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年先锋队队礼的标准是右手五指并拢,高举头上。
它表示什么
队礼是的重要礼仪。
行队礼要右手五指并拢,高举头上,它表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运用这一礼仪教育队员热爱人民,一心为人民,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在升降国旗和队会出旗、退旗时,在检阅仪式上,在烈士墓前,少先队员庄重行礼,体现了生动形象的组织教育。
建设银行企业文化的发展历程
建设先进的企业文化 是增强金融企业竞争力的战略选择 过深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研究国内外成功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的先进经验和发展趋势,我们党委班子强化了一个共识,作为我国金融业主体的四大商业银行,建设先进的企业文化,不仅对于提升核心竞争力,办成现代商业银行,而且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和金融发展,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与社会稳定,巩固党的执政地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
通过总结回顾建设银行50年的发展历程, 了解建设银行企业文化的形成过程,使全行员工真正体会到先进文化在建行初创成长、发展壮大、商业化转轨等不同历史阶段所发挥的支撑作用,引导大家更加珍惜建行人创造的精神和文化财富,增强传承建行文化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
通过宣传推广一大批先进典型经受严峻的考验,连续多年实现无重大经济案件、无重大责任事故、无重大违规经营,资产质量好、经营效益好、服务质量好的先进经验,引导全行员工充分认识先进的企业文化在改革发展的新阶段所发挥的凝聚、激励与约束作用,从而进一步激发大家学习借鉴先进经验、推进企业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通过深刻分析全面开放金融业所带来的日趋激烈的竞争形势,学习借鉴中外优秀企业的先进管理经验,引导全行员工认清文化优势是保持企业基业长青、出类拔萃的制胜法宝,深刻认识建设银行股份制改造要解决好转变观念和体制机制等重大问题,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必须靠先进的企业文化支撑,充分认清我们自觉推进企业文化建设,是应对新的机遇与挑战,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从而增强实施企业文化建设战略的危机感和紧迫感。
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凡是成熟的、优秀的企业领导者、管理者,必然懂得、重视、善于抓企业文化建设。
那种把企业文化建设视为“软”任务,说起来是“核心竞争力”,做起来是“边缘化”;或者仅仅当成分管领导和具体部门的工作,甚至还停留在“口头上、文件上、墙壁上、广告上”等,显然是迫切需要加以克服和纠正的。
二、建设先进的企业文化,重在付诸于实践,贵在渗透于 经营管理之中,功在内化为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企业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实践。
建设先进的企业文化,最关键的是要将核心价值观及其理念等文化要素付诸于实践、渗透于经营管理之中,转化为广大员工的职业理想和职业信念,内化为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那种认为企业文化可以游离于经营管理活动之外,甚至在经营管理活动中置企业文化于不顾的,正是落后文化的惯性思维及具体表现。
近些年来,我们注意防止和克服这方面的问题,作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
在推动建设银行核心价值观的确立与落实方面,我们着眼于建设动态的、开放的、社会性的先进企业文化,引入“利益相关者”的理念,坚持表里如一、内外贯通,通过开展经常性的学习、教育与培训,不断强化“实现价值最大化”的核心价值观,始终坚持以效益为目标,努力实现股东的最佳投资回报,实现建设银行与客户的双赢,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与员工全面发展的有机统一。
与之相适应,我们借鉴现代商业银行的成功经验对全行资源配置和绩效考核进行了积极探索,强化资本约束和以有限资源投入创造最大效益的经营理念,并贯到投入产出分析、资源配置、绩效评价等各项经营管理决策中,从而使过去那种重速度、轻效益,重扩张、轻质量,重发展、轻风险,重短期收益、轻长期效益,重局部利益、轻全局 利益等观念和思维方式得到了改变和纠正。
在构建先进的风险管理文化方面,我们认为,金融企业是经营货币信用的高风险企业,必须始终坚持把有效地控制风险作为实现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前提。
今年6月正式公布的“新巴塞尔协议”给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提出了新的标准和要求。
我们坚持把培育先进的风险管理文化,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和内控能力,作为企业文化建设重中之重的任务。
从强化资产质量是银行生命线和审慎稳健经营的理念,到推进审贷分离、分级授权、相互制约等基础性的制度机制建设,都下了很大功夫。
2003年7月,我们在全行实施“风险管理平台工程”,将国际成熟的标准化管理思想和管理体系引入到风险管理领域,在全行建立起“管理标准统一,体系相对独立,集中决策和分散控制相结合”的风险管理模式。
这是我行在风险管理文化及其制度创新方面的重大突破。
今年1月,我行与花旗银行、武汉大学在北京联合举办“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论坛”,进一步拓展了风险管理文化的新思路,增强了建立风险管理与内控体系的紧迫感。
从今年7月开始,我们在全行系统开展了“风险管理文化建设”活动,结合开展“降不良、防案件、抓管理、促发展”攻坚战,实施“内部信用评级工程”,通过一系列学习、宣传、教育和实践活动,不断强化风险管理意识,规范风险管理行为,提升风险管理水平,逐步探索建立符合现代商业银行要求的风险管理文化。
在构建良好的服务品牌文化方面,近年来,建设银行坚持开展“文明规范服务”活动,以创建“青年文明号”、“文明单位”、“文明行业”等为载体,组织广大员工学习贯彻《公民道德建设纲要》、《中国建设银行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并制定、实施与文明优质规范服务相匹配的考核奖惩办法,强化广大员工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增强诚信意识和服务意识。
从我本人做起,总行和分行中高层管理人员担任首席客户经理,为重点企业、重点客户提供个性化、差别化的金融服务。
通过举办“‘家园杯’营销策划竞赛”活动,激发广大员工强化市场营销意识、提高策划创新能力和服务效率。
注重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手段,打造具有建行特色的服务品牌,先后推出和完善了“龙卡”系列产品、“乐得家”、“汇得盈”、“乐当家”、“速汇通”等产品品牌,树立了李向党及“向党工作站”等全国知名的服务品牌,在为广 大客户提供快捷高效优质服务的同时,逐步提升建行服务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当然,作为金融企业各级领导者、管理者,能否成为企业文化建设的积极倡导者、优秀组织者和自觉实践者,至关重要。
因为,他们的综合素质和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基础因素;他们的身体力行、积极倡导,是推进企业文化建设的决定性因素。
所以,我们各级领导者、管理者,应当带头学习掌握企业文化建设的科学规律,不断增强自觉意识、责任意识、实践意识、表率意识,坚持在经营、管理、决策、用人、分配、服务等具体工作中,自觉实践企业文化及其价值理念,充分发挥其倡导作用、典范作用、推动作用、创新作用。
三、建设先进的企业文化,必须坚持与体制机制 创新有机结合起来,使之保持蓬勃生机与活力 建设先进的企业文化既是一个不断实践、积淀的过程,更是一个不断创新、丰富、发展的过程。
企业的发展战略、经营管理模式是企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先进的企业文化决定着企业战略、目标和经营管理模式的先进性。
惟有不断创新,建设富有生机与活力的企业文化,才能保证建设银行制定并实施正确的发展战略,保证我们的愿景、使命和目标的实现。
2003年底,国务院作出中国建设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试点的决定,要求我们紧紧抓住规范治理结构、改革管理体制、转换经营机制、促进绩效进步这几个中心环节,努力把建设银行办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金融企业。
这既是建设银行改革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也是建行文化整合、创新和提升的重要契机。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将推进企业文化建设的总体战略思路和基本框架纳入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和《管理改革总体规划》之中,并对企业文化建设进行专门立项。
我们明确提出建设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的基本目标是:把握这次股份制改造和企业文化重塑的重大历史机遇,按照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基本要求,建设先进的建行文化。
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着眼于促进广大员工的全面进步与发展,把建设银行的“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全行员工的共同职业理想和职业信念,促进经营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促进风险防范与控制能力的不断增强,促进资产质量和服务质量的不断改善,使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为实现建设银行的发展战略目标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建设银行将坚持不懈地实施企业文化战略,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一定能够圆满完成股份制改造试点的各项任务,把建设银行办成最具有价值创造力的现代商业银行,以此向国家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真诚回报各届人士长期以来对建设银行事业的关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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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有多少年历史
济南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城,1986年12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历史文化名 考古发掘证明,早在八九千年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济南地区就已有了人类活动的踪迹,目前这一时期的遗址全省发现约七八处,其中仅济南章丘就有4处。
距今7300~6100年前的北辛文化时期的遗址,已在境内发现8处,是山东省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
此后的大汶口文化时期(距今6100~4600年),各地先民在济南地区的活动更加频繁,因而遗留下来分布较广、数量较多的遗址,其中章丘的王官、焦家,长清的大柳杭,平阴的周河等,内涵丰富,面积广大。
与大汶口文化一脉相承的是山东龙山文化(距今4600~4000年)。
龙山文化于1928年在今章丘龙山镇城子崖首次发现而被命名。
通过对城子崖遗址的进一步发掘,发现在龙山文化时期,该处已有一座面积达20万平方米的城址,其规模居全国已发现的8处同时期城址之首。
1961年国务院将城子崖遗址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岳石文化(距今3900~3500年)是山东地区继龙山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夷人文化。
目前,济南地区已发现该时期遗址达数十处,其中尤以章丘县境内数量最多,城子崖遗址仍是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遗址。
遗址上的龙山文化城址之内,存在一个面积17万平方米左右的岳石文化城址,这是国内发现和确定的第一座夏代城址。
已进入奴隶社会的商代,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
在城子崖一带,建立了谭国。
西周建国后,行分封制,济南地区属齐国。
此时,谭国仍继续存在。
中国首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收有谭国一位大夫所作的讽剌诗《大东》,是现存最早的一篇有关济南的文献。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巨大变革,奴隶社会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
此时的济南,仍地属齐国。
春秋时期著名的齐晋“ ”之战,即发生在今济南市北郊马鞍山一带;战国时期的齐国大思想家邹衍,创立阴阳五行学说,为稷下学派著名学者,其墓即在章丘;卢人(今长清人)扁鹊,精通内科、妇科、五官科、小儿科,创立望、闻、问、切的诊病方法,在中国医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建立郡县制。
今济南市区地属济北郡,称历下邑。
汉初,设立济南郡,此为“济南”一名出现之始。
济南郡治设于东平陵(今章丘县平陵城)。
汉文帝时,年过九旬的济南人、秦博士伏生口授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使之得以流传后世。
汉武帝时的博士弟子济南人终军,先后出使匈奴和南越,为统一中国做出了贡献。
东汉,为济南国。
灵帝时,曹操任济南相,政绩颇著。
位于长清县孝里镇的古建筑孝堂山郭氏墓石祠,建于东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地面房屋建筑,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室内的画像及题字,被列为全国书法艺术名碑。
魏晋南北朝时期,济南多处于战乱之中。
晋永嘉(307~312年)年间,济南郡治由东平陵移至历城。
自此,历城便成为济南地区的政治中心。
进入隋唐,社会趋于稳定。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改济南郡为齐州,治所仍在历城。
隋唐时期,佛教在济南十分兴盛,留下众多的佛教胜迹。
主要遗存有历城柳埠四门塔、千佛崖石窟造像、龙虎塔、九顶塔,以及千佛山、青铜山、玉函山、龙洞等地的石窟造像等。
四门塔为全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塔,与其附近的千佛崖石窟造像(含龙虎塔、九顶塔),均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始建于北魏的长清灵岩寺,唐代极为辉崇,今亦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唐代高僧、长清人义净,继玄大壮之后赴印度取经,译佛经百余部,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重大贡献。
宋开国后,济南沿称齐州。
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升州为府,齐州遂为济南府。
社会的长时期相对稳定,使济南呈现一派太平盛世景象。
著名诗人黄庭坚曾以“济南潇洒似江南”的诗句赞美济南的湖光山色。
曾巩任齐州知州时,勤政之余,饱览胜迹,每至一地,总赋诗撰文,为济南山水锦上添彩。
北宋末年,金兵大举入侵,在济南建立了金地方政权,遭到济南人民的强烈反抗。
1161年,爆发了耿京、辛弃疾领导的农民起义。
随后,红袄军、杨妙真领导的起义军均在济南地区活动过。
北、南宋之交,济南“二安”相继蜚声文坛:女词人李清照(号易安),词作情真、意深、语新,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被称为“婉约派”之宗;“豪放派”词人辛弃疾(字幼安),不仅是一位毕生致力于国家统一的民族英雄,也是一位高产的文学家,他创作的词慷慨悲壮,笔力雄厚,与苏轼并称为“苏辛”。
金代,济南仍为府,属山东东路。
此时,在城北开凿了小清河,直通至海,使济南成为重要的盐运集散地,对后世本地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元代,济南为路,属元王朝的“腹里”地区,直隶于中书省。
金元之际,济南仍是文化繁荣之乡。
著名散曲家、济南人杜仁杰博学多才,诗文俱佳,他曾多次同文学家元好问共游济南。
元好问在遍游济南山水后,写下“羡煞济南山水好”、“有心常做济南人”等颂扬之词。
元代,济南文风日盛。
著名者有宋、辽、金三部正史的总裁官张起岩,戏曲作家武汉臣、康进之,散曲作家刘敏中、张养浩等。
张养浩,济南人,他的散曲造诣极高,元代的散曲,至他达到高峰。
书画家、湖南人赵孟 ,元至元二十九年(1293年)任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任职3年间留下许多诗画,最著名者当推《鹊华秋色》图,成为传世之作。
地理学家、益都人于钦,亦曾在济南做官,他游览山川,走访故老,考察齐地风土人情,完成了著名地方志书《齐乘》。
明初,曾置山东行省,济南始为山东首府,是山东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及按察使司驻地。
从此,济南成为山东地区的政治中心。
清代,济南仍为山东省治。
明清两代,济南经济发展较快,清康熙以后,已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商业城市。
与之相适应,文化事业相当发达,一批著名学者应运而生。
明代文坛著名的“前七子”之一、历城人边贡,诗作以清新婉转、平淡和粹、兴象飘逸见长;“后七子”领袖李攀龙,则是文学复古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对明代文坛产生过较大影响;著名戏剧作家、章丘人李开先,有《宝剑记》等传世;清代著名学者、历城人周永年,是《四库全书》的主要编纂者之一;马国翰则穷其毕生精力,完成《玉函山房辑佚书》,成为中国辑佚学的煌煌巨著。
余如许邦才、殷士儋、于慎行等,均在文坛享有盛名。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列强纷纷涌入中国,宰割掠夺,济南亦未幸免。
1897年,德帝国主义侵占胶州湾,后又强修胶济路,从胶澳(今青岛)直达济南。
1904年,济南自开商埠。
城市区域随之扩大,工商各业有长足发展。
1911年末,津浦铁路黄河大桥建成通车,济南成为南北交通枢纽。
在此前后,德、日、英等国先后在济南设领事馆,开办银行、商店、教会、学校、医院等,济南进而成为帝国主义侵华的主要立足点之一。
然而,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始终遭到济南人民的强烈反抗。
山东地区义和团运动的首领朱红灯曾在长清一带活动,在“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口号鼓动下,济南城乡的反帝爱国运动达到高潮。
中华民国成立后,改府为道,济南初属岱北道,1914年改称济南道。
1929年设立济南市。
民国以后,济南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历史变革。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济南各界罢工、罢市、罢课,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五四”运动后,先进知识分子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0年夏秋,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生王尽美、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学生邓恩铭等人成立了共产主义学会,并在学生中发起组织进步团体“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
1921年春,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成为国内建立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之一。
7月,王尽美、邓恩铭代表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次年5月,中共济南独立组正式成立,王尽美任组长,有9名党员。
到1927年5月,济南已建立津浦大厂、一中、一师等20个中共支部,党员发展到50人。
中共济南党组织成立后,不但领导了济南工人运动,而且积极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宣传和其他形式的革命斗争。
1928年,日本侵略军在济南制造了举世震惊的“五三”惨案,中共济南党组织立即号召民众起来,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积极组织开展对日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济南市委选派党员和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分赴山东各地,参加抗日武装起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济南人民奋勇抗击日本侵略者,开辟了南部山区抗日革命根据地。
解放战争期间,济南党组织团结、带领全市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8年9月24日,人民解放军攻克济南,济南解放。
济南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山东省委员会、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山东省人民政府、政协山东省委员会、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机关均设驻于济南,济南继续保持着山东省的政治中心地位。
简要回答共青团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少先队之间的关系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
简要的说,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负责青年工作的部门。
中国少年先锋队(简称“少先队”)是中国少年儿童的群众组织,是少年儿童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预备队。
在我国,少先队由共青团代表中共中央管理。
少先队的总负责人由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出任(副部级)在实际生活中,一个人丛出生到成年,先入少先队再入共青团,年满18有资格申请加入共产党。
这是一个逐步培养人共产主义意识的过程。
可以少先队到共青团都是共产党贯彻共产主义要从娃娃抓起的方针的,从小给小孩子灌输共产党的相关理念。
少先队队员和儿童团团员的最大区别
田汉(1898年3月12日—1968年12月10日),原名寿昌,1898年3月12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
话剧作家,戏曲作家,电影剧本作家,小说家,诗人,歌词作家,文艺批评家,社会活动家,文艺工作领导者。
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
多才多艺,著作等身。
原籍湖南长沙。
早年留学日本,1920年代开始戏剧活动,写过多部著名话剧,成功地改编过一些传统戏曲。
他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
文化大革命中,被左的社会势力迫害致死。
生平和创作 田汉出身贫民家庭,少年时代受到谭嗣同、陈天华、黄兴等人和南社诗人、舅父易象的影响,具有反帝爱国志向。
1912年就读于长沙师范学校。
1916年得易象之助,东渡日本,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1919年,在东京加入李大钊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开始发表诗歌和评论。
翌年,创作了剧本《环珴璘与蔷薇》、《咖啡店之一夜》。
1921年,与郭沬若、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倡导新文学。
1922年回国,受聘于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
1924年,田汉与妻子易漱谕创办《南国半月刊》,发表独幕悲剧《获虎之夜》,上海各学校竞相上演。
此后,先后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上海大学、大复大学任教。
1926年,在上海与唐槐秋等创办南国电影剧社,编导拍摄《到民间去》,未竟。
1927年秋,任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科主任,不久被推举为校长,编写了话剧《苏州夜话》、《名优之死》等。
年底,会同欧阳予倩、唐槐秋、周信芳,高百岁等举行“鱼龙会”演出,影响颇广。
1928年,与徐悲鸿、欧阳予倩组建南国艺术学院,田汉任院长兼文学科主任。
同年秋,成立南国社,确定“团结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的宗旨。
南国社青年走向社会,以狂飙精神推进新戏剧运动,曾多次到南京、杭州、广州等地演出。
同一时期,田汉主蝙了《南国月刊》,写作了《古潭的声音》、《颤栗》、《南归》、《第五号病室》、《火之跳舞》、《孙中山之死》、《一致》等剧本和一系列关于戏剧运动的文章。
1920~1929年田汉的早期戏剧活动,对中国新兴话剧的奠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戏剧文学方面,他的创作彻底摆脱了“文明戏”的影响,吸取了中国戏曲和欧美戏剧的精华,使中国话剧作品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走向新的高度。
《获虎之夜》和《名优之死》就是这个时期的高峰之作。
他创建的南国社,是最早具有专业性质的话剧团体之一,它把话剧由校园推向了社会,对话剧的普及和戏剧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带头作用。
南国社的创作和演出,不仅产生了进步的社会影响,而且培养了一批艺术骨干,对话剧事业的开拓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1929年冬开始,田汉在从事文艺活动的同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
1930年3月,他以发起人之一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并被选为以鲁迅为首的7人执行委员之一,接着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
同年4月田汉发表了著名的《我们的自己批判》,公开宣告向无产阶级转向。
6月,南国社继艺术剧社之后被反动派查封。
为了进一步加强左翼剧人的团结,左翼剧团联盟改组为左翼戏剧家联盟,田汉是发起、组织者之一。
1932年他参加中国共产党,从此参与了党对文艺的领导工作,先后担任过“剧联”的党团书记和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
这期间,他创作了话剧《梅雨》、《乱钟》、《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回春之曲》等大量作品;同时又和夏衍、阳翰笙等打入电影阵地,为“艺华”、“联华”等影片公司写了《三个摩登的女性》、《青年进行曲》、《风云儿女》等一批进步电影文学剧本,使电影文学从思想到艺术出现了新面貌。
此外他还创作了由聂耳谱曲的《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等著名歌曲。
这个时期是田汉政治热情和艺术才能全面发展的时期,他对左翼文化活动的开展,起了领导和推动作用。
1935年2月,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文委被破坏,田汉与阳翰笙、杜国庠等被捕入狱,后保释出狱,被软禁于南京。
同年秋,华北事件发生,田汉与应云卫、马彦祥组织中国舞台协会。
12月,邀集上海、北平、天津等地演员,在南京举行了为期18天的公演,演出了田汉创作的《回春之曲》、《械斗》(与马彦祥合作)、《黎明之前》、《洪水》。
期间曾拒绝国民党政府参与其事和给予经济补助。
翌年,改编并演出了6幕话剧《复活》,创作了独幕话剧《阿必西尼亚母亲》、《女记者》和戏曲剧本《土桥之战》。
1937年春,据鲁迅小说改编5幕话剧《阿Q正传》,由中国旅行剧团首演。
“七七”事变后,创作了5幕话剧《芦沟桥》,并举行劳军演出。
不久,中共代表团到达南京,审查了田汉被捕后的表现,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
8月,田汉赴上海,参加文化界救亡工作。
上海沦陷后,田汉南下长沙,旋返武汉从事戏剧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12月武汉联合公演《最后的胜利》,接着成立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田汉是主要组织者之一,并起草了成立宣言。
1938年初,据抗敌剧协“决议”,田汉与马彦祥、廖沫沙等编辑出版了《抗战戏剧》半月刊。
后去长沙,又筹办了长沙《抗战日报》,并着文明确提出,“现阶段的剧运路线是戏剧游击战”,号召戏剧工作者为民族解放而斗争。
1938年 2月,田汉应周恩来之邀,到武汉参加国共合作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任第六处处长,负责艺术宣传工作,同洪深等组建了10个抗敌演剧队、 4个抗敌宣传队和一个孩子剧团。
1938年 11月,撤离武汉到长沙,团结湖南广大戏曲艺人进行抗日救国之演出,并亲自写作了《新雁门关》、《江汉渔歌》、《岳飞》等戏曲剧本。
1940年应三厅召赴重庆,期间与欧阳予倩、杜宣、许之乔等创办《戏剧春秋》,在桂林出版;田汉曾先后主持“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和“历史剧问题座谈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皖南事变”后,田汉离开重庆到湖南南岳住了近半年,随后到桂林从事抗战戏剧活动,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领导组建了新中国剧社和京剧、湘剧等民间抗日演剧团体。
同时写作了话剧《秋声赋》、《黄金时代》,与洪深、夏衍合编了《再会吧,香港》。
1944年春,田汉与欧阳予倩等在桂林主持了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检阅了国民党统治区抗日进步戏剧队伍和大批优秀剧作的演出,对加强戏剧队伍的团结和坚持进步戏剧运动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抗战胜利后,田汉于1946年春回到上海,投入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民主运动,写作了《丽人行》、《忆江南》、《梨园春秋》等戏剧和电影。
这个时期,田汉主要是以公开身份组织领导演剧活动。
除了新文艺工作者组成的演剧团体之外,田汉更注意戏曲艺人的团结和民族传统形式的运用和改造,广泛动员戏剧界各种力量,投入抗日救亡和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田汉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
他紧密团结广大戏剧工作者,为壮大戏剧队伍、繁荣戏剧创作做了大量工作。
他积极推动戏曲改革,促进了传统戏曲艺术的发展。
与此同时,还写出了话剧《关汉卿》、《文成公主》,改编了戏曲《白蛇传》、《谢瑶环》等作品。
1964年,先后受到张春桥、康生的攻击和陷害。
在“文化大革命”中,于1968年12月10日受迫害致死。
田汉毕生从事文艺事业,创作了话剧、歌剧60余部,电影剧本20余部,戏曲剧本 24部,歌词和新旧体诗歌近2000首。
他写的《义勇军进行曲》,经聂耳谱曲传唱全国,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他不仅是中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和戏曲改革事业的先驱者,同时也是中国早期革命音乐、电影事业的卓越组织者和创造者。
田汉是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并被选为第一、第二届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
主要代表作 独幕话剧《获虎之夜》是田汉早期最优秀的独幕话剧之一,故事以辛亥革命后湖南山村为背景,描写富裕猎户魏某嫌贫爱富,强迫女儿莲姑中断与表兄黄大傻的恋情,另许他人。
黄大傻思念表妹,每晚登山眺望莲姑的灯灭。
一夜魏某在山上放置了抬枪欲猎取虎皮为女添置嫁妆。
黄大傻误中抬枪,在黄生命垂危之际莲姑坚守不离。
魏某强行拆散二人,并毒打其女。
黄大傻愤而自戕。
田汉通过这一婚姻悲剧,表达出当时青年的痛苦和追求,揭露了黑暗专制的封建势力,体现了激进的民主主义精神。
剧本通过莲姑和黄大傻两个形象的塑造,热情歌颂了青年男女追求自由的反抗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情。
3幕话剧《名优之死》是田汉在南国时期的代表作,剧本描写著名京剧演员刘振声对待艺术严肃认真,注重戏德、戏品,他的徒弟刘凤仙在小有名气之后被流氓恶霸杨大爷所腐蚀,刘振声坚持正义、起而抗争,在恶势力压迫下,愤懑病发,倒毙于舞台之上。
刘振声这一艺术形象以民国初年著名艺人刘鸿声之死为素材,概括了旧社会戏曲艺人的苦难遭遇,是一个真实生动的艺术典型。
剧中旦角刘凤仙、丑角左宝奎等人物形象也都写得血肉丰满,是剧作家艺术创造臻于成熟的体现。
田汉以这些艺术形象揭露令人窒息的黑暗势力,批判的锋芒不停留于金钱势利的丑恶,而着眼于流氓、恶霸、官僚得以横行的整个社会制度。
虽然是悲剧结局,但不是孤独的追求和个人的毁灭,而写出了人们的抗争和逐步觉醒。
《名优之死》的语言自然、深沉,于1927年冬在上海梨园公所首演,由洪深饰刘振声,杨闻莺饰凤仙,左明饰左宝奎,欧小凤饰肖玉兰,唐槐秋饰杨大爷,陈白尘饰记者。
独幕话剧《乱钟》写于1932年初,由大道剧社首演于上海。
剧本反映1931年“九·一八”之夜,东北大学的学生们听到日军进攻沈阳、炮轰北大营的消息后,鸣钟集合,慷慨赴战的事迹,无情地鞭笞了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主义”的投降行径。
这是一部群众剧,作者通过青年学生们思想认识的一步步提高,巧妙地从侧面表现反动当局的投降主义和全国人民坚决抗战的尖锐对立。
作家以澎湃的气势、炽烈的热情表现了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提出了“与广大工人、农民和市民们联合起来武装自救”的口号,这是田汉创作新阶段的特色。
由于作家迅速及时地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斗争意志,《乱钟》发挥了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
3幕话剧《回春之曲》写于1934年底,1935年1月上海舞台协会首演。
剧中塑造了爱国青年高维汉和梅娘的动人形象。
原在南洋教书的高维汉,在“九·一八事变”后告别热恋的华侨学生梅娘,回国投入抗日战争。
他在上海“一·二八”战役中英勇作战身负重伤。
梅娘挣脱封建家庭的束缚,回国参加了救护工作。
剧本把青年忠贞的爱情和民族解放的崇高爱国之情结合起来,把主人公悲欢离合的遭遇和群众斗争的热烈场面结合起来,开拓了新的境界。
剧本的情节和人物性格描写都比较单纯,但作者擅长抒写感情场面、设置情境,使爱国之情和纯洁的爱情分外激动人心。
多幕剧《丽人行》写于1946年底至1947年春。
剧本写女工刘金妹遭受日本兵的侮辱,加上工厂倒闭,家庭生活无着,被迫沦落,几乎被逼到了绝路。
她的遭遇体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下层妇女的苦难。
知识妇女梁若英既向往革命、有一定的正义感,又经不住痛苦的折磨,软弱苟安。
她离开从事革命的丈夫章玉良后,与银行家王仲原同居,直至被王遗弃才逐步觉醒。
新女性李新群不仅有革命者的勇敢、机智,还以深切同情帮助女工刘金妹,引导梁若英。
生活现实又使得3个女性走到了一起,迎接斗争,争取抗战胜利的到来。
剧本虽是写抗战时期的上海,而实际反映的是美帝国主义的暴行和国民党特务统治的黑暗。
作者将3个女性的命运有机地交织起来,借此广泛而深刻地揭示了“惨胜”之后的社会现实。
《丽人行》在艺术结构上吸收戏曲、电影的手法,以前后连贯的 21场的形式,使得时空转换有很大的自由,借以反映丰富复杂的情节内容。
1947年3月由演剧九队首演此剧于无锡,朱琳饰梁若英,于因饰李新群,田野饰刘金妹,江俊饰章玉良,刁光覃饰王仲原,赵元担任报告员。
1958年,为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田汉写作了 12场话剧《关汉卿》,全剧以《窦娥冤》的写作和上演为线索来展开矛盾冲突,塑造了元代战斗的戏剧家关汉卿的艺术形象。
单纯善良的少女朱小兰抗拒恶奴凌辱,被赃官诬陷处斩。
关汉卿激于义愤,在歌伎朱帘秀等人的支持下写成了悲剧《窦娥冤》。
权贵阿合马看出了关汉卿借戏剧鞭答时政的意图,强令修改剧本,否则不许上演。
关汉卿宁折不弯,拒绝修改。
朱帘秀深明大义,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承担了演出的责任。
剧本还写了嫉恶如仇的赛帘秀,诙谐风趣而又爱憎分明的王和卿,仗义而刚烈的王著等人物来映衬主要人物,也写了狠毒卑鄙的郝祯和投机取巧的无耻文人叶和甫来作为对照。
现存历史文献中关于关汉卿生平的资料极少,田汉全面分析了元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情况和人民生活,通过研究作品的思想感情来把握关汉卿的思想性格,从而写出了他和人民群众息息相通的关系,写出了他憎恶黑暗、蔑视权势,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
剧本不拘泥于历史事实,又切合于历史真实,在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背景上表现了关汉卿的戏剧艺术活动,写出了他最可贵的斗争品格。
关汉卿的艺术形象,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进步文人的斗争传统,也融注了田汉一生为我国戏剧事业奋斗的生活体验。
剧本体现了田汉创作的一贯特色:丰富的想象、炽热的诗情,执着的历史正义感。
全剧结构完整,描写细密,语言精炼,被公认为是田汉戏剧创作的高峰,也是中国话剧史上的一座丰碑。
《关汉卿》于 1958年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
导演欧阳山尊等,刁光覃饰关汉卿,舒绣文饰朱帘秀。
《文成公主》写于1960年,目的是通过歌颂历史上的民族友好关系,促进社会主义社会中各民族的团结合作。
公元7世纪,吐蕃英主松赞干布多次遣使求婚,唐太宗采纳了魏征的和亲政策,决定以宗室女文成公主许配松赞干布。
在吐蕃内部,松赞干布和请亲使禄东赞主和联姻,大臣俄梅勒赞和恭顿则主战抗婚。
全剧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展开。
从长安出发,文成公主一行战胜路途的艰难苦寒,战胜了恭顿等人的阴谋破坏,最后,唐蕃和好,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终成大婚。
文成公主精通文史,兼擅武艺,有“利乐边民”的抱负,同时她又是生长于宫廷缺乏历练的年轻女子,对复杂的矛盾缺乏应付的经验,对离去的义母和故土充满了依恋的心情。
剧本以生动的细节写出了文成公主性格成熟发展的过程,也充分表达了汉族人民坚定不移地谋求民族和好的精神。
松赞干布雄才大略,决意和唐朝联姻,他不为佞臣所惑,冷静持重,终于查明了真相,取得了胜利。
这是戏剧作品中不可多得的兄弟民族领袖形象。
剧本富于传奇色彩,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刻画人物性格。
该剧于1960年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北京首演。
导演金山,吴雪饰松赞干布,郑振瑶饰文成公主。
由于思想上艺术上的巨大成就,《文成公主》和《关汉卿》被人们称为田汉晚年艺术创作的双璧。
田汉一贯重视传统戏曲艺术的历史成就和社会作用。
1943年,田汉曾将传统神话剧《白蛇传》改编为25场京剧《金钵记》;1958年再度修改剧本,恢复原剧名《白蛇传》,突出了反对封建主义的主题,发展了故事的神话色彩,唱词流畅优美,达到了新的境界。
1961年,,根据碗碗腔《女巡按》剧本改编的京剧《谢瑶环》,描写唐代武则天执政时期,谢瑶环奉命乔装巡抚江南,与地方豪强及他们依恃的权奸来俊臣、武三思作坚决斗争的故事,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疾苦与抗争,这一历史悲剧所体现的美学思想和话剧《关汉卿》相一致,是田汉戏剧创作的绝笔.
中国少年先锋队
1949年10月1日,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今日成立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
新中国的建立,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虽然在建国初期中国的经济基础非常薄弱,但新中国的领导人使中国人民彻底站了起来,使中国彻底实现了独立、完整。
在过去的58年岁月中,中国一步步在崛起,这是华夏儿女所期望的,也是值得欢欣鼓舞的。
从建国的第一天起,国际上的许多不友好的国家在仇视中国,想方设法阻碍中国进步。
美国是中国发展的最大威胁,美国发动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使我国在人力和财力方面遭受了巨大损失;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反攻大陆行动使我国沿海长期不得安宁;现在的美国仍然在想方设法遏止中国,如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在台湾问题上指手划脚、强迫人民币升值等等,在未来的若干年中,美国将仍然是中国的敌人,是永远的麻烦制造者。
我们的近邻日本从满清政府开始就不断侵略中国,抗日战争中杀害了无数中华儿女,掠夺了无数资源,这是中国人民永不忘记的血债
而现在呢
日本妄图粉饰其罪行,值得国民警惕
外国一直担心中国的崛起,他们到底害怕什么
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可以称霸世界的机会,但是中国并没有那个野心,为什么现在已经进入现代化的世界,反而有此担心
中国人真的好战
中国人真的会伤害别人
不,中国人遵从“中庸”哲学,尊重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历来以“保家卫国安”为最大目标,强大的时候,敢于帮助别国,而在弱小的时候,不会屈服于任何淫威。
中国,已经被欺负了100多年了,老虎不发威,当做是病猫啊
中国不愿意称什么霸,中国人民需要的是安宁、和平的生活,不管是什么党,什么政府,只要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旧会得到国人的支持。
对于外族的欺凌,只有毛主席的那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我古老而年轻的祖国啊,我是你广袤大地上一棵稚嫩的幼苗,摇曳在你温暖呵护的怀抱,我是你无垠天空中一只飞翔的小鸟,鸣唱在你春风和煦的心头,我的血管里,涌动着黄河的波浪,我的心灵里,开放着文明的鲜花,我心中的理想,正展现在祖国蔚蓝的天空里。
世界的东方,有一个神奇而美丽的国家,茫茫大海,是她广阔的胸怀,巍巍长城,是她坚强的脊梁,滔滔黄河,是她奔腾的血液,青藏高原,是她刚硬的臂膀……她——就是我的祖国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