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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群治是群众性、互自防自治活动的简称体说来，是指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和专门机关指导下，群众自己组织起来，预防和治理违法犯罪活动，维护所在地区，或单位治安的一种活动，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原则。
群防群治活动有以下4个特点：第一，有比较固定的组织形式。
各种各样群防群治都有固定的名称、负责人、组成人员以及隶属关系。
第二，有明确的活动范围。
无论哪一种群防群治组织都是应治理某一类特定治安问题的需要而产生的，其活动范围自始至终是十分明确的。
如治安联防队，活动的地域范围是本地区或本单位，职能范围仅限于协助公安、保卫部门搞好社会面控制，处理简单的治安问题。
第三，有比较严格的行为规范。
群众自治的主要组织形式，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及治安保卫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等都有专门的法律、法规对其主要的行为方式作出明确的规定。
诸如治安联防队，护厂队、护校队等群防群治组织也都有一套可供遵循的规章制度。
第四，有比较健全的监督制约机制。
群防群治组织都毫无例外地被置于党委和政府的的之下，接受专门机关的业务指导和监督。
主要任务：一、防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免受不法侵害；二、协助专门机关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净化治安环境；三、协助有关部门管理治安事务，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四、调解民间纠纷，疏导各种矛盾，消除不安定因素；五、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六、帮教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青少年，协助有关部门开展对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的安置教育工作以及对监外执行罪犯的监督教育工作。
一、工作制度1、听从派出所或民警指挥，有民警或治安员的带领下，做好巡逻看护，情报信息搜集等群防群治工作。
2、对公安机关所布置的工作任务要认真完成，发现在安全隐患和各种违法犯罪情况要及时向民警汇报。
3、工作过程中要文明热情，同时增强法制观念，一切活动不得超越国家法律、法规。
4、要严格保密制度，不准向外泄露公安机关的工作机密。
5、不得以公安机关的名义，做与群防群治工作无关的事项。
6、要坚持开展各项群防群治工作的时间，无故不得迟到早退。
二、信息制度为了使治安活动能够长期有效发展，能够及时掌握敌社情动态，特制定此制度：1、治安办公室、警务室、治保会要经常深入居民区搜集、反馈人民群众对治安、防控方面的意见及建议，真正做到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
2、建立专职信息员队伍，每名专职信息员每月必须上报有价值信息5条，对在工作中不负责、信息上报、反馈不及时的，根据有关条例进行惩罚。
3、结合阵地耳目建设，建立秘密信息员，进行阵地控制，加强城镇居民区和农村村、社及复杂场所的情报、信息网络建设。
4、广辟乡村信息资源，建立群众整体信息网络。
对上报的情报信息，要及时收集、整理。
拿出重点，总结经验，进行广泛应用和推广，使城镇创安活动每天都有新思路，每日都有新举措，治安环境天天都有新迹象。
写爱心助学的宣传标语
1、唤醒爱心、 伸出援手、 关怀贫困学生。
2、乐善之本、 助人为快、会聚爱心、共创未来。
3、关注教育、关注贫困学生。
4、财富源于社会、爱心回报社会、关注贫困学生。
5、救助一个学生、改变一个人生。
6、用我们的真心、真情、真意关爱贫困学生。
7、只要你我都献出一点爱、贫困学生就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8、凝集社会之力，资助贫困学生； 9、爱心点燃希望，关注寒门学子； 10、知识改变人的命运，扶贫共奔和谐之路；
如何发挥党员在文明城市中的作用
发挥在精神文设中的主体作用 党体作用发挥的好坏,关系着精神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定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品质，对落实科学发展观至关重要。
多年来，我区党员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党员在精神文明建设中主体作用的发挥。
因此，如何发辉好党员在城乡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
一、党员在城乡精神文明建设中所承担的主体作用 1、党员是践行文明风尚的表率。
党员的先进性决定其应当带头践行“六大风气”： 带头兴崇尚学习之风，学理论、钻业务；带头兴诚实守信之风，重信义、重承诺；带头兴传承美德之风，讲忠孝、讲礼仪；带头兴遵纪守法之风，守廉洁、讲自律；带头兴文明祭奠之风，不铺张、不迷信；带头兴健康娱乐之风，高层次、有品位。
让党员在群众心中的形象文明谦恭有礼，诚信自律向上，真正能贴近群众、引领群众。
2、党员是文明创建活动的表率。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三大创建（文明村镇、文明城市、文明行业）既是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的重要内容，又是载体和目标。
党员应带头在各层次的文明创建活动中发挥应有作用，以高度主人翁的责任感，认真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要助推创建工作，参与创建活动，支持创建宣传，最大限度地动员广大群众理解、支持并参与创建工作，并努力通过创建工作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3、党员是争当道德模范的表率。
优秀党员的要求与道德模范的标准在内涵上是异曲同工的，均是需要有牺牲小我的利益，而维护了大我的利益的精神，因此党员不仅应当争当争学优秀党员，还要争当争学道德模范，不断进行自我改造、自我陶冶、自我完善，常修做事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坚持知行合一，内外如一，德行统一，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支持。
4、党员是志愿服务活动的表率。
志愿服务活动在实质上就是大规模的道德实践活动，经过近年志愿服务的长足发展，其服务他人、奉献社会的志愿服务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精神文明建设重要的载体。
在这样一支先进的队伍中，党员应当充分发挥其先进表率作用，成为志愿服务活动的引领者和参与者，让党的声音和党员的身影成为志愿服务浓墨重彩的一笔，让志愿服务活动同样成为连接党员与群众的桥梁。
5、党员是关爱未成年人的表率。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爱未成年人应该是全体党员共同的社会责任。
同时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也是精神文明建设重要的内容，因此广大党员要带头在未成年人的事业上给予更多的关注，投入更多的感情，做出更多的付出，通过参与各种载体活动带头做社区、做单位、做家庭关爱未成年人的典范，做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引领者。
6、党员是传承优秀文化的表率。
党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和内容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所遵循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伦理道德大同小异。
党员干部大力开展和弘扬文化传承教育，是加强党员干部道德修养，打好党性修养底色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是广辟党员干部教育培训新路径的有益探索，也是党员参与精神文明建设中重要的载体，因此党员带头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别具意义。
二、党员在城乡精神文明建设中主体作用发挥存在不足 1、党员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本质和内涵缺乏深刻的认识。
很多党员简单地认为精神文明建设就是开展文体活动,搞搞宣传教育，喊喊标语口号，或者片面地把思想政治工作等同为精神文明建设，没能将精神文明建设放到内涵广泛的道德惠民实践工程的高度来看，而这些不系统、不深刻的认识必然导致党员干部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失去目标和方向，主体作用认识不清。
2、党员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先锋模范意识不突出。
党员干部本应带头践行社会道德规范，但从实践看部分党员仍旧缺乏模范意识。
有的党员对自身应当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承担的职责和权利认识不足或根本不愿行使权利；有的忙于日常事务，无暇顾及精神文明建设；有的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还有的将自己混同于普通群众，甚至还不如群众。
3、党员对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普遍缺乏系统长效意识。
部分党员干部对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时冷时热、时紧时松，习惯以“一阵风”的方式开展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尤其是有的基层社区、村队干部观念、素质、能力的差异，使得很多党员干部未能将精神文明建设当成一项系统工程对待，使精神文明工作变成割裂的一个个简单的活动，缺乏整体规划，在系统性和科学性上都大打折扣。
4、党员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存在活力激发不足问题。
一是有些领导干部只重视经济发展，对精神文明建设重视不足，要求的少、讨论的少、关注的少、参与的少；二是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投入不足。
越到基层经费、人员投入越少，使得基层很多社区、村队精神文明阵地建设、载体建设不能达到与经济发展和群众需要相适应的水平。
这些导致党员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活力不足。
三、如何提高党员在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主体作用发挥 1、完善培训机制，加深党员对精神文明建设本质与内涵的认识。
建立健全对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精神文明建设培训机制。
在培训方式上，将党内培训和文明办系统培训途径结合，采取会议、参观、活动、交流、讲座等多种灵活培训方式，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吸引力；在培训内容上，重点围绕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在目标、内容、阵地、载体等方面的新变化、新发展、新要求进行，在理念上加深党员对精神文明建设本质与内涵的理解和认识。
2、完善示范机制，增强党员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的主体意识。
首先建立党员的德行管理评价制度。
实施以“社会公德承诺、家庭美德承诺、职业道德承诺、个人品德承诺，党员评议、群众评议”为主要内容的“四诺两评”党员目标管理，明确细化党员的行为规范，引导党员主动承诺、自觉践诺；其次树立身边典型，加大宣传力度。
通过对党员义工王金柱、魏宏、王静波、崔洪金等一批党员典型事迹的宣传，引导强化党员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的主体意识，充分发挥其主体表率作用。
3、完善长效机制，改进党员做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方法和手段。
首先增强党员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长效意识，有目的的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各项载体活动，抛弃落后、割裂、盲目的运动式工作方法，使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具有针对性、计划性、长效性；其次增强党员传统美德意识，将对党员的党性教育与文化传承教育相结合，引导党员加强修身自律，把塑造高尚的道德品德作为增强党性修养的基础，作为对单一的理论教化的有益补充，让中华传统美德在党员干部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党员干部一种自觉的行为养成。
4、完善保障机制，提高党员参与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积极性。
完善对党员干部的激励考核机制、选拔任用机制，适当增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考核内容和比重，通过监督、检查、评比、表彰、选拔任用等手段，引导对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重视发挥其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的主体作用；加大各级部门在精神文明建设上的人力物力投入，尤在人员、经费上要加大向基层倾斜力度，最好能在基层建立相应的精神文明建设组织并配备相应人员，保障精神文明建设活力。
发挥党员主体地位，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对广大党员来讲面临着一次认识的重新定位。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站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角度上，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发挥党员主体作用，才能推动我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协调健康的发展，不断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区文明程度，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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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观视角的总体史式审视将近代中国铁路作为一个整体，从某一个侧面来加以研究、审视，这种总体式的史学研究成果不少，其中有论述铁路的作用、影响的，有关于铁路发展方面的，有涉及外债问题的，此乃学界着意的大要所在。
铁路的影响：学界在谈及此问题时，强调了三个方面，即城市化、农业、民俗。
探讨铁路的城市化作用的文章有两篇：李占才所著《铁路与近代中国城镇变迁》(《铁道师院学报》1996年第5期)、姜益和徐精鹏合著《铁路对近代中国城市化的作用探析》(《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两文指出，铁路促进了客货运输，人口流动，市场扩大，经济发展及城市的变迁：一些新兴城镇崛起，一些古城镇的功能发生变化，一些不通铁路的古城镇衰落。
关于铁路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李占才著有两文：《铁路对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影响》(《同济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铁路与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区域化趋向》(《铁道师院学报》1997年第5期)。
两文阐述的主体意思是：铁路运输促进了商品流通的扩大，从而也就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化、区域化倾向的发展，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
从民俗角度看铁路的影响，这是较为新颖的探索。
这方面李占才之文《铁路与近代中国民俗的嬗变》(《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及《铁路与中国近代的民俗嬗变》(《史学月刊》1996年第1期)认为：铁路引发了民俗心理的更新，导致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的变迁，促使相见礼、婚礼、丧礼等礼仪风尚演变，推动了国人娱乐、纪年、剪辫放足等习俗的进化，尽管民俗嬗变中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现象，但总体而论，是朝着进步、健康的方向发展。
另外，王旭章还著文《走向市场的中国铁路向历史借鉴什么》(《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指出铁路当之无愧是市场经济的主动脉，其表现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沿线资源的规模经营，加快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产业的转移，促使统一的全国市场逐步形成和国内外市场的接轨，经济区域化趋势发展。
朱从兵著文《铁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广西右江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4期)相对要冷静一些，该文认为：铁路与沿线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需要的互动关系，铁路对沿线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是以工业为中介的，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铁路建成后还需有正确的政策导向，完善配套的规章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各部门的密切配合。
铁路发展：包括商办铁路、修筑及管理特色、政府政策、不发展的原因等方面的内容。
商办铁路的研究是学界的弱项，对此问题宓汝成著文(《中国近代铁路发展史上民间创业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通过对民间投资铁路史的梳理，得出如下结论：民间资本有投资铁路的意愿，其压抑力量主要来自列强资本，其次才是封建势力；资金匮乏、技术落后不是商办资本铁路不发达的主要原因，二者的因果关系恰恰应该颠倒；商办铁路资本在清政府国有化政策影响下零碎化是历史的倒退。
关于铁路管理问题，芮坤改之文《晚清对官办铁路的管理述论》(《保定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厘清了晚清朝廷逐渐将最初由地方大臣管理的“官办”铁路收归朝廷统一管理的过程。
对于我国近代铁路的修筑及管理特色，胡正民、李占才著文(《强人筑路以线设局——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特色》，《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将之归纳为：强人筑路，以线设局，铁路的修筑及管理权掌握在实力派官僚的手中，因而非常混乱和纷繁。
论及清政府的铁路政策，骆向韶著文(《清政府的铁路政策》，《湘潭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1863—1889年、1889—1900年、1900—1911年。
孙自俭之文《晚清铁路政策的官办与商办之争》(《安庆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则主要讨论了官办还是商办的问题。
该文指出：经过多年实践，清政府对铁路的认识逐步深化，最终在1911年确立了官办铁路政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可行性。
关于铁路干线国有问题，马陵合著文(《论清末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两个促动因素》，《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认为，该政策出台的原因有二：一是盛宣怀建立官僚垄断资本集团的野心，二是立宪派社会舆论宣传的推动。
论述铁路权为外资侵夺的文章有谢撼澜之文《近代列强对中国铁路利权的疯狂掠夺》(《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3年第6期)。
探讨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缓慢的原因的文章较多，其中归咎于内因的有三篇：祝曙光所著文《近代中日两国铁路发展比较研究》(《贵州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尹铁所著《近代中国铁路建设延误原因探析》(《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李文耀、王成林之文《近代中国农民对铁路态度的变化》(《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归咎于外因的有宓汝成所著文《中国产业近代化为什么徘徊不前——以中国铁路的建设和运营(1895—1927年)为中心作一试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铁路外债： 丁永刚在《论近代清政府建设中的外债问题》(《陕西省行政学院，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一文中，将清政府借用外债修铁路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甲午战前、甲午到《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到辛亥革命前。
借债筑路符合历史趋向，功不可没，不应片面地认定是“卖国主义”行经。
张九洲也著有《论甲午战后清政府的铁路借款》(《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一文，类之。
孔永松、蔡佳伍之文《晚清铁路外债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将清政府借外债修路划分为四个阶段：1881年唐胥铁路的修成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到1903年颁布《铁路简明章程》，1903年到1911年5月10日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1911年5月10日到10月10日武昌起义；外债的类别有筑路、赎路、路政借款三种；借款抵押有一个从以路为抵向以地方厘金税捐抵押的转变。
基于解读近代国人外债观的努力，马陵合著文《经济民族主义的悖论——关于近代中国对铁路外债认识历程的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以经济民族主义为概念支撑，道出了外债观中的超经济性质，及其所具有的政治上的功利。
否定经济民族主义，有利于理性阐释铁路外债问题。
马陵合另著文《略论清季东北铁路外债的超经济特质——以均势外交为中心》(《历史教学》2003年第10期)、《晚清铁路外债观初探——以芦汉铁路为中心》(《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类此。
从外债角度重新审视芦汉铁路的收回，马陵合之文《论芦汉铁路的外债问题》(《历史教学》1996年第5期)认为其意义要打折扣。
马陵合之另文《文明排外与赎路情结》(《安徽师大学报》2003年第3期)也指出：文明排外是20世纪初中国收回铁路利权的基本口号，它较集中地体现了近代国人的赎路情结，文明排外不能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维持国权与引进外资的两难抉择。
至于《潜流：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重新估价》(《江汉论坛》2003年第11期)一文，马陵合的主体意思是：晚清最后几年，收回利权运动趋于式微。
而从经济学理角度就债论债，肯定借款筑路的积极作用，逐渐为人注意。
只是它的声音是微弱的，难以得到社会更多的认同。
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部分认同，应是近代中国在维护主权与利用外资之间难以取舍的真实体现。
在借款模式方面的研究中，马陵合著文《“浦口条件”：近代中国铁路借款模式的变与不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以1908年中国与英、德签定的、以地方税捐为担保而非以路作抵的《津浦铁路借款合同》为研究对象，集中论述了学界忽视的有关条约的运用情况及其如何被弃用等问题。
从政策角度研究外债，王致中之文《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认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时在甲午战败之后。
决策背景为筹筑卢汉铁路，铁路发展定为国家“实政图强”要务，但国库“点金乏术”，商资筹招落空，铁路资金来源仅有外债外资一途。
政策要点乃“洋债”由国家铁路总公司统筹，路借路还，以路作抵，拒招洋股，“路权仍属于我”。
二、铁路与地方的区域史式探析 铁路与地方的关系研究，属于个案式、区域式的史学研究。
京汉铁路作为晚清时期修筑的第一大动脉，此前学界已予以较多注目，对此，田伯伏从直隶采煤业人手，著文《京汉铁路与直隶沿线近代采煤业的起步》(《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分析了京汉铁路修建对直隶煤矿业如井陉、临城、磁州等的影响，指出铁路作用体现在运输速度的提高和运费的降低扩大了煤的销售市场，此外，铁路本身就是煤的固定消费者。
我国近代的铁路网是以北京为中心的，苏生文著文《晚清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的形成》(《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1年第1期)，针对这一问题做了专题研究，该文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修路风气已经大开，清政府在北方地区修筑了京奉铁路、京汉铁路、京张铁路和津浦铁路四条主干线和一些支线，构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
西北铁路发展在近代属于落后地区，有关研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
赵志龙著文《近代西北铁路规划述论》(《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认为，从晚清到民国，西北铁路规划经历了一个内容由简到繁，地位由次要到主要的发展过程，西北铁路的重要性已成为共识。
任军利著文《铁路与近代陕西的商品经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主要分析了铁路所导致的陕西经济变化。
正太铁路是山西近代第一条铁路，自如雪之文《正太铁路建筑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7年增刊)，阐述了该路建设过程中的艰难历程，并指出其对山西经济的影响如下：运输量很大且逐年递增，收益可观屡有盈余，促进了工厂的建立。
滇越铁路对封闭的云南来说，高势能的影响之大可以相象。
顾继国、杨金江合著《滇越铁路与云南近代进出口贸易》(《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指出：滇越铁路开通后，云南形成了与世界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相对独立于国内市场的云南地方市场。
王文成也著文《滇越铁路与近代云南对外贸易——兼谈云南与东南亚间的通道建设和经济技术合作》(《经济问题探索》1994年第1期)做了相似的分析。
而张轶群之文《滇越铁路的历史记忆——滇越铁路沿线的近代铁路社区建筑初探》(《小城镇建设》2003年第4期)，则以建筑为视点。
广西铁路的发展，绅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此，陈志波著文《绅商与近代广西经济》(《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指出其具体表现有二：首先，从领导力量上看，政府虽然是名义上的领导者，但直接操作各项具体事务的却是绅商；其次，从路款的认集的比例来看，绅商认集的路款占绝大部分。
专论龙州铁路的有朱从兵之文《广西龙州铁路筹建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
南浔路是近代江西第一条商办铁路，杨会清之文《略论南浔铁路兴衰的历史命运》(《抚州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分析了筑路过程中在筹款、技术、时局等诸多方面的困难，运营中有关会计制度、股东大会制度等内部管理改革，及对汀西经济产业结构变化的促进作用。
沪宁铁路乃清末最为重要的铁路之一，对此，高志斌、王国平合著《晚清政府借外债修筑沪宁铁路述论》(《江海学刊》2000年第3期)阐释了借外债的原因、经过及民众抵制情形。
除了上引文之外，还有其它一些文章，其中有粗涉上海铁路发展的(刘华明：《近代上海地区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工具的变迁(1840—1949)》，《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有谈论铁路与晋商兴衰关系的(谢元鲁：《明清北方边境对外贸易与晋商的兴衰》，《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有探讨铁路对移民的助力的(周春英：《浅析近代华北移民大规模迁居东北的社会背景》，《荷泽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有研究铁路促进城市发展的(王杉：《简析近代东北城市的兴起》，《辽宁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段光达：《哈尔滨早期城市特点刍议》，《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纪凤辉、张翠华：《哈尔滨近代城市的特点与作用》，《黑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有介绍铁路股票的(夏详烈：《清代川汉铁路股票》，《中国钱币》1998年第3期)。
三、关键人物与铁路发展 与铁路发展有关的近代人物主要有李鸿章、张之洞、孙中山、詹天佑、刘铭传、盛宣怀、容闳等。
在研究李鸿章与近代铁路的文章中，余明侠所著《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地位》(《徐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论述的较为全面。
该文认为，李鸿章在修建铁路问题上的认识，从1863—1867年的短短四年间，经历了严词拒绝、朦胧认识、正确了解和坚决实践等四个阶段。
李鸿章不顾谤议丛集，独开风气之先，主张利用西方技术但必须权自我操，初步规划了铁路干路蓝图，执着不渝兴修铁路，于此可知，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
此外，余明侠另著有《李鸿章和甲午战争前后的铁路建设——兼论洋务运动在甲午战后的新发展》(《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一文，类之。
从铁路外债角度研究李鸿章的文章有马陵合之文《论甲午前借债筑路的开启及其困境——兼评李鸿章的铁路外债观》(《安徽史学》2002年第1期)。
相形亦肯亦否李鸿章的文章也有一些，如周辉湘之文《李鸿章与中国铁路业的开创》(《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在肯定了李于凇沪铁路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首倡自建铁路的同时，指出：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中法谈判中及之后的思想开始向出让路权转变，其借债修路思想损害了国家利益。
此外，筑路也有发展个人实力的意图。
类似的文章有赵东喜之文《论李鸿章与近代中国铁路的兴办》(《河南职业技术师院学报》2000年第1期)、朱从兵之文《李鸿章与中东铁路》(《徐州师大学报》1998年第1期)、《试论李鸿章在中国铁路史上的地位》(《玉林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
从总体上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吴剑杰之文《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该文认为，真正能从开发利源以振兴经济的高度认识铁路的近代化价值的，张之洞是第一人，铁路成为他一生最后20年的生命主题。
此外，陈晓东也著文《张之洞与晚清铁路》(《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对张之洞发展铁路的贡献作了介绍。
具体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朱从兵之文《粤汉路权赎回后张之洞的自建主张与实践》(《广西师大学报》1999年第3期)、吴剑杰之文《论张之洞湖广任内的外才引进》(《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将李鸿章与张之洞联系起来予以研究是有益的探索，这方面的文章有周辉湘所著《李鸿章和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建设论略》(《长沙电力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研究孙中山与铁路的文章有数篇，之一是朱从兵所著《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述论》(《学术论坛》2003年第5期)，该文认为：由于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时期美国的铁路建设速度最快，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以美国为主。
他对近代世界铁路的发展大势、基本成就、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建设与管理体制或经验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认识，其认知水平超出了他以前的中国近代的其他先进人物。
之二是冯君之文《论孙中山铁路建设的战略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此外，朱从兵另有文《铁路建设与民生主义——民元孙中山铁路建设思想新探》(《学术论坛》2002年第5期)以铁路与民生的关系为视点，来探悉民元孙中山的铁路思想。
詹天佑在近代中国铁路史上，如同秋瑾在近代妇女史上一样，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也很值得研究。
以往人们多注目于京张铁路的独立筑造，而经盛鸿等则着意于其他方面的内容，其著文《詹天佑与清末民办川汉铁路》(《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詹天佑与辛亥革命》(《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指出：爱国工程师詹天佑在中国近代铁路建设中，不仅开创了中国独立造路的奇迹，建成了震惊世界的京张铁路，而且率先支持在20世纪初兴起的民办铁路事业，并亲自主持艰险异常的民办川汉铁路。
当清廷在1911年5月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后，他勇敢地支持保路运动，进而支持辛亥革命。
这是他对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又—伟大贡献。
关于刘铭传在台湾修筑铁路问题，陈九如著文《刘铭传与台湾铁路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2002年第1期)指出：刘铭传从御侮图强的目的出发，力主修筑台湾铁路，妥善解决资金短缺和技术力量不足的难题。
台湾铁路的兴筑，便利了台湾的交通，促进了台湾的开发，传播了近代化观念。
刘铭传在台湾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盛宣怀是近代中国铁路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吕锡生著文《盛宣怀传略》(《无锡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涉及到了这一问题。
关于容闳的影响，陈汉才之文《容闳的留学教育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华南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主要强调了他对铁路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