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赞美人的成语
关于赞美人的成语：、正气凛然、光明磊落、无所畏惧、顶天立地。
一、风度翩翩【】：风度：风采气度，指美好的举止姿态；翩翩：文雅的样子。
举止文雅优美。
【出自】：《史记·平原君列传》：“平原君，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
”平原君是举止文雅优美长相俊美的男子【语法】：主谓式；作谓语、定语；形容男子【近义词】风流蕴藉、玉树临风、风华正茂、风流倜傥、风姿潇洒【反义词】尖嘴猴腮二、正气凛然【解释】：正气：刚正之气。
凛然：可敬畏的样子。
形容正气威严不可侵犯。
【出自】：罗广斌、杨益言《红岩》第十章：“许云峰把椅子一推，正气凛然地站在大厅当中，昂头命令道:‘送我回监狱
’”【近义词】大义凛然、义薄云天【反义词】卑鄙无耻三、光明磊落【解释】：磊落：心地光明坦白。
胸怀坦白，正大光明。
【出自】：”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七十四：“譬如人光明磊落底便是好人，昏昧迷暗底便不是好人。
”【语法】：联合式；作谓语、定语、状语；含褒义【近义词】光明正大、胸无城府、浩然之气、不愧屋漏、不欺暗室、玉洁冰清、襟怀坦白、磊落轶荡【反义词】上下其手、鬼头鬼脑、不欺暗室、掩人耳目、暗室可欺、弄虚作假、谲诈多端、鸡鸣狗盗四、无所畏惧【解释】：畏惧：害怕。
什么也不怕。
形容非常勇敢。
【出自】：《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了达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对于什么困难我们共产党人也是无所畏惧。
”【近义词】万夫不当、见义勇为、马不停蹄、初生之犊不畏虎、凌霜傲雪、临危不挺身而出、无私无畏、无所畏忌【反义词】毛骨悚然、胆小如鼠、畏首畏尾、不可终日、谨小慎微、投鼠忌器、惶惶不可终日、踌躇不前、望而却步五、顶天立地【解释】：头顶云天，脚踏大地。
形容形象高大，气慨豪迈。
【出自】：元·纪君祥《赵氏孤儿》第一折：“我韩厥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儿。
”【示例】：先生是楚国的栋梁，是顶天立地的柱石。
郭沫若《屈原》第三幕【语法】：联合式；作定语、补语；用于人【近义词】威风凛凛、巍然屹立、傲然挺立、柱天踏地、顶天踵地、气概不凡、英姿勃勃、顶天而立【反义词】低头折节、瞻前顾后、低头哈腰、特立独行、卑躬屈膝
乌鲁木齐是什么样的城市
（一） 概况 乌鲁木齐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全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第二座亚欧大陆桥中国西部桥头堡和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
她地处亚欧大陆中心，天山山脉中段北麓，准噶尔盆地南缘。
全市辖七区一县，总面积1.2万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166.8平方公里，全市总人口208.2万人（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居住着维吾尔、汉、哈萨克、回等47个民族。
历史沿革源远流长。
“乌鲁木齐”为古准噶尔语，意为“优美的牧场”。
早在2000多年前，这里就是古丝绸之路新北道上的重镇。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乌鲁木齐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汇点，中原与西域经济文化的融合处。
古往今来，许多志士文人都曾驻足乌鲁木齐，留下了“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水间”和“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等一批描绘乌鲁木齐美好景观的名篇佳作，使乌鲁木齐闻名遐迩。
在中华五千年灿烂的文明中，乌鲁木齐作为祖国西北屯垦戍边的屏障，为发展中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建设边疆、巩固边疆、维护祖国统一做出过重要贡献。
? 自然资源储量丰富。
乌鲁木齐东有吐哈油田，南有塔里木油田，北有准东油田，西有克拉玛依油田。
地下煤炭储量在百亿吨以上，可采煤层总厚度80米，素有“油海上的煤城”之称。
湖盐、芒硝、石膏、油页岩、铜、锰、铁矿也有很大储量。
拥有耕地5.4万公顷、牧草场60万公顷、野生草原植物300余种、可养殖水面3600公顷。
热力、风力资源极为丰富，拥有我国西部最大的风力发电厂。
? 旅游资源独具特色。
乌鲁木齐地势起伏剧烈，气候差异显著，有险峻的冰峰峡谷、出露完整的地质刻面、规模宏大的化石产地，是高山探险、滑冰滑雪、沙海猎奇、科学考察等活动的极好场所。
从巍巍天山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之间，依次分布着高山冰雪景观、高山亚高山草甸草原景观、山地森林景观、山地草原景观、山麓荒漠景观、沙漠景观。
千变万化的垂直自然景观为科学考察和旅游观光提供了丰富的内容。
乌鲁木齐市区有著名的红山、鉴湖、阅微草堂等“八景”，市郊有南山风景区、天山天池等旅游胜地。
? 民族风情多姿多彩。
居住在乌鲁木齐的众多民族，团结和睦，共建家园，创造了多姿多彩、富有神奇魅力的民族文化。
他们的民族风俗、宗教文化、建筑风貌、节日庆典、服饰装束、工艺土产、风味佳肴、娱乐习俗等构成了浓郁多姿的民族风情，独特的赛马、叼羊、姑娘追、达瓦孜表演、阿肯弹唱等民族文体活动以及边疆民族的能歌善舞、热情好客，对异国他乡的游客深具魅力。
? （二） 发展 经济建设长足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乌鲁木齐经济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以国有企业为中心的各项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方位的开放开发格局初步形成。
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实质性进展，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区级经济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公有制为主体、混合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
农村经济稳步发展，农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
工业结构调整继续深化，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比重不断提高。
城市基础设施功能不断完善，建成了以中山路商业一条街、人民路金融一条街、二道桥民俗一条街和北京路科技一条街为主要代表、各具特色的城市功能街区。
新疆商贸城、中国新疆小商品城、新疆国际大巴扎、华凌、友好百盛等一批地方特色市场和大型超市相继建成，逐步形成了火车南站、二道桥、中山路、大西门、铁路局等各具特色、初具规模的商业圈，肯德基、普尔斯玛特、世纪金花、百盛、家乐福等一批国内外著名品牌流通企业落户我市。
2003年，全市生产总值408亿元，人均生产总值1.99万元，全口径财政收入114亿元，地方财政收入46.1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72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087元。
在西部12个首府、省会城市中，综合竞争力位居前列。
? 城市服务功能完善。
先后建成了供水、供热、供气、路桥、安居、环保、绿化等一大批重点工程建设项目，使城市硬件设施明显改善、服务功能显著增强。
交通通讯较为发达。
乌鲁木齐国际机场为全国六大地区性枢纽机场之一，开通国际国内航线84条，其中，国内航线61条，通往国内62个城市；国际航线23条，通往国外15个国家、19个城市。
乌鲁木齐火车站是全疆铁路的总枢纽，兰新铁路复线和南疆铁路的建成运营后，其承担内地和中亚地区的客货集散运输能力大为增强。
公路四通八达，3条国道穿过市区与全疆、全国及周边国家相连，市区主干道河滩快速路与吐乌大高等级公路、乌奎高速公路衔接，外环路现已全线贯通，进一步提高了市区交通通畅能力。
乌鲁木齐是全疆的通讯邮电枢纽，已形成以数字微波、卫星、光缆为主体的长途通信传输网络，可与全国1046个市县及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直通电话。
亚欧通信光缆、GSM数字移动通信、DDN数字数据网、IP宽带城域网相继开通，使城市信息化水平大为提高，具备了与国内外进行大规模、高速率信息交流的条件。
所有这些，构筑起了一条现代化的立体“丝绸之路”。
2003年底，城市年供水量4.15亿吨，天然气供气总量1.36亿平方米，用电量47.8亿千瓦，生产生活供水、供气、用电得到有效保障；城市公共交通不断完善，拥有公共汽车3966辆，出租车6849辆，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19标台、拥有出租汽车32.9标台，居全国大中城市中上水平；集中供热面积达到3569万平方米，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23.92%，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4.16平方米；工业“三废”及大气污染治理成效明显，全年空气质量达到优、良的天气占50％以上。
同时，以创建旅游名城为契机，不断完善和落实城市规划，坚持旧城改造与新城建设并举，大力推进以改善市容市貌、治理城市污染为重点城市综合整治步伐，使城市面貌大为改观，一座具有现代化气息的新型城市已展现在人们面前。
? 对外开放水平显著提高。
随着亚欧大陆桥的贯通，我国发展战略重点西移和向西开放的扩大，乌鲁木齐依托紧邻周边八个国家，建成了五个二类口岸，近200个各类商品交易市场，形成了覆盖全疆，辐射国内外的多层次、多渠道贸易网络，已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城市。
2003年，驻乌鲁木齐外贸企业及二类口岸实现进出口总额20亿美元。
拥有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两个国家级开发区和一个出口加工区。
乌洽会的成功举办，向全国乃至世界宣传了乌鲁木齐，提高了乌鲁木齐的知名度和吸引力，加速了全市外向型经济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乌鲁木齐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
目前，乌鲁木齐市已同全国130个地、县、市和区内的60多个县、市开展了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同世界五大洲的63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良好的贸易合作关系。
旅游业发展迅猛，已跻身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2003年接待国内外旅游过夜人数391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47.1亿元。
? 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乌鲁木齐市先后被国家确定为“科技兴市”试点城市，“全国科技经济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国家清洁能源行动示范城市”、“重要技术标准研究试点城市”和“制造业信息化工程示范城市”。
积极推进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建设，各类科研机构改革有了实质性进展。
大力实施科技计划项目，以两个开发区为依托，建设了5个高新技术孵化基地，促进了科技与经济的结合。
积极推进素质教育，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2003年底，全市拥有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机构73个，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3万人;普通高等学校13所，在校生8.6万人;已建成广播、电视、无线、有线、调幅调频相结合的多层次广播电视网络；现有各类卫生机构1084个，其中医院106所，每万人拥有医生76人、病床数60张;拥有各类体育场所1403个。
通过实施“依法治市”、“创建文明城市”等活动，大大增强了全市各族军民的凝聚力。
七区一县全部建成了“双拥双模县(区)”。
乌鲁木齐市连续五次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称号。
（三） 展望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乌鲁木齐市委、市人民政府结合自身发展实际，确定了抓住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到2010年在全疆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当前，市委、市人民政府正带领全市各族人民，坚持“实力决定一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方针，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围绕“建设现代化国际商贸城”的长期目标和“建经济强市，创旅游名城”的近期目标，按照“优化一产，强化二产，提升三产”的总体要求，全力推动工业提速、商贸升级和农业增效，积极迈向率先在全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 乌鲁木齐——这座美丽富饶的边城，21世纪中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中心城市，正受到人们越来越普遍的关注，成为海内外投资者开发建设施展才华的舞台，她必将在推动新疆经济发展乃至中国西部振兴中发挥出越发重要的作用。
通用4字厅堂对联集锦
一轮明月；四壁清风。
高怀霁月；雅量春风。
贫不学吝；墨无过言。
字谜 发展
最早的字谜大约产生在汉魏年间。
刘勰《文心雕龙·隐篇》说：自魏以来，颇非俳优，而君子嘲隐，化为谜语。
刘勰说谜语产生于魏代，是因为那时的文人创作了许多独立完整的字谜。
如当时大文学家孔融写的一首离合作郡姓名字诗，每句四言，每四句或两句隐射一个字。
全诗长二十二句，共八十八字。
全文如下： 渔父屈节，水潜匿方；与时进止，出寺驰张。
吕公矶钩，阖口渭旁；九域有圣，无土不王。
好是正直，女回于匡；海外有鳦，隼逝鹰扬。
六翮将奋，羽仪未彰；龙蛇之蛰，俾它可忘（孔融字文举）。
孔融的这首离合诗，现在已被公认为我国最早制作的完整而成熟的字谜了。
这一时期，除了诗歌形式之外，人们还常常借助语言以外的实物来隐曲地表达文字之谜。
《世说新语·捷悟》记载，杨修做主薄时，一次为曹操修建国府。
在始构屋架时，曹操出来巡看，颇不中意。
于是在相国府门上大题一个活字，不发一言就离开了。
杨修一见此字，立即叫人把相国府的门拆去重修。
他说：'门'中加'活'字，就是'阔'字。
魏王是嫌门太小了呀。
这件事传开之后，曹操的制谜之巧，杨修的辨谜之捷，都被当时人们传为美谈。
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字谜就已经流行了。
不少文人名士都嗜好字谜，引为雅乐。
晋朝的潘岳、南朝宋国的谢灵运、谢惠连、鲍照，齐国的王融，梁国的萧巡之、陈沈炯等人，都制作了许多类似孔融的离合体字谜。
当然，从这一时期的制谜技巧来看，有了很大发展。
在离合文字偏旁之处，还揉和了象形、比说、会意以及名物文化等许多方法，对后世字谜产生了积极影响。
唐宋元明时期，制谜和猜谜的风气非常盛行。
字谜也不再局限于文士之中，而是浸透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童谣歌赋、符瑞图谶、碑额书题、印章绘画、小说笔记、百戏技艺、酒令暗语中，都可以看到字谜留下的种种痕迹。
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民百姓，皆以谜为乐，以谜为戏，竞相猜测，蔚为一时风气。
宋元时代，编字谜与猜字谜还被当作一种技艺，有人竟能以此为业，赚钱谋生。
其中的佼佼者，竞能名播四方，流芳百世。
宋·吴自牧《梦粱录·小说讲经史》记：商谜者，先用鼓儿贺之。
然后聚人猜诗谜、字谜、戾谜、社谜，本是隐语。
……杭之猜谜者，且言一二，如有归和尚及马定斋，记问博洽，厥名传久矣。
正说明了当时字谜流行的盛况以及人们对能制谜、猜谜者的尊崇。
忽必烈为何开府金莲川
忽必烈是拖雷正妻唆鲁和帖尼的次子，元宪宗蒙哥的同母弟。
元太祖成吉思汗十一年（1216）生。
他同其他蒙古儿童一样，自幼生长于鞍马间。
1224年，成吉思汗回军途中，他与弟旭烈兀首次出猎，并分别射死一只兔子和一只山羊，成吉思汗非常高兴，他按照蒙古人的习惯，亲自为他们拭指。
1232年，其父拖雷死，他与诸兄弟在母亲的培养下长大。
拖雷是成吉思汗长后所生的幼子，并且死得蹊跷，而唆鲁和帖尼又能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模范地遵守着成吉思汗的札撒，因而他的家族在宗亲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和赢得了较多的同情。
太宗窝阔台分封汉地时，拖雷家族得到了真定府，于是这个家族同真定府便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1242年（元太宗皇后乃马真氏执政元年），燕京著名的禅学大师海云和尚被召至拖雷兀鲁思，携僧子聪（世祖朝的太保刘秉忠）同行。
海云与子聪虽号僧人，实则皆精通儒学。
子聪“於书无所不读，尤邃於《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
论天下事如指诸掌”。
忽必烈向海云问佛法大要，后者对以“宜稽古审得失，举贤措枉，以尊主庇民为务。
佛法之要，孰大于此”
这分明是借谈佛法之机，向蒙古贵族宣传儒家的治国平天下理论。
忽必烈对此也很感兴趣，于是他进一步询问：“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
”海云则乘机建议他“求天下大贤碛儒，问以古今治乱兴亡之事”。
在与刘秉忠接触后，忽必烈受到了更多儒家思想的熏陶，对此兴趣更浓，所以当海云南归时，刘秉忠被留在拖雷兀鲁思数年。
这期间，他的主张对忽必烈的影响逐渐深化，所以当他奔父丧南归时，王府赐金百两为葬具，遣使送往邢州，一俟服除，立即被再次召至和林。
于是刘秉忠开始具体地系统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从典章、礼乐、法度，纲常等方面，全面地阐述了儒家的治国思想，并指出了当时存在的种种弊端和解决办法。
忽必烈此时，云中怀仁人赵璧也因通晓蒙古语被召至蕃邸，以儒书教授蒙古学生，他“以国语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诸书而教授焉。
然后贵近之从公学者，始知圣贤修己治人之方”。
他又泽《大学衍义》，时时于马上为忽必烈讲说。
通过刘秉忠，赵璧的讲解，忽必烈对中原历代统治者的统治方法有了初步了解，他“好访问前代帝王事迹，闻唐文皇为秦王时，广延四方文学之士，讲论治道，终致太平，喜而慕焉”。
自甲辰（1244，太宗后乃马真氏三年）始，他开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
通过刘秉忠、赵璧等的介绍、推荐，他开始留心中原事务和搜罗、召见中原人物。
甲辰，金末状元王鹗被召，并倍受尊重，“朝夕接见，问对非一”。
王鹗“进讲《孝经》、《书》、《易》，及齐家治国之道，古今事物之变”。
忽必烈开始萌生了以汉法治理国家的意图，他对王鹗说：“我虽未能尽行汝言，安知异日不能行之耶
”元定宗贵由二年（1247）；冀宁交城人张德辉、顺德沙河人张文谦、通州潞县人李德辉又分别被召。
这时，忽必烈的问题就提得更为具体、更为深入和更有针对性了，重点集中在“延访圣贤道德之奥，修身治国之方，古今治乱之由”。
他问张德辉：孔子没已久，今其性安在
”“或云辽以释亡，金以儒亡，有诸
”“祖宗法度具在，而未设施者甚多，将若之何
”“农家劳作，何衣食之不赡
”“孔子庙食之礼何居
”“今之典兵与宰民者为害孰甚
”并询问解决办法。
张德辉对答则“详明切直，多所开悟”。
于是奉旨兴学，会生徒，行祀礼，重振文风。
行前’又陈敦孝友、择人才、察下情、贵兼听、亲君子、信赏罚、节财用等先务七事。
张文谦以“占对称旨，擢置侍从之列，命司王府教令笺奏，日见信任”。
李德辉也被留在王府教授诸王子。
上述诸人除为忽必烈讲解儒家治国思想外，还向他推荐了大批中原耆儒硕德。
刘秉忠推荐张耕、刘肃、王恂等，张德辉也推荐了魏瑶、元好问、李冶、白文举、郑显之、赵元德、李进之、高鸣、李磐、李涛等二十余人，李德辉推荐了既懂铜人针法又习伊洛之学的窦默。
于是“弓旌之招，蒲轮所迓，耆儒硕德，奇才异能之士，茅拔茹连，致无虚月”己酉（元定宗皇后海迷失执政元年，1249），召窦默，默既至，首以三纲五常为言，并强调伟王之学，贵正心诚意。
当被问及“今之明治道者为谁时”，则以姚枢对。
于是，第二年（海迷失二年，庚戌，1250），遣赵璧召姚枢。
姚枢为营州柳城人，后迁居洛阳。
太宗四年来归，曾为燕京行台郎中。
因不满于行台长官牙剌瓦赤“惟事货赂”和诸侯“竞相掊克入媚”，辞官隐居辉州，潜心研究程朱理学。
姚枢以忽必烈能“虚己受言，可大有为，乃尽其平生所学，为书数千百言，首以二帝三王为学之本，为治之叙，与治国平天下之大经，汇为八目，曰：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好善，远佞。
次及救时之弊，为条三十”。
大致为立省部、辟才行、举隐遗、慎铨选、汰职员、班俸禄、定法律、审刑狱、设监司、明黜陟、阁征敛、简驿传、修学校、崇经术、旌节孝、重农桑宽赋税、省徭役、禁游惰、肃军政、周匮乏、恤鳏寡、布屯田、通漕运、倚债负、广储蓄、复常平、立平准、却利便、杜告讦等。
每项下又细陈实施办法，“本末兼该，细大不遗”。
忽必烈十分赞赏，遇事多征询其意见，并令其教授世子真金经学。
同年，召邢州人马亨、弘州顺圣人魏瑶。
瑶条陈便宜三十余事，举名士六十余人。
这样，在宪宗蒙哥即位前，拖雷兀鲁思已经搜罗了一大批才俊之士，在他们的介绍和影响下，忽必烈对汉地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
依靠汉地人才、以汉法治理中原的想法也逐渐形成，对以儒治国寄予了很大希望。
因此，蒙哥即位后，在考虑国事安排时，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交与他去处理，忽必烈遂离开漠北进驻漠南爪忽都（扎忽都，即金北边部族居住地区）之地，开府于金莲川（又名曷里浒川，地当今内蒙古正蓝旗闪电河一滦河上游，以盛产金莲花得名），作为大汗在漠南的最高军政代表，开始其以汉法治理汉地的政治生涯，将其从儒臣那里学到和积累了数年的汉法逐渐付诸实践。
儒臣们则把个人的政治前途和致主泽民的理想寄托在忽必烈身上，以他们继承和积累的两千年来的封建统治经验，尽心竭力地帮助、辅佐他，使他得以立足于蒙古统治者和汉地官民之间，避开了数次失位、丧权的危机，不以扩展实力和扩大影响。
“恩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开府漠南后，有了更多宴施政治抱负的机会，他更积极地向四方遣使，征聘名士，一时“宿儒俊造，宾接柄用”。
辛亥（元宪宗元年，1251），征戊选女真进士赵良弼于赵州。
千子（宪宗二年，1252），张德辉与元好问北觐，建议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忽必烈欣然接受，并采纳他们的意见，蠲免儒户兵赋。
杨奂、郝经、徐世隆也于同年觐见。
癸丑（宪宗三年，1253）召曹州济阴人商挺，甲寅（宪宗四年，1254）召许衡于卫州。
李俊民、李冶、王恂、程思廉、渤海人张础、惠州人赵炳、成都人张惠等相继被召。
而早年降附蒙古的史氏、董氏诸子侄和杨惟忠、贾居贞、畏吾儿人廉希宪等与忽必烈的关系也十分密切。
为实现其政治理想和抱负，忽必烈已经储备了大批人才。
忽必烈受命“总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大宴属下之际，姚枢向他建议：‘今天下土地之广，人民之殷，财赋之阜，有加汉地者乎
军民吾尽有之，天子何为
异时廷臣间之，必悔而见夺，不若惟持兵权，供亿之需取之有司，则势顺理安。
”忽必烈欣然采纳，请于蒙哥，获准。
灭金后，自太宗晚年至乃马真氏、定宗贵由执政时期，汉地管理十分混乱，官吏贪暴，差役繁重，百姓流亡。
太宗时，分邢州万余户为勋臣八答、启昔礼食邑，而监领者不能安抚治理，“征求百出，民弗堪命”，百姓逃亡殆尽。
辛亥（元宪宗蒙哥元年，1251），两笞剌罕向王府申诉，刘秉忠、张文谦建议以刘肃、李简同近侍脱脱前往，三人至郡，洗涤蠹弊，革去贪暴，流民复业，户口大增。
忽必烈亲眼看到了儒臣的治绩，从而“益重儒士，任之以政”。
牙剌瓦赤为燕京行省断事冒，与不只儿等管理汉地财赋。
他们不知安抚，草菅人命，民无以措手足。
忽必烈“极知汉地不治”，却不能进行干预和厘正。
河南与宋境接，而“民无依持，差役急迫，流离者多，军无纪律，暴掠平民”，加之边无备御，南宋不时扰边，“内地之民，多被杀虏”。
壬子（宪宗二年，1252）忽必烈采纳史天泽、姚枢的意见，请分河夕卜昕属试治之，不令牙剌瓦赤有所钤制，得到蒙哥允准。
于是设屯田经略司于汴，以忙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使，陈纪、杨果为参议。
在西起邓州，东到陈、毫之间，列障戍守。
“察奸弊，均赋税，以苏疲困；更钞法以通有无；设行仓以给军饷”。
严惩贪官，整肃吏治。
设屯田万户于邓州，置屯田于唐、邓，授以兵士、耕牛，敌至则御，敌去则耕。
在卫州设都运司，转粟于河，令民人粟，储于沿河所设五仓，以解决军粮供给。
二三年内，河南大治。
其年夏，忽必烈受命征云南，刘秉忠、姚枢从行，枢以宋太祖时大将曹彬取南唐不妄杀人为谏。
第二天，忽必烈对他说：“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
”第二年，师至大理城，姚枢裂帛为旗，书止杀之令，未曾妄杀一人，由此民得相完保。
刘、姚劝谏之功不可没。
大理既下，留大将兀良哈台戍守。
以刘时中为宣抚使，与白蛮大姓段共同安辑。
癸丑（宪宗三年，2253），蒙哥大封局姓，允许忽必烈在河南汴京与陕西北京间自择其一。
他接受姚枢的建议，选择关中。
针对诸将在北京大治府第，以豪华相尚的现象，忽必烈分遣诸将戍守兴元诸州。
同时奏割河东解州盐池以供军食，立从宜府于京兆，屯田凤翔，募民受盐入粟，转漕嘉陵。
又立京兆宣抚司，先后以孛兰、杨惟中、廉希宪为使，“京兆诸郡臂指陇蜀，诸王贵藩环拥周布，户杂羌戎，尤号难治”。
他们“摧摘奸强，扶植贫弱”。
严惩残暴扰民者，关陇大治。
立交钞提举司，印钞以佐军用。
又以姚枢为劝农使，督劝农桑，许衡为提学使，兴办教育。
丙辰（宪宗六年，1256），忽必烈将改变在桓、抚间设帐而居的状况，命刘秉忠相地筑城。
秉忠选择桓州东、滦水北的龙岗，与贾居贞等共同经营，三年告成，定名开平。
开平介于游牧草地与汉地农业区之间，既便于同蒙古大汗所居的和林联系，也便于控制中原，是沟通、联系南北的理想之地。
开平的兴建，是忽必烈用儒臣治理汉地初见成效和信心增强的结果。
儒臣们牛刀小试，就使邢州、河南、陕西的面貌改观，这本是蒙古国加强对汉地统治和治理的大好时机。
正当忽必烈准备起用儒臣大展宏图之际，却遭到了来自蒙古贵族内部保守势力的干扰和阻挠。
宪宗蒙哥虽有志于继承和发展父祖的事业，但在靠军事征伐取得东至高丽，西达西亚、东欧的广阔地区后，他没有准确地把握时机，适时地由军事征伐转向政治治理，却一味坚持“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
他即位后所发布的命令都是些针对一般性问题采取的治标办法，没有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和深入了解各地区现状的基础上制定一系列巩固统治的措施。
而对蒙古贵族内部的矛盾斗争及由此引起的各兀鲁思的独立倾向认识不足，没有相应的对策，依然希望以大汗的身份坐镇漠北，控制四方。
在用人行政上，他所奉行的依然是窝阔台时期的权宜措施。
忽必烈势力的发展，声望的提高，对蒙哥不无威胁。
他依靠儒臣推行的汉法使习惯于任意勒索的蒙古、色目贵族受到了限制，侵犯了他们的利益。
于是，忽必烈遭到了企图保持现状以维护既得利益的宗亲和掌握汉地财赋大权的官员的反对。
他们向大汗告发忽必烈，罪状是“王府得中土心”，“王府诸臣多擅权为奸利事”。
古代风景画鉴赏丁巳（宪宗七年，1257），蒙哥解除了忽必烈的兵权。
当蒙哥亲征南宋时，令塔察儿（斡惕赤斤之孙）领左翼军，而以有“脚病”为名，不令忽必烈领兵出征。
同时，遣亲信阿兰答儿为行省丞相，刘太平为参知政事，率囊家台、脱因等到陕西、河南检核财赋。
他们在关中设钩考局，用一百四十二项条款对河南经略司、陕西宣抚司大小官吏进行考校审查，声称除史天泽、刘黑马外，其余诸人皆可不向大汗报告，不经批准直接由钩考局定罪处治。
他们“钩校考索，不遗余力，又取诸路酷吏分领其事，大开告讦，虐焰汹汹”，“恣为威酷，盛暑械人炽日中，顷刻即死”。
仅陕西宣抚司死于威刑者就达二十余人。
此次狱讼是蒙古统治集团在治理汉地上两种不同政见矛盾冲突的结果。
所谓“王府得中土心”正是以汉法治汉地的结果；而“诸臣为奸利事”则是汉地诸臣选择忽必烈为实现其政治抱负，甘心为其效劳的反映，他们在管理财赋中，为王府谋利侵犯大汗利益的现象是存在的，他们把本属大汗的钱物送入王府，以增强王府的经济实力。
阿兰答儿等人广为罗织，目的则是打击忽必烈的政治势力，破坏他的改革计划。
如何保存实力，渡过这场危机，是忽必烈面临的最大难题。
作为藩王，忽必烈是无力与蒙哥对抗的，汉地儒臣一方面承受着大狱的压力，一方面设法缓和矛盾，结束危机。
面临残酷的迫害，史天泽、廉希宪、赵璧等挺身而出，身任其咎，以避免更多的牺牲；姚枢则建议忽必烈晋见蒙哥，以解除他的疑虑。
他说：“帝，君也，兄也；大王为皇弟，臣也。
事难与较，远将受祸。
莫若尽王府妃主自归朝廷，为久居谋，疑将自释。
”这是个大胆的有风险的办法。
忽必烈采纳了。
兄弟相见之际，疑团自释，蒙哥下令罢钩考局。
此时，正值塔察儿东路军失利返回，于是忽必烈自请率军南征，得到准许。
戊午（宪宗八年，1258）十一月，忽必烈自开平起行，第二年二月，抵邢州。
以杨惟忠为江淮荆襄湖南北等路宣抚使，郝经为副从行。
五月，于军中征东平宋子贞、李昶，访问得失。
子贞对以“本朝威武有余，仁德未洽。
所以拒命者，特畏死尔，若投降者不杀，胁从者勿治，则宋之郡邑可传檄而定也”。
昶上疏：“论治国，则以用贤、立法、赏罚、君道、务本、清源为对；论用兵，则以伐罪、救民、不嗜杀为对”。
忽必烈都表示接受。
当忽必烈进至鄂州时，已得到蒙哥死于四川合川的消息。
郝经遂上《班师议》，指出：“宋人方惧大敌，自救之师虽则毕集，未暇谋我。
第吾国内空虚，塔察国王与李行省（李班）肱髀相依，在于背胁；西域诸胡窥觇关陇，隔绝旭烈大王；病民诸奸各持两端，观望所立，莫不觊觎神器，染指垂涎。
一有狡焉，或启戎心，先人举事，腹背受敌，大事去矣。
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令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据燕都，按图籍，号令诸道，行皇帝事矣。
虽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独不见金世宗、海陵之事乎
若彼果决，称受遗诏，便正位号，下诏中原，行赦江上，欲归得乎
”忽必烈采纳了他的意见，与南宋缔结密约，于己未（1259）年底返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