至只是一次偶然的擦枪走火事件。
当时孙中山人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典华城（今译丹佛），据《凤凰周刊》说当时的孙中山还在那里打工，因此并不知情，所以孙中山说：“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
3、临时大总统 受到清朝政府全力追缉的影响，自1907年起孙中山便长期居留欧美各国。
武昌起义时，孙中山人在美国丹佛而不在中国。
初闻革命成功时，孙中山还有些讶异，但随即在海外华人与美国的同情者间筹集资金。
12月20日孙中山赶赴上海，并于28日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于1912年1月1日（辛亥十一月十三日）在南京宣誓就任，并循革命军与袁世凯的秘密协议，特申“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至专制政府既倒，民国卓立于世界，即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
月底组成临时参议院。
民国元年2月12日，清帝溥仪发布《退位诏书》，孙中山即于13日向参议院请辞并举荐袁世凯以自代。
兹后苦心孤诣协助袁氏依民主程序选任、就职、组职内阁，尤特重其向国民宣誓一事，引导袁氏步入民主程阶。
当时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实力有限；虽然大部分的省份已脱离清政府的控制，可主要的军事凭借却是各地的团练与新军，或是混入部分华侨以及洪门与旗下哥老会的成员，无论在装备与士兵素质上，皆无法与清朝主力北洋军抗衡。
此外由于孙并未实际投入革命战事，故各省的革命势力纷纷推出自己的领导，使革命势力呈现多头马车的情形。
革命军被北洋军接连击败后，孙中山决定与北洋军的统帅袁世凯和谈，希望通过给予袁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袁成为清朝垮台的最后关键。
最后孙与袁达成协议：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由袁接任，袁则以实际行动迫使清朝皇帝退位。
同年2月12日，清朝皇帝接受袁的条件，下旨逊位，中华民国终完全取代过去的帝国体制。
隔日2月13日孙辞去临时大总统，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接任。
4、二次、三次革命 1912年8月，经宋教仁从中斡旋，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
25日，孙中山在北京举行的国民党成立大会中被选为理事长，但孙中山以“决不愿居政界，惟愿作自由国民。
”，即委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
1913年3月，宋教仁被暗杀，袁世凯嫌疑为原凶。
孙中山力主南方各省起兵反袁，称为二次革命。
由于实力不足，二次革命旋即失败。
孙中山被通缉，不得不再次赴日本寻求援助。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并两次发表讨袁宣言。
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向孙中山个人绝对效忠，要按手模宣誓；并且将国民按入党时间分成等级，享有不同待遇。
部份同时流亡日本的国民党员对此反对，原同盟会中重要人物如黄兴、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等俱未有加入。
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结婚。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孙中山重回中国。
1917年，段祺瑞在张勋复辟后“再造共和”，废止了1913年选出的国会。
身在上海的孙中山展开护法运动（亦称三次革命），号召国会议员一起到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政府并就职为大元帅，誓师北伐。
但广州护法政府逐渐由桂、滇系军人控制，孙中山实力有限，甚至出现“政令不出士敏土厂（大元帅府）”的情况。
孙中山曾尝试发动兵变而未果。
1918年桂、滇各系控制国会改组护法政府，以七总裁取代大元帅，孙中山被架空，被迫去职。
1919年10月，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
1920年，陈炯明成功击退盘踞广州一带的桂、滇系，请孙中山重回广州。
次年，广州非常国会取消军政府，选孙中山为大总统（习惯上称为非常大总统)，开始第二次护法运动。
孙中山就职后力主军事北伐，最终与主张暂缓军事，联省自治的陈炯明产生激烈冲突，于1922年6月爆发炮击总统府事件，孙中山离粤退居上海。
1921年后，孙中山在宣讲解释三民主义时，几度提及有人用世界主义反对其提倡民族主义。
关于此事，后来的研究者从反对帝国主义的角度解释演讲的内容，指出反对世界主义是孙中山在他后期活动中为了宣传民族主义而进行的思想批判之一。
（注：张磊：《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孙中山：愈挫愈奋的伟大先行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
）不过，孙中山当时回应的直接对象，并不是帝国主义，也不是泛指一般的世界主义。
近年王尔敏先生的《中山先生民族主义正解》，照孙中山的演讲指其说是警戒国人不可醉心于新文化运动（注：王尔敏：《中山先生民族主义正解》，台北，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1999年版，第186页。
关于孙中山回应世界主义的所指，海内外学人较少直接论及。
2000年11月在中山翠亨的“孙中山与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变革”学术讨论会上，有学者就此提问，无人能够具体回答。
一般相关著述主要是正面阐述民族主义。
），亦未明确其对内对外的具体所指。
追究孙中山的回应对象，可以了解世界主义在近代中国发生发展的渊源脉络，尤其是对于五四新文化时期中国思想界各派受此影响的实际状况，有所把握。
这不仅有助于理解近代中国知识人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缠绕之间所做的两难选择，更对今日平衡民族主义与全球一体化的矛盾有所借鉴。
5、联俄联共 第二次护法后，孙中山开始考虑与共产党合作的可能。
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政府全权代表越飞在上海会面，正式讨论与共产党合作。
孙、越会面曾后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1923年年初，陈炯明部被逐出广州，孙中山得以在3月回粤。
12月29日，孙中山落实接受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协助重建大元帅府，共产国际派出鲍罗廷到广州为孙中山顾问，以苏共为模式重组中国国民党。
1924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实行联俄联共政策。
在苏联援助下，于3月组建黄埔军校，并以蒋介石为校长。
11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推倒曹锟，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惟健康已急转直下。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时，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和苏俄共产党帮助，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
国民党“一大”的成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这次合作实现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
同年10月，具有进步思想的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推段祺瑞为临时执政，同时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此时的孙中山已是重病缠身，为了国家的前途他毅然北上，并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号召，同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作斗争。
孙中山先生1924年11月离开广州，绕道日本，开始北上之行。
12月4日到达天津，受到两万群众欢迎。
由于一路颠簸和北地严寒，先生旧病复发，边接受治疗，边接见京津要人，准备22日入京。
18日，先生得悉“临时执政府行文各国使署，有尊重历来条约之意”，大失所望，遂病情加剧。
段祺瑞又来电相催，说:“时局未定，庶政待商，务祈速驾，以慰众望”；先生复电:“准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入京。
”孙中山先生12月31日抵京，受到两万多群众欢迎，随后入住北京饭店。
6、革命尚未成功 孙中山1925年1月抵京后即开始病发，1925年1月26日，先生被确诊为肝癌，在协和医院接受手术。
2月18日，先生移至行馆接受中医治疗；3月11日，先生自知不起，由夫人扶腕，在《孙中山国事遗嘱》、《孙中山致苏联遗书》上签字。
最终于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58岁，孙中山临终时同意汪兆铭所代笔的《总理遗训》及《致苏联政府书》。
香港《华字日报》翌日报道了 孙中山的死讯：“孙文吐呕大作。
不能进食。
脉搏骤增至一百六十度。
呼吸十八次。
极危险。
克礼医生在左右看护。
终夜不离。
戴天仇为孙草遗嘱。
唯孙尚未签字……孙文病至十日晚大变。
腹胀加增。
克礼为之打针放水。
今日上午九点三十五分钟逝世。
当弥留时。
戴天仇代草遗嘱。
孙科急电粤民党要人来京。
” 同日，胡汉民饬令各地停止宴会：“十二日午一时胡汉民接汪精卫来电、谓孙中山于十二日上午九时四十分病终京寓，胡汉民即分饬各大小机关、由十二日起、下半旗七天、并令公安局分饬市内酒楼、即日起停止宴会、市民停止七天、在职人员则停止一个月、各机关用蓝印一月、兵士及各机关职停员缠黑纱一月。
”1925年4月2日，孙中山安厝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内石塔中。
北伐成功后，于1929年6月1日永久迁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
弥留之际，孙中山提到国事的遗言是：“和平……奋斗……救中国
”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在北京签名吊唁者74万多人，参加送殡者30余万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是治丧处成员并敬献长挽联: “广东是现代思潮汇注之区，自明季迄于今兹，汉种孑遗、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类皆孕育萌兴于斯乡，先生挺生其间，砥柱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涤新淘旧，扬民族大义，决将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要为人间留正气； “中华为世界列强竞争所在，由泰西以至日本，政治掠取、经济侵凌、甚至共管阴谋，争思奴隶牛马尔家国，吾党适丁此会，丧失我建国山斗，云凄海咽、地暗天愁，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亿兆有众，惟工与农，须本三民五权、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成厥大业慰英灵。
” 遗书 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弥留之际，他在三份遗嘱上签署。
今日中国人常提到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出自孙中山留给国人的政治遗嘱。
他当日托咐何香凝要“善视孙夫人（宋庆龄）”，“弗以其夫人无产而轻视”，何香凝回答：“先生，我亲近先生二十多年，同受甘苦，万一先生不测，我们当尽力保护夫人及先生遗族。
我虽然知识能力都很薄弱，但是总算能够亲受总理三民主义的教诲，我有一分力量，必定尽力宣传。
”孙中山过去一再推迟为遗嘱签字，此时在宋庆龄附助下，在三个遗嘱文件上签名。
家事遗书 “余国尽瘁国事，不治家产。
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
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
此嘱
” 政治遗书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
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
是所至嘱
” 致苏联遗书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
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
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产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
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
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
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
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
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亲爱的同志
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为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 思想 孙文的思想大部分是他将西洋欧美各家学说综合整理而来，但是也有少部分见解是“兄弟（我）所独创”（孙文语）。
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
“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权能区分”；广兴福利，大有为式的“万能政府”。
人民之权又称为政权，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
政府之能又称为治权，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是为“五权宪法”。
人民行使政权的基本训练与条件：民权初步，即议事规则。
中央与地方的“均权制度”，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
在经济思想方面，提倡社会互助理论，曾说“人类进化之原则与物种进化之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
”似是受到达尔文进化论与俄国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
政治现代化建设方面，主张渐进主义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说。
军政时期优先消灭军阀土匪，应实行军管。
训政时期优先基础建设与民权初步训练，应实行一党执政。
宪政实行之条件是全国半数以上县市具有选举罢免地方首长之条件，公民具有发动创制复决之条件，则选举召开国民大会制订宪法，还政于民，实行多党竞争的现代政治制度。
以王道为基础的区域合作和政治架构：大亚洲主义，以及向国际投资开放的实业计划。
人生哲学：“不做大官，要做大事。
” 哲学主张：“知难行易”。
孙中山的税收思想 平均地权是孙中山提出的经济纲领之一。
他提出的具体措施是在革命政权建立后，令地主自报地价，国家向其抽1％的地价税，“并于必要时报价收买之”，以后土地增值部分则全部收归国有。
他认为，征收地价税还可减轻人民的赋税负担，“私人永远不纳税，但收租一项，已成为地球最富之国”，“把几千年捐输的弊政永远断绝”。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对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有了新的认识，于晚年提出了“耕者有其四”的口号。
孙中山主张通过征收直接税节制私人资本，同时大力发展国家资本，建立一种“国家社会主义”。
征收直接税，就是采用累进税率，多征资本家的所得税和遗产税，改变国家财源主要取之于农民和商人的旧税法。
孙中山还主张轻税促商，促进货畅其流。
他对清末厘金税的弊政深恶痛绝从为厘金“处处敛征，节节阻滞，商贾为之裹足，负贩从而怨嗟。
如此而欲百货畅其流，岂不难乎
”他指出“只有轻税保商，财源自足”。
天下为公 孙中山先生赞扬霍元甲“欲使国强，非人人习武不可”之信念和将霍家拳公诸于世的高风亮节，亲笔写下了“尚武精神”四个大字，惠赠精武体育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