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如何做好招商引资企业帮办服务工作的新思考
帮办服务的高低是一区招商引资软环境的实力，更是实现地区间差别的一张王牌。
为更好地践行七个怎么办对重特大项目落户帮办的新思考，必须进一步完善企业帮办服务体系，创新帮办服务模式，不断提升客商投资的软环境，促进泗阳经济发展实现大跨越，为全县建成全面小康，跨入全国百强中心目标的早日实现提供有力保障。
一、我县帮办服务工作的现状今年以来，全县上下紧紧围绕工业强县的战略思想，着力招引大项目、服务大项目，各帮办服务人员坚持采用五位一体的帮办服务模式，深度拓展精细化、个性化和主动性、创新性的两化两性服务内涵，使得帮办服务的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1、领导对帮办服务越来越重视。
随着招商引资政策的不断完善和服务意识的进一步增强，各单位对所引进的大项目均专门成立帮办服务领导小组，或是精心挑选帮办服务人员，力求促使项目早签约、早落户、早建设、早投产。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不少领导经常亲自深入项目建设现场去了解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企业的早日投产达效建言献策；对所派出的帮办人员定期召开汇报会，及时了解和掌握企业建设进度和遇到的困难，并商讨解决对策。
由于帮办人员长期在企业工作，有的单位在生活和交通方面给予他们相应照顾。
2、客商对帮办服务越来越满意。
帮办服务口号喊的再好，关键能否持久地落实到位。
在泗阳高速发展的这五年里，帮办服务的项目和内容不断增多，广度和深度都有增无减，帮办体系渐趋完善。
此外，帮办人员与本职工作脱钩，从项目落户开始实施企业终生制帮办服务。
绝大多数帮办人员一直坚持在帮办服务岗位多年，全身心地投入到帮办服务中，帮助企业老板管理事务、协助做好办证、矛盾处理、市场行情分析等相关工作，受到客商们的一致好评，也受到上级领导的充分认可，先后荣获中国浙商最佳投资城市、中国最佳投资环境县等荣誉称号。
3、帮办人员对帮办服务越来越用心。
帮办人员在对企业帮办服务的过程中，绝大多数帮办人员都能为企业提供项目相关证件办理、厂房建设和招工等方面服务。
对投资客商提出的要求，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能办的立即办，难办的协商办，不能办的变通办，现在他们每天必做 三查三帮，撰写工作日志，帮办人员工作越来越深入。
二、我县帮办服务工作面临的问题一直以来，我县的帮办服务工作都是全市的金字招牌，但是面对新的形势、新的任务，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存在的不足。
1、帮办人员素质需要进一步提高一是缺乏精细化。
帮办服务工作的层次较低，很难为企业提供贴心的、全方位的精细化服务；二是主动性不够。
不少帮办人员需要在领导的催促下完成帮办服务规定的工作，缺乏主动性；三是创新性不足。
有些帮办人员严格按照服务规定的要求落实工作，缺乏创新性。
四是缺少个性化。
部分帮办服务人员没有相关专业本领、知识面较窄，整体素质需要提升。
2、帮办服务领域需要进一步拓展我们的帮办服务仅仅局限于上传下达、联络服务、关系相处等方面，做的好一点，也只是在办证、用工、矛盾调处等方面予以服务，但是很少帮办人员能为企业在经营、生产、管理等方面提供优良服务。
从某种意义上讲，帮办过程也是招商信息搜集和整理的过程，然而，极少人员能通过帮办服务平台树立以商招商的服务理念。
3、帮办考核体系需要进一步规范目前，我县对帮办服务工作考核仅局限于督查办每月一督查一通报，而忽视对帮办人员所属单位的考核，部分单位没有发挥对帮办人员应有的督促和指导作用，同时也存在考核办法执行不到位或不能有效落实的问题，缺少对帮办人员有效监管，针对这些不足，帮办服务考核体系亟待进一步完善和规范。
三、对做好我县帮办服务工作的建议为更好地服务招商大局，围绕县委提出招引大项目，服务大项目的总体要求，坚持服务就是生产力，效率就是生命力的帮办理念，不断优化帮办服务的质量。
针对上述不足，提出如下建议1、完善培训体系，提升帮办水平在不断深化的招商形势面前，要想出色地做好帮办工作，关键就在于能否适应招商引资新形势。
鉴于良莠不齐的帮办素质和不断深化的招商形势之间的矛盾，帮办服务培训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已迫在眉睫。
个人素质方面，侧重于责任主题教育，严格倡导县委提出的责任比能力更重要，敬业比水平更重要的敬业精神。
通过讲座、观摩和民主测评等形式，对帮办人员进行责任主题教育，使他们增强帮办服务的责任心和敬业水平。
业务能力方面，主要是指跟从事帮办企业相关的业务知识学习。
举办帮办服务培训班，增强帮办人员在经济、管理、财务等方面的知识积累，对帮办企业的生产技术和市场营销相对熟悉，以便在适当时候为帮办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建言献策。
同时，帮办人员要深刻掌握泗阳的区位、资源、金融服务、产业配套、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等，进一步突破帮办服务的局限性，树立帮办员也是招商员的观念，培养与投资商的感情，让他们深刻认识到投资环境的优越性，提高以商招商的效率。
务必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建立帮办服务培训体系，使之制度化、常态化，努力践行两化两性服务要求，持续提升帮办服务水平。
2、拓展帮办领域，深化服务内涵随着招商工作的不断深化，相配套的服务也该应时而变，帮办服务体系需要不断完善，帮办服务外延需要进一步拓展。
首先，在生活和心理上给予帮办服务。
由于投资商初到泗阳投资发展，举目无亲，对泗阳只有感性的认识，衣食住行都需要慢慢适应，帮办人员应该积极为他们提供生活上的便利和心理上的指导，不能让投资商产生划地为牢的无奈感，使他们尽快融入泗阳地方文化，成为泗阳人。
其次，帮办服务工作应该拓展到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的帮办指导。
因为地区间工的素质存在差异，企业老板不能很好适应对当地工人的管理，这就需要我们帮办人员从常规帮办工作拓展到对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方面的帮办，提供政策法规范围内的便利。
第三，帮办不能仅仅局限于对现有企业的帮办，也要着眼于招引外来企业。
帮办人员跟客商接触交流的机会较多，便于获取更多投资信息，通过提升帮办服务水平，树立帮办服务对外形象，提升泗阳对外服务知名度，提高以商招商的成功率，也能为地区发展方向提供可靠的参考信息。
3、优化考核体系，务求帮办实效考核体系是保障和促进招商引资工作的重要抓手，考核体系是否完善直接影响招商成效。
近年来，随着招商工作的持续推进，帮办服务考核办法也得到进一步优化，古语云：顺时应势，以变应变。
在新环境、新形势下，我们必须进一步调整考核办法，构筑更加符合当前帮办服务的考核体系，以适应当前形势的变化。
此外，在考核办法的实施上，应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严格执行到位，持续推进落实，对帮办人员和帮办单位实行不定期、不定时考核，务求考出实绩，促使帮办服务工作在考核办法的强力保障下取得更大实效。
注：招商引资企业帮办服务文中简称帮办服务作者：经济考核中心刘杰
洋务运动的所有历史背景资料
产生原因 1)太平天国运动和外国侵略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 2)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维护清王朝统治 3)顽固派因循守旧，盲目排斥一切外洋事物 4)总理衙门设立后，以慈喜为首的满清统治者．暂时支持了后实力且受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 5)工业革命的扩张，“中外和好”局面的形成为洋务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可能 [编辑本段]持续时间 1861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
[编辑本段]产生过程 1860年12月曾国藩上奏折说，目前借外国力量助剿、运粮，可减少暂时的忧虑；将来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还可收到永久的利益。
第二年他对上述看法加以发挥，主张购外国船炮，访求能人巧匠，先演习，后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成为官民通行之物，那时可以剿发（指太平军）、捻（捻军），勤远略，这是救时第一要务（《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14卷，第11页）。
1862年李鸿章到上海后，得到外国侵略者帮助训练洋炮队、设洋炮局。
他认为，清军作战往往数倍于外敌，仍不能胜，原因在武器不行，枪炮寙（yǔ）滥，如能使火器与西洋相埒，则“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今起重视，最后可达自主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3卷）。
奕欣看到曾李两人学造外国船炮，决定派员前往学习，在奏折中说，治国要做到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
奕䜣等人认为，只要在封建制度中加进一些西洋先进技术，可以镇压人民，可以自主自强，封建统治便可长治久安，并认为筹办洋务，必定能得到列强的支持。
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
他们攻击洋务派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技术是“陈甚高，持论甚正”，然而“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无益于自强实际。
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以致酿成庚申之变”。
洋务派与顽固派互相攻击，斗争十分激烈。
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
但洋务派势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
慈禧明白，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保持清朝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拥有实力并得到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
所以她暂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
[编辑本段]中央及地方代表势力 在中央，不久前成立的总理衙门办事大臣，恭亲王奕䜣成为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势力。
地方上的代表人物中，多数与曾国藩有关： 奕䜣（1832－1898年），爱新觉罗氏。
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异母弟，1851年（咸丰元年）封为恭亲王。
1860年9月，咸丰帝于英法联军攻陷通州八里桥后逃往热河，令奕䜣留守北京，“督办和局”。
10月24日、25日，奕䜣先后与英、法代表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北京条约》。
1861年1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奕䜣、桂良、文祥受命为总署大臣。
8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
11月，奕䜣联合慈禧，利用领有重兵驻扎北京一带的胜保，发动政变，摘掉了当权的以肃顺为核心的赞襄政务八大臣。
从此，慈禧垂帘听政，奕䜣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及总理衙门。
奕䜣力主“借洋兵助剿”，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支持地方实力派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举办近代军事工业，开展洋务活动，成为清廷中枢主持洋务的首脑人物。
1865年，因受慈禧猜忌，被罢去议政王职务。
1884年中法战争中，被免去一切职务。
1894年，重新起用为总理衙门大臣，后又受命督办军务。
1898年戊戌变法之初病死。
曾国藩（1811—1872年），湖南湘乡人，出身于地主家庭。
1838年中进士，1839年任侍郎。
他崇尚程朱理学。
1853年，咸丰帝任命他为帮办团练大臣，在湖南督办地主武装团练。
他建立了一支地主武装，兵勇及其将领全用湖南人，因此被称为“湘军”或“湘勇”。
湘军以地域的、封建的关系为纽带来巩固内部；以程朱理学作为思想武装；以抢劫掳掠和官爵鼓舞士气；将领大多数选自所谓“宿儒”、“生员”等地主知识分子。
1854年2月，湘军练成水陆两军约一万七千人。
江南大营溃散以后，清政府升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节制浙、苏、皖、赣四省军务。
曾国藩提倡“捕人要多，杀人要快”。
这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被称为“曾剃头”。
他举办洋务，建立新式军火工业，制造武器，武装湘军。
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曾国藩为首的湘系成为地方上势力最大的实力派。
不久，他就病死了。
李鸿章（1823—1901年），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
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
1853年，在籍办团练，协助镇压太平军，屡遭失败，投靠曾国藩当幕僚。
1861年在安徽按湘军编制，组织淮军。
1862年4月，李鸿章和他的淮军调赴上海。
4月25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代理江苏巡抚。
在上海，李鸿章雇用外国侵略军头目训练淮军，招募外国工匠制造军火，加强了淮军的反动力量。
1862年，淮军配合“常胜军”在江浙地区屠杀太平军。
1865年，清政府派李鸿章任两江总督。
第二年11月，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去镇压捻军。
镇压捻军起义以后，淮军势力越来越大，大批淮军盘踞在长江中游，另一部分淮军驻扎在直隶、山东等地。
李鸿章的势力遍及了长江和黄河一带。
1870年，在曾国藩推荐下，李鸿章代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管军事、经济、外交等大权，成为反动统治阶级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从70年代开始，他陆续开办军火工厂和筹建北洋海军，同时，又开办一些民用工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织布局等。
对于外国侵略，他一贯妥协退让，投降卖国。
从19世纪70年代起到他临死前，清政府同外国侵略者签订的一系列丧权卖国条约，大多是他直接参与或亲手签订的。
左宗棠（1812—1885年），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
字季高，湖南湘阴人。
1860年为曾国藩推荐，统领部分湘军，曾自募约五千人，组成“楚军”，左系湘军形成。
1862年初，经曾国藩举荐，升任浙江巡抚，与法国组织“常捷军”，陷宁波、绍兴等地。
1866年以闽浙总督身份创办福州船政局。
次年调任陕甘总督，“身虽西去，心犹东注”。
督陕甘期间，曾办兰州制造局，因西北盛产羊毛，又办兰州织呢局。
1875年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次年率军入疆，进攻阿古柏反动政权。
1878年收复除伊犁以外新疆全境，建议设立新疆行省，开发新疆。
1881年升军机大臣，调两江总督。
1884年中法战争中是主战派，督福建军务。
次年因病退职死。
他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在70年代以后裁撤洋员，与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的“非洋人洋匠不可” 的情形有所不同，反映了他具有一定的自力更生办洋务的思想特点。
张之洞像 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
1863年成进士，先后任湖北学政，四川学政，翰林院侍讲学士等职，1882年任山西巡抚。
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力主与法决战，清廷授以两广总督之职，张捐银三千两奖给抗法将领刘永福，并奏请起用前广西提督冯子材督师。
冯子材在镇南关、谅山大败法军，张之洞名声大增。
他于1889年任湖广总督，在湖北建成湖北织布局，汉阳炼铁厂，汉阳兵工厂等，成为与李鸿章齐名的洋务要人。
在维新运动中，张之洞加入“强学会”，当获知慈禧太后反对变法时，张之洞便退出“强学会”。
并下令禁查上海《强学报》压制湖南维新运动。
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张之洞力主痛剿。
清庭发布宣战谕旨后，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同英国等订立所谓“东南互保”的章程。
1908年，张之洞受命督办粤汉铁路和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次年10月病死。
谥号“文襄”，其文稿辑为《张文襄公全集》。
[编辑本段]实践过程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洋务运动前期，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
1861年，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军械所，任用中国工匠，仿制西式枪炮，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军事工业。
从1862年起，用三年时间研制成功的我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
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为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燃料、运输等方面的困难，打出“求富”的旗号，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
下面的这份时间表，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洋务运动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内容： 1861年，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是清政府新设立的外交机构。
1862年，在北京设立专门培养翻译翻译人员的“同文馆”，这是清代最早的“洋务学堂”（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
1863年，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第二年又在广州设立一个“广方言馆”。
“广方言馆”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于培养通晓外语的人才。
1865年，在上海建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内设翻译馆；同年，又在南京建立金陵机器制造局。
1866年，在福州建立马尾船政局。
1870年，在天津建立军火机器总局（后改名为北洋机器制造局）。
1872年，在上海建立轮船招商局；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出洋，由容闳指导选派。
1875年，建议在各省设立洋学堂；创立科举考试中“洋务进取”一项。
1878年，在兰州建立兰州织呢局，这是中国最早的一家机器毛纺织厂。
1880年，在上海建立机器织布局，这是中国最早的机器棉纺织厂；同年，在天津设立京师学堂，购置军舰；设立南北电报局。
1881年，设立开平矿务局。
1882年，建立旅顺军港。
1885年，清政府新设立了海军衙门；在天津设陆军武备学堂。
1890年，在汉阳建立湖北枪炮厂；在湖北，江西设立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
以上这些当然不是完整的洋务运动内容，而仅是列举了一些最重要，也最有代表性的内容，实际上当时小一点的厂矿企业还有不少。
安庆内军械所 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设的制造近代武器的军事工业，也是洋务派创办的仿制西式武器的第一个军事工业。
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炸炮等。
“内”，表示这个军械所属于安庆军内的设置。
1864年，湘军攻陷南京后，该厂由安庆迁到南京，改名为金陵机械制造局。
江南制造总局 又称江南制造局，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
1867年，由虹口迁至高昌庙，经过不断扩充成为清政府最大的军事工业。
该厂技术和机械设备主要依靠外国，除制造枪炮弹药外，也制造机器和修造轮船。
1905年造船部分独立，称“江南船坞”，兵工厂部分人称制造局。
后分别改称“江南造船所”和“上海兵工厂”。
福州船政局 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经营的设备最齐全的新式造船厂。
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
聘用外国人担任技师。
主要由铁场、船场和学堂三部分组成，1884年马尾海战中遭到严重破坏。
后虽经恢复但大不如前，辛亥革命后，改称海军造船所。
汉阳铁厂 1889年春，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划在广州建立炼铁厂，同年他调任湖广总督，筹办的炼铁厂也随迁汉阳，1890年在大别山下动工兴建，1893年汉阳铁厂基本完工，共有六个大厂，四个小厂，炼铁炉两座。
1894年投产，开始均为官办，从筹办起至1895年，共用经费五百八十余万两。
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因无力筹措经费，于1896年改为“官督商办”。
辛亥革命前夕，汉阳铁厂工人约三千人，每年出钢七万吨。
抗日战争时期，汉阳铁厂部分设备被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成立大渡口钢铁厂。
解放后收归人民所有。
轮船招商局 简称“招商局”。
中国最早设立的轮船航运企业。
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李鸿章招商筹办。
1873年1月成立。
总局设上海，分局设烟台、汉口、天津、福州、广州、香港以及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地。
1885年（光绪十一年）改为官督商办。
1909年（宣统元年）归邮传部管辖。
1912年改为商办，更名商办招商局轮船公司，后又改称商办招商轮船有限公司。
1932年国民党政府收归国营，更名国营招商局，归属交通部。
抗日战争期间，总局先迁香港，后移重庆。
战后迁回上海。
1947年共有船460艘，33万余吨。
1948年成立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
1951年改称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香港仍沿旧称。
1985年成立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机器制造局 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开办的轮船招商局，是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公司，也是洋务派兴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
它成立时买轮船3艘，到1877年收买了美国旗昌轮船公司，拥有轮船30多艘，形成一支实力较强的商船队。
中国海军新式军舰“南琛”号 北洋海军实力最为雄厚。
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组成，拥有军舰25艘，官兵4000多人，由淮军将领丁汝昌任海军提督。
与此同时，旅顺口和威海卫两个海军基地竣工，整个北洋海防体系的建设宣告完成。
李鸿章得意地说：北洋海军“声势已壮……入可以驻守辽渤，出可以援应他处，辅以各炮台陆军驻守，良足拱卫京畿。
” 为适应洋务运动的需要，洋务派还举办了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等一些新式学堂，培养翻译人材、军事人材和科技人材；又先派几批留学生出国深造。
同文馆的建立 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人从事翻译工作，但正式设立外语学校却晚至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的同文馆。
在清政府与外国订立《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时，竟连一个懂得外文的中国人都找不到，任凭侵略者的蒙骗。
1861年奕䜣奏请设立外语学校，培养外语人才和外交人才。
1862年8月，同治帝正式批准成立“京师同文馆”。
学员学习汉文外，主要学习外文。
聘有外籍教师英国人包尔腾，法国人司默灵、毕利干，俄人柏林，美国人丁韪良、傅兰雅、海灵敦等先后任教。
丁韪良从1869年任总教习，总管教务达30年。
总税务司赫德兼任监察官，实际控制了经费和人事大权。
同文馆完全按正规学校来办，陆续开设英文馆、俄文馆、德文馆和东文（日文）馆。
只招收13、14岁以下八旗子弟，后又招收15—25岁的满汉学员，也招收不限年龄的满汉学员。
学习期限初定3年，到1876年分为两种：一是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8年；一是年龄稍大、仅借中文译本学习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5年。
1867年时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
学生最多时达120人。
毕业生大多任清政府译员、外交官员和其他洋务机构官员。
设有印刷所，翻译印《万国公法》及数理化和文史等方面书籍。
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编辑本段]失败原因及结果、性质 失败原因： 洋务运动在当时的中国，其失败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第一，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
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
第二，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
第三，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
甲午战争，洋务派标榜的“自强”“求富”目标未能实现，洋务运动基本失败。
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利用先进的技术维护封建统治，改革不触动封建制度。
因为改革只吸收西方先进技术，但没有学习借鉴西方的先进技术，必定会走上失败。
结果： 洋务运动的目的是维护清朝统治，但它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未能挽救在对外战争中失败的命运和阻止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
但是，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机器工业，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性质： 洋务运动的性质是：自上而下的统治阶级自救运动。
[编辑本段]洋务运动的评价 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初时是把“平中国” 和“敌外国”相提的。
前者反映了国内阶级矛盾，后者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
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十分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处在“内忧” 与“外患”频仍之时，洋务派只有依靠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人民，才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
所以洋务运动实践的结果必然否定了“敌外国”。
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一场改革，那么它只能是沿着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
这一点在所有列强都愿意支持办洋务的事实上得到证明。
李鸿章说淮军遇到“内地贼匪”，自信能取胜，遇到外国进攻，“胜负即不可知”。
洋务大员丁日昌说，他的船炮“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
洋务运动进行了30年，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却在“自强”“求富” 的口号下，养肥了我国第一代军阀集团。
洋务派主观上并不希望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甚至在其创办民用工业之时，一再表示不允许私人创办同类企业，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
但由于洋务派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引进了同封建生产关系所不相容的新的生产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必然在客观上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从而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是不以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洋务派办民用工业，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方式，吸收私人资本。
这“商股”部分即是民族资本主义因素。
从70年代开始，更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资于近代民用工业，终于使中国有了一点先进的生产能力，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就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出现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
实际上，洋务运动是一次彻底失败的运动，他没有能让中国走向资本主义，仅仅是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满清政府的腐败统治，正因为这种阶级局限性，而让洋务运动最终成为了一次彻底失败的运动。
此外，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及其对顽固派的不彻底的批判，多少动摇了恪守祖训的传统及纲常名教的绝对权威地位，对于学习西方，开了好的风气。
又由于洋务派组织翻译了不少外国科技书籍，派遣不同年龄和资历的留学生，因而培养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而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促进民主思想的传播，也起到开一代风气的拓荒作用。
在此基础上，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洋务官僚中分化出一批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最后，洋务民用工业的兴办，部分地抵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
如 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使“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尽占”，三年多时间，外轮损失一千三百多万两，美国旗昌行因不堪赔累，被招商局归井。
湖北官织布局开织后，江汉关进口洋布每年减少十万多匹。
中国资本能挫败洋商，这在当时曾被视为“创见之事”。
[编辑本段]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争论的焦点是，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延缓作用，由此，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
1．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持此论者有祁龙威（当时署名“汉声”）、牟安世等人。
祁龙威认为：洋务运动“促进中国社会走上半殖民地的道路”。
依据有二：首先，“洋务运动所练的军队及所举办的军事工业，都具有半殖民地化的特征。
第一，受外国侵略者所控制，成为西方资产阶级销售过剩军用器材，吮吸中国人民脂膏的‘好场所’；第二，只能够用以镇压国内人民革命，而不能够用以抵抗外国侵略”。
其次，“洋务派发展的经济企业，先是‘官办’，后有‘官督商办’、‘官商合办’。
经营管理之权，操之于‘官’，直接与封建政权相联系，为封建统治服务。
这些企业在经济上和技术上都对外国资本有紧密的依附关系，为西方资产阶级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增开了‘方便之门’。
这就决定了它们的性质，乃是具有封建性、买办性的官僚资本主义”。
牟安世认为：洋务运动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
首先，“在洋务运动时期，商埠由五口通商发展到三十六口通商。
他们遍布中国沿海和边疆，并在不同程度上深入到中国内地”。
这“实际上说明了不平等条约的网罗的扩大和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
其次，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这期间加强了他控制中国财政大权，洋务派在这个时期的外交活动也处处依赖洋人，执行卖国投降政策”。
再次，“进出口贸易在不等价交换条件下逆差越来越大”，严重影响了国计民生。
总之，“洋务运动时期乃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洋务运动并没有延缓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而是加速了它”。
2．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此说以孔令仁、李时岳、胡滨为代表。
孔令仁认为：洋务运动对中国半殖民地化起了延缓的作用。
因为：中国之所以会沦为半殖民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打进中国的外来侵略者势力太强了，另一是中国太落后”。
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认为沦为殖民地、遭到瓜分也是可能的。
在这种厄运面前，各阶级都有自己的态度”。
“洋务派在抵抗态度上没有广大人民坚决，但他们搞洋务，发展资本主义，讲求富强之术，改良军备，从长远观点来看，实在是抵抗外国侵略的有效方法，根本方法”，虽然由于各方面原因“大大削弱了它的成绩。
但通过洋务运动，中国毕竟建立了一支新式军队，出现了一批近代企业，这支军队在抵抗外国军事侵略上是出过一些力的，这些近代企业在抵抗外国经济侵略上也起过一些积极作用。
所以，我认为洋务派对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作用，不是像清政府及顽固派那样起了推进作用，而是像广大人民那样起了延缓的作用”。
[编辑本段]洋务运动人物 中心 爱新觉罗·奕? 地方 李鸿章：江南制造总局 轮船招商局 (江南制造总局) 左宗棠：福州船政局 曾国藩：安庆内机械所 江南制造总局 张之洞：汉阳铁厂 湖北织布局 …… 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建轮船招商局、安庆内机械所、江南制造总局、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福州船政局，建新式海军（包括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 是不触动封建根基的维护清统治的自强运动 失败标志：1895年，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中日甲午战争战败 [编辑本段]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的异同点 （1）从性质来看：洋务运动是清朝封建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而实行的一场自救改革运动；戊戌变法既是一次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又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
（2）从目的来看：洋务派创办洋务的根本目的是维护清朝统治；维新派的根本目的是：发展资本主义。
（3）从主张来看：都主张学习西方，但前者只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后者还学习政治制度，发展资本主义。
（4）从活动方面来看：洋务派掀起洋务运动；维新派掀起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
杜鲁门怎么下台的
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分裂称为「洋务派」与「顽固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的工商业的手段来维护清的封建统治。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洋务运动」。
1860年12月曾国藩上奏折说，目前借外国力量助剿、运粮，可减少暂时的忧虑；将来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还可收到永久的利益。
第二年他对上述看法加以发挥，主张购外国船炮，访求能人巧匠，先演习，后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成为官民通行之物，那时可以剿发（指太平军）、捻（捻军），勤远略，这是救时第一要务（《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14卷，第11页）。
1862年李鸿章到上海后，得到外国侵略者帮助训练洋炮队、设洋炮局。
他认为，清军作战往往数倍于外敌，仍不能胜，原因在武器不行，枪炮寙（yǔ）滥，如能使火器与西洋相埒，则“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今起重视，最后可达自主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3卷）。
奕欣看到曾李两人学造外国船炮，决定派员前往学习，在奏折中说，治国要做到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
奕欣等人认为，只要在封建制度中加进一些西洋先进技术，可以镇压人民，可以自主自强，封建统治便可长治久安，并认为筹办洋务，必定能得到列强的支持。
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
他们攻击洋务派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技术是“陈甚高，持论甚正”，然而“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无益于自强实际。
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以致酿成庚申之变”。
洋力派与顽固派互相攻击，斗争十分激烈。
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
但洋务派势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
慈禧明白，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保持清朝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拥有实力并得到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
所以她暂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
中央及地方代表势力在中央，不久前成立的总理衙门办事大臣，恭亲王奕欣成为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势力。
地方上的代表人物中，多数与曾国藩有关：奕欣（1833－1898年），爱新觉罗氏。
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异母弟，1851年（咸丰元年）封为恭亲王。
1860年9月，咸丰帝于英法联军攻陷通州八里桥后逃往热河，令奕欣留守北京，“督办和局”。
10月24日、25日，奕欣先后与英、法代表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北京条约》。
1861年1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奕欣、桂良、文祥受命为总署大臣。
8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
11月，奕欣与慈禧勾结，利用领有重兵驻扎北京一带的胜保，发动政变，摘掉了当权的以肃顺为核心的赞襄政务八大臣。
从此，慈禧垂帘听政，奕欣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及总理衙门。
奕欣力主“借洋兵助剿”，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支持地方实力派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举办近代军事工业，开展洋务活动，成为清廷中枢主持洋务的首脑人物。
1865年，因受慈禧猜忌，被罢去议政王职务。
1884年中法战争中，被免去一切职务。
1894年，重新起用为总理衙门大臣，后又受命督办军务。
1898年戊戌变法之初病死。
曾国藩（安庆内军械所 ）（1811—1872年），湖南湘乡人，出身于地主家庭。
1838年中进士，1839年任侍郎。
他崇尚程朱理学。
1853年，咸丰帝任命他为帮办团练大臣，在湖南督办地主武装团练。
他建立了一支地主武装，兵勇及其将领全用湖南人，因此被称为“湘军”或“湘勇”。
湘军以地域的、封建的关系为纽带来巩固内部；以程朱理学作为思想武装；以抢劫掳掠和官爵鼓舞士气；将领大多数选自所谓“宿儒”、“生员”等地主知识分子。
1854年2月，湘军练成水陆两军约一万七千人。
江南大营溃散以后，清政府升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节制浙、苏、皖、赣四省军务。
曾国藩提倡“捕人要多，杀人要快”。
这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被称为“曾剃头”。
他举办洋务，建立新式军火工业，制造武器，武装湘军。
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曾国藩为首的湘系成为地方上势力最大的实力派。
1870年，他在直隶总督任内查办天津教案，媚外卖国，屠杀人民，激起公愤。
不久，他就病死了。
李鸿章（1823—1901年），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
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
1853年，在籍办团练，协助镇压太平军，屡遭失败，投靠曾国藩当幕僚。
1861年在安徽按湘军编制，组织淮军。
1862年4月，李鸿章和他的淮军调赴上海。
4月25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代理江苏巡抚。
在上海，李鸿章雇用外国侵略军头目训练淮军，招募外国工匠制造军火，加强了淮军的反动力量。
1862年，淮军配合“常胜军”在江浙地区屠杀太平军。
1865年，清政府派李鸿章任两江总督。
第二年11月，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去镇压捻军。
镇压捻军起义以后，淮军势力越来越大，大批淮军盘踞在长江中游，另一部分淮军驻扎在直隶、山东等地。
李鸿章的势力遍及了长江和黄河一带。
1870年，在曾国藩推荐下，李鸿章代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管军事、经济、外交等大权，成为反动统治阶级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从70年代开始，他陆续开办军火工厂和筹建北洋海军，同时，又开办一些民用工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织布局等。
对于外国侵略，他一贯妥协退让，投降卖国。
从19世纪70年代起到他临死前，清政府同外国侵略者签订的一系列丧权卖国条约，大多是他直接参与或亲手签订的。
如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
在90年代，他先后两次被沙俄以总计350万卢布的巨额贿赂所收买，与沙俄签订出卖中国领土主权的《中俄密约》和《旅大租地条约》。
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卖国贼之一。
左宗棠（1812—1885年），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
字季高，湖南湘阴人。
1860年为曾国藩推荐，统领部分湘军，曾自募约五千人，组成“楚军”，左系湘军形成。
1862年初，经曾国藩举荐，升任浙江巡抚，与法国组织“常捷军”，陷宁波、绍兴等地。
1866年以闽浙总督身份创办福州船政局。
次年调任陕甘总督，“身虽西去，心犹东注”。
督陕甘期间，曾办兰州制造局，因西北盛产羊毛，又办兰州织呢局。
1875年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次年率军入疆，进攻阿古柏反动政权。
1878年收复除伊犁以外新疆全境，建议设立新疆行省，开发新疆。
1881年升军机大臣，调两江总督。
1884年中法战争中是主战派，督福建军务。
次年因病退职死。
他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在70年代以后裁撤洋员，与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的“非洋人洋匠不可” 的情形有所不同，反映了他具有一定的自力更生办洋务的思想特点。
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
1863年成进士，先后任湖北学政，四川学政，翰林院侍讲学士等职，1882年任山西巡抚。
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力主与法决战，清廷授以两广总督之职，张捐银三千两奖给抗法将领刘永福，并奏请起用前广西提督冯子材督师。
冯子材在镇南关、谅山大败法军，张之洞名声大增。
他于1889年任湖广总督，在湖北建成湖北织布局，汉阳炼铁厂，汉阳兵工厂等，成为与李鸿章齐名的洋务要人。
在维新运动中，张之洞加入“强学会”，当获知慈禧太后反对变法时，张之洞便退出“强学会”。
并下令禁查上海《强学报》压制湖南维新运动。
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张之洞力主痛剿。
清庭发布宣战谕旨后，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同英国等订立所谓“东南互保” 的章程。
1908年，张之洞受命督办粤汉铁路和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次年10月病死。
谥号“文襄”，其文稿辑为《张文襄公全集》。
实践过程 洋务运动前期，洋务派以“自强”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
1861年，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军械所，任用中国工匠，仿制西式枪炮，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军事工业。
从1862年起，用三年时间研制成功的我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
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为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燃料、运输等方面的困难，打出“求富”的旗号，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
安庆内军械所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设的制造近代武器的军事工业，也是洋务派创办的仿制西式武器的第一个军事工业。
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炸炮等。
“内”，表示这个军械所属于安庆军内的设置。
1864年，清军攻陷南京后，该厂由安庆迁到南京，改名为金陵机械制造局。
江南制造总局又称江南制造局，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
1867年，由虹口迁至高昌庙，经过不断扩充成为清政府最大的军事工业。
该厂技术和机械设备主要依靠外国，除制造枪炮弹药外，也制造机器和修造轮船。
1905年造船部分独立，称“江南船坞”，兵工厂部分人称制造局。
后分别改称“江南造船所”和“上海兵工厂”。
福州部政局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经营的设备最齐全的新式造船厂。
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
聘用外国人担任技师。
主要由铁场、船场和学堂三部分组成，1884年马尾海战中遭到严重破坏。
后虽经恢复但大不如前，辛亥革命后，改称海军造船所。
汉阳铁厂1889年春，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划在广州建立炼铁厂，同年他调任湖广总督，筹办的炼铁厂也随迁汉阳，1890年在大别山下动工兴建，1893年汉阳铁厂基本完工，共有六个大厂，四个小厂，炼铁炉两座。
1894年投产，开始均为官办，从筹办起至1895年，共用经费五百八十余万两。
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因无力筹措经费，于1896年改为“官督商办”。
辛亥革命前夕，汉阳铁厂工人约三千人，每年出钢七万吨。
抗日战争时期，汉阳铁厂部分设备被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成立大渡口钢铁厂。
解放后收归人民所有。
轮船招商局简称“招商局”。
中国最早设立的轮船航运企业。
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李鸿章招商筹办。
1873年1月成立。
总局设上海，分局设烟台、汉口、天津、福州、广州、香港以及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地。
1885年（光绪十一年）改为官督商办。
1909年（宣统元年）归邮传部管辖。
1912年改为商办，更名商办招商局轮船公司，后又改称商办招商轮船有限公司。
1932年国民党政府收归国营，更名国营招商局，归属交通部。
抗日战争期间，总局先迁香港，后移重庆。
战后迁回上海。
1947年共有船460艘，33万余吨。
1948年成立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
1951年改称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香港仍沿旧称。
1985年成立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机器制造局 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开办的轮船招商局，是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公司，也是洋务派兴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
它成立时买轮船3艘，到1877年收买了美国旗昌轮船公司，拥有轮船30多艘，形成一支实力较强的商船队。
中国海军新式军舰“南琛”号 北洋海军实力最为雄厚。
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组成，拥有军舰25艘，官兵4000多人，由淮军将领丁汝昌任海军提督。
与此同时，旅顺口和威海卫两个海军基地竣工，整个北洋海防体系的建设宣告完成。
李鸿章得意地说：北洋海军“声势已壮……入可以驻守辽渤，出可以援应他处，辅以各炮台陆军驻守，良足拱卫京畿。
” 为适应洋务运动的需要，洋务派还举办了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等一些新式学堂，培养翻译人材、军事人材和科技人材；又先派几批留学生出国深造。
同文馆的建立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人从事翻译工作，但正式设立外语学校却晚至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的同文馆。
在清政府与外国订立《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时，竟连一个懂得外文的中国人都找不到，任凭侵略者的蒙骗。
1861年奕欣奏请设立外语学校，培养外语人才和外交人才。
1862年8月，同治帝正式批准成立“京师同文馆”。
学员学习汉文外，主要学习外文。
聘有外籍教师英国人包尔腾，法国人司默灵、毕利干，俄人柏林，美国人丁韪良、傅兰雅、海灵敦等先后任教。
丁韪良从1869年任总教习，总管教务达30年。
总税务司赫德兼任监察官，实际控制了经费和人事大权。
同文馆完全按正规学校来办，陆续开设英文馆、俄文馆、德文馆和东文（日文）馆。
只招收13、14岁以下八旗子弟，后又招收15—25岁的满汉学员，也招收不限年龄的满汉学员。
学习期限初定3年，到1876年分为两种：一是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8年；一是年龄稍大、仅借中文译本学习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5年。
1867年时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
学生最多时达120人。
毕业生大多任清政府译员、外交官员和其他洋务机构官员。
设有印刷所，翻译印《万国公法》及数理化和文史等方面书籍。
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结局影响及原因 30余年的洋务运动遭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阻挠，通过各种渠道破坏洋务运动。
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利用先进的技术维护封建统治，改革不触动封建制度。
后来的甲午中日战争证明，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
但是，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生产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
洋务运动的评价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初时是把“平中国” 和“敌外国”相提的。
前者反映了国内阶级矛盾，后者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
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十分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处在“内忧” 与“外患”频仍之时，洋务派只有依靠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人民，才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
所以洋务运动实践的结果必然否定了“敌外国”。
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一场改革，那么它只能是沿着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
这一点在所有列强都愿意支持办洋务的事实上得到证明。
李鸿章说淮军遇到“内地贼匪”，自信能取胜，遇到外国进攻，“胜负即不可知”。
洋务大员丁日昌说，他的船炮“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
洋务运动进行了30年，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却在“自强”“求富” 的口号下，养肥了我国第一代军阀集团。
洋务派主观上并不希望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甚至在其创办民用工业之时，一再表示不允许私人创办同类企业，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
但由于洋务派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引进了同封建生产关系所不相容的新的生产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必然在客观上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从而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是不以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洋务派办民用工业，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方式，吸收私人资本。
这“商股”部分即是民族资本主义因素。
从70年代开始，更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资于近代民用工业，终于使中国有了一点先进的生产能力，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就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出现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
此外，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及其对顽固派的不彻底的批判，多少动摇了恪守祖训的传统及纲常名教的绝对权威地位，对于学习西方，开了好的风气。
又由于洋务派组织翻译了不少外国科技书籍，派遣不同年龄和资历的留学生，因而培养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而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促进民主思想的传播，也起到开一代风气的拓荒作用。
在此基础上，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洋务官僚中分化出一批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最后，洋务民用工业的兴办，部分地抵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
如 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使“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尽占”，三年多时间，外轮损失一千三百多万两，美国旗昌行因不堪赔累，被招商局归井。
湖北官织布局开织后，江汉关进口洋布每年减少十万多匹。
中国资本能挫败洋商，这在当时曾被视为“创见之事”。
学术动态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争论的焦点是，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延缓作用，由此，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
1．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持此论者有祁龙威（当时署名“汉声”）、牟安世等人。
祁龙威认为：洋务运动“促进中国社会走上半殖民地的道路”。
依据有二：首先，“洋务运动所练的军队及所举办的军事工业，都具有半殖民地化的特征。
第一，受外国侵略者所控制，成为西方资产阶级销售过剩军用器材，吮吸中国人民脂膏的‘好场所’；第二，只能够用以镇压国内人民革命，而不能够用以抵抗外国侵略”。
其次，“洋务派发展的经济企业，先是‘官办’，后有‘官督商办’、‘官商合办’。
经营管理之权，操之于‘官’，直接与封建政权相联系，为封建统治服务。
这些企业在经济上和技术上都对外国资本有紧密的依附关系，为西方资产阶级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增开了‘方便之门’。
这就决定了它们的性质，乃是具有封建性、买办性的官僚资本主义”。
牟安世认为：洋务运动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
首先，“在洋务运动时期，商埠由五口通商发展到三十六口通商。
他们遍布中国沿海和边疆，并在不同程度上深入到中国内地”。
这“实际上说明了不平等条约的网罗的扩大和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
其次，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这期间加强了他控制中国财政大权，洋务派在这个时期的外交活动也处处依赖洋人，执行卖国投降政策”。
再次，“进出口贸易在不等价交换条件下逆差越来越大”，严重影响了国计民生。
总之，“洋务运动时期乃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洋务运动并没有延缓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而是加速了它”。
2．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此说以孔令仁、李时岳、胡滨为代表。
孔令仁认为：洋务运动对中国半殖民地化起了延缓的作用。
因为：中国之所以会沦为半殖民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打进中国的外来侵略者势力太强了，另一是中国太落后”。
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认为沦为殖民地、遭到瓜分也是可能的。
在这种厄运面前，各阶级都有自己的态度”。
“洋务派在抵抗态度上没有广大人民坚决，但他们搞洋务，发展资本主义，讲求富强之术，改良军备，从长远观点来看，实在是抵抗外国侵略的有效方法，根本方法”，虽然由于各方面原因“大大削弱了它的成绩。
但通过洋务运动，中国毕竟建立了一支新式军队，出现了一批近代企业，这支军队在抵抗外国军事侵略上是出过一些力的，这些近代企业在抵抗外国经济侵略上也起过一些积极作用。
所以，我认为洋务派对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作用，不是像清政府及顽固派那样起了推进作用，而是像广大人民那样起了延缓的作用”。
李时岳、胡滨认为：洋务运动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首先，“洋务派利用西方新式武器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当然是反动的，但他们主张学习西方‘长技’以防止外人觊觎的思想，在当时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其次，“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使清政府初步拥有一支使用近代化武器的海陆军，在后来的对外战争中多少发挥了一些作用”。
“如果说，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间，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主要是针对国内农民战争，那么，到了七十年代中期，随着国内农民起义的逐渐平息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日益加深，洋务活动的重心已明显地转移到抵御外侮、防止中国殖民地化这方面来”。
再次，“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较明显地具有‘收回利权’、‘堵塞漏卮’的意义”。
因此，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抵制外国资本主义扩大在华政治经济势力的积极作用，延缓了而不是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请提供我一些中国古代的组织名称和简介
绿林赤眉军 王莽的残酷压榨，加上一连串的天灾，逼得农民走投无路，纷纷起义。
东方和南方都有大批的农民起来反抗官兵。
公元17年，南方荆州闹饥荒，老百姓不得不到沼泽地区挖野荸荠充饥。
人多野荸荠少，引起了争夺。
新市(今湖北京山东北)有两个有名望的人，一个叫王匡，一个叫王凤，出来给农民调解，受到农民的拥护。
大家就公推他们当首领。
黄巾军 爆发时间：184年－192年 中国东汉末年，张角领导的一次有组织、有准备的全国性农民起义。
因起义军头戴黄巾为标帜，史称黄巾起义。
东汉末年，社会危机日益深重，广大农民与豪强地主及封建国家的矛盾激化。
黄巾起义正是在农民斗争蓬勃开展的基础上爆发的。
黄巾起义的领袖张角，冀州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人，太平道的首领，自称“大贤良师”，以传道和治病为名，在农民中宣扬教义，进行秘密活动。
10余年间，徒众达10万 ，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分为36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设一渠帅，由他统一指挥 。
张角广泛传播“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谶语 拜上帝会 中国清代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吸收基督教教义而成立的特殊基督教组织。
19世纪中期，洪秀全受基督教布道书《劝世良言》的影响，在家乡广东花县组织拜上帝会，并模拟《劝世良言》写成《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书，作为该会教义，同时又制定了宗教仪式与会规。
洪秀全曾专程到广州学习基督教教义，但因其“信仰不纯”而未能受洗。
其后他便自称上帝次子，称耶稣为天兄，并将此作为组织管理农民起义队伍的手段。
拜上帝会虽曾得益于基督教，但在许多方面与基督教大相径庭。
洪秀全以拜上帝会为组织形式，以会员为基本力量，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建立了太平天国 小刀会 小刀会是成立于厦门的民间秘密团体，属天地会支派，1851年传到上海。
上海小刀会成员主要为上海的福建籍劳动人民和部分工商业主。
与小刀会性质相同的秘密结社，上海还有主要成员为广东人的天地会和本地人组成的庙帮、塘桥帮、百龙党、罗汉党等。
1852年，天地会成员周立春在青浦领导发动抗粮斗争，南汇、华亭(今松江)、上海等县继之而起。
罗汉党人徐耀还发动了嘉定起义。
这些斗争使各个秘密组织逐渐联合起来。
1853年，在太平天国起义和福建小刀会起义的影响下，各支力量以小刀会名义结成统一组织，推举天地会广东帮首领刘丽川为首领，准备举行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1853年9月5日，周立春、徐耀等在青浦首举义旗攻占嘉定。
7日，刘丽川和原小刀会福建帮首领陈阿林等在上海起义，占领县城。
随即，从上海、嘉定分别出发，接连攻占宝山、南汇、川沙、青浦四县，成立小刀会政权。
初用“大明国”国号，旋即改称太平天国，由刘丽川上书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表示接受领导。
清朝政府急从围攻太平天国天京(今江苏南京)的江南大营抽调部分清军及其它地方武装，由大营帮办、署理江苏巡抚许乃钊率领，赶赴上海镇压。
9月22日，清军陷嘉定，周立春被俘牺牲，其女周秀英和徐耀率领部分起义军转入上海。
至月底，周围各县相继失陷。
起义军在上海坚守抗敌，曾宣布豁免三年赋税钱粮，并铸造货币，发展商业，保证粮食供应，打击高利贷，得到上海人民的拥护。
英、美、法当局曾声称对局势保持“中立”。
但为维护在华利益和威胁清政府，1854年 4月，英美驻军袭击了上海城内的清军营盘。
7月，清政府任吉尔杭阿署江苏巡抚。
吉尔杭阿派苏松太道吴健彰与英、美、法当局谈判，以出卖上海海关和租界主权，换取它们的支持。
从此，上海海关开始由英、美、法三国委派的“税务司”共管，上海租界建立了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统治机构。
早在小刀会起义不久，外国势力与清军即在上海城北建筑围墙，以隔断城内起义军与外界的联系。
1855年1月6日，法舰队司令辣厄尔领法军与清军配合，攻破县城北门。
起义军英勇还击，予以重创。
英、美、法当局和清政府遂加紧围困，断绝对城内的粮食火药接济。
2月17日，起义军被迫突围。
战斗中，刘丽川、周秀英、徐耀等牺牲。
部分起义军由潘起亮率领进入太平天国统治区，加入太平军。
其它突围残部流散各地，继续参加反清斗争。
上海小刀会起义至此即告失败 华兴会 1903年11月4日，是革命党人黄兴30岁生日，在寿宴上，商定建立反清革命组织华兴会，推黄兴为会长。
拟定华兴会在长沙联升街设立机关，为了避免官方的注意，这个机关对外是“兴办实业”的“华兴公司”，华兴会的骨干都是公司的股东，入会者均称“入股”，股票即为会员证。
会员通讯也都用商号作为化名。
华兴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又与会党首领马福益建立同仇会作为联络会党的组织，准备11月在长沙起义。
华兴会的首次武装起义就此流产。
次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会员相继加入，华兴会遂停止活动 兴中会 清末由孙中山和赞同孙中山主张的进步华侨创立的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
同盟会的简述 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是由孙中山领导和组织的海外中国人为主的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政党。
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成立。
其前身是华兴会和兴中会，除此之外还有复兴会、科学补习所等多个组织参加。
中国同盟会的根本政治要求是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
其机关刊物是《民报》。
孙中山为其总理，黄兴为副总理。
中国同盟会与孙中山设想的一个中华民国的政府组织一致：在总理下设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部，这实际上是三权分立的原则。
中国同盟会曾试图在中国多处组织起义，试图推翻清政府，但都没有成功。
有人认为，1911年武昌起义中虽然有中国同盟会的成员参加，但中国同盟会并未起领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