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如果我是当年的红卫兵 请写1000字左右
自然向前了解的红卫兵历史是不正确的有可能是他的想当然，也有可能是这些年海外一些反共的艺术作品故意摸黑，使他产生了错误的印象。
就是说，这里我不提红卫兵的好坏，，也不提文革正确或者不正确，我就站在红卫兵不正确的立场上，仍然不是说，只要红卫兵不正确，则任意怎样摸黑都是可以的，如果那样的文章，应当缺少学术水平。
就是说自然向前的标题《要了解历史，更要尊重历史》这个题目我赞成，但是他的内容恰恰是不让人了解历史，也没有尊重历史。
例如他说：“红卫兵原先是一批不想读书的调皮捣蛋学生自发聚集的团体——“文革”刚开始，一些不想读书的调皮捣蛋学生得知可以“造反”，于是，就打出一个“红卫兵”招牌造老师反，然后，又冲向社会搞起了打砸抢的活儿。
”但是红卫兵恰恰主体不是由调皮捣蛋不想读书的学生组成。
如果真不想读书，又怎能将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都背得滚瓜烂熟。
我下面举三个关键性的例子来说明自然向前网友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我的这三个关键性的例子，一个是红卫兵的创始人，清华大学的学生蒯大富，还有一个也算是红卫兵的创始人，是今年还是去年发起道歉运动的陈毅的儿子陈小鲁。
还有一个是著名作家梁晓声。
这三个人都是名人，因此在大百科全书百度知道中都能够查得到。
我建议自然向前去百度及维基百科两个地方去搜一下蒯大富这个词条，尤其是蒯大富，早已经刑满释放，且是某公司的副总经理，2012年还参加了清华大学的校庆，因此现在已经是人民内部矛盾。
维基百科还有一个蒯大富的访谈，都是很有意思的。
我首先要说蒯大富这个人就不是自然向前说的调皮捣蛋不想读书的人，百度知道中是这么说的：“1953年，刚刚满八岁的蒯大富上学了。
蒯大富的父亲对于孩子的教育是十分重视的。
他送蒯大富上小学前，对蒯大富也是千叮咛万嘱咐，讲了不少道理，让蒯大富上学后，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成为有文化的革命接班人。
蒯大富记着父亲的话，上学后，学习十分用功，在他们村子的小学里，蒯大富是学习比较刻苦，成绩优秀的一个。
蒯大富小学毕业后，顺利考上了中学。
蒯大富学习成绩好，也使他父母十分高兴。
在他初中毕业后，又决定让他继续读高中。
这样，蒯大富在1960年即进入滨海县八滩中学读书了。
蒯大富读书刻苦，学习成绩优异，然而他并不是一个书呆子。
在初中读书时，就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并且成为学生骨干分子。
蒯大富父母都是共产党员，蒯大富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对政治活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也表现出了很强的组织能力。
蒯大富从上初中开始，就离开家到学校过住校的生活。
很早就独立生活，使他年纪轻轻就比较成熟，形成遇事有主见，自理能力强的性格。
与同学们过集体生活的经历，也使蒯大富善于与人相处及超出同龄人的组织能力。
高中时期，蒯大富就是学生干部，他不仅是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的积极参加者，也是学生活动的组织者之一。
蒯大富在学校政治上表现突出，学习成绩优异，是标准的好学生。
学校对他也极为看重的，在蒯大富进入高中不久，学校团组织便吸收他加入了共青团。
在当年想要加入共青团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那时团员人数少，加入共青团，就是青年先锋队员的代表，也是共产党的后备军之一。
1963年，蒯大富高中毕业参加高考，他报的是清华大学，当年9月，被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录取。
”而陈小鲁也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只不过，蒯大富和陈小鲁属于不同类型的红卫兵组织。
陈小鲁之所以要道歉，是因为他的手下有人把老师给打死了，因此是和老师过不去的红卫兵。
而蒯大富的特点是针对老干部，总想着要造老干部的反。
所以有一段时间蒯大富是被工作组关起来了的，而陈小鲁没有这个经历。
而著名作家梁晓声，也写过《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也是当年的红卫兵，梁晓声也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当然，在文革中，不是品学兼优，调皮捣蛋，不想好好学习的人是有的，那就是我，但是我从来就不是红卫兵，我吃饱了撑的要去打老师或者造老干部的反
我属于贪玩的，不关心政治的孩子，一个落后分子，不仅在中学当不上红卫兵，当兵后都是一个落后的当兵的，因此当了几年兵都没有入得了党。
因此，当人们想要提防红卫兵现象再现的时候，真的要提防的倒是品学兼优的人，而象我这样的落后分子，对当局而言，反而是安全的。
这需要正确解读历史才能够知道这个道理。
红卫兵运动的起因
具体说来，1990年代以后红卫兵运动研究的深化与拓展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於「红卫兵」概念的认知和诠释。
在以前的许多相关论述中，「红卫兵」似乎始终是一个整体性的笼统概念。
690年以后，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这种状况发生了显着的变化。
较早公开提出应该对「红卫兵」概念做出细致分析的大陆学者是印红标。
他在1992年发表的〈红卫兵运动的两大潮流〉一文中指出：红卫兵有许多整体特徵，但是聚集在红卫兵大旗之下的，并非始终如一的统一整体，而是具有不同思想和行为倾向、互相矛盾和冲突的派别。
他还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理解，首次按照家庭出身的不同，将「红卫兵」概念细分为「老红卫兵」、「保守派」、「造反派」、「极左派」等不同群体，并对其中具有鲜明政治个性和突出思想特徵、先后在红卫兵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老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分析。
7在1997年发表的〈红卫兵运动的主要流派〉一文中，他再次复述了这个观点。
8 尽管其他研究者对於印红标所提出的概念划分依据以及这些概念划分在时间上和地域上的适用范围存在着一些不同看法9，但是印红标提出的「细分化」原则却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
此后的许多重要论着都自觉地遵循着这个原则。
这对於更全面、更合理地解释红卫兵的造反动机和红卫兵运动中的派性斗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到目前为止，关於「红卫兵」概念细分化问题上争议较少的，是造反运动初期的情况。
一般认为：「红卫兵」最初是由北京地区若干重点中学中的革干子弟和其他「红五类」子弟发起的学生组织，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少数高干子弟。
他们以天然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自居，奉行以「血统论」为核心的组织原则，试图通过对红卫兵参加者的种种资格限制，保持其队伍的纯洁性和政治上的特权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红卫兵的数量约占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
为了与后起的红卫兵组织相区别，这些人被称为「老红卫兵」。
1968年8月初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公开信发表以后，「老红卫兵」人为设置的种种限制不复存在，更多其他社会阶层的子弟也纷纷建立起自己的红卫兵组织，「红卫兵」概念的社会构成因而发生了显着的变化，红卫兵组织也由少数中学向其他各级各类学校蔓延，大学生逐渐成为红卫兵运动的主导力量。
新、老红卫兵在8-10月针对知识份子群体和基层领导干部的斗争中具有大体相似的言行，但是随着「文革」斗争矛头指向党内高层，「老红卫兵」中的骨干成员逐渐趋向保守，最终演变成与「中央文革」公开对抗的「联动」组织，遭到最高当局的镇压。
而其他阶层出身的红卫兵则继续回应的号召，积极实施了对各级「走资派」的造反与夺权，成为名副其实的「造反派」。
在外省绝大多数地方，所谓「保守派」和「造反派」红卫兵组织是在8月前后同时产生的，因而没有「新」、「老」之分，不过基於家庭出身和社会地位差异的派性分野，比北京地区更加明显。
第二，关於红卫兵造反动机的认知和诠释。
如前所述，90年以前关於红卫兵造反运动起因的相关论述，一般都从畸形残缺的学校教育、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意识形态灌输、的个人魅力、封建意识和传统观念残余的消极影响、青少年的青春期躁动心理等角度立论，因而大致可以归结为基於「社会心理」和「文化传统」的解释。
这些解释固然能够说明一些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忽略了社会心理和文化传统对不同社会群体影响的差异，忽略了某些消极的社会心理和文化传统是如何在各种现实条件作用下逐步强化的，我们的相关论说就有可能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潭。
唯物史观的根本要义之一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90年以后的一个重大进展，是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对红卫兵的造反动机作出了更多的社会学和政治学解释。
许多论者都已经明确意识到：「文革」在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文化问题。
导致众多普通民众积极投身「文革」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矛盾与利益冲突的客观存在。
高鉴国等人在1991年撰文指出：人们之所以接受的「文革」理念，积极投身这场运动，与「文革」前十七年社会制度的不完善有关，与人们对於特权等级、官僚主义现象的痛恨以及对政治压抑的反感有关。
10印红标在1997年发表〈「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性矛盾〉一文，对上述观点表示认同。
他指出：「文革」期间群众参与的政治激情，固然有对的个人崇拜，有随大流心理或者担心落后被整的恐惧，但是不容回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权的领导层与不当权的群众之间存在矛盾。
在具有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社会中，领导干部与群众的矛盾植根於现实的、普遍存在的社会性矛盾。
在缺乏有效协调机制的情况下，一遇机会，群众平时郁积的对领导干部的不满就会以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
11 此外，许多论者还在「红卫兵」概念细分化的基础上，从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文革」早期遭遇等几个方面，对「老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的造反动机的异同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揭示出不同群体对「造反」概念含义和「造反」物件的不同理解，凸现了红卫兵造反动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印红标的下列看法是所有相关论着中最为简洁明快的： 老红卫兵和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斗争大方向」不尽相同。
老红卫兵最主要的活动是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破四旧」，……一般地说，老红卫兵的主要斗争对象在共产党外、非「当权派」。
对於党内，只是打击少数，打击那些被认为包庇了「牛鬼蛇神」，成为资产阶级代理人的人。
老红卫兵相信党政军领导体系中的大部分干部是好的，是应当保卫的，他们始终警惕着右派假借造反之名冲击政权的主体，他们的口号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 造反派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主要斗争对象则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实际上是普遍冲击共产党、政府甚至部分军队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
他们对大部分干部的优劣持怀疑、审视态度，他们认为走资派本身即是新生资产阶级，而不仅仅是党外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是文革运动打击的重点。
造反派的运动造成了建国以来对党政军领导体系和领导干部空前的巨大冲击。
……造反派也打击其他「牛鬼蛇神」以及与对立派群众组织进行派性斗争，但是这些都是第二位、第三位的。
老红卫兵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解，建立在与旧中国统治阶级进行斗争的基础上。
他们对地主还乡团、国民党卷土重来，保持高度警惕，在他们看来，复辟就是回到1949年以前的社会。
他们相信，「反动学术权威」正在像1956年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的知识份子那样，为颠覆共产党的政权制造舆论。
……他们在「破四旧」活动中抄「牛鬼蛇神」的家，是相信阶级敌人收藏着「变天帐」——土改前的地契、旧政府的委任状等等。
造反派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解建立在与「新生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基础之上，他们更倾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的典型是苏联，是共产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蜕化变质，由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变为压迫人民的官僚特权阶层。
……他们相信，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依靠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民主」的手段，揭露和批判走资派，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可以净化当权派队伍，是保证社会主义红色江山不改变颜色的主要方法。
12 第三，关於红卫兵排性斗争问题的认知和诠释。
派性斗争是红卫兵运动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必然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以往的相关论述，除了对红卫兵的派性斗争表现出一种深恶痛绝、义愤填膺的姿态以外，对於这种社会现象的解释是十分简单肤浅的——一般都归咎於青少年的青春期躁动等主观因素。
90年以后的许多研究者则指出，红卫兵内部的思想分歧和派性斗争与前文所述两个问题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同样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
唐少杰在1995年10月发表的论文中指出：「文革」的群众运动由群众的武斗来收场，对立的群众组织以两败俱伤或两败俱亡为自己的归宿，这些问题既有它们生长所需的政治专制的土壤，也有它们一时「氾滥」所需的文化独断以及从思想到言行绝对排斥异己的传统背景，更有它们天然的趋向暴力的本性，但是，决定这些问题的根源依然是群众中间不同的利益、要求和目的。
13卜伟华在其对北京高校两大对立派别的研究论文中也指出：两派之间的矛盾，主要是派别利益的矛盾而非有关「文革」理论和实践的任何原则分歧。
派别利益包括一个组织、一派组织的名声、名誉、地位、席位、对学校或一些单位的控制权，组织头目在社会上各种组织和各级权力机关中所担任的职务和影响等等。
14印红标还进而指出：红卫兵各种流派的特质不仅具有政治原因，而且具有社会根源，因此通过思想灌输是不容易改变的，即使是具有无上权威的也很难用诱导、教育、命令的方式完全改变某一类红卫兵的基本方向。
15由此可见，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是「文革」时期派性斗争得以发生并长期延续的主要根源。
派性斗争是意识形态话语掩盖下的实际利益争夺。
其他群众组织如此，红卫兵组织亦如此。
其次，90年以后的研究者注意到在「文革」的不同阶段，红卫兵内部的思想分歧和派性斗争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
一般而言，早期关於「血统论」的争论具有积极的思想意义和社会影响，而全国性的夺权运动以后的派性斗争则显示了「文革」错误理论和实践对群众运动的毒化作用，应该彻底否定。
史会来、刘晓、徐友渔等人对造反运动初期围绕「血统论」的论战和斗争做出了比较细致的分析说明。
史会来、刘晓结合「老红卫兵」——「联动」组织的言论和行为，指出「血统论」同历史上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等级和利益的一种工具并无本质上的差别。
「血统论」在「文革」期间沉渣泛起，除历史上封建传统的影响之外，主要还是因为它有着长期以来阶级路线重视「有成分论「的基础。
建国以后，一贯重视以家庭成分、家庭出身来划定阶级队伍，造成了世代以血统延续的阶级阵线。
这就导致社会生活各方面，诸如上学、就业、婚姻、参军、入党、提干等问题上的不平等，形成了一部分人的优越感和另一部分人处於受歧视和被压抑的地位。
因而对「血统论」的批判带有要求社会平等和正义的积极理想诉求，应该给予充分肯定。
他们还指出：「老红卫兵」敢於公开反对将斗争锋芒指向党的领导干部，并非他们从根本上觉悟到「文革」的错误，而是他们在长期的左的环境薰陶下形成的政治优越感的本能反应。
16徐友渔在其关於「文革」时期异端思潮的论文和其他论着中，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和分析。
17 再次，90年以后的许多论者都注意到「文革」指导思想的内在冲突和最高当局个人意志的反覆无常与红卫兵派性斗争之间的关系。
唐少杰曾经就清华大学的两派斗争指出：两派关於文革属性、目的的论战不但源於各自的现实利益，而且一开始就来自关於「文革」的主张与部署的矛盾及缺陷。
18从卜伟华关於北京地区「天派」、「地派」群众组织形成过程的细致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以北师大和地质学院造反派为核心的「地派」对以北大、清华和北航造反派为核心的「天派」的分裂与对抗活动，与最高当局的默许和鼓励是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最高当局刻意诱导的结果，其目的显然在於分而治之，防止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形成尾大不调的局面，危及最高当局的权威。
第四，对西方学界某些模糊认识和错误观点的澄清和纠正。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似乎不难得出以下映象：即90年代以来关於红卫兵运动研究的重大进展，与大陆学界对西方学术观点和理论方法的接纳与应用紧密相关。
因此，笔者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新一代学院派研究人士尽管在强调群众运动对於「文革」的重要性方面不遗余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认同「社会冲突理论」或「两个文革」的观点。
或者说，在「社会冲突理论」的有效性问题上，他们并不像某些西方学者那样盲目乐观；在「两个文革」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他们并不像某些西方学者那样简单偏执。
高鉴国等人较早公开指出：回顾「文革」前后的历史，会发现几乎每次政治运动来临的时候也都是普通群众的平等意识和参政意识以某种歪曲的或被限定的形式骤然高涨的时候。
「文革」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它经历了有目的、有步骤的组织发动，每一次具体行动、具体运动的扩大、展开都是在得到充分肯定、引导和命令下才得以实现的。
19 印红标曾经仿照西方学者的观点，将「文革」时期的矛盾分解为「政治矛盾」和「社会矛盾」，指出政治矛盾和社会矛盾是不同类型的矛盾，具有各自的表现形式和发展规律。
但是他随后又指出：尽管社会矛盾给「文革」打下了不容忽视的深刻烙印，但是政治性矛盾——执政党内的斗争，对运动的整个过程，从起源、发展到结束，起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文革」的领导者一方面给予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集会游行、成立群众组织、出版刊物等「大民主」权利，另一方面，对运用这些权利的范围、时间以及政治方向予以限制和引导；对於群众中越轨的言行予以批判、制止，甚至取缔、镇压。
20 徐友渔则从另一个不同角度阐述了「文革」期间群众组织与现行体制的微妙关系。
他指出：将家庭出身作为划分群众组织派别的唯一标准，并由此得出「造反派」带有显着的反体制倾向的结论，是缺乏事实依据的。
较多的出身不那么好的人参加造反派，并不是因为他们对中共政权抱有敌意，而是「文革」事件和进程的结果。
早期的红卫兵组织被奉行「血统论」的革干子弟所把持，使得大多数人被排斥於「革命队伍」之外，想表现对各级党组织的忠诚、当「保皇派」而不可得。
而到的公开信和《十六条》发表以后，到这些人可以参加红卫兵组织时，「文革」走势已经较为明朗，因而许多人选择参加造反派是较为自然的。
由此可见，造成非「红五类」多在造反派中的原因，是类似於阿Q 的「不准革命」的遭遇，而不是他们对共产党怀恨在心。
他还指出：与保守派相比，造反派确实不满现状，不满很多当权者，甚至不满现存体制。
但要注意，不能把这种不满形容为「反共情绪」。
因为在群众的心目中，是象徵「中共政权」，而不是欺压他们的支部书记、积极分子代表。
他还指出：不可否认，「文革」后期或「文革」之后，群众中滋生和弥漫着程度不同的反体制情绪，更确切地说，是与「文革」前的意识形态隔膜了或决裂了。
但有两点必须表述清楚：一、并不仅是造反派才产生这种疏离，原保守派和一般群众也有这种倾向；二、它产生於运动中看到太多的政治阴暗面，有上当受骗的感觉，但它是「文革」的结果，而不是造反派投身於「文革」的动因。
21 大陆学者以上关於「社会冲突理论」的修正和对「两个文革」观点的否定，都是建立在扎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之上的。
这些认知有利於从整体上把握「文革」的本质属性，明确「文革」的主要责任。
虽然党内斗争与群众运动存在着某种互动关系，但是就「文革」的整体走向而言，是前者决定后者。
关於这一点——正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只要看看红卫兵运动是怎样因最高当局的一封公开信而骤然兴起，最后又是怎样因最高当局的一次谈话会而突然终结，就不难理解了。
四 行文至此，我们似乎不难达成以下共识：大陆学界关於红卫兵运动的研究在90年代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正确的学术研究理念和社会史的研究范式已经初步建立，各种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中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口述资料的采集和应用），多角度、多层面、多样化的研究格局已经形成，「红卫兵」和「红卫兵运动」的历史图像越来越丰满和清晰。
从社会史视角切入的、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许多观点和结论，因为其创新性与严谨性，已经被主流话语部分接纳。
目前存在的不足，是现有的实证研究在地域分布上和年龄层次上还过於单一。
因此，如何加大对北京以外其他省市红卫兵组织及其成员的研究力度，如何加大对大学生群体以外其他年龄层次红卫兵组织及其成员的研究力度，是我们今后一段时间内努力的方向。
注释 1关於这一阶段代表论着和主要观点的具体引证，可参见韦祖松：〈「红卫兵运动」研究述要〉，《中共党史通讯》1992年第1期；方奕：〈红卫兵运动的研究综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江沛：〈十年来国内红卫兵运动研究综述〉，《青年思想家》1993年第1期。
2徐友渔：〈还「文革」史以本来面目〉，《今日名流》1999年第3期。
3参见印红标：〈有待开发的「红卫兵运动」研究〉，《中国青年研究》1989年第2期。
4唐少杰：〈《「文化大革命「史稿」》刍议〉，《开放时代》1998年第11／12月号。
5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第5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6凌巍在1989年初发表的相关论着中，曾经按照红卫兵运动参加者的不同心态，将他们划分为理想型、反体制型、积怨型、随大流型和浑水摸鱼型等五大类（参见凌巍：〈文化大革命与第三代人〉，《当代青年研究》1989年第2期）。
笔者认为，凌巍上述基於主观心理因素的划分带有某种超验的属性，与本文所讨论的基於客观社会因素的分类存在很大差异。
7印红标：〈红卫兵运动的两大潮流〉，《二十一世纪》1992年10月号。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印红标虽然列举了四种类型，但是从他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保守派」似乎是「老红卫兵」的一个变种，而「极左派」则是「造反派」的一个分支。
8印红标：〈红卫兵运动的主要流派〉，《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1997年第8期。
9徐友渔曾经指出：卷入运动的群众形成对立的派别，是「文革」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
但是这种派性划分，绝不是简单地用所谓「造反派」和「保守派」一言以蔽之的。
「文革」是一场运动，它经历了数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群众组织是不断分化组合的。
夺权以后，特别是所谓「二月逆流」受到批判以后，原始意义上的「保守派」组织已经不复存在。
原先「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对立被从造反派内部分裂出来的群众组织的对立所取代，这两派中往往是一派较为温和，另一派更为激进。
这种情况在全国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规律性（参见徐友渔：〈再说文革中的造反派——与华林山商榷〉，《二十一世纪》1996年2月号）。
唐少杰也指出：界定对立的群众组织及划分所谓「造反派」与「保守派」，是「文革」研究中一个颇为复杂而棘手的问题。
因为在群众组织中既有「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对立，也有两派各自内部的分化，所以纯粹的「造反派」与「保守派」之分是不成立的。
常常出现的情况是，两派对「文革」的一些理论、策略和行动等有所认同，但是一旦涉及到两派各自的实际利益时，会泾渭分明地列出自己的阵势（参见唐少杰：《从清华大学两派看「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的对立和分歧》，《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
10高鉴国、李芹：〈「文革」时期的社会心理〉，《青年思想家》1991年第2期。
11印红标：〈「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性矛盾〉，《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
12印红标：〈红卫兵运动的两大潮流〉，《二十一世纪》1992年10月号。
13唐少杰：〈红卫兵运动的丧钟：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二十一世纪》1995年10月号。
14卜伟华：〈「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天派」、「地派」的一些特点〉，《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5印红标：〈红卫兵运动的主要流派〉，《人大复印资料
中国现代史》1997年第8期。
16史会来、刘晓：〈「血统论」在「文革」中的兴衰〉，《龙江党史》1994年第3期。
17徐友渔：〈异端思潮和红卫兵的思想转向〉，《二十一世纪》1996年10月号。
18唐少杰：〈从清华大学两派看「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的对立与分歧〉，《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
19高鉴国、李芹：〈「文革」时期的社会心理〉，《青年思想家》1991年第2期。
20印红标：〈「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性矛盾〉，《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
21徐友渔：〈再说文革中的造反派——与华林山商榷〉，《二十一世纪》1996年2月号。
董国强，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缅甸共产党
在1985年以前，中国与缅甸接壤的云南边境，几乎并出现过精制毒品海洛因。
乡镇中少数50年代遗留下的瘾君子们，多以吸食鸦片为主。
但是 “8.19”出现之后，整个缅共控制区瞬间一片狼烟起，“海落英”的加工厂，似雨后春笋，遍地开花。
据不完全统计，到80年代中期，缅共建立的海落英加工厂多达85家
在缅共内部，各级干部逐渐认识到了毒品就意味着财富与金钱，于是纷纷卷入这股谋利的浊流之中，最终无法自拔。
到80年代中后期，缅共中高级干部，几乎全部卷入了鸦片贸易之中。
整个缅共的武装几乎没有不做毒品生意的。
从党的高级干部到一般士兵，翻江过海，各显神通。
据外国有关机构透露，至缅共瓦解的 1989年，除党的“主席”德钦巴登顶未卷入鸦片交易外，所有高级干部均在从毒品交易中谋利。
进入80年代中后期，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东欧巨变，苏联也在动荡之中，面临解体。
国际共运进入了最低潮。
缅共内部的人心因此也进一步涣散。
从中央到地方，从高层到基层，都在寻找今后的出路。
1989年3月11日，彭家声在果敢发动了兵变，宣布脱离缅甸共产党。
成立了“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党”和“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
同时组建了“临时军事委员会”。
彭家声出任主席和同盟军总司令。
彭家声的队伍迅速接管了果敢县大队、缅共果敢县委员会，以及各种机构与仓库。
13日，彭部兵发勐洪，缅共东北军区 1旅的4个营全部加入彭部。
14日，未放一弹一枪，占领了缅共北方分局所在地勐固。
除2旅政委高良退入中国境内外，其余大部人马投降彭部。
缅共中央主席德钦巴登顶，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三天才知道消息。
开始，中央判断是“两兄弟闹分家”，是属于他们兄弟之间的事情。
很快，他们发现了这个错误。
马上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在这次会上，彭家声的“易帜”，被定为“敌我矛盾”，“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有缅甸政府背景的，有组织、目的、有预谋的反革命叛乱。
”是缅甸反动政府对革命的又一次挑衅。
于是，3月18日，派了两个连的士兵，抄了彭家声在贺岛的老家。
接下来，就再也没有下文。
当时，缅共已经无力对付自已内部的分裂。
4月11日，在中国云南临沧地区沧源县永和第三生产队当过会计的佤族赵尼来，时任缅共中央后补委员、北佤县长。
中国云南思茅地区西盟县佤族头人的后裔鲍友祥，时任缅共人民军中部军区副司令。
二人率中部军区全体官兵“起义”。
17日，鲍、赵二人在缅共中央警卫旅政委罗常保等人的“内应”下，包围了缅共中央所在地邦桑，扣押了缅共主席德钦巴登顶及其它中央领导人。
鲍、赵二人很快“有礼貌”地将这批“领导人”全部送入中国境内的孟连县。
4月22日，成立了以赵尼来为总书记的“缅甸民族联合党”和鲍友祥任总司令的“缅甸民族联合军 鲍、赵二人正在起事之时，缅共中红极一时的“八一五”军区，也于4月19日宣告脱离缅共领导，率部成立了“缅甸掸邦东部民族民主同盟军军政委员会”。
“八一五”军区司令林明贤任“主席”和同盟军“司令”。
林部绝大多数领导人是从中国出去的“知青”和“回乡知青” 失魂落魄的缅共中央领导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形下，于6月16日在云南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成立由德钦巴登顶、政治局委员吴觉敏、耶博吞、钦貌基和北方分局书记吴丹组成一个临时中央领导机构。
6月26日，中央迁至101军区所在地板瓦。
经历了“树倒猢狲散”的缅共中央，十几人寄人篱下地生活在101军区。
党的主席与政治局委员们在最后时刻仍然在发号使令，仍在不厌其烦地开会。
1989年9月，他们终于走到了革命的尽头。
101军区司令员丁英宣布脱离缅甸共产党，成立了“克钦新民主独立军”。
当丁英将最后的决定通知德钦巴登顶主席时，这位戊马一生的领导人落下了眼泪。
不得已，德钦等人只有再次离开了101军区。
他们的去向也只有一个地方，德钦巴登顶将在中国度过他的余生。
缅甸共产党经过50年的努力，最终降下了历史的帷幕。
但时值今日，由缅共时期开辟的地下毒品贸易和运输通道，至今还在被使用着。
“金三角”里的一切，远远未到了了结的时侯。
在这块土地上，罂粟花仍在开放，依然是那样的艳丽。
缅甸政府自吴奈温上台后，开始对一切反政府武装采取了高压打击手段。
缅甸共产党及其武装首当其冲。
50年代后期，在政府军的打击下，“白旗派”也逐渐丧失了原有的优势。
队伍四散，部分武装力量聚集到了缅中边境一线 原缅共武装中的克钦族部队，以及部分缅族部队，由于不抵缅甸政府军的军事打击，在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退入到了中国境内。
被中国政府人道地友好地做了安置。
其中，克钦族大多安置在了贵州，而缅族，大多安排在了四川省。
这一批缅共武装力量，由于中国的接受，得以保存下来。
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中国住了近十余年的时间，与中国女人结婚生子。
后来成为70年代缅共人民军的中坚，许多人成为缅共的高级领导人。
由于“红旗派”退出历史舞台，“白旗派”也再没有人沿用这一称谓。
60年代以前，中缅两国度过了关系中的“密月”时期。
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而言，这是与周恩来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选择。
事实证明，这种选择是正确的。
对于中国突破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反华战略包围圈”，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正因为有东南亚地区缅甸、南亚次大陆的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美国当时 “战略包围圈”的琏条扣，在这里脱节，事实上，美国因此而无法对华实施全面的“战略包围”与封锁。
中缅的“胞波之情”，也是在双方政府作出让步的情形下所形成的。
最为重要的让步是，中国政府在英缅政府与清朝签定的不平等边界条约的部分基础上，与缅甸人进行了边界领土的谈判。
实际上，中方间接承认了这一不平等的条约。
为此，一大块土地，划入了缅甸的国土。
1960年1月24日，缅甸总理吴奈温将军访华。
于1月28日同周恩来总理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缅甸联邦政府关于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
在此之前的1957年，当时的缅甸政府总理吴努应邀访问昆明，在云南大学向1000多名师生发表演讲之后，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
中缅友好万岁
”可见当时的缅甸领导人，非常了解中国的国情，并急于修好。
1960年10月1日，双方正式签订了边界协定。
1967年6月，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在邻国缅甸的仰光，也在发生一场“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首先是仰光大学就读的华人学生们，在胸前佩带上了红彤彤的像章。
进尔，又在学生中成立了“红卫兵”的组织，开始了“革命的大辩论”。
这种过激的行为方式，当时在中国是属于合法存在的，但是，在异国的土地上，这完全是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行为。
冲突首先是在学生中开始。
一方要誓死捍卫的革命路线，一方是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复活。
开始打斗的导火线是关于像章的佩带问题。
“革命的红卫兵”们肯定要捍卫“统帅”的尊严，另一派，主要由缅甸人组成的团体，就是不准佩带像章。
于是，双方由争执发展到斗殴，逐渐成为群体的撕打、械斗。
以至于后来发展到一场，由缅甸政府幕后操纵的反华活动。
几乎全缅甸的华人均卷入了这一灾难性的事件之中。
早在1964年，奈温政权实行“国有化运动”，仅在仰光一地就有700家华人企业被收归国有，致使许多华人、华侨在倾刻间家破人亡。
华人的勤奋，在东南亚地区大多富甲一方，在缅甸仍是如此，华人的财富受到许多当地人的嫉妒。
这大概是六十年代中期缅甸反华重要背景之一。
反华排华的烈火，从首都仰光迅速蔓延到了第二大城市，华人稠密的聚居区瓦城。
又从下缅甸迅速扩展至整个缅甸。
许多华人财产被查收，被抄家，人也被打死打伤。
部分华侨中的“红派”侨领与学生中的积极分子，被迫通过秘密渠道回到祖国。
1967年6月，数千名缅甸人对仰光华人居住区实施打、砸、抢，杀害华侨 40余人。
同时，这批受到“指使”的民众，又冲击了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和新华社、中国民航办事处，凶残地杀害了中国专家刘逸。
缅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逮捕了80 多名华侨。
6月29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强烈的抗议，并宣布不再派回驻缅大使。
这是缅甸近代较为严重的一次反华排华事件，旅缅约80万华人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华人与缅族的矛盾也同时进一步加深。
不知是否真是处于这样的原因和背景，由中国人民支持的缅甸共产党及其武装——缅甸共产党人民解放军成立了综合“新闻编辑部。
彭家声部恰恰在这个时侯退入到了中国云南境内的临沧地区。
这支武装被首先进行了整编。
彭家声赴北京，受到当时有关领导人的接见。
彭部的这支武装165人，在临沧镇康县的铁石坡进行各种军事训练。
支队伍中，彭家声的兄弟彭家富也出现在训练的队伍里。
当时早已在贵州和四川生儿育女的原部分缅共成员，此时，也被紧急地集合了起来。
此时还坚持在缅甸南部勃固一带战斗的缅共中央总书记德钦丹东，很快获悉了这一信息。
通过极其秘密的方式与渠道，缅北的武装力量与缅共中央取得了联系。
战斗，不久就开始了，并进入到白热化的程度。
1968年1月1日，经过训练的彭家声兄弟率领的队伍，正式打出了“人民军”的番号，向缅甸政府军发动了进攻。
而当时中国云南滇西边境的一线部队，被赋于了支援缅共人民军的任务。
1969年3月，原分散在贵州、四川的原缅共人员，被迅速的重新武装并集训后，出现在了果敢地区。
他们切断了缅政府军的滚弄运输线，这样，缅军不得不撤出了果敢地区。
1969年4月，缅甸共产党领导的果敢县与果敢县委会成立，彭家声被任命为“果敢县长”。
当时指挥缅北共产党人民军的，是缅甸共产党常驻北京的副书记德钦巴登顶。
当1970年冬德钦丹东被自己叛变的警卫员杀害后，德钦巴登顶接任了中央总书记的职务。
勃固根据地由另一个副书记德钦辛负责。
1976年，其在缅甸政府军的军事围剿中阵亡本）。
德钦丹东的牺牲，对勃固山区的缅共组织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直接导致了“白旗派”的终结。
缅甸政府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开始了新一轮的大规模的进剿，并取得了全胜。
就在南部武装气息奄奄之时，北部被中国权利支持的，由各种先进武器装备的人民军，确不断地占山为王，势力与影响越来越大。
外电报道说，在一些来自中国职业军人娴熟的指挥下，人民军过关斩将，使缅军产生了极大的惊恐心理。
在果敢地区站稳后，缅共人民军迅速向萨尔温江西岸进发。
1970年4月，人民军克北卡佤山的勐卯；1970年11月，攻占与云南省畹町一桥之隔的棒赛。
同时，占瑞丽县对面的姐兰等地。
在云南潞西县芒海境外的勐固，建立了根据地，1971年11月，进攻重镇滚弄。
1972年，攻占南卡佤山，占邦桑、邦扬。
邦桑成为缅共中央所在地。
在缅共人民军的编制上，分别成立了4个军区：东北军区、中部军区、“八一五”军区，后组建的以克钦族为主的101军区，同时成立了中央直属警卫旅。
这四大块缅共武装，实际上，也就是今天缅北各支割据势力的雏形。
当时，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进入高峰时期，果断地决定：“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年青的红卫兵们没有经过任何思考，抱着充满热情的情怀，打着红旗奔赴各地。
由于云南境外，缅共武装如火如荼的发展，给了这批青年中的活动分子以极大的启示。
当时被认为，缅甸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义不容辞的 “国际主义义务”。
在那样极“左”的年代，出境加入缅共人民军，政策也就定为是参加“革命工作”，有了与生产建设兵团战士截然不同的待遇。
于是，从 1970年底至1971年，无数抱着真正革命激情的或只是为了找出路的“知青”们跨出国界。
在“国内”，他们被有关文件规定确定为“正式参加革命”。
这一批中国人进入缅甸北部，很快参加了果敢地区的“滚弄战役”，在与缅军对峙冲突的42天里，刚学会打枪的“知青”们真正尝到的战争的苦头。
许多人在这一战斗中牺牲。
少数失散的女知青，流落缅北，有的走投无路，唯有靠肉体出卖维持生计。
这一仗后，跑出去“革命”的知青，部分又回到了兵团，并且阻止了更大量的知青们出境“革命”。
沉绽在缅共队伍中的知青，许多终于熬过了“吃苦关”，一些人走上了“领导岗位”。
到1989年3月缅共瓦解，已经有一批“知青”在重要的岗位上。
云南知青罗常保升任中央警卫旅政委，云南知青蒋志明升任东北军区副参谋长，李自如升任中部军区司令员，车炬升任中部军区旅长。
这些人，至今绝大部分仍然活跃在缅北的各支武装之中。
至1975年，缅共已经控制了萨尔温江以东的大块土地，在萨尔温江以西，也建立了根据地。
它的势力范围，北边是几乎所有的缅中边界地带，除了云南瑞丽对面的木姐县形式上还在政府军手中外，其它的国境线上，全是缅共被人民军占据。
往南走，它的势力范围已达缅老边境，在缅泰边境的莱朗等地，也有缅共的正规武装与游击队。
其鼎盛时期，缅共控制了近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50－200万人口，武装力量达到近3万人。
缅甸共产党及其武装得以在缅北地区东山再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国际主义援助”与支持，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中国方面为支援缅甸共产党，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力。
动员了可能动员的力量。
对于中国与缅共的极为密切的关系，引起缅甸政府的高度注意。
在两国领导人接触的不同场合，缅方一再向中方提出。
搜集中国支援缅共武装以及供给各种物质的情报，成为当时缅甸军事侦探部首要的任务之一。
政府军在与缅共武装交火中多次受挫后，采取了僵持对峙，等待时机的策略，待情况变化后，再伺机下手。
转眼已经是70年代中期。
中国与缅甸共产党都在发生变化。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接近尾声，缅甸共产党也已进入了内部矛盾冲突不断加剧的阶段。
1976年主席去逝前后，中国派往缅共人民军的军事“顾问组”，分批分期的撤回了国内。
由此，缅共也进入了多事之秋。
1979 年，我国大幅度调整外交政策，与缅共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独立自主，互不干涉”开始付诸实现。
由于经济上长期对中国的严重依靠，使得缅共自身几乎没有任何造血的财政收入功能。
长时间的打仗，军费与根据地的巨大开支越来越成为了问题。
尤其是在被“断奶”之后，更是乱了章法，终于做起了鸦片生意。
毒品的巨额利润，反过来又使许多中高级干部私欲膨胀，成为了“拜金主义”者。
最终由腐败走向了崩溃。
1976年，中国武装边防人员破获了第一起缅共人民军参与鸦片贸易的案件。
其实，为了解决经费问题，缅共部分单位早已经开始选择了这一见效快的“传统贸易”。
应该说，缅甸共产党60年代至70年代初，由于组织较为严密及中国的影响，对于鸦片贸易，采取了严厉禁止的措施。
中央发文明令禁止进行各种与鸦片有关的交易。
更不准各级干部与官兵参与，如有发现，从重处罚。
这些规定和措施，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局部的作用。
对于老百姓的传统种植，缅共中央也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了适当放宽。
但在中国的援助逐渐减少之时，缅共领导层开始考虑今后经费的来源问题。
在缅共中央“创收”口号的鼓励下，各军区纷纷各显神通，开始自筹经费。
东北军区首先成立了“特货贸易小组”。
这个“小组”，当时每年给东北军区提供近千万缅元的收入，成为其最为重要的财政来源。
东北军区因此而“先富”了起来。
其它军区与单位，当时已经或明或暗的知道东北军区的“生财之道”，因此也纷纷效仿。
缅甸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很快清楚了东北军区的财政来源，于是干脆在1980年8月29日成立由中央直属的进行毒品贸易的机构，代号“8.19”。
“8.19”的总负责人就是缅共中央副主席德钦佩丁。
“8.19”的成立，不仅标志着缅共进行鸦片贸易与毒品加工合法化，同时，鸦片贸易的利润成为其各种经费的直接来源。
在1985年以前，中国与缅甸接壤的云南边境地区，几乎并没有出现过精制毒品海洛因。
边疆乡镇中少数50年代遗留下的瘾君子们，多以吸食鸦片为主。
但是 “8.19”出现之后，整个缅共控制区瞬间一片狼烟起，“海落英”的加工厂，似雨后春笋，遍地开花。
据不完全统计，到80年代中期，缅共建立的海落英加工厂多达85家
在缅共内部，各级干部逐渐认识到了毒品就意味着财富与金钱，于是纷纷卷入这股谋利的浊流之中，最终无法自拔。
到80年代中后期，缅共中高级干部，几乎全部卷入了鸦片贸易之中。
整个缅共的武装几乎没有不做毒品生意的。
从党的高级干部到一般士兵，翻江过海，各显神通。
据外国有关机构透露，至缅共瓦解的 1989年，除党的“主席”德钦巴登顶未卷入鸦片交易外，所有高级干部均在从毒品交易中谋利。
进入80年代中后期，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东欧巨变，苏联也在动荡之中，面临解体。
国际共运进入了最低潮。
缅共内部的人心因此也进一步涣散。
从中央到地方，从高层到基层，都在寻找今后的出路。
1989年3月11日，彭家声在果敢发动了兵变，宣布脱离缅甸共产党。
成立了“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党”和“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
同时组建了“临时军事委员会”。
彭家声出任主席和同盟军总司令。
彭家声的队伍迅速接管了果敢县大队、缅共果敢县委员会，以及各种机构与仓库。
13日，彭部兵发勐洪，缅共东北军区 1旅的4个营全部加入彭部。
14日，未放一弹一枪，占领了缅共北方分局所在地勐固。
除2旅政委高良退入中国境内外，其余大部人马投降彭部。
缅共中央主席德钦巴登顶，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三天才知道消息。
开始，中央判断是“两兄弟闹分家”，是属于他们兄弟之间的事情。
很快，他们发现了这个错误。
马上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在这次会上，彭家声的“易帜”，被定为“敌我矛盾”，“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有缅甸政府背景的，有组织、目的、有预谋的反革命叛乱。
”是缅甸反动政府对革命的又一次挑衅。
于是，3月18日，派了两个连的士兵，抄了彭家声在贺岛的老家。
接下来，就再也没有下文。
当时，缅共已经无力对付自已内部的分裂。
4月11日，在中国云南临沧地区沧源县永和第三生产队当过会计的佤族赵尼来，时任缅共中央后补委员、北佤县长。
中国云南思茅地区西盟县佤族头人的后裔鲍友祥，时任缅共人民军中部军区副司令。
二人率中部军区全体官兵“起义”。
17日，鲍、赵二人在缅共中央警卫旅政委罗常保等人的“内应”下，包围了缅共中央所在地邦桑，扣押了缅共主席德钦巴登顶及其它中央领导人。
鲍、赵二人很快“有礼貌”地将这批“领导人”全部送入中国境内的孟连县。
4月22日，成立了以赵尼来为总书记的“缅甸民族联合党”和鲍友祥任总司令的“缅甸民族联合军 鲍、赵二人正在起事之时，缅共中红极一时的“八一五”军区，也于4月19日宣告脱离缅共领导，率部成立了“缅甸掸邦东部民族民主同盟军军政委员会”。
“八一五”军区司令林明贤任“主席”和同盟军“司令”。
林部绝大多数领导人是从中国出去的“知青”和“回乡知青” 失魂落魄的缅共中央领导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形下，于6月16日在云南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成立由德钦巴登顶、政治局委员吴觉敏、耶博吞、钦貌基和北方分局书记吴丹组成一个临时中央领导机构。
6月26日，中央迁至101军区所在地板瓦。
经历了“树倒猢狲散”的缅共中央，十几人寄人篱下地生活在101军区。
党的主席与政治局委员们在最后时刻仍然在发号使令，仍在不厌其烦地开会。
1989年9月，他们终于走到了革命的尽头。
101军区司令员丁英宣布脱离缅甸共产党，成立了“克钦新民主独立军”。
当丁英将最后的决定通知德钦巴登顶主席时，这位戊马一生的领导人落下了眼泪。
不得已，德钦等人只有再次离开了101军区。
他们的去向也只有一个地方，德钦巴登顶将在中国度过他的余生。
缅甸共产党经过50年的努力，最终降下了历史的帷幕。
但时值今日，由缅共时期开辟的地下毒品贸易和运输通道，至今还在被使用着。
“金三角”里的一切，远远未到了了结的时侯。
在这块土地上，罂粟花仍在开放，依然是那样的艳丽。
什么叫看风水
风水问题 命相是解释正报的，风水是解释依报的。
风水是观察阳宅（活人的居住）和阴宅（埋葬死人的地方）吉凶祸福。
佛法认为依报随正报转。
正报有福，依报必然会好；正报无福，依报必定坏。
所以，风水家常说：“吉人居吉地。
”和“求阴地不如求心地。
”这“吉人”、“心地”就是指的“正报”。
说明依报随正报转。
正报是主要的，依报是次要的。
举例说明： 例一：宋朝范仲淹，年青时贫穷，后来做了官。
他很孝顺，请风水家看母亲的墓地，风水家说他母亲的坟是“绝地”，他家会断绝后嗣，劝他迁移。
他说既然是绝地，也不应别人去受；如果我该绝后，迁坟有什么用
结果没有迁坟。
另外，当时苏州有座著名风水宝地——南园，范仲淹正在做宰相，又是苏州本地人，于是许多人劝他把南园买下来做公馆，以利后代出人才、做大官。
范仲淹说，一家人发富贵范围太小，于是他买下南园办了“苏州书院”，培养出不少人才。
他死后，儿子范纯仁依然又做了宰相，而且世世代代人才辈出。
80年代《人民日报》海外版登载，侨居世界各地的范氏子孙一百余人在台北集会，纪念范文正公诞辰一千年。
印光大师说，范氏家族兴盛将近千年，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最好证明。
也说明与风水无关，因为风水是有形的，沧海桑田，风水怎能保持不变呢
因果就不同，纵经百千劫仍起作用。
佛经说：“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
”这首偈语说明，即使经过百千劫之久，所造的业因也不会亡失，一旦因缘结合，自种的因还是自食其果。
例二：30年代，四川军阀把仪陇县朱德家的发坟挖掉。
文化革命时，红卫兵把奉化蒋经国家的发坟挖掉，但对他们都没有影响。
这也说明正报的福泽还未享完；依报是次要的，并无大影响。
四川军阀李某某，30年代驻防新津县。
据说宋美龄的祖先宋灏，清末任新津知县，他夫人死后安葬在此，风水家说这座坟是“男作公侯女作妃”的大发坟。
李某某听说这座坟有如此好的风水，把坟挖开，想据为己有。
后来蒋介石的势力进川，他只好将这座坟重新修复。
但宋氏家族并未因此受到什么影响，也说明正报的福泽未尽。
例三： 我家在成都市的住宅，是一所闹狐仙的凶宅。
我祖父在清末经人介绍买下江苏某人自建的住宅，后来才知道这住宅常闹狐仙，很不安宁，接连不断出灾异，有人上吊自杀等。
住宅花园内有座古典建筑风格的“大仙楼”，有窗户但无楼梯，四周树木茂密，显得很阴森。
但我家从清末一直住至1950年出卖住宅，均未出现什么怪异的事。
一次，我母亲在梦中忽见“大仙楼”的楼窗打开，一位古装妇女飞身下来。
她心里明白这就是狐仙，非常恐惧，赶紧持念观世音菩萨名号。
这时听见有人敲门，心里更紧张。
再一看，那位古装妇女已站在室内自己面前，态度非常友好地说：“我们是邻居，相处多年，你家福德很厚，我们都沾光。
不过我们要分手了，特别来辞行。
”说完，不见。
此事父母亲常用来教育我们，让我们懂得“作善降祥”和“依报随正报转”，是真实可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