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全国税务宣传月主题是什么
垦利县地税局按照省、市局对税收宣传工作的要求部署，立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大局，创新谋划，以“聚焦营改增试点助力供给侧改革”为主题，推进2016年税收宣传月活动顺利开展。
一、围绕主题，精心策划，切实做好活动的安排部署。
根据垦利地方特色，积极谋划传统税宣活动，将税收宣传融入地方文化载体;将税收宣传走进企业、走进学校，把握新时期税收宣传主流。
二、创新税收宣传内容和载体。
充分利用横幅、传单、展板、电子显示屏、宣传栏、报社、等传统载体，结合系列活动，生动、创新开展税收宣传。
开展“纳税人学堂活动月”活动、等活动;结合微信、二维码等创新开展网络税收宣传，实现税收宣传的常态与创新。
三、将“营改增”热点与税收宣传相结合。
把税收宣传贯穿税收工作，围绕税收法制、便民办税、地税形象等强化日常宣传;结合“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突出工作重点、难点、热点，着重宣传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全面“营改增”，调整房地产交易环节契税、营业税税收优惠政策，小微企业税收优惠，纳税信用管理等内容。
深圳的发展历史
深圳是第一个经济特区，也是中国最年轻的。
深圳这个曾以农田和荒山面貌的边陲小镇，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迎着改革的春风而一跃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最年轻的、现代化的城市之一。
中国最年轻的一个城市 20多年前，深圳还是广东惠阳地区小县宝安的一个小村庄，1979年深圳开始建市，1980年8月26日，深圳设置经济特区，现在“8月26日”也被世人亲切的成为“深圳生日”。
都说上海年轻，晚清还是个小县城，但比起深圳，上海已经像徐娘半老的贵妇了。
而深圳，则名副其实一个珠光宝气的小姑娘，年纪轻，天生丽质，却绫罗绸缎，珠光宝气。
同是国际化的大城市，深圳不像北京那样洋溢着古老气息。
深圳最老的建筑，是海边的大鹏所城。
明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为了抗击倭寇，深圳境内设立了东莞守御千户所及大鹏守御千户所。
大鹏守御千户所占地约11万平方米，被评为“深圳八景”之首。
深圳今又名“鹏城”即源于此。
深圳自建特区以来，借东风扶摇直上九重天，有如大鹏展翅，腾飞而起，搏击风云，遨游长空，举世瞩目。
作为华南中心城市，广州因为文化积淀而富有底蕴，深圳因为创新开放而充满活力。
在深圳市府的大门外，有一尊名闻遐迩的“拓荒牛”石雕，这具形神俱佳的雕塑是深圳特区的城徽，它不但是无价可估的艺术珍品，而且成为深圳建设者“不用扬鞭自奋蹄”的创业精神的真实写照。
深圳速度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是深圳好像是一夜之间拔地而起。
三十而立，2010年是深圳特区建立三十周年，年轻的深圳刚满三十岁。
三十年时间，历史的一瞬。
深圳由一个昔日的边陲小渔村发展成为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令人惊艳的新兴现代化城市，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
1979年注意到南海边的这个小渔村，就在这里划了一个圈。
1992年第二次到深圳后，深圳又开始了新的腾飞。
80年代，160米高的国贸大厦以“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创造了“深圳奇迹”；90年代，383米高的地王大厦又以“九天四层楼”刷新了深圳速度。
在花园锦簇的深南大道上，有一幅国人尽知的巨型画像，画像上的世纪伟人高瞻远瞩，笑面对人，既显示充盈的亲和力，又具有无尚的崇高感。
它曾无数次的被摄入荧屏、银幕和画册，像深圳的名片一样，被五洲四海的宾朋广泛接受。
中国最南方的北方城市 深圳是座移民城市，是一个外来人口为主的城市，它的包容性很强，这里的人来自五湖四海，从大专生到本科生，上至研究生下至中专生，什么学历的人都有。
深圳汇集了中国乃至世界各方的人，外省人很容易地就融入其中，不像在广州外地人会被称为“捞仔”，在上海还会被称为“小赤佬”。
在深圳看不到明显的岭南文化的痕迹，不像广州有满街的凉茶铺子和烧鹅仔，这里遍地都是川湘等北方菜（相对于深圳而言）。
在2000年进行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中，深圳市总人口700 .9万人，其中户籍人口124 .9万，外来人口577 .0万，占总人口比例82 .1%，其中户籍人口中的深圳本地人就占更为小的比重，可以说深圳的主流声音本来就不是数量上显得势单力薄的的广东音。
深圳是中国唯一的没有方言的城市，在这里满城都讲普通话，偶尔你也可以听到各种南腔北调的乡音。
深圳在南方，DNA却很北方，可以用一个充满矛盾的比喻称之谓：中国最南方的北方城市。
在许多深圳人的眼中，深圳是直接受中央指挥，属于全国的特区，是全国的深圳，而非广东的深圳。
深圳是充满阳光和活力的现代化城市，深圳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
成千上万的人满怀理想奔赴在这片热土。
他们憧憬过、感叹过；他们也曾豪情万丈、也曾伤痕累累……今天，又有多少人能懂得，那些曾以立交桥下为家……而今天却做在自己公司明亮的办公室里雄心勃勃的创业者们，又有多少拌着方便面度日而今天却西装革履自信驰程海内外的人，活在当下，活在深圳，或从深圳出发，这里有太多欢笑和泪水所不能承载的幸福或辛酸……这里更有太多的故事,每天都在这个年轻的城市上演，也正因着这处处充盈着活力，铸就了多彩而魅力的深圳。
有人曾说过：深圳是最没文化的城市。
这里是年轻的城市，或许这就是深圳文化，深圳所独有的文化。
深圳是全国第四大城市,全球第五大金融中心。
深圳是中国口岸最多和惟一拥有海陆空口岸的城市，是中国与世界交往的主要门户之一。
有人说，深圳是个会变魔法的城市，小变大给深圳变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在这里你感到自由但也觉得无助，爱看电视的理由之一就是想忘记现实压力。
没人好奇你的隐私，维持现状的比结婚和离婚的都多。
也有人说，深圳是个适合室内活动的城市，即便是月亮，也像室内的月亮，像用白纸剪出来的。
一个在深圳打工、来自西部小城的大专女孩写的《深南大道走九遍》，文中的一句话让我印象特深：“深圳的形成方式注定它会是一个充满遗憾的城市，因为它在每个人的梦里都太美。
” 深圳是一个很不错的城市，有山（梧桐山）有海（大小梅沙、海岸线）。
另外，作为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各地精英在此聚散，除了带来巨额的财富和先进的理念外，也带来了众多美女：视线所及，若市中花草，随处可见，秀色可餐，甚为养眼。
虽然“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普通话”，虽然市内的“疯狂小巴”经常如摩托车般地横冲直撞，但咱总不能“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非君子之为也
在深圳，可以不去“世界之窗”，也可以不看“地王观光”，但有个地方不能不去，那就是深圳餐饮业的明珠——“面点王”
在深圳，提起“面点王”，几乎家喻户晓，因为它已与麦当劳、肯德基平起平坐了。
“面点王”的待客“三道”：“做人要厚道，饭菜要地道，价格要公道
” 民谚云，广东三样宝：烧鹅、荔枝、凉茶铺。
喝凉茶是广东的风景线，无论是深圳土著还是移民，都有不少人专挑那最苦的喝，什么苦瓜干茶、葫芦茶、王老吉等。
2010年6月初，中央已经批准了深圳扩大特区版图的申请。
特区范围延伸至全市（六区），特区总面积将由现在的95(公里X公里)扩容为1948(公里X公里)，接近香港面积的两倍。
特区扩容后，为深圳发展和港深合作开辟了广阔前景。
也为中国第一经济特区——深圳特区的建设迎来新一轮狂潮
深圳名片 集锦了神州名胜的锦绣中华、微缩了环球景观的世界之窗，风种万物的民俗村，夜来可以隔海相望的香江灯火，南天一柱的地王大厦，红楼林立的华侨林，曾被视为“购物天堂”的沙头角中英街…… 华强北 中国已经是全球公认的手机制造大国和手机出口大国，华强北不仅是深圳市福田区一条繁华的商业街，而且已经成为手机行业的晴雨表。
从华强北并不宽阔的街头望去，远望、明通、桑达等大大小小的手机交易市场门前人头攒动，一个早年间的电子配件批发市场业已成长为成熟的手机及配件交易市场，成为引领中国手机市场发展的风向标。
深南大道 深圳的大动脉、城市的坐标轴——深南大道的地位，就像长安街之于北京、外滩之于上海。
沿途景点及商圈：深大北－科技园－世界之窗－欢乐谷—华侨城－锦绣中华与中国民俗文化村－深圳国际园林花卉博览博艺园－香蜜湖水上乐园－市民中心－华强北商圈－中信城市广场－像－地王观光深圳之窗－东门商圈 中英街 中英街位于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镇的英街，长不足0.5公里，宽不够7米，街心以“界碑石”为界，街边商店林立，有来自五大洲的产品，品种十分齐全。
因到特区的人要到深圳市公安局办理一张“前往边防禁区特许通行证”，才能进入“中英街”，故“中英街”被称作特区中的“特区”。
中英街以其“一街两制”的独特政治历史闻名于世。
“深圳八景”之一。
1898年刻立的“光绪帝24年中英地界第×号”的界碑立于街中心，将沙头角一分为二，东侧为华界沙头角，西侧为英（港）界沙头角，故名“中英街”。
1898年，由于清政府腐朽无能和英国的武力逼迫，中英两国签订了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
据此，英国强租新安县所属977.4平方公里土地及广阔的水域，租期99年。
1899年3月18日，中英两国勘界代表完成勘定新界界限，中英街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形成的。
深圳速度1982年11月～1985年12月的37个月期间，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集团公司)一公司在承建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简称国贸大厦）时，创下了三天盖一层楼的速度。
（另一说法：是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于八十年代建成了深圳第一座高层建筑——国贸大厦，并在中国建筑史上创下了引以为豪的“深圳速度”。
）深圳国贸大厦建成后，是当时深圳的最高楼，成为深圳地标，而且周边也因国贸而被称为国贸商圈。
当时深圳的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的快速进行中，国贸的建设过程经报道后，成为深圳城市建设的一个典型被广为宣传。
因此“深圳速度”、“三天一层楼”是当时媒体提到深圳常用的词汇。
不过，深圳国贸大厦建设虽然以快速而著称，但是却不是所有的施工单位都能模仿的，在某些地方即便是加长每天的工时都不可能达到。
其中有些条件是自然因素，有的地方是不能达到的。
比如，深圳由于气候原因，混凝土的凝固期远短于中国内地很多城市，而且在施工时候加入了加速凝固的凝固剂，因此混凝土在浇铸后可以更快凝固，以加盖上面一层。
此外，建设中还使用了多层的楼板模板，不必等下面一层完全完成再将模板撤除而加盖上面一层，节约了不少时间。
地王大厦是深圳最不容忽略一个标志，它是曾经的亚洲最高，“深圳速度”的最佳代言者。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内地城市，开始以与深圳相当甚至更快的速度发展。
“深圳速度”也就少有人提了。
速度1982年，深圳市政府开始筹建国贸大厦，最初的目标就是，建一座在全国，乃至亚洲都数得上的标志性建筑。
当时，香港最高的建筑是合和大厦，建成于1980年，位于港仔著名的皇后大道东，楼高65层。
在内地，南京金陵饭店正在试图成为当时的中华第一高楼，它计划建设37层。
为了和香港形成完美对接，深圳国贸大厦的设计一开始就向香港的这个“老大哥”看齐。
规划建设53层，肯定是当时内地的第一高楼。
合和大厦顶部有个圆形的旋转餐厅，这在当时是一个风靡港岛的著名景点。
国贸大厦的设计也特意加入了这个圆形的旋转餐厅，只不过，为了表现中国天圆地方的古典理念，把大楼的身子设计成了方形。
摩天大楼事实上是来自美国的特产。
1851年，电梯的发明，直至19世纪末钢铁工业的发展，使得建筑向上走成为无限的可能。
整个20世纪，美国建筑向上走的趋势都是锐不可挡的。
直到1973年西尔斯大厦建成之后，美国的建筑师终于开始思考，不断向上突破的成本是得不偿失的。
美国的摩天大楼热开始消退，建筑师们开始把更高、更快的理念输向亚洲，寸土寸金的港岛自然成了热土。
而之于深圳，改革初期这里并不缺乏土地，建设国贸大厦的一个意义是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改革的决心。
当时，包括国内和国外的舆论，都对改革初期的深圳缺乏信心，国内有人把特区比作“租界”，而在国外也有人把这里大规模的建设称作“假大空”。
1982年的深圳是个大工地，也是建设者的淘金地。
工程师罗君东作为建筑大军的一分子，就是在这一年来的深圳，当时他更多图的是，每月能够多拿6块钱的特区补助和买到便宜的香港货。
1984年4月30日，深圳国贸大厦主楼封顶，比预计的工期整整提前了一个月。
工程师罗君东回忆，主楼开建后，先是7天建一层，后来速度提升到5天、4天一层。
从第30层开始，持续以3天一层的速度盖楼，当时香港的最快速度是5天一层，美国的最高速度是4天一层。
“深圳速度”自此叫响，国贸也成了这个城市的第一个地标，当时有句话，不到国贸，不算来过深圳。
1984年，比“深圳速度”更快的是“蛇口速度”，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
贡献深圳在25年的历史上作出了其应有的贡献：一是杀出了一条血路，积累了创新发展的经验；二是探索了改革开放的路子，创建了比较健全的市场机制；三是创立了深圳速度的经济发展模式；四是以铁的事实证明创建经济特区的正确性。
———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 意义 “深圳速度”是改革开放中国建设发展的象征。
它是一个时代快速发展的符号，代表了30年来中国建设发展的速度。
“深圳速度”是深圳建设者在建设深圳国贸中心大厦时创下的“三天一层楼”的纪录。
深圳国贸中心大厦高高耸立，直插云霄，到深圳来的中外人士，总要登上楼顶的旋转餐厅，远眺深圳城市的景色。
“深圳速度”使深圳特区的发展日新月异。
东滨大亚湾、西临珠江口、南接香港的深圳，从1979年创建以来，短短28年已发生了翻天验地的变化。
这个昔日的小渔村，得改革开放之东风，成为中国内外瞩目的经济特区和开放城市。
在短暂的时间里，深圳人口从一个只有2.5万，发展到已经超过1000万，城区面积也从最初的3平方公里扩大到了700多平方公里，GDP也从1979年的1.79亿元增长到了2007年的6700多亿元，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2007年深圳人均GDP达到10628美元，成为中国大陆首个人均GDP过万美元的城市。
此外，深圳还是中国主要的外贸口岸，其进出口总额连续10多年位居大中城市第一。
深圳实现了经济上的超常规发展，创造了“深圳速度”。
深圳创造的“深圳速度”，已经成为一个高速度高效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概念而深入人心，激励着大家争分夺秒地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
演绎 “深圳速度”又演绎出“深圳质量”。
“深圳速度”不是建立在高指标、国家大量投资、行政命令、人海战术等方式的基础上的，而是积极运用商品经济内在规律的结果。
“深圳速度”是立足市情，求佳不求大、求优不求全、求特不求同、求精不求多，走精品化、集约化的发展道路。
有一组数据为证：深圳每万元GDP的能耗仅为0.43吨标准煤，低于世界0.65吨的平均水平，更低于中国1.4吨的平均水平；深圳每万元工业总产值的耗电量为350千瓦时，比上海低100千瓦时，比北京低70千瓦时，比周边城市也要低许多；深圳2006年每平方公里土地上产生GDP1.5亿元，2007年将提高到1.6亿元以上；深圳每2平方公里土地上可产生1亿元的税收；深圳在中国第一个实现工业污染全面达标排放；尽管私人小汽车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但道路交通状况仍维持在一个较为平稳的水平。
另外，还有一组数据是：2002年，深圳辖区共实现全口径税收800多亿元；2003年这一数字已接近千亿元。
在全部税收中，上划中央的比例由10年前不足40%上升到去年的近70%，即约700亿元。
更有统计显示，深圳已累计上缴中央财政超过3200亿元。
前一组数据表明，进入新世纪，深圳进入更高一级的发展平台后，将优先考虑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的和谐共进，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性和可持续性。
这将和“深圳速度”一样，成为一个时代的高度。
随着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资源节省型转变，深圳经济总量的增长和质量、效益的提高逐渐同步，正效应的增长和负效应的削减也日益同步，经济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相对减少。
后一组数据表明，深圳在自身经济实力不断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水涨船高的同时，为国家作贡献的能力正逐年增强。
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深圳经济发展的高质量与强大活力。
两组数据阐明了“深圳质量”的主要内涵——基于更宏阔的视野、有着更远大的目标，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既做到“节流”，也做到开源，同时坚持较快的发展速度。
不但要与兄弟城市比对国家的贡献，还要比创新、比效益、比特色、比人居环境和社会人文发展指标。
优先考虑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的和谐共进，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性和可持续性。
不仅要看经济规模增长了多少，还要看代价有多大，要看正、负效应相抵之后的净效应。
含义“深圳速度”的含义绝不仅仅是一个“快”字。
深圳人坚持做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行，打破了经济发展带来环境恶化的“怪圈”。
在加速推进深圳建设过程中，深圳不仅对所上项目实行“环保一票否决制”，而且制定并颁布环保法规12部，再加上政府有关环境保护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建立和健全，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地方环保法规体系，使水、气、声、渣等环保的各方面都处于“硬约束”之下。
当深圳在中国首批戴上“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和国际“花园城市”等桂冠时，人们对“深圳速度”有了更新的认识：有质量的速度才是有效益的，深圳发展经济坚持走出了可持续发展道路。
如何顺利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一、新常态仍待努力确立 对于经济大局，现在最热门的话题就是中国经济新常态。
现在亟需做的，是对什么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以及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去适应新常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近年来大多数人已经认识到，中国经济高增长、低效率、靠大量投资支撑的旧常态已经不可维持。
它必然要过渡到一种新的常态。
这个新常态具备哪些特征
有多种不同的理解。
大体上在两点上比较一致：第一是GDP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甚至中速增长转换。
第二是增长方式从靠投资驱动的粗放增长转向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集约增长。
应该看到，这两者有着很不相同的情况。
前一点，增长减速已经是一个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到了中高速，并将进一步降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也取得了朝野共识。
至于第二点，经济增长的优化、经济效率的提高，或者说增长方式的转变，却是一件尚未实现、有待努力的事情。
我们面临这样一种情况：如果增长速度下降过程中，效率没有改善，原来由GDP数量扩张所掩盖的矛盾就会暴露出来，而且造成减速过快，加剧经济社会矛盾。
因此，仅有增长减速而没有增长质量的提高，并不是我们希望见到的一种常态。
相反，如果能够在增长减速的同时提高增长的质量，优化结构、提高效率，就能减轻增长减速的冲击，甚至能够在中速增长的情况下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实惠。
所以，在较高效率支撑下的中速增长，才是我们希望建立的新常态。
二、“三驾马车”分析框架的误区 研究增长降速，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分析框架 。
运用不同的分析框架，所得出的政策结论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大致上从2009年开始，不知什么原因，在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时候，流行起一种认为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消费、投资、净出口等 “三驾马车”的需求大小的分析方法。
也就是说，中国的增长乏力，是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等三项需求造成的。
只要能够把需求扩大到足够的水平，增长就能够重上台阶。
我认为这一套分析有重大的缺点。
首先，它用错了分析框架。
十分明显，“三驾马车”分析法运用的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
如同大家知道的，凯恩斯主义认为，需求决定了供给的边界，因此，产出总量等于消费、投资、财政赤字和净出口四项需求的总和。
不过凯恩斯用这一理论框架来分析短期经济问题，把它用来分析长期发展显然是用错了分析框架。
其次，用这个理论框架去分析经济增长的趋势所得出的政策结论，也是有问题的。
因为消费、投资、出口需求有多大，归根到底是由一些客观因素决定的，并不取决于中国的愿望。
以净出口为例，它最终取决于整个的国际经济走势。
过去中国对发达国家有大量的净出口，第一是因为在高消费、高福利导向下，西方国家的储蓄率很低，在储蓄和投资之间有很大的缺口，需要靠从发展中国家净出口来填补；第二是因为中国低成本的竞争力很强，能够在西方国家的净进口中分到一块比较大的“蛋糕”。
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以后，西方国家去杠杆化，提高了自己的储蓄率。
这样一来，根据经济学的“双缺口模型”，只要这个西方国家储蓄跟投资的缺口越小，发展中国家净出口的可能性也越小。
美国的储蓄率会有起伏，但是要想回到危机以前的水平，我看是不大可能的。
随着中国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产品的低成本优势也在减弱，因此在出口蛋糕中所占份额也会降低。
消费需求的提高，也不是以人们的愿望为转移的。
例如有人说，城市化可以使消费需求提高，因为农民进城以后消费需求会有很大的提高，所以只要加快城镇化消费需求就提高了。
这里其实是把消费需求和消费愿望混为一谈了。
在经济分析中所说的需求是说有购买力的需求，有钱做后盾的需求。
所以要增加劳动者消费需求的前提，是增加他们的收入。
而增加劳动者收入的首要办法，是发展生产，提高效率。
即使政府能够给予补贴，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是不可能使人民普遍富裕起来的。
这样，每一次出现了速度下降，用“三驾马车”的分析办法算来算去，最后的结论就是进行强刺激，多发钞票，增加投资。
2009年以后，用4万亿投资（两年）10万亿贷款进行刺激，结果造成了增长率的短期回升，但货币超发、负债增加等消极后果也同时发生。
2012年以后，又多次采用增加投资的办法刺激经济，但正面效果愈来愈差，负面效果愈来愈大，这使许多人认识到这不是个好办法。
研究长期增长走势更可靠的办法，是对驱动经济增长的三个因素——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生产效率的状况进行分析。
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怎么来的呢
主要是靠大规模的投资。
还有一些次要的因素。
第一个次要因素是大量新增劳动力，也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教授所说的“人口红利”。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效率的提高。
改革开放对提高效率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一方面，市场化改革改变了城乡隔绝的状况，大量过去低效利用的农村劳动力和农村土地转移到城市，这种结构变化使资源的利用效率得到提高。
另一方面，开放使我们能够通过引入外国的设备和技术，很快地提高中国的生产技术水平。
这样一来，改革开放以后，生产效率提高对增长的贡献较之改革开放以前有了相当大的提高。
现在的问题在于，以上这些有利于维持高增幅的因素，有的正在缩减，有的正在消失。
首先，新增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越来越小了，就像蔡昉教授在2006年就已提出，根据他们前三年的调查发现，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
其次，随着中国一般技术水平跟西方国家相接近，用引进外国设备和技术的办法去大幅度地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就变得不大可行了。
清华大学的白崇恩教授和其他一些研究者都得到大致上一致的结论，就是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明显降低，并引起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在由现有资源状况和技术状况决定的潜在增长率降低的情况下，要短期拉升增长率，唯一的办法就是采取刺激政策，通过信用扩张向市场“放水”。
但是就中国的情况而言，长时期采取刺激政策已经使宏观经济变得十分脆弱，蕴藏着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危险。
说到过度投资造成的风险，野村综合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写过好几本书来总结日本近年来经济衰退的教训。
他在书中指出，日本的这次衰退以至全球多次重要的金融危机，都是在泡沫破灭后出现的衰退，而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基础，则是资产负债杠杆率（负债率）过高的缺陷。
在我看来，如果说西方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缺陷的主要成因是高消费和高福利，东亚国家的杠杆率过高则主要是由于企业和各级政府借债投资造成的。
在目前我国资产负债表杠杆率过高的病象已经十分明显的情况下，某些政府机构和企业就会出现偿债困难，甚至“跑路”逃债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做的是“去杠杆化”，控制和消解风险，而不是用加法“刺激”的办法，提高杠杆率将使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危险加大。
更何况2009年以来多次采取刺激政策，其效果递减已经变得非常明显。
如果说2009年的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还把2009年第四季度和2010年第一、第二季度的增长率拉高到10%以上。
2014年第二季度的1万亿左右投资只把增长率从第一季度的7.4%提高到第二季度的7.5%，拉升了0.1个百分点，第三季度又降到7.3%。
经济学所说的“投资报酬递减规律”的效应已经充分显现。
以上的分析说明，唯一的出路在于提高所谓索洛余量，即“技术进步、效率提高”对增长的贡献，也就是说，要优化结构，促进创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发展到集约发展的转变。
三、体制转型是发展转型的基础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或者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并不是一个新口号和新要求。
从1996-2000年的第九个五年计划开始，就提出实现这一转型的要求，只不过执行的情况很不理想。
问题的症结在于发展方式转型受到旧体制的掣肘。
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先是原国家计委提出需要进行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
在后来的讨论中，人们总结了苏联转型不成功的教训，指出体制的转变是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
因此，“九五”规定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一个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一个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
在“九五计划”期间，由于执行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市场取向改革全面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取得一定成就。
可是到了2001-2005年的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城市化加速这件好事在中国体制下却使各级政府大大增加他们手中掌握的土地等重要资源，于是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政府主导的重化工业投资高潮。
由于政府主导了重要资源的配置，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出现了逆转。
“十一五”总结了“十五”的教训，再次提出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线。
但是由于“十一五”期间改革推进缓慢，虽然我们制定了一个很好的“十一五规划”，但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乏善可陈，以致中共中央在“十一五”最后一年的2010年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在当前的情况下应当采取的方针，就应当是在采取措施保证不发生系统性危机的条件下，把自己的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推进改革上。
因为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立一个好的经济社会体制，才能优化结构，转变方式，确立由较高效率支撑的中速增长的新常态。
四、控制和消解风险，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我国宏观经济部门的负责人都在讲话中指出，目前中国宏观经济虽然存在不容忽视的风险，但是总体上是可控的。
我认为他们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
只要采取正确的措施，系统性风险是能够避免的。
我认为，可以采取的措施门类较多，其中包括： 第一，停止对回报过低或者是没有回报的项目的无效投资。
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基础建设投资不需要考虑近期有没有回报，因为东西在这儿，早晚会有用。
这完全不是经济学的思考方法。
经济学考虑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是资源具有稀缺性，做了这样就不能做那样，因此有一个选择的问题。
只能做些效益最好、最需要做的事情。
在这方面，我们要汲取日本的教训。
1986年发生内需不足的问题以后，日本政府为拉动经济增长，启动了大规模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结果酿成了最后的大崩盘。
第二，要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
这也是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失败地“拉动内需”留下的教训。
现在一些地方政府耗费财政资源，用贷款、用补贴维持一些根本无法起死回生的企业。
政府不是发挥自己应当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帮助解决企业破产带来的困难，而是支持这类僵尸企业继续无谓地浪费社会资源，这只会增加风险积累。
第三，动用国有资本偿还国家的或有负债。
所谓“或有负债”，是在资产负债表上没有记载，却早晚必须偿还的负债。
其中最突出的是社会保障基金缺口。
据计算，其中对老职工的社会保障欠账就高达几万亿元。
及早归还这类欠账，可以减轻偿债压力，还能创造更有效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对于这一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有明确的规定，要求拨付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
应当尽快实现。
第四，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清盘或者在破产保护下重整。
对于一些破产企业的债务，停止由政府出资实行100%的刚性兑付，来避免加大道德风险。
这样来化大震为小震，避免风险积累，导致大震。
第五，盘活“死资产”。
由于前一时期的过度投资和粗放增长，全国各地形成了一大批“晒太阳”的开发区、绵延好几个街区的“死城”等“死资产”。
虽然很难，但是应当努力设法盘活，这样就能把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降下来，降低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可能性。
除了采取以上这类堵塞漏洞、释放风险的措施，还应当辅之以宏观经济当局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适度的短期调节。
这两类措施的综合运用，使我们能够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不出现系统性危机，为推进改革争取时间，使改革和发展进入良性循环。
五、坚定有序地推进改革，保证合意的新常态得以确定 对于全面深化改革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当前应当把提升增长速度、还是应当把推进改革放在优先地位，学术界和经济界一直有争论。
在我看来，改革能够解决问题，不仅是一个在理论上得到证明的问题，也已经为近期的实践所证实。
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需要维持8%以上的GDP增长率，因为要保就业。
保就业当然是必要的，但是这种观点从学理上说有点问题，就是把就业情况和GDP增长之间的关系看成是线性的。
其实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增长有个结构问题，有的行业增长1%，它的就业可能超过1%，有的行业增长1%，它的就业可能不到1%。
我们过去大量投资建设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长期就业数量并不大。
这几年的情况非常明显，最近三年的经济增长率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下走的，但是就业的状况却有所改善。
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从2010年的10.4%一路下行，降到7.7%，但就业的情况、特别是低技术水平劳动者的就业情况却比以前来得好。
据国家统计局报告，2013年原来要求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实际完成1310万人；2014年前三季度增长率再下一个台阶，但就业情况比2013年还好一点。
实际的情况可能没有统计数字那么好，但就业情况有所改善是肯定的。
为什么发生这样的情况
主要原因在于服务业加快了发展。
服务业的发展曾经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
我国的“十一五规划”总结“十五”的经验，提出要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是提高效率。
我的《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这本书讲到了当时讨论的提高效率的四个主要源泉。
第一，是让农民工变成市民，成为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者。
第二，是要实现制造业的服务化，或者说，产业链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实现制造业的服务化。
第三，是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
第四，是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整个国民经济，而信息产业从本质上说，或者说它的主要的成分，就是服务业。
所以总而言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效率的要点，就是要发展服务业。
但是很可惜，“十一五”期间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有些地方稍有改善，有些地方甚至有所退步。
但是最近两年的情况发生了改变。
服务业的发展明显加快。
原来一直是制造业一枝独秀，到2012年两个产业的增长率并驾齐驱。
2013年服务业进一步提高了增长率，第三产业第一次成为中国第一大的产业。
这种变化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过去政府三令五申要求发展服务业，它却发展不起来，为什么这两年突然发生了改变呢
看来看去，就是我们从十八大前开始的，十八大后更进一步推广的两项改革推动了服务业的发展。
第一项改革是2012年从上海开始、接着很快在全国推开的营业税改增值税（“营改增”）改革。
财税部门把“营改增”列在为企业“减负”项下。
目前中国企业的税负太重，减负是应该的，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
经济学家之所以主张全面推广“营改增”，是因为他们相信亚当?斯密所说，分工是推动经济发展最主要动力的道理。
营业税由于存在转移价值要重复征税的问题，是一种妨碍分工深化的税种。
增值税只对增加价值征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所以营改增有利于分工深化。
这在服务业，例如电商服务表现得十分明显。
第二项改革就是2012年从广东开始，本届政府把它规定为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内容的工商登记便利化改革。
有些地方这两年新登记的工商户增长了百分之几十。
目前在就业领域内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大学毕业生、有学位的研究生就业存在一定的困难，有些人拿到的薪酬甚至比保姆还低。
这是跟经济发展模式没有实现根本性转变有关的。
这说明就业方面有些问题还要进一步解决，但是总体情况还是不错的。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刚才讲的这两项改革仅仅是全面深化改革序幕期间的小试牛刀，虽然它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效率的问题，但是小试牛刀尚且能够起这么好的作用，应该增强我们对于改革能够解决问题的信心。
中国提高效率的余地是很大的，问题在于落后体制的掣肘。
所以关键在于坚决执行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决议，坚定有序地推进改革。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
从经济改革来说，有些改革项目正在有序推进。
比如说金融的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改革的进度甚至比原来预想的还快一些。
财政改革在得到深改小组批准以后，正在正常推进。
从国务院这边来说，简政放权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效，它的成果有待巩固和进一步扩大。
我个人认为，从今年的执行情况看，有些方面的改革需要加快。
首先是国有经济的改革。
在深改小组的336项改革分工中，国有经济改革方案由四个单位牵头制定。
其中，只有一个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薪酬改革方案已经公布实施。
不过在我看来，这项改革只是现有体制下应答民众和行政部门官员质疑的措施。
其余的方案还没有看到。
但是从有关部委官员公开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到，他们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国有资产管理从直接管企业转向以管资本为主存在认识上的差别。
最近深改领导小组直接派出八个调查组到各地对国有经济进行调查，这预示着国有经济改革将在深改小组直接把握下加快。
还有一项重要的改革项目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进行的实验。
它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它是中国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涉及的问题不仅事关上海，而且事关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国际战略和建立什么样的对外经济体系。
现在不少地区积极要求建立本地的自贸区。
但有些人按照过去的理解，把自贸区的优势理解为取得某些政策优惠。
现在看来，这显然是一种误解。
最近在和一些上海学者进行交流中得到很多启发。
他们指出，世界的贸易规则，特别是投资规则正面临重大的改进升级。
为了适应这种变化，我们必须选择一定地区进行适应下一步世界贸易和投资的规则升级的改革试验。
取得经验以后，再在其他地区复制推广。
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总书记在深改小组10月27日的会议上对设立上海自贸试验区的目的作了清楚的阐明。
他指出，上海自贸试验区的主要内容，在于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以及营造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这次会议还决定在其他具备条件的地方推广上海自贸试验区取得的经验。
上海自贸试验区经验在其他地区、乃至全国的推广，不但对于形成进一步开放的体制，而且对于建设我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都会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这一点在负面清单的引进上已经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市场进入要实行负面清单制度，本来是在中美双边投资谈判中指出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在国内市场上也实行负面清单制度。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对于建设我国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总理说得很对，在法治化的市场经济中，对于企业来说，法不禁止即可为，对于政府来说，法无授权就不可为。
如果真能实现这个，我们的市场体系就大进一步，接近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说的“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了。
（作者：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行政管理改革）
急求田汉的《苏州夜话》
田汉（1898年3月12日—1968年12月10日），原名寿昌，1898年3月12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
话剧作家，戏曲作家，电影剧本作家，小说家，诗人，歌词作家，文艺批评家，社会活动家，文艺工作领导者。
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
多才多艺，著作等身。
原籍湖南长沙。
早年留学日本，1920年代开始戏剧活动，写过多部著名话剧，成功地改编过一些传统戏曲。
他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
文化大革命中，被左的社会势力迫害致死。
生平和创作 田汉出身贫民家庭，少年时代受到谭嗣同、陈天华、黄兴等人和南社诗人、舅父易象的影响，具有反帝爱国志向。
1912年就读于长沙师范学校。
1916年得易象之助，东渡日本，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1919年，在东京加入李大钊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开始发表诗歌和评论。
翌年，创作了剧本《环珴璘与蔷薇》、《咖啡店之一夜》。
1921年，与郭沬若、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倡导新文学。
1922年回国，受聘于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
1924年，田汉与妻子易漱谕创办《南国半月刊》，发表独幕悲剧《获虎之夜》，上海各学校竞相上演。
此后，先后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上海大学、大复大学任教。
1926年，在上海与唐槐秋等创办南国电影剧社，编导拍摄《到民间去》，未竟。
1927年秋，任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科主任，不久被推举为校长，编写了话剧《苏州夜话》、《名优之死》等。
年底，会同欧阳予倩、唐槐秋、周信芳，高百岁等举行“鱼龙会”演出，影响颇广。
1928年，与徐悲鸿、欧阳予倩组建南国艺术学院，田汉任院长兼文学科主任。
同年秋，成立南国社，确定“团结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的宗旨。
南国社青年走向社会，以狂飙精神推进新戏剧运动，曾多次到南京、杭州、广州等地演出。
同一时期，田汉主蝙了《南国月刊》，写作了《古潭的声音》、《颤栗》、《南归》、《第五号病室》、《火之跳舞》、《孙中山之死》、《一致》等剧本和一系列关于戏剧运动的文章。
1920～1929年田汉的早期戏剧活动，对中国新兴话剧的奠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戏剧文学方面，他的创作彻底摆脱了“文明戏”的影响，吸取了中国戏曲和欧美戏剧的精华，使中国话剧作品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走向新的高度。
《获虎之夜》和《名优之死》就是这个时期的高峰之作。
他创建的南国社，是最早具有专业性质的话剧团体之一，它把话剧由校园推向了社会，对话剧的普及和戏剧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带头作用。
南国社的创作和演出，不仅产生了进步的社会影响，而且培养了一批艺术骨干，对话剧事业的开拓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1929年冬开始，田汉在从事文艺活动的同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
1930年3月，他以发起人之一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并被选为以鲁迅为首的7人执行委员之一，接着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
同年4月田汉发表了著名的《我们的自己批判》，公开宣告向无产阶级转向。
6月，南国社继艺术剧社之后被反动派查封。
为了进一步加强左翼剧人的团结，左翼剧团联盟改组为左翼戏剧家联盟，田汉是发起、组织者之一。
1932年他参加中国共产党，从此参与了党对文艺的领导工作，先后担任过“剧联”的党团书记和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
这期间，他创作了话剧《梅雨》、《乱钟》、《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回春之曲》等大量作品；同时又和夏衍、阳翰笙等打入电影阵地，为“艺华”、“联华”等影片公司写了《三个摩登的女性》、《青年进行曲》、《风云儿女》等一批进步电影文学剧本，使电影文学从思想到艺术出现了新面貌。
此外他还创作了由聂耳谱曲的《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等著名歌曲。
这个时期是田汉政治热情和艺术才能全面发展的时期，他对左翼文化活动的开展，起了领导和推动作用。
1935年2月，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文委被破坏，田汉与阳翰笙、杜国庠等被捕入狱，后保释出狱，被软禁于南京。
同年秋，华北事件发生，田汉与应云卫、马彦祥组织中国舞台协会。
12月，邀集上海、北平、天津等地演员，在南京举行了为期18天的公演，演出了田汉创作的《回春之曲》、《械斗》(与马彦祥合作)、《黎明之前》、《洪水》。
期间曾拒绝国民党政府参与其事和给予经济补助。
翌年，改编并演出了6幕话剧《复活》，创作了独幕话剧《阿必西尼亚母亲》、《女记者》和戏曲剧本《土桥之战》。
1937年春，据鲁迅小说改编5幕话剧《阿Q正传》，由中国旅行剧团首演。
“七七”事变后，创作了5幕话剧《芦沟桥》，并举行劳军演出。
不久，中共代表团到达南京，审查了田汉被捕后的表现，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
8月，田汉赴上海，参加文化界救亡工作。
上海沦陷后，田汉南下长沙，旋返武汉从事戏剧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12月武汉联合公演《最后的胜利》，接着成立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田汉是主要组织者之一，并起草了成立宣言。
1938年初，据抗敌剧协“决议”，田汉与马彦祥、廖沫沙等编辑出版了《抗战戏剧》半月刊。
后去长沙，又筹办了长沙《抗战日报》，并着文明确提出，“现阶段的剧运路线是戏剧游击战”，号召戏剧工作者为民族解放而斗争。
1938年 2月，田汉应周恩来之邀，到武汉参加国共合作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任第六处处长，负责艺术宣传工作，同洪深等组建了10个抗敌演剧队、 4个抗敌宣传队和一个孩子剧团。
1938年 11月，撤离武汉到长沙，团结湖南广大戏曲艺人进行抗日救国之演出，并亲自写作了《新雁门关》、《江汉渔歌》、《岳飞》等戏曲剧本。
1940年应三厅召赴重庆，期间与欧阳予倩、杜宣、许之乔等创办《戏剧春秋》，在桂林出版；田汉曾先后主持“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和“历史剧问题座谈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皖南事变”后，田汉离开重庆到湖南南岳住了近半年，随后到桂林从事抗战戏剧活动，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领导组建了新中国剧社和京剧、湘剧等民间抗日演剧团体。
同时写作了话剧《秋声赋》、《黄金时代》，与洪深、夏衍合编了《再会吧，香港》。
1944年春，田汉与欧阳予倩等在桂林主持了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检阅了国民党统治区抗日进步戏剧队伍和大批优秀剧作的演出，对加强戏剧队伍的团结和坚持进步戏剧运动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抗战胜利后，田汉于1946年春回到上海，投入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民主运动，写作了《丽人行》、《忆江南》、《梨园春秋》等戏剧和电影。
这个时期，田汉主要是以公开身份组织领导演剧活动。
除了新文艺工作者组成的演剧团体之外，田汉更注意戏曲艺人的团结和民族传统形式的运用和改造，广泛动员戏剧界各种力量，投入抗日救亡和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田汉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
他紧密团结广大戏剧工作者，为壮大戏剧队伍、繁荣戏剧创作做了大量工作。
他积极推动戏曲改革，促进了传统戏曲艺术的发展。
与此同时，还写出了话剧《关汉卿》、《文成公主》，改编了戏曲《白蛇传》、《谢瑶环》等作品。
1964年，先后受到张春桥、康生的攻击和陷害。
在“文化大革命”中，于1968年12月10日受迫害致死。
田汉毕生从事文艺事业，创作了话剧、歌剧60余部，电影剧本20余部，戏曲剧本 24部，歌词和新旧体诗歌近2000首。
他写的《义勇军进行曲》，经聂耳谱曲传唱全国，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他不仅是中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和戏曲改革事业的先驱者，同时也是中国早期革命音乐、电影事业的卓越组织者和创造者。
田汉是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并被选为第一、第二届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
主要代表作 独幕话剧《获虎之夜》是田汉早期最优秀的独幕话剧之一，故事以辛亥革命后湖南山村为背景，描写富裕猎户魏某嫌贫爱富，强迫女儿莲姑中断与表兄黄大傻的恋情，另许他人。
黄大傻思念表妹，每晚登山眺望莲姑的灯灭。
一夜魏某在山上放置了抬枪欲猎取虎皮为女添置嫁妆。
黄大傻误中抬枪，在黄生命垂危之际莲姑坚守不离。
魏某强行拆散二人，并毒打其女。
黄大傻愤而自戕。
田汉通过这一婚姻悲剧，表达出当时青年的痛苦和追求，揭露了黑暗专制的封建势力，体现了激进的民主主义精神。
剧本通过莲姑和黄大傻两个形象的塑造，热情歌颂了青年男女追求自由的反抗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情。
3幕话剧《名优之死》是田汉在南国时期的代表作，剧本描写著名京剧演员刘振声对待艺术严肃认真，注重戏德、戏品，他的徒弟刘凤仙在小有名气之后被流氓恶霸杨大爷所腐蚀，刘振声坚持正义、起而抗争，在恶势力压迫下，愤懑病发，倒毙于舞台之上。
刘振声这一艺术形象以民国初年著名艺人刘鸿声之死为素材，概括了旧社会戏曲艺人的苦难遭遇，是一个真实生动的艺术典型。
剧中旦角刘凤仙、丑角左宝奎等人物形象也都写得血肉丰满，是剧作家艺术创造臻于成熟的体现。
田汉以这些艺术形象揭露令人窒息的黑暗势力，批判的锋芒不停留于金钱势利的丑恶，而着眼于流氓、恶霸、官僚得以横行的整个社会制度。
虽然是悲剧结局，但不是孤独的追求和个人的毁灭，而写出了人们的抗争和逐步觉醒。
《名优之死》的语言自然、深沉，于1927年冬在上海梨园公所首演，由洪深饰刘振声，杨闻莺饰凤仙，左明饰左宝奎，欧小凤饰肖玉兰，唐槐秋饰杨大爷，陈白尘饰记者。
独幕话剧《乱钟》写于1932年初，由大道剧社首演于上海。
剧本反映1931年“九·一八”之夜，东北大学的学生们听到日军进攻沈阳、炮轰北大营的消息后，鸣钟集合，慷慨赴战的事迹，无情地鞭笞了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主义”的投降行径。
这是一部群众剧，作者通过青年学生们思想认识的一步步提高，巧妙地从侧面表现反动当局的投降主义和全国人民坚决抗战的尖锐对立。
作家以澎湃的气势、炽烈的热情表现了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提出了“与广大工人、农民和市民们联合起来武装自救”的口号，这是田汉创作新阶段的特色。
由于作家迅速及时地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斗争意志，《乱钟》发挥了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
3幕话剧《回春之曲》写于1934年底，1935年1月上海舞台协会首演。
剧中塑造了爱国青年高维汉和梅娘的动人形象。
原在南洋教书的高维汉，在“九·一八事变”后告别热恋的华侨学生梅娘，回国投入抗日战争。
他在上海“一·二八”战役中英勇作战身负重伤。
梅娘挣脱封建家庭的束缚，回国参加了救护工作。
剧本把青年忠贞的爱情和民族解放的崇高爱国之情结合起来，把主人公悲欢离合的遭遇和群众斗争的热烈场面结合起来，开拓了新的境界。
剧本的情节和人物性格描写都比较单纯，但作者擅长抒写感情场面、设置情境，使爱国之情和纯洁的爱情分外激动人心。
多幕剧《丽人行》写于1946年底至1947年春。
剧本写女工刘金妹遭受日本兵的侮辱，加上工厂倒闭，家庭生活无着，被迫沦落，几乎被逼到了绝路。
她的遭遇体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下层妇女的苦难。
知识妇女梁若英既向往革命、有一定的正义感，又经不住痛苦的折磨，软弱苟安。
她离开从事革命的丈夫章玉良后，与银行家王仲原同居，直至被王遗弃才逐步觉醒。
新女性李新群不仅有革命者的勇敢、机智，还以深切同情帮助女工刘金妹，引导梁若英。
生活现实又使得3个女性走到了一起，迎接斗争，争取抗战胜利的到来。
剧本虽是写抗战时期的上海，而实际反映的是美帝国主义的暴行和国民党特务统治的黑暗。
作者将3个女性的命运有机地交织起来，借此广泛而深刻地揭示了“惨胜”之后的社会现实。
《丽人行》在艺术结构上吸收戏曲、电影的手法，以前后连贯的 21场的形式，使得时空转换有很大的自由，借以反映丰富复杂的情节内容。
1947年3月由演剧九队首演此剧于无锡，朱琳饰梁若英，于因饰李新群，田野饰刘金妹，江俊饰章玉良，刁光覃饰王仲原，赵元担任报告员。
1958年，为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田汉写作了 12场话剧《关汉卿》，全剧以《窦娥冤》的写作和上演为线索来展开矛盾冲突，塑造了元代战斗的戏剧家关汉卿的艺术形象。
单纯善良的少女朱小兰抗拒恶奴凌辱，被赃官诬陷处斩。
关汉卿激于义愤，在歌伎朱帘秀等人的支持下写成了悲剧《窦娥冤》。
权贵阿合马看出了关汉卿借戏剧鞭答时政的意图，强令修改剧本，否则不许上演。
关汉卿宁折不弯，拒绝修改。
朱帘秀深明大义，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承担了演出的责任。
剧本还写了嫉恶如仇的赛帘秀，诙谐风趣而又爱憎分明的王和卿，仗义而刚烈的王著等人物来映衬主要人物，也写了狠毒卑鄙的郝祯和投机取巧的无耻文人叶和甫来作为对照。
现存历史文献中关于关汉卿生平的资料极少，田汉全面分析了元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情况和人民生活，通过研究作品的思想感情来把握关汉卿的思想性格，从而写出了他和人民群众息息相通的关系，写出了他憎恶黑暗、蔑视权势，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
剧本不拘泥于历史事实，又切合于历史真实，在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背景上表现了关汉卿的戏剧艺术活动，写出了他最可贵的斗争品格。
关汉卿的艺术形象，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进步文人的斗争传统，也融注了田汉一生为我国戏剧事业奋斗的生活体验。
剧本体现了田汉创作的一贯特色：丰富的想象、炽热的诗情，执着的历史正义感。
全剧结构完整，描写细密，语言精炼，被公认为是田汉戏剧创作的高峰，也是中国话剧史上的一座丰碑。
《关汉卿》于 1958年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
导演欧阳山尊等，刁光覃饰关汉卿，舒绣文饰朱帘秀。
《文成公主》写于1960年，目的是通过歌颂历史上的民族友好关系，促进社会主义社会中各民族的团结合作。
公元7世纪，吐蕃英主松赞干布多次遣使求婚，唐太宗采纳了魏征的和亲政策，决定以宗室女文成公主许配松赞干布。
在吐蕃内部，松赞干布和请亲使禄东赞主和联姻，大臣俄梅勒赞和恭顿则主战抗婚。
全剧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展开。
从长安出发，文成公主一行战胜路途的艰难苦寒，战胜了恭顿等人的阴谋破坏，最后，唐蕃和好，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终成大婚。
文成公主精通文史，兼擅武艺，有“利乐边民”的抱负，同时她又是生长于宫廷缺乏历练的年轻女子，对复杂的矛盾缺乏应付的经验，对离去的义母和故土充满了依恋的心情。
剧本以生动的细节写出了文成公主性格成熟发展的过程，也充分表达了汉族人民坚定不移地谋求民族和好的精神。
松赞干布雄才大略，决意和唐朝联姻，他不为佞臣所惑，冷静持重，终于查明了真相，取得了胜利。
这是戏剧作品中不可多得的兄弟民族领袖形象。
剧本富于传奇色彩，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刻画人物性格。
该剧于1960年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北京首演。
导演金山，吴雪饰松赞干布，郑振瑶饰文成公主。
由于思想上艺术上的巨大成就，《文成公主》和《关汉卿》被人们称为田汉晚年艺术创作的双璧。
田汉一贯重视传统戏曲艺术的历史成就和社会作用。
1943年，田汉曾将传统神话剧《白蛇传》改编为25场京剧《金钵记》；1958年再度修改剧本，恢复原剧名《白蛇传》，突出了反对封建主义的主题，发展了故事的神话色彩，唱词流畅优美，达到了新的境界。
1961年，，根据碗碗腔《女巡按》剧本改编的京剧《谢瑶环》，描写唐代武则天执政时期，谢瑶环奉命乔装巡抚江南，与地方豪强及他们依恃的权奸来俊臣、武三思作坚决斗争的故事，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疾苦与抗争，这一历史悲剧所体现的美学思想和话剧《关汉卿》相一致，是田汉戏剧创作的绝笔.
竹山有哪些传说
竹山县，湖北省十堰市的一个县，在鄂西北。
竹山村，全南县陂头镇的竹山村。
竹山村，广东省吴川市黄坡镇牛路头管区的竹山村。
竹山县： 开启中国古史宝藏的钥匙——庸国 （传说中的“庸人自扰”……） 庸人自扰、庸庸碌碌、平庸无为……庸，在今天已经成了一个含贬义的字，庸人，则是一群没有才干、没有理想、没有智慧的人的代称。
然而，我们不知道的是，上古时代，正是一群“庸人”建立了一个以“庸”为名的国家。
庸国这个古国，在历史上并不平庸。
盛极一时的庸国 古庸国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发祥地，与黄河流域的古殷商之地一样，同是中华文化之摇篮。
在辉煌文明的推动下，古庸国曾经盛极一时。
庸国的疆土，比早期的秦及周宗姬封侯国及巴国还大，与南方自己崛起的楚国不相上下。
周武王在分封土地时，最大的宗姬国不过百里，小者仅五十里，秦在春秋周平王时只有一个赵城，周早期的巴国疆土限于四川的东、北部及重庆的东、西、北部，楚国疆土限于江汉平原至鄂东、南及湖南北部一带。
而古庸国，则是一个横跨长江至汉水这样一个地域辽阔的大国。
以前，人们对庸国不是很了解，以为庸国是楚国的附属国。
实际上，庸国包括麇（jūn）、儵（shū）、鱼、夔等附属小国，其东部含古麇属地，东南部含鄂西及湖南张家界市及慈利、桑植等县，今巴东、兴山、秭归、建始等县，是古代夔国的领地，当然也是庸国所属。
历史上著名的屈原就是秭归人，其先祖就是庸国的一位国君伯庸。
事实上，商汤至周早期的庸国疆土还应包括现今的荆州市及荆门市的南部到今钟祥一带。
楚国国都原本在丹阳（今河南淅川）。
今天所说的楚国都城郢（现荆州市北纪南城），原本应为庸国所属，后被楚国侵占。
庸国的南部包括今天重庆的东北地区，含万洲、开县、梁平以北各县。
《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四川首州府，周庸国地……四川大宁、奉节、云阳、万县、开县、梁山（今重庆梁平）皆其地也。
” 庸国的西部应包含现今的陕西省汉中市大部分属地。
《华阳国志·汉中志》说：“（汉中）本附庸国，属蜀。
”也就是说，汉中原本是庸国属地。
庸国的北部包含今天的湖北郧西县、陕西旬阳县及商洛东部。
郧西县古称上津县，隶属金州（今安康市）。
《太平环宇记》、《舆地纪胜》都说，金州“于周为庸国之地。
”在史书的记载中，陕西商洛一带在夏商时期的归属并不明了。
大概其东部部分地区也属于庸地。
据《魏书》记载：“皇兴四年置东上洛，永平四年改为上庸郡。
辖商、丰阳二县。
”上庸郡就是商洛东部丹凤、商南、山阳一带。
名为庸郡，可能与曾经是庸国属地有直接的关系。
庸国疆土如此之大，在春秋前期少有。
这样大的一个独立古老国家，被误解成楚国的附属，是非常可笑的。
疆域广大的庸国并非是徒有其表，其国力也非常强大，地位、声望都很高。
庸国在商朝时期，是群蛮之首，湖南北部、湖北西南部的“百濮”都归集在庸国的麾下。
这与庸国在当时的政治、军事实力、威望是分不开的。
庸国在春秋时期称雄于楚、巴、秦之间，曾打败楚国几次入侵，以至于给楚国造成迁都的威胁。
最后的庸楚之战，楚如果不联合巴、秦，单靠某一个诸侯国想灭掉庸国，几乎是不可能的。
庸国不仅国力强大，其爵位也很高。
《礼记．王制》说：“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
”《仪礼》说：“同姓大国则曰伯父，其异姓则曰伯舅。
同姓小邦则曰叔父，其异姓小邦则曰叔舅。
”“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
”庸国国君世代为侯伯，其他诸侯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
”周时分封制度是严格的，非伯者不能称其为诸侯，故楚子威逼周王室给其封号，“欲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
庸即为伯，说明其地位很高，也充分证明庸国的强盛。
庸国大事记 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武王伐纣时，周武王联合西土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族和方国，进攻商国。
庸国名列于八国之首。
公元前611 年（楚庄王三年），庸国趁楚国闹饥荒之际兴师进攻。
楚庄王联合秦国、巴国反攻，灭亡庸国。
分历史阶段叙述： （一）史记中南蛮领袖时期(神农时代——公元前611年) 炎帝作为汉水流域文化宗师开创了南方文化新的繁荣时代。
考古发掘表明，早在六千年前，秦岭——淮河以南就已经广泛种植稻谷。
稻谷的种植大大解放了劳动力，使人们有空闲从事娱乐，文艺就得到发展。
那时的文艺以巫术治病走向巫舞傩戏的祈天娱人，因此出现出土文物中的那些石、骨、玉等质地的装饰品和岩画作品。
居住在堵河沿岸的人群自称为“庸人”，其地方称为“上庸”。
上庸得名于女娲抟土造人、炼石补天的典故，因抟土、炼石，那座称为“天梯”的灵山之巅被削平，《地名志》说：“其上平夷，故曰上庸，乃补天之梯也，在今竹山县西七十里，上庸山是也。
” “上庸”一名的由来固然神奇，但能够懂得这个名词所象征的文化学底蕴的人也许不多。
众所周知：庸者，中而平也。
守中持平，正是中华文化的真谛。
孔子哲学的根底正深植于“中庸”二字里。
中庸不是折中主义，不是庸人消极避世，而是在洞悉宇宙大道物极必反的深层真谛后采取的最佳生活态度，即“抱中守一”而臻于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不生不灭、不善不恶的解脱化境。
居中而庸，是生命直趋升华的一条捷径，是人类智慧峰顶上的灿然常开的一朵雪莲。
惟有中庸，才能实现天人合一、和合通变、直人大乐的永恒幸福。
堵河人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大智若愚，虽然居于文明的峰顶之上，仍然守着中庸的那份清醒、那份慧悟、那份解脱，数千年如一日，冷眼看历史沧桑变幻，一如既往地守候着这方创世的圣地，这块流浪者们最初的旅行驿站。
居上而庸，这就是堵河人寄寓在地名词义上的大智慧。
据王国维对庸史的研究成果和<通志·氏族略>及蒙文通的<古代民族迁徙者>记叙：堵河流域的上庸，尧时是其长子丹朱的封地，丹朱在此发明围棋，与父帝尧战于丹水之浦。
“尧时庸人善弈，性狂放狡黠”。
围棋，无疑进一步开启了民智：反叛和聪颖。
在夏商时代，庸人有一些独特的文化风采，比如：因善于铸造青铜器被称为“镛人”，据说商代的许多鼎器、大钟都是庸人的杰作；因善于筑城建房而被称为“墉人”，史载公元前1059年，周请庸人筑都于洛邑，今竹山县文丰乡皇城村的古庸方城遗址的城墙历经三千余年风雨仍然屹立，表明庸人的建筑艺术的确很高；庸人又是史料中所称的最早饮茶的先民，“茶风源于巴山楚水间”。
然而最为世人称道的是庸人的军事艺术水平，“惟庸人善战，秦楚不敌也”(《古代战事考》)。
商代，庸为侯国。
定都于竹山城东南四十一里的方城山。
《括地志》载：“方城山，庸之都城。
其山顶上平，四面险峻，山南有城，长十余里，名曰方城”。
《湖北通志》载：“方城天险之保障”。
《民俗博览》载：“庸人好巫，端公疗疾，其效神验，乃上古遗风也”。
在商代崇尚巫风祭祀的时代潮流中，堵河的巫文化得以张扬。
至周代，庸国因率群蛮伐纣有大功被封子国。
《尚书》说：“武王兴兵伐纣，庸率卢、彭、濮等八国以兵相从。
”灭商之后，庸国作为南方群蛮的领袖以军事实力奠定了，疆域也拓展为占有今陕西的山阳、镇安、柞水、安康、汉阳、紫阳、岚皋、平利、镇坪，四川的巫溪、巫山、奉节，湖北的竹山、竹溪、房县、神农架、兴山、姊归、巴东等县，即整个秦巴山区的大部为庸之辖属。
国都仍在竹山的方城。
至春秋时代，庸国与楚国抗衡，东威摄楚国的崛起，西牵制秦国的扩张。
庸人主要的敌人是楚国。
楚国后于庸而崛起，有代庸而为“百濮之长”的态势。
公元前611年，楚国遇上严重灾荒，饿死不少百姓，楚庄王在韬光养晦“三年不鸣、不飞”。
楚之四邻乘其危难群起攻楚。
庸国国君遂起兵东进，并率领南蛮附庸各国的军队会聚到选(今枝江)大举伐楚。
楚国危在旦夕。
楚庄王火速派使者联合巴国、秦国从腹背攻打庸国。
公元前611年，楚与秦、巴三国联军大举破庸，庸都方城四面楚歌，遂为三国所灭。
实现了“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壮志。
梁启超在评价庸国亡时说：“楚庄即位三年，联秦、巴之师灭庸，春秋一大事也。
巴庸世为楚病，巴服而庸灭，楚无内忧，得以全力争中原。
”更为重要的是楚人兼并上庸国后吸收了庸先进文化国力大增，据考证，屈原先祖是庸人，庸文化成为楚文化的先河。
庸国占有逐鹿中原而问鼎的最佳位置，但伐楚未成反成楚之附庸，使楚得以窥中原之虚而入之，实在是“庸人自扰”。
究其原因是：庸国人背离了地域传统文化“守中抱一、和合通变”的内在精神，过份张扬武力、得意忘形，以致坐失良机。
然而，庸国的灭亡是上层贵族势力的不幸而非堵河文化的溃灭，恰恰相反，堵河地域文化在“朝秦暮楚”的政治动荡中吸取异域的秦、楚文化得以在隐逸中保存下来。
自此，堵河以古巫养生为特质的地域文化完全退出政治舞台而隐居于民俗之中绵延下去。
（二）辉煌后的沉潜时期(公元前611年—公元968年)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秦楚争雄的此消彼长，上庸归属不定，朝秦而暮楚。
秦汉时期，分天下为郡县，上庸县属汉中郡。
大批不满秦朝专制苛政的难民纷纷逃入秦巴山间的上庸郡大山老林中。
三国时期，为上庸郡。
甘露四年(259年)为新城郡，下领堵河流域七县，孟达曾任太守，曾有长诗《上堵吟》著称于世。
“魏咸熙元年为公国，封刘后主(禅)”(《华阳国志》) 两晋时期，上庸郡曾为清河康王子铨封地庸王国”。
上庸郡成为逃避战乱和苛政的最佳避难所，这就有上庸郡治下的武陵县渔人闯入桃花源的故事，成为千古佳话。
南朝时期，上庸郡领九县。
是为“上庸郡领九县”。
宋天监四年改上庸置安城县，立罗州。
西魏废帝元年(552年)，罗州治上庸，以扶猛为刺史，统上庸一郡。
废帝改新丰为上庸县，改安城为竹山县。
即今竹山县南部为上庸县，北部为竹山县。
隋开皇十八年(599年)，改罗州为房州，领竹山、上庸三县。
大业三年废州置郡，郡治在擂鼓与竹溪界边的县河堡，领光迁(房县)，永清(保康)、竹山、上庸四县。
唐朝时期天下分十道，竹山、上庸属山南东道房州，州府设在方城山，贞观十年移治房陵。
唐贞观十年是个转折点，竹山(上庸)作为秦巴山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了。
宋开宝年间(968—975)，省上庸县入竹山县，奠定了沿用至今的竹山县建制规模范围与名称。
“竹山县”的历史开始了。
自公元前611年到公元968年长达一千五百余年的堵河地域文化史随着中华大地政治风云变幻而进入辉煌后的沉寂。
然而，竹山一带的《竹枝词》通过刘禹锡的发现介绍给盛唐诗坛吹送了一股强劲清丽的新风。
一时间，堵河人口头传唱歌谣成了唐宋以降的大诗人骚客效仿的范本。
下里巴人，和者众多。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头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巴山楚水奉献给华夏文苑的就是这样优美的绝唱。
堵河文化是典型的自娱型民俗文化，它弃绝了一切的功利主义，它是堵河人内在情感世界的自然流露和无意识渲泄。
堵河文化没有文字、书籍作载体，也没有代表性的士族文豪，更没有为皇帝御用的大翰林大学士，它扎根在泥土中，绽放在人迹罕至的秦巴山间。
“君子以无名自隐为务”，以致使后人难以借助显态文化表征来给它诠释，只能从口传心授至今的民俗丰富载体中去感悟当年的那份飘逸、那份自由、那份坚实、那份神奇、那份豪野之气。
（三）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交融时期(968年一1949年) 自宋开宝元年上庸、竹山二县合一为竹山县开始，堵河流域的主要地区竹山县建制趋于稳定。
此际中国进入稳定的封建时代。
元代置行省，竹山县属房州襄阳路。
明置布政司，竹山属湖广布政司郧阳府。
清隶湖北省郧阳府。
堵河流域位于川陕鄂三省交界处，历来为“秦楚走廊”、“楚蜀通道”。
堵河为“通向四川的盐道”和“通向江汉的中药材之路”。
这个地区的居民由东西南北流民杂居混成：(1)远古土著先民后裔；(2)庸人后裔；(3)巴人后裔；(4)濮人后裔；(5)；蜀中流民；(6)三秦流民；(7)荆楚流民；(8)豫中流民；(9)叛逆巨匪流民；(10)流放士族后裔。
多地区、多民族、多阶层、多成份的流民把堵河作为逃避战争、早涝、赋税、瑶役、仇杀的“避风港”和“桃花园”，在这块相对肥沃、偏僻、封闭的土地上共同开拓新的家园。
与此同时带来各地区、各民族、各行业独具风格的异域异质文化因子，给堵河文化带来新的冲击、新的形态。
对堵河文化给予巨大冲击与极大丰富的历史契机有三次。
第一次是明代成化年间的荆襄大移民浪潮。
明朝周洪谟在《创置郧阳府纪》中说：“成化七年，荆襄流民百万，有司逐之，渴疫者过半。
天子籍流民十二万三千余户，因割竹山之地置竹溪，割郧津之地置郧西，使流寓、本著参错以居。
于是就郧县城置郧阳府，以统房、竹六县。
”此次移民仅堵河流域的竹山、竹溪一带即安置七万余户近三十万人。
其数目大于土著人一倍。
自此，这占人口1\\\/2的荆襄移民自然而然地将江汉平原先进的平川农耕文明和集市商贸文明带进堵河，使堵河土地、资源得到更有力的开发利用，在此基础上，发展起以中药材等土特产交易为主的对外贸易活动，培育出外向型农业文化。
第二次是清朝末年太平天国和白莲教起义军残余大量逃人竹山，以隐蔽形式定居下来，约有5万余人，繁衍为特殊的部族。
据《清史稿》载：竹山一直是白莲教和太平军的大本营，也是他们劫后余身的幸存之地。
据《竹山县志》记载：“竹山匪患连绵不绝，每三年平均一次大暴动”。
农民起义军后裔继承了先辈的刚烈血性，敢于反抗、善于斗争。
竹山近一千多年历史上爆发过600余次大大小小的起义。
特殊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和种族心理培养出李来亨、王聪儿、马二姐、张振武、施洋、熊光文这样的志士。
在堵河人血液里涌动的既有“竹枝词”山歌里的那种柔情蜜意，也有施洋怒斥吴佩孚演讲词里的那种匕首投枪。
堵河文化温柔敦厚、中庸平和的背后蕴藏着时代飓风的“风暴眼”。
阴柔和阳刚的交融构成万物变化的两面性的有机统一，当民族和人民的生存处于危险关头时，刑天舞干戚的金刚怒目正如佛门智者的“狮子吼”，把沉迷于酣梦中的人们唤醒。
反叛精神从另一面丰富了堵河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加强“穷则变，变则通”的创新色彩。
第三次机遇是抗日战争时期，武昌、黄冈一带的商人被迫迁徙于堵河，这时，为逃避战乱，约有8万人逃进竹山、竹溪一带定居，带来的是“九头鸟”的商业文化因子和黄梅戏。
使得堵河文化得以同站在时代前列的武汉都市相接轨，并产生城关、宝丰、官渡这样较繁华的秦巴集市。
与此同时，外面世界的洋货进山了，山里的土特产顺着堵河流进了湖广。
与移民文化粉墨登场的同时，堵河地方特有的古巫文化在民众中仍保持鲜活的生命力，给乱世、衰世的人们心灵上频添了许多安慰。
三次移民潮给堵河地域文化带来先进的平原耕作技术，先进的商品经销意识，蔑视权威的反叛精神和大都市的价值观念，使堵河文化在痛苦的蜕变中迈向近代化。
接受了新因子的堵河文化在经历外来异域文化板块的撞击与挑战后，在时代精神的洗礼中重新进行整合。
在文化整合的造山运动中，堵河为辛亥革命奉献出军事总指挥、国民党元勋张振武，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奉献出中国劳工第一位大律师、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施洋，张振武和施洋以秦巴山一般伟岸刚烈、以堵水一般豪迈奔放屹立中国社会大改组、大变迁的最前列，参与缔造民主与自由的新世界的大运动，生动地体现出堵河文化风采和这种特色文化培育出的独具魅力的人格，尤其表现出堵河人强烈的反叛精神和和合通变的革新意识。
顺应自然，善于养生；改造世界，敢于创新；追求自由，热爱和平；致力幸福，不断革命。
——堵河地域特色文化赋予堵河人刚柔相济和合通变的鲜明性格。
堵河以古巫为特质的地域文化以其特有的包容性和同化力将异域异质移民文化纳入自己的旗帜下，贯注以伏羲、女娲伟大的创世精神，蚩尤、丹朱强烈的反叛精神，以及庸人特有的和合通变的文化基因，使整合后的新型堵河文化具有一脉相承的历史连续性，实现异域移民文化的本土化。
（四）社会主义时代精神贯注和提升时期（1949—） 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堵河地域文化漫长的发展之旅终于矗立起划时代的界碑。
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在农民翻身的热烈鼓点声中升起鲜艳的旗帜。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以强大的力量改造着地域文化，下里巴人竹枝词和堵河号子、竹山高腔被赋予强烈的政治内容和时代新生活的色彩；傩戏和巫术被当作封建迷信而受到批判和抛弃；由地域文化中的糟粕所滋生的各种邪教、反动会道门组织受到有力的镇压，新型社会主义农民文化应运而生。
这种文化仍然继承了巴楚文化中的浪漫热烈、奔放豪迈的高调浓色。
地域特色文化怎样才能同时代精神有机结合
这个课题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仍然没有得到很圆满的解决。
文化大革命时期“左”的思潮泛滥，文化成了政治简单的传声筒，时代精神成了简单的几句政治口号，地域传统文化的精华被当作糟粕抛弃了，从而丧失了自身的特色。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堵河地域特色文化出现复苏的生机。
余曼白代表的堵河剪纸艺术进入国际艺坛，展现出堵河地域文化独特的审美视野和表现风格；罗维扬主编的县级文艺刊物《堵河文艺》进入国际文化交流展厅，代表当时中国县级文艺刊物的水准，并以之为阵地培养了一大批文学艺术作者群，乡土文化得以张扬。
小荷才露尖尖角，堵河文化以艺术的幼苗显示的是土壤的肥厚。
九十年代中期，竹山县全面开展旨在提高人民群众素质，消除精神贫困的十星级系列文明创建活动。
农民自觉地用政治、道德、文化、科技、教育等社会规范自我约束、自我管理。
十星级创建活动将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观念同当代历史发展对农民的必然要求结合起来，致力于农民的全面发展。
竹山十星级系列文明创建活动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各大新闻传媒的重视和关注，1996年冬在武汉召开的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座谈会把学习“竹山经验”作为主题，由此，“竹山经验”走向全国，成为精神文明创建史册上的一个专有名词。
1997年春，竹山县被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定为国家农村精神文明创建示范点，同时成为与张家港、天津和平区、大连并肩的全国“四大文明创建典范”。
透过社会纷纭复杂的表象，我们透视到“文化力”的巨大作用，“文化力”往往是某些泡沫似的政治运动、文化运动乃至经济运动幕后的导演。
竹山作为贫困山区的特困县一举成名并非偶然，实际上是地域文化独特的丰厚底气使然。
地域文化发展走势和民众的心理需求构成戏剧性突变的“内因”，而时代精神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发展则是其“外缘”。
社会主义需要精神文明创建成为群众自觉行动，民众需要精神理念作为生活的目标与动力，地域文化需要在暗河低谷中寻求振起的突破口，三者的内在机制在历史特定时空点跨世纪转折关头终于因缘和合，揭开了地域文化复兴的序幕。
堵河文化的复兴是中华文化根的苏生，是世界文化壮丽的回归，让文化更好地为人的自由与幸福服务，推动人类由物我对立的必然王国向物我一体的自由王国进化。
——这就是堵河文化始终不渝的神圣使命。
因此，堵河文化必须重新审视人类文化所有成果并予以最大限度的吸纳消融，在壮丽的回归中重建新型范式；堵河文化必须借助强大的文化复兴浪潮和思想与实践的双重启蒙完成自己的神圣使命；堵河文化必须抛弃实用主义和盲目迷信的枷锁，在跨世纪戏剧性矛盾冲突中再度振起，凤凰涅磐。
《山海经》中的记载 又西五十二里，曰竹山，其上多乔木，其阴多铁。
有草焉，其名曰黄囗，其状如樗，其叶如麻，白华而赤实，其状如赭，浴之已疥，又可以已胕。
竹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其阳多竹箭，多苍玉。
丹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洛水，其中多水玉，多人鱼。
有兽下，其状如豚而白毛，大如筓而黑端，名曰豪彘。
出自《山海经 西山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