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西部口号的麦词，
成吉思汗征服花剌子模后，在河中地区采纳牙剌瓦赤、马思忽惕的建议，进行恢复治理。
西辽人成帖木儿作为术赤的代表镇守河中。
阿姆河以南则由成吉思汗诸子各留一部分军队驻守，并受成帖木儿节制。
但蒙古军队人少不足以控制局面，呼罗珊地区的秩序一直没有得到恢复，蒙古军不时遭到当地抵抗势力的打击。
逃亡印度的札兰丁自那里返回故国，一些故官、故将又聚集在他的麾下，花剌子模的势力很可能死灰复燃。
窝阔台即位后，重新安排了被征服地区的统治力量。
因为“伊朗地区，骚乱还未平静，算端札兰丁仍然桀骜不驯，（窝阔台）派遣绰儿马浑那颜带着一些异密和三万骑兵去讨伐他”。
同时任命成帖木儿为副统帅，“命令诸地区的长官和八思哈亲自出征”。
逃往印度的花剌子模算端札兰丁，收集起散在当地的残部，得一万人。
得知其弟该牙思丁已自立为算端，而故国却依然有很多人支持他之后，便谋划回国以图兴复。
1224年，他回到起儿漫，并先后得到了泄剌失（法儿思）、亦思法杭（今伊朗亦思法罕）、剌夷（今伊朗德黑兰南）地区，在一些故官、故将的支持、拥护下，征服了一些反对者。
1225年，他进军阿兰和阿哲儿拜占，进入帖必力思（桃里寺），占领谷儿只，到达第比利斯。
1228年，他镇压了其弟该牙思丁（嘉泰丁）和一些藩臣的叛乱，打败了谷儿只人、阿兰人、钦察人和阿布哈兹人等的联军，巩固了在波斯西部的统治，被蒙古人灭亡的花剌子模国出现了复兴的征兆，亦思法杭和帖必力思成为这个新帝国的都城。
札兰丁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又向阿黑剌忒（今土耳其东部凡湖西北阿赫们特）、鲁木（小亚细亚，塞尔柱王朝封国，都城为科尼亚）用兵，残酷的屠杀和掠夺激起了被征服地区人民的普遍愤恨，札兰丁在鲁木、阿黑刺忒联军的打击下，败于幼发拉底河上游的额尔赞章。
当札兰丁兵败势衰之际，绰儿马浑的军队也渡过了阿姆河。
绰儿马浑得旨出征后，首先到达呼罗珊，对反叛势力进行镇压，但是他没能平息这一地区的叛乱，遂将呼罗珊地区的事务交给术赤的家臣成帖木儿，自己则率军进至剌夷，前去追击札兰丁。
为了抵御蒙古军的征讨，札兰丁向昔日的对手鲁木、叙利亚的算端和哈里发以及各地长官派遣急使，要求联合对抗绰儿马浑，但没有得到后者的积极响应。
1230年冬绰儿马浑抵阿哲儿拜占，札兰丁被迫逃窜，1231年在土耳其东部的山中被曲儿忒（库尔德）农夫杀死。
元成宗绰儿马浑驻营于木甘草原和阿兰一带，不时遣兵攻掠阿哲儿拜占、谷儿只、土耳其东部和伊拉克北部地区，1233年，降服了帖必力恩，1236年进至谷中，梯弗利思（第比利斯）也归附了他。
1239年，蒙古军进军高加索南部山区，进入阿美尼亚和鲁木。
1240年，阿美尼亚王入朝大汗，窝阔台命其仍治理故地。
1241年绰儿马浑死，副统帅别速惕部人拜住那颜接替了他的职务。
拜住继续向鲁木、叙利亚、伊拉克等地区用兵。
当绰儿马浑到达波斯时，成帖木儿按照大汗的要求，向他提供了军队，绰儿马浑命他平定呼罗珊地区的叛乱糊留镇该地。
成帖木儿采取招抚和征伐的办法平定了呼珊地区，派遣一些降服者入朝大汗，受到窝阔台的褒奖，被任命为呼罗珊和杩椤答而地区的长官。
他“对呼罗珊的百姓表示仁慈，赦免了活着的人”，他任用文官治理地方，《世界征服者史》的作者志费尼的父亲就曾被任命为撒希伯底万（财政大臣）。
1235年，成帖木儿死，先后由克烈人诺撒耳和畏吾儿人阔里吉思接管该地事务。
斡亦剌部阿尔浑为阔里吉思的八思哈和那可儿。
阔里吉恩以徒思为驻地，整顿秩序，规定赋税，重建经济，阿姆河以西被纳入大汗的直接控制之下。
窝阔台统治后期，阔里吉思遭到成帖木儿的儿子和拔都势力的排挤，被卷入一场案件受审，窝阔台死后，他的支持者镇海也被迫离开汗廷，阔里吉思被窝阔台皇后乃马真氏所杀。
阿尔浑接替他掌管了自乌浒水（阿姆河）至法儿思、谷儿只、鲁木和毛夕里（今伊拉克摩苏尔）事务，整顿了由绰儿马浑、拜住的征伐、掠夺导致的混乱。
蒙哥即位后，任阿尔浑为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长官，统治波斯、伊拉克、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等地区。
这时，东部伊斯兰世界中尚有杩椤答而的亦思马因派和报答（巴格达）的哈里发两支宗教势力未被征服，蒙哥在处理完大汗家族内部的争权斗争后，决定对上述尚未征服的地区用兵，这是蒙古军的第三次西征。
亦思马因派是伊斯兰教十叶派的一支。
创始人是十叶派第一代伊玛目阿里的后裔、第六代教长的长子亦思马因，故称亦思马因派。
十一世纪末期，他们从塞尔柱突厥人手中夺取了阿剌模忒堡，并以此为中心，在里海以南的山隘中建立了上百个城堡，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宗教国。
其他宗教徒称他们为“木剌夷”，即阿拉伯语“迷途者”。
蒙哥即位后，守卫伊朗地区的拜住向他报告了亦思马因派和哈里发的暴行，伊斯兰教法官苫思丁·可疾云尼也向他反映了同样的情况，于是蒙哥决定派遣其有“帝王的气象”和“征服的实践”的弟弟旭烈兀担任了这次西征的统帅。
旭烈兀统率的军队除以前派往伊朗的绰马尔浑、拜住的军队和派往客失迷儿（克什米尔）、印度的军队外，蒙哥又决定从成吉思汗诸子、诸弟和诸侄的军队中，每十人抽出两人作为额外人员，随同他出征，各宗王都派遣了自己的代表，还拨给他一支由炮手、弩手和火焰放射手组成的汉军千人队，由著名的攻城能手郭侃率领，由阿姆河行省准备军需，乃蛮人怯的不花（乞忒不花）率一万二千人为先锋。
他们封锁了自和林至呼罗珊、鲁木和谷儿只间行军途中的所有草地和牧场，以保证军马通过时有较好的饲草；在河上架桥，以确保道路畅通，为大军出征做了周密的准备。
1252年八月，先锋怯的不花领兵出发，1253年三月，渡过阿姆河，着手征伐忽希思丹地区。
他们征服了该地区的一部分，在亦思马因派的重要据点之一吉儿迭苦黑堡下遭到顽强的抵抗，蒙古军用了两年的时间才攻下该堡。
1253年十月，旭烈兀离开自己的斡耳朵，踏上征途。
他缓慢地进兵，1254年到达阿力麻里，1255年九月到达撤马耳干，驻营于迦尼——吉里草原，然后经碣石到阿姆河北岸，在那里接见了阿姆河行省和呼罗珊等地的官员，向伊朗各地的统治者发出诏敕，要求他们提供军队、武器和食品，各地算端、长官则从伊拉克、呼罗珊、阿塞拜疆、阿儿兰（今阿塞拜疆共和国北部）、设里汪（今里海西岸库拉河北部地区）和格鲁吉亚等地前来朝见旭烈兀。
次年年初旭烈兀渡河，在河南的苏夫耳罕（今阿富汗北部席巴尔甘）驻冬。
三月，他离开冬营地，经哈甫（属你沙不儿地区）和匝维（今伊朗霍腊散省托尔巴特海达里耶）向亦思马因派控制的秃温（今伊朗东部霍腊散省境内）进兵，平息了发生在那里的叛乱，攻下了该城并将它夷为平地。
接着他到达徒思（马什哈德北）、哈不珊（哈不伤，今伊朗霍腊散库强），并着手修复蒙古人首次入侵时破坏了的城市。
旭烈兀遣使要求亦思马因派教主鲁坤丁·忽儿沙毁堡投降。
忽儿沙遣其弟请降，旭烈兀要求忽儿沙亲自前来，后者则有意拖延，要求缓期一年。
谕降不成，1256年八月，旭烈兀决定全面出征。
大军分三路进讨，左翼由怯的不花等率领自西模娘（今伊朗德黑兰省塞姆南）进；右翼由不花·帖木儿等率领自杩椤答而进，旭烈兀自将中军。
出发前再次遣使招谕，忽儿沙坚持保留部分堡塞和允许他本人一年后出降，遭到旭烈兀的拒绝。
大军相继攻占和捣毁了一些堡寨，十一月，包围了忽儿沙的宫府麦门底司堡，“一支多如蚂蚁的人马像蛇一样把它围了七个圈，并且设法在坚硬的岩石上驻扎。
……在白天的时间里，麦门底司的人仅看见人马和旌旗，而在夜里，因为营火遍野，他们以为大地是布满星星的天空，（并且）是刀兵的世界，其中心和边际都看不分明”。
双方展开了激战，城内的射石机射出了一排排猛烈石头，城外的蒙古军则以射程为二千五百步的弩炮攻城。
十一月十九日，在蒙古军的猛烈的攻击下，忽儿沙被迫出降。
蒙古军屠杀了所有坚持抵抗的人；将府库中所余的财物作为犒赏分给了大臣和士兵，拆毁了这座坚固的堡寨。
投降的忽儿沙被安置在可疾云（今伊朗北部加兹温），旭烈兀还将一个蒙古姑娘赐与他为妻。
蒙古军则以他的命令招谕尚在坚守的堡寨，对坚持抵抗的堡寨进行猛攻，拆毁并将它们全部夷为平地。
后来，旭烈兀遣忽儿沙至蒙哥处效劳，忽儿沙至和林，蒙哥拒不接见，在返回波斯的途中，他被押送的士兵杀死。
至此，亦思马因派宗教国灭亡。
解决了木剌夷的问题后，旭烈兀进驻可疾云。
1257年三月，他又从那里向哈马丹进发作进攻报达的准备。
他先遣前来朝见的拜住那颜回鲁木，拜住占领并在鲁木境内进行了杀掠。
报达的统治者是阿拔斯朝（黑衣大食，建立于750年）第三十六代哈里发木思塔昔木（穆斯塔希姆）。
自十世纪以来，阿拔斯王朝逐渐衰落，当时它只保有报达周围两河流域的一部分土地，哈里发也仅保有伊斯兰教领袖和伊斯兰世界名义上的宗主地位。
木思塔昔木“优柔寡断，不明事理，腐败无能，专事游乐”，掌权的将帅大臣为争权夺利而互相倾轧，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内讧。
同时他的统治在当地居民中也引起了广泛的不满，报达哈里发的威势已经到了末日。
1257年九月，旭烈兀向报达派遣使臣，以自己的胜利和军队战斗力强大相威胁，要求哈里发毁掉防御工事，投降并亲自去朝见他，遭到哈里发的拒绝。
于是旭烈兀毅然决定出征报达。
他命驻在鲁木的拜住率领其军队为右翼，自毛夕里（今伊拉克摩苏尔）向底格里斯河推进，在指定的时间到达报达的西面；术赤的孙子不勒合、秃塔儿、忽里等宗王和不花帖木儿等也从杩椤答而进军与拜住的右翼会合；怯的不花等由西模娘进军，为左翼；旭烈兀自统中军由哈马丹向报达进军。
在进军途中，旭烈兀依然遣使谕降，而木思塔昔木以蒙古退兵为出降条件。
蒙古军继续前进，在1258年初，三路军陆续到达指定地点。
哈里发的军队出城迎战，蒙古右翼军决堤放水，淹没了哈里发军后方的草原，击败了他的军队，一万多人被杀，无数人落水和陷入淤泥之中，只有少数人逃归。
蒙古军到达报达城下，驻于底格里斯河畔。
同时，怯的不花的左翼和旭烈兀的中军也相继赶到。
一月二十九日，双方开始交锋，战斗激烈地进行了六昼夜，旭烈兀一方面指挥攻城，一方面将诏敕射入城内，表明饶恕伊斯兰教法官、学者、司教、阿里后裔、也里可温（基督教徒）和一切不进行抵抗的人。
二月初，报达东面城墙被攻破。
同时，蒙古军又在河上架桥。
在船上安放石炮，狙击那些企图乘船逃跑的人。
哈里发在无力抵抗的情况下，派遣他的儿子和一些官员出城请降，遭到拒绝。
十日，哈里发本人率领他的三个儿子、三千圣裔（赛夷）、教长、伊斯兰教法官、达官贵人和大臣们出城请降，旭烈兀命向城里人发布命令，让他们放下武器出城，当人们放下武器走出来时，却全部被杀。
旭烈兀进城，在哈里发的宫殿举行庆祝大会，将哈里发府库中地面上的财宝赏赐给异密们和在场的人，并挖出了他埋藏在宫中水池下面的大量赤金。
然后，下令对哈里发的后宫进行统计，应哈里发的请求，将七百名后妃中的一百名近属和亲人留给了他，没收了哈里发的全部财产，使阿拔斯王朝“六百年间聚集起来的一切东西，像群山般地堆集在汗帐的周围”。
哈里发木思塔昔木获准在完成法定的净洗后被处死，阿拔斯家族成员只有哈里发的幼子八剌沙得到赦免，被赐与完者哈敦（旭烈兀的后妃，斡亦剌部脱劣勒赤驸写与成吉思汗的女儿扯扯干所生），并娶一个蒙古女子为妻。
其余凡被查出的一个也没有被宽恕。
立国五百余年的阿拔斯王朝的历史结束了。
旭烈兀指派额里该那颜和合剌不海率领三千蒙古兵进驻报达，恢复秩序和重建市场。
古代风景画鉴赏攻占报达后，蒙古军又继续攻取了其周围地区。
旭烈兀则选择帖必力思为驻地，将从报达、亦思马因派诸堡、鲁木、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罗耳人和曲儿忒人处掠夺的珍、宝、财物送往阿塞拜疆，在帖必力思建造了一座坚固、壮丽的城堡，以储存这些珍宝，并将其中的一部分送给大汗蒙哥，同时向他报告了得胜的喜讯和下一步进攻叙利亚、密昔儿（埃及）的决定。
由于毛夕里算端巴忒剌丁·鲁鲁恭顺，他得以觐见旭烈兀并受到礼遇，按照后者的要求，他将自己的儿子篾力撒里黑送往旭烈兀处，同蒙古军一起去征服叙利亚，旭烈兀将算端札兰丁的一个女儿赐给他为妻。
鲁木算端亦咱丁则因曾与拜住厮杀过而心怀忧虑，在觐见之前，“他吩咐缝制一双漂亮的王靴，在这双靴子上画了他的面貌。
在呈献礼物时，他把这双靴子交给了君王（旭烈兀）。
当君王的目光落到画像上时，算端叩头说：“我期望君主的无比幸福的脚抬举奴才的头。
”于是他得到了旭烈兀和脱忽思哈敦的怜悯和饶恕。
同时，作为征服者，旭烈兀开始着手恢复被征服地区的秩序，还命火者纳昔剌丁建造了一座天文台。
在旭烈兀进军报达时，哈列卜（今叙利亚阿勒颇）算端就向他送去礼物，表示了归顺的意图，引起了叙利亚算端纳昔儿的猜疑，于是他逃到旭烈兀处。
早已有意进军叙利亚的旭烈兀更加紧了部署。
在安排好新近征服地区的政治、军事事务后，旭烈兀开始向叙利亚用兵。
他以怯的不花为先锋，失克秃儿、拜住为右翼，孙札黑等为左翼，仍然自率中军，于1259年九月向叙利亚进发。
旭烈兀自帖必力思出发，经阿黑忒剌、迪亚别克儿（今土耳其迪亚巴克儿），一路西进，渡过幼发拉底河，围攻哈列卜，用七天的时间攻破城门，又与城内守军激战四十昼夜，终于占领了这座城市，俘虏了许多工匠，夺得了无数战利品。
在任命了政治首脑和军事长官后，他离开了那里。
此后，他以招降和军事进攻的方式占领了叙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并向大马士革进兵。
算端纳昔儿弃大马士革逃往密昔儿（埃及）。
为避免遭到杀戮，大马士革的“所有达官贵人们便带着各种礼物和城门钥匙去觐见至尊（旭烈兀）表示归顺，交出了城”。
蒙古军未经围攻和作战便进了城。
城民也得到了宽恕。
算端纳昔儿发觉密昔儿算端并不是可靠的庇护者，于是又展转逃往巴勒哈，在遭到怯的不花围攻时，他出堡投降，旭烈兀答应在攻占密昔儿时，让他继续当叙利亚的长官。
这时旭烈兀得到了蒙哥的死讯，他将叙利亚的事情交给怯的不花后，自己则踏上归途。
旭烈兀返回时，派遣了一个由数十人组成的庞大使团前往密昔儿，向他们传旨说：“伟大的上帝选择了成吉思汗及其家族，把地上各地区一下子赐给了我们。
正如所有人都应知道的，凡是拒绝归顺的人就要连同其妻子、儿女、族人、奴隶和城市一块消灭，而关于我们的无边无际的大军的传闻……传遍四方。
因此，如果你归顺我们的至尊，你就纳贡、觐见，请求（给你）派军事长官，否则就准备作战。
”纳昔儿算端忽都思召集群臣商讨对策，他手下的士兵多是从算端札兰丁的军队中溃逃出来的，他们从阿黑剌忒逃往叙利亚，当旭烈兀进军叙利亚时，他们又逃到了埃及。
此时，他们照例不敢作战，而忽都思却决定抵抗，他同首要异密奔都黑答儿商量，杀死了蒙古使者，突袭了蒙古军的先头部队，将他们赶到了阿昔河岸边。
怯的不花前往援助，中了密昔儿军队的埋伏，力战后为忽都思军队所俘，被杀。
于是埃及王奔都黑答儿进行了反击，蒙古军退回到鲁木。
叙利亚全境又为埃及所有。
这时，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内部矛盾激化，东部爆发了忽必烈与幼弟阿里不哥为争夺汗位而进行的战争，西部也爆发了拔都的继承人别儿哥与旭烈兀为争夺高加索地区进行的战争。
1265年八月，别儿哥以旭烈兀“毁灭了木速蛮（伊斯兰教徒）的所有城市，打倒了所有木速蛮君王家族，不分敌友，未经亲族商议就消灭了哈里发”为由，派遣那海率军三万作为先头部队向旭烈兀所在地进军，旭烈兀则以失烈门为先锋，同撒马合儿那颜、阿八台那颜等前往迎击，那海战败。
1264年，忽必烈封旭烈兀为伊利汗，统治阿姆河以西诸地，伊利汗国正式形成。
它的疆域东起阿姆河，西至地中海，北起高加索，南抵阿剌伯海、波斯湾和北非的部分地区。
旭烈兀将都城设在帖必力思，将阿剌答黑和报达分别作为夏冬营地。
他把伊拉克、呼罗珊、杩椤答而至阿姆河口的广大地区赐给了长子阿八哈，把阿儿兰、阿塞拜疆地区赐给了第三子玉疏木忒，将迪牙儿剌必至幼发拉底河地区交给了异密、速勒都思部人秃答温，把起儿漫交给了秃儿坚哈敦，任命苫思丁·马合谋·志费尼为全国撒希卜——底万（宰相兼财政大臣）的官职，赐与他权力，让他全权决定、主宰、安排和掌管国事。
1265年，旭烈兀死，长子阿八哈继位。
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大汗继承权时，各自都声称得到了旭烈兀的支持，忽必烈抢先一步向旭烈兀和阿鲁忽处（察合台之孙）遣使，宣布“从质浑河岸到密昔儿的大门，蒙古军队和大食人地区，应由你旭烈兀掌管，要好好防守，以博取我们祖先的美名。
从阿勒台的彼方直到质浑河，可让阿鲁忽防守，并掌管兀鲁思和各部落”。
这一决定换取了旭烈兀对忽必烈的支持，旭烈兀也因而得到了对伊朗、伊拉克地区的统治权。
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后，将都城定在燕京，将中原汉地作为统治重点，明显削弱了对西道诸王兀鲁思的控制。
因此，伊利汗国自建立之日起，就拥有实际上的独立地位。
伊利汗国与元朝关系一直很密切，双方使节往来频繁，贡献、赏赐不断。
它的君主由国内的宗王、大臣推举，并以得到元朝大汗的册封为合法。
第六任统治者合赞汗时，伊利汗国进入强盛时期。
合赞汗死后，各地长官的叛乱和诸王的争权斗争，使汗国内战不息，陷入封建割据的混乱之中。
术赤的后裔金帐汗国的月即别（1312～1342在位）不断与埃及算端纳昔儿结盟，共同进攻伊利汗国。
河中的统治者帖木儿（跛帖木儿）也乘机进兵，1388年，占领波斯，伊利汗国灭亡。
彝族人对亲朋好友是如何称呼的?
男律叫阿黑哥,女的称阿诗玛爷辈以上 老 老八代 哥哥的是先称哥后提名 如哥少年 哥阿克 己的或小辈的直呼其名 姑奶奶的儿子 姑娘称呼阿波汝 阿波么 外公的姐和妹都称呼外公 都彝话叫 叫波〈二声〉波〈一声〉。
坪地的叫法，爷爷～阿呗，奶奶～阿耷，曾祖父～阿噗，曾曾祖父～阿压，曾曾曾祖父～阿ho3声，女老人从曾祖父以上，后面加个耷就行，彝语都为普通话口音
彝族，原称“夷族”，其名源于汉史记载中的“西南夷”（西南少数民族的统称）。
根据彝文典籍《彝族源流》、《西南彝志》等历史巨著记载，自称为尼（ꆀ），古代汉语“尼”发音为夷，故汉文记载多称“夷族”。
1956年，在破除旧社会的民族歧视称期间，彝族派代表进京会见毛主席，毛主席了解情况和听取意见后给出建议，由于“夷族”之称带有贬义（蛮夷），便将“夷”改为“彝”，意为房子（彑）下面有“米”有“丝”、有吃有穿，象征兴旺发达，故把“夷族”改为“彝族” 。
彝族是中国第六大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其余散居于中国其他省份及中国境外。
总人口约900多万，在中国有户籍登记的有871万4393人（2010年），在越南、老挝、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还有近百万。
彝族支系繁多，有诺苏（nuosu）、聂苏（nisu）、纳苏（nasu）、乃苏（nesu）、聂祖（nizu）、罗婺、阿西泼、阿细、撒尼等、尼颇自称，但并非皆为民族意义上的自称，如罗婺、撒尼、阿哲、阿细是支系名称，诺苏、聂苏、纳苏、乃苏、聂租的方言\\\/土语自称（占人口70%以上），在彝语语境中含义完全相同，皆源于“尼”[1]，在总称上“尼措”（ꆀꊿ）一词可以覆盖所有支系的称谓。
各地彝族方言间有些无法进行直接沟通，但相同词汇超过60%，语法结构相同，经短期熟悉能对话，彝语属汉藏语系中的藏缅语族，分为六大方言。
MC九局的，九家疯狂的晚上,音乐引领时尚，歌曲的伴奏叫什么。
西部口号，不要谢我，因为我是吧务
彝族话阿尼古是什么意思
彝族话阿尼我想你思。
彝族，原夷族”，其名源于汉载中的“西南夷”（西南少数民族的统称）。
根据彝文典籍《彝族源流》、《西南彝志》等历史巨著记载，自称为尼，古代汉语“尼”发音为夷，故汉文记载多称“夷族”。
1956年，在破除旧社会的民族歧视称期间，彝族派代表进京会见毛主席，毛主席了解情况和听取意见后给出建议，由于“夷族”之称带有贬义（蛮夷），便将“夷”改为“彝”，意为房子（彑）下面有“米”有“丝”、有吃有穿，象征兴旺发达，故把“夷族”改为“彝族”。
彝族是中国第六大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其余散居于中国其他省份及中国境外。
总人口约900多万，在中国有户籍登记的有871万4393人（2010年），在越南、老挝、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还有近百万。
彝族支系繁多，有诺苏（nuosu）、聂苏（nisu）、纳苏（nasu）、乃苏（nesu）、聂祖（nizu）、罗婺、阿西泼、阿细、撒尼等、尼颇自称，但并非皆为民族意义上的自称，如罗婺、撒尼、阿哲、阿细是支系名称，诺苏、聂苏、纳苏、乃苏、聂租的方言\\\/土语自称（占人口70%以上），在彝语语境中含义完全相同，皆源于“尼”，在总称上“尼措”一词可以覆盖所有支系的称谓。
各地彝族方言间有些无法进行直接沟通，但相同词汇超过60%，语法结构相同，经短期熟悉能对话，彝语属汉藏语系中的藏缅语族，分为六大方言。
彝族的帅哥美女怎么称呼
帅哥称“惹搭”。
美女称“里扎”!但是汉人常用来称呼彝族美女。
但彝族并不怎么认同。
彝族，原称“夷族”，其名源于汉史记载中的“西南夷”（西南少数民族的统称）。
[1] 根据彝文典籍、等历史巨著记载，自称为尼（ꆀ），古代汉语“尼”发音为夷，故汉文记载多称“夷族”。
1956年，在破除旧社会的民族歧视称期间，彝族派代表进京会见，了解情况和听取意见后给出建议，由于“夷族”之称带有贬义（蛮夷），便将“夷”改为“彝”，意为房子（彑）下面有“米”有“丝”、有吃有穿，象征兴旺发达，故把“夷族”改为“彝族”[2] 。
彝族是中国第六大少数民族，[1] 主要聚居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其余散居于中国其他省份及中国境外。
总人口约900多万，在中国有户籍登记的有871万4393人（2010年），在越南、老挝、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还有近百万。
彝族支系繁多，有诺苏（nuosu）、聂苏（nisu）、纳苏（nasu）、乃苏（nesu）、聂祖（nizu）、罗婺、阿西泼、阿细、撒尼等、尼颇自称，但并非皆为民族意义上的自称，如罗婺、撒尼、阿哲、阿细是支系名称，诺苏、聂苏、纳苏、乃苏、聂租的方言\\\/土语自称（占人口70%以上），在彝语语境中含义完全相同，皆源于“尼”[1]，在总称上“尼措”（ꆀꊿ）一词可以覆盖所有支系的称谓。
各地彝族方言间有些无法进行直接沟通，但相同词汇超过60%，语法结构相同，经短期熟悉能对话，彝语属中的，分为六大方言。
彝族的传统节日代表是火把节。
如何看待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文学的关系及其地位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
中华文化有着多种源头、深厚蕴涵。
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珠江两岸、滇池之滨、长白丛林、西部莽原……都曾经是孕育中华文化的摇篮。
栖息于这些土地上的各民族先民，在各自具有独特规律的发展中，又在相互交流、吸收中，共同建构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古老文化，共同创造了五彩缤纷的古典文学。
其中，产生于南方这片神奇的沃土上的各种作品，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学景观中别具特色的一个部分。
本文拟就南方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的特质及其与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汉族文学的关系作一点宏观的探讨。
翻开当代中国民族分布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以圆形板块外套C形环带的大结构。
圆形板块多居汉族，C形环带多居少数民族。
在这个环带的南半部分即浙江、福建、台湾、广东、海南、广西、湖南、湖北、云南、贵州、四川等省区的部分地区，居住着畲、瑶、苗、高山、黎、壮、侗、仫佬、毛南、京、布依、水、仡佬、土家、彝、纳西、普米、白、哈尼、傣、基诺、拉祜、佤、布朗、景颇、德昂、阿昌、傈僳、怒、独龙、羌等三十多个民族。
或于此发源或迁徙而来的各民族的先民，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同大自然协调、抗争，留下了鲜明的历史足迹。
上下数千年，悠悠岁月稠。
世世代代生息、劳作在中国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各民族人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凝结了各种传统的文化特质。
其中，由黄河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进而延伸到各地、以华夏／汉族为创造主体的传统文化(或称中原文化)长期占据统治地位。
它以夏、商两朝作为胚胎发育期，以周王朝作为完形阶段，并以一个相对稳定的范式延续到清中叶。
古代中国的主体经济是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中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的家庭农业经济形态构成了整个社会经济中的细胞，“男耕女织”模式稳固，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工商阶层也迟迟未能形成。
与之相适应，贵族官僚的统治构成中国社会的政治支柱。
权力机制一元化，等级制度森严，经济、政治的功能渗入到社会生活中，宗法制度和宗法关系成为组织社会生活的重要杠杆。
夏商周三代，直接由氏族贵族转化而来的奴隶主贵族沿袭氏族制度按血缘关系组织社会的传统，发展出一整套宗法制度来统治国家。
西周时期，周天子是整个周族的族长，也是天下的主宰；他的兄弟、庶子、姻亲等受封为各国诸侯，又成为各个旁枝家族的宗子……王权与族权合为一体。
秦汉以后的封建官僚政治、宗法制度不再实行，宗法关系却长期保留下来。
封建大家族聚族而居，实施一整套“亲亲”、“尊尊”的礼教规范。
家族和国家之间，还发展出微妙的对应关系。
如国家引进家族伦理规范以协调政治，将父子、夫妇的伦常与君嚚并比，宣扬“孝亲为忠君之本”，衍化出“三纲五常”的礼教制度，进而构成“天地君亲师”五位一体的组织形式，形成传统中国社会生活的结构模式。
植根于贵族宗法式农业社会的基础上，中国主体的传统文化经历了双重起源。
早期的精神产品大多与原始祭仪、巫术等联系在一起，表现对善神的信仰、祈求和对恶神的诅咒、征服，这可以称为巫官文化。
进入文明社会以后，逐渐折入以人伦为本位的史官文化，原始的神被赋予道德的色彩，被编排到帝王世系，成为宗法社会贵族统治者本质的外化。
原始神话遭到扭曲和肢解，史诗也没有发展起来。
宗教观念强调“天命”与“人德”交相感应，文学的功用被归结为教化人心，“事父事君”。
春秋战国之交各派学说争鸣，出现过文化选择的大好时机。
但经过一个阶段的斗争、淘汰、吸收、演变，至汉代奠定了儒家思想一尊的局面。
汉宋等时期，儒学几经变化，而礼教德治的精神始终一贯，也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也长期流传下来，与儒家学说形成儒为主、道为从的儒道互补关系。
再后，输入的佛教也被改造成礼事君主、孝养双亲、行善积德、脱略形迹、“直指心源”的中国式佛教——禅宗，儒道互补文化发展成儒为主、佛道为从的“三教合一”。
(注:参见陈伯海《中国文学史之宏观》第15—3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
此两段吸收了此书的一些观点。
) 南方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汉族文化(或称中原文化)相比有很多共性，也有不少自己突出的特质。
例如: 南方少数民族也以经营农业为主，但与中原地区大河平原农业相比，他们大都经营山地农业，他们的文化带有鲜明的山地农耕文化特质。
古代南方民族主要活动区域在长江以南、雅砻江以东、云贵高原和濒临南海的南部大陆，这一带高山峻岭密布，江河湖泊众多，植被覆盖广，年均雨量大。
因而，他们的文化显示出鲜明的南方山地的地域特征。
具体分析起来，各个民族又有不同的特点。
藏缅语族多居高原山地，以旱地作物为主，他们的文学多带高原特色，与荒原野林、刀耕火种常联系在一起。
壮侗语族多居水滨山地，以水田作物为主，他们的文学多带水乡风韵，与江河湖海、蛙鱼龙蛇，以至风雨雷电、禽鸟螺卵等结下不解之缘。
前者添几分雄浑深沉，后者多一点委婉细腻。
南方山地的自然环境，有天时(温热多雨)而无地利(山高谷低)，有潜力而无便宜，给人们带来希望，也给人们带来困难。
人们在希望中奋斗，在艰难中磨炼，经过漫长的顺应、征服自然的实践，培养成一种与自然斗争的顽强生命力和坚强不屈、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特征。
这，构成了中国南方民族山地农耕文化特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体现在文学上，就是他们那种强烈的带某种原始野性的追求精神和悲剧意识。
最早作为南方民族首领见于汉文典籍的蚩尤形象，或许就是这种原始野性和追求精神的象征。
传说中的蚩尤和他的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
”(《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龙鱼河图》)俗云蚩尤“人身、牛蹄、四目、六手。
……蚩尤齿，长二寸，坚不可碎。
”(《述异记》)这样的蚩尤，《史记•五帝本纪》谓其“暴”，《大戴礼•用兵篇》谓食“贪”……这里包含着人们道德眼光的挑剔，但也隐约显现出南方民族对于原始欲望的强烈追求。
伴随着这种精神而来的是南方民族在追求中在抗争中所表现出的那种毅力，那种韧性，那种为理想而甘愿忍受苦难、甚至献出生命的悲剧意识。
如原始性史诗中治山巨人“用手打石山”，“拳头肿似球”，“用脚踢土岭”，“脚甲全踢落”；迁徙史诗中人们长途跋涉，餐风宿露，千折百回，矢志不渝；英雄史诗中英雄奋斗，牺牲…… 南方少数民族在由血缘向地缘过渡的重要时期，氏族血缘关系也大多保留下来，并取得对自己的肯定形式。
但大多没有森严的等级制度，没有严格的礼教规范，而带有或浓或淡的群体文化特质。
由于自然环境、社会发展等种种因素，当中原大地早已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南方不少民族还长期处于氏族社会或保留带氏族社会性质的某些制度。
汉文典籍对此多有记载。
如春秋时，百濮还处于分散性的社会状态。
《左传》“文公十六年”载楚人贾说:“百濮离居。
”西晋杜预注:“百濮，夷也；濮夷无屯聚，见难则散归。
”唐孔颖达疏:“濮夷无君长总统。
”汉代，西南地区包括濮夷在内的各少数民族统称为西南夷，《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述他们的社会状况时说，其中嶲、昆明等部“随畜迁徙，毋常处，无君长。
”生活在岭南等地的闽越、瓯越、骆越等部也长期处于氏族社会。
《历朝宪章类志》说，越人“王民同耕作，父子同浴于川，不分界限，不分辈次……同欢共乐，平安无事。
”直至隋代，一些族部仍处于类似的社会状态。
《隋书•南蛮传》说:“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儴，曰俚，曰僚，曰，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也。
” 隋唐以后，一些民族原始氏族社会形态没有改变，其残余形式甚至延续到近现代。
一些民族进入奴隶制，但时间大多不长；大部分较快转入独具特点的封建领主制。
社会制度的更替没有带来太大的冲击，民族内部大都保持较多的原始公社遗存形态。
大部分民族直到清代，地主经济才开始发展。
与此相联系，南方民族内部社会生活大多具有群体文化特质。
在不少民族中，地缘性的村寨里氏族、家族组织仍然存在，有的甚至延续到近现代，如傈僳族的“初俄”、“体俄”，哈尼族的“谷”等。
民族内部社会生活大都统一和谐，有颇具民主性的带原始农村公社残余形式性质的社会组织，也有颇具权威性的各种无形的规范和有形的规约。
侗族聚族而居，许多地方一个寨子里每个族姓都有一定的居住范围及代表这一族姓的称号、组织和自然领袖“宁老”、“样老”，都有既是族或寨的象征、又是集会议事场所的鼓楼或公房，还有共同约定的“习惯法”。
它们或形成条文，刻上石碑；或编成“念词”，流传于群众之中。
另外，还有以地域为纽带的村与村、寨与寨的联盟组织——“款”。
(注:参见《侗族简史》第19—21页，贵州民族出版社，1985年10月。
)苗族也保留一种称为“议榔”的制度。
在议榔内部，人人平等，主持人“理老”也不例外。
《议榔词》写道:“议榔给所有的人遵循，议榔给所有的人知道:个个去开山，人人去挖地；个个就得吃，人人就得穿。
个个都是榔约的人家，吃肉吃一口，喝酒喝一气，不许吃肉吃两口，不许喝酒喝两气。
”(注:载《民间文学资料》第14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编印。
)西双版纳傣族曾先后建立勐泐国、景陇金殿国等奴隶制、封建领主制的地方政权，但在村寨内部也仍遗留较多的农村公社组织形式。
在许多民族群体内部，重视个体之间的协同关系，重视长幼辈份的“序列”，形成了在生产生活中团结互助、尊老爱幼的道德风尚，这无疑带有远古血缘道德的遗存。
它构成了群体文化重要的生活基础，使这个群体易于凝聚、团结，又易于形成中心，形成秩序。
这些世代相传的群体生产生活方式培养了南方民族内部的集体主义精神。
南方民族群体文化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具有共同的图腾，共同的始祖，共同的祖先发源地，共同的传统节日活动，共同的生活习俗。
这形成了他们维护共同联系的纽带，也构成他们进行群体性文化活动的大环境和滋生、传播群体性文艺作品的土壤。
许多民族都有定期或不定期、多场合的祭祀民族始祖的仪式，这些仪式孕育出民族原始性史诗以及表现图腾动态、祖先生活的舞蹈游戏。
各民族原始性史诗是他们心目中的圣物，具有一种“族歌”的性质。
黔东南苗族崇拜枫木，常常在各种场合通过唱《枫木歌》来认同。
瑶族、畲族崇拜龙犬盘瓠，畲族在歌场上有请远方生客先唱《盘瓠歌》以让主方识别是不是畲族人的歌规。
他们还借各种生产环节、人生礼仪进行缅怀始祖的活动。
如在婚礼上请歌手演唱《洪水歌》，歌颂始祖繁衍人类的功绩；在葬礼上请巫师吟诵《指路经》，倒叙祖先迁徙的路线，指引死者亡灵回远方故地与“老祖宗”团聚。
这些，又使各民族原始性史诗、迁徙史诗等得以不断加工、完善。
人们还以集体形式开展各种民族性的传统节日活动，共同祭祖、对歌、斗牛、跳舞。
他们平时服饰、工艺品等也具有一定的群体性标志，如瑶族摹拟图腾龙犬的首、尾、耳缝制衣帽，在衣饰上摹拟图腾形象。
这些习俗维系和发展了民族的认同心理，也催化了民族的文学艺术。
南方民族群体文化的特质，还决定了南方民族更大范围的群体性文学作品例如英雄史诗、叙事诗的产生。
人们对祖先的缅怀，对故人的留恋，对英雄业绩的赞美，对民族历史的自豪，是民族英雄史诗、叙事诗得以创编的动力，而民族群体性的生产生活方式包括各种带神秘色彩或娱乐性质的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培养起来的群体意识，是群体性文学作品得以萌发、存活、流传的文化土壤。
许多民族都经历过军事民主的时期和部落之间的战争。
汉文典籍记载了中原及周围地区传说时代部落集团之间的战争，例如，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黄帝与蚩尤的冀州涿鹿之战，颛顼与共工的战争，舜禹与三苗的战争等。
然而，或许是中原社会较快较早进入崇德的史官文化的缘故，关于这些崇力的战事并没有在文学上留下什么宏篇巨制。
而当中原地区早已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南方的土地上还在不断上演着部落林立、征战频繁的场面。
据一些彝文和汉文史籍记载，两汉时期，西南地区先后出现了滇王国、东川部、芒布部、乌蒙部、哀牢部、阿武部、古侯(恒部)与曲涅(糯部)两部、扯勒部、阿哲部(后为水西部)、播勒部、乌撒部、液那部(夜郎国)等等；又据有关傣文史籍记载，“桑木底”时代(民主时代)瓦解以后，整个东南亚半岛遍布着皮乌国、扶南国、掸国、八百媳妇国、景陇、兰那等大大小小的国家或部落。
在这些国家或部落之间，纷争不断，烽烟常起。
与这些史料相对应，彝族、傣族等都流传着英雄史诗，其规模宏大，场面壮阔，堪称全方位展现民族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
南方民族群体文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封建礼教伦理观念的淡薄。
“礼”是中国古代伦理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范畴，它源于宗教祭祀，原指祭祀仪式中的仪态，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被用来表明身份的等级，逐渐转化成维护等级制度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南方民族社会发展历程不同，文化传统有异，决定了封建礼教影响有限。
周代，礼乐就是区别华夏与蛮夷的重要标志。
周平王东迁时，有人在伊川看见人们在野外披发而祭，就大发感慨:“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戎在周代主要指氐羌各部落，当时多披发而祭，被中原人视为违礼，故有人看见伊川人披发而祭便说其因违礼而不久会变戎。
另外，男女之别、婚姻问题被中原人认为是“礼”的重要内容。
《管子》说:“男女无别，则民无廉耻。
”而在南方少数民族中，男女之间交往的限制远没有中原地区严格。
人们并不认为“土女杂坐，乱而不分”、“比肩齐膝，恣意调戏”有什么不光彩，也不认为男女“三五成群，唱而赴之”有什么不方便，即使到后期封建礼教已经较多地影响到南方少数民族之时，在“婚姻不自由”外也还有个“恋爱自由”的余地。
基于此，南方少数民族前期表达爱恋的抒情歌受封建礼教的影响特别少，而后期表现爱情的叙事诗反封建礼教的色彩又特别浓。
与中原民族一样，上古时代南方民族的精神产品也大多与原始的祭仪、巫术等联系在一起，而且当西周以后中原地区理性意识觉醒、文化折入以人伦为本位的史官文化以后，南方民族还长期保留着某些人类童年的天真，神话思维仍然存在，巫风照样盛行。
《吕氏春秋•异宝》说:“荆人畏鬼而越人信。
”《列子•说符》说:“楚人鬼，越人。
”《汉书•地理志》也说:“粤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
……粤巫立粤祀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鸡卜。
”颜师古注:“俗鬼，言其土俗尚鬼神之事。
”这些习俗延续下来，形成了南方少数民族源远流长的神巫文化。
神巫文化是原始神话文化与巫教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南方地区山高林密，云遮雾障，电光常闪，雷声常鸣，易造成神秘感，易启发人的想象；原始先民幼稚的感知方式和思维方式，又使他们把实际生活不能实现的欲求寄托在某种幻想的神秘力量上；群体性的生活方式，又给他们进行带神秘色彩的群体活动带来方便……这一切，给神话文化和后来的巫教文化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使中国南方各少数民族文化笼罩着比较浓烈的神巫气氛。
原始信仰如灵魂观念、动植物图腾和祖先崇拜等在许多民族人民生活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少民族都相信“精灵”或“鬼魂”。
在他们心目中，灵魂活动没有空间界限，灵魂生存没有时间局限，天地之间，古今上下，任我翱翔，任我驰骋。
他们认为不仅人有灵魂，而且自然界的万物如日月、山川、鸟兽、巨石、怪树等也都有灵魂。
他们认为鬼也有善恶大小之分，为了祈禳恶鬼和报酬善鬼，就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地杀牲献鬼。
祭司、巫师也在许多民族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作用。
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夷中有乐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
”“耆老”即是当时的祭司兼部落酋长，亦即当时的“毕摩”。
哈尼族原始性史诗《十二奴局》说:“没有头人寨子不稳，没有贝玛(巫师)天地不宁，没有工匠百业不兴。
”祭司、巫师还是不少民族村寨里主要的知识分子。
带原始宗教色彩的祭祀、巫术仪式也比较普遍。
以后佛教、道教传入，除傣族的小乘佛教等尚能基本保持原貌外，大多受到民族原始巫教的强烈影响和改造，或者跟民族原始巫教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混融性的两教或三教一体的形式。
神巫文化与南方民族文学有紧密的联系。
许多神话、神歌、原始性史诗以至叙事诗萌发于或就是各种祭祀、巫术仪式上的祭词和咒语，又有赖于一代又一代祭司、巫师、歌手的不断加工才得以成型，依附于种种带原始宗教意味的仪式才得以传播。
祭词和咒语还是不少民族主要的运用本民族文字或借用汉字记录的“书面文学”(或称“经籍文学”)，它们构成了南方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一翼。
神巫文化还为一些充满神秘色彩的文学作品的流传提供了精神氛围。
尤其重要的是，神巫文化以一种在原始先民“时空混沌”、“灵魂无羁”观念基础上形成的神秘的形式来叙事，使一些叙事结构充满了宏伟的场面，磅礴的气势，空间无限，时间永恒，“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形成了神奇诡谲的风格和斑驳陆离的色彩，显示出独特的艺术(或不自觉的艺术)表现方式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南方少数民族最后一个突出的文化特质是口传文化。
古代除了彝族、傣族等几个民族有历史比较悠久、运用比较广泛的民族文字以外，其他民族大都没有自己民族的文字。
他们传达信息、接受经验、交流感情、继承文化等大多依靠声音、形体特别是歌谣来进行。
与此相联系的是各地歌手辈出，歌诗代传，歌风盛行，歌场常开。
人们在婚姻、丧葬、节日、走亲等各种场合举行唱歌、对歌活动，歌手在各个场地进行唱歌、赛歌竞争，以显示才能，炫耀知识，提高名声，争取荣誉。
许多民族一个人从生到死，都在歌海中度过:出生后，听妈妈唱摇篮催眠曲；满月了，听亲友唱满月祝酒歌；找对象，以歌传情；喜庆时，以歌助兴；去世了，还要在送葬歌中登上归程。
口传文化给民族文学的创作和传播带来许多特点。
口头文学的讲述者或演唱者总是面对听众，并常常伴随音乐的旋律、舞蹈的节奏进行。
听众的反应、现场的气氛常使其情绪高昂、思维快捷，将作品讲述或演唱得异常精彩，甚至加进很多生动的细节。
在这种水**融的氛围中，口头文学常可以发挥很好的效应，歌手常能够激起继续演唱以至创作的热情。
部分民族也有一些书面文学，一部分用汉字，一部分用民族文字，它们大都用于记录口头流传的作品以供歌手演唱。
南方民族口传文化的特质形成了许多民族神话、史诗、叙事诗、歌谣等口头传承的形式，形成了它们各种丰富的口头流传的形态，更决定了它们是一个动态的结构体。
它们在口头传递中不断地被人们体味，不断地完善，不断地实现从实用到审美的超越，不断地实现从“工具”到艺术形态的发展。
南方民族这些文化的特质，深深扎根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显现于文学艺术形态里，也形成为与外来文化发生碰撞时的固有底色。
三 远古时代，南方民族原始初民在异常严酷的环境中生存，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奋斗，与炎炎的烈日、滔滔的洪水、熊熊的野火、凶猛的野兽等顽强抗争。
由于生产工具的粗糙、技术水平的低下，原始人艰苦的劳动、巨大的牺牲换来的却往往是微薄的回报和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
这种情况导致了原始人强烈的征服自然的愿望。
同时，在生产技术水平极端低下的远古时代，面对着作为异己力量的大自然，人们必须以一种“群”的状态才能生存。
他们必须团结协作，齐心合力，以集体的方式采集、狩猎，这使他们在心理上又充满了“求同”的欲望。
再有，原始人初级的心理功能与他们所栖息的环境和所进行的实践结合起来，还形成了他们一种整合的混沌的意识:各种空间和时间领域的界限是流动不定、模糊不清的，一种整合的混沌的存在形式或生命形式贯穿了整个世界万物。
当人类进入氏族社会以后，征服自然与依傍灵物、追求繁衍与追溯来源等等愿望结合在一起，导致了氏族图腾的产生。
南方民族先民的图腾，多样而多彩。
它们流传到中原及周围地区，被记载于《山海经》等汉文典籍中，变成了奇国异民的神话传说。
羽民国、卵民国、有神人面蛇身、有人有翼……都是南方民族图腾形象及图腾神话的另一种形式。
这一类图腾形象及图腾神话如此丰富，一直到汉魏六朝还不断地显现于各种典籍。
“魂魄化为虎”的廪君、“其毛五色”的盘瓠、父为龙的九隆、生于竹的竹王……各个具有独特的风采。
它们为中国神话增添了独特的系列。
原始人对自然物的求同和尊奉始于对自身存在的觉醒，当人类开始把自然力抽象为某种形式的“神”的时候，也开始从积淀的集体意识中感受到祖先和前辈首领的威望，开始把祖先和前辈首领神化，创造了一批以自己氏族祖先面目出现的英雄形象。
人们把自己融汇到这些形象上，把他们放在与自然力抗衡的一面，创造了这些英雄开天辟地或与自然神斗争、征服自然神的神话。
与中原地区女性开辟神没有充分地发展起来不一样，南方各民族中流传着多种女性神创世的神话，如瑶族密洛陀、壮族姆洛甲等。
尤其是在荒蛮的越地出现的开辟大神盘古被纳入中国古史系统并排在最前面的位置，从而最后完成了“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中国古史的定型。
中国神话史上历时最长的伏羲女娲神话流传到南方地区，也与南方各族的洪水神话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的更丰富的叙事结构。
在诗歌领域，古越人的《越人歌》、古羌人的《白狼歌》等先后被翻译成汉文，成为中国文学遗产中具有独特价值的带双语形态的珍贵作品。
先秦时期的南方民族地区，人神杂糅久存，祭仪巫风不衰。
楚地或越地的《弹歌》与葬俗有关，射日神话与巫术相联，文学艺术形态处处表现出狂热的情绪、浓厚的巫术气氛、神奇怪诞的形象和情节。
屈原彷徨楚地山泽，深受诸族文化的影响，他的《九歌》、《招魂》、《天问》、《离骚》等作品无论在题材、内容，还是在语言、形式等方面，都吸收了楚地诸族神话、传说、民歌、祭词、咒语以至仪式、风俗的养料。
《九歌》里的神祇形象、结构形式、演唱风俗，大都可以在楚地诸族的神话、神歌及流传形态里找到原型或文化土壤。
《离骚》的浪漫主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为楚地各族生活中的巫术在艺术上的表现，或其浪漫主义的生活基础与思想基础是楚地各族的巫术:“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辞”是陈辞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神游术；“索琼茅以筳兮，命灵氛为余占之”是占卜术……庄子生于黄淮之间，那里正是苗族先民三苗活动之地。
《庄子》所论所述的观念，所引所用的神话，渗进不少三苗等古族的文化，吸收不少三苗等古族的作品:“通天下一气”可能受启于三苗、百越原始信仰的气态本原说，“化蝶”可能源于苗族先民的图腾崇拜，后者还构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著名的“原型”延续在后世不少作品里……《楚辞》突破时空、自由驰骋、神奇瑰丽、斑斓陆离的艺术风格，《庄子》浏览天地、汪洋恣肆的笔法，都或多或少地受南方各族先民在“时空混沌”、“灵魂无羁”观念基础上形成的神秘的叙事形式的影响，或多或少地掺和着南方各族的原始文化。
明清时，汉文化对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达到高潮，汉文诗的作者明代扩展到各民族土司作家群等，清代扩展到广大的平民阶层；汉语山歌更在民族地区推广开来，成为民族歌手表情达意的重要形式。
汉族的许多文学作品逐渐传入，被各民族人民结合自己民族的生活特点改编成叙事歌、唱词或戏剧，形成了以少数民族语言形式出现的这些作品的异文本。
其中著名者如《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鲁班》等民间传说，《刘文龙菱花镜》、《金云翘传》等戏曲小说，以及《三国演义》、《水浒传》、《杨家将》、《包公》里的一些故事。
汉族文学的思想内容、审美情趣、艺术形式等也对少数民族的各种创作产生影响。
儒家观念浸染了南方民族诗人的诗作，《梁祝》等具有初步民主思想的传说在某种程度上启迪了南方民族一些爱情叙事诗和爱情传说……同时，佛教、道教等相继传入，佛教、道教的故事以及印度、东南亚的文学作品也随之传播；对一些民族的文学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
如傣族《兰嘎西贺》等几部史诗、叙事诗，明显地取材于印度史诗、佛教故事。
一些信奉佛教的民族在宣讲佛经时，也将本民族故事编入以弘扬教义，从而促进了这些故事在这些民族之间的交流。
各少数民族的不少作品也传播到汉族地区，受到汉族人民的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