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精英部队的口号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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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职高手各战队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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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一支笔,的名言词
心正则笔正。
宋·苏轼《书唐氏六家书后》。
心正：指人的思想、品行端正。
笔正：指书法纯正。
本句大意是：只有思想、品行端正，下笔写字才会书法纯正。
“～”本是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回答穆宗问他为什么善于用笔对说的话，意思是思想纯正，没有邪念，写字就会写得纯正，合乎章法。
其实“心正”与“笔正’之间并没有必然的直接联系，但一个人的才识、学问甚至性格、品格等修养，往往能通过书法体现出来。
如风流倜傥的人，字也多半写得潇洒飘逸；忠厚淳朴的人，字也大都写得朴实无华。
作者云“～”，无非是强调作人要注意思想品德的修养，这是至今我们都应该认真借鉴的。
这句可供论述书法艺术中个人品质修养的重要性。
北宋文学家 苏轼 《书唐氏六家书后》下笔风起云涌。
笔名言明末清初文学家 蒲松龄笔是思想的舌头。
西班牙小说家 塞万提斯挥毫落笔如云烟。
唐代诗人 杜甫传神文笔足千秋。
清代文人 永忠长觉风雷笔下生。
关于笔的名言唐末诗人 崔道融不动笔墨不读书。
中国革命家和教育家 徐特立笔下龙蛇似有神。
唐代书法家 张怀瓘笔所未到气已吞。
北宋文学家 苏轼笔墨是智慧的犁铧。
笔名言尼日利亚作家 约翰·克拉克笔杆子已成为号角。
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诗人 朗费罗意在笔前，然后作字。
见晋·王羲之《题卫夫人》。
意：这里指字的形体、结构、笔划搭配等。
笔：这里指下笔书写。
作字：写字。
这两句大意是：在动笔书写之前，要先对所写的宇的形体结构偃仰横直等等有了充分的考虑，然后再下笔书写。
书法家在动笔之前，不仅要对每个字的形体太小，笔划粗细，用墨浓淡，运笔急徐进行充分酝酿，精心设计，而且还要对字与字之间的互相搭配，整幅作品的结构布局有通盘的考虑，才能完成一件理想的书法作品。
故而“意在笔前”是书法艺术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这两句可供论述在书法创作中应先认真思考，作到胸有成竹后再下笔书写；也可仅引用“意在笔前”说明在文学创作中应对要表现的内容有了深思熟虑之后再动笔。
东晋书法家 王羲之 《题卫夫人<笔阵图>》意在笔先，神余言外。
清代文人 陈廷焯意在笔先，力透纸背。
关于笔的名言清朝文学家、史学家 赵冀意存笔先，画尽意在。
唐代画家 张彦远未落笔时，先须立意。
清代学者、书画家 蒋和落笔要旧，景界要新。
清代画家 唐岱笔秃千管，墨磨万锭。
笔名言北宋文学家 苏轼笔墨亦由人品为高下。
清代画家 方薰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
汉·王充《论衡·佚文篇》。
这两句大意是：文人的笔，是用来劝人为善，惩戒恶行的。
王充在这里说的是一种写作目的，认为文人应该用自己的笔来“劝善惩恶”。
这里的“善”、“恶”，自然是以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来衡量的。
但王充已经认识到文学的社会性，指明了文人的社会责任，这是应该肯定的。
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学家，应该用自己的笔来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倡好人好事，惩戒恶行劣迹，爱憎分明，褒贬得当。
从这个意义来看，～两句对当前的写作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
东汉哲学家 王充 《论衡·佚文篇》据鞍雄剑动，插笔羽书飞。
唐·杜审言《赠苏味道》。
苏味道：初唐时人，曾居相位，后贬为刺史。
据鞍：骑在马上。
雄剑：利剑。
插笔：搁笔。
羽书：军事文书，插鸟羽以表示紧急。
这两句大意是：在马上挥舞着利剑杀敌立功，在案旁写成的羽书飞传军中。
诗句赞扬苏味道武能疆场杀敌，文能运筹帷幄，可化用以表现古时文武全才的人。
唐代诗人 杜甫的祖父 杜审言 《赠苏味道》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关于笔的名言唐·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
这两句大意是：一下笔就能使风雨为之惊动，诗写成后能使鬼神为之哭泣。
这两句是杜甫连用比喻、夸张的手法高度赞美李白才华横溢，他的诗歌精妙绝伦，具有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
可供引用论述诗文创作应力求有分量，有力度，能打动人心，也可引用形容某些诗文作品气魄宏太，感情强烈，富有艺术感染力。
唐代诗人 杜甫 《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唐·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这两句大意是：读破了万卷书，作起诗文章像有神助一样。
这两句是杜甫的自我评价，虽多少有些夸张和自负的意昧，但确是经验之谈。
它道出了一个质朴的真理，即博览群书，吸取前人积累的知识和创作经验，加以融会贯通，写起诗文来就会下笔成章，若有神助。
作者对读书与写作的关系作了精炼的概括，因而千古以来广为传诵。
苏轼的名言“读书万卷始通神”即从此化来。
此名句可供引用论述平时注意读书，注意积累知识对于创作的重要作用。
唐代诗人 杜甫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一字不可易，易则损文笔。
古希腊盲诗人 荷马记者的笔可抵三千毛瑟枪。
法国近代资产阶级军事家,政治家 拿破仑吐言贵珠玉，落笔回风霜。
笔名言唐代诗人 李白精华在笔端，咫只匠心难。
唐代诗人 张祜好脾气是人生的一笔财富。
英国散文作家 威·赫兹里特父母的美德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古罗马诗人 贺拉斯胸中书富五车，笔下句高千古。
关于笔的名言明代文学家、戏曲家 冯梦龙胸次山高水远，笔端云起风狂。
北宋词人 向子湮轻吟一句情话，执笔一副情画。
现代诗人、散文家 徐志摩纵横正有凌云笔,俯仰随人亦可怜。
见金·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其二十一。
“纵横”句：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一称颂北周著名文学家庾信的诗赋到晚年“凌云健笔意纵横”,意谓气势昂扬，意境开阔。
俯仰随人:即随人俯扬,人家低头就低头,人家抬头就抬头,亦步亦趋,步人后尘,这两句大意是:写诗应该自抒性情,纵横挥洒,如随人俯仰,陈陈相因，也太可怜了．金末元初诗人、史学家 元好问 《论诗三十首》童心便有爱书癖，手指今余把笔痕。
笔名言唐·刘禹锡《送周鲁儒赴举诗》。
癖(pī匹)：出于对事物偏爱而形成的习惯。
把：握，这两句大意是：从小就有喜读诗书的癖好，长年乐此不疲，到现在手指上还留有明显的握笔磨出的茧痕。
这是刘禹锡对学有专攻的朋友的赞许。
诗句采用夸张的手法，在读书之“癖“上做文章：先在少小童心上浓抹一笔，一跃而写当今，通过一个极大的时间跨度和一个至今犹存的“把笔痕”，突出与强化前边的“读书癖”，从而使漫长的时间也得到了强化。
可谓惜墨如金，然而境界全出，兴味盎然。
唐代文学家 刘禹锡 《送周鲁儒赴举诗》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
唐·李白《江上吟》。
五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
沧洲：泛指扛海。
这两句大意是：诗兴酣畅之时，落笔行文力撼五岳；挥毫成诗之后，笑做人间气凌江海。
～两句写李白文思酣畅，气度非凡，落笔成篇，撼山凌海，充分表现出李白的文学才能和作者的高度自信。
此句既可描述李白卓越的艺术天才，也可借以褒扬其他作家卓越的艺术成就。
唐代诗人 李白 《江上吟》庚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唐·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一。
庾信：字子山，北朝末期诗人兼辞赋家。
他的艺术成就集六朝之大成，对诗歌形式作过多方面的探索，对唐代诗赋的发展有较大影响。
这两句大意是：庾信的作品到了晚期更为成熟，他的笔锋雄健，气势凌云，纵横挥洒，无不如意。
此名句是对庾信的文学评价，后一句也可借来评价其他优秀作家纵横捭阖、气势不凡的作品。
唐代诗人 杜甫 《戏为六绝句》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
宋·苏轼《柳氏二甥求笔迹二首》其一。
退笔如山：据《太平广记》载，智永住吴兴永欣寺，学书有秃笔头十瓮，后埋之，号为退笔冢。
这两句大意是：写秃的笔头即使堆积如山也不值得珍惜，其有读破万卷书才能实现通神的创作境界。
苏轼的外甥柳闳、柳辟很崇拜舅舅的书法，向苏轼索求笔迹。
于是，苏轼写了两首诗自谦，说自己的书法未足珍惜．只有读书万卷才是学子们应追求的境界。
“读书万卷始通神”一类的警句，是古人劝学的常用语，是我们民族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
杜甫也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之句，这种号召读书广博的口号，在知识爆炸，社会分工却越来越细，专业面目趋狭窄的今天，仍有其现实的借鉴意义。
北宋文学家 苏轼 《柳氏二甥求笔迹二首》意匠如神变化生，笔端有力任纵横。
关于笔的名言宋·戴复古《论诗十绝》其四。
意匠：指作文、绘画时的精心构思。
纵横：奔放，不受拘束。
这两句大意是：精妙的构思出神入化，变化无穷，刚劲的笔触纵横恣肆，任意驰骋。
浩瀚的文思，是写作的基础，文思浩瀚则笔力纵横，笔力纵横则表达如意，正如苏轼所说；“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
～两句对创作时的构思和表达均有借鉴意义。
南宋诗人 戴复古 《论诗十绝》爱好由来落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
清·袁枚《遣兴六首》其五。
由来：从来。
落笔：下笔。
这两句大意是：由于爱美求好，我写作时从来都感到下笔是很困难的事，一首诗总要反复修改千次才觉得心安。
袁枚和蒋士铨、赵翼号称“乾嘉三大家”，是当时诗坛盟主，可是他晚年写诗还要千百次修改，才觉得心安。
此诗的后两句是“阿婆还是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意谓作品不经反复修改，就像没梳妆好的女子一样，不许步出闺阁，抛头露面，让人看见。
由此可见袁枚创作态度的谨严，也可见写作中修改、锤炼的重要。
清代诗人 袁枚 《遣兴六首》妙不可尽之于言，事不可穷之于笔。
晋·郭璞《江赋》。
这两句大意是：长江景色的美妙，是语言叙述不尽的；与长江有关的历史事件，是笔墨记录不完的。
原文虽然是针对长江的，但也可用来泛指其它事物。
例如可供引用形容山川的壮丽、园林的秀美或某次经历的丰富多采，令人难忘等。
也可用以说明写诗作文以含蓄隽永、耐人寻味为上，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而不宜过于直露。
东晋著名学者 郭璞 《江赋》信手拈来世已惊，三江滚滚笔头倾。
金·王若虚《评东坡山谷四绝》其二。
这两句大意是：苏轼作诗不假雕琢，信笔写来．如江水从笔底滚滚倾出，诗情豪放，具有惊世骇俗的力量。
这首诗的全文是：“～，莫将险语夸劲敌，公自无劳与若争。
”这是作者对苏诗不假雕饰，自然惊人，诗情奔放，不可阻遏的艺术功力的高度评价，认为苏诗决非黄山谷诗所能匹敌。
后多用以形容文人才思敏捷，挥洒为文，如江水自然流出，滔滔不绝。
金代文学家 王若虚 《评东坡山谷四绝》词源倒流三峡水，笔阵独扫千人军。
笔名言见唐·杜甫《醉歌行》。
词：文词。
笔阵：笔法阵势。
这两句大意是：文势浩瀚，如三蛱之水奔腾澎湃；笔法雄健，如千军万马独力横扫。
这是杜甫对堂侄杜勤的赞语，也可用来称许才思敏捷，文势磅礴和书法矫健，挥洒自如的人。
唐代诗人 杜甫 《醉歌行》欲为平易近人诗，下笔情深不自持。
清代思想家、文学家 龚自珍引笔奋力，若鸿鹄高飞，邈邈翩翩。
晋代书法家 卫恒胸中历历着千年，笔下源源赴百川。
魏衍司源到流三峡水，笔阵独扫千人军。
关于笔的名言唐代诗人 杜甫内忧未艾叹萧墙，点滴学问在笔头。
陶铸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唐代诗人 岑参人品高，学问深，下笔自然有书卷气。
清代学者 蒋骥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
笔名言南朝·粱·刘勰《文心雕龙·养气》。
意得：指文思涌现。
命笔：执笔写作。
理伏：指文思阻塞。
投笔：掷笔。
卷：收。
这两句大意是：文思涌现就舒展情怀执笔书写，文思阻薯就收起情思放下笔来。
要写出好的作品，不仅要有创作的愿望，更需要有灵感，有冲动。
光凭冥思苦想，是写不出好文章的。
所以刘勰主张文思畅达时就命笔行文，文思枯竭时就干脆投笔卷怀，不要硬去搜索枯肠。
这种见解是可取的。
南北朝文学理论家 刘勰 《文心雕龙·养气》人有一个好名声，就等于拥有一大笔财产。
英国历史学家 托·富勒美的至高无上的部分，无法以彩笔描出来。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作家,哲学家 培根弄笔偎人久，描花试手初，等闲妨了绣工夫。
宋·欧阳修《南歌子》[凤髻金泥带]。
试手初：初次试试自己(描花)的身手。
等闲：白白地。
这几句大意是：这位新嫁娘久久地饿偎在丈夫的怀里，抚弄着彩笔，在婚后初次尝试着描摹花朵。
由于沉溺于幸福的爱河之中，白白地消磨掉不少时光，影响了刺绣工夫。
这是一首描写新婚夫妻恩爱生活的词。
～几句把新婚夫妇的生活情态写得逼真传神。
新娘子为了掩饰自己的羞涩，在～后，地又撒娇地“笑问鸳鸯双字，怎生书?”是她真的遗忘了，还是俏皮地故作逗趣，一任读者猜想。
北宋文学家,史学家 欧阳修 《南歌子》在真正的伟人的领导下，笔会比剑更有力量。
关于笔的名言英国小说家 布尔沃·利顿借用别人的观点的人永远也偿还不了这笔债务。
英国政治家 哈利法克斯山谷郁郁盘盘，云水飞动，意出尘外，怪生笔端。
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
山谷：指肤西蓝田辋川的山谷。
郁郁；树木葱茏茂盛。
盘盘：蜿蜒盘屈。
尘外：尘世之外，指画中充满隐逸之情和禅意。
这几句大意是：(辋川)山谷葱茏盘屈，云飞水动，隐逸之情和谈禅之意溢于画表，不凡的意趣生于笔端。
王维性喜山水，热最自然，崇信佛教，诗、画多以山水为内容。
晚年居于辋川，曾绘《辋川图》，～几句就是对《辋川图》的生动的文字描绘，读之如身临其景。
唐代诗人 朱景玄 《唐朝名画录》诗人! 笔下珍重罢! 众生的烦闷 要你来慰安呢当代女作家 冰心 《繁星春水》怜悯是一笔借款，为小心起见，还是不要滥用的好。
笔名言法国思想家 文学家 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罗曼·罗兰一个人向着目标迈进的时候，应当笔直地朝前望的。
法国思想家 文学家 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罗曼·罗兰若不是笔帮助了剑，恺撒大帝可能早已被世人遗忘。
亨·沃思没有感情这个品质，任何笔调都不可能打动人的心。
法国哲学家 狄德罗
霸气又好听的学习小组名字
学习小组嘛，面对命题，态度自然是劈荆斩棘，攻克难关，氛围又要轻松愉快，名字就要通俗俏皮还要有狠劲，“我是”当仁不让。
关于广播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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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资料,希望有所帮助 明代和公元一八四○年前的清代，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晚期。
在这几百年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虽然已经给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打上某些烙印，但建立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顽强结合基础上的“超稳定”的封建制度，尚未进入全面瓦解的阶段。
而明清两代发展到登峰造极程度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政治，由于实行科举制度，朝廷可以通过吸收各阶层人士参与政权，从而扩大统治基础，以保持封建政权的稳定，用不着与市民结盟，王权也就无意促进商品经济大规模发展，而且往往起着阻碍作用。
这同西欧各国中世纪末期出现的统一的封建王权的历史作用大不相同。
在西欧，王权为着打击封建诸侯的割据势力，必须赢得城市市民的支持，为此，王权采取了若干措施促进统一市场的建立，这在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总之，明清两代虽然有新的社会因素在萌动，但就全体而论，还是沿着秦汉以来封建帝国的故道缓慢运行。
正由这种社会格局所决定，明清文化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相继占据文化宗主地位 与统一的封建专制帝国的晚年阶段相适应的明清文化，其显著特征是，较先秦、汉唐儒学更富于思辨色彩的新儒学——宋明理学——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里曾将中国封建时代（秦以后）的学术文化按时代进行分类排列：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考证学。
这种分类虽不尽科学，未能区别同一时代的对立学术派别，但也大致勾勒了各个朝代文化的主潮。
明清盛行的“理学”，又曰“道学”1，由唐代韩愈、李翱开启先河，胡瑗、孙复、石介等“宋初三先生”加以酝酿，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等“北宋五子”正式创立，南宋朱熹集其大成。
明代自太祖开始即尊崇程朱，成祖又命胡广、杨荣、金幼孜等编撰《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用程朱解释的四书五经作为钦定的教科书，科举考试也以此命题和作标准答案。
天下士子欲求显达，无不追踪程朱足迹，熟记朱熹对四书的阐释，而不敢越雷池一步。
明中叶出现的河东派薛瑄、崇仁派吴与弼都以程朱为本，以躬行复性为主。
直到王守仁倡导的姚江派（或称阳明学派）才有所变通。
理学作为宋、元、明、清四代儒学，与汉儒古文经学不同。
汉儒治经重在名物训诂，将经书作历史典籍看待，而宋儒、明儒则多借经书阐述义理，故称其学术为“理学”。
但理学并非一个学派，它是十至十九世纪中叶思想史断代的总称，其内部派系丛生。
如宋代理学即有以周敦颐为首的“濂学”，以程颢、程颐为首的“洛学”，以张载为首的“关学”，以朱熹为首的“闽学”。
它们虽各有差异，但都力图将封建政治原则和伦理道德本原化，都是从孔孟出发，围绕“现”、“气”，“道”“器”“心”、“物”等范畴，展开自己的思想体系，从不同的本体论角度，论证封建秩序的永恒性，将纲常名教归结为宇宙的本原——“理”。
这正是理学受到封建统治者青睐，成为封建社会晚期文化正宗的原因所在。
程颐与朱熹是宋代理学的主要代表，他们的学说相近，共称“程朱理学”。
这个学派断言，“现”是离开事物独立存在的客观实休，所谓“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2。
这里的“理”，指的是封建伦理纲常，与人们的生活欲望是对立的。
朱熹说：“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3。
二程则号召人们绝对遵守封建伦理教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4。
这种思想显然是为封建统治者制造“顺民”服务的。
正如黑格尔所说：“在中国，那个普遍的意志直接命令个人做些什么，个人则敬谨服从，因而失掉反省与自我。
”（G·F．Hegel，Pnilosophie Geschichte第173页）明清统治阶级之所以借重程朱理学，将其确定为官方哲学和科举考试的范本，原因正在于这种学说大有利于对各阶层民众实行精神奴役。
清人戴震曾对此作了揭露：“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
”5 与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相违，南宋还出现了另一理学派别，即以“心”为最高范畴的主观唯心主义的陆九渊的“心学”。
这个学派提出“吾心即宇宙”，“心即理也”等命题。
明代的王守仁不满于程朱理学的疏远人情，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形成“阳明学派”，以“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为主旨，把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人生而俱有的“良知”。
阳明学派在明中叶以后风靡一时。
《明史·儒林传》说，阳明学说“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
阳明学的兴起，表明程朱理学出现危机；而中世纪哲学发展到阳明心学，已走到极端，一种具有新因素的思潮行将崛起。
不过，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强固性、迂回性，清代前中期仍然呈现理学回光返照的局面。
当时虽然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汉学与宋学的对垒，但理学的统治地位并来发生根本动摇，广大士大夫的主要精力仍然投入钻研儒家经典和揣摸八股时文上，反对变革、轻视自然科学的风气遍及朝野，社会上普遍流行的是非观念和价值标准并未超出封建主义的大圆圈，虽然这时已出现少数先进人物（如魏源、龚自珍）在试图突破传统的某些桎梏，发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声。
理学作为近古文化的主体和官方哲学，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
就消极面而言，它所包含的僧侣主义、禁欲主义成分，以及相当精密的唯心论，特别是对封建纲常所进行的理论辩护，都为近代反动统治者所器重和利用。
如曾国藩的以“诚”为中心范畴的思想体系，便与程朱一脉相承。
曾国藩认为，“诚”是世界的主宰，源于“道”、“理”。
他企图以“诚”“挽回厌乱之天心”，“塞绝横流之人欲”。
6此后，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提倡“四维八德”，所依据的理论亦多采自程朱陆王。
日本近代的法西斯主义，也从阳明学说中吸取了某些思想材料。
当然，理学包容了近古大量的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具有若干合理成分，颇具开发价值。
同时，宋明理学还给明清之际诸大师提供了诱发因子，如李贽的思想脱胎于泰州学派，而泰州学派的主将王艮又直接师事王守仁；王夫之则以宋代理学的一支——张载的以“气”为最高范畴的唯物主义的“关学”为前导，并吸取了朱熹的“闽学”，故有王夫之“归宿于闽”的说法；顾炎武脱颖于朱熹也为人所共知；黄宗羲就学于刘宗周，而刘宗周兼采了程朱和陆王，而又更倾向于陆王，这一点给刘宗周的及门弟子黄宗羲打上了深刻烙印。
近二、三十年来，人们强调了明清之际诸大师对理学的批判，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我们也不应忽视顾、黄、王等人与理学的继承关系。
事实上，早期启蒙思想家对程朱陆王，既有批判又有承袭。
正如嵇文甫所指出的，王夫之对朱熹学说进行了“否定的修正”，对陆九渊、王阳明学说作了“肯定的杨弃”。
其他早期启蒙大师也有“入宋明理学，出宋明理学”，来自理学营垒，又对理学营垒实行了“反戈一击”的类似情形。
第二，早期启蒙思潮应运而起 明清两代的文化，一方而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相继占据统治地位；另一方而，与资木主义萌芽相适应的，又出现了带有一定反封建色彩的早期启蒙思潮。
如被称作“异端之尤”的李贽，已有较为鲜明的市民反对派气息，他对封建独断论的怀疑和否定是空前的；明清之际三大师——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以及方以智、唐甄、颜元、戴震、焦循等人，更从不同侧而与封建社会晚期的正宗文化——宋明理学展开了论战，有的批判锋芒更直指封建专制君王。
明代中后期市民文学兴起（其理论表现是李贽的“童心说”和公安派“独抒性灵”口号的提出，其代表作品为长篇小说《金瓶梅》、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等），也是城市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的社会现实的反映。
生动活泼、富于民间生活情趣的市民文学，较之明代前期内容空虚、徒具华丽形式的“台阁体”文学，以及前七子、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复古运动，都是一个巨大的跃进。
至于清代出现的《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作品，则在更大的深度和广度上揭示了封建制度的病端，将古典现实主义文学推向高峰。
“启蒙思潮”在世界文化史上的确定含义，是指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大革命前夕出现的反对封建蒙昧主义、论证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思潮。
与之比较，中国十七世纪前后最先进的社会学说还存在着明显的时代差距。
以明清之际最富于战斗精神的政治哲学著作《明夷待访录》和《潜书》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相比较，就可以发现，它们虽然在抨击封建专制帝王的猛烈程度上可谓东西呼应，不相上下，但黄宗羲、唐甄们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修补封建专制制度；但孟德斯鸠、卢梭们则拿出了“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蓝图。
这表明，中国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与欧洲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潮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
前者是中世纪末期的产物，后者是近代社会的宣言书。
如果要在欧洲文化史上选择一个段落同中国明清之际的进步文化作比拟，无论从产生的背景还是从所包蕴的内容而言，都以文艺复兴较为相当。
文艺复兴产生的经济条件是“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而十六、七世纪中国的长江中下游也出现了类似的经济态势。
文艺复兴的主旨是人文主义，其批判锋芒直指中世纪的神学蒙味主义、禁欲主义。
而中国明清之际诸大师也抨击了宋明理学中的僧侣主义和禁欲主义，提出“饮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也”7，“私欲之中，天理所寓”8等新的命题。
至于顾、黄、王诸大师在哲学思想、史学思想、自然观中的理性主义，也都与中世纪的蒙味主义相对立。
在论证方式上，中国明清之际诸大师与文艺复兴巨匠们也有类似之处。
前者常常搬出带有氏族民主制意味的“三代”理想，后者则请来古希腊文化。
但这种请回往昔亡灵的作法都并非复古，而是“托古改制”，借用古人的衣裳扮演新的戏剧。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明清两代，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仍然是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启蒙思潮不过是在潜滋暗长。
李贽、唐甄的著作命名为《焚书》、《藏书》、《续藏书》、《潜书》，黄宗羲将自已最重要的政治哲学作品称为《明夷待访录》，都生动地表现了他们的思想在当时是深受压抑的，不能公之于世，只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人”。
早期启蒙思想在明清乏际处于非主流地位，正同当时经济领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稀疏、微弱的萌芽相对应。
就早期启蒙文化的内部结构而言，包蕴着两股力量的汇合。
一为具有市民意识的宋代思想家陈亮、叶适的继承者泰州学派诸健将——王艮、颜山农、何心隐，以及李贽、公安三袁、黄宗羲、唐甄、戴震等人，他们带有较明显的市民反对派气息，政治上激进、思想上较多地摆脱了儒学传统，李贽甚至直接对孔子的权威提出疑议，批评理学家“一步一趋，舍孔子无足法”9；黄宗羲则认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10。
这都是向封建主义的最高精神权成——圣人和天子提出的挑战。
另一进步文化流派由宋代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的继承者所组成，如明中叶的罗钦顺、王廷相，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清初的颜元。
他们更多地承袭了儒学的思想材料，发扬了古典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传统，较前者更富于哲理的深刻性；至于政治上，他们有进步倾向，但不及前者锐利、泼辣。
顾炎武则介乎这二者之间，他的特点是通过深研经世致用的实学，矫正宋明以来空疏的学风和颓败的民气，以振兴民族精神。
虽然上述两股力显存在差异，但在扬弃宋明理学、谴责封建专制弊政、阐发种种富于近代色彩的新命题方面，却大方向一致。
此外，进步文学界也有类似倾向，如冯梦龙的通俗文学、汤显祖的《临川四梦》、曹雪芹的《红楼梦》都提出了抨击礼教、主张男女平等的思想。
由于经济领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遭到摧折，而封建专制政治在明清两朝进一步强化，并日益加剧对文化的干预，所以十七世纪前后一度颇有气势的早期启蒙文化中道受挫，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前半叶转入低潮，很少为人所论及。
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当资产阶级文化运动兴起之际，人们才发现十七世纪诸大师思想的价值，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不约而同地向这些前哲寻求武器：维新派受到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启迪，起而批评君主专制的弊端。
梁启超说：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
”11谭嗣同是王夫之、黄宗羲的崇拜者。
辛亥革命的宣传家们更一再阐扬王夫之的民族思想想。
章太炎从政治思想到学术思想都深受顾炎武的熏陶。
五四运动中“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吴虞，则利用了李贽批判封建独断论的思想材料。
至于、蔡和森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青年时代也认真钻研过王夫之的著作，从中吸取了有益的哲学遗产。
他们早年的革命团体还是以“船山学社”命名的。
凡此种种都表明，十七世纪前后的早期启蒙思潮虽然走过了坎坷的道路，出现过中断和夭折，但它们所包蕴的富于近代色彩。
的思想因子，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它们在当世受到冷遇，然而却在两个世纪以后为人们所欢迎。
明清之际诸大师发挥了“破块启蒙”、承先启后的作用，他们所鸣奏的乐曲虽然曾经嘎然中止，却如草蛇灰线，伏笔于千里之外。
第三，进入古典文化总结时期 明清两代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便是官方调动巨大人力物力，对几千年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物进行了收集、钩沉、订正、考辨和编纂，许多私家文化人也为此付出毕生精力。
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在整理古文化方而所做的工作确乎是空前的，显示了强盛、统一的封建帝国的博大气象。
1、类书、丛书的编纂 明代在成祖时期，由解缙、姚广孝主持编辑了一部庞大的类书《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辑入图书七八千种，按“洪武正韵”秩序编排，“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尔”12。
这部类书的编辑意图，按永乐皇帝的说法是“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13。
其结果，《永乐大典》确乎做到了“囊括百家，统驭万类，卷帙之富，为明以前官书所未有”14。
明代私人所编类书也有多种。
清代的官修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共一万卷，分六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零九部，集经史子集之大成。
明清除汇编、辑录各门类书籍，按一定方法编排成“类书”外，还编印各种单独著作而冠以总名，谓之“丛刻”、“丛刊”，也即“丛书”。
明代丛书多为私人编辑，如《三代遗书》、《格致丛书》、《唐宋丛书》等等；清代则以官方力量，于乾隆年间开馆纂修《四库全书》，共收书三千五百零三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九亿九年七百万字，分经、央、子、集四部。
其搜罗之丰富是空前的，但“去取之间，卫道之气太重，俚辞杂作，多为屏斥”15尤其是凡属阐扬民族精神和具有反封建意味的“异端”著述，往往被删除或篡改。
但明清类书、丛书、辞书的编纂，对保存、整理古籍的功绩毕竟是巨大的。
其规模的宏富也可谓“震古铄今”，如《永乐大典》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早、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康熙字典》是世界上最早的字数最多的字典（四万七千零三十五字）；《四库全书》则是至今为止世界上页数最多的丛书。
以上几书均可称作中国以至世界中世纪文化典籍之“最”。
2、古籍的训诂考订 明清之际的顾炎武，以及胡渭、阎若琚等学者，厌倦于宋明学人那种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他们恢复汉学传统，注重对经书和其他历史典籍的考据工作，以此达到“明道救世”的目的。
乾隆、嘉庆时期，许多学者虽未能发扬顾炎武的民族精神和“明道救世”的雄心，却继承了他的严密的汉学功夫，立足于典籍，反对空谈，并藉助清中叶社会安定的时机，运用古文经学的训诂方法而加以条理发明，开展古籍整理和语言文字研究。
经过众多学者长时期潜心努力，形成以考据为主要手段的朴学高峰。
清代的考据学，以乾隆、嘉庆间为大盛；故称“乾嘉学派”。
而“乾嘉学派”其中又分为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和以惠栋为首的“吴派”。
戴震及戴门后学，如段玉裁、王念孙、俞樾、孙诒让等，贡献尤著。
经过乾嘉学派的努力，中国古文化的整理工作，从校订经书扩大到考究历史、地理、天文历法、音律、典章制度，筠卓有成效。
乾嘉学派对古籍和史料的考释尤其精密，由校勘而纠正古书传钞刊刻的伪谬，罗辑旧书以免名著失佚等等，这些都为中国古文化的总结性研究奠定了基础。
乾嘉学派在考订、整理古籍方面做了浩大的工作，功不可没。
但“乾嘉间之考证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呈现一种“古典考证学独盛的局面”16，这又不能不说是一种病态现象，它与清代统治者屡兴文字狱，实行高压与笼络相结合的文化政策存在着内在联系。
乾嘉间学者除戴震等少数外，多埋头于古代史料的辨正，绝口不谈义理，更不涉及现实政治。
这种整理古文化的工作，同欧洲文艺复兴大师借阐述古希腊文化以掀起人文主义狂飙的情形大相径庭，同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家的文化工作比较，思想境界亦有所倒退。
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乾嘉间学者将微观考察、枝节研究发挥到极致，取得了空前成就；但在宏观研究和历史理论的建造上却未曾涉猎或很少涉猎。
乾隆年间的史学家章学诚便批评过此种流弊，他指出：“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
”17所以，就对中国文化作总体性的、探索规律的研究而言，乾嘉学派还未正式着手，只是做了资料准备工作。
3、大型古典科学著作涌现 随着封建经济达到高水平，明清两代亦进入古典科学技术的总结阶段，尤其是在明清之交，出现了一批科学技术巨著。
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药物学和动植物分类学方而达到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潘季驯的《河防一览》，作为一部治理黄河的专书，总结了我国历代治河经验，对于筑堤护堤工程，修葺、防守等制度都有具体规定和说明；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记载了我国自古以来的农学理论，又总结了元、明两代劳动者的农业生产经验，还介绍了欧洲的农田水利技术，成为我国最完备的一部古典农学著作；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记录了明末清初劳动人民的生产新技术。
此外，地理和地质学杰作《徐霞客游记》、方以智的自然哲学专著《物理小知》等，都是封建社会末期科学成就的高峰。
然而，由于明清两代自给自足的判建经济占统治地位，社会仅维持着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的速度异常缓慢，对科技发展不可能提出紧迫要求。
因此，上述科技成果大都流散于草野民间，若干发明创造，既未通过学校教育得到授受传播，也未被社会广泛利用，而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
法国作家雨果讲过一段精辟的话：“像印刷术、大炮、气球和麻醉药些发明；中国人都比我们早。
可是有一个区别，在欧洲，有一种发明，马上就生气勃勃的发展成为一种奇妙的东西，而在中国却依然停滞在胚胎状态，无声无嗅。
中国真是一个保存胎儿的酒精瓶。
”18诚然，中国科技成果的遭遇是颇为不妙的：“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防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19；活字版印刷术发明于北宋，却基本无人知晓，更没有得到推广，明代中叶以前普遍使用的仍是木版印刷，如果不是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工匠毕升的这一成就加以记载，世人根本无法得知十一世纪的中国有这样惊人的创造。
又如，明代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对一千多种植物、数百种动物进行了分类和性状描述，比西方“分类学之父”林奈的《白然系统》早二百年，内容也更为翔实。
然而，这部空前的杰作献给朝廷却遭到冷落，明神宗只批了“书田览，礼胸知道”，便束之高阁。
宋应星所著工艺学百科全书《天工开物》的际遇更加悲凉。
宋应星在序言中曾辛辣地指出：“丐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
”作者不幸而言中了，这部书因为“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果然被土人所弃掷，很快便绝版绝书。
但此书流传到日本，却受到极大重视，并由此发展出一门“天工学”，在明治维新期问发挥了不小作用。
至于我国，直到一九二六年方从日本传回一部翻印本（解放后国内发现原版书一部），使国人得睹《天工开物》这部科技奇书。
中国古代数学、天文学、工艺技术成就，在国内明珠暗投，湮没无闻，传到国外却深受重视，然后又“逆输入”回来，此类荒诞绝伦的现象不在少数。
这充分证明，并非中国人缺乏科技才能，乃是由于中国的封建制度及其所形成的社会风俗所致。
李约瑟在其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序言里，曾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欧洲在十六世纪以后，就诞生出现代科学，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出与此相似的现代科学，其阻碍因素又是什么
”这种原因当然要归结于中国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特别难以打破，归结于建立在这种经济结构之上的封建专制政治的强固有力，封建典章制度的完备严密，然而，与社会经济生活相隔离、对科技采取贬斥态度的儒学占据中国文化的统治地位，也是中国无法产生现代科学的一个直接原因。
第四，进入“西学东渐，中西文化汇合”的初级阶段 中国文化线与外国文化线接融，第一次是两汉、魏晋、隋唐时印度佛教文化的进入，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便是唐宋明理学；第二次是明末清初利玛窦、汤若望等欧洲耶稣会士的东来。
这次文化交流的意义在于，中国人第一次直接了解到水平已超过自己的外来文化。
不过，由于耶稣会士政治上的保守性，他们未向中国人介绍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社会学说和文学艺术，所以当时中国士人从耶稣会士那里只了解到欧洲的数学、历法、地理、水利、军火制造等科技知识和宗教思想，但这些科技知识，特别是近代的世界观念，打开了部分中国士人的眼界。
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梅文鼎、王锡阐以及康熙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得益于外来的科技知识。
近代科学思维的重要特点是实证道路和数学语言，徐光启、方以智等人通过接触西洋近代科技知识，重视“质测之学”和数学语言的应用，初步显示了近代科学思维的风貌，这与中古学者思维方式的直观性、模糊性和思辨性相较，已大进了一步。
遗憾的是，由于封建政治经济造成的桎梏，“西学东渐”的过程在明末清初进展缓慢，而到雍正年间，随着耶稣会士被遂出国门，更全然中断了。
经过一个多世纪，直到鸦片战争后，“西学”才重新进入中国。
不过，这时已不象明末清初那样，中欧之间进行平等的文化交往，而是在洋枪洋炮和鸦片烟的伴随下，西方文化强行侵入。
中国文化史随之转入一个更为复杂错综、动荡不定的时代。
以上四点，是就明清两代文化的共通特色而论的，若就明清两朝之间言之，彼此又有明显的差异。
明代文化的主潮，由程朱理学转为阳明心学，而程朱理学的特质是遵循传统，蹈常袭故；阳阴心学则富于反传统意味。
就积极面而言，在心学影响下的明代文化具备创新精神，有一种卓异的风格；就消极面而言，又有“空疏”之弊。
清代文化则一反明代学风的空疏，走向实学。
无征不信，注重考据，是清代学人的作风。
所不足处在于，清代文化虽有包容前代学术的博大气象，却缺少创造，思想性亦不强。
直到十九世纪后期，近代文化风起云涌，才打破这一固有格局，揭开中国文化史崭新的一页。
（选自冯天瑜著：《明清文化史散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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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庄子的平等观的事例有哪些
庄子是我国先秦时期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开拓者，与老子被后世并称为“老庄”。
《庄子》一书是庄子思想的代表作，其中包含了超脱的自由观念、宏大壮丽的生命境界、汪洋恣肆的语言和生动深刻的寓言故事。
无论是《庄子》个性化的语言，还是它别具一格的思想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之相关的成语更是妇孺皆知。
可以说庄子其人、其说在我国思想史上具有不能磨灭的地位和无法企及的高度，对于庄子思想的研究更是意义重大。
关于庄子思想的研究古已有之，它虽然称不上是“显学”，但也有诸多成果。
由于儒学独尊地位被废除，思想文化空前解放，魏晋时期成为了第一个研究高潮期，郭象的《庄子注》便是代表作。
第二个高潮是宋明两代，宋代研究除注释外，以理论庄、以儒论庄，论说批评成分较多，明代则较少。
清代多从考据和以儒论庄角度来研究，著作较多，包括王夫之《庄子解》、宣颖《南华真经》、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先谦《庄子集解》等。
清末到建国初，庄子研究有了新的成绩，由于乾嘉朴学和西学东渐影响，此时的庄学研究较为系统，校勘注释取得了巨大成绩，代表作有马叙伦《庄子义证》、王叔岷《庄子校释》、刘文典《庄子补正》。
然而，到了20世纪中期，由于外部因素的影响，《庄子》的研究成绩不大，甚至停滞不前。
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恢复了相关研究，包括注释校勘考证和思想研究等等，随后又掀起了“庄子美学热”。
这一切表明了庄子巨大的研究价值和持久的吸引力。
不同于传统的庄子思想与儒释的对比研究和80年代以来屡见不鲜的庄子思想与西方具体思想的对比研究（如肖鹰《庄周美学与柏拉图美学的比较研究》），我将从庄子思想的自由平等观与现代的自由平等观的比较层面出发，作简要的分析对比，便于整体理解和把握古今乃至东西方思想（现代自由平等思想源于西方自由平等思想）在自由平等观上的不同，以便分清二者的区别，了解二者的深刻内涵。
现代的自由平等观念源于西方的自由平等观，而西方的自由平等观，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产生发展的，在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作为政治口号而提出，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自由贸易、等价交换原则在政治领域中的反映，是作为封建王权和神权的对立面出现的，主要为了摆脱它们的束缚，争取政治上经济的自由、民主和平等。
随着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壮大，他们相继走上了侵略扩张之路，在扩张领土拓展利益范围的同时，他们还开始了思想意识的扩张，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等思想观念，也同时随之走向世界，从而成长为一种普世观念。
由此可看出，西方自由平等口号产生之初实质只是资产阶级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保护和扩大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巩固他们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理念和手段。
而现代人们常谈的自由平等正是孕育脱胎于此，虽有平等自由享受主体（前者为资产阶级，后者为社会公民）的不同，但它们的内涵是相同的，都是强调人们作为社会个体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所享有的在的权利上的自由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这一点可以从中西方宪法和西方“天赋人权”等经典的论述中得到论证。
相比于现代（西方）的自由平等观念，庄子的自由平等是强调内在的而非外权利上的，它是一种人生境界。
庄子的“逍遥”与现代（西方）所说的“自由”的内涵不同，庄子强调的是一种“无所待”、不受羁绊、绝对自由的人生境界和态度，而现代（西方）强调的是社会政治经济上所享有的权利，是相对的；庄子的“齐物”强调的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万物平等的人生境界，只有修养达到与天地精神合一，与本体并存，才能达到真正的平等。
现代（西方）“平等”强调的是现实生活中人与人间的平等状态，不包括人与物，甚至人与自然。
庄子企图以人格的自由达到天地自然的最高境界，心无所滞，行无所碍，但即使抟扶摇而上的“大鹏”和御风而行的“列子”都无法做到。
达到这种自由的途径是只听从于“天”，面向自然不受世俗所羁，没有是非之辨，没有名利之心，生死也不能加以摧毁；在无差别的世界中，物我难分，精神无所羁束，成为无所依凭而能逍遥游的至人、神人、圣人，这种自由是心灵上的自由，是人格舒张扩展的自由。
不仅如此，庄子的自由还以一种鄙弃世俗的姿态出现，因此也给人留下了颓废避世、消极逃脱的印象。
而西方的自由则是社会意义上的，是一种“积极”为个体权利而奋斗的理念，并非精神上绝对的自由。
总之，庄子的是人生哲学，现代（西方）的是政治理论；前者对个人心境提出了要求，后者则是对社会制度体系提出了要求；前者的意义在于个人人生境界的提升，是精神寄托，后者则是着重保障个体权利，是物质保障；前者是感性的，后者是理性的；前者的思想层次更高，后者的现实意义更大。
这是由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决定的。
与西方所不同，中国古典的自由总是趋向于心灵化，精神化，是一种精神和心灵的慰藉，而被认为不可能有现实的积极意义，但是每陷入困境时，士人们总会想起这种自由观念，追求精神上自我的自由境界。
这也决定了它无法在现实世界中得到保障和具体的实施，而基于社会制度的变动而发展起来的西方自由平等有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基础和指向，可以在现实中作为准则得到认同以及贯彻。
也许现代人应把两种自由充分结合，从而达到真正的自由，无论是现实生活的的还是精神境界的。
摘自百度网友，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