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进步思潮的领导阶层、口号、性质分别是什么?
（1）政治因素：君主专制空前强化，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封建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封建制度渐趋衰落。
（2）经济因素：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但受到封建制度的严重阻碍。
（3）阶级因素：新兴市民阶层日益强大。
（4）思想因素：程朱理学依然是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西学东渐，近代科学技术传入中国，开阔了人们的眼界。
经济上，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政治上，中国社会矛盾尖锐，君主专制不断强化，吏治腐败，思想上，一些进步思想家对儒学进行批判继承，抨击理学的不近人情与道学家的伪善；阶级上，市民工商业者已有相当强的经济实力。
明清之际进步思潮的主要特点
、明清进步思想家的共同特点：1、反传统、反教条。
李贽反对孔孟教条，痛恨维护传统礼教的卫道士．对封建正统思想发出大胆挑战。
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也对传统的纲常礼教进行了强烈的批判。
2、反专制、倡民主。
李贽主张个性得到自由发展．不应该被迫顺从统治者的利益和愿望。
黄宗藏认为君主是“天下之大害”，顾炎武提出“众治”取代“独治”．黄宗羲提出建立“天下之法”，建立监督机构。
3、反映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要求。
李贽痛斥传统道德观念和“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提出人皆有私。
黄宗羲提出“工商皆本”，顾炎武主张“经世致用”，王夫之鼓吹“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他们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要求
谈谈你为什么要入党
入党动机，就是为要入这是每一名共产党入党前和入党后都要深深思考题。
因为，共产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更要从思想上入党。
正确的入党动机是思想上入党的根本问题，是激励人们入党的主观原因，它从根本上决定了每一个党员的素质和行为，是共产党员的世界观、人生观的集中反映。
因此，树立正确的入党动机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一）树立正确的入党动机是争取入党的首要问题 人的每一项活动都有一定的目的，都是为着实现确定的目标；而目标又使人产生动力，形成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的意志。
目标与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的意志就构成了动机。
党员为实现党的目标而奋斗的意志是党的战斗力的来源。
入党动机正确与否，关系到党的纯洁性和党组织的战斗力。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
因此，对于要求入党的人来说，树立正确的入党动机，就是要树立正确的目标即共产主义的理想，要坚定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意志，即坚定共产主义信念。
对于党来说，如果党员的奋斗目标不正确，就意味着他要谋取其他的目标，从而损害党的纯洁性，影响党的统一和行动一致，破坏党的战斗力。
如果党员的目标正确，但是意志不坚定，在考验面前就有可能动摇目标，甚至最终背离目标，同样损坏党的战斗力。
正因为如此，列宁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要保证我们党的巩固性、坚定性和纯洁性。
保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在一定意义上讲取决于党员的入党动机。
要纯洁党的队伍首先必须把住党员入党这一关，从思想入手，从动机抓起，努力防止投机分子和其他不良分子混进党内，以确保党的队伍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纯洁性，确保党的战斗力。
对于个人来说，如果入党的目标不正确、意志不坚定，即使入了党，也难免会在严峻的考验面前迷失方向，甚至走上错误的道路，不仅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而且毁了自己。
正是因为正确的入党动机对于个人成长、对于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端正入党动机便成为个人争取入党的首要问题，而党也把端正入党动机、从思想上入党作为对每一名党员的要求。
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社会生活也日趋多样化、复杂化，这就难免这样或那样地影响人们的入党动机。
我们应当看到，目前在大学校园中，广大要求入党的青年学生的主流是好的，但在入党动机上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注意和需要加以引导的问题。
主要有： 第一种，入党可以为自己今后工作打好基础。
有些人认为，共产党是执政党，如果自己不是党员，将来会在使用、提拔上受影响，不利于发挥自己的才能，施展自己的才华。
特别是近几年来，连外企、私营单位接收大学毕业生时，也青睐党员。
于是，他们申请入党是为了以后安排一个好工作、获取更多提拔和重用的机会。
第二种，不写申请书就是不进步。
一些同学看到别人写入党申请，如果自己不写，怕老师、同学说自己不要求进步，于是随大溜也写份申请。
第三种，受家庭和亲朋好友的推动才递交申请书。
有些同学的父母都是党员，亲朋好友也多是党员，每当他们问及自己是否要求进步时，感到不入党似乎不光彩。
第四种，入党是为了荣耀和满足。
有些人看到别人入了党，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望，羡慕不已，于是自己也写份入党申请书，企盼有一天自己能获此荣耀，得到精神上的满足。
这些不端正的入党动机都程度不同地带有功利化的倾向。
怀着这种入党动机，即使加入了党组织，也不可能真正成为有党性有奉献精神的先锋战士。
而且其功利化的意识一旦显现，就会给党带来不好的影响。
入党的确是个人追求进步的途径，但是这种进步不应是为了面子和狭隘的个人目的，而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个人能在历史进程中正确发挥作用，实现最大的人生价值。
所以，正确的入党动机应该是：对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充满热爱，信仰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特别是理论，愿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祖国的过程中实现人生价值，积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共产主义的理论，不断从思想上丰富提高自己，坚定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念，由此而提出入党的要求。
每一名企盼入党的同志和每一名共产党员，都要时刻提醒自己，入党是为了什么，入党以后要干什么，严格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只有这样，我们的党才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党。
民主和科学的口号是指什么?
“民主”一五四时期按照译音叫作“德莫克拉西”主概念如同人民这个概念一样，在不同代有不同的内容。
在历史上有过各种不同的民主制，如有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军事民主制，有古希腊城邦的奴隶主民主制，有中世纪城市市民自治的民主制，有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制，也有当代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民主制。
民主属于政治范畴，它根源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
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关系的产物。
资产阶级民主的主要理论依据，是以十八世纪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卢梭为代表的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
卢梭还把自己理想中的民主共和国作为“理性”的王国。
恩格斯说：“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
”1与资产阶级民主相对立的，是无产阶级民主。
它建立在消灭剥削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上，是史无前例的最广泛的人民民主。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革命民主派企图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他们的民主观点属于旧民主主义的性质。
五四时期的民主思潮则表现出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特征。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民主这个口号，基本上还是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口号。
马克思主义传播以后，民主这个口号就有了新的内容，具有新民主主义的性质。
“科学”一词，五四时期按照译音叫作“赛因斯”。
在欧洲，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产生了自然科学的革命。
这个革命以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问世为开端。
在此之前，科学只是充当中世纪神学的婢女。
哥白尼这本不朽著作的出版，标志着自然科学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
此后，科学逐渐建立起不再仰赖于神学的独立体系。
从哥白尼、培根、伽利略、笛卡儿、牛顿以至达尔文，自然科学的革命经历了整整三个世纪。
由于自然科学本身是彻底革命的，因此，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能不反对宗教神学。
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反神学的斗争，不但为哲学唯物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而且往往使它成为政治革命的前导。
在资产阶级成功地取得了政治统治权以后，自然科学又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的发展。
五四时期所讲的科学，主要是指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
它包括了古典力学和十九世纪下半期以来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数学等等领域的新发现，而最主要的则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但当时也有不少人把西方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哲学以及其它各种社会政治学说当作“科学”而加以拥护。
其实，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才开始有真正的社会科学。
在近代中国，民主是同封建专制主义对立的，科学是同封建偶像迷信和一切愚昧落后思想对立的。
民主和科学不但是反封建的思想武器，而且表达了要使人民政治生活和思想观念现代化的要求和愿望。
但是，由于中国又是一个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也就包含了谋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富强的愿望，因而具有反帝爱国的意义。
为什么说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关于“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在第一部分“课标性质与地位”中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 ——这一表述澄清了大讨论最激烈的人文性论与工具性论之争统一起来，这一新的理念，解决了关于语文教育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
关于工具性问题，20世纪50年代末，全国范围的极左思潮影响到语文教育，从60年代初开始在语文界展开了一场关于语文课是上成政治课 、文学课 、还是上成语文课的讨论，最后，语文界的三位泰斗，也就是后来大家称之为“三老”的叶圣陶先生 、吕叔湘先生 、张志公先生挂出了“免战牌”，主张语文课不能上成政治课或文学课，应该上成真正的语文课，这种观点很快在全国达成了共识，因而确定了语文学科工具性基本性质，认为语文学科应该加强语文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技能训练（即当时的口号“加强双基教学”），切实使学生打好语文基础，培养语文能力，掌握语文这个工具，以适应将来工作和继续学习的需要。
因而，60年代初至“文革”以前，教育部几次颁布“语文教学大纲”都把工具性定为语文学科的基本性质。
对此，“三老”都曾有文章和讲话进行阐述，另一位前辈语文教育专家 、全国中语会会长 、建国以来一直参加和主持语文教材编写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刘国正先生曾说：“语文教学讨论的一个重要理论收获，就是肯定了语文学科的工具性。
”到了“文革”时期，语文教育又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否定了语文学科的工具性，语文课本不成语文教材，语文课大量学习当时的报刊文章，学生写作也是写极左的“大字报”，语文课基本上成了政治课，整个语文教育乱了套。
“文革”结束后，1978年教育部拨乱反正，重新颁布了“语文教学大纲”，重又确定了语文学科工具性的性质，使语文学科恢复了“语文”的本来面目，语文教学逐步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综上所述，本人认为，从60年代开始，把语文学科的性质定为工具性，从时代背景看，应该说是正确的，并且具有一定的历史性的积极意义。
近年来，在语文教育大讨论中，有人一概否定工具性，说“把语文学科的基本性质顶为工具性是历史性的错误”“工具性把语文呢教学引上了死胡同”，这种观点无视历史的特定时代因素，不作实事求是的历史分析，起码是有失偏颇。
对此，最近新的“语文课标”重新肯定了工具性，明确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并且在新编的高中语文课本（第六册）中专门编入了一篇〈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作者叶蜚声 、徐通锵 ）。
从新的“语文课标”到新编语文教材，澄清了全盘否定语文工具性的模糊认识。
关于人文性问题，在最近这一场大讨论中，有些人提出“人文性才是语文学科的本质属性”，认为语文课的任务应该是通过语言的学习和感悟，培养情感，陶冶审美情操，宏扬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给学生打下一个精神的底子。
本人认为，这种新的观点具有时代的积极意义。
本来这种观点在“大讨论”的开始是表述为“语文教学不应忽视人文教育，应该加强人文性”，后来发展到有些人走向极端，把人文性与工具性对立起来，进而全盘否定语文学科的工具性，认为语文学科的本质属性是人文性。
应该肯定人文性是语文呢教学的基本特点之一，语文教学应加强人文性。
后来对人文性极端化的认识，在部分教师中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例如曾一时形成了“人文至上”“文学至上”思潮，似乎“人文”“文学”是语文教育的一切，由此而漠视 、淡化甚至排斥对祖国语言的学习和培养读 、写 、听 、说语文能力，致使有些“语文”课成了缺乏“语文”因素的不伦不类的课，以致有人质疑“这是语文课吗
” 新的“语文课标”，即肯定了以前的工具性，又吸纳了人文性的新观点，把二者统一起来，在语文教学的发展史上首次提出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本人认为，这一新的理念，即继承了语文教育应该使学生切实掌握语文这个工具性打好语文基础这一传统的正确观点，又反映了语文教育应该体现固有的人文精神加强人文精神的新的时代观点，同时，澄清了工具性人文性各执一端的片面认识。
应该说，这是语文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
这一关键问题的解决，为语文教育端正了方向，把语文呢教育指向了健康发展的正确道路。
我国安全生产方针中综合治理强调什么
2002年7月1日发布的全生产第3条 ：“安全管理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是人们经过无数伤亡事故的血泪教训，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过程中，与时俱进总结出来的安全生产管理方针，所有企业都应该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
可是，有些单位偏要别出心裁，另树“杏黄旗”，提出五花八门的“安全生产管理方针”，比如“安全第一、质量第二、××第三”，“安全为了生产，生产必须安全”等，所以有必要搞清楚安全生产管理方针的由来和内涵。
早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主席在劳动部的工作报告上明确批示：“在实施增产节约的同时，必须注意职工的安全、健康和必不可少的福利事业。
如果只注意前一方面，忘记或稍加忽视后一方面，那是错误的。
”根据这一批示，1952年第二次全国劳动保护会议提出了劳动保护工作必须贯彻“安全生产”的方针。
也就是说，针对当时在工业生产中实施增产节约的时候有人错误地“忘记或稍加忽视后一方面（即职工的安全、健康和必不可少的福利事业）”，而制定“劳动保护的方针”——“安全生产”，强调的是生产与安全的统一，要安全地生产。
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了“安全为了生产，生产必须安全”的口号，这在当时是进步；但是，其根本目的是生产，安全仅仅是手段；“目的”与“手段”相比，当然是“目的”第一，“手段”第二。
所以，当时实质的指导思想是生产第一、安全其次。
这在当时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存在认识上的局限，是可以理解的。
如此一来，违章冒险作业、盲目蛮干现象时有发生，产生了不少“事故英雄”。
“大跃进”期间，片面追求产量、速度，忽视甚至排斥安全工作的错误造成伤亡事故高峰。
1963年3月30 日，《国务院关于加强企业生产中安全工作的几项规定》开宗明义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方针，加强企业生产中安全工作的领导和管理，以保证职工的安全与健康，促进生产。
”可见，当时就应该提“生产必须安全，安全促进生产”了。
但是，由于思想界极左思潮的影响，对“安全为了生产”这一提法，没有人提出非议，许多单位至今仍然“情有独钟”。
发生“7.17”特大透水事故又隐瞒不报的广西南丹矿，有一幅醒目的大标语：“安全为了生产”，依笔者所见，它就是该矿必然发生特大事故的“理论根据”。
实际工作中，当生产与安全对立时，一句“安全为了生产”，就把安全置之脑后了，能不出事
在错误思想指导下，一些违章蛮干工伤者成了歌颂对象，“工伤光荣”。
十年动乱期间，安全生产工作遭到严重破坏，伤亡事故再次大幅度上升，形成建国以来第二个事故高峰。
1978年10 月，《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做好劳动保护工作的通知》指出：加强劳动保护工作，搞好安全生产，保护职工的安全和健康，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
“ 1980年8月，国务院作出决定严肃处理“渤海二号”翻沉事故，指出“安全生产是全国一切经济部门和生产企业的头等大事。
” 1981年3月，国家经委、劳动总局等9个部门《关于开展安全活动的通知》中提出：“进一步贯彻安全生产方针，树立安全第一思想”，同时要求“预防为主”。
1983年4月20日，劳动人事部、国家经委、全国总工会在《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和劳动安全监察工作的报告》中提出“必须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坚决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
” 1983年5月18日，在国发85号文《国务院批转劳动人事部、国家经委、全国总工会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和劳动安全监察工作报告的通知》中提出：“在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思想指导下，搞好安全生产，是经济管理、生产管理部门和企业领导的本职工作，也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 到了1987年，在全国劳动安全监察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提出“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
此后的表述一般为：在安全生产中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
1990年以来，政府文件或权威文章都说：贯彻执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安全生产方针。
2002年7月1日发布的《安全生产法》表述为：安全生产管理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
这种提法，是广大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者与时俱进，艰难探索的成果，十分精练，十分科学，具有十分深刻的内涵；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劳动者的关怀，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正确地阐明了安全与生产的关系、预防和事故处理的关系；符合“三个代表”的思想。
古代和明清之际儒家思想的异同
古代和明清之际儒家思想，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所区别。
明清之际，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继承了儒家思想的大部分内容。
古代和明清之际儒家思想都主张弘扬儒家文化，都主张“仁爱”，即“同人于野，仁者乐也”；主张“求真、尚善、包容”。
这是其相同之处。
但由于这一历史阶段各方面的社会变化，明末清初思想文化上涌现进步思想家，提出了很多与传统儒家思想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不同时期的儒家思想进步意义也是不同的。
（一）传统儒家思想主张“人治”，明清之际儒家思想提倡“法治”。
在明亡后，部分儒家学者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反对绝对权威，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提出限制君权的理论和设想。
他们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
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后期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
（二） 古代和明清之际儒家思想提倡的学风方面有所不同。
明清之际儒家思想提倡“实学”，批判理学，开始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
（三）古代儒家思想有“心学”特征，而明清之际儒家思想具有唯物主义特征。
该时期，出现了以王夫之为代表的唯物主义思想家。
其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而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予批判。
唯物主义思想者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主张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
这种唯物主义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
（四）古代和明清之际儒家思想的进步意义不同。
与传统儒家思想维护封建统治不同，明清之际儒家思想将矛头直指封建礼教和整个正统思想，具有鲜明的封建叛逆色彩和战斗精神；经世致用思想、博学考据的治学方法开清代考证学术之风气，而立足现实、学以致用的观念也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批判专制意识对君主专制统治予以强烈的冲击，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具有解放思想的历史进步性，在其后数百年间仍具有启蒙作用，给后世民众以深刻的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