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口号论争”
两个口号论争：指1936年上海左翼文学界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
八千里路云和月前面一句诗是什么
满江红作者:【岳飞】 年代：【宋】 体裁：【词】 类别：【未知】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注释】：词是否系岳飞所作
张秀平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这首词的作者是宋代著名爱国将领岳飞。
他在写作词时，正是遭受女真奴隶主贵族的铁骑践踏和蹂躏的岁月。
岳飞矢志抗金，执着地追求收复失地、报仇雪耻的壮志宏图；他一生征战，反对投降，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愿望；他光明磊落、治学严肃，是上杰出的军事家和战略家；他自奉菲薄、廉洁奉公，把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发扬到一个高度，故《满江红》一词，一直作为爱国主义的绝唱和岳飞本人的高风亮节一起在中国神州大地传颂，很少有人怀疑《满江红》是伪作或托名之作。
第一个对此提出怀疑的余嘉锡，他在中提出了两点疑问；岳飞孙子岳珂所编中没有收录这首词，而岳珂在收集岳飞的文章时，曾是不遗余力的，此集从编定到重刊，历经31年，为何未收此词
此其一。
这首词最早见于明徐阶所编的，是根据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岳坟词碑收入的，赵宽亦未说所据何本，来历不明。
而且赵宽碑记中提及的岳飞另一首诗经明人考证是伪作。
在此之前，此词亦不 见于宋元人的著述，为什么突然出现在明中叶以后
此其二。
作者进一步考证：在明代，北方鞑靼族倒常取道贺兰山入侵甘、凉一带，明代弘治十一年（1498年），明将王越曾在贺兰山抗击鞑靼，打了一个胜仗，因此，“踏破贺兰山阙”，“在明代中叶实在是一句抗战口号，在南宋是决不会有此的。
”继余嘉锡之后，60年代后期，夏承焘也写了一篇的文章，他除了赞同余氏的怀疑外，又从词的内容上找出了一个证据，即“贺兰山阙”的地名所指问题。
他认为岳飞伐金要直捣的黄龙府，在今吉林省境内，而贺兰山却在今内蒙古河套之西，南宋时属西夏，并非金国土地，此词若真出岳飞之手，不应方向乖背如此
这是一。
如果贺兰山不同于前人泛称边塞的“玉门”、“天山”之类，其入于史书，始于北宋。
唐宋人以贺兰山入诗，都是实指，明中叶以后也是如此，若以泛指释岳飞的“乖背”，似也不通。
此为二。
1980年，海内外又掀起了讨论这个问题的热潮。
如台湾发表了孙述宇的文章，再次对《满江红》的词作者提出了疑问。
他首先指出《满江红》词中用了自己的事迹和典故，如“三十功名”、“八千里路云和月”等等，是尽人皆知的材料，一个拟作者是很容易写出这样一首词的。
其次，他认为《满江红》词的格调，与已证实的岳飞另一词《小重山》风格迥异，前者慷慨激昂，英雄气色横溢，后者则是他多年征战并受掣肘时惆怅心理的反映，相形之下，“《满江红》是一首有事迹、有心志，但没有阅历的词”。
对此持不同意见的邓广铭、王起、李安等则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辩驳。
邓广铭于1981年5月初著文指出，岳飞的《满江红》不是伪作。
他认为：第一，岳霖、岳珂两代人没有搜集到此词，只能说明岳飞的后代在这方面有遗漏。
据现有的史料看，岳霖父子也确有遗漏的实证。
如《宾退录》记载的岳飞的“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
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一诗，就不见于岳珂编的《家集》中，如果排除他们父子当时没有收集到的可能性就断定是假的，那么，这首诗如果又因为《宾退录》的失传后而出现在明人的著作中，就能对此怀疑吗
此外，从《满江红》反映的思想内容来看，与岳飞其它诗文的内容是一致的。
如“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正是“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写照，“不问登坛万户侯”，不就是“三十功名尘与土”的注脚吗
又如《家集》中的一些题记，都是岳飞行军作战时随时随地记下来的，应是他当时真实内心的记录。
岳飞既然有《满江红》中体现的思想，又有作诗填词的本事，为什么不能填词抒怀呢
第二，关于《满江红》词中“踏破贺兰山阙”的地理位置所指问题，他认为“贺兰山阙”是泛指而不是实指，与词中的“胡虏肉”、“匈奴血”是指女真，而不是实指匈奴一样，即指广义的敌人。
第三，如果《满江红》一词的作者是王越，那为什么要嫁名于岳飞，而不夸耀自己的战功呢
他写的“踏破贺兰山阙”是实写，那么词中的“靖康耻，犹未雪”句是可以泛写的吗
如果是“反映明人的地理形势和时代意识”，那么，这样的亡国事件是影射明朝的什么事体呢
如果撇开《满江红》一词反映的整体思想，而纠缠在“贺兰山阙”的地理位置上，似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李安则针对孙述宇的文章提出了不同意见。
他认为从史实和词的内容对照看，“三十功名尘与土”，可知是在岳飞30岁或30岁前后有感而作。
岳飞30岁时，正掌朝廷方面大权（公元1133年），“因责任重大，身被殊荣，感动深切，乃作成此 壮怀述志的《满江红》词”；而岳飞20多岁从军、30多岁时从九江奉旨入朝，“计其行程，足逾八千里”。
与词中“八千里路云和月”之句同。
岳飞30岁置司江州时“适逢秋季，当地多雨，故在词中有‘潇潇雨歇’之句”。
因此，《满江红》是岳飞“表达其本人真实感受于公元1133年秋季9月下旬作于九江”。
他还就《满江红》与《小重山》两词的格调问题作了探讨，认为两词作于不同的时间，格调自然不同，不能以此非议作者。
综上所说，《满江红》词到底是不是岳飞作的
论争双方都持之有据，很难统一。
这场争论还可能继续深入下去。
不过，争论的双方都比较一致地肯定这首词的思想价值和历史作用。
引自------------------------------------------------[内容评析]国土沦亡之际，矢志报国的民族英雄心中一股悲怒之情难以抑制，凭栏远望，面对被金人占去的大片故国河山，怒不可遏，头发直竖，把帽子都冲起来了。
这冲冠之怒正是岳飞以民族国家危亡为生命的几乎全部意义的外在化表现。
「潇潇雨歇」更增壮怀，以复仇者的凛然大义，融合大英雄的发愤图强，作者禁不住情系四海而仰天长啸
一怒一壮，为全词定下一个气吞山河的总基调。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绍兴四年(1134)，岳飞正值30岁，回首往昔，数十年抗战，艰危险绝，尘满征衣，功名所值几何；八千里转战，昼夜兼程，追云逐月，前路正未可期。
为了实现灭金复国的功业理想，作者谆谆告诫；千万别让宝贵的青春年华虚度，空留下枉然的悲切和愧悔
词的下片抒写了词人志欲报仇雪耻的爱国激情及必胜信念。
靖康年间的奇耻大辱还未洗雪，臣民复仇御侮的壮志何时熄灭
自「驾长车」以下，全用想像之词，直截了当；一旦驾战车长驱直入，踏破雄关险塞，报得大恨深仇，即要食其肉饮其血，抒发壮志，笑语豪情。
那时，旧疆恢复，天朝一统，国家山河焕然一新，群臣拜舞阙下，山呼万岁，该是多么宏伟庄严、令人意气风发的情景
这是一首表现复仇御侮、英雄壮志的千古绝唱。
全词充满爱国主义的激情壮采，语言朴实粗犷，音调高亢悲壮，「千载后读之，凛凛有生气焉。
」[难词注释]①等闲：轻易，随便。
②靖康耻：指宋钦宗靖康二年京师和中原沦陷，徽、钦二帝被金人俘虏一事。
③贺兰山：在宁夏西北：一说为今河北磁县之贺兰山。
④天阙：宫殿前的楼观，此指朝廷、皇帝。
岳飞此词，激励着中华民族的爱国心。
抗战期间这首词曲以其低沉但却雄壮的歌音，感染了中华儿女。
前四字，即司马迁写蔺相如“怒发上冲冠”的妙，表明这是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
此仇此恨，因何愈思愈不可忍
正缘独上高楼，自倚阑干，纵目乾坤，俯仰六合，不禁热血满怀沸腾激昂。
——而此时秋霖乍止，风澄烟净，光景自佳，翻助郁闷之怀，于是仰天长啸 ，以抒此万斛英雄壮志。
着“潇潇雨歇”四字，笔锋微顿，方见气度渊静。
开头凌云壮志，气盖山河，写来气势磅礴。
再接下去，作者以“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十四个字，出乎意料，令人叫绝，此十四字，如见将军抚膺自理半生壮志 ，九曲刚肠 ，英雄正是多情人物。
功名是我所期，岂与尘土同埋 ；驰驱何足言苦，堪随云月共赏 。
（此功名即勋业义，因音律而用，宋词屡见。
）试看此是何等胸襟，何等识见
过片前后，一片壮怀，喷薄倾吐：靖康之耻，指徽钦两帝被掳，犹不得还；故下言臣子抱恨无穷，此是古代君臣观念 。
此恨何时得解
功名已委于尘土，三十已去，至此，将军自将上片歇拍处“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空悲切”之勉语 ，说与人体会。
雄壮之笔，字字掷地有声
以下出奇语，现壮怀，英雄忠愤气慨，凛凛犹若神明 。
金兵入据中原 ，亦可能败退“凶奴”实不足灭，踏破“贺兰”直捣黄龙并非夸大其辞。
“饥餐”、“渴饮”一联合掌；然只有如此才足以畅其情、尽其势。
未至有复沓之感者，以其中有真气在。
有论者设：贺兰山在西北，与东北之黄龙府，遥距千里，有何交涉
那克敌制胜的抗金名臣老赵鼎，他作《花心动》词，就说 ：“西北欃枪未灭，千万乡关，梦遥吴越”；那忠义慷慨寄敬胡铨的张元干 ，他作《贺新郎》词，也说 ：“要斩楼兰三尺剑，遗恨琵琶旧语”
这都是南宋初期的爱国词作 ，他们说到金兵时，均用“ 西北”、“ 楼兰”（汉之西域鄯善国，傅介子计斩楼兰王，典出《汉书·西域传》），可见岳飞用“贺兰山”和“凶奴”，是无可非议。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朝天阙
”满腔忠愤，丹心碧血，倾出肺腑 。
用文学家眼光视之结束全篇，神气十足，无复豪发遗憾，令人神旺，叫人起舞。
然而岳飞头未及白 ，金兵自陷困境，由于奸计，宋皇朝自弃战败 。
“ 莫须有”千古奇冤，闻者发指，岂可指望他率军协同中原父老齐来朝拜天阙哉
悲夫。
词不以文字论长短，若以文字论，亦当击赏其笔力之沉厚，脉络之条鬯 ，情趣之深婉，皆不同凡响，倚声而歌，乃振兴中华之必修音乐艺术课也。
历史上有几次反中医的论战
三次20世纪前的“一枝独秀” 追溯中医的历史，恐怕要从远古讲起。
早在那时，我们的祖先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逐渐发现某些食物能消除病痛；在使用石器的时候，创造了砭石、骨针疗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针刺疗法等。
此后的几千年，从《黄帝内经》，到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被誉为中华民族瑰宝的中医，在顺境中发展着，并形成了“一统天下”的局面。
然而，正所谓“物极必反”，鸦片战争后，尤其是20世纪，西医大规模进入后，随着国人对西医的态度由怀疑转为信服，中医正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第一次论争：中医告负 1912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
当时的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学校条例中，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而把中医挡在门外，也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消息一经传出，引起了轩然大波。
扬州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始人袁桂生率先发表言论：“教育部定章，于中医学校之课程，删中医科目，是可忍，孰不可忍。
”自此拉开了中西医第一次论争的序幕。
1913年，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汪大燮再次公开提出废除中医中药。
随后，教育部公布的教育规程均弃中医于教育体系之外。
于是，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等联合全国19个省市中医界和同仁堂、西鹤年堂等药业人士，组织了“医药救亡请愿团”，要求将中医纳入医学系。
迫于压力，政府只得一面搪塞说废除中医的政策不会实施，一面仍拒绝将中医列入教育计划。
中医界的第一次斗争就这样失败了。
西医误诊梁启超 第一次中西医论争中，梁启超是站在西医一方的。
然而，1926年，他的病成了中医支持者们对西医发起反攻的有力武器。
3月8日，梁启超因尿毒症入北京协和医院。
经X光透视，医生诊断为癌。
梁启超的弟弟梁仲策问医生：“不一定是癌吧
”医生答：“不一定不是癌。
”再问：“怎么治
”再答：“全部割除。
”手术后解剖此肾，果然看见其中有一樱桃大的黑点，却非癌症。
要命的是，病人尿中仍带血，且查不出病源所在。
如果仅是一件普通医疗事故，重提这桩旧案，意义不大。
许多人关注此案，是想将争执多年的“中医西医孰优孰劣”问题，再付表决。
所以，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事件一经传出，西医立刻成为众矢之的。
原来，梁启超入院前，曾请京城“四大名医”之一萧龙友把脉，诊断说“不是急症”，不就是尿里有血吗，“任其流二三十年，亦无所不可”。
而在西医那里割掉一个肾，得出的结论也是“无理由之出血症”。
梁仲策的《病院笔记》中对西医略有微词：“中医之理想，虽不足以服人，然西医之武断，亦岂可以服中医”。
而徐志摩在《我们病了怎么办》一文中也提到：西医所谓“科学精神”，原来是“拿病人当标本看。
你去看你的眼，一个大夫检查了一下出去了，再换两三个大夫来看，究竟谁负责这病，你得绕大弯儿才找得出来。
” 两篇“声东击西”的文章一经登载，便惹恼了鲁迅。
7月5日，鲁迅发表了《马上日记》，开篇便将矛头对准徐志摩等人：“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
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生；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
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
”但当时舆论对西医的谴责和攻击，占压倒优势。
1929年的“废除旧医案” 正所谓“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五四运动”后，中西医之争愈演愈烈。
在地质学家丁文江的书中就有这样的对子：爬山、吃肉、骂中医，年来心不老；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
可见，“骂中医”成了西化知识分子的“饭后运动”。
1929年，民国政府的“废止旧医案”，终于引发了中西医的第二次论争。
这次论争，直接关系到中医的存亡。
1929年2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
围绕“废止中医”问题，余云岫、褚民谊等人先后提出了四项议案，列出了限制中医开业、不准办学等方法。
考虑到提案过于激进，中央卫生会议权衡再三，最后通过的废止中医案——《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实施办法缓和了许多。
规定了废止中医的三条原则：“甲：旧医登记限至民国十九年为止；乙：禁止旧医学校；丙：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医之宣传品及登报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
” 议案一旦实施，中医废止便仅仅是时间问题了。
因此，提案刚公布，首先便遭到了上海中医界的反抗。
3月17日，全国281名代表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组成请愿团，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议案。
社会舆论也支持中医界，提出“取缔中医就是致病民于死命”等口号。
主张废止中医的余云岫、胡定安等，纷纷在各大报刊上发表废止中医的言论，回应中医界的批评。
论争充满了火药味，并上升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层面。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不愿意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件而引起社会较大的动荡。
时任卫生部长薛笃弼，更是急于将这场风波尽快平息。
他一再公开表示并无废止中医之意。
并向请愿代表当面表态：“我当一天部长，决不容许这个提案获得实行。
”不久，请愿团收到国民政府文官处批示：撤销一切禁锢中医法令。
第二次论争以中医界胜利告终，中医界也将3月17日定为“中国国医节”。
建国后的第三次论争 建国初期，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拉开了中西医第三次论争的帷幕。
1950年，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余云岫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中，提出了草案名为“改造旧医实施步骤”的草案。
草案将“废止”变成“改造”，将中医“堕其首都也，塞其本源也”。
这次会议上，针对解放前医药卫生条件落后的状况，党中央制定了我国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其一便是“团结中西医”。
遗憾的是，团结中西医的政策，在执行初期，被理解为把中医改造成西医。
政府举办的中医进修学校，进修却是现代医学；青年中医也都被选送到西医学院再学习。
这一系列原因，使中医再次陷入困境。
上世纪50年代，中央发现“团结中西医”政策被错误执行后，立即开展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学习，以纠正各级领导和医务工作者对中医的偏见。
然而“文革”期间，由于种种错误导向，全国绝大多数老中医被批斗、迫害；很多中医古籍被当成“四旧”送进了造纸厂的化浆池。
有人用对联描述了中医的处境，上联：惨，无知，破四旧，万马齐喑，文化大革命，老中医遭摧残；下联：悲，有罪，立三股，一派胡言，中西医结合，小大夫被毒害；横批：中医危矣。
“文革”后，中医才从浩劫中再次恢复了元气。
直至1982年，颁布的宪法中提出“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
这才给予了中医和西医同等的地位。
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中西医的冲突却尚未尘埃落定。
中医的大起大落究竟要止于何时
在西医的夹缝中，中医又该如何求生
我们拭目以待。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中国现代文学史 引言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从结构学的意义上来说，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止时间是很好划定的，那就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计三十几年的时间。
因此，有的现代文学史教材干脆叫“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北京大学钱理群、温儒敏等） 而且，这三十年又清晰地显示了三个阶段，即： 第一个十年（1917—1927）：“五四”启蒙文学主导时期； 第二个十年（1927—1937）：左翼革命文学主潮时期； 第三个时期（1937—1949）：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不同地域的多样文学形态。
但是，近些年学术界已注意到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这截然异质两种文学的“过渡”与“先导”过程，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起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但助跑过程却是近代一系列变革和改良。
这个过程被称作现代文学的发生。
【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在20世纪持续获得现代性的长期、复杂的过程中形成的。
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本体以外的各种文化的、政治的，世界的、本土的，现实的、历史的力量都对文学的现代化发生着影响，这些外因影响着它的萌生、兴起，影响着文学运动、文艺论争、文学创作，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种种迅速、纷纭的变化，构成一部能折射历史的方方面面的多姿多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 最近几年出版的几种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不约而同地重视到了现代文学的发生。
如：郭志刚、孙中田主编的，程光炜等主编的，朱东霖、丁帆、朱晓进等主编的，都用单章或单节的篇幅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这个课也将从这里开始。
第一节 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 根儿应追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
我们知道，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上曾出现过居世界领先地位的物质文明，这成为以后中国人津津乐道的雄厚资本。
到了清王朝，经过了所谓的“康乾盛世”之后，早已显露了由盛转衰的迹象，但中国人的自我感觉仍然是非常好的。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人的“天国梦”；尤其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人自尊与自信被彻底摧垮了。
我们再也没有理由说我们是什么世界的中心了，我们欺负不了别人，随时被别人欺负；不但受西方列强的欺负，而且受东方倭寇的欺负。
1840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了两个相互联系的后果：一是政治和经济上，中国越来越陷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中国人民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和激烈化；二是外国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外国文化，当时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开始输入中国。
中外文化在碰撞中进行融合，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发展。
民族危机感对20世纪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理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造成了现代／传统、新／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对立。
在一部分敏感的知识分子中，则导致了激切变革的时代要求。
出现了这样几个变革： 一、知识分子角色的变化 出现了“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
被林则徐称为是“第一个睁看眼睛看世界的人”的魏源就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
（学习西方人的科学技术再来制服西方人。
虽然这“夷”字本身就说明当时心态，外国蔑称，妻、姨，提供女人，但毕竟要学别人） 这就是洋务运动的先声。
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时事。
” 对于这样一个过程，梁启超在1922年写的中有个大致的归纳： “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
……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
……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
……第三期，便是从根本文化上感觉不足。
” 实际上他说这三步，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文学革命”这三步是对应的。
洋务运动 先是买进先进的武器 还得请来操作先进武器的人 在国内又开办一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学校。
以后，大批量地派人出去学习。
不仅派幼童出国，而且派成人出国。
不仅学习自然科学，而且学习社会科学。
不仅派人到西洋（英美），也派人到东洋。
不仅有官派留学，而且有私派、自费留学的。
一时形成了出国留学热潮。
（现代评论派，胡适、陈源、徐志摩等都留学英美） （创造社的“三巨头”，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都留学日本） 鲁迅就非常有代表性，他1881年出生，1898年离开家乡。
这一段时间已经接触到了一些西方的东西。
因为当时开始了“五口通商”，其中的宁波离鲁迅生活的绍兴很近；1898年（18岁）南京，水师、陆师），这两个学校主要课程是“声光电”这些西学内容，虽然被有些人称为“邪学”，但这对日后成为伟大思想家的鲁迅，影响是非常大的。
1902年到日本，1909年回国。
（德国） 而且，鲁迅在日本时期，中国留学生铺天盖地，官派，私派，遍地“富士山”，炖牛肉， 清朝密电：几乎都变成革命党。
一批批优秀人才派出去，学成归来，对国家有各种贡献。
理科詹天佑，青龙桥塑像，铁路事业的开创者。
更值得一提的是严复（1853——1921）翻译的发表，将进化论的思想带进了中国，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重大影响。
风行一时的严译（几部西书将西方19世纪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绍到中国来，赫胥黎原著，把进化论思想带进中国，自称是达尔文门前的一只斗犬）（宣传的是进化论的思想。
进化论被恩格斯誉为“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发现”之一，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重大影响： 改变了人的思维。
以前总是“今不如昔”，榜样是古人，进化论却让人们面向未来； 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从全人类、全世界的历史发展高度来看中华民族的命运。
因为进化论的法则是优胜劣汰，在激烈的竞争面前，衰弱的中国有被淘汰的危险，从而产生了变革的历史要求； 人们看清了：不被淘汰，国家、民族就得强大。
国家、民族的强大首先要国民强大，而当时的国民大多处于蒙昧状态。
所以，启蒙的任务非常巨大。
梁启超的“新民” 鲁迅改造国民性。
（鲁迅在南京就读，买了书与周作人彻夜捧读，思想开了一扇门。
） 启蒙的任务本来是知识分子启大众的蒙 但是很多知识分子本身就处在蒙昧状态，也在被启之列。
所以这个时候，一直到现代的很长时间都已启蒙为主导。
钱理群“在西方现代思潮影响下，先进的知识分子总结了晚清以来历次社会变革的经验教训，意识到中国要向现代社会转变，建立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制度，必须在意识形态尤其是价值观领域彻底反对封建伦理思想，击退在辛亥革命后愈加嚣张的尊孔复古逆流”。
二、文化机制的变化 这一历史阶段从社会的组织结构上寻求变革，必然要触动文化，带来文化机制的变化，从而影响到文学。
其影响体现在： 1、法律对从事文学活动者和报刊繁荣的基本保障。
虽然慈禧把持下的清王朝在新政措施上左右摇摆，后来还镇压了“乱党”，幽禁了皇帝，但在1908年的中还是在表面上规定了给予臣民言论、著作、出版等的自由。
辛亥革命后的也规定着；“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
这种情况下，报刊数量激增。
梁启超中称：“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
为之一变……”，到1921年的20年里，报刊、杂志增加了十倍左右，文学的现代化发展具备了更充足的外部条件。
据北京大学（陈平原）统计，1902年——1917年间，以“小说”命名的杂志就创办过27种。
这些报刊，在栏目的编排、题材的选定、主题的设计上都追求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以保证其畅销，刺激文学的发展。
报刊繁荣与政治的封建色彩退减及文学的现代化同步进行着。
【报刊编辑在栏目、体裁、题材、主题上都追求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以保证其畅销，刺激文学的发展。
报刊繁荣与政治的封建色彩退减及文学的现代化同步进行着。
】 实际上。
从1873到1894年的20年间，是中国近代报业实践初步建立并日趋活跃的一个时期。
和主笔王韬，宣传“变法自强”的政治主张。
1895年5月，康有为与梁启超等在变法运动中，先后创办（1895年8月17日创刊于北京，初名）、《强学报》（1896年1月12日创刊于上海）、《时务报》（1896年8月9日创刊于上海） 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待以岁日，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十年以后，而报馆之规模，亦可以备矣。
” 《知新报》（1897年2月22日创刊于澳门）、《湘学报》（1897年4月22日创刊于长沙）、《国闻报》（1897年10月26日创刊于天津）、《湘报》（1898年2月21日创刊于长沙） 2、与报刊同时发展着的是现代出版事业。
从1904年起，出版重心已经转移到民营出版业。
（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册，第384页，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
与官办和教会出版事业不同的是，民营出版业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受制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它与大众的需求保持着联系，决定着现代出版业的大众化与平民化的民主特性，保证了文学的现代性实现的机会。
这种出版状况一直延续到1949年，保持了50年一贯的机制。
3、现代社会分工在文学创作队伍方面率先实现。
1905年废除科举的新政措施，将一批读书人抛到了自由知识分子的绝境，另有一批知识分子从官场退出也转入了自由撰稿人的行列。
（以前是学而优则仕，从“士”到“仕”，科举，成人。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 上海、天津等现代都市形成的过程为自由撰稿的知识分子提供着活动空间，一些接受新式教育的人士与上述两种知识分子一起活跃在文学领域。
稿费有了一定标准，“思想”和“写作”做谋生手段。
接近下层，站在民间立场上。
【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的编辑者和主要撰稿者梁启超、李伯元、曾朴、徐念慈、黄摩西等和周氏兄弟就是代表。
4、培育了受众。
接受者唯新是鹜。
第二节 文学观念变革 （文体观念与语言观念） 一、 文体观念变革 从晚清开始的中国文学现代化发生期的观念变革，首功归梁启超。
郭沫若说：“文学革命的滥觞期的代表，我们当推梁任公”。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笔名有饮冰室主人等，广东新会人，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学者。
他中过举人，拜康有为为师学习经世治用之学，协助发动“公车上书”，投身变法维新活动。
他主编、创办过《中外纪闻》、《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创“新文体”广泛介绍西方近代文化思潮，宣传思想启蒙。
1、诗界革命 中国文学发展到清代，以诗文为正统，以古人约束今人为特点。
晚清文学的革命就是要打破这种格局。
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
“…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
”认为（诗要是不革命，就走到头了，走到绝路上了。
） 诗界革命要达到三个标准，其中两个标准都有一个“新”字：“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
” 新意境“理想之深邃闳远”。
（破除孔孟那一套，与世界接轨） 新语句，来自欧洲、表现新思潮的名词术语 真正以诗人面目倡言诗界革命的是黄遵宪。
他在1868年的《杂感》中名句：“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
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斑斓。
”这几句直接用了俗白的文字。
“我手写我口”主张用俗话作诗，一面用新思想和新材料“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从观念上、方法上，对1918年“新诗运动”影响很大。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总结“诗界革命”：“清末夏曾佑谭嗣同诸人已经有了‘诗界革命’的志愿，他们所作‘新诗’，却不过拣些新名词以自表异。
只有黄遵宪走得远些，他一面主张用俗话作诗——所谓‘我手写我口’——，一面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谓‘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入诗。
这回‘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对民七（1918）的新诗运动，在观念上，不在方法上，却给予很大影响。
”】 2、文界革命 梁启超在写给严复的信中，曾以舆论界的“陈胜吴广”自命。
他提出了“文界革命”的口号并借鉴“欧西”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尝试“新文体”。
这些政论文章具有空前的开拓创造精神，思想新颖，文字介于文言白话之间，“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有很强的鼓动力。
“文界革命”的口号是他在1899年提出并一贯力行的，借鉴了“欧西”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才蜕变出他的‘新文体’。
他在游记《汗漫录》中评价日本著名政论家德富苏峰：“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
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
” 他有意破桐城古文，吸纳西方希腊罗马的雄辩体与英法近代随笔体，结合魏晋文章的旷放，把古文从“义理、考据、辞章”中解放出来。
以西方近代思潮替代圣贤经典章句的义理，以丰富的世界进化维新的史实突破拘谨的考据，以俗语、外来语入文以丰富文章的表达方法，就是梁启超“文界革命”的具体内容。
（对“桐城谬种”） “文界革命”对中国散文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五四后第一个十年的文学成就以小品为最大，溯其原因，离不开发生期内政论诸文体的铺垫作用。
这一时期的散文广泛地涉及到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文章反映出新一代知识分子强烈的忧患意识、变革意识和批判意识，也反映着那一时期初步的科学民主的启蒙思想的兴起，以及在启蒙和种族革命主题下的种种观念的更新。
3、“小说界革命” 声誉最高。
中国小说观念的变化始自1897年天津《国闻报》所刊载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执笔者严复、夏曾佑称：“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所持”，并说“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
”鉴于历来小说在“四部”中只能附于子、史，他们从小说营造人心的角度强调“小说为正史之根”，一改历来小说评点家的攀附经史的做法，将小说凌驾于经史之上。
早在1897年，康有为就认为小说对开发民智有莫大作用“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
”《〈日本书目志〉识语》 梁启超更是充满激情地夸示小说的社会功能，把自古为小道的卑贱文体提到“不可思议”的高度。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人格；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何以故
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 看中的全在小说启蒙、新民的工具作用。
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并没有带来纯文学的小说观念，出现过一批主题先行、理想化、概念化的作品。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图解他的政治主张。
（50年之后，中国打败了俄罗斯，实行联邦制，组织召开世界大会） 艺术上不行。
但很多触及中国问题：妇女缠足、扫除迷信、立宪、华工、反帝等。
（五四：劳工神圣） 小说观念在无限提升其社会功能的“革命”以后，又有其自发的矫正。
1908年徐念慈在《小说林》发表《余之小说观》，指出“昔冬烘头脑，恒以鸩毒霉菌视小说，而不许读书子弟一尝其鼎，是不免失之过严；今近译籍稗贩，所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咸唯小说是赖，又不免誉之过当。
”可贵的是，他还指出“小说与人生，不能沟而分之”这是五四文学研究会作家提出为人生文学主张的滥觞。
徐念慈更强调小说的审美价值，他的小说观念介于梁启超的社会功用与王国维独立价值之间。
（有说“兹”，最早介绍黑格尔美学） 西方小说的翻译对中国小说观念也有影响。
林纾没有像徐念慈那样的小说美学观念，也没有梁启超式的启蒙主义观念，他甚至还错将狄更斯小说与我国历史中的《史记》、《汉书》相比附。
但他依赖自己的体悟也说出了狄更斯小说写实主义的成功经验，在许多译序当中总结概括出一些西方小说的艺术经验。
4、戏剧观念更新 提倡戏剧观念更新代表有陈独秀。
1905年他在《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大教师’，不识字人也可以由看戏而开通风气。
看戏不再只是游戏，演员也不再低人一等。
他还指出戏剧改良有小说、报馆不及的方便，不识字的人也可以由看戏而开通风气。
这一年，后来为南社领导人的陈去病、柳亚子创办了我国最早的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
1906年，李叔同、曾孝谷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了春柳社，不久欧阳予倩、陆镜若也参加活动，宗旨是“研究新旧戏曲，翼为吾国艺界改良之先导。
”（欧阳予倩《回忆春柳》）他们首先推出的剧目是《茶花女》（第三幕）、《黑奴吁天录》。
新剧家王钟声在上海发起成立春阳社，演出《黑奴吁天录》。
1908年，他又在从日本回来的任天知的帮助下，以通鉴学校的名义演出根据杨紫鳞、包天笑翻译的英国小说《迦因小传》改编的同名戏剧，该剧摆脱了京剧样的戏曲特征，标志着国内新兴话剧的萌芽。
而据记载，189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已有学生自编之时事新戏《官场丑史》演出。
（朱双云《新剧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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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以下 jpkc.hrbu.edu.cn:8080\\\/jpkcjs\\\/zgxddwx\\\/wor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