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四大鱼场和四大盐场分别是什么
一、渔场：渤海渔南海渔场、舟山渔场、湾渔场 四大盐场：长芦盐场（最大） 、苏北盐场、布袋盐场(台湾西部) 、莺歌海盐场(海南岛西部)二、简介（节选）：1、渤海湾渔场地势是从湾顶向渤海中央倾斜，湾内水深很浅，底质为砂和淤泥。
水温年平均表层为11.5～12.4℃，盐度年平均表层为<30.6，水深4～19米。
渤海湾渔场以1998年10月调查为例，游泳生物18种，黄鲫占42.39%，鳀鱼占14.38%，小带鱼占10.33%，斑鰶占9.91%，鲈鱼占9.04% 。
2、舟山渔场位于杭州湾以东，长江口东南的浙江东北部，纬度为北纬29°30′～31°00′，东经120°30′～125°00′，面积约5.3万平方公里。
是中国最大的渔场，是浙江省、江苏省、福建省和上海市3省1市及台湾渔民的传统作业区域。
以大黄鱼、小黄鱼、带鱼和墨鱼（乌贼）4大经济鱼类为主要渔产。
3、长芦盐场是我国四大盐场之一，也是我国海盐产量最大的盐场，位于渤海岸，产量约占全国海盐总产量的四分之一，由长芦汉沽盐场、长芦海晶集团、长芦大清河盐场、长芦南堡盐场等组成。
其中，长芦汉沽盐场历史最为悠久，前身为设立于后唐同光三年（925年）的芦台场，芦台场所烧造的盐砖，为明清两代皇室唯一御贡盐砖，并首个成为中华老字号品牌。
4、苏北盐场又称两淮盐场，中国著名的盐场之一，位于江苏北部地区黄河故道（古淮河）的沿岸，涉及盐城、连云港、淮安三座城市，历史悠久，年产量巨大。
安徽在经济发达省份最近，为什么经济发展较慢而最穷
“省”是公元1667年时才出现的一个概念，是中国建省较晚的一个省。
说起“省”就不能不提及“江南省”，“江南省”设于公元1645年(清顺治二年),省府驻地江宁(即今南京)。
清江南省的前身是明朝的“南直隶省”。
“江南省”的所辖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江苏省、上海市和安徽省。
无论是明朝的“南直隶省”，还是后来清朝的“江南省”，皆为当时全国最富裕的省份之一。
清初时，每年仅江南一省上缴的赋税额就占了全国所收赋税总额的近三分之一，而每期科考，江南一省的上榜人数则占了全国的近一半，于是民间便有了“天下英才，半数尽出江南
”一说。
由于清朝初期，天下尚未完全统一，东南有朱氏南明，西南又有吴氏等三藩势力，再加上满清皇室内部派系矛盾尖锐，争斗不断，而作为清廷主要的财源和人材库之一的江南省，其稳定性和安全性就至关重要了。
因此，顺治皇帝决定将江南省分而治之，一来以便更强有力的管理，二来以防再有其它势力利用富硕的江南省作大作强而危及朝廷。
公元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清廷将江南省一分为二，分为：“江南右布政使司”（治所苏州）和“江南左布政使司”（治所江宁）。
公元1667年(清康熙六年)，取“江宁”和“苏州”二府首字的合成，改“江南右布政使司”为“江苏布政使司”，建“江苏省”；取“安庆”和“徽州”二府首字的合成，改“江南左布政使司”为“安徽布政使司”，建“安徽省”。
公元1760年(清乾隆二十五年)，“江苏布政使司”由苏州迁至江宁，江宁正式成为江苏省会；“安徽布政使司”由江宁迁至安庆，安庆正式成为安徽省会。
从1760年开始，除太平天国时期，安庆被太平军占领，安徽省府曾短暂迁往庐州外（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之后，李鸿章、曾国藩等人协商后决定安徽省会仍复迁安庆为宜），到抗日战争时期，安庆沦陷于侵华日军，安庆一直为安徽省府驻地。
江南省虽分为安徽和江苏两省，但安徽和江苏在清朝仍是全国富硕的省份之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安徽每年所上缴的赋税额一直可排在全国前十位，而在当时安徽经济发展重心的沿长江一线及江南的徽州地区，除了芜湖米市是“中国四大米市”之首外，还诞生了一支商团劲旅——徽商，它们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等地区，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
那时，作为安徽省会的安庆有着比较高的首位度，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安庆就和武昌、江宁并称为“长江三巅之城”。
公元1861(清咸丰十一年)，清朝依靠自己力量在安庆建立起中国第一个近代军事工业企业——安庆军械所，一时间，容闳、徐寿、华衡芳等一流的科技专家们云集于此，制造出了中国自己的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艘机动轮船，它既标志着安庆，乃至于安徽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开端，同时也体现出当时安徽省的在全国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稍后的1899年，中国第一台电话机亦诞生于安庆。
清朝时期，安徽对全国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和科技方面。
“桐城”是清朝时隶属于安庆府的一个县，从清朝康熙年间的方苞初始，先后涌现出诸如刘大魁、姚鼐、戴名世、方东树、姚莹、吴汝纶等六百余位著名文士，开一代散文之风气，因代表人物皆为桐城县人，故被称为“桐城派”。
清朝中期，“桐城派”风行域内，对清代的文坛影响巨大，其后以恽敬为代表的“阳湖派”，以曾国藩为首的“湘乡派”的古文，皆为“桐城派”的别支。
“桐城文风”一统中国文坛二百余年之久,有“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之称，桐城则被誉为“文都”
而在桐城浓重文气里熏陶出来的“父子宰相” 、辅康雍乾三朝、被满清皇室视为“护国大臣” 的张英、张廷玉，则是清朝安徽政治精英里的突出代表。
京剧素称“国粹”，可有多少人明了它原本是安庆石牌小镇的幽巷旧曲
在石牌的弹丸之地竟涌出了郝天秀、程长庚、杨月楼等多位宗师，徽班进京，整个京城为安徽艺人精美绝伦的行头、装饰惊叹不已，“安庆色艺最优!”“无石(牌)不成班!”之说一时间广为流传。
后来，被誉为“徽班领袖,京剧鼻祖”的安庆潜山人氏程长庚带领三庆班对徽调进行改革,继承并发扬徽调兼容并蓄的特点,使京剧在徽调的基础上逐步成型并完善。
而在江南的徽州地区，擅于经商的徽州人却有着 “贾而好儒”，“贾儒结合” 的显明“儒商”特点，新安理学、新安画派、新安医学、徽州朴学、徽州篆刻、徽派版画、徽州刻书 、徽派建筑、徽菜等等诸多综艺门类在历代徽州人的手中传承、发扬和交融，逐渐形成了被称为“中国三大地域文化”之一的“徽文化”，并随着徽州商人们的步履传向各地。
“湖笔、徽墨、宣纸、歙砚”为公认的”文房四宝”之上品, 而在这其间就有 “徽墨、宣纸、歙砚”三宝产自徽州,足可见徽州重文兴教的风气浓厚,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余年间,从这片土地上走出了近七百名进士,十九名状元。
从19 世纪末开始，中国大地经历着一个又一个的革命浪潮。
而20世纪初叶，以“民主、科学”为旗号的，被称之为“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新文化运动”，有两位杰出的擎旗者，分别是与“安”字对应的安庆人陈独秀、与“徽”字对应的徽州人胡适；而奠定国人现代思想之基的《新青年》杂志，自1915年9月第一卷第一号至1916年第六号的作者群，几乎全出自安徽的皖江一带。
毫无疑问，安徽曾在经济、科技、文化等诸多方面影响过中国的历史进程
民国初年，南京国民政府虽然撤消了徽州府的建制(一同撤消的还有庐州、凤阳等府)，在安徽省设安庆、芜湖和淮泗三道，但国民政府和安徽省府依然把安徽经济发展的重心放在沿长江一线和江南的徽州故地。
孙中山先生在其著作《建国方略》和《建国纲要》中就提到在安徽要重点建设两个地方：一是安庆，二是芜湖。
要把安庆建设成为武汉和首都南京之间一座横跨长江两岸的特大型“双联市”，把芜湖建设成为长江流域主要的港口城市（1918年芜湖海关进出口货值就达当年全国对外贸易的3.5%). 抗日战争中，安徽省会安庆沦陷，安徽省府被迫从安庆迁出，先后随战事的发展，暂驻立煌（即今天的金寨）、芜湖、合肥等地。
1949年合肥解放时，由于安徽巢湖以南的大部分地区还未完全解放，中共中央临时在合肥设皖北行署，之后渡江战役总指挥部也就设在了肥东。
芜湖解放后, 中共中央又临时在芜湖设立皖南行署,1952年中央决定合并皖北行署和皖南行署,复建安徽省,同年,安徽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驻地合肥。
尽管在建国初期，安徽曾被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列为沿海省份,但不可否认省会由沿江的安庆迁至内陆的合肥，使安徽在政治心理上由一个通江达海的沿海省份变成了一个较为封闭的内陆省份，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航空运力几乎为零,而铁路运力极其有限的状况下,作为”中国第一大水系”的长江对于安徽意味着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
而合肥虽然位于安徽地理之中心,但却远离长江和淮河这两大贯穿安徽的主要水系,因此,交通相对闭塞。
再则,合肥在解放之前只是一个人口不足5万的小县城，连两层以上的楼房都很少见，各方面条件相当简陋,很多基础设施都要从零起步。
因此,使得安徽发展的眼光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主要局限于合肥的周边。
但是合肥发展了这么多年，所辖三县依旧落后，长丰还是国家贫困县。
而合肥的周边城市，如六安、巢湖、淮南也没有在合肥的带动下富起来。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合肥的经济总量到1984年才超过芜湖，而到1989年才超过安庆。
到2005年“十五”计划末，合肥的经济总量仅为850亿，再来看看周边的其它省会城市：2005年，杭州的经济总量为2900亿，南京的经济总量为2400亿，武汉的经济总量为2200亿，郑州和济南的经济总量已2000亿，而南昌的经济总量也有1100亿了
现在，只要是有点儿经济常识的人都能明白，把一个原本是县城的地方建设成一个省会要比把一个原本就是城市的地方建设成一个省会所花的经济成本大得多
不可否认，合肥从20世纪40年代末的一个小县城发展到如今的规模，就其自身而言，却是创造了“奇迹”，但这种“奇迹”却是以过度耗费安徽的“元气”为代价的
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安徽的不少省领导都感觉到了合肥的诸多局限性，有把省会迁到条件较好的沿江城市芜湖的想法。
为了“断绝”这种想法，使安徽的领导们安心建设合肥,1958年，毛主席利用视察安徽和为新建立的“安徽大学”题校名的机会，以书信的形式向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曾希胜明确了他不同意把省会迁到芜湖的态度
（这封信现雕刻于安徽大学校本部南门背面的墙壁上）。
毛主席之所以执意要将省会留在合肥,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建国之初,长江以南地区的很多地方都有匪患,西南地区尚未平定,再加上台湾岛上的国民党蒋氏集团一直叫嚣着反攻大陆。
安徽地处长江咽喉地带的战略要冲,把省会放在一个长江边上的城市有着很大的战略安全隐患,如果像武汉和南京这样的沿江战略重镇失守,敌人依靠长江便利的交通条件,顺水而至,极有可能在一天之内拿下两个省会城市。
而合肥周边三百公里的方圆内,东,南,西都是山区,向北是平原地带,也就是说,如果军队东进,西进,南下设置集结点,合肥是最理想的地区,它是山区向平原过渡的丘陵地带,地形能够缓冲敌军的进攻,容易展开反攻和推进前的物资和人员的准备。
合肥是作为军事价值存在的, 把省级机关和企业设在合肥,把其它地方的资源向合肥集中并在周边县市发展军工基础企业都是为了这个军事上的目的,安徽整个省就如同是一个军事泄洪区和军事缓冲区。
从一定意义上说,合肥能成为安徽省会主要是“军事政治”的产物,而没有多少经济发展上的考量! 随后，依据中央的战略意图,安徽省的领导层即确立了以合肥为中心、以沿淮为重点、皖北带动皖南的发展战略。
在1950年——1984年之间安庆、芜湖二市的财政总收入为78.3亿元，同期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19.62亿元，净上缴国家省财政58.8亿元。
而在这期间合肥、淮南、淮北三市的财政总收入为78.92亿元，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90.51亿元，不但一分没有上缴，反而从国家和省里得了11.59亿元，事实证明，这种“抽血”似的发展使得安徽在经济上陷入了衰落的泥潭。
毛主席在建国初期的一些讲话和文章中都将安徽视为“中国东部经济比较发达地区”之列(《全集》中有收录), 事实上, 建国之初的安徽在经济上的确属于中等发达的省份,而如今安徽似乎已成了“贫困”的代名词! 安徽为国家的战略安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20世纪80年代后，在各方面局势趋向缓和的时代大背景下,发展成为全国上下的第一要务。
但是,安徽的省领导们依然固守着50年代特殊时代背景下制订的那套经济发展模式，空想着构造所谓的“合肥经济圈”和“沿淮经济带”。
正因为经济发展战略上的画地为牢和故步自封，致使皖江流域在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关键起步阶段成为决策上的空白，皖江五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不及同饮一江水的地区。
马鞍山和铜陵有所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是资源性城市，芜湖在近些年靠者毗邻“长三角”的区位优势才有了较大的发展，相比较马铜芜而言，安庆和池州则不如人意。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皖江流域默默无闻
民国时期商业经济灿烂一时的皖江流域只在寂寞中徘徊
与此同时,省里继续给予合肥和沿淮城市巨大的经济投入。
安徽的经济状况持续下滑，到了2005年“十五计划”末，安徽省的人均GDP在全国仅排第25位
安徽要有大的发展，必须重视皖江的建设
皖江是安徽的“龙脉”，皖江和其他地方的经济比起来，皖江不仅基础好得多，而且开放性高,发展空间广大,还有连接华东沿海和华中腹地的重要区位条件。
而且沿江的任何一个省份都是以沿江经济带为主：江苏的，湖南的长、株、潭，湖北的武汉、宜昌等等——哪个不是围绕着长江做文章，这是规律
纵观长江流域，安徽的东面江苏的沿江早已形成一个城市明珠带；安徽的西面湖北省的长江流域也不可小看，“武汉城市群”发展迅猛；成都、重庆正联手将“成渝城市群”打造成为中国第四大城市群；江西的九江也是日新月异。
长江上惟独安徽段经济却大面积塌陷，即使以发展最好的芜湖而论，长江大桥于20世纪90年代末才得以建设，大大落后于九江长江大桥的建设。
在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安徽省内对皖江流域的经济投入寥寥无几，长江的黄金水道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皖江不富，安徽经济何以腾飞
合肥作为政治中心，如果一味单为自身投资，其效益比是较差的，应在区位优势明显的皖江沿岸重点投资发展。
省会不一定是经济重心，这在全国很多省份已经有先例了
1990年，国家决定开发上海浦东。
1991年初，小平同志在上海指出:“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
”此时，安徽的领导们才如梦初醒,意识到了“黄金水道”——长江的对于安徽的巨大意义,于是,全省的经济发展的重心开始逐渐由沿淮偏向沿江,并且提出了“抓住机遇、开发皖江、强化自身、呼应浦东、迎接辐射、带动全省”的口号,重点支持马鞍山和芜湖二市，二市果然不负重望，凭借优越的区位条件和良好的基础，迅速崛起。
到目前为止,马鞍山和芜湖二市确实仅用了大约15年左右的时间就大大超越了皖北沿淮城市50多年的经济成就。
尽管安徽奉行了40余年的重北轻南的发展策略，但在2005年中国600多座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排行榜上，在安徽的城市里排在前列的除省会合肥（第36位）外其它的全是安徽南部的沿江城市，它们依次为：芜湖（第45位）、马鞍山（第62位）、滁州（第108位）、铜陵（第109位）、安庆（第110位）。
而在2005年中国600多座城市的人均GDP排行榜上，安徽省进入前200名五座城市除合肥（第82位）外，又全是安徽南部的沿江城市，他们依次为：马鞍山（第60位）、芜湖（第90位）、铜陵（第97位）、安庆（第168位）。
特别是马芜铜宜地区，以全省5%的国土面积和7.6%的人口，创造了全省20.4%的生产总值和26.7%的财政收入。
众多事实已证明,从20世纪50年代始,安徽实行的以沿淮为重心，皖北带动皖南的发展策略的失败,以及沿长江地区在经济发展上确实具有沿淮河地区没有的众多优势! 经历了数十年持续衰退的安徽，如今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
东边，以上海、江苏、浙江为基础“长三角经济圈”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各方面经济指数皆超出安徽数倍之多，而上海、南京、杭州作为“长三角经济圈”的三极城市，其综合实力之雄厚、首位度之高，远非省会合肥可及；在西边，河南近些年发展迅猛（其2005年经济总量已突破一万亿，位列全国第五，约为安徽的两倍），湖北和重庆的整体经济状况也好于安徽，而且郑州、武汉、重庆三市的经济总量都在2000亿以上，华中三极的态势日趋明显，“中三角”呼之欲出。
尤其是“长三角”地区江苏、浙江的发展，使得安徽边境靠近江浙的城市坐不住了，“离心效应”日趋增强。
于是，马鞍山、滁州祈愿着南京直辖，以便被划入直辖后的南京。
黄山则一直在努力融入“浙江经济区”，徽杭高速公路的全线贯通（从黄山到杭州仅需两个多小时），大大拉进了黄山与浙江的距离。
而江京已直接将滁州、马鞍山、芜湖等地纳入了“南京都市经济圈”的范围之内；在皖北，淮北、宿州等地又被纳入了江苏省打造“徐州都市经济圈”的规划当中。
安徽正面临着自建省以来从未有过的窘境
在经济版图上，安徽已开始呈现“四分五裂”的态势。
夹在“两大三角经济圈”之中的安徽将何去何从
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发展水平和首位度都垫底的合肥将如何面对
2005年初，郭金龙出任安徽省委书记，一上台便提出“东向发展”战略,把省会合肥和沿江的马鞍山、铜陵、芜湖、安庆这五座城市确立为率先崛起,融入“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引领全省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方阵“
重点打造“沿江城市群”，使其与已现雏形的“合巢芜城市群”联为一体，并且着力于合肥滨湖新城区的建设，斥巨资在巢湖边修建合肥港，扩建巢湖与长江之间的水道，使合肥由一个内陆城市转变为一个通江达海的港口城市。
虽然，把“合肥由一个内陆城市转变为一个通江达海的港口城市”的举动在一些人看来似乎有些不惜“血本”，但却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安徽现在真正意识到了长江的重要
2005年底，铁道部已将建设南京至安庆沿江城际铁路纳入国家“十一五”规划，与南京至上海城际铁路同步建设且相连，使之成为“长三角经济圈”内主干交通在安徽的延伸，并成为规划中“沪汉蓉”沿江快速铁路的一部分。
沿江铁路的建设把沿江各城连成一线，成为并行长江的一大交通要道，这对于安徽实施“东向发展”战略、加速融入“长三角”、带动全省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中部崛起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安徽应抓住这一大好有利时机推动沿江城市跨江发展，这对安徽全省经济的带动乃至于国家中部崛起的整体战略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巢湖、池州等地空守着沿江地区而短时期内却尚无能力开发，而马鞍山、芜湖、安庆等城市又为行政区划所缚缺少更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民间要求将巢湖所辖的无为、和县和池州所辖的东至分别划于芜湖 、马鞍山和安庆等地区的呼声由来已久，省里应顺势而为，将目前这种“划江而治”的行政区划模式转变为“依江而治”的行政区划模式，让安徽的“沿江城市群”成为连接东部沿海“长三角城市群”和中西部腹地“武汉、成渝城市群”的重要纽带
2006年6月，历时两年多编制的《安徽省沿江城市群“十一五”规划纲要》正式出台。
该《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将皖江岸线资源开发作为皖江开发的重点之一，要将全部岸线资源的三成以上用于工业与港口开发，建设临江产业密集带和沿江港口群。
沿江产业密集带将着力发展大运量、高耗能、高耗水的重化工业，形成多个集聚度高、带动力强的重点产业集群，使沿江地区的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0%以上，成为安徽工业化的“脊梁”，同时将建设以芜湖、安庆为区域性枢纽中心港的现代港口群。
而《规划纲要》对皖江地区发展的定位是“两带一群两网”：除临江产业密集带外，规划明确皖江地区要建设沿江城镇密集带，目标是到2010年，使皖江地区45%以上的人都过上城市化的生活，基本将马鞍山、芜湖、铜陵、安庆、巢湖、宣城、池州、滁州8市建成充满活力、创业与人居环境俱佳的现代化城市。
在对建设沿江港口群进行部署的同时，规划纲要明确皖江地区要建设适度超前的现代基础设施网和综合物流网，明确提出皖江地区要构建便捷通达的综合运输网、安全可靠的现代通信信息网络以及稳定的能源保障体系、完善的防洪保安体系。
到2010年，使得沿江城市群的人均生产总值达到22500元，马芜铜宜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达到45000元，与南京、苏州等长三角发达城市现行水平相当，率先在全省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发挥出“第一方阵”引领全省的作用
展望安徽的未来,有下面几点,仅是个人分析: 1、作为全中国最复杂的省份，当年从安庆到合肥，省城的几度变迁也是中国最频繁的。
东西南北人都在这里生活，差异之大令人惊讶，就象比利时的法语区德语区荷语区一样。
2、安庆池州铜陵芜湖马鞍山巢湖共六个地级市都沿长江，是条件最好的，除了拥有奇瑞的芜湖发展较快以外，其他五个都不行。
池州地改市不久，先天不足，发展缓慢还可以理解；铜陵马鞍山的面积都那么小，却发展不起来，实在说不过去；巢湖的无为和县都在江边，但是却把大好的地理位置浪费了；安庆的经济落后更是不应该，即使不当省会，也不至于现在这样落后啊。
3、宣城文化底蕴深厚，地改市后吸引了不少浙江资本，经济渐渐有起色，未来肯定是成为浙江的产业转移基地。
黄山就象张家界，产业结构太单一，除了旅游业，其他都不行。
4、六安本来最穷，但最近几年铁路公路建设发展非常快，可喜可贺
滁州的贫穷最不应该，难道还要学着凤阳人唱着花鼓去讨饭吗
5、蚌埠阜阳淮南淮北宿州亳州，都是苦穷之地，谓之皖北。
其实，蚌埠阜阳的铁路交通十分方便，如果地方官员的发展路子正确，完全不是今天的局面。
其他四市或者受工矿拖累，或者农业比重太高，仍然是在落后中徘徊。
至于思想观念，皖北更是相当落后。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减少人口压力，首选地方是去非洲拉美种地建蔬菜大棚，然后才是去沿海地区就业或者去合肥发展。
如果不让这些人多走出去看看，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还会贫穷落后一万年。
6、合肥，就象这里出来的那位李鸿章，大家都不喜欢，但是大家都找不到比它更好的替代城市，那就让他接着干吧。
对这座城市，很多中国人一点也不了解。
对于李，对于合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评价，太复杂了。
历史就象小姑娘，就让大家一起打扮吧
到南京武汉的客运专线都通车了，希望合肥能带领安徽能走出一条快速独特的发展路子。
南方和北方在地理特征，生活等方面的差异是什么，意义说明
由于气候、地貌等条件的差异，南北方园林和建筑风格不同。
纵观我国民居屋顶坡度，从南到北逐渐减缓。
到了河北一带出现平顶民居。
南方坡大，一可防雨水渗漏，二可隔太阳暴晒。
北方坡缓，可节省建筑材料，兼作凉晒作物场地。
南方园林建筑，轻巧纤细，玲珑剔透，内外空间连贯，层次分明，苏州的拙政园是其典型代表。
北方园林建筑，平缓严谨，粗壮拙朴，内外空间界限分明。
我国著名园林学家陈从周认为南北园林建筑的区别是南敞北封———南方建筑多敞口，北方建筑多封闭，陈从周教授对此作出总结：“南方为棚，多敞口。
北方为窝，多封闭。
前者原出巢居，后者来自穴处。
”受到资源和区位的影响，我国的工业部局有南轻北重的地域特征。
即我国北方以重工业为主，南方轻工业相对比较发达。
与此同时又形成了南经北政的地理现象：南方经济文化活跃，多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
北方政治活跃，多国营商业。
南下北上指的是：北方政治军事力量八次统一大陆，南方意识形态七次挺进中原。
历史上我国经历多次分裂，主要是南北分裂，最后从战略上统一全国的力量大都来自北方，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八次北方军事力量的南下。
最近的一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到了近现代，由于西方的科学文化首先传入东南沿海，南方在经济文化上的领先地位不断加强。
南风北渐是我国近现代文化流动的基本趋向。
事实上，中国文化地理的分异现象还有很多表现。
如北方出当官的，南方出经商的；南方路边多广告，北方街头多口号等顺口溜，都反映了南方和北方对经济和政治的不同心态。
地域文化的差异往往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以乘坐公共汽车来说，北京的做法是一哄而上，然后由售票员在车上大声嚷嚷：“哪位乘客给这位大爷让个座儿
同志们，一个人做点儿好事并不难，只要站起来就行了。
”有没有用呢
全靠自觉了。
上海的做法则是在起点站设坐队和站队，请退休工人当纠察队员，谁坐谁站，全凭先来后到，一视同仁，个别需要重点照顾的残疾人和老年人则安排到坐队的前面。
显然，作为政治中心北京的做法靠道德，而经济中心上海的做法靠科学。
前者基于人情礼教，后者基于理性精神。
再以北京和上海、广东为例，说明南北方的城市服务业和商业文化的差异：在北京，豪华型消费场所不少，而普通老百姓的消费场所比较少，北京的商业服务显然不是主要面向白领为主的中产阶层，而是老外和富豪们大手笔消费的场所。
上海、广东就不同了，各种价格适中的消费场所随处可见，而且服务水准和经营功夫用在细微之处。
对博大精深和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南与北这两个相对地理方位概念，包含了丰富的文化信息，从地域风土、生活习惯到各地区的人性格上的地理差异，都得到精到的概括，比如说到古代交通，以前称南船北马，论饮食口味，人们说南淡北咸或南甜北咸，说起中国的绘画和书法，史称南宗北宗、南帖北碑，品论起自然风光和旅游资源，人说南秀北壮或南秀北雄，等等，可谓简洁明了。
由于这种思维定势，人们就自由发挥，如南黄北齐（黄宾虹与齐白石），南人北相（南方人的面相北方人的性格）。
此外，形容南北方地理环境差异的成语也大量存在，什么南征北战、南辕北辙、南橘北枳、南腔北调……等等。
南北方两地不同的经济活动、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底蕴，还塑造出了不同的都市人格类型，体现出南北方城市市民的文化性格特征差异。
如北京人调侃的尽是文化，北京的文化性就体现在北京人的侃大山上，北京的“侃爷”到处都是。
究其根源，还得从魏晋时代的清谈之风说起，距今已有千余年历史。
北京人重视文化，因为那老胡同、城墙、院落都是寂寞无声的证明。
天津是一个经济发达，但受北方传统影响较重的城市。
由于流动人口不多，天津人还保持着固有的、悠然自得的纯朴性。
天津人的意识，介于都市意识和乡村意识之间，不浮躁，不动荡，有条不紊，滋滋润润，踏踏实实。
天津人的恋家情结浓厚，稳重而热情，日子过得优哉游哉。
全国涌动的经商热、炒股热在天津总是不温不火，烧不上劲。
南方富有商业气息和改革精神 与北方城市人的文化性格不同，南方城市人的性格表现出浓厚的商业气息和现代改革精神，如广州人在用实力引导时尚，深圳人有凡事赶新潮讲规则的习惯，上海人爱算计讲国际接轨。
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广州人的生活指数较高。
据资料显示，广州人在教育和娱乐上的支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1998年人均购买书籍消费50元，居全国第一，其娱乐消费雄居榜首。
广州的广味普通话已在大江南北流行，各地电视台支持人以说两句广味普通话为时尚。
广州的时尚性是以商业文化为基础的，所以广州人最先在全国不忌讳谈钱。
用雄厚的经济基础领导全国时装、休闲、娱乐新潮流是广州人的追求。
在深圳，“特区性”给每个人规定了一种标准的角色模型，每个人的行为和身份都表现得非常相似，人人都按照标准的角色模型去干事。
深圳人不仅追赶新潮，也流行时尚风。
当然，深圳人最花钱的地方是住房，据统计，平均每个深圳人每月花在住房上的钱是216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倍以上。
到目前为止，深圳是住房商品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房屋租金和装修费都居全国前列。
可见，特区人的文化性格中有厚厚的物质基础和底气。
再看上海，据说，洋买办最早诞生于上海，所以，上海就成为我国最早受西方影响的城市，长期的海派文化的影响，上海人形成了细润、精致、灵秀、干练的特点，尤其是女性，见多识广，在具体事物细节上样样精益求精，绰约婉转。
上海人算计周全，反复权衡利弊，比较看重经济，日子过得仔细。
上海人的攀比与虚荣心理颇微妙。
与北方的天津、哈尔滨、西安、郑州等城市人纯朴悠然不赶时髦相比，上海、广州、深圳、香港等南方人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文化性格。
南北方的地域文化对人们的财富性格与财富的经营观念也有很大的影响。
有关研究认为，南北方居民的消费心态有这样形象化的两种说法：一说是，假如同样拥有一笔钱，广州人会用来炒房地产，深圳人会用来买股票，上海人会用来开电脑公司，北京人会用来做广告企划，天津人则是用来开小饭馆；另一说是，假如同样干一件事情，粤港人问想花多少钱，上海人问怎样少花钱，北京人问想怎么花钱，天津人则问能不能不花钱。
由此可见，南北方不同的文化地理环境对城市人的财富观和性格产生深刻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