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流行语言有哪些
80年代最为流行的20个词语 1、万元户 《半月谈》1985年第4期报道：广西梧县潘地村，四五年间冒了富，全村30户人家，除了原五保户刘大娘年收入二千元外，都是万元户，小山村被人誉为“小金库”。
万元户，既是80年代初的时髦词汇，也是指首先富裕起来的第一批人。
很多乡镇、工商行业以出现了多少个万元户为光荣指标，虽然听起来有些像以前放卫星的感觉，但让更多的平民感觉到了致富所带来的空前喜悦。
说到万元户，大伙眼睛都亮啦
万元户大体由率先完成了个人承包的个体养殖户、建筑包工头、个体工商户构成，他们在经济起步阶段靠的不是知识或者素质，而是胆量和勤劳。
我们还可以回忆起那时邀请“万元户”们作报告的场面：他们的确没有什么文化，以前更没有什么社会地位，说话难免语无伦次，甚至因为受到如此平生未遇的隆重欢迎，有些紧张和失措，但他们创业的艰辛历程无不感动每一个与会者，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而如今，时代变了，最流行的一个说法是——十万元户刚起步，百万元户马马虎虎，千万元户才算富。
万元户，听起来就跟穷人似的。
2、个体户、专业户 “个体户”和“专业户”的概念，都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在人们脑海里扎根的。
个体户最初出现，便为很多人所不齿。
所以，他们的权益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做的也大多是些不成气候的小营生。
那时，很多人吓唬不用功的孩子常说：“瞧你这孬劲儿，再不用功，就让你到街上练摊儿，当个体户去
”还有一句流行语，叫：“大姑娘要想体验生活练吆喝，就赶紧找个个体户嫁过去。
”后来，许多小打小闹的个体户发了大财，成了款爷儿，人们的观念才转变过来，由开始的鄙夷变为满脸的羡慕。
而专亚户则是指打破了“小而全”的观念，专门从事某种行当的家庭。
它可是我国农业专业商品生产的雏形，其发展为大批剩余劳动力找到了新的出路。
人们的眼光开始放得更长远了，不再事事兼顾，眉毛胡子一把抓，只把精力集中在更能赚钱的活计上，并从中尝到了甜头。
到80年代中期，专业户一词在社会上，已经非常流行了。
3、女排精神 排球世界杯赛、世界排球锦标赛和奥运会中的排球赛是代表世界最高水平的三个大型排球比赛。
从1981年至1986年，在世界大赛中赢得“五连冠”的殊荣，在世界排球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81年11月，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在日本举行，中国女排力克强敌，跃居冠军，开创了我国大球翻身的新篇章。
之后的几年，队员们再接再厉，连续五年获得冠军，“女排精神”从那时开始被人们口口相传。
“女排精神”在中国80年代的体育界，曾被运动员们视为刻苦奋斗的标杆和座右铭，鼓舞着他们的士气和热情。
这种精神之所以备受国人推崇，最重要的是那种足以流芳百世的不畏强敌、奋力拼搏的精神，那可远远比“五连冠”本身，更加能鼓舞国人。
4、五讲四美三热爱 1981年，《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社论，号召青年们把“五讲四美”和“三热爱”结合起来，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美好。
80年代喜欢喊口号，“五讲四美三热爱”从那时起成为最数字化的经典语言。
“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 “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热爱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是我们小时候所接受过的最直接、最通俗、最上口的素质教育。
那时我们不仅喊了，而且虔诚地去实践了。
每天比谁打死的苍蝇多，看谁衣服上染了小污垢，瞄准着某某某又骂了句脏话，赶紧报告老师去。
所以，这可是影响了一代人的口号，跟早期“世界是属干你们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等号召一样，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成为一种标榜和纪念。
5、大锅饭 “大锅饭”是对分配方面存在的平均主义现象的一种形象比喻。
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即企业不论经营好坏、盈利还是亏损，工资照发，企业工资总额与经营效果脱节；二是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即在企业内部，职工无论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不会影响个人的工资分配，工资分配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
80年代初期，市场经济体制很不完善，职工们都挤在一起，往国企这碗“高汤”里趟，政府就成了那掌勺的厨师。
这种制度严重压抑了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生机盎然的经济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为彻底根除这种弊病，中央作出了要求：“建立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
”之后，“打破大锅饭”的口号喊得轰轰烈烈，人们开始在商海中探出自己的触角，实现了曾是神话的“一夜暴富”。
于是，从那时候起，整个中国的经济就在“有声有色”的改革中“活”了过来。
6、冲出亚洲 新时期，我国体育界提出了豪迈的战斗口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1982年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九届亚洲运动会上，经过十五天的角逐，中国体育代表团的307名运动员在18个大项目的比赛中，共夺得61枚金牌、51枚银牌和41枚铜牌，金牌总数超过前亚运会冠军日本队，首次居于第一位。
在这次亚洲规模最大的体育比赛上取得如此骄人成绩，使全国人民的体育热情空前高涨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中国体育“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展示中国人的风采。
在此后的世界级大赛中，中国体育健儿屡获佳绩。
特别是 1984年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二十三届，250 名运动员参加了16个项目的比赛和一项表演赛。
在紧张激烈的比赛中，运动员顽强拼搏，最后我国共夺得金牌15枚，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突破，为祖国赢得了荣誉，终于圆了中国人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心愿。
7、皮包公司 皮包公司是指从事科技咨询的服务机构，在经商热中，也泛指一些从事商品倒买倒卖的中介机构。
80年代我国新旧体制“双轨”并存，某些政策还不完善，给一部分既无资金又无经营场地和固定职业的人员提供了钻空子的机会，在经商热大潮中，涌现出一批所谓的“皮包公司”。
他们利用图章与合同，进行咨询和流通领域的投机活动，一时间，皮包公司臭名昭著。
而实际上，绝大多数从事咨询服务的皮包公司对搞活科技、经济起到了良好的催化作用。
但是，空手套白狼的人越来越多，有人专门把别人的货冒充自己的，骗一点是一点，口袋一鼓便立马走人。
还有的随便拉几个人，租间店面，打着某某公司的幌子，明目张胆地坑蒙拐骗。
因此，80年代中期起，国家坚决清理整顿流通领域里那些形形色色的假“皮包公司”。
到1989年底，全国撤并公司6万多个，占公司总数的20.4％，使“皮包公司”得以还原其真正面目。
8、 铁饭碗 铁饭碗是对我国长期实行的统包统配、只进不出用工制度的一种形象说法。
改革以前，企业长期实行以固定工为主的用工制度，这种用工制度的特征在于：国家是用工的主体，企业无用工自主权；的建立不是通过法律方式，而是通过计划统配的方式；职工有充分的就业保障，企业无权辞退职工，但职工亦无流动的自主权。
通常，人们把这种用工制度喻为“铁饭碗”。
可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这种制度由初始时的保障变为束缚的枷锁。
企业从自身的经营管理需要出发，强烈要求改革能进不能出、用工形式单一的机制。
1983年，劳动人事部颁发的文件中规定全民所有制单位在劳动计划内招收新工人时，都要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用。
1986年，劳动制度改革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这便是在新招工人中实行劳动合同制。
后来，职工下岗成为很平常的事。
于是，在中国存在几十年的“铁饭碗”最终被彻底打破，“铁饭碗” 一词也再少人提及。
9、武打 自从1981年《少林寺》火爆神州，1982年的武侠小说开始风靡之后，中国人对舞拳弄棍的兴趣与日俱增。
1983年，随着由香港亚洲电视台录制、广东电视台配音的《霍元甲》在各地电视台播放，该剧的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以及霍大侠的“迷踪拳”一下子红遍了大江南北，即便是偏远的内地，也能看到年轻后生嘴里哼着蹩脚的粤语，手脚比划着霍师傅的招式。
10、《读者文摘》 与尚武之风相映成趣的是，经过了一年多的起步发展，一本温情脉脉的杂志《读者文摘》——现改名《读者》 ——在这一年脱颖而出，成了当时中国风靡一时的杂志。
这本充满温馨隽永浪漫亲情的励志读物，无条件地征服了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的广大读者群。
十多年后的今天，它已成为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之一。
而昔日的“读者”现在回想起当时的狂热不免暗叫一声惭愧。
11、迪斯科、美学 1981年迅速流行的迪斯科音乐节拍带给人们强烈的感官刺激。
这种节奏感极强的黑人音乐在中国的年轻人当中极有市场，至少在中国的摇滚出现并被广泛接受以前，迪斯科事实上是年轻人内心压抑或郁闷情绪的间接爆发和直接释放；更有充满上进心的青年一窝蜂地开始研究美学，到处都能听到有关 “美的本质”问题的业余高论，不少从国外来中国讲学的教授很惊异地发现枯燥的美学讲座竟会有成百上千的听众。
虽然人们很决就发现，美学跟他们实际上热不是一回事而移情别恋的时候，美学家们在这一年已经尽享荣耀。
12、大哥大 “大哥大”一词创源于南方，但很快风靡大江南北，成为一种显示身份的流行语。
前旧上海黑社会中，一般把其头目称作“大哥”，后来“大哥”一词就泛指某一领域里的顶尖权威人物。
80年代初，改革开放首先让南方人的腰包鼓了起来，似乎一夜之间遍地是大款。
大家都有钱，但总要分多少，于是那些大款里的大款、富翁中的富翁就被称作“大哥大”，意即比大哥档次还要高一级。
80年代中期，当代最先进的通信工具——无线手持自动电话开始进入我国市场，由于其高技术含量，只有那些商界“大哥大”级的人物才用得起，所以手持电话便物随主贵，被形象地冠以“大哥大”的美名。
“大哥大”的意义相当明确：第一，机身很大；第二，因为大，所以具有醒目的炫耀效果；第三，拥有的人很少，于是持有的人很“牛”；第四，它是一面浮华的双面镜，一面照出别人的寒酸，一面显示自己的辉煌。
那时候，谁手握“大哥大”，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有些人专找人多的地方打，眉飞色舞，唾沫四溅。
如今，科技进步，手机越来越小，掌可盈握，所谓的“大哥大”早已消隐了痕迹。
13、人体、侃大山 1979年10月，首都国际机场候机大厅壁画上那几个裸女曾经引发出超出人体本身的震撼力。
九年后的1988年1，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首届油画人体大展，成千上万的参观者（日平均观众超过1.2万）使平日清静的艺术宫殿变得像个大集市，虽说真正的好戏还在后面，模特儿与画院之间的纠纷闹得沸沸扬扬，但如果人们没有对人体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兴趣，你们自家的那点事儿谁会搭理
与此同时，这一年因为王朔小说的流行而渐成时尚的“侃”反映的则是一种玩世的社会心态。
一部分人穿着“文化衫”招摇过市，而更多的人则沉溺于“侃大山” 的言语快感之中。
种种烦恼、郁闷都在这种亦庄亦谐的调侃中得到了释放。
14、 民工潮 “民工潮”是农民纷纷外出打工所形成的潮流。
每年农历正月前后，浩浩荡荡的民工大军南下北上，东奔西跑，铁路、公路车流如水，交织成一股逾月不退的“春运潮”。
过去人们总说农村是个大，如今“民工潮”浪打浪地涌出来，拍打着城市的门户。
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大潮冲击着每一个角落，也强烈震撼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有限的土地上富余劳动力越来越多。
一部分不满现状的农民背起行囊，离开家园走天涯、闯天下。
于是，农村一度出现了“送出一人，全家脱贫”的诱人景象，也带动了更多的农民源源不断地走出家乡，进入城市，最终涌动成潮。
民工潮的奔涌，是一个跨世纪的壮举。
民工的跨省流动总的看是一巨大的历史进步，这种劳动力的自发调节和平衡，既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欠发达地区农村的脱贫步伐，也极大地支援了发达地区的经济建设。
当然，民工进城，由于文化的碰撞、生存方式的激变，他们给城镇带去活力的同时，也带去了纷乱和冲突，给城乡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带来一系列有待解决的课题。
民工潮方兴未艾，经由各种渠道的疏导和管理，民工流动趋向有序，呈现出了“风景这边独好”的大好形势。
社会应该为这些勇敢的农民喝彩。
15、走穴 《新民晚报》1989.4.24：“今天，一些影星、舞星、歌星，包括节目主持星等等群星，也到下面‘走穴’，也可能站在‘野台子’上热闹一番。
然而，人们不无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光彩往往被过重的市侩气熏黑了。
” “走穴”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演艺界出现的新名词。
所谓“走穴” 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走穴”是指“演员为了捞外快而私自外出演出”。
显然,“走穴”是一种无纪律的谋利行为,早已为公众所诟病。
16、下海 “下海”一词是在中国刚开放时的用词，意思就是做生意。
也含有风险的意思。
改革开放之初，市场经济开始繁荣，一个新的自由空间正在出现。
一些人，主要是政府机关人员、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放弃在传统体制内的位置，转而到这一新的空间里创业经商、谋求发展，这样的行为被称作“下海”。
“下海”曾带动一些普通人走向致富的道路，快速奔向小康生活。
在八十年代后期的中国，下海经商是一代人的梦想，也是他们的抉择。
从改革开放初期“下海”一词就伴随着中国人一路走来。
一批又一批的人毫不犹豫的跳进商海，以身试水。
17、独生子女 没有兄弟姐妹的孩子。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具有同样的身心发展规律。
但兄弟姐妹关系会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产生作 中国 80 年代以后，随着把规定一对城市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优生和优育定为一项基本国策 18、 第一、思想品德好。
即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热心为集体服务，积极参加劳动，尊敬师长，团结同学，遵守社会公德，自觉执行《小学生守则》和《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在同学中能起模范作用。
第二、学习好。
即为“四化”学习的目的明确，学习态度端正，勤奋学习，不断提高自学能力，学习成绩优良（低年级90分以上，中年级85分以上，高年级80分以上）或有显著进步。
第三、身体好。
即坚持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文体活动，有良好的卫生习惯，身体健康，体育成绩在75分以上（或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19、深圳速度 是中国大陆形容建设速度非常快的一个词。
这个词出自1982年11月～1985年12月的37个月期间，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集团公司)一公司在承建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简称国贸大厦）时，创下了三天盖一层楼的速度，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深圳国贸大厦建成后，是当时深圳的最高楼，成为深圳地标，而且周边也因国贸而被称为国贸商圈。
当时深圳的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的快速进行中，国贸的建设过程经报道后，成为深圳城市建设的一个典型被广为宣传。
因此“深圳速度”、“三天一层楼”是当时媒体提到深圳常用的词汇。
不过，深圳国贸大厦建设虽然以快速而著称，但是却不是所有的施工单位都能模仿的，在某些地方即便是加长每天的工时都不可能达到。
其中有些条件是自然因素，有的地方是不能达到的。
比如，深圳由于气候原因，混凝土的凝固期远短于中国内地很多城市，而且在施工时候加入了加速凝固的凝固剂，因此混凝土在浇铸后可以更快凝固，以加盖上面一层。
此外，建设中还使用了多层的楼板模板，不必等下面一层完全完成再将模板撤除而加盖上面一层，节约了不少时间。
20、夏时制 夏令时比标准时早一个小时。
例如，在夏令时的实施期间，标准时间的上午10点就成了夏令时的上午11点。
夏令时，又称日光节约时制或夏时制，是一种为节约能源而人为规定地方时间的制度，在这一制度实行期间所采用的统一时间称为“夏令时间”。
一般在天亮早的夏季人为将时间提前一小时，可以使人早起早睡，减少照明量，以充分利用光照资源，从而节约照明用电。
各个采纳夏令时的国家具体规定不同。
目前全世界有近110个国家每年要实行夏令时。
（各时区多数位于其理想边界之西，导致实际上全年实施夏令时。
） 1986年至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国范围实行了六年夏令时，每年从4月中旬的第一个星期日2时整（北京时间）到9月中旬第一个星期日的凌晨2时整（北京夏令时）。
除1986年因是实行夏令时的第一年，从5月4日开始到9月14日结束外，其它年份均按规定的时段施行。
夏令时实施期间，将时间向前调快一小时。
1992年4月5日后不再实行。
中日夏令营的较量的原文
《夏令营中的较 孙云 1992年8月,77名日本孩子来到了内蒙古,与30名中国孩子举行了一个草原夏令营。
A 中国孩子病了回大本营睡大觉,日本孩子病了硬挺着走到底。
在英雄小姐妹龙梅、玉荣当年放牧的乌兰察布盟草原,中日两国孩子人人负重20公斤（经核实应为11公斤以下---作者1994年更正）,匆匆前进着。
他们的年龄在11—16岁之间。
根据指挥部的要求,至少要步行50公里路（经核实应为19--21公里---作者1994年更正）,而若按日本人的计划,则应步行100公里! 说来也巧,就在中国孩子叫若不迭之时,他们的背包带子纷纷断落。
产品质量差给他们偷懒制造了极好的理由。
他们争先恐后地将背包扔进马车里,揉揉勒得酸痛的双肩,轻松得又说又笑起来。
可惜,有个漂亮女孩背的是军用迷彩包,带子结结实实,使她没有理由把包扔进马车。
男孩子背自己的包没劲儿,替女孩背包不但精神焕发,还千方百计让她开心。
他们打打闹闹,落在了日本孩子的后面。
尽管有男孩子照顾,这位漂亮女孩刚走几里路就病倒了,蜷缩一团瑟瑟发抖,一见医生泪如滚珠。
于是,她被送回大本营,重新躺在席梦思床上,品尝着内蒙古奶茶的清香。
日本孩子也是孩子,也照样生病。
矮小的男孩子黑木雄介肚子疼,脸色苍白,汗球如豆。
中国领队发现后,让他放下包他不放,让他坐车更是不肯。
他说:“我是来锻炼的,当了逃兵是耻辱,怎么回去向教师和家长交待?我能挺得住,我一定要走到底!”在医生的劝说下,他才在草地上仰面躺下,大口大口地喘息。
只过了一会儿,他又爬起来继续前进了。
B 日本家长乘车走了,只把鼓励留给发高烧的孙子;中国家长来了,在艰难路段把儿子拉上车。
下午,风雨交加,草原变得更难走了,踩下去便是一脚泥水。
当晚7点,队伍抵达了目的地———大井梁。
孩子们支起了十几顶帐逢,准备就地野炊和宿营。
内蒙古的孩子生起了篝火。
日本孩子将黄瓜、香肠、柿子椒混在一起炒,又熬了米粥,这就是晚餐了。
日本孩子先礼貌地请大人们吃,紧接着自己也狼吞虎咽起来。
倒霉的是中国孩子,他们以为会有人把饭送到自己面前,至少也该保证人人有份吧,可那只是童话。
于是,有些饿着肚子的中国孩子向中国领队哭冤叫屈。
饭没了,屈有何用? 第二天早饭后,为了锻炼寻路本领,探险队伍分成十个小组,从不同方向朝大本营狼宿海前进。
在茫茫草原上,根本没有现成的路,他们只能凭着指南针和地图探索前进。
如果哪一组孩子迷失了方向,他们将离大队人马越来越远,后果难以预料。
出发之前,日本宫崎市议员（经核实应改为日方队长----作者1994年更正）乡田实先生驱车赶来,看望了两国的孩子。
这时,他的孙子已经发高烧一天多,许多人以为他会将孩子接走。
谁知,他只鼓励了孙子几句,毫不犹豫地乘车离去。
这让人想起昨天发生的一件事:当发现道路被洪水冲垮时,某地一位少工委干部马上把自己的孩子叫上车,风驰电掣地冲出艰难地带。
中日两位家长对孩子的态度是何等的不同!我们常常抱怨中国的独生子女娇气,缺乏自立能力和吃苦精神,可这板子该打在谁的屁股上呢? C 日本孩子吼声在草原上震荡 经过两天的长途跋涉,中日两国孩子胜利抵达了目的地狼宿海。
当夏令营宣告闭营时,宫崎市议员（同上）乡田实先生作了总结。
他特意大声问日本孩子:“草原美不美?” 77个日本孩子齐声吼道:“美!” “天空蓝不蓝?” “蓝!” “你们还来不来?” “来!” 这几声狂吼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中国人。
天哪!这就是日本人对后代的教育吗?这就是大和民族精神吗?当日本孩子抬起头时,每个人的眼里都闪动着泪花。
在这群日本孩子身后,站着的是他们的家长乃至整个日本社会。
据悉,这次由日本福冈民间团体组织孩子到中国探险的活动得到日本各界的广泛支持。
政府和新闻机构、企业不仅提供赞助,政界要员和企业老板还纷纷送自己的孩子参加探险队。
许多教授、工程师、医生、大学生、小学教师自愿参加服务工作。
活动的发起者、该团体的创始人河边新一先生与其三位女儿都参加了探险队的工作。
他们的夏令营向社会公开招生,每个报名的孩子需交纳折合7000元人民币的日元。
一句话,日本人愿意花钱送孩子到国外历险受罪。
D 中国孩子的表现在我们心中压上沉甸甸的问号 日本人满面笑容地离开中国,神态很轻松,但留给中国人的思考却是沉重的。
刚上路时,日本孩子的背包鼓鼓囊囊,装满了食品和野营用具;而有些中国孩子的背包却几乎是空的,装样子,只背点吃的。
才走一半路,有的中国孩子便把水渴光、干粮吃尽,只好靠别人支援,他们的生存意识太差! 运输车陷进了泥坑里,许多人都冲上去推车,连当地老乡也来帮忙。
可有位少先队“小干部”却站在一边高喊“加油”,当惯了“官儿”,从小就只习惯于指挥别人。
野炊的时候,凡是又白又胖抄着手啥也不干的,全是中国孩子。
中方大人批评他们:“你们不劳而获,好意思吃吗?”可这些中国孩子反应很麻木。
在咱们中国的草原上,日本孩子用过的杂物都用塑料袋装好带走。
他们发现了百灵鸟蛋,马上用小木棍围起来,提醒大家不要踩。
可中国孩子却走一路丢一路东西…… 短短的一次夏令营,暴露出中国孩子的许多弱点,这不得不令人反思我们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式的问题。
第一,同样是少年儿童组织,要培养的是什么人?光讲大话空话行吗?每个民族都在培养后代,日本人特别重视生存状态和环境意识,培养孩子的能力加公德;我们呢?望子成龙,可是成什么龙?我们的爱心表现为让孩子免受苦,殊不知过多的呵护可能使他们失去生存能力。
日本人已经公开说,你们这代孩子不是我们的对手!第二,同样是少年儿童组织,还面临一个怎样培养孩子的问题。
是布道式的,还是野外磨练式的?敢不敢为此承担一些风险和责任?许多人对探险夏令营赞不绝口,可一让他们承办或让他们送自己的孩子来,却都缩了回去,这说明了什么呢? 是的,一切关心中国未来命运的人,都值得想一想,这个现实的矛盾说明了什么。
全球在竞争，教育是关键。
假如，中国的孩子在世界上不具备竞争力，中国能不落伍
（1993年11期《读者》摘自同年7期《黄金时代》，该文被评选为《读者》创刊20年最有影响力的10篇文章之一）
日本人口是哪一年超过1亿的
日本历人口总1920年 0.5596亿1948年 0.8000亿；1967 年 突破一亿；1970 年 1.0434 亿；1980年 1.1678 亿；1985年 12.084 亿；2007 年 1.2777 亿 达到峰值 ；2008 年 1.2770 亿 人口开始下降；2010年 1.2737 亿；2015年 3月，1.2691亿，在全世界排行第十。
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随着侵华日军武装占领中国东北，日本政府开始打着 “人口过剩”、“土地饥饿”等旗号，在日本国内大张旗鼓地推行“满洲移民”侵略政策。
日本广田内阁于1936年推出了一个 “二十年百万户向中国东北移民计划”，以此作为广田内阁的七大国策之一。
按照这个“计划”，日本将在20年内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
实际上，日本在37至45年间，向中国东北进行五次大规模移民；至二次大战结束，居于中国东北境内的日本侨民已达一百七十万。
随着军国主义野心的急剧膨胀，特别是随着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发动，战线的拉长对兵员需求的大量增长；同时战争物资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从事生产，日本政府于1941年1月22日颁布了《确产人口政策纲要》，提出使日本人口数量在1960年以前增加到1亿的目标。
为此日本政府大肆鼓吹“早婚多育兴国论”，号召青年女子“婚龄提前三年”，鼓励一对夫妇生育五个孩子，并从贷款、就业、税收、物资供应、补贴、精神鼓励等方面给予支持，鼓励早生多生。
这些措施使得二战期间日本人口增长较快，人口增长率由1941年的0.40%增加到1943年的1.40%，致使自1873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45年，日本人口由3481万人猛增至7215万人，翻了一番以上。
（注：这阶段类似于中国1949年后的“人多好办事”人口政策，但是日本是为了扩张，中国是防御。
）1945年日本战败后，大批退役军人、移民及其家属陆续回国，人数达到500万人之多。
他们绝大部分为青壮年。
这一时期日本社会十分混乱，人们除了营造自己的爱巢之外几乎无所事事。
于是在1947-1949年三年间，日本出现了第一次生育高峰——“婴儿潮”，年均出生260-270万人，TFR（妇女总生育率）亦于1947年达到三十年代以来的高峰值4.54，人口也由战争结束的1945年的7215万人增长到1949年的8177万人，年人口平均增加率达2.5%以上。
并且，这一时期出生的女性在1971-1973年进入适婚年龄，形成了第二次生育高峰。
这次人口的高速增长在日本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具有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和归国人员多等特征。
究其原因，既有国民经济状况改善、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健全等普遍原因，又有历史、国家政策、婚育观念等特殊原因。
（注：这阶段类似于中国1963年“三年自然灾害”后的生育高峰期。
）面对人口激增，经济紧张的局面，1948年日本政府制定了《优生保护法》，放宽对人工流产的限制，使人工流产合法化。
但为了尊重生育人权，日本政府避免倡导控制人口增长的口号。
1951年，日本内阁会议提出，“为了减少人工流产和保护妇女的健康，提倡推进节育措施”；1952年，厚生省发表《受胎调节普及实施要领》，正式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府在保健所设立了优生保护咨询所，帮助推行计划生育。
1954年，“人口问题审议会”要求把节育作为家庭计划的一部分。
从50年代起，日本的人口政策取得成效，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开始下降。
由于日本于战后第四年就急急推出人口控制政策，故只有四年左右的婴儿潮，之后出生率便急跌；其它国家的婴儿潮延续十年以上，故日本人口老化出现最早，比欧洲平均早十年，比中国早二十五年。
到了上世纪70年代，全球惊呼人口爆炸、提出增长极限时，日本也有人提出日本适度人口应在6500-7000万之间，此时日本人口已超过1亿（1967年首度突破），举国惶惶不安，一度计划将人口收缩到8000万左右。
但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2.1）之后不久，日本却于1974年4 月发布了《日本人口动向——静止人口》的白皮书，从抑制生育过渡到把稳定人口规模作为人口发展的战略目标，重申努力抑制出生，减少人工流产，谋求普及避孕，并把提高人口质量放到首位，提出了“少生少死良养良育”的口号。
（注1：这阶段类似于中国七十年代初开始的计划生育期，中国政府开始限制生育，而且规定愈来愈严，到1983年，更是由节育改成绝育，硬性只准一胎。
所不同的，日本只是提倡，不像中国强制进行。
并且，到了1974年，日本政府就开始了政策调整，而中国一直在总生育率（TFR）低于1.5后仍强调人口增长的形势严峻。
注2：这个阶段也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时间，50年代中段至70年代中段，期间GDP平均年增幅百分之九点二。
）尽管1979年日本人口已达1.16亿，1989年更增至1.23亿，但是在80年代一般性提倡生育的政策没有阻止生育率持续下滑，1989年总生育率降低到1.57时，依然是举国震惊，觉得长此以往日本将难以生存。
专业机构推算未来50年日本人口会减少3000万，老年人口将占40%，由此引发劳动力减少、经济衰退、乃至政府破产。
此时政府、企业、媒体、社团都动员起来了，全国上下都在提高认识，讨论对策。
90年代以来则相继推出一系列的催生政策。
1991年制定了《育儿休业法》，女职员可以获得产前六周，产后八周的休假，重返工作岗位可累计工龄，丈夫也可以休产假，若职员提出休假一年养育婴儿，雇主不得拒绝。
1994年的《天使计划》创建幼儿托育体系，计划十年内增加50万个托儿名额设施；1999年《新天使计划》，鼓励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关系，使青年有多一些时间在家里照顾孩子；1998年厚生省设立受鼓励企业为员工生育子女创造条件的《家庭友善奖》。
进入本世纪，人口负增长越来越紧迫，政府的催生动作更现频繁，2003年通过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次世代育成支援对策推进法》、内阁设立少子化担当大臣（部长），负责协调与提高出生率相关的人口、劳工、教育、社会福利等工作；2004年提出《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内容包括产假一年，从没有薪水到给一半薪资；从怀孕、产前检查、生产、托儿、养育到小孩求学，政府全面介入补助，两岁以内的孩子每月补助5000日元；第三胎每月1万日元补助，到12岁为止；商家提供父母购物折扣，已有一万多商家响应。
2008年8月，为减少怀胎妇女的额外负担，日本卫生部公布一项孕妇“大优惠”计划，决定每年拨出至少840亿日元，补助怀胎妇女免费体检，在每个新生命出生前，就一次过赠送34万日元（约3400美元）分娩费，并大幅度增加孕妇免费体检的次数，从原来的5次增加到14次。
“让妇女们轻松走入产房，生个健康小宝宝”是日本政府这次“生子免费计划”的响亮口号。
然而积重难返，生育率一旦降下来，要改变趋势再提升真是难乎其难。
许多年轻夫妇对政府的奖励措施熟视无睹，还是铁了心的不要孩子。
为此，最初的十几年里，日本的人口出生率一直没有回升的迹象。
在2004年人口达到最高峰1.2773亿人后，2005年日本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总生育率2005年下降到历史最低值1.26。
所幸的是，2007年的总生育率提升到了1.30，2008年和2009年，在1.37的位置上持平，2010年，再度上升0.02达1.39。
据分析，数据上升主要是因为30多岁要第二个孩子的人数增加。
（注1：这阶段类似于中国2004年开始的对“计划生育”或“强制一胎化”政策反思及批判的时期，此时，中国的总生育率约1.4。
首先由民间发起，之后部分经济、人口专家发表类似的言论，人大代表在“两会”中也多次提交“调整计划生育独生子女政策”提案。
到现在为止，“只生一个不好”已成为大多数国民的认识。
然而目前中国政府官方始终没有明确的调整言论或举措。
注2：这个阶段也是日本经济滞涨的时间，GDP增长80年代下降至4%；90年代更是“失去的十年”，下降至1.4%；2000年到2010年基本上在负增长到2%之间徘徊；日本可能陷入第三个“失落的十年”，经济增长可能迟缓。
）
关于平等关爱的宣传标语
共筑爱心彩虹。
播散温馨阳光
关于计划生育的宣传语
1. 控制人口，保护环境,珍惜我们的家园 2. 为了国家富强,家庭幸福,请您计划生育 3. 计划生育搞得好,来得早 4. 实行计划生育,提高妇女地位 5. 勤劳致富带头,计划生育争先 6. 少生优生,幸福一生 7. 人口素质要提高,很重要 8. 忧患多,少生优生负担多 9. 计生服务常到家,户户盛开幸福花 10. 靠你靠我靠他，优质服务为你为我为他 11. 实行避孕节育是为了您的健康和家庭的幸福 12. 实行避孕节育质量，保护妇女身心健康 13. 计划生育靠你靠我靠他，优质服务为你为我为他 14. 树立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 15. 晚婚晚育，少生优生 16. 生男生女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 17. ，生男生女顺其自然 18. 计划生育丈夫有责 19. 破除早婚陋习，提倡晚婚晚育 20. 破千年封建旧俗，树一代婚育新风 21. 依托社区，面向家庭，建设社会主义生育文化 22. 提高妇女地位，自学实行计划生育 23. 少生优生是现代家庭的选择 24. 幸福之家从少生优生开始 25. 幸福之家人口少 生活质量高 26. 为明天更美好--请少生优生 27. 维护我们共有的星球 请减少人口压力 28. 幸福生活新概念 29. 优生优育 把握幸福 品味人生 30. 提高优生意识 普及婚育知识 31. 科学生育 家庭 32. 科学婚育 幸福伴您 33. 儿女聪慧 家长欣慰 34. 儿女身心健康 家庭快乐兴旺 35. 为中华腾 优生优育从我开始 36. 为了宝宝的健康成长 请从优生优育开始 37. 优生优育 宝宝聪明 家庭温馨 38. 优生优育 拥抱美好 39. 为了孩子的健康 请您自觉做好优生保健 40. 忧生忧育忧教前程繁花似锦 科学健康文明永远伴您同行 41. 计划生育 造福当今 惠及后代 42. 明智的选择 计划生育 43. 计划生育 父母健康 子女幸福 国家昌盛 44. 家事国事天下事 计划生育是大事 45. 中国要富强 民族要兴旺 人口要控制 46. 控制人口增长 加速经济发展 47. 实施 净化人口环境 48. 提高人口素质 愿您家庭幸福 49. 珍惜土地 控制人口 50. 但存方寸地 留与子孙耕 51. 地还需的资源是有限的 多一口人多消耗一份资源 52. 创造良好的人口大环境 促进社会经济大发展 53. 爱护人口环境 共创美好家园 54. 生活水平要上升 人口数量要下降 55. 爱护天空和大地 人均意识要树立 56. 良好的人口环境将使您的家庭更美满幸福 57. 人类 为了子孙后代 请留下一片发展空间 58. 同心同德把经济搞上去 群策群力把人口降下来 59. 提高人口素质 迎接明天 挑战未来 60. 控制人口增长 促进社会进步 61. 为了子孙后代 请留一片绿地 62. 请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发展空间 63. 独生子女是二十一世纪的栋梁 64. 潭不在深有龙则灵 孩子不在多成才则行 65. 丈夫们 在生育上要为妻子分忧噢
66. 搞好 提高生活质量 67. 增强自我保健意识 提高水平 68. 孩子聪明健康 幸福 69. 陪伴您愉快地渡过人生旅程 70. 让生殖健康知识走进每个家庭 71. 科学孕育 母婴安康 72. 倡导文明婚育 提高生活质量 73. 妊娠人生大事 务使母婴平安 74. 重视孕期保健 生健康聪明的宝宝 75. 人人享有生殖保健 76. 创造幸福 营造温馨--生殖健康 77. 美好生活新起点--生殖健康 78. 依法保障妇女生育权力 79. 愿您和您的宝宝平安健康 生活更甜美 80. 生殖健康伴您度过美好的人生 81. 生殖健康是家庭幸福的源泉 82. 增强生殖保健意识 建设美满幸福家庭 83. 文明婚育 家庭幸福 84. 明天的标准 家庭生活质量 85. 宝宝素质高 生活少烦恼 86. 体贴--夫妻的粘合剂 87. 夫妻心境愉悦 宝宝健康聪慧 88. 洁身自爱 百利无患 89. 恩爱夫妻互敬互爱 幸福家庭同心同德 90. 夫妻间的体贴能换来家庭幸福 91. 珍视友情 珍重亲情 珍惜爱情 92. 宽容和理解是最好的爱情保鲜剂 93. 孕产期保健是生育一个健康聪明孩子的保证 94. 正确
为什么在中国，六十年代出生的那代人如此沉默
我曾经很奇怪，为什么在中国，六十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是那么沉默的一代?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在文坛；也不管他们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群体，我们都很难听到他们的声音：当五十年代那批人在理直气壮地总结自己一生喊出大道多歧、青春无悔的响亮口号时，我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当五十年代人在文坛上翻江倒海寻根问祖时，我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因为五十年代人已成为这个时代的主导力量，所以他们享有的“话语权”自然比你们充分，你们也不用急，要不了多久就轮到你们“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了——其然?岂其然!现在已是二十一世纪了，六十年代人已人到中年，此时不发言更待何时?再说，整个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不都是五十年代出生的那批三十、四十岁的家伙们在那里滔滔不绝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地享有“话语霸权”么?为什么轮到我们了就三十岁不行、四十岁还不行?而更让人感慨的是：进入新世纪后，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七十年代生人开始在中国寻找他们的位置，发出他们的宣言，“用身体写作，用行走生存”之时，我们还是听不到他们的声音……陈子昂诗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
”对六十年代中人来说恰巧相反：我们是“前可见古人，后可见来者”，可就独独没了自己——就像那个笑话讲的：和尚有了，枷也有了，可“我呢?我他妈哪儿去了?”五十年代中人的王小波曾说他们那一代是“沉默的一代”，这当然是过谦了，而他自己最后也承认“如今我也挤进了话语圈子”。
真正沉默的一代是我们六十年代人。
人们爱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在中国当代史上存在一个深深的“断代”——在我看来，这“断代”就“断”在六十年“代”。
原因是我们上一代人还在喋喋不休地喧嚣，而我们下一代人已开始津津有味地讲话，只有我们保持沉默——这沉默也许会保持到我们这一代人悄悄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悄悄地我来了。
我挥一挥手，不带走天上的一丝云彩。
”指出这种现象并不困难，困难的是探讨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为什么这一代应该发言也可以发言的六十年代人保持沉默?是因为高贵?还是因为无奈?\ 我想，这一代人之所以愿意保持沉默，首要原因是在们成长最重要的童年少年时代，我们领教了许多许多的“语言暴政”，更听到和说过了许多许多的废话——太多的语言垃圾填塞了我们的心灵，这些语言垃圾充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我们对语言本身的兴趣已荡然无存。
萧伯纳曾说过：许多英国人终生不看莎士比亚，就是因为幼年时塾师强迫背诵莎剧的结果。
文学是这样，语言也未尝不是这样?在我们少年时代，总被各种媒体(包括老师)孜孜不倦地告诉我们：我们生长在一个幸福的时代，我们不仅比世界上其他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动人民幸福，而且我们还肩负着把我们从苦难中拯救出来的神圣使命——可事实上我们也饿过肚子，在学校里也受过年纪大的同学的暴打。
话语与现实的对比使我们明白：讲出来的话往往并不可信——不仅不可信，它还常常与事实相反。
所以对华丽的话我们都保持着警惕：不单自己不愿意听，而且自己也不想讲。
沉默不见得是金，可沉默的人不骗人也很少受别人的骗，这倒是事实。
\ 第二个原因，我想，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存环境实在太恶劣了：我们整个小学中学时代都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度过，根本就没读上什么书——我小学毕业时，连分数的加减都不会——可谓先天不足；成年后又碰上社会转轨，整个社会四五十年积累起来的矛盾问题全堆在我们这一代人头上解决(或者说：别人得的病，却全由我们来吃药)：什么失业下岗，什么房改医改……这些问题对于五十年代中人来说，已大多不成问题，因为他们已退休或接近退休，国家对他们的利益多有照顾，属于改革的漏网之鱼；对于七十年代的人也不构成威胁，因为他们读书多准备足，真正的市场经济只会使他们如鱼得水地施展自己才能。
可是读书少而又年纪大的六十年代中人呢?改革的代价得由他们付，而改革的成果他们却无缘享受——在历史的祭坛上，因为我们扮演的角色只是牺牲!而苦难与牺牲只会让人沉默：就像鲁迅小说《故乡》中的那个闰土——心中很苦，嘴上却说不出来。
\ 第三，如果我们务虚一点的话，我们也许可以说：六十年代中人是理想幻灭或没有理想的一代。
如果说五十年代人是理想的一代或浪漫的一代的话，那七十年代人就是现实或自然的一代。
惟有夹在中间的六十年代人不三不四非牛非马地没有“主义(主意)”：我们既不能也不想像五十年代人那样雄赳赳地宣称自己虽然壮志未酬，但是青春无悔——因为我们没有“壮志”，似乎也无所谓“青春”；也不能像七十年代人那样追求自我自由自在——因为我们有负担而无本事，怎么也“自我自在自由”不起来。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我们还有什么说的?当然只好“归去掩门自叹息”了。
\ 有人曾这样分析六十年代人：他们“一边嘲笑第三代人(指五十年代人——笔者)的沧桑和失落(岂敢，我们羡慕那种沧桑，而自己是更加失落——笔者)，一边悲怜独生子女的漂浮空虚。
他们在嘲讽第三代人的知青情结时，自己却坠入了‘红小兵’的怀旧之中；他们在批评上一代人的‘民主幼稚病’时，自己却在标榜义和团式的狭隘民族主义。
其实，第四代人(指六十年代人)与上一代人的一个真正不同特点，是他们更为现实务实，因而也更为平静和沉寂(见杨东平《代际冲突和独生子女的一代》)。
除去文中一些对六十年代人近乎吹捧的指责外，这段话基本准确地讲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尴尬——尤其英明的是：指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最大特征，那就是“沉寂”。
\ 上面分析的也还都只是些现象，如果我们再从更深层的精神层面来看看这个问题，也许会看得更清楚。
\ 钱理群先生在给他弟子余杰的一封信中曾谈到：我们在强调鲁迅尖刻锋利的战斗精神的同时，也千万不要忘了他内心深处那种仁厚宽容挥之不去的人道主义情结——而这才是鲁迅精神的底色，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底色，鲁迅才与虚无主义者或颓废主义者划清了界限。
这话说得真好——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不仅是因为他“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冷峻，更因为他“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仁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能爱，才能恨”，正因为“寄意寒星荃不察”，所以才会“我以我血荐轩辕”!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一个人幼小时打下的“精神底色”对他一生的成长与选择有多么大的作用。
那么，我们这一代(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生的人)的精神底色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成长在一个阶级斗争烈焰空前蓬勃的年代，在我们如白纸一张的儿童少年时代，心灵就被社会涂抹上浓墨重彩的阶级斗争图案：我们被告知，人是分阶级的——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一样，每个人都属于自己的阶级：没有家的人也有自己的阶级，那叫流氓无产阶级。
阶级之间的关系是你死我活绝无妥协余地的，你千万别指望剥削阶级对你好，他就是对你好，那也是“糖衣炮弹”：表面是对你好，可实际却是想“砰”的一声炸你个灰飞烟灭!所以，必须进行残酷斗争，不是你吃掉他，就是他吃掉你。
为了防止他吃掉你，最好你先下手吃掉他，而且，最好是吃得连骨头也不剩一根，所谓“除恶务尽”是也。
缘此，作为阶级斗争最高形式的战争，在我们那个时代就成了文学艺术最为集中热情的表现题材——当然，也就成了我们精神底色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 记得我“人生识字忧患始”时读的书是《长白山儿童故事》、《战地红缨》、《渔岛怒潮》、《刘胡兰的故事》、《激战无名川》、《敌后武工队》、《难忘的战斗》等等。
这些书讲的都是“革命人民”如何与阶级敌人特务汉奸国民党展开斗争的血淋淋故事。
不过，你也别怕：这里面虽然有牺牲，可牺牲换来的却是伟大的胜利，而牺牲者也会作为革命烈士受到人民的永远怀念——虽死犹荣，所以你也别不想去做；相反，你要怕死，那就只有当叛徒，而叛徒的下场不仅会给我们捉了枪毙，而且会遗臭万年：你要有儿子什么的话，连他长大后也会到你坟头上撒尿——“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头愧姓秦”!所以，那些书告诉我们好人坏人的惟一区别就在于你是否愿意牺牲。
我们从小接受的可以说是一种死亡教育，也就是说它不是教我们如何好好地活，怎样有意义地去度过这短暂的一生；而是变着法子教我们如何好好地去死，死得越惨烈越好——比如刘胡兰是被铡刀铡死的，所以死得光荣；董存瑞是被炸药包炸死的，所以死得英勇；邱少云是被火烧死的，所以死得壮烈……当然啦，你也别怕，这死并不可怕——岂止不可怕?简直就还闪动着诱人的祥光：什么理想、道德、信仰、追求、人格……这些美好的东西全因死亡而闪闪发光、熠熠生辉；而关键时刻你要选择了生存，那就意味着堕落苟且，可耻可杀。
这种教育今天看来似乎有点骇人听闻，可在当年却是实实在在贯穿于所有文学艺术中的主流题材。
一个作家在反映那个时代的一本小说中写到：“死，对我们来说司空见惯，每天我们都能听到、看到很多人在我们身边死去——在故事和电影上。
所有的故事无论开头多么平淡，结尾一定是以杀人和被杀告终。
这些故事讲的就是一个好孩子后来怎么变成一条好汉。
”这的确是的。
\ 打倒“四人帮”后，作家李存葆在一篇叫《山中，那十九座坟茔》的小说中写到：“文革”期间，一个战士为了得到领导战友的好评，在抢修一处事实上毫无意义的所谓“国防工事”时不顾自己身体有病，拼命去扛石料水泥，最后给活活累死了。
人们在整理他遗物时在他的日记里发现了他把语录 “一不怕死，二不怕苦”抄成了“一怕不死，二怕不苦”!这一颠倒相当准确而典型地描绘出那个年代划分好人坏人的简单标准：你要想做个英雄的话，那在战争期间你就得去死——不死算什么英雄?这方面，所有的战争文学都是例子。
你要是在和平期间呢，你就去苦得像小说中那个战士一样活活累死(实际上也是死了)，或者像当时一个叫金训华的知识青年，为了抢救一根落水的电线杆子(因为那是“国家财产”)而跳进波涛汹涌的大河，结果电线杆子没有抢救上来， 自己的命倒给搭进去!而在“英雄”与“坏蛋”之间根本就没留下任何空隙——“凡人”的生活空间。
\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在“文革”中红卫兵那么不顾一切地破“四旧’搞武斗；有的还跑到越南、缅甸去参加游击队，为国际主义抛头颅洒热血——没有去的就呆在国内胡思乱想。
当时有一首红卫兵诗歌《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写的是两个红卫兵勇士铁马金戈气吞万里如虎，打遍全世界无敌手，最后打到美国，“战友”为了掩护“我”牺牲在“白宫华丽的台阶上”!因为他们受的教育告诉他们：这是他们成为英雄的惟一选择。
记得小时候看了这些文学作品，我也热血沸腾，很想找一个阶级敌人来“殊死搏斗”一通，以成就我“流芳百世”的英雄梦：此时若有一个“地富反坏右”或“走资派”在我身边的话，我一定会毫不客气冲上去对他拳打脚踢，甚至刀砍斧劈。
有人说：我们这一代是吃狼奶长大的一代。
话虽然难听，可我们反躬自省、扪心自问，恐怕也只有点头的份：狼不就讲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么?\ 如果从外表看，六十年代人是沉默的一代；如果从我们的精神底色来看的话，还可以说我们是冷漠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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