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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原文
星星之火以燎原 毛 一九三零年一月五日 对于时局的估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
他们虽 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
因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 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 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
他们似乎认为 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 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 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
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 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
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 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
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 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 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
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 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
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
四，就会明白相应于 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 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 事)。
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 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式、方志敏式之有 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 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 地是正确的。
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
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 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
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 的主要工具。
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
这种估量，多半是从 主观主义出发。
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
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 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
因此，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 的时候，需要认识下面的这些要点： (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 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
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 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它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更要强大 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
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 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
(二)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
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 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
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
这里 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 会是很快的。
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 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
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 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
当湘赣边界割据的初期， 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正确的估量，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到现在还传为笑谈的所谓 “十分动摇”、“恐慌万状”两句话，就是那时(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统治者鲁涤平 的形容词。
在这种估量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
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蒋桂战争尚 未爆发之前)约四个月期间内，敌人的第三次“会剿”临到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到底打得 多久”的疑问提出来了。
其实，那时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蒋桂冯混战的形势业已 形成，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
但是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 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
中央二月来信就 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
(四)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
特别是我们在红军 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 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
所以有这种抓住 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
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 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
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 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 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
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 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 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
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 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
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 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 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拼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
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 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 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
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 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
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 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
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 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
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
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 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
就知道反帝 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
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 成烈火。
“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
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 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上面的话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就已经有了。
那封信上说： “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七日)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
国民党三次‘进剿’井冈山， 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
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革命潮流逐渐升涨。
党的战斗力组织 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 会迅速消灭。
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
屠杀主义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
群众对国 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
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
党的六次大会所指 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党(按，应加‘在大城市中’ 五个字)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举行暴动。
但是革命的发展将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 该采取积极的态度。
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的口号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
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 一定要在这种积极态度之下才有可能。
......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
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 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 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
所以，抛弃城市 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 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
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 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 这封信对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有如下的答复： “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 动群众。
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 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
因为，(一)主力红军多不是 本地人，和地方赤卫队来历不同。
(二)分小则领导不健全，恶劣环境应付不来，容易失败。
(三)容易被敌人 各个击破。
(四)愈是恶劣环境，队伍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
只有在好 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的刻不能离。
” 这一段话的缺点是：所举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极的，这是很不够的。
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 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
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 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
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 的效力。
例如我们前年干的湘赣边界政权，去年干的闽西政权，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结果。
这是一般的 原则。
至于说到也有分兵的时候没有呢
也是有的。
前委给中央的信上说了红军的游击战术，那里面包括了 近距离的分兵：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到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
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 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
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
大要说来是：‘分兵以 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 浪式的推进政策。
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
’‘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
’ 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
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
三年以来，都是用的 这种战术。
” 这里所谓“打开”，就是指近距离的分兵。
例如湘赣边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时，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在永 新境内的分兵。
又如第三次打下永新时，二十八团住安福边境，二十九团往莲花，三十一团往吉安边界的分 兵。
又如去年四月至五月在赣南各县的分兵，七月在闽西各县的分兵。
至于远距离的分兵，则要在好一点的 环境和在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两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
因为分兵的目的，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 地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
若不能达到这些目的，或者反因分兵而遭受失败，削弱了红 军的力量，例如前年八月湘赣边界分兵打郴州那样，则不如不分为好。
如果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那就无疑 地应该分兵，因为在这两个条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
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
中央那时还有一个通告， 谓蒋桂战争不一定会爆发。
但从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体上说来就都是对的了。
对于那个估量不适 当的通告，中央已发了一个通告去更正。
对于红军的这一封信，虽然没有更正，但是后来的指示，就没有那 些悲观的论调了，对于红军行动的主张也和我们的主张一致了。
但是中央那个信给一部分同志的不良影响是 仍然存在的。
因此，我觉得就在现时仍有对此问题加以解释的必要。
关于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也是去年四月前委向中央提出的，后来又在于都有一次决定。
当时指出的理 由，见之于给中央信上的，如下： “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
群众斗争的恢复，加上反动统治内部矛盾的扩大，使 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来。
在这种局面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广东湖南两省买办地主的军力太 大，湖南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尽失。
闽赣浙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
第一，三省敌 人军力最弱。
浙江只有蒋伯诚的少数省防军。
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但郭旅已被击破；陈卢两部均土匪军， 战斗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并未打过仗，战斗力必不大；只有张贞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 张亦只有两个团战力较强。
且福建现在完全是混乱状态，不统一。
江西朱培德、熊式辉两部共有十六团，比 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就差得多。
第二，三省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大明了外， 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
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 冈、永新、莲花、遂川，党和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新、兴国等具的红军 第二第四团有日益发展之势；方志敏的红军并未消灭。
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
我们建议中央，在 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
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 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 上面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规定一年为期。
至于争取江西，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 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条件。
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一年争取江西的结论。
那个建 议的缺点就是不该规定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急躁 性。
至于江西的主观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
除主观条件如给中央信上所说外，客观条件现在可以明白指 出的有三点：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 哪一省都弱。
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
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 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
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 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
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 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了。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 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
但我所说的 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 一种空的东西。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 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傣族 景颇族 阿昌族和德昂族的资料
，我国的少数民族之一。
傣族人民主居在云南省的西双版纳傣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孟连傣族拉祜（hù）族佤族自治县和临沧地区，散居于云南的大部分地方。
傣族通常喜欢聚居在大河流域、坝区和热带地区。
根据2006年全国人口普查，中国傣族人口有126万，绝大多数的傣族都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1]。
国内科考资料表明:傣族与百濮及百越中的滇越有关，傣族先民出自我国云南西南傣族聚居区，东南亚各国傣族都来源于此。
中国傣族与缅甸的掸(傣)族、老挝的主体民族佬族和泰国的主体民族泰族为同一民族。
总人口6000万以上。
历史上傣族以云南南部、泰国北部和缅甸东部为核心建有傣族国家——妙香国。
后经历史演变，这个国家已不复存在，傣族散居于我国西南一带和中南半岛各个国家。
在印度的东北阿萨姆邦亦有一部分傣族. 景颇族主要聚居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各县的山区，少数居住在怒江僳僳族自治州的芒马、岗房以及耿马、澜沧等县。
景颇族有景颇和载瓦两种方言，彼此通话困难。
景颇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景颇语支。
使用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景颇语文。
景颇族有丰富、优美的口头文学流传，包括反映民族起源、迁徙历史的叙事长诗及神话、故事、寓言、谚语、谜语等。
景颇族主要从事农业。
景颇地区盛产珍贵的木材和各种药材。
经济作物有橡胶、油桐、茶叶、咖啡等。
景颇族普通崇信原始多神，部分人信仰基督教。
习俗 景颇族家庭中尚保留幼子继承制，幼子地位高于长子，长子婚后另立门户，幼子却留在家中赡养父母，财产也主要由幼子继承。
景颇族坦诚好客，一直保留着“吃白饭”的待客习惯。
即在日常交往中，无论走到那一寨、那一家，都可坐下来吃饭，并可以不付任何报酬。
对于任何一个不相识的人，主人都必须招待饭菜。
民间普遍认为：让客人饿着肚子走，是最不体面的事。
无论婚嫁、过节集会，走亲串戚，景颇族人都要提一只篮子，内装水酒、熟鸡蛋、糯米饭团，民间称“送礼篮”，主人接过礼篮后，要向随从的客人一一敬酒，最后才能自己喝，并清点礼物，然后再把篮子还给客人，以表示礼物如数收到。
很多地区平时进餐仍然沿袭无论男女长幼均把饭菜分份进餐，无需桌椅、餐具，饭菜都用芭蕉叶包好，进食时人手一份。
忌把叶包反。
无论喝酒喝汤，都是就地砍一截竹筒，筒口斜削一刀，随用随去。
食俗 景颇族闲时一日三餐，忙时一日两餐。
主食大米，喜食干饭和竹筒饭。
所种植的蔬菜大都是不需精耕细作的瓜、豆、青采、洋芋（土豆）等，辅以竹笋、水芹、野蒜等。
肉食以猪肉和鸡肉居多，农闲时进行渔猎，如捕猎野猪、麂子、山羊、野牛、野鸡、鸟雀，捕捞鱼蟹、田螺。
景颇族饮酒多是自制的低度酒，称水酒，成年男女更喜烧酒。
景颇族喝酒十分注重礼节，熟人相遇互相敬酒，不是接过来就喝，而是先倒回对方的酒筒里一点再喝。
大家共饮一杯酒时，每个人喝一口后都用手揩一下自己喝过的地方，再转给别人，如有老人在场，先让老人喝。
典型食品主要有：竹筒烤鱼、撒皮、舂鳝鱼、砂锅炖竹鼠。
节庆 “目瑙纵歌”，是云南省德宏景颇族群众性的歌舞活动，也是景颇族人民祝颂吉祥幸福、欢度丰收的传统节日。
“目脑”是景颇语的音译，意即“大伙跳舞”，一般在农历正月十五之后举行，为期2-3天，每逢“目脑纵歌”节，仪式往往从清晨到夜晚，甚至通宵狂欢。
每次目脑都要杀牛祭祀，然后牛肉大家分食，并伴以歌舞活动，参加者多时成千上万。
此外，还要祭“能尚”宸庙，祭“能尚”每年两次。
一次在春播，祭品比较隆重，届时要杀牛、猪、鸡等，以庆贺丰收。
景颇也过“吃新谷”节，“吃新谷”都选在农历八月的一个龙日，届时把新谷炒干、舂成米，与老米合在一起做饭，以喻老米、新米接续不断。
吃新饭时，要把饭菜和酒洒到地里一部分，献给地鬼，然后全家共餐。
阿昌族热情好客，尊老爱幼，有许多优良的传统礼仪。
有客来家小憩，主人要好酒好茶招待，吃饭礼让上座，如客人年轻，辈分小可推辞坐边座或下方坐；遇敬酒倒茶，忌不礼让就接受。
阿昌族待客有劝饭习俗，无论会喝酒、喝茶否，忌讳客人不接受；遇劝饭时，无论已饱否都应伸双手捧碗相接；双手接递或起身行礼，视为恭敬。
通常劝饭是象征性的，通过劝饭讲情说意，乃至唱劝饭山歌抒情，表示欢迎客人才是真正的缘由。
阿昌族解除婚约婚誓，须退回盟誓的相片及头发。
忌烧毁相片、头发，否则认为照片及头发烧毁后，人会大病乃至会疯。
阿昌族同姓忌婚配。
有招婿入门习俗，上门男子须改名随女方姓。
婚礼举行3天。
在婚礼中新娘、新郎逐桌去敬糖茶，客人喝毕放少许钱币于杯中。
阿昌族男女青年结婚的婚宴上，首先要请新娘的舅舅坐在上首，并摆上一盘用猪脑拌制的凉菜，酒宴后舅舅要送新娘一条约4.5千克的带猪尾巴的后腿，称为外家肉，表示新娘要永远不忘娘家的养育之恩。
阿昌族历史上曾有抢婚和逃婚和习俗。
抢婚一般由以下两种原因引起：一是男女深恋，但女方父母不同意，两人只好商定由男方来抢婚，造成既成事实后，迫使女方父母同意；二是订下婚约后姑娘反悔，男方不甘心，只好强抢，迫使姑娘就范。
逃婚一般发生在双方父母都不同意的情况下，恋人只好双双逃走，以此争取婚姻的自由。
上述习俗由于时代的变迁和观念的变化，现已基本绝迹。
阿昌族结婚按长幼顺序进行，如长子未婚，次子和次女也不能结婚，姐姐未嫁，妹妹和弟弟也不能先于姐姐结婚。
如弟妹先于哥姐结婚，则要举行跨越礼和给哥姐一些钱，以对哥姐表示道歉和尊敬。
阿昌族的小伙子在娶亲的时候，要请两个手脚麻利，动作敏捷的陪郎帮着撑雨伞。
因为当新郎要进姑娘家的堂屋时，新娘寨子的年轻姑娘们都要从廊檐两旁向他泼清水，如果新郎被淋湿了，就会被人看不起；如果新郎滴水未沾，连陪郎也会得意骄傲。
据说，这伞是保护新郎免遭伤害的工具。
在很久以前，有个阿昌族的小妹妹叫腊咪，在她六七岁时父母双亡，靠着哥哥过日子。
十六岁时，两个哥哥分家，她便跟大哥在一起生活。
有一天，外寨一家叫腊纳的来向腊咪的哥哥提亲。
因为要娶腊咪的这个小伙子平时娇生惯养，脾气不好，甚至连开销都不会算。
为了能娶到腊咪，腊纳家的财礼给得十分丰厚，兄弟俩一算，除了办嫁妆外还能剩下一些用，也就爽快地答应了。
腊咪看不上这个小伙子，她喜欢一个叫腊舍的年轻人。
一次对歌后，俩人交换了定情物，并约定了下次见面的日子。
腊咪的两个哥哥知道腊舍把妹妹拐走了，而且腊舍家也送齐了财礼，心里很不情愿。
两个嫂子见腊咪找了这样一个标致能干的小伙子也很嫉妒，就火上浇油，于是兄弟俩就想害死腊舍。
认亲的那天，天还很早，腊舍就到了腊咪的寨子。
但腊咪的两个哥哥不让他进门，说腊舍是晚上把人领走的，天黑了才能让他进家门。
好容易等到天黑下来，腊舍的伙伴放着鞭炮，吹着唢呐，热热闹闹地进了腊咪家，腊舍高高兴兴地走上坷头，正想拱手作揖，突然几盆冷水从廊檐两旁劈头盖脑地泼下来，只见眼前闪来两条白光，腊舍一声惨叫就倒下了。
腊咪听到这个消息后便把自己勒死了。
后来，人们为了保障新郎的人身安全，就在新郎到达新娘家门口时撑起伞来遮住新郎，叫做：伞护新郎保全身。
因此，这种特殊用处的伞实际是阿昌族新郎的护身符。
德昂族 De’ang nationality 中国的少数民族。
(见彩图)自称达昂。
又分若买、凉、布雷等支系,汉语统称崩龙。
1985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改称为德昂族。
散居于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五县一镇及保山、临沧、思茅地区所辖各县。
潞西县三合山和镇康县军弄等地是德昂族的聚居区。
人口为12295人(1982)。
使用德昂语,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德昂语支,操布雷、若买、纳盎3种方言。
无文字。
族源 崩龙称谓，最早见于清王昶《征缅纪闻》。
汉晋时的濮人、隋唐时的茫蛮、扑子蛮、望苴子蛮是今德昂、佤、布朗等族的先民。
他们先后臣服于汉、晋等王朝及唐宋时期之南诏、大理国。
元以后，他们的先民又沦为傣族土司的属民。
反帝反封建斗争 19世纪初，德昂族人民反抗芒市傣族土司的压迫和统治，提出“官家不公平，杀死官家解不平”的口号，联合傣族人民爆发了持续数年的大规模武装起义，最后由于芒市土司得到清政府和汉族地主的支持，起义被镇压下去了。
近代以来，德昂族与景颇族等族人民曾共同抗击英帝国主义对中国云南西部地区的侵略。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从缅甸侵入中国的德宏地区，当时沦陷区的德昂族人民参加了汉、傣等族人民组织的一支二千余人的游击队，用铜炮枪、长刀及弩弓，同日本侵略军进行了多次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德昂族人民各村组织自卫队，反抗国民党统治。
解放军进入云南后，德昂族人民积极协助解放军歼灭逃窜之国民党军队，迎来了德昂族的解放。
社会经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德昂族属傣族封建土司统治，头人多世袭或由土司任免。
头人称达岗（汉族称为总伙头），相当于乡长，管辖数村。
每村设达吉岗一人（汉族称为伙头），并设达朴隆、达基格等头人，协助达吉岗处理村内一切事务，为土司摊派款项和贡物。
属景颇族山官（见景颇族山官制）直接管辖的德昂族，还要向山官缴纳一定数量的保头税、官工、官谷等，同时，要向国民党政府缴纳苛捐杂税。
德昂族的家庭，在20世纪初，还保留着父系大家庭公社的特征：每个大家庭由三至四代有血缘关系的若干小家庭组成，共居一长房，过着集体劳动、共同消费的生活。
随后，由于土地私有制的逐渐确立，个体经济的发展，外来商品货币的冲击，高利贷、雇工和实物地租的出现，促使大家庭日趋瓦解，而建立起个体小家庭。
文化和风俗习惯 德昂族实行一夫一妻制，同姓不婚，男女婚前享有恋爱自由，姑娘选择对象有一定自主权,但最后要征得父母同意。
结婚时,男家要给女方一定聘礼。
若夫妻不睦，男方提出离婚，只要出几斤米、几元钱，请村寨头人祭神树后，即可通知女方回娘家。
女方提出离婚，要赔偿男方聘礼。
新中国成立后已发生变化。
德昂族民间有着绚丽多彩的刺绣和雕刻艺术，有揭露反动统治者罪恶，歌颂劳动人民的爱情等内容的神话故事、民间传说。
如反映男女爱情悲剧的《芦笙哀调》、《帮工调》，笛音哀婉凄恻，非常感人。
乐器受附近傣族、景颇族和佤族影响，也使用铓锣和象脚鼓。
管弦乐器有葫芦笙、笛、小三弦、小四弦等。
木鼓是本民族独特的一种头部宽、脚部窄的短鼓。
舞蹈以木鼓伴奏，称木鼓舞。
不同支系的妇女有不同的服饰，从其统裙横线条纹的颜色来识别。
她们上着开襟短衫，头缠包头，戴银器及彩色玻璃珠，束腰箍，扎裹腿。
男子着黑布圆领大面襟，缠黑色或白色包头。
少年喜带大耳坠和银项圈。
住房分竹楼和土屋两种。
竹楼亦称干栏，楼上住人，楼下关牲畜。
靠坝区村寨，多居土木结构的茅屋，厢房关牲畜，堆放柴草和安置脚碓。
节日有泼水节、关门节、开门节、做摆、烧白柴等，大多带有宗教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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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日常用语谁告诉我几句啊
俗话说：“回回见分亲”，回族无论男少见面后都互语，使用最普遍的问候语是“色俩目”。
这句问候语系根据阿拉伯语音译而来。
其意义为“安宁”、“平安”，也有译做“色兰”的。
属于穆斯林问候和祝安的礼节用语。
道安着先说“安色俩目尔来库目”（意为“求真主赐平安给你”），受道安着回答说“吾尔来库色俩目”（意为“真主也降平安于你”）。
伊斯兰教法将道安致“色俩目”规定为一则“圣行”。
一般来说，晚辈对长辈、幼对长、夫对妇、教众对阿訇、客人对主人、乘骑者对步行者、少数人对多数人先道“色俩目”，然后对方回答“色俩目”。
道“色俩目”时，要面色和悦，将右手置抚胸前，将腰微微前躬，或平扬双手，以示庄重和亲切。
忌在污秽地方道“色俩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