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什么在21世纪的今天有什么现实意
错的，这个口号全盘否定了‘孔家店’的精华，全盘肯定了西方文化，当时的人们太局限了
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到孔家店的口号对吗，这个口号是否适用于今天，结合所学知识谈谈
不适用对于任何文化都不能全部批死 而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新文化运动对我们有什么借鉴意义
那么我觉得为什么今天这种事情，这种话已经不知道说了,快100年了，明年就90周年了，今年89周年，那么年年都说，而且这个我也知道有各种各样的文章和研究五四运动，研究五四的新文化，研究五四时期的人物，现在对于，鲁迅更不用说了，鲁迅研究，这个研究胡适什么这些人，最近这个陈独秀慢慢慢慢又,有好多人在研究，那么我还能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好像都是老生常谈了，但是我自己觉得，好像还有话说。
那么我想针对的，今天要讲呢，我想针对三个方面,非议五四的一些个说法，然后再提出我的看法来。
那么非议五四的有三个方面的说法，一个就是刚才讲了，觉得反传统反太厉害了，那么这个就是把中国的文化都断裂了，这个因此就是说中国人已经丧失了这个文化的自信，要全盘西化了，这个不得了，就变成文化殖民地了，虽然这个外国没有在土地上征服中国，现在中国已经变成外国的文化殖民地了，有这么一些个说法，然后就是说,中国文化的断裂，应该由“五四”时候的批孔来负责，因为“五四”提出了打倒孔家店，其实打倒孔家店并不是五四运动提出的，甚至于是什么人提出的，现在都不可考，据说也就是一个不知名的人在一个很激动的情况之下，喊出了这样的一个口号，总而言之就是，现在有一位很当红的这个女士，就是于丹，她写了一篇文章，我发现她把打倒“孔家店”偷换为砸烂“孔家店”了，于是就跟文革完全连在一起了，把文革的语言套到了这个五四时代的人的头上，就说他们要砸烂“孔家店”，其实这个语言他们根本没有，而且也绝对不想砸烂，他所谓打倒只是精神上的某一种这个要冲破一个禁锢。
就因为文革的批林批孔，大家都记忆犹新，对于这个五四运动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子反传统的，一般的人不去好好研究，不去看他们的东西的话，是不太知道的，所以这个东西很有煽动性，一下子就说，他们打倒孔家店，这个“五四”，这个文革的时候批林批孔，大家都知道文革的时候批林批孔，荒唐得不得了，于是，而且弄得大家都这个一代的人都失学，这个就整个真的就断裂了。
于是就把这些根源都怪在这个五四运动的身上。
所以我要着重讲一下，“五四”的所谓反传统和文革的这个批林批孔究竟区别在什么地方。
第一就是说是它的这个方向是什么，五四的反传统，这个“五四”，我再说一遍，不是1919年5月4号，而是指的整个的我所认为的广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这个反传统，它反的是什么东西，方向是什么，它反的是从政治上的极端专制的这样的一种制度，从文化上讲就是以孔孟之道，以三纲五常为口号的，就是把人的思想完全禁锢起来那种礼教，就是鲁迅所说的吃人的礼教，反对这样的一种极端顽固的传统，旧的这种，把人的思想全禁锢起来的这样一种习俗，一种习惯，习惯的势力，这个势力一方面是有政权的势力在支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各个，就是渗透在整个的社会里头，然后以家族为基础， 譬如说你想到学校去，那时候学校已经开始有新学堂，也教了一些新的课程，回来之后，立刻就不行了，那个家里的这个家长就觉得你学的那些东西，都是离经叛道的，所以一些新思想根本进不来的，那么要男女平等，要女的还能够去上学，或者是说这个能够婚姻自主，那就根本谈不到的，所以在那么一种禁锢的非常强的这个禁锢的，顽固的势力，你要是不反掉的话，不大声呐喊去反对它的话，那你就根本寸步难行，所以我觉得在当时这么一种形势之下，有一些比较激烈的言论或者是要想冲破的，这个方向，就是冲破这种专制，专制文化，然后他要的是什么东西呢，引进来的就是科学和民主，他们认为西方文化的精华是科学和民主，当然我们今天看起来的话，你说科学发展到科学主义了，又有它的弊病了，这个民主也有很多问题等等，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反专制要民主，反愚昧要科学，这一对矛盾是非常明确的，那么这种，这个方向本身是什么，是推动社会进步的，这个无论如何，你要没有这个东西的话，我们今天的所有的一切，我们现在有的新的观念，你从哪来的
这个是我们还是，如果没有这些个，这些新文化运动的话，你自己绝对没有独立的思想，所以从那个时候到今天，我们已经走得很远了，但是这一代人的先驱的这个努力，这是功不可没的，这是个方向问题，就是把中国推向现代化，推向民主，推向就是使得人开始有人权的观念。
那么第二个的，就是说那个主力是哪些人，主力刚才我说了，就是一些先觉悟起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已经有了很深的传统文化的修养，同时也睁眼看到了这个国外的一些个外来的，接受了一些外来的新思想，然后而且有很高的社会责任感，是要承载着社会的良心，可以这么说吧，他们这种忧患意识，就跟中国从前士大夫的这个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这种优秀的传统下来，他用在改造社会，就是他们觉得自己有这个责任，他们先知道了一些个真理，先看到了一些个，就是外面的情况，他有责任要把这个普及开来，所以他就要大声地呐喊，因为他们的声音在当时不是主流的，所以他们才需要使劲嚷嚷，而且说的话，有的时候就比较激烈。
第三个就是它的后果是什么，假如说它是造成了文化断裂，那么它，应该看得出来它的后果是造成了文化断裂了，但是它的后果，文化一点儿没断裂，为什么呢
就是说他们，假如说从1919年为一个分界线的话，那么20年代，30年代的中国的文化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那些老学者，现在北大已经基本上现在已经差不多刚去世或者是，像什么冯友兰、张岱年什么这一批人，包括我们可以举出好多好多人来，从蔡元培办学，然后他召集了那么那么多精英，一些名教授，这个就是我的老师一代的这个名教授，包括自然科学的，现在的我们的科学院院士，大概八九十岁，或者已经刚去世的，这一代科学院院士，他们都是这个五四的新文化运动的受益者.先不说自然科学，就说人文的这方面，是不是跟传统文化完全断裂了呢
我觉得就我自己的这个经历来讲，我上学的时候，也就是在三四十年代的时候，就是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我念的古文是念得很多的，那个时候国民党的政府，教育局所审定的课本，我们那个时候基本上都用那个课本，国文课本里头，选的古文是选的分量相当多的，另外还加上，有的时候加读经，就是说四书五经选读也有的，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的文化是没有断裂的，这个断裂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断裂的
从1949年以后才慢慢开始断裂，所以我觉得这个断裂，不是从五四运动开始断裂的。
这个是三个方面。
那么就讲文革，文革的三个方面。
第一，文革的方向是什么，文革的批林批孔的方向是什么，我觉得整个这一个没方向，因为它不是，这个谁也不知道林和孔到底有什么关系，它这个是上面政治斗争的一种符号，这个谁也说不出来林彪跟孔夫子到底有什么关系，但是它的方向是什么呢，方向是树秦始皇，也就是向着专制这方面来，这个方向是向专制这方面，上头是完全专制的，是上面一声令下来批的，所以它这个主力，批判的主力，下面完全是盲目的，所以我觉得从方向来讲，是跟五四完全相反的。
客观后果是什么
就真的文化断裂。
所以我想来想去，我觉得这个，把这两个文化割裂，文化断裂的这个算在“五四”头上，是不公平的，而且是不符合客观现实。
所以我还是认为，这个所谓五四新文化的这个精髓，就是在继承传统文化的最优秀的精髓的，精华的这个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以便这个更新我们的古老的传统文化。
一个古老的文明，如果没有革新的话，是不可能进入现代化的，这个革新，又必须要吸收外来的文化，这个要有所吸收的，特别是在今天这个全球化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的时候，你不吸收外来的文化是不可能的，但是也不可能完全西化的，我觉得所谓全盘西化，是一个伪命题，没有全盘西化之说，只有你吸收的是好的还是坏的，你把那个坏的，好东西不要，吸收的都是糟粕，那是你自己的事情，然后你也不能怪在西化身上，所以我觉得恰好五四精神应该学习的是吸收外来的精华，扬弃自己的糟粕，继承自己的精华，自然而然自己的精华就会继承下来。
比较先讲到这。
然后第二种反对，就是说对五四的这个非议，是相反的，是这个比较声音不是很大，但是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说“五四”这一代人，特别是以陈独秀他们这些人为代表，太崇拜法国大革命了，这个法国大革命代表什么东西呢，代表激进的暴力革命，所以他们就是对那个，由法国大革命而接触，就是从这开始，他们就是培养出了一大批激进派，激进派后来就接受了十月革命的这个暴力，然后以至于以后的各种各样的坏事，从强制性的思想改造到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一直到文革，都要“五四”这批人负责，我也觉得有点，也有点牵强。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最大的成果在于解放思想，解放了思想以后，就各种各样的思想都可以进来了，它所起的作用就是说，什么都是可以想象的，本来就是除了孔孟之道，就是什么也不能想象，其他的全是歪门邪道，全是异端邪说，那么它打破了这个迷信之后，就是什么东西都是可以想象的，所以实际上20年代初一直到30年代，整个的差不多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思潮都在中国有反映，从无政府主义到自由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到法西斯主义，各种各样的就是所谓国家社会主义，在中国都有代表人物，这个都在那争鸣过，所以五四实际上它造成了一个可以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它并不能够为后来取哪一派这个学说，或者哪一派思潮占上风，甚至于变成了哪一种政治革命，不能为这个负责，不管是功是过，这个不是由于，说是一个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引进了各种各样，就只引进了一个激进思潮，我觉得不是的，就是它打开了大门，使得各种思潮都能进来，至于后来怎么选择，那是后来的事。
还有一个第三个非议就是说，一个社会的前进，一个民族的这个,制度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文化是空的，就是说不起作用，所以“五四”这一代人用很大的精力去改造文化，这个是，就是选错了重点，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说真正的这个仁人志士要改造中国的人，要革新中国的人，要做的事情应该是改变制度，而不是去革新文化，你把文化作为重点，本身就错了，你不用去讲这个文化呀，启蒙啊这些东西，这个比如说严复说开启民智，这个梁启超说要创造一个新的国民，新民论嘛，他的新民说，就是也是要改造中国人的思想，实际上是这样的意思，这个都是不必要的，你就是要做的事情是改造制度。
那么我一方面虽然理解这种，我也不赞成说以文化特殊论来抵制所有一切民主改造这些东西，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先有制度还是先有文化，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就是说，你很难说哪个是在先，可是我觉得，问题就是在于呢，必须要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就是这种呢，我就觉得，在一个长期,在某一个制度底下，中国在皇权制度底下，已经存在了两千年了，这个制度所形成的一种文化，就形成的大多数人的所认可的一种什么，那个行为方式，认可的价值观，一种很习惯的思维方式，就是这样，这个就叫做文化，就已经形成了一种这样的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在反过来，它会维护这个制度，是使得任何改造都非常困难，这很难冲破的，因为你一要搞一个新的事，这个马上就所有的人都来反对，大家都有这个吧，我记得大概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王蒙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叫《坚硬的稀粥》，就是说这个，他是很有象征意义的，讲一个家庭里头一个老爷子，这个一切都得他说了算，结果到底吃粥还是，要换一换，不吃粥，都是很困难的，这个就是他后来，这个很有象征意义，它这个就是一种文化，就是说那么比如说我说，为什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老百姓觉得没有皇帝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他忍无可忍了，起来造反了，揭竿而起，然后呢取得了，那就是成王败寇，然后成了王之后呢，他所能够，他的记忆里头有的方式，还是当皇帝，还是照样搞一个朝廷，还是实行他的这个皇权专制，中国整个的历史不就这么周而复始，都是这样的吗。
造反的时候，革命性非常强，而且都是很值得同情的，然后好像都是讲平等，他要的是,就是蔑视这些个权力，他是要平等的，等到他造完反之后，他一上台，他一变成了，他能够建立的，他还是一个皇朝，他想不起别的东西来，因为他的记忆里头，他在文化里头就没别的东西。
那么只有在，我觉得中国只有在外来的这些影响冲破了以后，才忽然发现，原来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方式，这个就是一种文化的改造，没有这种文化的改造，它促进不了制度的改造，这个否则的话，他根本不能想象，除了皇帝之外，还有别的方式可以建立一个政府，而且这种无形中的文化的束缚，文化的习惯势力，还是有很大的韧性的，制度是刚性的，这个所以你不管名义上头，你叫共和也好，叫民主也好，叫这个也好，但是自然而然的，一个不小心，又滑到了皇权专制里头去了. 第二就是说这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士大夫的这个家国情怀，也是寄托在明君身上，另外中国的统治者，一旦掌握了最高权力之后，他认为自己是奉天承运，他自然就是应该掌握生杀予夺之权的，这个造成了，就是说即使是刚性的制度改了的话，这个里头的，所以所谓潜规则，我觉得吴思发明这个潜规则，非常好，非常精彩这个词，就是有无数无数的潜规则，这潜规则就是什么，就是文化，就是大家所习惯的一种做法，你不管是明文规定的条例是什么，法律是什么，但是自然而然就有那么一种习惯势力，我就还是按这个做。
这个力量是，所谓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非常大的，他可以做非常好的事情，也可以起非常坏的作用，但是这个东西是可以改的，并不是不可以改。
这个改造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就是需要启蒙。
那么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就是起了一个启蒙的作用，还没有完全启蒙，就是说当时也就撕开了一点头，使得好多各种，刚才我讲各种各样的思想都能够进来了。
所以就是说，我说的这几个文化和制度的关系，就是这么一种关系，你即使，或者是说你一些个，这种思想不改变的话，你这个没有人来做这个制度的改造，但是你如果制度已经改了，并且明文规定应该这样，应该这样，但是你这个人的这个大部分人的思想，都还没变的话，慢慢慢慢又滑到原来去，就是说新瓶装旧酒，就又滑到原来的地方去。
所以为什么，比如说亚洲很多国家，它也是跟，也实行什么议会制度，选举制度，三权分立，什么都实行了，但是怎么在客观的效果上就不太一样，就还是乱得不得了，然后到时候还是枪杆子说了算，好几个国家都还是这样，我觉得跟它这个文化基因就有关系。
但是有的人也举这样的例子来说明，那么这些国家根本就不适于民主制度，我觉得不是这样，我是倒过来，就是说，就说明它的文化还需要改造，这个需要一步一步的，改造它原来的一些扬弃一些个旧的东西，吸收一些新的东西，但是这些都离不开它原来的这个文化的土壤，你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
所以文化和制度，我觉得这个就说是相辅相成的。
那么再说到今天中国是怎么样子一个状况呢，我觉得今天中国已经不应该再以文化为说辞，说我们中国就是这样的一种文化，我们几千年来，就这样走过来的，因此我们根本就不需要，不承认一些普世价值的东西。
实际上我们现在，你看就是说从我们这个领导人的讲话里头，比起10年以前，就有很大的进步了，就是说承认民主、法制、人权，以及言论自由这些东西都是有普世价值的，不是西方特有的，也不是资产阶级特有的，承认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在这个里头，我觉得开启民智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认为这个用不着矫情，就说知识分子凭什么去教育别人或者什么之类的，我认为当然知识分子并没有权利高高在上，认为自己掌握了所有的真理，要教训别人，但是你至少是有幸多受了一截教育，我们中国13亿人口，能够受大学教育的，到现在还是少数，就跟先富起来的人一样，有少数人先富起来，先富起来，他就有他的责任，用他的钱为社会多做一点事情。
那么不管你是出于什么样的幸运，总而言之，我们多受了一些教育，然后自己认为，看到了一些个真理，看到了一些个，我们认为是，对我们国家，对人民有利的这个方向和应该做的事情，为什么不能够传播呢，就是说我们就利用，要不然的话，你杂志啦，报纸啦，什么讲坛了什么东西，都可以不要了，所以有一些个人说，你们这个就是说，老百姓并不见得比你们这个知识分子愚昧多少，这个不知道，你们趁早远离，这个用不着去说这些个，我觉得这是一种矫情，而且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
那么老百姓，纳税人白花钱让你受教育了，你受了教育以后，对你所了解的东西完全不和人家分享，所以我觉得就有这个责任，你认为哪一些个文化是更加先进一些的，就说对国家的前途更有好处的话，假如你认为别人还没认识到的话，你完全有权利、有责任、有理由去大声疾呼说我就是这么主张的，然后你要是不同意，最好能够大家一起来讨论，应该有一个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这样一个，我希望还出现这样一个众生喧哗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吧，然后各种各样的思想都来，在平等的基础上公开地来讨论，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肯定会慢慢慢慢大家达成，会看到一个，基本的共识，然后推动我们的社会再前进一步，不管是改造制度也好，改造文化也好，接着往前进。
所以无论是主张制度，先改造制度也好，无论主张先改造文化也好，有一个前提是必须的，就是言论自由，就是你要改造制度，你也得让大家说出来，你需要什么样的制度，然后你才能够改，你要是要这个改造文化，你更加要大家来讨论，所以这个归纳起来的话，就是说自由地讨论一些问题，是绝对必要的，这个不能够说，你只许讲这个话，你这个话不许讲，你今天我们这个是主流，你只许讲主流的话，那明天很可能，这个就变成主流了，我的结论就是说，文化和制度是相辅相成的，是互相促进的，然后回归到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说这个它的精髓是继承了传统的文化的精华，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以便结合成为，希望造成一个新的中华民族的文化。
那么它另外一个精神，就是自由讨论，这个在你们看这个五四的这，就拿《新青年》来说，里头各种不同的意见，互相批评都非常尖锐，它不仅仅是只有批判传统，还有维护传统的呢，还有另外一个杂志，《论衡》是吧，里头有很多讲维护传统的，而且把他们批得一无是处，把新文化的这部分人批得一无是处，胡适一提倡白话文，另外就有人主张文言文，而且用文言文来写，反对白话文运动，所以在这种气氛底下，它才会慢慢慢慢，自然有大众的选择，就会形成了一种共识，而且这个共识是向前推进。
我先讲到这吧。
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是什么
（1）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2）推动了马克思列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3）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和繁荣（4）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革命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5）.促使人们冲破封建思想的罗网.探索救国救民的新出路.在近代中国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的风暴
如何评价新文化运动
进步性：(1)猛烈地了封建的统治地位,使人们的思想获得空前的解放。
形成潮流，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了有利条件；(最主要(2)中国知识分子在运动中受到一次民主与科学的洗礼；(3) 弘扬民主和科学的思想，推动国自然科学的发展；(4) 对的爆发起了宣传动员作用⑸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和繁荣⑹后期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成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局限性：前期的新文化运动没有同群众运动相结合对方文化存在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偏向
新文化运动的评价 1意义 2局限性
首先是一场思想革命，它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向礼教发起了全面挑战，启发了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青年的“民智”，促进人们追求民主和科学，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运动，这是此前的戊戌变法和都不曾做到的。
又是一场文学革命，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提倡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并且把反封建的革命内容同新文学的形式结合起来，使新文学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富有时代气息，有利于人们思想的解放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所以如此，不仅由于 “文学革命”本身是构成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部分，还因为新思想、新文化要求与之相适应的表现形式，即语言、文风的更新。
这场斗争的结果导致了封建主义旧文学的崩溃，促成了具有时代精神和风貌的新文学的诞生，因而，有力地推动了启蒙运动的发展。
鲁迅的《狂人日记》等作品所起的巨大作用和影响，充分说明了文学革命及其实绩在整个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
反对封建专制愚昧,提倡民主与科学是新文化运动的又一主题，民主和科学，是两个相互联系的课题。
前者是后者发展的重要条件，后者则对前者给予促进作用。
二者都是使社会摆脱中世纪状态的关键，成为飘扬在新文化运动的队伍前列的两面大旗。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所理解的科学有着丰富的内涵，不仅包括自然科学还包括“社会政治学说”，实际上同理性的概念相等同，事实正是这样。
新文化运动严重动摇了封建统治思想,人民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先进的知识份子受到一次民主与科学的洗礼,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之发展,后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先进的知识份子改造国家,拯救社会之利器。
前期新文化运动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的潮流。
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前期的新文化运动是伟大的与民主和科学的洗礼,其动摇了的统治地位，促进中国人的觉醒，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的潮流。
对爆发起了思想宣传动员作用，但新文化运动由于历史的原因，不可避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一）、范围小。
只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发起的运动，没有发动群众及广大的工农阶级。
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力求贯彻他的学术上兼容并蓄、百家争鸣的思想，使北大成为思想解放的学术重镇。
于是，蔡元培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还聘请了胡适、李大钊等不少有新思想的学者来校任教。
陈独秀就职北京大学后，也将《新青年》杂志迁至北大，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成为了该杂志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这一方面使得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的主要阵地，另一方面，对青年人产生了巨大影响，使青年知识分子成为了运动的主要力量，而没有深入群众和广大工人阶级，以至于在初期的领导阶级任然局限于青年知识分子，没能为广大群众及工人阶级所知。
（二）、过于偏激。
这次运动的发起者们彻底的批判了孔孟思想，把孔孟思想一棒子打死了。
没有认识到孔孟思想的优点，否认了事物两面性。
新文化运动高举明主和科学两大旗帜，以进化论和人性解放为武器，猛烈抨击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的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提倡新思想和新道德，提倡白话文和文学革命，推崇民主与科学。
即是如此，不对传统伦理、价值观念进行批判，新的民主与科学观念就难以立足。
因此，陈独秀认为，儒、道、佛三大“学说之为害”，是与“专制君主之流毒”与“统一之为害”共同造成国民“根性薄弱”的三个祸源。
针对袁世凯时代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中尊崇孔教的条文，陈独秀认为“非独不能以孔教为国教，定入未来之宪法，且因毁全国已有孔庙而罢其祀。
”这实际上是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而后来易白沙、吴虞等人也纷纷对孔学进行了批判。
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们没有揭示孔学的社会根源并，提倡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并不能成为改造社会的有效思想武器。
（三）、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定位不对。
发动新文化运动的人们，把实行民主政治，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定为目标。
但后期社会的发展事实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实际上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实质上仍是先前的“资产阶级新文化”斗争的继续和发展。
这场启蒙运动依然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倡导者们还是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武库中提取兵器，但却表现出较之他们前辈更为猛烈和彻底的战斗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喊出了反对和封建社会制度的口号。
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是民主主义的启蒙运动，实质上还没有超越资产阶级的“新学”的范畴。
但运动的倡导者表现出较之他们的前辈更为彻底得多的反对封建精神，因而使其运动具有了空前的深度和广度，沉重地打击了旧思想、旧文化，加速了封建主义精神堡垒的瓦解。
同时，这种“补课”决不仅仅是“继往”或“承先”，从而完成民主革命先行者的未尽之业;它在某种意义上还具有“开来”、“启后”的作用：只有彻底砸碎封建主义的精神侄桔，猛烈鞭挞愚昧和迷信，广泛传播民主和科学的观念，才会造成革命精神的昂扬和信仰科学、追求真理的热潮，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新文化运动有其历史的局限，对传统文化缺乏科学的分析，往往有悖于实事求是的准则，并且不可避免地带来消极的作用。
但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无疑是不可磨灭的。
它开启了国人的心智，使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旗帜在中华大地高高飘扬，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划时代的伟大启蒙运动一一是对它的确切的、科学的评价。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有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在进行帝制复辟活动之时，还大力提倡尊孔读经。
陈独秀他刚登上总统宝座，就大搞尊孔祭天。
1913年6月亲自发表“尊孔令”，鼓吹了“孔学博大”。
1914年又发布《祭圣告令》，通告全国举行“祀孔典礼”。
为支持袁世凯帝制复辟活动，中外反动派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逆流，1912年起，他们在全国各地先后成立了“孔教会”、“尊孔会”、“孔道会”等，出版《不忍杂志》和《孔教会杂志》等。
康有为还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宣扬“有孔教乃有中国，散孔教势无中国矣”。
面对这股反动逆流，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和封建势力同流合污；有的偃旗息鼓；许多人则感到彷徨苦闷，找不到出路。
但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却发动了一次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同封建尊孔复古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这个运动是从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开始的。
陈独秀任主编，李大钊是主要撰稿人并参与编辑工作。
陈独秀是一名激进民主主义者，他仇视当时的封建军阀统治，要求实现真正的民主；他批判了封建社会制度和伦理思想，认为要实现民主制度，必须消灭封建宗法制度和道德规范。
李大钊则反对复古尊孔，要求思想自由，号召青年不要留恋将死的社会，要努力创造青春的中国。
该杂志于1916年9月出版第二卷第一期时，迁往北京并改名为《新青年》。
进步知识分子团结在《新青年》周围，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从政治观点、学术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方面向封建复古势力进行猛烈的冲击。
他们集中打击作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思想基础的孔子学说，掀起“打倒孔家店”的潮流。
他们还主张男女平等，个性解放。
1917年起他们又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新青年》实际上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导中心。
1916年初，袁世凯称帝，在此之前，美国人古德诺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杨度发表了《君宪救国论》等文章，散布中国宜于实行君主制，没有君主便要“灭亡”的谬论。
《新青年》针对这种情况，发表了陈独秀《一九一六年》、《吾人最后之觉悟》，李大钊的《民彝与政治》、《青春》等主要论文，揭露了君主专制的危害。
《新青年》从1918年1月出版第四卷第一号起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刊登一些新诗，这对革命思想，的传播和文学创作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1918年5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旧礼教旧道德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指出隐藏在封建仁义道德后面的全是“吃人”二字，那些吃人的人“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中国2000多年封建统治的历史就是这吃人的历史，宣告“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这新文化运动篇小说奠定了新文化运动的基石。
在《新青年》的影响下，一些进步刊物改用白话文。
这又影响到全国用文言文的报纸，开始出现用白话文的副刊，随后短评、通迅、社论也都采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
所有这些文学改革，使全国报纸面貌为之一新。
1917年爆发了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震动了全世界，也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
《新青年》应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以大量篇幅发表了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社会主义理论文章。
1918年11月，《新青年》发表了李大钊同志写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著名论文，热烈欢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领导下，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民主，反对独裁，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新文化运动，宣传了西方的进步文化。
以后，又传播了社会主义思想，反映了新型的革命阶级的要求，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新青年这一运动的深入发展，吸引了许多年轻人，特别是青年学生集合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为迎接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作好了思想准备。
这次运动的主要缺点是其领导人没有把运动普及到群众中去，只是局限在知识分子圈子里，他们除了一般的政治口号外，没有提出实现民主政治的具体办法。
同时他们形式主义地看问题，不能正确地对待中国文化遗产。
但这个运动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给了封建主义一次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在思想界形成了一次新的思想解放潮流，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当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马列主义的时候，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一个资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转变为一个广泛宣传马列主义的运动，《新青年》也逐渐变成宣传马列主义的刊物。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大量发表抨击尊孔复古的文章，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从1916年第二卷第一号起，《青年杂志》 改名为《新青年》，1917年初迁到北京出版。
主要撰稿人除陈独秀外，还有李大钊、胡适等。
此后，《新青年》的影响越来越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新青年》受到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普遍欢迎，被视为青年人的“良师益友”。
他们说：“青年得此，如清夜闻钟，如当头一棒。
”
新文化运动感想
新文化运动感想简述： 前期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斗争。
它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激发了人们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热情，但未能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指明真正的道路。
随着，新文化运动有了新发展。
具体阐述： 尽管1920年后意识形态的要求日益强硬，知识分子言论的内容日益政治化，但不能把新文化现象仅仅轻视为开场或结尾时的一个插曲。
它为富有创新精神的思考和新鲜政治社会观念的普及化，创造了一个相宜的环境。
它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民国初年的幻灭感中失落了的自信和自尊。
因此，一方面，它为有计划地继续追寻目的和方向准备了道路；另一方面，它确立了对新文化思想极为重要的价值——自由探索和自我表现的价值，务实判断和合理瞻望的价值。
这些价值的确立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判断标准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他们据此继续严格地评估后来政治的合法性，直至1949年的巨大转折，甚至延续到这以后。
“ 这个新世界与我们的文明如此不同，身处其中，我们怎能安然无动于衷
”1917年，胡适准备回国承担大任，他在美国已为此做了多年的准备，他写道，“我们如何吸收现代文明，以使它跟我们自己创造的文明互相融合，协调发展
” 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包括胡适的批判者和敌人，都会认同这样的态度。
甚至那些怀旧情绪很浓的人，都很清楚不可能再回到过去时代的形态和制度。
只有极少数康有为的追随者，支持清廷于1917年7月短命而愚蠢的复辟。
对于五四前后的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例如胡适来说，问题在于，如何在过去与现在之间保持或创造一种连续性，以使中国的存在具有意义。
正如劳伦斯·施奈德（Laurence Schneider）在他对知识分子“民族本质”的研究中所指出的，对连续性的关怀，常常被表述为要求坚持文学形式、审美规范和道德训诫这些构成中国传统精英文化内容的东西。
对坚持知识分子传统使命的关怀，即要做国家和文化的代言人，因而是对公众具有重要意义的人，这一点虽然不明显，但在许多情况下却并非不重要。
新文化是这些主张的颠覆者，这不仅因为它攻击儒家制度的价值，而且也因为它的辩护者竭力证明着新文化的知识和社会作用。
他们并不是第一次赞成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价值；如我们所知，这个荣誉要归于梁启超、严复和早期革命宣传家。
但是，新文化知识分子第一次确证了在思想和行为上个人主义风格的极端重要性，这种风格是一个人有道德良知的表现。
他们绝非对社会漠不关心。
但是，如我们提到的，他们倾向于按照社会的文化个性而不是政治共性来界定社会，他们推崇个人独立于团体、知识分子独立于国家这样一种思想和性格品质。
他们痛斥中国传统社会的奴性态度，在他们看来，这种奴性在把儒生束缚于行使和幻想帝国权力的依赖关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于是，我们在新文化一代人中，第一次遇到了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中国知识界的这样一群人：一个自觉地进行批判和自我批判，站在反对党立场的知识群体，他们要求发挥影响是基于这样的自信，即个人意见、个人品格、个人趣味具有公众意义并能引起公众的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