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
如果有这方面的论文也可以告诉我，谢谢
如何理解20世纪中国出现的三次美学热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仅次于东京的远东第二大城市。
如果你需要更感性的说法，我可以告诉你，当时，好莱坞的大片，在美上市后三天之内就会出现在上海的各大影院，此其一。
其二，改革开放到今天，你能学到和看到的几乎所有现代营销和广告手法在那时的上海都可以找到。
尤为让我感佩的是，翻看当时民族企业的广告创意，你会发现，其实我们中国人对市场经济一点也不陌生，而且早在六十年前，就已经在激烈竞争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此外，当时上海的繁荣与租界有很大的关系，再次就不多作举例了，你可以搜索一下，从某个层面上说，租界的繁荣在上海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但至于1楼那位说的上海那时的牛都是靠外国人，这是毫无依据可言的。
楼主可以去或者查阅当时的一些史料就明白了。
其实上海的租界与签订后的开埠是有直接联系的，而开埠所带来的结果就是租界和移民的繁荣，这些关系都是相辅相成的。
继续回1楼，香港如今的繁荣与上海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49年解放后，老蒋卷走中国百分之八十的硬通货。
而从这时开始，上海人开始了移民香港的浪潮。
第一任首席执行官董建华、现任唐英年、上海青帮掌门人、著名女作家、主席荣智健家族、娱乐圈教父、香港娱乐圈阿姐汪明荃、著名主持人沈殿霞等人均是上海发家后去香港发展的。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有“远东巴黎”的美誉，也因此经常被报刊杂志特别加上一个“大”字，即“大上海”来形容上海在当时国际舞台上的重要程度。
听我外婆聊过一些往事，据说当年的香港仍处在发展低潮，许多香港有识之士都渴望有朝一日将香港打造成如上海一般繁华，故当地报纸也曾将香港形容为“小上海” 来勉励公众。
在这之后的另一波移民潮则始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得益于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
国门打开的同时也让国人进一步领略到了香港高速发展的魅力所在，而上海则因受困于“文革”等客观因素，和香港的差距在六七十年代加速拉大，昔日有着“远东巴黎”美誉的“大上海”，在改革开放初期只能面对香港已如磐石般稳固的地位而望尘莫及。
再补充一篇转的文章，供各位参考：中央政府于3月25日透过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对全世界宣布：当日召开的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会议提出，到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
距离北京对外正式宣布建设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决定后不到半个月时间，中央政府于4月8日授权新华社发文，宣布将上海、广州、深圳、珠海和东莞列为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城市。
香港现任行政长官曾荫权当晚即透过媒体为港人打气，称其相信中央政府另有打算，香港也会积极准备，希望成为内地以外首个配合以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的地区。
曾特首的此番及时回应在香港市民看来意在向中央讨政策，力求保住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面对现实，如今的上海就金融中心地位而言依然无法同香港对全球金融市场的重要性相提并论，甚至还不如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被誉为“远东巴黎”的全盛时代，这其中有主观因素，比如近几年人才外流的严重性已经达到了几乎无可救药的地步。
在上海着名的高等学府复旦大学内曾经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最优秀的毕业生去了美国，第二等的去了香港，哪也去不了的留在大学读研，然后教书。
客观上来讲，中国央行和外汇监管部门对人民币兑换的严格管控也在很大程度上让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梦想更像是一句高喊的口号，至少目前看来没有太大实际用途，就连前些日子载我去中环开会的香港的士司机都知道，哪天人民币自由兑换，上海哪天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金融中心。
也正是基于这个最根本的判断，不少经济学家在获悉中国国务院有关2020年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决议通过之后纷纷兴奋地提出这样一个逆向思维的结论：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实现自由兑换，2020年之前有戏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新中国的人口增长为什么会出现两个高峰期?
一、2050年代人口的快速增长 国成立以前，由于外患、社会动荡，人口增长缓慢。
新成立后，由于政治上的独立，民族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显著改善，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使死亡率下降，加上传统的多子多福观念的影响，人口迅速增长。
20世纪50年代初，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6%上升至2.3%。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给工农业生产带来了泡沫式的短暂“繁荣”，造成了人力不够用的假象，“人多好办事”“人多力量大”等口与在当时广为流传。
二、20世纪60年代初人口的缓慢增长 1959年至1961年，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经历了一个“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其困难的严重程度，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最大损失，莫过于使粮食大幅度减产，造成农村严重缺粮。
全国粮食产量1959、1960、1961年分别比1958年下降11%、28.3%、26.25%。
由于饥饿、疾病等原因，出生率下降，死亡率增高，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
三、1962年至1973年的人口迅速增长 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的补偿性生育高潮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使得这一时期的人口问题失控，人口增长迅速。
1963年的出生率破纪录地达到4.3%.全国人口总数从1965年的7.25亿猛增至1971年的8.52亿。
四、20世纪70年代的人口增长 1972年，国务院正式提出“实行计划生育，使人口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
紧接着，有关部门提出了“晚、稀、少”的具体政策要求，即鼓励晚婚晚育；鼓励夫妇生育两胎的间隔达四年以上；鼓励少生育子女。
为配合宣传，还提出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宣传口号。
此阶段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实际效果并不明显，全国范围内，一对夫妇仍平均生育四个孩子，至1979年，全国总人口达到9.75亿。
五、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人口增长 20世纪80年代，国家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人口出生率明显下降。
但由于1962年后人口出生高峰期的男女逐步进入生育年龄，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每年净增人口仍有1000多万。
进入90年代后期，我国人口已呈现“三低”的现代型模式，即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但由于人口基数大，每年净增人口的绝对数量仍相当庞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