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口号论争”
“京派”:指30年代活跃于北方的一个自由主义作家群体，它以《水星》《骆驼草》等杂志为阵地，重视文学的审美特性，主张文学远离政治，主要作家有李健吾、沈从文、朱光潜、林徽音等。
一、概述歧出的“京派”观念在中国文学史上，京派是一个非常复杂难辨的文学现象。
人们对它究竟何时何地以何面目存在的认识，存在很多分歧。
在不同研究者和当事人那里，京派的能指和所指常常滑动不定，有的甚至否认京派的流派特征。
现代学界也也远未能达成一致。
许道明先生甚至把左翼精神盟主鲁迅也归为京派，他说：“对于鲁迅，从他的经历、教养、情感、趣味、作风中相当部分倒是同‘京派’连在一起的，说他曾是一个京派人，也不是没有根据的。
”[1](24)一般被认为京派标准成员的萧乾，在王嘉良先生看来不但不是“京派作家”，倒属于“人生派”作家。
[2]（44）这种关于京派流派存在与否及其流派性质的认识分歧，其实是现代文学史中各家各派对京派各持己说的延伸。
而且关于京派观念歧出的问题，至今没被厘清辨正。
为了解决这个现代文学史上的公案，我们首先要看看京派人自己怎么说的。
曾被人们视为京派文学理论的台柱的当事人之一朱光潜，在事过境迁后回忆起来，也仍旧用的是春秋笔法。
他在自传中说：“当时正逢‘京派’和‘海派’对垒。
京派大半是文艺界的旧知识分子，海派主要指左联。
” [3]在1980年第5期的《花城》中《从沈从文的人格看沈从文的文艺风格》一文中，他又说：“他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我编商务印书馆的《文学杂志》，把北京的一些文人纠集在一起，占据了这两个文艺阵地，因此博得了所谓‘京派文人’的称呼。
”说“海派主要指左联”，然有乖史实，只说对了一半。
“占据”“纠集”“阵地”等战争术语的移用，也透露出其在被批斗后所认同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和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
明达如朱光潜后半生也难免受其蔽。
而他所说的“博”得了所谓“京派文人”的称号中一“博”字，也委婉地暗示“京派”不过是被虚构出来的。
萧乾也说京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来研究，“本身就不很科学”。
[4]再看看沈从文。
他早期见赏于徐志摩，属准新月派；当过《现代评论》的发行员，后为胡适提携当中国公学的老师，接着又应杨振声之邀执教于一时学者云集的青岛大学；编过《大公报•文艺》副刊，京海之争的始作俑者；卷入过林语堂鲁迅关于“文人相轻”的论争；1936年又挑起了关于“差不多”的论争，与茅盾打笔仗；1946年又以“自由主义”的招牌提倡“第三种力量”从而与郭沫若等发生论战。
从文学运动的阶级立场上看，他整个现代文学史期间的言行都与高度政治化的左翼相龃龉；从文学的独立审美的角度看，他始终坚持自由、严肃、健康的文风，指斥商业化了的浮薄文风。
无论创作、批评、经历或者文学观念，他都可以说是个彻头彻尾的京派人物。
那么他笔下的京派是不是就清晰明了呢?事实不但不然，反而正是他，模糊了流派界线、取消了文学流派的应有之义，给人一种京派无派、京派没边的印象。
而且他根本就没提“京派”一词，只提“京样”“北方文学者”等指代不确的词。
在1931年发表的《窄而霉斋闲话》一文中，他视“京样”的文学为“人生文学”，与“海派”相对立。
他说：“京样的文学结束在海派的浪漫文学兴起以后。
” [5]（93）他那篇挑起京海纷争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也根本不在讲流派，而是在批评文坛的浮薄空气，尤其是批评玩票白相文学者的玩文学的创作态度。
因为旨在评议一种当时普遍的文学风气，所以沈从文并没存心歧视或抬举某地，于京沪两地，几乎各打了五十板。
他说：“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
这类人虽附庸风雅，实际上却与平庸为缘。
” [5]（154）如此看来，我们说沈模糊流派界线取消文学流派的应有之义似乎是欲加之罪。
但事实上，事情远没这么简单。
一石激起千层浪。
沈从文在1933年10月18日发表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竟招来了象阿Q奚落王胡时所说的“谁认就骂谁”的自认者。
上海的苏汶在同年12月《现代》第4卷第2期上发表《文人在上海》，尽诉上海文人的委曲，并拂违沈之本意地把“低级趣味等同于那种浮薄文风等同于上海作家的作风”作沈之观点进行驳斥。
沈对此则作了“人不知而不愠”、和善又稳健地回应，于1934年1月10日发表《论“海派”》一文。
文中用了大量笔墨诠释“海派”：“过去的‘海派’与‘礼拜六派’不能分开。
那是一样东西的两种称呼。
‘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
但这个概念在一般人却模模糊糊且试为引申之：‘投机取巧’、‘见风使舵’，如旧礼拜六派一位某先生，到近来也谈哲学史，也说要左倾，这就是所谓海派。
……从官方拿到点钱，则吃吃喝喝，办什么文艺会，招纳子弟，哄骗读者，思想浅薄可笑，伎俩下流难言，也就是所谓海派。
感情主义的左倾，勇如狮子，一看情形不对时，即刻自首投降，且指认栽害友人，邀功牟利，也就是所谓海派。
因渴慕出名，在作品之外去利用种种方法招摇，或与小刊物互通声气，自作有利于己的消息，或每出一书，各处请人批评，或偷掠他人作品，作为自己的文章；或借用小报，去制造旁人谣言，传述撮取不实不信消息。
凡此种种，也就是所谓海派。
” [5]（158）文中虽未提京派，但论争的气氛已经明显呈现出京海对立的态势。
京派观念(区别于京派史实)也就是在这次论争中作为海派的“他者”的身份出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沈在京海对立的二元语境中诠释海派，完全可以视为反面地说银币的另一面——京派。
他不该把本是一个文学流派的海派无边的诠释成一种创作风气。
我们知道，一种风气不仅可超跃空间，如不拘限于北京或上海，而且可以超跃时间，可以是一种古已有之遗流难绝的东西。
他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中就指出白相票友文学乃是魏晋以降一直都有的。
他这种以论一种超跃时空的文学创作态度去诠释进而等同一个在时间空间都很具体的文学流派——海派时，其不妥之处就不揭自彰了。
不幸地是，论争中与海派二元对立存在着的京派，因其作为海派的否定性存在和海派他者形象而跟着从一个具体的流派概念泛化成一个说明正经严肃文风的形容词了。
可见，在京派巨子沈从文那里，京派的能指与所指、名与实依旧是含混不清、黄白难辨。
其次，我们看看当时超然于京海之外的人是怎么看待京派的。
曹聚仁曾利用沈从文《论海派》一文中所诠释的海派内涵，进行过一番京海“无以异”的论证，作后索性把两者等同起来模糊京派与海派的界线。
他说：“胡适博士，京派之佼佼者也，也讲哲学史，也谈文学革命，也办《独立评论》，也奔波保定路上，有以异于沈从文先生所谓投机取巧者乎?曰：无以异也。
海派冒充风雅或远谈希腊罗马，或近谈文士女人；而京派则独揽风雅，或替摆出百年周纪念、千年周纪念，或调寄《秋兴》十首百首律诗，关在玻璃房里和现实隔绝，彼此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
海派文人从官方拿到了点钱，办什么文艺会，招纳子弟，吃吃喝喝；京派文人，则从什么什么基金会拿到了点钱，逛逛海外，谈谈文化，彼此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
” [6]与曹聚仁之于京海两派一视同不仁的看法近似，鲁迅也给京海各赏五十板。
他由北京上海两地的地域本质发挥开来，用近乎四六韵文，侃趣十足地将京派海派漫画成官商的帮手，且各事其主。
他说：“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上海人。
但是，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
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
近官者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
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
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以掩饰，于是乎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
” [7]（655）第三，我们看看后来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和作家眼里的京派是个什么角色。
曾在“五四”时纵火赵家楼、又是“沉钟”社的干将的杨晦本与京派也渊源颇深，但后来熟练地操起了阶级分析法。
他在1947年春季的《文汇报•新文艺》周刊首次用阶级观点将“京派”“海派”利索地等量代换为“农民派”“人民派”。
从解放战争到文革结束，随着共产党军事上政治上的胜利，左翼的这种思维得以迅速蔓延、强化。
京派分子也因此被认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文人集团。
如郭沫若在1948年3月1日《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文艺的新方向》中所登的《斥反动文艺》一文中说：“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文中，萧乾被斥为麻醉人民的黑色鸦片，并用四海皆通的“凡是”句式判定：“凡是利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的便是善，便是正动，反之，便是恶，便是非，便是对革命的反动。
”冯乃超同在这一辑上撰文《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判定沈从文的作品《熊公馆》为“遮掩地主剥削农民的生活现实，粉饰地主阶级恶贯满盈的血腥统治”，“企图重新团结一些反人民的精神贵族来反抗人民的胜利”，所以是“今天中国典型的地主阶级的文艺，也是最反动的文艺”。
沈从文因与熊希龄的老乡关系、曾为后者所知遇培养、又写过一篇评颂熊氏熊母的文章等诸种缘由，被冯乃超认定是延续清客文丐传统的“奴才主义者”和“地主阶级的弄臣”。
朱光潜则被邵荃麟在与上同一组文章中抨击为“笔管下飕飕的闪出残忍的杀机。
这正是你们御用文人不见血的最恶毒的地方”。
(《朱光潜的怯懦与反动》)这种把本来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阶级分析法简单僵化为“不革命即反革命”的思维逻辑，严重歪曲了京派的派性及其本质，并长期左右着人们的认识。
二、透视歧出的“京派”观念作为一个史学研究者，其任务之一是要科学利用以前阐释者所给予的启示和所提供的路径，辨析史料、考证史实，从而透过各色的历史迷雾，发幽显微，揭示历史的原生态。
上文中不厌其烦、琐琐碎碎的罗列加诸京派的各种分歧性认知，目的就在于希望能利用各种对京派的记忆、言说及阐释，发现存在于各种分歧性认知之间的差异当中所内涵的京派的质的规定，并为考辨京派的原生态作准备。
首先，京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一股文学思潮是否合法?它是不是只是三十年代京沪两地争论者用意气生出的一团虚火?事实是不是真如萧乾所说的“把三十年代的一些作家分作京派和海派”，只是“文学史家为了省事”? [8]（62）这一切还得从京海论争说起。
从论争的时空角度看，这次论争是1933年10月由北京的沈从文《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挑起的。
同年12月上海的苏汶发表《文人在上海》一文加以辩驳。
1934年1月沈接着写了《论“海派”》以解释之。
随后便引起文艺界的全面反响，鲁迅、曹聚仁、胡风、杨屯阝人、徐懋庸、姚雪垠、森堡、祝秀侠等纷纷介入。
最后于1934年2月17日刚从家乡回来的沈从文失望的写了《关于海派》一文，以因严重歪曲其本意而气得“无什么其它意见可说”作结。
[5]（164）但从论争性质的逻辑顺序看，此次争论，其上可追溯至沈从文1931年6月发表的《窄而霉斋闲话》说起。
此文较之于《文学者的态度》，其所反对对象的明确度、挑衅对方的刺激性都鲜明强烈的多。
从此文中也可以看出，左翼、现代派等作家的反弹决不是意气用事、借题发挥或空穴来风，而是由来有自。
请看文中是怎么写的：“唯美的诗人，以憔悴的眼睛盼望太平洋另一端连云高楼，写着文明都市的赞美诗；普罗诗人，也以憔悴的眼睛望到西伯利亚荒原的尽头，写着锻铁厂、船坞以及其他事物倾心的诗。
”还说：“上海目下的作家，虽然没有了北京绅士自得其乐的味儿，却太富于上海人沾沾自喜的习气。
” [5]（93）以后多年一直念叨的什么“琐碎”“菲薄”“玩具”“白相”“讽刺”“诙谐”与“趣味主义”概念，他在本文中悉数提出，并寄以希望地教训了一番。
而循着逻辑顺序往下，此次论争则延续至双方都偃旗息鼓一年后的4月14日鲁迅的另一篇《“京派”与“海派”》的发表。
他老人家再次揭穿两派“帮”的共同本质及其因此导致的对立之后的同流合汇现象。
尽管京海论争只是京派文学活动的一部分，但正是它使得京派从无名有实的自由状态走向有名有实的自觉状态，使得其在与海派的对立中丰富明确了自己的本质内涵。
这一点，在今天学界几成共识。
正如旷新年先生所说的那样，这次“论争成为京派成熟和壮大的一个重要标志。
‘京派’和‘海派’论争的‘京派’含义和文学史上的‘京派’的含义并不是完全重叠的，但是‘京派’和‘海派’论争的爆发显示了‘京派’的独立存在以及雄视文坛的气势。
” [9]（260）我们也不妨归纳一下在京海论争中所透显的京派的本质内涵。
沈从文虽无意在其仅视为一种风气的代名词——“海派”的对立面再设立一个“京派”，以造成流派的对立形势，但他在坚持“道德上与文化上的卫生” [5]（93）时却用了一套标准：即，要求有“尽他职务上应尽的责任”，[10](4)“能将文学当成一种宗教，自己存心作殉教者” [5]（24）的文学者的岗位意识；要求有不要只“记着时代，忘了艺术”所应有的尊严与品格的文学的审美本体意识；坚持“怀疑否认”“修正改进”“天真勇敢”的理性精神和自由原则；坚决反对文学成为商业、政治的工具，反对“差不多”现象与专事模仿稗贩的非艺术化倾向。
[5]（56-59）这一整套文学观念恰恰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股虽然微弱却非常坚韧的文学思潮——自由主义文艺思潮的文学观念体系。
我们知道，自由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外各自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
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却是在各种文学内外条件的因缘会合下，籍京海论争的机会得以成为一个以“京派”为名，与现代派、左翼文学、国民党党治文学及各种以市民口味、商业利润为导向的种种末流文学(如鸳鸯蝴蝶派)等文学流派相生相克的文学流派。
我们已然从各种复杂的材料中分出无名有实的自由主义文艺思潮和有名有实的京派文学。
此外，我们还应看到作为历史史实中的京派与个人观念中的京派的区别。
历史史实中的京派文学不论有名无名，它总是客观存在着，但在个人观念中的京派却不大一样。
每个人都可能从自己的先见和视域出发，根据一定的历史现象构造出个人的京派观念。
分析不同人的京派观念可以挖掘出他们各自的论说基点。
而这些论说基点不仅可以解释当时的京海纷争的乱象，还可以见出京派流变的内在逻辑，使我们更能从本质上认识有名无名的京派的来龙去脉，也因此能更准确地界定京派。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和”生于忧患，死与安乐”
一些守旧派和封建文人也对新文化运动进行攻击。
刘师培等于 1919 年 1 月组织 《国故》 月刊社，鼓吹以 “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反对新文化运动。
3 月间，林纾（琴南） 在 《新申报》发表影射小说 《荆生》、 《妖梦》，攻击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等人，煽动军阀以强力压制新文化运动。
同时又在 《公言报》发表 《致蔡鹤卿太史书》，攻击新文化运动是 “覆孔孟，铲伦常”， “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 字”，是 “叛亲蔑伦”， “人头畜鸣”。
蔡元培公开发表 《致 〈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强调了 “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有力地维护了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前后发生的反对载孔孟之道的旧文学，提倡反映现实人生的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文学变革运动。
1917年1月，《新青年》杂志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事，即：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字。
这是文学革命的最初信号。
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二卷六号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旴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真正举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
文学革命的主张得到了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响应，他们写文章抨击旧文学，并提出一些文学革命的具体主张。
周作人发表了《人的文学》一文，提倡人道主义文学，对批判封建时代“非人的文学”有实质性的意义。
李大钊发表了《什么是新文学》，较早开始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新文学的主导思想的问题。
1917年2月《新青年》刊出胡适8首白话诗是文学革命突破理论主张的局限，进行内容上革新的尝试。
1918年5月《新青年》发表了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接着又发表了《孔乙己》、《药》；1919年后，郭沫若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了《凤凰涅磐》等诗歌，这些描写被压迫人民痛苦生活，洋溢着彻底反帝反封建思想的作品，显示了文学革命运动的实绩。
潘公凯:“守旧派的新代表”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画很可能会经历一次世界性的繁荣，然后逐步消亡。
这种观点，与其一贯“保守”的生活经历有关———潘公凯：“守旧派的新代表”面对市场价格不断飙升的中国艺术品，画国画的潘公凯“并不着急”。
身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以及中国美术学院前院长，潘公凯认为，艺术市场价格和艺术作品价值之间的“差距恐怕难以避免”。
他还曾经不无玩笑地提及，中国画外国人看不懂，也不敢随便说不好，而油画虽然在市场上好卖，但拿到西方却不一定有好评价。
潘公凯甚至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画很可能会经历一次世界性的繁荣，一个以“播散”为消亡之途径的“播散期”———就跟“希腊化时代”是希腊艺术的播散期一样———在此之后，它们会因为民族差异的缩小和文化生活的国际化而逐步消亡。
在国画界也争论不休的“创新”问题，在潘公凯看来，那完全是由现代主义科技引申而来的概念，不是出于艺术原创的要求，“中国画本身主要是要画得好，而不是创新。
古人对‘画得好’有很多论说，张大千就说过要和古人画得最好的比高低。
”潘公凯还有一重被津津乐道的身份———国画大师潘天寿的二公子。
虽然生于国画之家，实际上潘公凯真正开始画国画，要到“文革”以后。
自小时候起，潘公凯对科技的兴趣大大超过绘画，他甚至有点炫耀地提及曾“把收音机就做到最小的刮胡刀的盒子般大小”。
5月10日，潘公凯主持的研讨会“现代性、现代转型与自觉”在广东美术馆召开。
议题关乎潘公凯与其名下的博士生们正在研究的课题——中国现代美术之路。
与此同时的，还有潘公凯本人的个展“静水深流”。
家传并非师承潘公凯生于1947年，其时父亲潘天寿年届五十，正担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
之后时局变迁，学校几经改名，潘天寿还是一直在美术学院内从事教学，1959年担任浙江美术学院(前身即为国立艺专)院长，直至“文革”开始。
潘公凯从小在美术学院的院子中长大，耳濡目染之下，潘公凯却没有马上走上美术之路。
潘公凯对南方周末记者这样形容小时候的自己：“比较内向，特别安静，对科技的兴趣特别大。
院子里很多小孩在打打闹闹地玩，我几乎不出去跟他们玩，天天在家做东西。
”让他至今引以为自豪的是，小学三年级就会自己制作电子管收音机。
那台电子管收音机是杭州市小学生做的第一台收音机，之后还被拿去参加了少年儿童科技博览会。
潘公凯的大哥同样也是对科技更为感兴趣，他一直都没画过画。
潘公凯读小学的时候，大哥已经是学工科的大学生，之后毕业又成为杭丝联(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的工程师。
那时已经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潘公凯“觉得哥哥很了不起”。
哥弟俩“背离”家学渊源，父亲潘天寿并不在意。
“当老师时间长了就会明白，看一个人成功与否不能看一时。
他对我和我大哥读书很信任，几乎从来不问你们在学什么，考了几分。
”潘公凯说。
“我父亲并没有教过我画画，但是在传统文化方面对我是有引导的，比如希望我读唐诗宋词、练书法，他会帮我找一些字帖之类的，向我建议，我自己下功夫。
”考高中时，潘公凯本来想学理科，但初中的美术老师觉得他画画有天分，就自作主张替他报名参加浙美附中的入学考试，结果潘公凯考了第一名。
“附中的校长就到我家来，跟我父亲说，让我不要去别的学校了。
我家当时也抹不开面子，加上这个校长确实人很好，我就去附中了。
”附中的美术系教的基本就是西洋绘画的基本功，潘公凯大部分时间是在画素描、水粉、色彩，偶尔会学中国绘画基本功———白描，用毛笔很工整地画人物。
总归有点不情愿，所以潘公凯在附中读书时“不是很用功”，把更多的精力花在了课外。
因为住校，做各种科技小玩意的材料没法带到学校去，他对科技的兴趣就逐渐转移到文学和哲学上。
至今潘公凯还记得《的青年时代》那本书的内容——在岳麓山怎么去锻炼身体、下暴雨的时候到山上去跑步，以及他独自一人不带分文去做农村调查。
潘公凯也有一次跟父亲雨中登山。
1965年他陪父亲住在莫干山，“我们撑着伞也被雨水打得透湿。
父亲却毫不介意，兴致勃勃地指点群山，不住地赞赏这大自然雄浑的美，觉得无比畅快。
”潘公凯说。
潘公凯上附中的时候，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大家总是吃不饱。
“有一天浙美不要粮票就可以吃地瓜，有一个同学就因为吃太多胃撑破了，送到医院都没抢救过来。
”相比这些同学，潘公凯家里条件比较好。
“当时浙江省只有几个一级教授，我父亲就是其中之一，一个月325元，也才500元。
”最困难的时候也每个月有一辆三轮车拉过来，送点油、糖、肉、米。
但年轻气盛的潘公凯坚决不回家里吃饭。
当时他对自己的要求是，饭绝对不能比同学们吃得好，活儿绝对不能比同学们干得差。
在同学当中，潘公凯是缝被子的好手，不但会手缝，还会踩缝纫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