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人打仗的时候为什么老是喜欢喊:“安拉胡阿克巴”
伊斯兰教信奉的万能的主宰就是安拉，和其它教派所信奉的上帝、圣母玛利亚、佛祖、菩萨一样，在信徒心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他们喊的口号就是：安拉保佑，并赐我力量吧
古代战争冲锋之前真的喊口号吗
当然。
中世封建骑士耀武的时而法国骑士冲锋之前最常见的口号就蒙茹瓦”（Montjoie）。
中国古代著名的口号，大秦帝国的“大风，大风”。
现代解放军的“缴枪不杀”。
中东自古以来就是“安拉胡……BOOOOOOOM
”
中东十大恐怖势力有哪些?
中东哪里来的十大恐怖势力，不是任何恐怖势力都喜欢呆在中东。
中东最大的恐怖实力，估计当属ISIS，基地组织，库尔德工人党，塔利班，东突，随带一提，东突是中国新疆的一个恐怖组织，但活跃与阿富汗地区，与基地组织交往甚好。
还有很多恐怖主义，但都不在中东，有的躲在非洲，有的在欧洲，亚洲也有不少。
中东的势力，基本上以上的组织给抢光了。
（注：以上的恐怖组织是美国与欧洲认定的，每个国家对恐怖主义的认定都不同）
如何读懂中东国家关系
伊朗：：亲俄、亲华、反美、反以色列、反沙特、与土耳其相对和平共处，与现在的伊拉克、叙利亚政府是同盟关系。
伊朗在时亲美，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政治较为独立（是美国傀儡政权，故伊朗现政权天生反美），当时是反美不亲苏，伊斯兰革命后第二年就开始打仗，和伊拉克打了8年（美国授意）。
进入21世纪后，伊朗因为美国的中东政策开始逐渐亲俄。
伊朗亲华，主要三个原因：一是中国需要石油；二是中国是大国，在伊核问题上可以为伊朗提供支撑；三是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还能为伊朗提供多方面的支撑，中国和伊朗天生就合作空间大、矛盾少。
伊朗反以色列的理由很简单，任何中东伊斯兰国家都反以色列，包括土耳其这个和以色列有很多共同盟友的国家都反以。
事实上，这一切都是因为以色列是个“外来者”，在伊斯兰世界被认为是入侵者。
为了将以色列赶出中东，该地区二战后曾爆发五次。
伊朗反沙特也是有历史的，这主要是伊斯兰内部的派别执政，逊尼派和什叶派争斗一千多年，至今未熄，两者同样水火不容。
的口号就是要在中东推行整个“伊朗式”的伊斯兰革命，沙特自然也会与其为敌。
伊朗与土耳其之间，一个是什叶派伊斯兰国家，一个是世俗的伊斯兰国家，两国虽然主张不同，所在阵营也不同，但互相并不反感，有时候还有合作。
很显然那，双方暂时都不会敌视对方，主要是因为两国实力基本相当，都不想增加一个强大邻国对手。
由于都是什叶派主导政府，所以伊朗与伊拉克政府、叙利亚政府关系较好，彼此属于实际上的同盟关系，特别是伊朗与叙利亚，关系尤为密切，彼此都认为互为唇齿。
什叶派主要分布图沙特：沙特亲美、亲华、惧俄、反伊朗、反叙利亚、反以色列，亲其他逊尼派国家。
沙特亲美，源于五次证明，有强大美国支持的以色列在中东不可战胜，同时也表明苏联在中东不堪依靠。
再加上，1979年苏联后，中东一些国家惧怕苏联就都投入了美国怀抱。
而且，就利益而言，美元石油捆绑对沙特也是现实好处极大，所以无论是基于现实利益还是基于政治利益，最终沙特都选择了亲美。
沙特亲华，则完全是因为中国是大国，沙特这种国家是大国都是想亲近的，何况中国还是“人畜无害”的大国。
而且，中国还破天荒地将战略导弹卖给沙特，价格还极其公道，这让沙特感激。
最近十多年，中国对原油的需求量大增，中国又成了沙特的大客户。
所以，沙特亲华是必然的，双方共同利益多。
沙特惧怕俄罗斯也是因为俄罗斯是大国，对沙特来说，俄罗斯这种国家得罪不起。
不过，沙特并不亲俄，原因是俄罗斯支持沙特的敌人——伊朗。
俄罗斯与沙特没有什么特殊关系，双方在原油“业务”上还是竞争关系。
沙特反伊朗是没得说的，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有很强的号召力，沙特是王室当权，两者绝对死敌。
反叙利亚的理由也差不多，一方面是宗教派别原因，但主要是因为叙利亚和伊朗是盟友，而且叙利亚还是信仰逊尼派的人口占大多数，所以沙特作为逊尼派国家也想促使叙利亚建立亲沙特的逊尼派政权，现在的和IS，多是和沙特信仰一样的逊尼派的瓦哈比派。
反以色列则是作为阿拉伯国家首领之一的沙特的“天职”，连土耳其都反以色列，沙特如果不反以色列在伊斯兰世界还怎么混
中东只要是伊斯兰国家，必反以色列，巴以问题使得以色列和伊斯兰世界水火不容。
土耳其：土耳其亲美、亲西方、反叙利亚、反以色列、与中俄保持合作，与沙特等逊尼派国家关系微妙土耳其是，是世俗化的伊斯兰国家，做梦都想加入欧盟，所以土耳其亲美、亲西方，但由于是伊斯兰国家，一直未能被西方真正接受。
土耳其反叙利亚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想拓展自己的战略空间，向中东方向继续延伸自己的影响力，做的梦；另一方面，则是以此来保持和西方的一致；此两者互为表里。
土耳其反以色列，同样是基于自身想在伊斯兰世界扩大影响力的需求，土耳其只有仇视以色列，才能更加亲近阿拉伯国家。
土耳其有野心，但与中国和俄罗斯总体保持了相对友好的关系，彼此都未真正交恶，中俄也需要这种想在中东做大的国家。
耳其与中东逊尼派国家关系微妙，原因是逊尼派国家多是王室执政，而土耳其是世俗化的伊斯兰国家，相比伊朗什叶派对逊尼派国家的威胁，世俗化的伊斯兰国家对沙特等国的威胁一点也不小。
所以，沙特等逊尼派国家对土耳其也抱有很大的戒心。
埃及：亲美、亲俄、亲华、亲沙特、反以色列。
埃及这个国家比较特殊，其虽然大部分地区处于非洲，但其却扼守地中海与印度洋的咽喉，掌控者苏伊士运河。
埃及是地区大国，其在中东、北非都有很强的影响力。
在穆巴拉克时期，埃及整体和沙特一样，是亲美政权。
埃及也是逊尼派国家，所以一定程度上也反伊朗、反叙利亚，只是相比沙特，埃及地处非洲，距离伊朗更远，所以埃及相对较为克制。
埃及当然也反以色列。
当然，埃及除了亲美，与中国和俄罗斯关系也很好，特别是
胡塞武装由哪些国家支持
支持胡赛的国家主要是伊朗。
胡赛武装起初只是也门多个部落武装中一，中间历合演变终于名声远扬，发展到今天一举攻入也门首都萨拉击毙了前总统“中东之狐”萨利赫。
1992年，也门的扎伊迪部落成立了“青年信仰运动组织”，创始人是宗教学者侯赛因.阿尔.胡塞。
侯赛因.胡塞是当地扎伊迪部落的望族子弟，他一改父祖中庸做法，别出心裁以促进什叶派文化复兴为胡塞武装的宗教口号，获得了宗教和政治上的大量支持。
同时他以反美反犹为旗帜，口号是：“杀死美国、干掉以色列
”吸引团聚了很多也门群众，终于成为了可以在也门呼风唤雨的强大武装。
中东战争频仍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地底下有石油~
德国在二战时期为什么愿意帮助国军呢
早年在维也纳闯荡期间，在他处于极端穷困潦倒的人生低潮时期，一个中国家庭， 给予他东方式的无私帮助，当时这个中国家庭绝没有指望今后能得到任何回报。
中国人对他的这种关心和给以他人间真情的温暖，竟使他孤独的内心深受震撼和极为 感动，因此，他对中国人有一种亲切感，他向往中国，对中国情有独钟，这种深深的中国情结一直存在他的心中。
之后，他爬上宝座执掌德国大权，便用一种特殊的行事方式，回报了当初中国家庭给他的无私帮助。
在1937年——1941年期间，的德国政府曾通过各种方式帮助中国的，一直到1941年德苏爆发大战后才中断。
由于对中国的亲切感，尤其喜爱中国的古代兵法和军事书籍，1937年他执政后，床头则常备德文版的中国书籍以供观阅。
1939年在视察法国占领 区和访问意大利时希特勒随身都携带的德文译本，甚至为此挑灯夜读，认真地写了阅读笔记。
德国名将——隆美尔被授陆军元帅和北非方面军总司令的 任命仪式上，希特勒亲手将一本自己注释的简译本送给了这位爱将，此举让这位忠心的部下感激涕零。
希特勒在公开场合饮用咖啡，以示的优秀传统，但在私底下其部下均知道中国茶叶才是元首的最爱。
据称，当时英国情报机构曾策划用剧毒放入极品中国茶叶中实施对希特勒的暗杀行动，后因的严密保护而失败。
相比欧洲老牌的英法等国以及美国，国内种族主义猖狂盛行，有色人种被歧视排斥一直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而希特勒对中国以及中国人，其态度和做法却远远好 于上述诸国。
他称中国人是“特殊的、不同一般的有色人种，理应享受更多的权利。
”，希特勒为此承担了中国代表团的全部费用。
由于迫于意大利的压力，德国与日本结了盟，但希特勒对日本并不看好，甚至鄙视日本。
当时在美因茨的军事基地里视察时，他曾对自己的秘书长阿姆施太朗 说;“和这种国家结盟简直是耻辱，他们只会在海边打渔。
”后来日本榨取中国的巨额财力，军事实力急剧得到了发展，才逐渐改变了希特勒的看法。
有意思的是，希特勒甚至在和一些重要将领的信笺中，提出了二分天下的伟大设想:以巴卡斯坦(波兰东部与前苏联的交界)为界，西方(欧洲、中东、北非、大西洋西岸)为领土，东方(亚洲、、印度、太平洋西岸为领土)，德中共管世界。
因此，希特勒的德国政府在较长时期内对中国政府的态度一直不明朗，并且在日军攻陷南京后，依然秘密支援政府军一大批德制武器(其中包括坦克和重型火炮)。
鉴于希特勒在国际上的罪恶声誉，政府战后对德国在抗战时期提供的军事援助低调处理，并未做过系统统计对外界公示，但各种民间刊物披露的蛛丝马迹 仍足以证明当时的希特勒政府向中国提供了可贵的各种武器和军事物资，在中国的抗日战场甚至有德国现役军官作为军事顾问指挥中国军队对日军作战。
如蒋介石的高级军事顾问德国陆军上将法肯豪森、曾任蒋介石私人卫队长的施滕内斯、德军上校巴伦斯博格、孙立人的左膀右臂——德军上尉施泰因((因军功 后晋升国军陆军少将)、在宋哲元29军挥刀猛砍日军的铁血军事顾问林德曼(被授国军陆军少将衔，后改名林培源)、通讯专家施托茨纳(授国军陆军少将)等， 尤其是1943年11月参战指挥常德会战的德国国防军现役陆军上尉弗兰克.霍布里希(中国政府追授陆军少将衔)，在此次会战中与中国守军共进退，饮弹阵 亡。
此事被日军报告日军大本营，日本政府随即向德国提出强烈抗议，引起德、日之间的外交纠纷。
以上这些德军军官在中国的抗日战场都立下过汗马功劳和有过辉 煌的经历。
1938年7月德国政府迫于日本的外交压力，撤回了大批援华军事顾问，但此时国民党政府军已在德军顾问的训练指导下组建成德式军队30个师，并在沿长 江的若干城市建起了能独立生产武器装备的一批兵工厂，为中国的持久抗战打下了坚实的军事基础。
国民党政府军许多将领也被派往德国军校接受军事训练。
其中出 名的有蒋纬国、邱清泉和黄国书。
希特勒对中国，尤其是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从客观而言，他是有功劳和贡献的，对于这种贡献不能因为西方史学家的贬毁而视而不见，更不可人云也云。
因此，为客观地尊重史实，故发表此文以餐读者。
假设德国当年成为战胜国，希特勒必定会成为被全欧洲乃至世界人们畏惧的顶礼膜拜者，而挂在希特勒胸前的必定会有教皇亲手授予的荣誉勋章，以表彰他“前 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丰功伟绩和对教廷作出的突出贡献。
而从欧洲地图上消失的英、法、俄等国也将成为历史的记忆，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恐怕也不会有如今的地 位，只能偏安一隅，唯求自保矣
诚然，历史是真实的，不容假设。
但对于特定的历史人物，用自己的眼光和思考方式去作一个客观的评估，却是每个人不可侵犯的权利，但愿中国人从此不再盲 从做西方人的应声虫，在更多的场合坚决地说出“NO”!让西方所谓的政客学者之流见鬼去吧
中东战争的根本原因
1948～1973年间，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在中东巴勒斯坦及其周围地区进行的 4次战争。
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这一地区的矛盾由来已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犹矛盾在新条件下日趋尖锐，加上新、老殖民主义以及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国家对这一地区的争夺，成为战争的主要根源。
亦称巴勒斯坦战争。
在美国积极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情况下，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181（2）号决议，关于巴勒斯坦将来治理问题：英国在1948年8月1日前结束委任统治；委任统治结束后2个月内成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耶路撒冷及其附近村镇158平方公里作为一个独立主体由联合国管理。
当时阿拉伯国家坚决反对联合国的分治决议，认为犹太人离开故地近2000年，阿拉伯人生活于此已近1300年，怎么能让出家园，况且犹太人的苦难并非阿拉伯人造成，不能以牺牲阿拉伯人的利益让犹太人复国。
1948年5月14日英国结束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建国。
10分钟后，美国承认以色列国。
12小时后，阿拉伯联军进攻以色列。
3天后，苏联承认以色列国。
之后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非正式的战争开始。
也正是由于犹太人依靠联合国建立自己国家的幻想破灭了，所以他们认识到只有用武力才能实现建国。
1948年，犹太人开始驱逐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近30万阿拉伯人逃离家园。
埃及、外约旦、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出动4万军队(后增至6万)向以色列进攻，占领耶路撒冷东城区(旧城)、比尔谢巴等大片土地，逼近以“临时首都”特拉维夫。
开战时，以色列武装力量约3万人，经紧急扩军，采购武器，统一各派武装力量，最后发展到10万人，并于7月、10月和12月展开反攻与进攻。
阿方由于内部矛盾，缺乏统一指挥，且受帝国主义掣肘，结果战败。
阿军亡约1.5万人；以军亡约6000人。
1949年2～7月，埃、黎、约、叙分别同以签订停战协定。
巴勒斯坦除加沙地区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外，均被以色列占领。
近百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被赶出家园。
亦称英法以侵埃战争或苏伊士运河战争。
1956年，英、法和以色列借口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和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运河与蒂朗海峡，向埃及发动进攻，企图重新控制运河和镇压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
10月29日，以军1个伞兵营在西奈半岛米特拉山隘空降，地面部队也越过边界进入西奈，配合英、法尔后的进攻。
当时埃及总兵力约15万人，有坦克500余辆，作战飞机250余架(堪用者仅100余架)。
埃及总统纳赛尔为集中兵力保卫运河，下令驻西奈的3万部队撤回运河区。
以军共出动10个旅，由装甲部队率先突击，5天内占领西奈和加沙地区。
31日，英法联军出动各型舰艇100余艘（含航空母舰和巡洋舰10余艘），先以200余架飞机袭击埃海、空军基地，掌握制海权、制空权;11月5日，在塞得港、富阿德港附近要点实施伞降和直升机机降；6日，出动2.2万名登陆部队占领上述港口。
埃及军民坚决抵抗侵略者，尤其在保卫塞得港战斗中，充分发动和武装群众，军民联合，英勇作战，并利用美、苏和英、法之间的矛盾，在全世界人民声援下，英、法、以于6日深夜被迫同意停火和撤军。
埃军亡1600余人，损失飞机210余架；英、法、以军亡200余人，损失飞机约20架。
英、法军于12月撤离。
从此，美国便进一步插手中东事务。
以军于次年3月撤离加沙地区和西奈半岛（由联合国部队进驻加沙和亚喀巴湾沿岸地区），但取得了通过蒂朗海峡的航行权。
亦称“六五战争”。
以后的历次中东战争请见：目前中东态势：从军事上说，以强阿弱态势明显。
四次战争两次由以方发动，两次由阿方发动。
但由于以色列有西方国家的支持，最终结果都是以方占了上风。
即使是在阿方发动的“十月战争”中，埃、叙等阿拉伯国家军队伤亡2．75万人，被俘和失踪约8550人；以军则伤亡约1．16万人，被俘和失踪500余人。
四次战争的结果是处于弹丸之地的小国以色列屡败阿军，无疑使其士气占了上风，从而使他们在四面包围下能有勇气生存下去。
从政治上讲，中东地区冲突由阿以矛盾转变为巴以矛盾。
纵观四次战争，基本上都是阿拉伯国家联合一起同以色列作战。
再看今日之中东，巴以冲突真正成了中东问题的焦点、核心。
在西岸街头，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青年用石头袭击以色列的坦克和装甲车，无异以卵击石，是一场绝对不平等的战争。
阿拉法特在拉姆安拉官邸被围困，守在一幢大楼里，并表示绝不屈服，宁愿为巴事业献身，其志可嘉；但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受此对待，则实属罕见。
在这些事件中，阿拉伯国家对巴方表示了很大的支持和同情，声援者有之，财政支持者有之，但在战场上则是巴方孤军战斗，持续进行战斗的是巴人，死伤的是巴人，巴勒斯坦人成了这场冲突的主角。
这是中东问题当前的一个明显特点。
中东问题通过战争解决的时代已过，和平解决应是一致的选择。
在四次战争之后，阿以双方都意识到，通过战争，你吃不了我，我也吃不了你，受损的是双方，不论胜负，两败俱伤。
1973年战争后，有识之士开始探索和平解决的方法。
埃及总统萨达特1977年11月应以色列总理贝京的邀请，突然访问耶路撒冷并在议会发表演说。
萨达特此举震动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因为1967年9月召开的第四次阿拉伯首脑会议曾作出了对以色列实行“三不”政策的决定，即不承认以色列，不同它和解，不同它举行谈判。
萨达特访以显然有悖此决议规定。
故1978年埃以签署“戴维营协议”后，阿拉伯国家纷纷与埃及断交。
埃以谈判几经挫折，最终埃及没发一枪一弹，收回了失去的全部领土。
约旦和以色列于1994年10月签署了《和平协议》，同年11月建立了外交关系，表明双方的领土争端已解决，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以色列军队于2000年5月全部撤出黎巴嫩，仅留有“谢巴农场”未解决，以方说这块土地属于叙利亚，待同叙方谈判解决，叙、黎则一致表示“谢巴”系黎领土。
1991年10月30日，中东和会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召开，这次会议有三个重要突破：一是实现了阿以双方直接面对面的接触，叙、巴、约、黎均与会，埃及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二是实现了巴、以的相互承认；三是会议在联合国第242和338号决议基础上产生了“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
自此以后，中东摆脱了战争的阴云，走上了布满荆棘的和平解决之路。
大国介入令人注目。
早在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后，中东的战略地位日显重要。
1882年，英国占领了埃及，也就占领了运河。
之后，取得对巴勒斯坦的控制，是英国的战略考虑，所以当流亡在外的犹太人决定重返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家园时，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于1917年11月2日致函犹太锡安组织领导人，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家园，“并将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
这就是著名的“贝尔福宣言”。
此后，大国对这一地区的介入有增无已。
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时，美苏都支持以色列。
苏联之所以支持以，因为当时从苏联、东欧移居以的犹太人多，苏认为以的社会进步于其周边国家的社会。
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时，美苏支持埃及，反对英法以，因为一是正义的确在埃一方，二是不希望英法再重返其在本地区的传统势力范围。
在以后的冷战岁月里，美支持以色列，苏支持阿拉伯一方，泾渭分明。
一直到现在，美每年向以色列提供30亿美元的军援，在安理会上为以说话。
冷战时期美苏两霸争夺，在中东各支持一方有其战略利益考虑；冷战后虽态势已变，但美支持以色列以维护其在中东地区利益的做法未变。
协议繁多，作用不大，冲突不断，恶性循环。
自马德里中东和会后，巴以双方签署了多项协议，据此巴以双方相互承认，巴方在加沙成立了民族权力机构，阿拉法特返回加沙，当选为主席。
但是，以方并未按协议完成从西岸撤军，关于耶路撒冷、以色列人定居点等永久地位的谈判也时断时续，至今没有结果。
2000年9月28日，以色列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沙龙突然“造访”耶路撒冷东区的阿克萨清真寺，从而引发了一场长时间的巴以流血冲突。
双方以暴制暴，怨怨相报，恶性循环不断，至今不见尽头，恢复和谈更是渺茫。
穆罕默德创教初期，犹太人和基督徒对他采取敌视态度。
随着穆罕默德追随者不断增加，阿拉伯骑兵也开始对外扩张。
7世纪时伊斯兰教分裂。
拥戴穆罕默德后裔的人和接受哈里发代表真主的人逐渐形成“什叶派”和“逊尼派”。
18世纪末，随着拿破仑入侵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最后一个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其他欧洲列强（基督教世界）也开始瓜分奥斯曼领土，建立殖民地。
19世纪，由于伊斯兰教在各类社会冲突与社会变迁中（主要是帝国主义对伊斯兰世界的侵略与掠夺，即对伊斯兰国家的殖民化与半殖民化），逐渐引发伊斯兰教复兴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的革命运动。
埃及军人纳赛尔、萨达特打响了伊斯兰革命复兴运动的第一炮。
在二战后，出现了34个表面上独立的伊斯兰国家。
接着一大批宗教领袖试图寻求新的革命道路反对世俗政权，实行“伊斯兰革命”，恢复神权统治。
伊斯兰民族革命到宗教革命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现实的政治目标，即脱离西方或苏联的政治与经济控制，期望成为真正独立的国家；改变王室政体，建立共和国；梦想组建新的阿拉伯联盟，重温以往阿拉伯帝国的梦想；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共同在军事上抵抗以色列。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阿拉伯世界内部并不团结：首先，各个国家信奉伊斯兰教的不同派别（很多国家内部也有派别之争，导致政局动荡），教派之间的冲突影响了国家之间的关系；其次是伊斯兰世界又有阿拉伯民族国家与非阿拉伯民族国家之分，从历史来看信仰伊斯兰教的非阿拉伯民族大多遭到阿拉伯民族的歧视与偏见，由于宿怨，在产生矛盾时极易发生冲突；第三，在各个国家争取独立时，由于西方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将一些国家、民族进行拆分，为以后的纷争埋下伏笔，使得各国不断为领土、种族等发生矛盾；第四，在伊斯兰教复兴于现代的道路中，泛伊斯兰主义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占伊斯兰复兴运动中的主导思想，但是这不切实际的幻想与现实相距甚远，很多抱有英雄主义观点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在国家政策上采取与西方强硬对抗，坚决建立伟大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彻底消灭以色列，自然遭到以色列与西方国家的制约。
在多重原因（如西方国家的控制、内部种族矛盾）的作用下，使得众多阿拉伯国家中分为亲西派与疏西派（如1978年埃及与以色列和解，埃及总统萨达特与以色列总理贝京签订戴维营协议遭到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反对；叙利亚却与以色列政治立场完全不同，坚决与以色列对立。
） 1964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同时成立“巴勒斯坦解放军”。
它是一个不具备国境，实质是政府形态的政治实体的组织。
1969年，阿拉法特领导的“法塔赫”温和派成为巴解组织的执政党，虽然一开始与以色列有军事冲突，但后来转变为希望通过和平方式与以色列谈判。
随着21世纪初巴以冲突加剧，阿拉法特逝世，他的继承人阿巴斯继续坚持走和平道路。
未想到在之后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改选之后败给激进派“哈马斯”（在欧洲一直被视为恐怖组织）领导人哈尼亚。
原本自从阿拉法特后期，巴以逐渐进入磕磕绊绊的和平时期，但是巴方这一政治剧变又为未来蒙上阴影。
所以不论从以色列方还是巴勒斯坦方面，内部都存在着很大分歧。
在一战中，西方国家本身是与阿拉伯诸国结盟以对抗土耳其，但二战后，由于支持以色列复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十分紧张，为了对抗西方国家，阿拉伯国家还大幅度调高国际油价。
中东阿拉伯人的建国理想（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国家）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的过程。
在20世纪初，阿拉伯人试图摆脱土耳其人统治，在大叙利亚建立阿拉伯国家（自古以来，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巴勒斯坦被视为一个整体）。
但一战后，西方列强为了自身利益将叙利亚分割成四个区域。
二战后，西方国家支持以色列建国，彻底粉碎了他们的梦想。
同时，伊斯兰社会不断受到西方基督教世界文化的侵蚀，西方资本主义所倡导的人文主义、宽容、自立、科学、理性和民主等一整套文化价值体系缓慢影响着伊斯兰世界。
二战后，英国先是镇压中东犹太复国主义，改变殖民地政策后，又挑动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领土与宗教冲突，之后表面上抽身而退，将问题交给当时西方控制的联合国，暗中关注局面。
而美国继英国之后开始支持以色列，总统杜鲁门向英国施加压力，率先收留犹太移民。
在以色列建国后，美国第一个承认以色列。
数次中东战争中，美国与一些西方国家（如英、法）更是提供给以色列大批军械武器和装备。
若没有美国的支持，以色列根本不可能建国并得以大规模发展。
美国之所以能够如此支持以色列，其中有最重要的两个因素。
第一，石油。
人间利益的争夺，于各个历史时期都表现为一种“速率”优势的竞争。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内燃机的发明使“速率”与石油紧密地连在了一起，石油这种基本原料促使资本主义与现代工业的真正发达，成为支撑西方经济的命脉。
但是，除了美国的石油蕴藏相对丰富外，其他西方国家都非常缺乏石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飞速的经济增长，大多考虑给予原殖民地人民以独立的国家地位，换取在经济上继续剥削和掠夺。
所以中东对于西方的重要性一目了然。
海湾战争就是美国利用西方国家策动组成反伊拉克联盟，控制海湾石油，也同时使欧洲国家能够得到利益。
以色列对于美国，就是位于中东的一块垫脚石。
以色列在中东阿拉伯世界中成为一个犹太的异族异教，使它无法摆脱阿拉伯人以战争方式进行各种性质的报复，美国则能更好地通过控制以色列的政治走向，以影响中东局势并从中获利。
第二，犹太人在美国商界、政界的巨大影响力。
由于历史上犹太民族长期流散，寄人篱下，所以犹太人只能靠比别的民族更高的知识水平及职业技能方可同其他民族进行不平等的竞争。
所以在许多国家，犹太人所占比例虽小，但在知识界、文化界、科技界却占据重要地位。
这点在美国尤其显著，犹太人在美国的政界呼风唤雨，基础在于他们在商业金融方面的成功所奠定的雄厚基础。
在20世纪70年代，犹太人至多占美国人口的2%~3%，却已掌握美国钢铁工业的25%，皮毛工业的90%，粮食加工业的60%，餐饮、娱乐的50%以及电影业的40%。
二战结束后，纳粹德国屠杀600万欧洲犹太人的真相公诸于世后，犹太复国主义成为犹太世界的唯一政治口号。
众所周知，美国的总统选举需要大量资金，而犹太人能为美国总统选举的两党竞选人提供巨额资金和至关重要的选票。
为了获得犹太人的捐款和选票，美国两党的总统候选人竞相表现出亲以亲犹姿态。
他们当选后，也大多采取偏袒以色列的政策。
为了战略、经济利益，美国和西方国家先后采用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分化阿拉伯抗击以色列的联合阵线。
在几次中东战争中，由于内部不协调，埃及、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先后在与以色列的直接对抗中败下阵来。
总体来说，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的政策要点是：改造伊斯兰社会（镇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用西方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和“民主”价值观潜移默化影响阿拉伯国家）；扶植亲美政权；控制石油资源；调节巴以冲突（以和平方式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等。
中东是目前世界上储量最大，生产和输出石油最多的地区，中东石油主要分布在波斯湾及沿岸地区，对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中东主要的产油国家，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从出口石油中赚了很多的钱，成为富裕国家。
由于石油采一点就少一点，所以这些产油国家，都在考虑石油资源采完之后，本国经济的出路问题。
主要可以归结为： （1）重要的战略地位； （2）争夺丰富的石油资源和匮乏的水资源； （3）宗教民族冲突（圣城耶路撒冷） 两伊战争是阿拉伯人与波斯人的战争 巴以冲突是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战争,也是犹太教与伊斯兰教的战争. 黎巴嫩内战是基督教加天主教与伊斯兰教的战争,但却是阿拉伯人内战,因为黎巴嫩人是阿拉伯人. 库尔德问题是库尔德人与波斯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三个民族的冲突. （4）历史因素； 土耳其人有点看不起阿拉伯人,因为当年他们统治过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有点看不起波斯人,因为阿拉伯人全盛时统治过波斯. （5）大国为谋求各自的政治经济利益而做出的干预。
（6）中东问题是长期以来资本主义国家殖民统治的恶果，也是大国强权政治的产物。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主要冲突是什么
与基督比，伊斯兰教是更为年轻的宗教。
它在教义教宗教掌故等许多沿革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内容。
但是，伊斯兰教只承认尔撒（耶稣）是安拉排遣的六位使者之一。
而耶稣的启示又被教会篡改了，《圣经》只是一部已经改写了的伪经。
进而穆罕默德之口传达的《古兰经》是一部包括了《圣经》在内的最后一部天启经典。
因此，伊斯兰教一方面称基督教徒为“有经人”，以有别于多神教徒，但另一方面，又谴责基督教徒及犹太教徒“篡改天经”，“以伪乱真，隐讳真理”，“违背正道”。
这样，“伊斯兰教认为它已经战胜了基督教，吸收了基督教的真理成分，克服了基督教的错误，并且由于最后一位先知穆罕默德的存在使基督教成为一个过时的宗教。
[4]而基督教也同样指责伊斯兰教篡改了上帝的真理启示，把伊斯兰教视为野蛮、蒙昧民族的宗教。
（2）从宗教本质看，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是旗帜鲜明的一神教。
一神教强调神的绝对性和独一性。
这种严格的一元化取向常常伴随着一种非此即彼的直线式思维方式：要么绝对肯定，要么绝对否定。
它一方面强化着宗教信徒的宗教情感，一方面也潜含着对其他文明基因的严格排斥。
就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而言，这两大世界性宗教之所以不能以地中海为中立地带进行和平共处，其根源就在于它们都声称掌握世间全部真理。
一个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一个是至臻至善的安拉。
一般来说，“神和教义的神圣性必然导致宗教的唯我独尊性；神和教义的唯一性和绝对性必然导致宗教的排它性。
”1 因此，，当两种互不相让的异质文明相遭遇时，必然是冲突多于吸纳。
（3）从两种宗教的发展现状来看，二者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
伊斯兰教就其根源而言是个第三世界宗教，落后地区（即尚未现代化、尚未工业化地区）的宗教，与基督教不同，在伊斯兰教史上从未进行过类似欧洲那种带有资产阶级启蒙性质的宗教改革，没有受到随着都市化、工业化、大众社会和富足社会而来的现代腐蚀剂的全力冲击。
2它一方面可以为伊斯兰教徒的现实生活提供了现成的生活方式和具体指导原则；另一方面，它还保留着超验性的价值关怀，为人生指明方向，使生命具有意义。
因此在穆斯林心目中，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象征，而且，它已经成为穆斯林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与伊斯兰教文化地位的不可替代相比，基督教已基本完成了它曾经被赋予的重要文化使命。
在西方文化史上，希伯莱文明和希腊文明的有机结合曾创造了辉煌的现代文明（丹尼尔?贝尔把这两个特征分别定义为“宗教冲动力”和“经济冲动力”）。
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教冲动力逐渐被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一点点消解。
这样，先是代表着宗教冲动的禁欲与节制精神被世俗法制社会碾去神学外壳，继而被工业时代的现代主义文学，实用主义哲学和科技理性割断了它的超验纽带，最后，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等享乐主义观念彻底分散了它所代表的道德伦理基础。
[5]并由此导致道德堕落和纵欲无度的颓废心理。
事实上，从文化学角度看，现代西方文明已不再是一种文化文明，而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它在两世兼顾的伊斯兰教面前，显得功利主义有余而价值关怀不够。
这使得作为传统宗教的伊斯兰教在面对已“碾去了神学外壳”的现代西方文化的入侵时，反倒具有一种文化上的自足感。
2、 敌对共有观念在历史中的初步形成 伊斯兰与西方间存在的文化差异本身并不会自动地导致二者爆发“文明的冲突”。
决定二者关系性质和趋向的真正根源并不在于二者文化本身的差异（因为这种文化差异仅仅是一种静态的、以典籍文化为表现形态的文化差异），而是伊斯兰与西方漫长冲突的历史造成的观念敌对。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伊斯兰与西方之间曾屡屡上演征服与反征服，压迫与反压迫的历史画面。
可以说，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诞生之日起，便拉开了东西方两大世界性宗教对抗的历史序幕。
在这场十字架与新月的长期较量中，起初是伊斯兰世界占上风。
他们向西跨过直布罗陀海峡，攻占西班牙，把欧洲的基督教国家挤到了西北角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
谈到这段历史，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第一次遭遇发生在西方社会尚处在幼年之时，那时，伊斯兰教已是阿拉伯人所处的辉煌时代的一种特殊的宗教了。
在那一次冲突中，穆斯林几乎占领了西方原有领土的一半，只差没有使自己成为全世界的主人。
”[6]甚至到1683年，奥斯曼帝国还再度包围了维也纳。
此后，西方文明在经受了来自东方的严峻考验之后，逐步恢复成长并开始恃机反击。
从1095年到1291年，在罗马教廷到组织下，西方基督教国家打着“反对异教徒”，夺回“圣墓”和“圣地”的宗教口号，发达了倡导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
这次的不幸经历使“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为此长期互相仇视。
”[7] 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西方工业革命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政治经济结构和思想观念的巨大变革，使西方在同伊斯兰世界的斗争中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这时，穆斯林世界面对的不再是十字军时代好战的基督教，而是传教士、教育家和商人，是大炮和舰只，是科学技术。
穆斯林在拥有新文化、新生活秩序的西方手下，遭到了失败和耻辱。
”[8] 从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时起，西方国家掀起了新一轮的征服狂潮。
面对西方世界建立在现代工业基础上的巨大政治军事优势，伊斯兰世界的应战与西方完全不在同一个级别上。
“对多数穆斯林来说，殖民主义使他们联想起十字军东征。
欧洲的挑战与侵略无非是另一场好战的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战争。
”[9]这意味着，西方的现代入侵不仅使传统的伊斯兰政治制度开始瓦解，而且也使广大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和民族精神受到伤害。
而对基督教西方的咄咄进逼和伊斯兰历史就无可挽回的衰落，广大穆斯林激忿、沮丧，却又无可奈何。
这种由来已久的社会心理上的彼此敌对，“在双方心灵上或共同的潜意识中留下了永久伤痕，伤痕下面的创口至今还很敏感，最最轻微的压力就会使其再次颤跳。
”[10]这种基于历史冲突形成的思维定势，又因近现代以后西方国家对伊斯兰世界的新一轮殖民扩张而得到进一步验证。
“对穆斯林来说，殖民主义与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如出一辙。
欧洲的挑战与侵略无非是另一场基督教诉诸于伊斯兰教的军事性战争。
欧洲的扩张和霸权归结于它的固有的基督教文化的优越感。
”[11]从而使双方业已形成的心灵鸿沟越来越难以弥合。
西方殖民侵略造成的历史阴影尚未在广大穆斯林心头完全消退，中东新独立国家便又开始面临以色列咄咄逼人的挑战。
而以色列在中东的强大存在严重威胁着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基本生存与民族尊严。
在阿拉伯国家看来，1948年以色列的建国被看成是欧洲殖民主义最胆大妄为的例证。
以色列在政治、经济方面与西方的密切联系，及犹太教在信仰体系上与基督教的亲缘关系，使得“他们（伊斯兰国家）以及以色列和西方都把以色列看作西方文明的前哨战和堡垒。
”[12]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反对以色列的斗争就意味着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逐渐取代英法成为在中东事务中发挥主导性作用的力量。
尽管美国以良性霸权自居，自以为有别于传统殖民主义的统治方式，但在久受西方殖民压迫的中东广大穆斯林看来，美国在中东的政治、军事存在无非是欧洲殖民统治的延伸和继续。
事实上，美国在中东政策上的种种做法，并没有软化乃至改变整个阿拉伯世界对西方的敌对态度。
相反，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偏袒以色列。
正如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所说：“52年以来，美国从未拒绝过以色列的任何愿望。
”正是这种偏袒导致了阿拉伯国家在几次中东战争中一再失利。
而这种失利给阿拉伯国家造成的心理创伤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同时，当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中东和平成为大势所趋时，在巴勒斯坦一方一再妥协让步的情况下，美国仍没有及时有效地阻止以色列得寸进尺的种种做法。
凡此种种，使广大穆斯林进一步强化了与西方文化的敌意。
在中东穆斯林看来，“西方确是在试图羞辱我们，占领我们的土地和通过取消伊斯兰教法和传统来摧毁伊斯兰教。
在做这些事时，西方的行动是受教会的指使。
教会的权力在确定由英美领导的西方世界内政外交政策的方向上发挥作用。
[13]” 二、从文明冲突的神话到自我实现的文化预言 从建构主义角度看，两个国家在从来没有交往的情况下是无所谓共有观念的。
共有观念的形成是行为体主动建构的结果。
行为体造就结构的机制是所谓的互应逻辑（logic of reciprocity）。
在行为体实践活动中，初始行为通过互应机制使双方产生并加强一些观念，并开始共同拥有这些观念时，于是便有了结构（即共有观念）。
反过来，行为体又从这些共有观念出发，界定自身的利益，赋予行为以意义。
如果行为体之间相互把对方视为敌人，那么这个信念就帮助他们确定了在任何给定情景中的身份和利益。
他们的行为方式又向他者证实了他们确实是威胁，这样就再造了原有的敌对观念。
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化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文化预言。
就伊斯兰与西方的关系看，历史上的敌对文化观念使得双方间同样存在着文化预言自我实现的可能性。
从伊斯兰教方面看，应该承认，最初他们对基督教是宽容的，他们只要缴纳丁税仍可以信仰自己的宗教。
但由于基督教徒发动十字军东征和后来在土耳其战争中采取的极端立场，穆斯林改变了最初的宽容态度，转而对基督徒实行严厉措施。
尤其是自近现代以来，他们在与西方的交往中倍受欺凌，长期处于弱者地位。
这使他们比西方国家更为敏感，更容易诱发针对西方的仇视情绪。
在伊斯兰主义者看来，伊斯兰世界近现代以来的一系列失败，都可以归咎于西方。
伊斯兰世界中的许多人，把伊斯兰的历史和穆斯林世界与西方的交往是看作是在扩张主义的帝国主义列强手下蒙受压迫和牺牲的历史。
在他们看来，正是“战斗的基督教”和“战斗的犹太教”是导致穆斯林社会失败和无能为力的根源。
[14]首先，在原教旨主义者眼里，英法委任统治留下的遗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使西方恶意输入的思想，认为人们依据民族主义感情建立了民族国家，会削弱穆斯林世界的统一性和国际主义传统，使其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的牺牲品。
“诡计多端的欧洲人恶毒地在穆斯林中灌输这种思想，意在他们中间引起对抗，使他们分裂、为人利用，成为容易到手的战利品，甚至被消灭。
[15]”其次，原教旨主义者认为，按照西方世俗主义原则建立政权是错误的。
穆斯林兄弟会认为，“西方民主不仅没能制止，反而造成了权威主义（由现代精英操纵群众）、经济剥削、腐败和社会不公正。
西方世俗主义和物质主义毁坏了宗教、道德、社会和家庭。
西方世俗主义的固有荒谬、政教分离将对西方道德的衰弱和最终的垮台负有直接的责任。
[16]”这一偏执观念又因现当代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得到了印证和强化：伊朗摩萨台民族主义政权被推翻；支持和偏袒以色列发动战争；在中东和平进程中采取双重标准；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支持中东的专制政权；袭击利比亚；发动海湾战争；对伊朗和伊拉克进行经济制裁等等。
换言之，自二战结束以来，伊斯兰国家始终未能摆脱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阴影和不公正的历史命运。
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伊斯兰教本身具有的对异质文明的排斥性特征与反对西方霸权主义入侵的现实相结合，使之很容易演变为一种激进反西方的政治伊斯兰思潮。
据此，便不难理解为何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反西方色彩。
就西方来看，对伊斯兰的恐惧可以说由来已久。
“由于十字军远征的经验，在西方世界基督教徒中同时存在着征服（异教徒）和使之改教的观念，又由于十字战争失败而形成的痛恨，若干世纪内在欧洲产生了那么多反穆斯林宣传，以致基督徒是在期待同穆斯林世界处在武装和暴力的关系中被培育成长的。
[17]在20世纪70年代，当具有鲜明反西方色彩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中东历史舞台崛起后，西方政治家深感忧虑，并情不自禁地编织出“伊斯兰威胁论”的政治神话。
而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在其旨在勾画未来国际政治图景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也下意识地把伊斯兰文明锁定为未来西方世界的主要竞争对手。
这种文化上的相互敌视，恰恰反映了历史上西方对伊斯兰根深蒂固的敌对观念。
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伊斯兰教一直被描述为一种负面形象。
在西方很多人眼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等同于伊斯兰极端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就等同于恐怖主义。
这种化约论的“战斗的伊斯兰”的形象，又因历史与现实中的种种事件得以强化：扣押西方人质，在西方大城市制造爆炸事件；对以色列发动伊斯兰圣战；刺杀埃及总统萨达特；输出伊斯兰革命；判处英籍作家拉什迪死刑；塔利班摧毁巴米扬大佛；1993年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爆炸事件等等。
所有这些，都加深了一个不宽容的、危险的伊斯兰教的形象。
从这一偏执的文化立场出发，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毫不犹豫地支持那些以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自我标榜的政府，而不管这些政府在当地是否能够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如对伊朗专制的巴列维国王的支持）；同时，对那些具有原教旨主义色彩的政治组织，尽管他们得到当地穆斯林的广泛拥戴，并通过合法选举获得了议会多数，但仍难以获得西方的认可和支持（如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政线）。
从而使西方无形中站到了伊斯兰主义者的对立面。
诚如一位英国前外交官院所指出的：“非穆斯林怎样思考伊斯兰制约着他们对待穆斯林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反过来又制约着穆斯林怎样思考和对待非穆斯林。
”[18] 在某种意义上说，伊斯兰和西方世界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种互相妖魔化的不良倾向。
这种意识形态化的、总体式的认知模式，倾向于把对方看成是铁板一块的整体，而很少对种种问题具体地加以区分和辨别，很少对事件背后的根源进行理性的反思。
其结果，往往是通过一种偏颇的文化过滤机制，有选择地处理加工外部信息，以便把那些有助于验证既有假设或符合历史记忆的的信息保留下来。
这种“选择性的因而也是偏颇的分析，增加了我们的愚昧而非知识，狭窄了我们的事业而非拓宽了我们的理解，加剧了问题非为新的答案开辟了道路。
”[19]由此使问题变得复杂化，使矛盾更加难以化解。
最近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二者相互敌视的产物，是伊斯兰与西方文化冲突的自我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