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诗集
这是徐志摩的《再别康》再别康桥徐志摩轻轻的我走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
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十一月六日中国海上徐志摩简介：徐志摩（1896-1931），浙江海宁人。
1920年曾留学英国。
1923年加入新月社，成为新月社诗派的代表诗人。
“志摩是蝴蝶，而不是蜜蜂，女人好处就得不着，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了。
” ——冰心《再别康是一首优美的抒情诗，宛如一曲优雅动听的轻音乐。
1928年秋，作者再次到英国访问，旧地重游，勃发了诗兴，将自己的生活体验化作缕缕情思，融汇在所抒写的康桥美丽的景色里，也驰骋在诗人的想象之中。
全诗以“轻轻的”“走”“来”“招手”“作别云彩”起笔，接着用虚实相间的手法，描绘了一幅幅流动的画面，构成了一处处美妙的意境，细致入微地将诗人对康桥的爱恋，对往昔生活的憧憬，对眼前的无可奈何的离愁，表现得真挚、浓郁、隽永。
这首诗表现出诗人高度的艺术技巧。
诗人将具体景物与想象糅合在一起构成诗的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巧妙地把气氛、感情、景象融汇为意境，达到景中有情，情中有景。
诗的结构形式严谨整齐，错落有致。
全诗7节，每节4行，组成两个平行台阶；1、3行稍短，2、4行稍长，每行6至8字不等，诗人似乎有意把格律诗与自由诗二者的形式糅合起来，使之成为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富有民族化，现代化的建筑美。
诗的语言清新秀丽，节奏轻柔委婉，和谐自然，伴随着情感的起伏跳跃，犹如一曲悦耳徐缓的散板，轻盈婉转，拨动着读者的心弦。
诗人闻一多20年代曾提倡现代诗歌的“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再别康桥》一诗，可以说是“三美”具备，堪称徐志摩诗作中的绝唱。
康桥，即英国著名的剑桥大学所在地。
1920年10月—1922年8月，诗人曾游学于此。
康桥时期是徐志摩一生的转折点。
诗人在《猛虎集·序文》中曾经自陈道：在24岁以前，他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
正是康河的水，开启了诗人的性灵，唤醒了久蜇在他心中的诗人的天命。
因此他后来曾满怀深情地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
”（《吸烟与文化》）1928年，诗人故地重游。
11月6日，在归途的南中国海上，他吟成了这首传世之作。
这首诗最初刊登在1928年12月10日《新月》月刊第1卷第10号上，后收入《猛虎集》。
可以说，“康桥情结”贯穿在徐志摩一生的诗文中；而《再别康桥》无疑是其中最有名的一篇。
第1节写久违的学子作别母校时的万千离愁。
连用三个“轻轻的”，使我们仿佛感受到诗人踮着足尖，象一股清风一样来了，又悄无声息地荡去；而那至深的情丝，竟在招手之间，幻成了“西天的云彩。
”第2节至第6节，描写诗人在康河里泛舟寻梦。
披着夕 照的金柳，软泥上的青荇，树荫下的水潭，一一映入眼底。
两个暗喻用得颇为精到：第一个将“河畔的金柳”大胆地想象为“夕阳中的新娘”，使无生命的景语，化作有生命的活物，温润可人；第二个是将清澈的潭水疑作“天上虹”，被浮藻揉碎之后，竟变了“彩虹似的梦”。
正是在意乱情迷之间，诗人如庄周梦蝶，物我两志，直觉得“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并甘心在康河的柔波里，做一条招摇的水草。
这种主客观合一的佳构既是妙手偶得，也是千锤百炼之功；第5、6节，诗人翻出了一层新的意境。
借用“梦／寻梦”，“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四个叠句，将全诗推向高潮，正如康河之水，一波三折
而他在青草更青处，星辉斑斓里跣足放歌的狂态终未成就，此时的沉默而无言，又胜过多少情语啊
最后一节以三个“悄悄的”与首阙回环对应。
潇洒地来，又潇洒地走。
挥一挥衣袖，抖落的是什么
已毋须赘言。
既然在康桥涅盘过一次，又何必带走一片云彩呢
全诗一气呵成，荡气回肠，是对徐志摩“诗化人生”的最好的描述。
胡适尝言：“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
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
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
”（《追悼徐志摩》）果真如此，那么诗人在康河边的徘徊，不正是这种追寻的一个缩影吗
徐志摩是主张艺术的诗的。
他深崇闻一多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诗学主张，而尤重音乐美。
他甚至说：“……明白了诗的生命是在它的内在的音节（Internal rhythm）的道理，我们才能领会到诗的真的趣味；不论思想怎样高尚，情绪怎样热烈，你得拿来澈底的‘音乐化’（那就是诗化），才能取得诗的认识，……”（《诗刊放假》）。
反观这首《再别康桥》：全诗共七节，每节四行，每行两顿或三顿，不拘一格而又法度严谨，韵式上严守二、四押韵，抑扬顿挫，朗朗上口。
这优美的节奏象涟漪般荡漾开来，既是虔诚的学子寻梦的跫音，又契合着诗人感情的潮起潮落，有一种独特的审美快感。
七节诗错落有致地排列，韵律在其中徐行缓步地铺展，颇有些“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诗人气度。
可以说，正体现了徐志摩的诗美主张。
朱自清《哪里走》一文朱自清的基本态度是什么
朱自清在《哪里走》一文中的基本态度是：他当时考虑得最多的不是社会政局问题，而是首要考虑他自己对家庭的责任及个人的“逃路”问题。
他说他既不能走革命和反革命的道路，只能采取“超然”的态度，“乐得暂时忘记，做些自己爱做的事业”，于是他选定了一条研究“国学”之路。
因为只有这条路才能使他有一个稳定的职业而能让他的家境得以维持但又不受良心的谴责，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小布尔乔亚”的选择。
《哪里走》原文：近年来为家人的衣食，为自己的职务，日日地忙着，没有坐下闲想的工夫;心里似乎什么都有，又似乎什么都没有。
萍见面时，常叹息于我的沉静;他断定这是退步。
是的，我有两三年不大能看新书了，现在的思想界，我竟大大地隔膜了;就如无源的水一样，教它如何能够滔滔地长流呢?幸而我还不断地看报，又住在北京，究竟不至于成为与世隔绝的人。
况且鲁迅先生说得好：“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
”无论你是怎样的小人物，这时代如闪电般，或如游丝般，总不时地让你瞥着一下。
它有这样大的力量，决不从它巨灵般的手常中放掉一个人;你不能不或多或少感着它的威胁。
大约因为我现在住着的北京，离开时代的火焰或漩涡还远的缘故吧，我还不能说清这威胁是怎样;但心上常觉有一点除不去的阴影，这却是真的。
我是要找一条自己好走的路;只想找着“自己”好走的路罢了。
但哪里走呢?或者，哪里走呢!......我们的路活在这时代的中国里的，总该比四万万还多——Bourdgeoisie与Petty Bourgeoisie的人数，总该也不少。
他们这些人怎么活着?他们走的是哪些路呢?我想那些不自觉的，暂时还在跟着老路走。
他们或是迷信着老路，如遗老，绅士等;或是还没有发现新路，只盲目地照传统做着，如穷乡僻壤的农工等——时代的波浪还没有猛烈地向他们冲去，他们是不会意识着什么新的需要的。
但遗老，绅士等的日子不多，而时代的洪流终于要泛滥到淹没了地上每一个细孔;所以这两种在我看都只是暂时的。
我现在所要提出的，却是除此以外的人;这些人大半是住在都市里的。
他们的第一种生活是政治，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这相反的两面实以阶级为背景，我想不用讳言。
以现在的形势论：一方面虽还只在零碎Strugdgle，却有一个整齐战线;另一方面呢，虽说是总动员，却是分裂了旗帜各自拿着一块走，多少仍带着封建的精神的。
他们战线的散漫参差，已渐渐显现出来了。
暂时的成败，我固然不敢说;但最后的运命，似乎是已经决定了的，如上文所论。
我所要申述的，是这些人的另一种生活——文化。
这文化不用说是都市的。
说到现在中国的都市，我觉得最热闹的，最重要的，是广州，汉口，上海，北京四处，南京虽是新都，却是直到现在，似乎还单调得很;上海实在比南京重要得多，即以政治论，也是如此，看几月来的南方政局可知。
若容我粗枝大叶地区分，我想说广州，汉口是这时代的政治都市;上海，北京虽也是政治都市，但同时却代表着这时代的文化，便与广州，汉口不同。
它们是这时代的两个文化中心。
我不想论政治，故也不想论广州，汉口;况且我也不熟悉这两个都市，遗迹都还不曾一到呢。
北京是我两年来住居的地方，见闻自然较近些。
上海的新气象，我虽还没有看见，但从报纸，杂志上，从南来的友人的口中，也零零碎碎知道了一点儿。
我便想就这两处，指出我说的那些人在走着那些路。
我并不是板起脸来裁判，只申述自己的感想而已;所知的虽然简陋，或者也还不妨的。
在旧时代正在崩坏，新局面尚未到来的时候，衰颓与骚动使得大家惶惶然。
革命者是无意或有意造成这惶惶然的人，自然是例外。
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
不能或不愿参加这种实际行动时，便只有暂时逃避的一法。
这是要了平和的假装，遮掩住那惶惶然，使自己麻醉着忘记了去。
享乐是最有效的麻醉剂;学术，文学，艺术，也是足以消灭精力的场所。
所以那些没法奈何的人，我想都将向这三条路里躲了进去。
这样，对于实际政治，便好落得个不闻理乱。
虽然这只是暂时的，到了究竟，理乱总有使你不能不闻的一天;但总结账的日子既还没有到来，徒然地惶惶然，白白地耽搁着，又算什么呢?乐得暂时忘记，做些自己爱做的事业;就是将来轮着灭亡，也总算有过称心的日子，不白活了一生。
这种情形是历史的事实;我想我们现在多少是在给这件历史的事实，提供一个新例子。
不过我得指出，学术，文学，艺术，在一个兴盛的时代，也有长足的发展的，那是个顺势，不足为奇;在现在这样一个衰颓或交替的时代，我们却有这样畸形的发展，是值得想一想的。
上海本是享乐的地方;所谓“十里洋场”，常为人所艳称。
它因商业繁盛，成了资本集中的所在，可以说是Bourgeoisie的中国本部;一面因国际交通的关系，输入西方的物质文明也最多。
所以享乐的要求比别处都迫切，而享乐的方法也日新月异。
这是向来的情形。
可是在这号为兵连祸结，民穷财尽的今日，上海又如何?据我所知，革命似乎还不曾革掉了什么;只有踵事增华，较前更甚罢了。
如大华饭店和云裳公司等处的生涯鼎盛，可见Bourgeoiseie与Petty Bourgeoisie的疯狂;贿，假使我所闻的不错，云裳公司还是由几个Petty Bourgeoisie的名士主持着，在这回革命后才开起来的。
他们似乎在提供着这种享乐的风气。
假使衣食住可以说是文化的一部分，大华饭店与云裳公司等，足可代表上海文化的一面。
你说这是美化的人生。
但懂得这道理的，能有几人?还不是及时行乐，得过且过的多!况且如此的美化人生，是不是带着阶级味?然而无论如何，在最近的将来，这种情形怕只有蒸蒸日上的。
我想，这也许是我们的时代的回光反照吧?北京没有上海的经济环境，自然也没有她的繁华。
但近年来南化与欧化——南化其实就是上海化，上海化又多半是欧化;总之，可说是Bourgeoisie化——一天比一天流行。
虽还只跟着上海走，究竟也跟着了;将来的运命在，这一点上，怕与上海多少相同。
但上海的文化，还有另外重要的一面，那是文学。
新文学的作家，有许多住在上海;重要的文学集团，也多在上海——现在更如此。
近年又开了几家书店，北新，开明，光华，新月等——出的文学书真不少，可称一时之盛。
北京呢，算是新文学的策源地，作家原也很多;两三年来，有现代评论，语丝，可作重要的代表。
而北新总局本在北京;她又介绍了不少的新作家。
所以颇有兴旺之象。
不料去年现代评论，语丝先后南迁，北新被封闭，作家们也纷纷南下观光，一时顿觉寂寞起来。
现在只剩未名，古城等几种刊物及古城书店，暂时支撑这个场面。
我想，北京这样一个‘古城’，这样一个大都会，在这样的时代，断不会长远寂寞下去的。
新文学的诞生，引起了思想的革命;这是近十年来这新时代的起头——所以特别有着广大长远的势力。
直到两三年前，社会革命的火焰渐渐燃烧起来，一般青年都预想着革命的趣味;这时候所有的是忙碌和紧张，欣赏的闲情，只好暂时搁起。
他们要的是实行的参考书;社会革命的书籍的流行，一时超过了文学;直到这时候，文学的风起云涌的声势，才被盖了下去。
记得前年夏天在上海，《我们的六月》刚在亚东出版。
郢有一天问我销得如何?他接着说，现在怕没有多少人要看这种东西了吧?这可见当时风气的一斑了。
但是很奇怪，在革命后的这一年间，文学却不但没有更加衰落下去，反像有了复兴的样子。
只看一看北新，开明等几书店新出版的书籍目录，你就知道我的话不是无稽之谈。
更奇怪的，社会革命烧起了火焰以后，文学因为是非革命的，是不急之务，所以被搁置着;但一面便有人提供革命文学。
革命文学的呼声一天比一天高，同着热情与切望。
直到现在，算已是革命的时代，这种文学在理在势，都该出现了;而我们何以还没有看见呢?我的见闻浅陋，是不用说的;但有熟悉近年文坛的朋友与我说起，也以千呼万唤的革命文学还不出来为奇。
一面文学的复兴却已成了事实;这复兴后的文学又如何呢?据说还是跟着从前Petty Bourgeoisie的系统，一贯地发展着的。
直到最近，才有了描写，分析这时代革命生活的小说;但似乎也只能算是所谓同行者的情调罢了。
真正的革命文学是，还没有一些影儿，不，还没有一些信儿呢!这自然也有辩解。
真正革命的阶级是只知道革命的：他们的眼，见的是革命，他们的手，做的是革命;他们忙碌着，紧张着，革命是他们的全世界。
文学在现在的他们，还只是不相干的东西。
再则，他们将来虽势所必至地需要一种文学——许是一种宣传的文学——，但现在的他们的趣味还浮浅得很，他们的喉舌也还笨拙得很，他们是不能创作出什么来的。
因此，在这上面暂时留下了一段空白。
而Petty Bourdgeoisie，在革命的前夜，原有很多人甘心丢了他们的学术，文学，艺术，想去一试身手的;但到了革命开始以后，真正去的是那些有充足的力量，有浓厚的兴趣的。
此外的大概观望一些时，感到自己的缺乏，便废然而返了。
他们的精神既无所依据，自然只有回到学术，文学，艺术的老路上去，以避免那惶惶然的袭来。
所以文学的复兴，也是一种当然。
一面革命的书籍似乎已不如前几年的流行;这大约因为革命的已去革命，不革命的也已不革命了的缘故吧。
因而文学书的需要的增加，也正是意中事。
但时代潮流所激荡，加以文坛上革命文学的绝叫，描写革命气氛的作品，现在虽然才有端倪，此后总该渐渐地多起来的吧。
至于真正的革命文学，怕不到革命成功时，不会成为风气。
在相反的方向，因期待过切，忍耐过久而失望，绝望，因而诅咒革命的文学，我想也不免会有的，虽然不至于太多。
总之，无论怎样发展，这时代的文学里以惶惶然的心情做骨子的，Petty Bourgeoisie的气氛，是将愈过愈显然的。
胡适之先生真是个开风气的人;他提倡了新文学，又提倡新国学。
陈西滢先生在他的《闲话》里，深以他正向前走着，忽又走了回去为可惜。
但我以为这不过是思想解放的两面，都是疑古与贵我的精神的表现。
国学成为一个新运动，是在文学后一两年。
但这原是我们这爿老店里最富裕的货色，而且一向就有许多人捧着;现在虽加入些西法，但国学到底是国法，所以极合一般人的脾胃。
我说“一般人”，因为从前的国学还只是一部分人的专业，这一来却成为普遍的风气，青年们也纷纷加入，算是时髦的东西了。
这一层胡先生后来似颇不以为然。
他前年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恳亲会的席上，曾说研究国学，只是要知道“此路不通”，并不是要找出新路;而一般青年丢了要紧的工夫不做，都来拥挤在这条死路上，真是很可惜的。
但直到现在，我们知道，研究学术原不必计较什么死活的;所以胡先生虽是不以为然，风气还是一直推移下去。
这种新国学运动的方向，我想可以胡先生的“历史癖与考据癖”一语括之。
不过现在这种“历史癖与考据癖”要用在一切国故上，决不容许前人尊经重史的偏见。
顾颉刚先生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的《一九二六始刊词》里，说这个意思最是明白。
这是一个大解放，大扩展。
参加者之多，这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运动盛于北京，但在上海也有不小的势力。
它虽然比新文学运动起来得晚些，而因了固有的优势与新增的范围，不久也就赶上前去，骎骎乎与后者并驾齐驱了。
新文学销沉的时候，它也以相同的理由销沉着，但现在似乎又同样地复兴起来了——看年来新出版的书目，也就可以知道的。
国学比文学更远于现实;担心着政治风的袭来的，这是个更安全的逃避所。
所以我猜，此后的参加者或者还要多起来的。
此外还有一件比较小的事，这两年住在北京的人，不论留心与否，总该觉着的。
这就是绘画展览会，特别是国画展览会。
你只要常看报，或常走过中山公园，就会一次两次地看见这种展览会的记载或广告的。
由一而再，再而三的展览，我推想高兴去看的人大约很多。
而国画的售值不断地增高，也是另一面的证据。
上海虽不及北京热闹，但似乎也常有这种展览会，不过不偏重国画罢了。
最近我知道，就有陶元庆先生，刘海粟先生两个展览会，可以作例。
艺术与文学，可以说同是象牙塔中的货色;而艺术对于政治，经济的影响，是更为间接些，因之，更为安静些。
所以这条路将来也不会冷落的。
但是艺术中的绘画何以独盛?国画又何以比洋画盛?我想，国画与国学一样，在社会里是有根柢的，是合于一般人脾胃的。
可是洋画经多年的提倡与传习，现在也渐能引起人的注意。
所以这回“海粟画展”，竟有人买他的洋画去收藏的。
(见北京《晨报·星期画报》)至于同是艺术的音乐，戏剧，则因人才，设备都欠缺，故无甚进展可言。
国乐，国剧虽有多大的势力，但当作艺术而加以研究的，直到现在，也还极少。
这或者等待着比较的研究，也未可知。
这是我所知的，上海，北京的Bourgeoisie，与Petty Bourgeoisie里的非革命者——特别是这种人——现在所走的路。
自然，科学，艺术的范围极广，将来的路也许会多起来。
不过在这样扰攘的时代，那些在我们社会里根柢较浅，又需要浩大的设备的，如自然科学，戏剧等，怕暂时总还难成为风气吧?——我说的虽是上海，北京，但相信可以代表这时代精神的一面——文化。
我们若可以说广州，汉口是偏在革命的一面，上海，北京便偏在非革命的一面了。
这种大都市的生活样式，正如高屋建瓴水，它的影响会迅速地伸张到各处。
你若承认从前京式的靴鞋，现在上海式装束的势力，你就明白现在上海，北京的风气，将会并且已经怎样弥漫到别的地方了。
在这三条路里，我将选择哪一条呢?我惭愧自己是个“爱博而情不专”的人;虽老想着只选定一条路，却总丢不下别的。
我从前本是学哲学的，而同时舍不下文学。
后来因为自己的科学根柢太差，索性丢开了哲学，走向文学方面来。
但是文学的范围又怎样大!我是一直随随便便，零零碎碎地读些，写些，不曾认真做过什么工夫。
结果是只有一点儿——一点儿都没有!驳杂与因循是我的大敌人。
现在年龄是加长了，又遇着这样“动摇”的时代，我既不能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总得找一个依据，才可姑作安心地过日子。
我是想找一件事，钻了进去，消磨了这一生。
我终于在国学里找着了一个题目，开始像小儿的学步。
这正是望“死路”上走;但我乐意这么走，也就没有法子。
不过我又是个乐意弄弄笔头的人;虽是当此危局，还不能认真地严格地专走一条路——我还得要写些，写些我自己的阶级，我自己的过，现，未三时代。
一劲儿闷着，我是活不了的。
胡适之先生在《我的歧路》里说：“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我想套着他的调子说：“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
”这便是现在我走着的路。
至于究竟能够走到何处，是全然不知道，全然没有把握的。
我的才力短，那不过走得近些罢了;但革命期的破坏若积极进行，报纸所载的远方可怕的事实，若由运命的指挥，渐渐地逼到我住的所在，那么，我的身家性命还不知是谁的，还说什么路不路!即使身家性命保全了，而因生计窘迫的关系，也许让你不得不把全部的精力专用在衣食住上，那却是真的“死路”。
实在也说不上什么路不路!此外，革命若出乎意表地迅速地成了功，我们全阶级的没落就将开始，那是更用不着说什么路的!但这一层究竟还是“出乎意表”的事，暂可不论;以上两层却并不是渺茫不可把捉的，浪漫的将来，是从现在的事实看，说来就“来了”的。
所以我虽定下了自己好走的路，却依旧要虑到“哪里走?”“哪里走!”两个问题上去!我也知道这种忧虑没有一点用，但禁不住它时时地袭来;只要有些馀暇，它就来盘据心头，挥也挥不去。
若许我用一个过了时的名字，这大约就是所谓“烦闷”吧。
不过前几年的烦闷是理想的，浪漫的，多少可以温馨着的;这时代的是，加以我的年龄，更为实际的，纠纷的。
我说过阴影，这也就是我的阴影。
我想，便是这个，也该是向着灭亡走的我们的运命吧?1928年2月7日作作者简介：朱自清（1898年11月22日—1948年8月12日），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
原籍浙江绍兴，出生于江苏省东海县（今连云港市东海县平明镇）。
现代杰出的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
1916年中学毕业并成功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1919年开始发表诗歌。
1928年第一本散文集《背影》出版。
1932年7月，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
1934年，出版《欧游杂记》和《伦敦杂记》。
1935年，出版散文集《你我》。
1948年8月12日因胃穿孔病逝于北平，年仅50岁。
一.诗界革命的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
（文体观念与语言观念） 一、 文体观念变革 从晚清开始的中国文学现代化发生期的观念变革，首功归梁启超。
郭沫若说：“文学革命的滥觞期的代表，我们当推梁任公”。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笔名有饮冰室主人等，广东新会人，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学者。
他中过举人，拜康有为为师学习经世治用之学，协助发动“公车上书”，投身变法维新活动。
他主编、创办过《中外纪闻》、《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创“新文体”广泛介绍西方近代文化思潮，宣传思想启蒙。
1、诗界革命 中国文学发展到清代，以诗文为正统，以古人约束今人为特点。
晚清文学的革命就是要打破这种格局。
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
“…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
”认为（诗要是不革命，就走到头了，走到绝路上了。
） 诗界革命要达到三个标准，其中两个标准都有一个“新”字：“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
” 新意境“理想之深邃闳远”。
（破除孔孟那一套，与世界接轨） 新语句，来自欧洲、表现新思潮的名词术语 真正以诗人面目倡言诗界革命的是黄遵宪。
他在1868年的《杂感》中名句：“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
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斑斓。
”这几句直接用了俗白的文字。
“我手写我口”主张用俗话作诗，一面用新思想和新材料“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从观念上、方法上，对1918年“新诗运动”影响很大。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总结“诗界革命”：“清末夏曾佑谭嗣同诸人已经有了‘诗界革命’的志愿，他们所作‘新诗’，却不过拣些新名词以自表异。
只有黄遵宪走得远些，他一面主张用俗话作诗——所谓‘我手写我口’——，一面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谓‘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入诗。
这回‘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对民七（1918）的新诗运动，在观念上，不在方法上，却给予很大影响。
”】 2、文界革命 梁启超在写给严复的信中，曾以舆论界的“陈胜吴广”自命。
他提出了“文界革命”的口号并借鉴“欧西”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尝试“新文体”。
这些政论文章具有空前的开拓创造精神，思想新颖，文字介于文言白话之间，“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有很强的鼓动力。
“文界革命”的口号是他在1899年提出并一贯力行的，借鉴了“欧西”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才蜕变出他的‘新文体’。
他在游记《汗漫录》中评价日本著名政论家德富苏峰：“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
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
” 他有意破桐城古文，吸纳西方希腊罗马的雄辩体与英法近代随笔体，结合魏晋文章的旷放，把古文从“义理、考据、辞章”中解放出来。
以西方近代思潮替代圣贤经典章句的义理，以丰富的世界进化维新的史实突破拘谨的考据，以俗语、外来语入文以丰富文章的表达方法，就是梁启超“文界革命”的具体内容。
（对“桐城谬种”） “文界革命”对中国散文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五四后第一个十年的文学成就以小品为最大，溯其原因，离不开发生期内政论诸文体的铺垫作用。
这一时期的散文广泛地涉及到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文章反映出新一代知识分子强烈的忧患意识、变革意识和批判意识，也反映着那一时期初步的科学民主的启蒙思想的兴起，以及在启蒙和种族革命主题下的种种观念的更新。
3、“小说界革命” 声誉最高。
中国小说观念的变化始自1897年天津《国闻报》所刊载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执笔者严复、夏曾佑称：“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所持”，并说“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
”鉴于历来小说在“四部”中只能附于子、史，他们从小说营造人心的角度强调“小说为正史之根”，一改历来小说评点家的攀附经史的做法，将小说凌驾于经史之上。
早在1897年，康有为就认为小说对开发民智有莫大作用“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
”《〈日本书目志〉识语》 梁启超更是充满激情地夸示小说的社会功能，把自古为小道的卑贱文体提到“不可思议”的高度。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人格；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何以故
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 看中的全在小说启蒙、新民的工具作用。
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并没有带来纯文学的小说观念，出现过一批主题先行、理想化、概念化的作品。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图解他的政治主张。
（50年之后，中国打败了俄罗斯，实行联邦制，组织召开世界大会） 艺术上不行。
但很多触及中国问题：妇女缠足、扫除迷信、立宪、华工、反帝等。
（五四：劳工神圣） 小说观念在无限提升其社会功能的“革命”以后，又有其自发的矫正。
1908年徐念慈在《小说林》发表《余之小说观》，指出“昔冬烘头脑，恒以鸩毒霉菌视小说，而不许读书子弟一尝其鼎，是不免失之过严；今近译籍稗贩，所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咸唯小说是赖，又不免誉之过当。
”可贵的是，他还指出“小说与人生，不能沟而分之”这是五四文学研究会作家提出为人生文学主张的滥觞。
徐念慈更强调小说的审美价值，他的小说观念介于梁启超的社会功用与王国维独立价值之间。
（有说“兹”，最早介绍黑格尔美学） 西方小说的翻译对中国小说观念也有影响。
林纾没有像徐念慈那样的小说美学观念，也没有梁启超式的启蒙主义观念，他甚至还错将狄更斯小说与我国历史中的《史记》、《汉书》相比附。
但他依赖自己的体悟也说出了狄更斯小说写实主义的成功经验，在许多译序当中总结概括出一些西方小说的艺术经验。
4、戏剧观念更新 提倡戏剧观念更新代表有陈独秀。
1905年他在《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大教师’，不识字人也可以由看戏而开通风气。
看戏不再只是游戏，演员也不再低人一等。
他还指出戏剧改良有小说、报馆不及的方便，不识字的人也可以由看戏而开通风气。
这一年，后来为南社领导人的陈去病、柳亚子创办了我国最早的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
1906年，李叔同、曾孝谷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了春柳社，不久欧阳予倩、陆镜若也参加活动，宗旨是“研究新旧戏曲，翼为吾国艺界改良之先导。
”（欧阳予倩《回忆春柳》）他们首先推出的剧目是《茶花女》（第三幕）、《黑奴吁天录》。
新剧家王钟声在上海发起成立春阳社，演出《黑奴吁天录》。
1908年，他又在从日本回来的任天知的帮助下，以通鉴学校的名义演出根据杨紫鳞、包天笑翻译的英国小说《迦因小传》改编的同名戏剧，该剧摆脱了京剧样的戏曲特征，标志着国内新兴话剧的萌芽。
而据记载，189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已有学生自编之时事新戏《官场丑史》演出。
（朱双云《新剧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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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序》原文
胡适之先生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写了一篇；篇末论到白话文学 的成绩，第三项说： 白话散文很进步了。
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论。
这几年来，散文 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
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 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
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 “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
胡先生共举了四项。
第一项白话诗，他说，“可以算是上了成功的路了”；第二项短篇 小说，他说“也渐渐的成立了”；第四项戏剧与长篇小说，他说“成绩最坏”。
他没有说那 一种成绩最好；但从语气上看，小品散文的至少不比白话诗和短篇小说的坏。
现在是六年以 后了，情形已是不同：白话诗虽也有多少的进展，如采用西洋诗的格律，但是太需缓了；文 坛上对于它，已迥非先前的热闹可比。
胡先生那时预言，“十年之内的中国诗界，定有大放 光明的一个时期”；现在看看，似乎丝毫没有把握。
短篇小说的情形，比前为好，长篇差不 多和从前一样。
戏剧的演作两面，却已有可注意的成绩，这令人高兴。
最发达的，要算是小 品散文。
三四年来风起云涌的种种刊物，都有意或无意地发表了许多散文，近一年这种刊物 更多。
各书店出的散文集也不少。
从二十二卷（一九二五）起，增辟“新语 林”一栏，也载有许多小品散文。
夏丏尊，刘薰宇两先生编的，于记事文，叙 事文，说明文，议论文而外，有小品文的专章。
去年的“创作号”（七号）， 也特辟小品一栏。
小品散文，于是乎极一时之盛。
东亚病夫在今年三月“复胡适的信” （一卷十二号）里，论这几年文学的成绩说：“第一是小品文字，含讽刺的，析 心理的，写自然的，往往着墨不多，而余味曲包。
第二是短篇小说。
……第三是诗。
……”这个观察大致不错。
但有举出“懒惰”与“欲速”，说是小品文和短篇小说发达的原因，那却是不够的。
现 在姑且丢开短篇小说而论小品文：所谓“懒惰”与“欲速”，只是它的本质的原因之一面； 它的历史的原因，其实更来得重要些。
我们知道，中国文学向来大抵以散文学①为正宗；散 文的发达，正是顺势。
而小品散文的体制，旧来的散文学里也尽有；只精神面目，颇不相同 罢了。
试以姚鼐的十三类为准，如序跋，书牍，赠序，传状，碑志，杂记，哀祭七类中，都 有许多小品文字；陈天定选的，甚至还将诏令，箴铭列入，那就未免太广泛 了。
我说历史的原因，只是历史的背景之意，并非指出现代散文的源头所在。
胡先生说，周 先生等提倡的小品散文，“可以打破‘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
他说的那种“迷信”的 正面，自然是“美文只能用文言了”；这也就是说，美文古已有之，只周先生等才提倡用白 话去做罢了。
周先生自己在序里说： ①读如散——文学与纯文学相对，较普通所谓散文，意义广些——骈文也包括在 内。
……明代的文艺美术比较地稍有活气，文学上颇有革新的气象，公安派的人能够无视古 文的正统，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虽然后代批评家贬斥它为浅率空疏，实际却是真实 的个性的表现，其价值在竟陵派之上。
以前的文人对于著作的态度，可以说是二元的，而他 们则是一元的，在这一点上与现代写文章的人正是一致，……以前的人以为文是“以载道” 的东西，但此外另有一种文章却是可以写了来消遣的；现在则又把它统一了，去写或读可以 说是本于消遣，但同时也就传了道了，或是闻了道。
……这也可以说是与明代的新文学家的 ——与明代的有些相像，正是不足怪的，虽然并没有去模仿，或者也还很少有人去读明文， 又因时代的关系在文字上很有欧化的地方，思想上也自然要比四百年前有了明显的改变。
这一节话论现代散文的历史背景，颇为扼要，且极明通。
明朝那些名士派的文章，在旧来的散文学里，确是最与现代散文相近的。
但我们得知道，现代散文所受的直接的影响，还 是外国的影响；这一层周先生不曾明说。
我们看，周先生自己的书，如等，里面 的文章，无论从思想说，从表现说，岂是那些名士派的文章里找得出的
——至多“情趣” 有一些相似罢了。
我宁可说，他所受的“外国的影响”比中国的多。
而其余的作家，外国的 影响有时还要多些，像鲁迅先生，徐志摩先生。
历史的背景只指给我们一个趋势，详细节 目，原要由各人自定；所以说了外国的影响，历史的背景并不因此抹杀的。
但你要问，散文 既有那样历史的优势，为什么新文学的初期，倒是诗，短篇小说和戏剧盛行呢
我想那也许 是一种反动。
这反动原是好的，但历史的力量究竟太大了，你看，它们支持了几年，终于懈 弛下来，让散文恢复了原有的位置。
这种现象却又是不健全的；要明白此层，就要说到本质 的原因了。
分别文学的体制，而论其价值的高下，例如亚里士多德在里所做的，那是一件 批评的大业，包孕着种种议论和冲突；浅学的我，不敢赞一辞。
我只觉得体制的分别有时虽 然很难确定，但从一般见地说，各体实在有着个别的特性；这种特性有着不同的价值。
抒情 的散文和纯文学的诗，小说，戏剧相比，便可见出这种分别。
我们可以说，前者是自由些， 后者是谨严些：诗的字句、音节，小说的描写、结构，戏剧的剪裁与对话，都有种种规律 （广义的，不限于古典派的），必须精心结撰，方能有成。
散文就不同了，选材与表现，比 较可随便些；所谓“闲话”，在一种意义里，便是它的很好的诠释。
它不能算作纯艺术品， 与诗，小说，戏剧，有高下之别。
但对于“懒惰”与“欲速”的人，它确是一种较为相宜的 体制。
这便是它的发达的另一原因了。
我以为真正的文学发展，还当从纯文学下手，单有散 文学是不够的；所以说，现在的现象是不健全的。
——希望这只是暂时的过渡期，不久纯文 学便会重新发展起来，至少和散文学一样
但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 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 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
或描写，或讽刺， 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炼，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
我是大时代中一名小卒，是个平凡不过的人。
才力的单薄是不用说的，所以一向写不出 什么好东西。
我写过诗，写过小说，写过散文。
二十五岁以前，喜欢写诗；近几年诗情枯 竭，搁笔已久。
前年一个朋友看了我偶然写下的，说我不能做抒情诗，只能做史 诗；这其实就是说我不能做诗。
我自己也有些觉得如此，便越发懒怠起来。
短篇小说是写过 两篇。
现在翻出来看，《笑的历史》只是庸俗主义的东西，材料的拥挤，像一个大肚皮的掌 柜；《别》的用字造句，那样扭扭捏捏的，像半身不遂的病人，读着真怪不好受的。
我觉得 小说非常地难写；不用说长篇，就是短篇，那种经济的，严密的结构，我一辈子也学不来
我不知道怎样处置我的材料，使它们各得其所。
至于戏剧，我更是始终不敢染指。
我所写的 大抵还是散文多。
既不能运用纯文学的那些规律，而又不免有话要说，便只好随便一点说 着；凭你说“懒惰”也罢，“欲速”也罢，我是自然而然采用了这种体制。
这本小书里，便 是四年来所写的散文。
其中有两篇，也许有些像小说；但你最好只当作散文看，那是彼此有 益的。
至于分作两辑，是因为两辑的文字，风格有些不同；怎样不同，我想看了便会知道。
关于这两类文章，我的朋友们有相反的意见。
郢看过《旅行杂记》，来信说，他不大喜欢我 做这种文章，因为是在模仿着什么人；而模仿是要不得的。
这其实有些冤枉，我实在没有一 点意思要模仿什么人。
他后来看了《飘零》，又来信说，这与《背影》是我的另一面，他是 喜欢的。
但火就不如此。
他看完《踪迹》，说只喜欢《航船中的文明》一篇；那正是《旅行 杂记》一类的东西。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对照。
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定见的，只当时觉着要怎样 写，便怎样写了。
我意在表现自己，尽了自己的力便行；仁智之见，是在读者。
朱自清 1928年7月31日，北平清华园。
（原载1928年11月25日《文学周报》第345期）
林语堂,朱自清,徐志摩三人谁的散文相对好?
林语堂作品像是哲学家 笔调冷静、睿智朱自清的作品像是朋友 温情、细腻,徐志摩的作品像是画家 明丽、绚烂加上俞平伯、周树人、郁达夫三、四十年代散文最杰出代表就是他们了（鲁迅的是杂文）
朱自清《论气节》中节指的是
好人帮穷人，好人帮好人，是王颂汤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让好人不用活得太辛苦、太孤单，在他看来，也是慈善事业的重要任务。
颜女士对恤孤会的信任由来已久，她从不过问自己捐出的钱是否用到、何时用到，也不索要任何收据，“只要交给恤孤会，行善的好意就算圆满了”。
志愿办会捐款专用类似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
王颂汤清楚记得每一次互相推搡的场景，大多时候他都拗不过捐款人的善意。
2008年一次有人要捐100万元，王颂汤知道他新办的一间企业在亏损，就说60万元，争来争去拍板80万元。
王颂汤：忘不了穷孩子的苦难和善良人的信任“要做好募捐，就必须先建设好自身的队伍，能把每次的活动做得尽善尽美、公开透明，这个组织才会有前途，才能吸引更好更合适的捐款资源。
”家住珠江新城的颜女士下班后带儿子前来认捐，在周边兜了个大圈才找到螺岗西办公楼五楼。
但是，有几种钱王老是断然不收的：一种是对恤孤会不了解、不放心，捐款之后睡不着觉的；一种是没经过家里人同意，捐款引发家庭不和谐的；还有一种，就是捐款严重影响正常生活的。
如今，恤孤会已资助9341个孩子。
5月26日，新一批2000名贫困孩子的资助行动启动。
七年前，为了一纸“出生”批文，恤孤会的创立者们曾经纠结不堪：奔波一年半，“跑”下41枚公章，才办成一件好事。
是什么，召唤着王颂汤们对慈善事业的执著追求
民政部官员评价恤孤会：“奉献了一份平民慈善的实践”、“做的是上乘的慈善”。
一路走来，恤孤会给草根慈善社团留下了怎样的反思与启示
作为“广东省民间社团的一面旗帜”，恤孤会一直被作为剖析草根公益的优秀样本。
但它的“掌门人”说，现在的某些做法，某种意义上，是被迫的。
从41枚公章艰难创会至今，它没向政府要过一分钱，大部分时间里没有一名领薪雇员，但它的志愿者遍访广东数百条村落的孤贫孩子。
它放弃了法律规定可以提取捐款10%作为管理费的权利，将3000多万元捐款不差分毫用到了孤贫孩子身上。
它亟须捐资，却“傻乎乎”地婉拒上千万元捐款；它的诚信透明、俭朴低调，打动了前来审计的会计事务所，回头成了捐助它的“粉丝”。
成立七年来，恤孤会共募得善款3000多万元，这对一个草根公益组织来说十分难得。
究其成功之道，王颂汤拿做企业的决心来做慈善的魄力功不可没。
事例二：英德大湾镇的钟镇雄、钟丽婷两兄妹，哥哥读二年级，因小时发烧无钱治成弱智。
妹妹读学前班。
家里还有一位70多岁的爷爷，因青光眼双目失明。
村干部介绍，知道我们来访失明的老人还下地种菜、做饭……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他对孩子付出的一切。
令我们更感动的是，曾有好心人想收养乖巧的妹妹，但妹妹拒绝了：“我走了，谁来照顾我爷爷。
”有国企解雇后还在失业的员工，要把一部分遣散费捐出来，可是这些钱，王颂汤却“不乐意”收。
“总共5000元，怎么也不肯拿回去，真情难却，只好收了。
”“这些例子已经清楚表明，我们热爱并执著于慈善事业的原因：忘不了这些穷孩子的苦难和这些善良人的信任。
”几年前，有人要给恤孤会捐两千万元做一个项目，王颂汤认为这项目干不好拒绝了。
曾是广州远洋公司总经理的他，将经营企业的成熟经验运用到慈善事业———先做好，再做强，不要急着做大。
捐赠人给我们的钱，是委托我们管理和使用的，法律上是属于我们的，但道义上不是我们的，所以我每个月要把财务报表、捐赠清单、捐赠款使用明细表等都公布到具体每个人，钱花在哪、怎么花、花了多少、还剩多少，全部做好表挂在互联网上，捐款人可以查，受助人也可以查。
七年了，还没发现过有问题。
正在大堆资料中埋头苦干的志愿者看到颜女士，停下手头工作招呼。
随后放到她手头的，是一叠韶关农村地区贫困孤儿的花名册。
办公条件令人心酸实习生 王孟涛王颂汤感慨，如果说，这些孩子用他们的苦难在拷问社会的良心，那么这些善人用自己的行动作出回答。
“问题是，我们的社会究竟有多少人的回答是合格的
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不应该有被遗忘的后代。
”从2004年到现在，像颜女士这样专程上门认捐的市民越来越多。
许多受帮助的孩子，也许始终没机会跟资助他们的好心人当面道谢。
奉献无边能救则救一杯清茶作陪，颜女士很快选好有缘人，也没拨电话核实，当场交钱，一人三千，三人九千块，用于贴补这三个孩子的学习和生活花销。
7年，25个县，9341个孤贫儿童……这是一个草根慈善组织助学足迹的鲜活记录。
在慈善事业频频遭受质疑的今天，王颂汤时常叮嘱恤孤会的同事，一定要把好事做好，做不好，索性别干。
为何对第一次来恤孤会办事的人，多会找不到办公地点———广州远洋宾馆旁一排旧办公楼里。
“我们不仅要做慈善，还要为保卫慈善事业的高尚纯洁而奋斗，如果中国连慈善事业这个领域都沦丧了，就没什么净土了”，王颂汤说，慈善本是好事，但好事也会做坏，要把好事做好，其一就是必须克制好大喜功的毛病。
在王颂汤看来，慈善有其特殊性，一旦出了负面消息，苦心打造的信誉就会瞬间崩塌。
他常常以身作则，培养志愿者们节俭苦干。
在恤孤会，有三条原则不容触犯：一是不准受助对象列队欢迎、打标语口号；二是不接受锦旗牌匾；三是不请客送礼搞招待。
恤孤会年收捐款上千万元，但没有一分钱招待费，谁接待谁掏钱。
然而，除了助学外，恤孤会还经常揽些外人看来是“项目外”的吃力活。
慈善事业执著追求“举几个事例吧。
不过，这不是在讲故事”，王颂汤说。
恤孤会劝说捐助人收回捐款之举，更让很多人不理解。
常常揽些“吃力活”“办公场所是原单位免费提供的，一些办公用具，是以前不用的旧物里淘来的，能用就好，省下钱多帮几个孩子”，73岁的王颂汤老人，对目前的办公点已心满意足。
事例三：一位企业家认识我们后，每年12月12日就捐30万元。
我开始很好奇，为什么总是挑这个日子捐钱
原来12月12日是他女儿的生日，“我女儿今年两岁，我和她妈妈商定，要把做慈善观念注入她成长的记忆里，我们希望她以后每次过生日都记得要帮助别人。
”首先建好自身队伍就是这样一个苛刻的慈善团体，至今已有854名注册志愿者，去年参加志愿服务21064人时。
非所有捐款都接收王颂汤说，恤孤会成立初衷是为改变农村贫困孤儿的命运，让他们得到公平的教育权利和机会。
这是广东公益恤孤助学促进会（下称“恤孤会”），5月29日，它助学为善满七周年。
透明与诚信是慈善团体的生命。
恤孤会的特点之一，就是公开透明，这是中国慈善事业的软肋，或者说是短板。
我们现在的做法，比国外慈善团体还要严格，中国现在社会诚信太差，我们不得不这么做，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被迫的。
这些规矩，与现今的社会风气似乎多有冲突。
有人报名做恤孤会的志愿者，王颂汤会逐条告知：“来我们这做志愿者，管得很细很严，会很辛苦，你想好了吗
”“看到张菲时的场景很凄惨，几个婴儿在地上爬，张菲乱了手脚，聊过后才知道，这些孩子全是有残疾的”，王颂汤当场表示，要帮帮这个可怜的妈妈。
回广州后，他联系了愿意免费诊断的医院。
很快，三个孩子和张菲在恤孤会的安排下来到广州诊治。
办理入院、募捐手术费、申请民政部门帮助等事情，都由恤孤会的志愿者一手操办。
有人说，搞助学的恤孤会，怎么管这种“闲事”
事实上，这也时常困扰着王颂汤。
恤孤会每年都要关照好几个类似的“特例”，王颂汤总觉坦然：“既然我们知道了，就要帮。
”事例一：去年资助遂溪县1046名孤儿，在逐户家访核查时，遇到6岁的戴文才，泥屋泥地连稻草都没有铺就是床。
妹妹一出生，妈妈精神病发走了，一年后爸爸病逝。
当年除夕夜妹妹掉进尿桶溺死，他把遗体搬进山里埋葬。
第二天妈回来了，没过几天又死了。
后来村里安排一位70多岁的佝偻老太陪他，老人拉着我们的手不放，泣求带走文才。
真是情何以堪
一位恤孤会资深志愿者感慨：宽和慈善，不忤于物，不问回报，这一点，正跟恤孤会的气质相投，也正因如此，这些市民成为恤孤会的长期慈善“合作伙伴”和志愿宣传者。
热心人士信任长久办公费全部自己出
朱自清和老舍的资料
朱自清（1898～1948） 中国散文家，学者。
原名自华，号实秋，字佩弦。
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长于扬州。
1916年入北京大学预科，次年入哲学系，参加过五四运动，是文学研究会早期会员，还参与发起新文学史上第一个诗歌团体中国新诗社，开始发表新诗。
1920年大学毕业后，在江浙一带多所中学任教，并撰写小说和散文。
1925年起 ，历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其间曾于1931年去英国留学，并漫游欧陆数国。
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昆明西南联大任中文系主任，从事学术研究和杂文写作。
抗战胜利后，参与爱国民主运动，在身患重病时，仍签名于《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死于贫病交迫之中，被誉为有骨气的爱国文化人。
朱自清走上文学道路，最初以诗出名，发表过长诗《毁灭》和一些短诗，收入《雪朝》和《踪迹》。
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致力于散文创作，著有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你我》、《伦敦杂记》和杂文集《标准与尺度》、《论雅俗共赏》等。
他的散文，有写景文、旅行记、抒情文和杂文随笔诸类。
先以缜密流丽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等写景美文，显示了白话文学的实绩；继以《背影》、《儿女》、《给亡妇》等至情之作，树立了文质并茂、自然亲切的“谈话风”散文的一种典范；最后以谈言微中、理趣盎然的杂感文，实现了诗人、学者、斗士的统一。
他对建设平易、抒情、本色的现代语体散文作出了贡献。
作为学者，他在诗歌理论、古典文学、新文学史和语文教育诸方面研究上都有实绩。
论著有《新诗杂话》、《诗言志辨》、《经典常谈》、《国文教学》（与叶圣陶合著）和讲义《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等。
著述收入《朱自清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
老舍（1899～1966） 中国作家。
原名舒庆春，字舍予。
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
满族。
北京人。
出生于城市贫民家庭。
生平和创作 191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担任过小学校长、郊外北区劝学员等职。
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思潮，把他从“兢兢业业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的人生信条中惊醒；文学革命的勃兴，又使他“醉心新文艺”，由此开始生命和事业的新起点。
1924年，老舍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授汉语和中国文学。
自1925年起，陆续写了3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对乌烟瘴气的教育界作了生动的揭露；《赵子曰》的鞭挞锋芒指向以新派自诩其实醉生梦死的青年学生；《二马》的主人公是旅居英国的北京人，讽刺的仍是在封建的小生产的社会土壤里培植出来的“出窝儿老”的畸形心态——都以清脆的北京口语，俏皮的幽默笔墨，渲染北京的民俗风情，通过闭塞守旧、苟且偷安的民族心理的剖析，申述对于祖国命运的忧虑，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和思想视角。
3部作品陆续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后，引起文坛的注目。
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
1929年夏，绕道欧、亚回国。
在新加坡逗留期间，为当地高涨的民族解放要求所鼓舞，创作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
1930年7月起，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
1934年秋，改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
在这两所大学，相继开设文学概论、外国文学史、欧洲文艺思潮、小说作法等课程。
课余继续从事创作。
沿袭原来的艺术取向的，有长篇小说《离婚》和《牛天赐传》等，都写得富有生活情趣和喜剧效果。
比之早期作品，描写从浅露趋向含蓄，相当圆熟地形成他作为幽默作家、北京人情世态的风俗画师、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独特的艺术风格。
面对愈来愈严酷的社会现实，创作出现两种新的趋势：一是日益关切国家大事，由此触发写作的灵感，如受到日本侵略者制造的五三惨案的刺激，写了《大明湖》，九一八事变引起他“对国事的失望”，遂有寓言小说《猫城记》的问世；一是更加关怀城市贫民的苦难，以此作为主要描写对象，《月牙儿》叙述母女两代沦为暗娼，《我这一辈子》诉说下级警察的坎坷经历。
在《骆驼祥子》中，以农村来到城市拉车的祥子个人的毁灭，写出一场沉痛的社会悲剧。
把城市底层暗无天日的生活引进现代文学的艺术世界，是老舍的一大建树。
《骆驼祥子》是他个人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作品。
他从30年代初起 ，开始写作短篇小说 ，作品收入《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等。
其中如《柳家大院》、《上任》、《老字号》、《断魂枪》诸篇，绰约多姿，精致完整，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1月济南沦陷前夕，只身奔赴武汉。
1938年3月，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出任总务部主任。
抗战8年中，对文艺界的团结抗日多有贡献。
他写于抗战时期的作品，也多以直接为民族解放服务为题旨。
战争初起，他热情提倡通俗文艺，写作宣传抗日的鼓词、相声、坠子等小型作品，供艺人演唱。
随后，转向直接向群众宣传的话剧创作 ，连续写剧照了《残雾》、《张自忠》、《国家至上》等10余个剧本，颂扬民族正气、表彰爱国志士，批判不利于团结抗日的社会弊端，在当时起了积极的宣传作用。
自1944年初开始，进入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的创作，回到所熟悉的北京市民社会和所擅长的幽默讽刺艺术。
小说刻画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市井平民，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的内心冲突，于苦难中升腾起来的觉醒和抗争，自然也有消极逃匿和无耻堕落。
《四世同堂》是他抗战时期的力作，也是抗战文艺的重要收获 。
1946年3月，老舍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
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从事创作和将自己的作品译成英文。
新时代的新成就 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老舍立即启程回国。
新社会的新气象使他极为振奋，不久就发表以艺人生活为题材的剧作《方珍珠》。
1951年初创作的话剧《龙须沟》上演，获得巨大成功。
剧本通过大杂院几户人家的悲欢离合，写出了历尽沧桑的北京和备尝艰辛的城市贫民正在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是献给新中国的一曲颂歌。
《龙须沟》是老舍创作新的里程碑，他因此获得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
50～60年代，他在文艺、政治、社会、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担任多种职务，但仍然勤奋创作。
作品以话剧为主，有《春华秋实》、《西望长安》、《红大院》、《女店员》等，以刻画北京市民告别旧生活、迎接新时代的精神历程的作品较为成功。
他还写有散文《我热爱新北京》。
自50年代后半期起，老舍在话剧《茶馆》、《义和团》(又名《神拳》)和小说《正红旗下》（未完成）等作品中，转而描绘近代北京的历史风云。
《茶馆》以一座茶馆作为舞台，展开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盘踞时期、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3个时代的生活场景和历史动向，写出旧中国的日趋衰微，揭示必须寻找别的出路的真理。
老舍的话剧艺术在这个剧本中有重大突破。
《茶馆》是当代中国话剧舞台最享盛名的保留剧目，继《骆驼祥子》之后，再次为老舍赢得国际声誉。
老舍在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思想上艺术上不断取得重要进展和突破。
他写作勤奋，孜孜不倦地涉猎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是位多产作家，一生写作了1000多篇（部）作品。
文化大革命初期遭受迫害，于1966年8月24日自溺于北京太平湖。
关于《论气节-朱自清》问题
是我国固有的道德标准，现代还用着这个标准来衡量人们的行主要的是所谓 书人或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
但这似乎只在中年一代如此，青年代倒像不大理会这种传统的 标准，他们在用着正在建立的新的标准，也可以叫做新的尺度。
中年代一般的接受这传统， 青年代却不理会它，这种脱节的现象是这种变的时代或动乱时代常有的。
因此就引不起什么 讨论。
直到近年，冯雪峰先生才将这标准这传统作为问题提出，加以分析和批判：这是在他 的《乡风与市风》那本杂文集里。
冯先生指出“士节”的两种典型：一是忠臣，一是清高之士。
他说后者往往因为脱离了 现实，成为“为节而节”的虚无主义者，结果往往会变了节。
他却又说“士节”是对人生的 一种坚定的态度，是个人意志独立的表现。
因此也可以成就接近人民的叛逆者或革命家，但 是这种人物的造就或完成，只有在后来的时代，例如我们的时代。
冯先生的分析，笔者大体 同意；对这个问题笔者近来也常常加以思索在写出自己的一些意见，也许可以补充冯先 生所没有说到的。
气和节似乎原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意念。
《左传》上有“一鼓作气”的话，是说战斗的。
后来所谓“士气”就是这个气，也就是“斗志”；这个“士”指的是武士。
孟子提倡的“浩 然之气”，似乎就是这个气的转变与扩充。
他说“至大至刚”，说“养勇”，都是带有战斗 性的。
“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义”就是“有理”或“公道”。
后来所谓“义 气”，意思要狭隘些，可也算是“浩然之气”的分支。
现在我们常说的“正义感”，虽然特 别强调现实，似乎也还可以算是跟“浩然之气”联系着的。
至于文天祥所歌咏的“正气”， 更显然跟“浩然之气”一脉相承。
不过在笔者看来两者却并不完全相同，文氏似乎在强调那 消极的节。
节的意念也在先秦时代就有了，《左传》里有“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的话。
古代 注重礼乐，乐的精神是“和”，礼的精神是“节”。
礼乐是贵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说是目 的。
他们要定等级，明分际，要有稳固的社会秩序，所以要“节”，但是他们要统治，要上 统下，所以也要“和”。
礼以“节”为主，可也得跟“和”配合着；乐以“和”为主，可也 得跟“节”配合着。
节跟和是相反相成的。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可以说所谓“圣达节”等 等的“节”，是从礼乐里引申出来成了行为的标准或做人的标准；而这个节其实也就是传统 的“中道”。
按说“和”也是中道，不同的是“和”重在合，“节”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 在不犯不乱，这就带上消极性了。
向来论气节的，大概总从东汉末年的党祸起头。
那是所谓处士横议的时代。
在野的士人 纷纷的批评和攻击宦官们的贪污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学。
这些在野的士人虽然没有严密的组 织，却已经在联合起来，并且博得了人民的同情。
宦官们害怕了，于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领导 人。
这就是所谓“党锢”或“钩党”，“钩”是“钩连”的意思。
从这两个名称上可以见出 这是一种群众的力量。
那时逃亡的党人，家家愿意收容着，所谓“望门投止”，也可以见出 人民的态度，这种党人，大家尊为气节之士。
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有所不为也 就是不合作。
这敢作敢为是以集体的力量为基础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气”与世俗所谓“义 气”只注重领导者的个人不一样。
后来宋朝几千太学生请愿罢免奸臣，以及明朝东林党的攻 击宦官，都是集体运动，也都是气节的表现。
但是这种表现里似乎积极的“气”更重于消极的“节”。
在专制时代的种种社会条件之下，集体的行动是不容易表现的，于是士人的立身处世就 偏向了“节”这个标准。
在朝的要做忠臣。
这种忠节或是表现在冒犯君主尊严的直谏上，有 时因此牺牲性命；或是表现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国上。
忠而至于死，那是忠而又烈 了。
在野的要做清高之士，这种人表示不愿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游离于现实之外；或者更 作者：222.180.246.* 2005-10-21 14:02 回复此发言 -------------------------------------------------------------------------------- 2 论气节－－朱自清 逃避到山林之中，那就是隐逸之士了。
这两种节，忠节与高节，都是个人的消极的表现。
忠 节至多造就一些失败的英雄，高节更只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汉，甚至于一些虚无主义 者。
原来气是动的，可以变化。
我们常说志气，志是心之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里， 志和气是配合着的。
节却是静的，不变的；所以要“守节”，要不“失节”。
有时候节甚至 于是死的，死的节跟活的现实脱了榫，于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结果变了节，冯雪峰先生论到周 作人，就是眼前的例子。
从统治阶级的立场看，“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臣到底是卫护着这 个阶级的，而清高之士消纳了叛逆者，也是有利于这个阶级的。
所以宋朝人说“饿死事小， 失节事大”，原先说的是女人，后来也用来说士人，这正是统治阶级代言人的口气，但是也 表示着到了那时代士的个人地位的增高和责任的加重。
“士”或称为“读书人”，是统治阶级最下层的单位，并非“帮闲”。
他们的利害跟君 相是共同的，在朝固然如此，在野也未尝不如此。
固然在野的处士可以不受君臣名分的束 缚，可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但是他们得吃饭，这饭恐怕还得靠农民耕给他们吃，而 这些农民大概是属于他们做官的祖宗的遗产的。
“躬耕”往往是一句门面话，就是偶然有个 把真正躬耕的如陶渊明，精神上或意识形态上也还是在负着天下兴亡之责的士，陶的《述 酒》等诗就是证据。
可见处士虽然有时横议，那只是自家人吵嘴闹架，他们生活的基础一般 的主要的还是在农民的劳动上，跟君主与在朝的大夫并无两样，而一般的主要的意识形态， 彼此也是一致的。
然而士终于变质了，这可以说是到了民国时代才显著。
从清朝末年开设学校，教员和学 生渐渐加多，他们渐渐各自形成一个集团；其中有不少的人参加革新运动或革命运动，而大 多数也倾向着这两种运动。
这已是气重于节了。
等到民国成立，理论上人民是主人，事实上 是军阀争权。
这时代的教员和学生意识着自己的主人身份，游离了统治的军阀；他们是在 野，可是由于军阀政治的腐败，却渐渐获得了一种领导的地位。
他们虽然还不能和民众打成 一片，但是已经在渐渐的接近民众。
五四运动划出了一个新时代。
自由主义建筑在自由职业 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
教员是自由职业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补的官。
学生也可以选择多元 的职业，不是只有做官一路。
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独立，不再是“士”或所谓“读书人”， 而变成了“知识分子”，集体的就是“知识阶级”。
残余的“士”或“读书人”自然也还 有，不过只是些残余罢了。
这种变质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的一段，而中国的知识阶级在这过 程中也曾尽了并且还在想尽他们的任务，跟这时代世界上别处的知识阶级一样，也分享着他 们一般的运命。
若用气节的标准来衡量，这些知识分子或这个知识阶级开头是气重于节，到 了现在却又似乎是节重于气了。
知识阶级开头凭着集团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种种传统，那时候是敢作敢为一股气。
可 是这个集团并不大，在中国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与民众打成一片又不容易，于是碰 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来的压力，就抵挡不住。
而一方面广大的民众抬头要饭吃，他们 也没法满足这些饥饿的民众。
他们于是失去了领导的地位，逗留在这夹缝中间，渐渐感觉着 不自由，闹了个“四大金刚悬空八只脚”。
他们于是只能保守着自己，这也算是节罢；也想 缓缓的落下地去，可是气不足，得等着瞧。
可是这里的是偏于中年一代。
青年代的知识分子 却不如此，他们无视传统的“气节”，特别是那种消极的“节”，替代的是“正义感”，接 着“正义感”的是“行动”，其实“正义感”是合并了“气”和“节”，“行动”还是 “气”。
这是他们的新的做人的尺度。
等到这个尺度成为标准，知识阶级大概是还要变质的 罢
朱自清早期散文的艺术特色是什么
朱自清先生早期散文思想内容中的进步倾向，形成了艺术上的现实主义创作特色。
他是文学研究会的早期重要成员，文学研究会那种“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跟他的人生观和生活态度是十分合拍的。
所以他的早期散文创作的活动，全部是在现实主义原则指导下进行的，并且结合他个人的写作修养、审美观点，联系当时文艺界情况，提出了不少关于散文创作的见解，同时，在创作实践上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他对散文创作的基本主张是：提倡写实，要求深入观察生活，崇尚革新。
他在好多篇作品里都主张“以文载道”，要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在这个基础上，他竭力提倡“写实的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