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口号论争”
两个口号论争：指1936年上海左翼文学界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
30年代文学史上的文学论争
①1928年革命文学派对鲁迅、茅盾的批判。
②“文学基于普遍人性”的论争。
③“文艺自由”的论争。
④“大众语文论争”。
扯大旗,谋虎皮是什么意思?
拉大旗作虎 发音： lā dà qí zuò hǔ pí 成语释疑： 比喻打着革命的旗号唬人、蒙骗人。
这句话出自《鲁迅全集● 且介亭杂文末编 》中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
）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
”本文写作时间是1936年8月初，距离鲁迅逝世只两个多月。
联系上下文，“拉大旗作为虎皮”的意思不难理解：它是用来形容某些人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把它当作老虎皮一样，将自己包裹起来用以吓唬别人，实际上却是要达到个人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是一件发生在全面抗战前夕的左翼作家内部的争论，在现代文学史上被称为“国防文学”与“民族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
论战的双方一方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文艺界的领导者周扬，另一方是当时国统区的文学泰斗但一直与共产党密切合作的鲁迅。
关于两个口号孰是孰非，抑或无所谓是与非，恐怕至今尚未定论。
但论者不少认为与周扬以领导者自居因而对鲁迅不尊重有着密切的关系。
应该说这是周扬一贯的作风，它这种作风伤害了不少文学家。
艺术家如胡风、冯雪峰、丁玲，后来自己也在文革中吃尽苦头。
这些事说来话长，暂且不去提它，而这“拉大旗作为虎皮”却因文革运动中曾被大量引用并延续至今，现在竟成为“熟语”或“成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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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樊庸的文才
徐樊庸（1910-1977） 原名徐茂荣，浙江上虞人。
1936年就“左联”解散及两个口号论争之事，致信鲁迅，鲁迅发表《答徐樊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
四条汉子是哪四个人
四条汉子”的称谓，源自鲁迅的《答徐并关于抗日统一问题》一文，指阳翰田汉、夏衍、周扬四人。
上世纪三十年代，他们四人都是上海临时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成员。
文委作为共产党在上海文艺界的领导机构，成立于1929年下半年，一直到1932年底，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往江西苏区后，由中共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领导。
1933年6月起，文委改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直接领导。
“文委”领导的团体有左联、社联、剧联、美联、教联、音乐小组、电影小组等等。
其中，周扬1933年5月起任“左联”党团书记。
1934年开始，在上海的中央局和江苏省委遭到破坏，“文委”失去了上级领导，也失去了同中央的联系；到1935年2月阳翰笙、田汉被捕后，“文委”只剩下了周扬和夏衍，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周扬担任了“文委”书记。
“四条汉子”是代表中共来领导上海文艺界的，但是，在“左联”还有一个众望所归的盟主——鲁迅。
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鲁迅，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与共产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当时的的上海是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天下。
国民党面对日益扩大的左翼文化阵营，其文化“围剿”的手段已由单纯地检查书报、电影和封闭书店发展到采用暗杀、绑架等手段。
1934年6月至10月，上海中央局两次遭破坏，文委已经不能按照以前的程序进行活动了。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阳翰笙、周扬等文委成员依然在开展工作，并寻找机会向鲁迅汇报工作。
1934年深秋的一天，“文委”的四名成员阳翰笙、周扬、夏衍、田汉在内山书店与鲁迅见面。
这次会面，在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这样描写：“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这真使我口呆目瞪。
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
当时自然不欢而散……”“四条汉子”的称谓由此而来。
到了文革期间，江青等人以“文艺黑线专政论”作为切入口，从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与文艺思想等方面，彻底否定了左翼文学运动。
周扬倡导的“国防文学”，被判定为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的“资产阶级口号”；而鲁迅倡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则被明确肯定为代表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口号”。
随后，那些当年活跃于左翼文坛而解放后又担任党的文艺部门领导的左翼作家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也都统统被指控为“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追随者或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内奸与叛徒。
与之相应，另一方面的结果则是按照权威意识形态的需要来塑造左翼文坛上的鲁迅，把鲁迅视为革命文艺路线的代表。
左翼文艺运动中所发生的实验性错误或消极面统统都推到周扬、夏衍等那些“异端”身上，左翼文学运动发展过程所具有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因素完全被忽视。
此后，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相伴随，“两个口号”的论争被定为敌我之间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国防文学”被定为卖国文学、汉奸文学，不仅鲁迅文章中所提到的“四条汉子”都遭受了政治迫害，遭受野蛮的批斗，并长期被关押，那些在鲁迅文章中被点过名的“论敌”，也同样未能幸免，而拥护鲁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冯雪峰等人，也并未因此得到开脱，一样处于被打倒的地位。
在此过程中，鲁迅虽然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但其中架空鲁迅、神话鲁迅的现象也与之伴随始终。
“文革”期间，“四人帮”以鲁迅批评“四条汉子”为借口，无限上纲，对“四条汉子”进行政治迫害。
它成了某一历史时期若干人政治命运的象征，成了一条政治术语，然而这绝非鲁迅本意，他绝对想不到，自己的一段文字，日后竟成了一桩轰动全国的“文字狱”，竟成了“四人帮”致“四条汉子”于死地的工具。
如何评价郭沫若
若的创作生活道路是多变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段第一段落是“五四期。
主要作为浪漫主义的天才诗人，以《女神》喊出了时代的真声音，震醒了一代青年，释放了被压抑的社会心绪，满足了时代的精神需求。
这是郭沫若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他的个性得到充分的表现，自我实现的程度很高。
这当然跟“五四”时期特定氛围有关，那种宽松、自由、充满朝气的环境也有利于形成郭沫若浪漫的人格与创作风格。
第二个段落是三、四十年代，郭沫若变为“诗人—社会活动家”。
由“文学革命”、“两个口号”论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郭沫若常因其文名簇拥到政坛，虽然其浪漫的个性并不宜于政界，却也以相当多的精力投入社会活动。
他的创作告别了“五四”时期那种朝气，而逐步强化了现实感，而浪漫主义的想像力和激情也衰落了。
从文人普遍感时忧国的时代风尚看，郭沫若这种转变是必然的，甚至也是必要的，然而这种转变并不适合郭沫若那种天才型、文艺型性格。
郭作为浪漫诗人的心理、性格不能不被现实政治所扭曲、束缚，这一时期虽然也创作过《屈原》历史剧这样有影响的作品，但总的来说，郭沫若的创造力与时递减。
第三个段落是中国内地解放后，郭身居高位，杂务缠身，虽仍不时动笔，但多为应制之作，艺术上不足观。
综观郭沫若的一生，前后期有很大变化，但郭主要以诗名世，是诗人、文人，并非政治家。
他留给人们的也主要是诗。
所以评价这样一位人物，应着眼于其诗，特别是《女神》等早期诗作。
后期郭沫若最为人诟病的是表现太趋时，但考其心理性格特征，此“趋时”仍可说主要是文人表现，大可不必以政治人物的标准去要求和衡量。
况且郭毕竟是一个曾经非常真实过的人，那是一种比较彻底正视人性一切方面的真实，一种令传统的沉闷心态难于忍受的真实，这就很难能可贵了。
一个社会所要求的文学产品必然是多方面的，既要有哲人式的深邃，也要有天马行空的想像力和真诚的抒情，我们应当承认，现代文学的这两方面都还太少。
正因为这样，我们应以宽容和知人论世的态度去评说郭沫若其人其诗，理解和珍惜《女神》等“五四”文化遗产，而不是苛求这样一位天才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