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税局会议室背景墙上面用什么标语
与时俱进、和谐国税、同心同德、发展利民。
国家税务局是行政单位,不是事业单位(国家税务局下设的学校、培训中心等才是事业单位)。
国家税务局实行中央、省、市县的垂直领导体制。
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时,将原来的税务局分设为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
民间有要求将国家税务局与地方税务局合并的呼声。
国家税务局主要负责征收中央税以及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等税收,地方税务局主要负责征收地方税等(详细分工略)。
国家税务局与北京的国家税务总局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关于土地改革的小故事
『广东不是建在浮萍上的广东。
30年改革开放,人们看到的是广东的高楼大厦,广货粤音,但同样应该看到的,是作为坚实基石的土地。
而且,正因广东处于我国改革开放前沿,土地方面的困难来得早,更艰巨。
一方面,经济发展、企业落户需要土地;另一方面,农用地征用被严格控制,农民赖以生存之本需要切实保障;近年来,一些沿海城市甚至出现“无地可用”现象。
广东的改革,本身就需要在土地上不断腾挪,在这其中,责任田转包、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分类处置闲置地、盘活低效用地……这些改革措施记录着广东人的脚印,也为中国土地改革的“过河者”,留下一颗颗“有价值的石头”。
』 【责任田转包】 农夫、山泉,还要有多一点田 如果套用城市里的说法,兴宁市新陂镇上长岭村秀兴村民小组的李平球算是“老板”,番禺大岗庙贝村村民冯月珍算是“打工仔”。
李平球是位老拖拉机手,家里备齐了手扶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喷灌机等农业机械,可自家只有不到三亩田,农机、农具派不上多大用场。
他在本村和叶塘镇共承包了20多亩农田,将这些原本丢荒的土地聚在一起,选用良种良方,利用农业机械,光是每年两造的高产稻谷,就大有赚头。
冯月珍把自家的5亩地租给东升农场,并成了农场的工人,“自己做工在农场做工每个月有800元,农场的租地费有1100多元,每年村里还会给1万多元的分红”。
故事的背景是,经济高速发展的珠三角地区像一块磁石,吸引了大量劳动力进城务工。
一些农民进城后无暇打理老家责任田,造成部分农村地区农田丢荒、农地浪费,而留守在家的农民依然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正是这种“有田无人耕、有人无田耕”局面,促使上世纪末开始,粤东、粤北山区着手探索农民之间的责任田承包,通过租、换、转包等形式,把一块块丢荒的责任田集中到少数留守山区的农民手上,推进规模化农业生产。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罗必良教授此前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本世纪初,广东的农用地流转面积已经达到255万亩,占全省耕地面积的7.93%。
土地流转方式包括转包、转让、互换、小调整、入股、租赁等多种方式。
其中,珠三角地区流转土地面积为179.9万亩,占该地区耕地的18.74%,占全省流转规模的70.5%。
回顾广东的农用地流转探索可以发现,流转地域遍布全省,流转对象多种多样。
惠阳岚昌公司租地2.5万亩种植南洋楹,为外商租地;曲江小坑林场向周围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或农户租地22万亩造林,为事业单位租地;而活跃在广州、清远等地的种菜、专业种养大户则属村集体外的个人承包;而类似李平球这样的承包责任田方式则属于本地人之间的土地使用权流转。
不难发现,上述所有农地流转后,依旧用于农业用途,且成为规模化经营。
广东的农地流转实践表明,通过放活土地使用权,创新土地流转机制,进一步扩大土地规模经营,取得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可喜局面。
犹太人为什么会被别人歧视
对于犹太人为何世代遭受世界范围的反犹排犹主义的迫害,观点众多,莫衷一是。
有的说是犹太人太过精明,“人至察则无徒”;有的说是宗教原因,因为基督教信奉的耶稣基督就是被犹太人出卖而遭杀害的;还有学者认为,在中世纪,基督教国家视放债收息为罪孽,然而当时各国都禁止犹太人从事其他“正当”职业,他们只能从事这种“罪孽”的行当,这更加深了对犹太人的仇视。
长期的反犹排犹史,犹太人被打上了惟利是图的奸商或守财奴的烙印,就连莎士比亚也没摆脱对犹太人的偏见,他笔下的夏洛克曾被认为是犹太人的代表。
????的确,犹太人自命不凡,不仅自称是上帝的选民,而且是敢跟上帝较量的人(“以色列”即与上帝摔跤的意思)。
他们向人类贡献了《圣经》(旧约),亿万信徒在这里找到了精神归宿;他们收租放债的“罪孽勾当”奠定了商业时代的金融法则;他们以占世界人口不到0.3%之势,获取了诺贝尔奖的30%之多。
无论在科学、思想还是文化和艺术领域中,无不闪烁着犹太人的智慧之光,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卡夫卡、门德尔松、毕加索以及新闻通讯的鼻祖路透,还有许多国际著名的政治家都是犹太人或有犹太血统。
可以说,人类文明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就,与犹太人的贡献密不可分。
犹太人传统上重视教育,与中国儒家的“劳心者治人”不谋而合。
他们不干粗活,铺路、盖房、种田和收垃圾等多雇佣阿拉伯人或者其他外籍劳工承担。
????犹太人也确实很爱钱,但与其说是爱钱,不如说他们更懂得,在商业社会,钱的重要性和如何使用钱。
犹太人赚起钱来毫不客气,但同时也不乏施舍行善的美德,通常都会拿出自己收入的10%作慈善捐助,以色列社会非营利性组织机构数不胜数,都是以捐款形式建立的,在提供社会福利、维护公民权利和促进阿以民族和睦等很多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
当然,一些极右组织也是靠捐款集资运作的。
????犹太人也很能干。
也许正因如此,上帝赐给的“应许之地”贫瘠无比:地上少内河,地下无矿藏,一半国土是荒漠。
然而,流散世界2000年后,他们竟在这样的环境中复兴故国,让荒漠变成了绿洲,农业、教育、科技和军事都很发达,就连间谍水平都不时让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克格勃同行叹为观止。
????年轻的国家和古老的文化传统、宗教势力的强大和移民来源的广泛,构成以色列独特的社会基调。
移民背景的不同、政治观点的分歧以及宗教信仰程度的差异,使每个以色列人都将自己置于不同的利益群体之中,他们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知识面广,又关心政治,任何事件都有可能导致他们之间碰撞的加剧,引起激烈的争论。
以色列人自嘲道,600万人口中有600万个总理。
在社会固有的各种矛盾中,以宗教势力和世俗者、左翼和右翼阵营、东方裔与欧裔犹太以及阿拉伯公民与犹太公民之间这四大矛盾最为突出,以色列前总理拉宾不幸遇刺身亡,就是这种内部矛盾恶化的结果。
以色列人自己也承认,从这些矛盾的角度来说,以色列实际上已被分裂为两个国家。
????这就是犹太人:太平盛世内讧不断,矛盾激化时不惜刀枪相见,大敌当前又显出惊人的团结和超凡的能力。
对于犹太人来说,没干成的事多是不想干,想要干的事很少干不成。
在东西方交汇处的这块弹丸之地,这个古老奇特的群体始终吸引着世人的目光。
德军为什么要屠杀犹太人
红星照耀中国本篇记述了斯诺去甘肃边境和前线时的所见所闻。
一开始文章记述了他陪年轻的共产党员胡金魁与农民谈话的经历:一开始大家对红军有些抱怨,比如粮食征收太多等,但一旦跟白军相比,农民们又纷纷记起了红军的好来,包括红军是免税的,买东西也给钱,这些都是白军做不到的。
接下来,斯诺记述了很多关于苏区工业的内容,包括苏区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如何发展工业,包括手工业、油井等等。
最后,文章描写了普通工人丰富多彩的生活,包括篮球赛、免费医疗、社会保险、读书写字、唱歌等等,并将其与中国其他地方的工人生活做了对比。
最后总结为一句话:他们即使缺乏社会主义工业的物质,却有社会主义工业的精神
《独立宣言》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制定的?
公平指人与人的利益关系及利益关系的、制度、做法、等都合乎社会发展的需要。
公平是一个范畴,不存在永恒的公平。
不同的社会,人们对公平的观念是不同的。
公平观念是社会的产物,按其所产生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性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公平又是一个客观的范畴,尽管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公平的内涵不同。
不同的社会,不同的阶级,对公平的理解不同,但公平具有客观的内容。
公平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具有客观性。
效率指资源投入和生产产出的比率。
人类任何活动都离不开效率问题,人作为智慧动物,其一切活动都是有目的的,是为了实现既定的目标。
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有的人投入少,但实现的目的多,即我们所说的事半功倍,而有的人投入很大,但实现的目的少,或者实现不了其目标,即我们所说的事倍功半,前者是高效率,后者是低效率。
所以效率就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的产出与投入之比值,或者叫效益与成本之比值,如果比值大,效率就高,也就是效率与产出或者收益的大小成正比,而与成本或投入成反比例,也就是说,如果想提高效率,必须降低成本投入,提高效益或产出。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有人认为是对立的,有人认为是一致的,我个人认为从大的趋势来讲,总的说来,公平与效率是一致的,公平促进效率,不公平导致低效率。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 制度、政策公平促进效率。
政策、制度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它的公平与否直接影响到效率。
政策制度的公平有利于效率的提高,最典型的莫过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对生产效率的促进。
政策的公平合理促进效率的提高,反之,政策制度的不公平,不合理则导致低效率。
人类的任何活动也都有效率问题。
经济效率,是指经济资源的配置和产出状态。
对于一个企业或社会来说,最高效率意味着资源处于最优配置状态,从而使特定范围内的需要得到最大满足,或福利得到最大增进,或财富得到最大增加。
经济效率涉及到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领域,涉及到经济力、经济关系和经济体制各个方面。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
一个有效率的社会,其资源配置、管理体制、运作机制应该是合理的、公正的;同样,一个公正的社会,其资源一定能得到合理的配置,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才能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
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公平的实现,社会的公平也有助于效率的提高。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效率与公平没有能够很好地协调起来,相反,矛盾突出。
追求公平,效率就打折扣;追求效率,公平便有失公允。
其结果,必将影响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
因此,强调坚持注重效率与维护社会公平相协调显得非常重要。
“坚持注重效率与维护社会公平相协调”的原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同一切剥削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的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的服务的。
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既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注重经济效率,又要从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出发,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坚决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
因此,任何只顾公平而忽视效率和只顾效率而损害公平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
只有做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和协调,在全社会树立注重效率、维护公平的价值观,坚持公平的原则,保障人们利益和分配的合理化,使每个社会成员既有平等参与的机会又能充分发挥自身潜力,才能够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
可以说,“注重效率、维护公平”,既是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
公平,亦即公正、平等。
当年搞计划经济,一切围绕“计划”转。
表面上看,计划最具“公平”特性。
所以,计划经济的一个特点,就是平均主义、平分秋色,就是“均贫富”,就是“你有我有全都有”。
那时的公平,是具有普遍、普及、普惠意义的。
这看似公平,但实际上是一种伤害了不少人积极性的“公平”,是一种“大锅饭”式的“公平”。
进入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比过去活了,环境比过去宽松了,人的潜能、智能、积极性比过去高了。
那种貌似“公平”的公平在这种体制中站不住脚了,那种“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所谓“公平”,受到了以奖优罚劣、奖勤罚懒为内涵的按绩效论公平的新式公平的挑战。
实施这种公平的初始,不免让人觉得有些陌生,有些不适应。
因为能力强者与能力弱者、勤奋努力者与不思进取者所获得的回报拉开了距离。
昔日的所谓“公平”日趋没落,尽管有人心存疑虑,但却不得不面对这一无法逆转的趋势。
传统的公平受到了现代公平的挑战,懒散的公平受到了竞争公平的挑战,且后者“力大无比”,最终战胜了前者。
因为,公平与效率挂上了钩,市场经济与知识经济相辅相成,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得益彰,此时的公平更具时代性、知识性、竞争性、世界性。
而这种市场公平,虽然也有其负面作用,弄得不好,将导致两极分化,但只要利用法律和行政等手段进行合理宏观调控,扬其有利因素,克服其负面影响,就能利用其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铺平道路。
应当看到,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核心是解决发展生产力过程中的竞争和效率问题。
由于市场是自由的、开放的,它本身不考虑社会公平问题。
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来弥补这个“真空”
各级党委和政府理应承担起维护社会公平、保护市场竞争中弱者利益的责任。
世界上没有绝对公平的事情。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也存在着社会资源、家庭背景、人际关系等先天性的不公平。
如果细加分析,就会发现社会公平似乎可以分为“效益公平”和“道义公平”。
前者释放社会能量,后者保障社会稳定,都不能偏废。
为防止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失公平现象的发生,关键要制定一系列公开、透明、维护社会公平的政策、法规和制度,让公平问题变得有章可循。
一件被一个团体、单位看来算不了有失公平的事,对一个小单位、小家庭来说,却可能“重如泰山”。
贫困人口、残疾人口、无依无靠人口、失业下岗人口等,都是社会的弱者,他们心中对公平的敏感度自然要高于其他人群。
维护这些人的权益,是维护社会的“道义公平”、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大事。
市场经济不相信眼泪,但人民的公仆应该有怜悯之心、恻隐之心、同情之心、爱民之心。
不仅要维护“效益公平”,同时也要兼顾“道义公平”。
我们理应把维护社会公平、公正作为为民办实事的一大内容。
在分配政策上,把公平放在“兼顾”的位置上,是有历史原因的。
我国改革开放前,是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的国家,“大锅饭”的分配体制,使效率大受影响。
二十多年前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后,逐渐讲求效率,拉开收入差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农村到城市,经济活跃起来,非常见效。
于是经过多年的实践,就把“兼顾效率与公平”作为经验总结,写进了十四大的决议。
但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在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的提法上有一个新的变化,即把以前的“兼顾效率与公平”,改变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使这两者关系,由效率、公平处于同等重要地位,改变为效率处于“优先”的第一位,公平虽然也很重要,但处于“兼顾”即次要地位。
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新提法,是适合我国当时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的,是完全正确的。
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我国社会阶层结构逐渐发生变化,经济理论界也出现代表不同利益的声音。
有些人借“优先”和“兼顾”之差异,有意无意地贬低、轻视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单纯为一切敛聚财富的过程辩护,这就不符合改革的精神了。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我国一定时期收入分配的指导方针,而不是整个市场经济历史时期不变的法则。
随着总量发展、经济效率问题逐步得到相对的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会逐步上升为突出的问题。
所以,我们必须从现时起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调整效率与公平关系,加大社会公平的分量。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现在就可以开始淡出,逐渐向“公平与效率并重”过渡。
从道德角度看,公平和效率是一致的,公平的道德也就是对个人努力才能的认同,会激发人的积极性,产生巨大的效率。
我们与世界其他国家在各方面的竞争关键是人才的竞争,是人才资源使用效率的竞争,而人力资源的使用效率关键是对人力资源的开发、使用是否公平合理。
以道德为依据,公平会调动人的积极性,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提高效率。
当个人被认同,在心理上会产生知遇之心,使其想尽办法提高工作效率,公平与效率相协调,使社会保持稳定的秩序和稳定的发展注重效率,维护公平既是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要求,它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与公平的辨证统一。
我们强调注重效率与维护公平相协调的原则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同一切剥削阶级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的服务的。
树立公平与效率一致的道德体系有助于社会发展,有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
在人才的培养过程中,不能忽视道德的培养,在人力资源配置过程中,也不能忽视道德的作用。
从管理看,管理公平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效率的提高。
管理的职能是维护公平秩序,管理的基本原理就是实现公平以提高效率。
也就是说,管理越公平,越能调动人们的积极因素,产生正向的积极作用,提高效率,否则,管理不公平,就会出现反向的消极破坏力量,降低效率。
因此,管理对公平与效率至关重要,具有极其深远重要的意义,对管理而言,公平具有两大功能,一是激励功能,二是合力功能。
所谓激励功能,就是激发人的热情,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开发人的潜能和创造性,使其能向着组织所期望的目标而奋发努力。
因为激励的根本原理是发展,发展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精神。
发展人们的智慧和潜能。
发展对组织所期望的价值目标和追求。
也就是说激励能使人产生追求,有了追求就有了奋发向上的力量,有了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决心,有了实现目标的方法,有了胜不骄败不馁的勇往直前的精神。
因此,也就有了更大更好的效率。
所谓合力功能,就是公平在管理中产生的另一大功能,它是极为珍贵的无价之宝。
我们讲的合力是一个国家或单位的向心力,凝聚力所形成的一种特殊形态的力量。
它不是由单个力量简单的相加而成,它是可以成倍增长的集体力量。
如何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呢
1、效率优先原则 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应该是效率优先。
因为公平与效率总的来说是一致的,所以,实行效率优先原则就意味着是公平的,合理的所谓效率优先原则就是指分配制度、分配政策要以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效率为首要目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必须把效率作为优先考虑的价值目标。
效率优先原则意味着人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实现生产力的发展为目标,这样,效率提高了,生产上去了,社会财富增多了,人们享有的社会公平就更多了,生产力的发展是衡量一切社会进步与否的标准,由于效率属于现实生产力范畴,而公平属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范畴,因而从效率与公平在社会发展因素的序列中的一般关系来看,效率优先是必然的,兼顾公平是必要的,因而是合理的。
人类社会进步的因素中,生产力的作用是巨大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推动社会的进步,随着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的进步和发展,社会公平实现的越来越充分。
宏观地看,生产效率越低下,社会公平实现的就越不充分,人们就越缺少自由、民主、公平;反之,生产效率越高,社会财富越丰富,在社会物质文明增强的基础上构建的人类社会秩序就越完善,人们所享有的自由、民主、公平就越充分,能实现自我、完善自我的机会也就越多。
为社会创造的财富就越多,产生的效率就越大,所以,在二者的关系中要以效率为先,兼顾公平。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效率优先原则是必然的。
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任务就是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最终目的实现共同富裕,生产力的发展必须通过效率的提高,只有生产发展了,效率提高了,才能逐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达到真正的公平。
所以,把效率优先放在第一位,最大限度的提高经济效率,这是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而且,坚持效率优先原则是公平能够实现的物质基础,只有社会物质丰富,才能增进社会公平,如果效率低下,物质财富严重缺乏,怎样才能实现真正公平呢
我们曾经过分重视公平而忽视了效率,误以为公平就是分配领域的平均主义,因而在分配上实行了公平的平均,这种公平的薪酬体系造成了什么后果呢
那就是妨碍了效率,结果使人民长期处于贫穷状态,生活在困窘的状态中。
没有生产的发展,没有效率,就没有公平赖以实现的物质基础。
要以效率为先,只有以效率为先才能提供公平的物质基础,没有效率,公平只是一句空话。
当今,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市场体制要改变的是我国原有的经济体制中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中,资源的配置是通过国家的行政部门用计划调节的,它导致了我国社会经济运行的低效率,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经济运行以市场为轴心,实行竞争机制和优胜劣汰的法则使生产效率得以提高。
如果一个企业效率好,就会发展壮大,如果效率不好,就会日益衰落乃至被淘汰出局。
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效率有限原则是符合这一市场经济规律的。
市场经济充满活力,其重要原因就是在竞争中机会公平,效率优先,对于企业来说,在竞争中,在同一市场条件下,效率是决定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所以应以效率为先,企业在制定发展战略时要根据市场需求制定切实可行的营销战略,在企业内部,要尽可能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
充分挖掘人力资源,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从而提高效率。
企业的效率好,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
兼顾公平的原则 我们坚持效率优先原则,并不否认公平,更不能牺牲公平只顾效率,正确的做法是,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必须兼顾公平,因为只有坚持公平才能够调动效率的创造者,即主体参与创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如果主体的努力被社会所认同就能够激发他的工作热情。
提高工作效率,反之,不公平会使主体失去工作热情,降低公平效率,所以,只有兼顾公平才能促进效率的提高。
而且,公平所反映的秩序的合理性会促进社会整体效率的提高,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只有个体被认同和肯定,个体才能有效的发挥作用,而整个社会整体才能够处在一种有序的状态下发展,个体间相互协调形成很好的团队精神,能够提高社会整体效率,产生巨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创造高效率。
总之,兼顾公平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由于种种原因,社会上存在着弱势群体,对这些弱势群体,出于人道主义关怀,政府应当兼顾公平,通过种种措施,如向高收入者征收个人所得税,把这部分资金转移给弱势群体,如发放失业救济金,帮助下岗职工再就业,帮助失学儿童重返课堂。
只有这样,才能使这部分人得到应有的帮助,以获得应有的教育机会和参加职位竞争的机会,挖掘这部分人的潜力,避免人力资源的浪费,提高效率。
公平促进效率,有利于效率的实现,效率为公平的实现提供了物质基础,二者是一致的,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要使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参与竞争,平等的劳动就业机会,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始竞争,而个人的分配、收入要与个人所投入的努力达到一种比例上的动态平衡--多劳多得。
反对那种小生产者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平等观,提倡多劳多得,国家在实施政策时要以效率为先,以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最终目标,但要兼顾公平,国家通过各种办法,用政策加以调节,倾斜于弱势群体,给其以平等的机会参与竞争,参与国家的经济建设。
以提高经济效率,总之,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即不能只强调效率忽视了公平,也不能因为公平而不要效率。
应该寻求一个公平与效率的最佳契合点,实现效率,促进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