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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岁末年初公司口号

时间:2015-10-03 17:19

2019年岁末年初方案

关于做好龙王沟煤矿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工作实施方案一、指导思想认真贯彻和落实上级部门下达的各项安全文件精神要求,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切实做好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工作。

根据国源矿业龙王沟煤矿“关于做好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工作保障措施通知”要求,结合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二、成立安全生产领导小组为保证本年度项目部安全生产、和谐发展,特成立由项目经理阙胜辉为组长的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如下:组长:阙胜辉副组长:唐艳峰、王林、孟凡宾、赵军、戴利、王传军成员:曹成宪、秦鹏飞、焦永丰、范坤、于洪亮、黄苏兵安全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安全调度室,由安监站长于洪亮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通过开展职工安全教育培训、隐患排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强现场监管力度多维防范和遏制生产安全事故,积极配合实现龙王沟煤矿2018年年度安全目标,努力完成中煤三建龙王沟项目部2018年度安全目标,保障2018年年度安全目标最后一公里安全生产工作。

三、安全管理工作内容1、加大安全隐患排查力度(1)加强日常隐患排查。

一是每周六由项目部组织开展安全大检查,每周一与矿方联合组织开展安全大检查,对井上、下所有作业地点进行全面隐患排查,逐一落实检查出的问题和隐患,严格整改落实;并坚持每周六下午召开安全例会,向职工认真贯彻学习上级文件精神,及时总结上周安全生产存在问题及下周的安全

求一个年底业绩冲刺的口号

太长了,未能引完 (英文找不到咯~~~) 最后的祈祷—圣雄甘地之死 时至1947年8月底,印度独立刚满半月,旁遮普省的12个县已在血泊与火海中挣扎了2周,倒是加尔各答这个火药库因为甘地的坐镇一直没有爆炸。

参加甘地祈祷会的人以空前规模在扩大,1万、10万、继而50万,甚至高达100万,在一个宗教狂热的国度里,当亿万信徒聆听一种声音的时候,它所创造的奇迹与神话可想而知。

甘地在加尔各答创造的奇迹,曾引起举世瞩目。

当时《伦敦时报》这样评说:“这座城市是印度的奇观。

”蒙巴顿从新德里致函甘地,盛赞他的功德无量:“在旁遮普,我们有一支55000名士兵组成的别动队,他们被大规模的暴乱弄得一筹莫展,在孟加拉,我们的干预部队只有1个,那里却没有发生任何暴乱。

” 1947年8月31日早晨,奇迹出现16天之后,宗教仇恨之火终于还是点燃了加尔各答这个火药库。

当晚10点,一群狂热的印度教青年突然闯进海达利公馆院内,要求与甘地谈话。

当时甘地正躺在草垫上,身边是他的侄孙女摩奴和阿巴。

甘地被吵声惊醒,站起身来,说:“嚷什么,我在这儿,你们杀我吧

”说话间,两位浑身是血的穆斯林挣脱人群,躲藏到甘地身后,但一根根棍子向他们飞去,好在甘地个子不高,才没被击中,直到增援的警察赶来才解了围。

随后,对穆斯林贫民窟一系列的袭击行为达到丧心病狂的程度。

这些都是国民公仆团极端分子策划的。

加尔各答事变给甘地以致命的打击,这位终生致力于非暴力理想的老人似已有一种幻灭感。

为了使加尔各答恢复理智,拯救千百万无辜者免于死亡,甘地只有拿生命孤注一掷了。

他对外发表声明,决定从9月1日起开始绝食,一直到动乱结束,不成功便成仁。

这次绝食无论对他本人和他的同志们来说都是一次冒险。

此时甘地已78岁高龄,最近长时间的焦虑与奔波又使他精疲力竭,绝食开始后他的体力很快衰竭,几小时后便出现心律不齐,时至午夜,他说话的声音就含糊不清了。

甘地绝食的消息几小时就传遍了加尔各答城。

多少年来,甘地的绝食斗争已成为激发人们斗争的信号。

整个印度虽然85%的居民不识字,没有收音机,但人们总能了解他绝食的各个阶段的详细情况,每当甘地受到死亡威胁时,人们都一致本能地为他担忧,一批又一批焦虑不安的群众纷纷来到海达利公馆看望他。

但疯狂的暴力行为似脱缰的野马一时难以遏制,纵火、杀人、抢劫仍在进行。

从第2天早晨起,前来海达利公馆询问甘地健康状况的人越来越多,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知名人士纷纷来到甘地卧榻前,请求甘地停止绝食。

第3天凌晨,甘地健康恶化的消息一经传出,整个加尔各答沉浸在焦虑与悔恨之中,一股友善的浪潮突然席卷了这座难以驾驭的大都市。

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一起在暴行肆虐的贫民区游行,呼吁恢复秩序与平静。

中午时分,27名市区的极端分子来到海达利寓所门前,承认了自己的罪恶活动,当晚,全城恢复平静。

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显要人物起草了一项共同声明,庄严保证阻止宗教仇恨再起。

1947年9月4日晚,甘地喝了几口桔子汁,宣告结束了73小时的绝食斗争。

甘地不惜牺牲生命以捍卫和平的举动终于制止了加尔各答暴乱的蔓延,他因此获得了极高的声誉。

甘地的老友,独立印度的首任孟加拉省督拉贾戈帕拉戛查理说:“甘地建树过许多丰功伟绩,然而最为神奇的乃是他在加尔各答战胜了邪恶,其意义甚至超过了印度独立。

” 在确信加尔各答不会再有问题时,甘地决定前往被血与火吞噬的旁遮普省。

然而,还没来得及到那里,首都新德里又发生了新的暴力事件。

由于周围的农村极不安全,成千上万的穆斯林都涌到这里避难。

9月3日早晨,印度教徒从杀害中央车站的穆斯林苦力开始,接着大规模洗劫穆斯林的商店,打死商店老板。

新德里的暴乱将对整个印度半岛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由于警察多半开小差,仅有的部队人心涣散,公共秩序严重瘫痪,新总理尼赫鲁甚至不得不亲自挥舞棍棒,驱散暴乱分子。

新政府对于局势几乎一筹莫展。

这些人执政前大部分时间都在英国人的监狱中度过,而且一直从事不合作斗争,从没有机会深入了解和治理这个国家。

现在英国人丢下一个烂摊子让他们收拾,他们哪里应付得过来。

9月6日,总理尼赫鲁和内政部长帕迭尔急电招回当时正在西姆拉休假的蒙巴顿,由他出面组织应急委员会。

9月9日,甘地前往旁遮普时路过新德里。

一下火车,帕迭尔便一脸沮丧地告诉他德里的情形,甘地于是决定留下来。

由于原先甘地住过的“贱民”区已挤满难民,他只好住到了国大党的支持者、甘地的忠实拥护者比尔拉的寓所。

甘地当即发表声明,一定要尽力使德里的空气恢复平静。

9月10日,甘地来的第一天就作了40公里旅行,视察了许多难民区。

当天的祈祷会中,他发表了一篇动人心弦的演讲(全文向全国转播),追述了他初到新德里的印象。

他感到这里就像一座死城,没有欢笑,没有希望,只有恐怖、混乱与仇恨。

他感到不理解,在独立自由的印度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现象,不理解人们为什么要被赶出家园,在自己的国家内还会出现难民问题。

他认为“政府应负责,人民也有责任”。

甘地每天都去视察难民营,试图打动那些因仇恨而咬牙切齿、面容扭曲的人们,然而收效甚微,一次,在一座难民营出口处,一位男子把他小孩的尸体扔到甘地怀里,再有一次,甘地在无人护卫的情况下进入难民营,一群被仇恨激怒的人围住他的汽车狂喊乱叫。

一天晚上,当甘地一如既往地在祈祷会上把《雅歌》、《可兰经》、《新约》、《旧约》与《薄伽梵歌》一起颂读时,人群中有人大叫:“以你赞美真主的名义,我们的妻子和姐妹遭到强奸,我们的兄弟被屠杀

”“打死甘地

”甘地不得不停止祈祷。

尽管如此,甘地并不灰心,他每天照例去乱区视察,安抚民心,排忧解难,并照例每天举行晚祷,发表他的观点与见解,抨击人们的失去理智,谴责政府的办事不力,建议人们该如何遵纪守法,勿施暴力;同时,他还得应付外界的各种问题与来访者,并替《哈里真报》撰稿。

1947年10月2日,甘地78岁诞辰。

数千封来自世界各国和独立印度的电报和信件向他表示祝贺。

各界领导人、难民、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相继来到比尔拉官邸,向他敬献水果、糖果和鲜花。

尼赫鲁总理及其他各部部长、新闻记者、外国使节和蒙巴顿夫妇亲临甘地卧室向他表示祝贺。

然而甘地的状况令来访者无比震惊,他一反惯常的生动表情与狡黠神色,一脸的忧郁与沉闷。

他决定以祈祷、斋戒与手摇纺车来过生日。

在这天的晚祷上,他语气低沉:“你们要祈祷神灵,以结束目前的敌对状态;或者为我早日离开人间祷告上苍,我不想在烈日纷争的印度过生日。

” 11月末的一天晚上,新德里东北90公里的小城帕尼帕特又发生锡克教徒屠杀穆斯林事件,甘地只身驱车前往那里,平息动乱。

在市政当局临时搭起的一座小平台上,甘地对潮水般涌来的群众进行演讲,并与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争论。

他不厌其烦、深入浅出地讲述信仰自由、宗教平等的理论,用整个心灵设身处地地安抚受苦受难的难民,恳请他们摒弃暴力和仇恨,发扬理智和宽容。

他的逻辑那样不可辩驳,他的言辞那样恳切真诚,他的意志那样坚韧不拔,人们的狂怒与伤痛渐渐平息。

仅仅几小时后,帕尼帕特的居民倾城而出,拥戴他们的圣人离去。

1947年岁末的日子,甘地始终沉浸在莫大的悲伤之中,印度的分治给他的心灵以致命的创伤,终生宣扬非暴力却无法改变印度内乱四起的现状,旧日印度的一切落后的东西并未在新生的印度中消逝,这一系列现实令甘地无限感伤;而现在他又发现那些追随他革命的同志登上政权宝座后丝毫无意执行他的理想。

他与他们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

甘地指责印度政府日益腐败,谴责各部部长举行盛大豪华的酒宴而不顾数百万难民的饿死,指责印度的新生知识分子打算使国家工业化,而不关心农民利益,他建议这些知识分子应到农村去,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以了解农民的真实需要。

由于他的尖锐言论,令新政府领导大为不悦,他们渐渐不愿再征询甘地的意见。

除了这些烦恼外,当时困扰甘地的还有两大问题,一是首都新德里的局势。

政府借助于武力而不是甘地所倡导的人民心灵的力量暂时维持平静,但是各种隐患大量存在,一些人骨子里暗藏杀机,暴乱随时可能再度发生。

二是政府对巴基斯坦的态度。

国大党拒不偿还分给巴基斯坦的55000万卢比的款项,想从经济上扼杀它;甘地认为这是一件极不体面的事,有损印度的精神传统。

为使以上这两个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甘地决定再次进行无限期绝食,直至新德里恢复平静和政府答应偿还巴基斯坦的款项。

1948年1月13日,甘地开始了一生中最后一次绝食。

这天早上,甘地在比尔拉寓所的花园内举行了简短的宗教仪式,出席这一仪式的有尼赫鲁、摩奴、阿巴、秘书普雅雷拉尔·纳耶尔等,还有印度新闻界和其他国家驻印度首都的数10名记者。

11点55分,绝食开始了,甘地在草褥上躺下,慢慢进入梦乡。

甘地宣布进行绝食和停止绝食条件,使很多人感到震惊和沮丧,甚至反感。

当时新德里的局势与加尔各答有所不同,这里到处挤满难民,不少难民为逃避难民营内寒冷和恶劣的生活条件,纷纷占领清真寺和穆斯林的住宅,现在甘地要他们归还栖身之地,再回到难民营去,他们极不情愿。

而且,甘地要求偿还巴基斯坦巨额款项,也令一些人愤恨不平。

不少印度教徒认为甘地绝食自毁是有偏见的阴谋诡计。

甘地停止绝食的条件也激怒了大多数部长,他们认为拒偿这笔款项理所当然。

由印度教极端分子组成的国民公仆团获悉甘地进行绝食的原因,增加了他们的仇恨心理,他们认为甘地此举无异于政治讹诈,他们准备立即铲除甘地。

绝食当晚,甘地例行晚祷,他用发自内心的微弱声音祈祷诸神纯洁大家的心灵,清除所有人间的纷争,让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兄弟般和睦相处。

他说:“我要使德里经受一场考验,无论印度和巴基斯坦发生多么严重的屠杀事件,我恳请首都人民不要放弃自己的义务……各个教派,全体印度人必须以人道主义取代野蛮行径,必须使自己成为名符其实的印度人,如果你们不能如此,我也无需继续活在尘世。

” 这一次甘地的体力消耗更快。

自上次加尔各答城的绝食后,甘地的肾功能已开始减弱;加上一连串不幸事件的打击,他的血压急剧上升,一直靠一种特制的镇静剂维持。

因为绝食之故,镇静剂的使用也受到严格限制。

14日上午,甘地体重仅有49.5公斤,这意味着绝食一天后体重即下降了1公斤,用不了多么,甘地瘦弱体内的营养储备将消耗殆尽。

而对绝食的人来说,当机体已开始消耗蕴藏在肌肉内的蛋白质时,危险即已来临,其结果必然导致死亡。

1月15日,可能危及甘地生命的危险征兆出现。

这天的小便化验结果中发现了含有丙酮和酸性成分的毒性物质及其他危险症状,证明导致死亡的过程业已开始。

医生力劝甘地停止绝食,但甘地置若罔闻。

这一次人们对甘地的绝食反应迟缓,直到绝食的第3天,新德里街头才开始出现小规模游行,呼吁教派和睦、亲善,以拯救甘地生命。

这天下午,印度政府经过长期的争论和犹豫,终于决定立即偿付巴基斯坦的55000万卢比。

尼赫鲁在红堡广场向德里市民发表演讲,希望人们以实际行动拯救甘地生命,“因为丧失圣雄的生命,也就是丧失印度的灵魂”。

1月15日的晚祷会,甘地因极为虚弱,无力行走,甚至无法支撑起来,没有出现在比尔拉寓所外的草坪上。

他竭尽全力,用麦克风向聚在草坪外的数百名群众说了几句话,他的声音细如游丝,人们预感到圣雄的生命已危在旦夕。

这一不祥之兆唤醒了人们沉睡的良知和麻木的神经,群众排成长阵,人人双手合十,在一片肃穆的气氛中依次从甘地的阳台前走过。

1月16日的清晨,第一号有关甘地的健康公报发布,告之印度人民甘地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这一不幸消息使印度全国的气氛发生巨大变化。

各个城市内,人们纷纷涌向广场,高呼“亲善”、“团结”和“拯救甘地”的口号。

各教派与各界领袖代表在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拯救甘地生命委员会”,数10万人举行聚会,为甘地祈祷。

尼赫鲁率领由政治和宗教领导人组成的代表团来到甘地草垫前,安慰甘地,希望他停止绝食。

现在无动于衷的却是甘地。

不管人民多么激动,也不管尼赫鲁如何劝导,他依然不肯停止绝食。

他期待的是“人民心灵深处的反应,是真心诚意的幡然悔悟,是实实在在的具体行动”。

1月17日上午,新的健康公报表明急性尿毒症即将夺去甘地的生命,这时甘地已进入绝食的第3个阶段,即最后一个阶段,他的精神突然好了起来,整个地沉浸在安静之中,除了关节痛外,没有其他不适。

他向秘书口授了停止绝食的7项条件,这些条件几乎涉及到新德里城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印度教和锡克教难民必须把改成住房的117座清真寺归还给穆斯林,取消对德里穆斯林商人的抵制,保证乘坐印度火车旅行的穆斯林的人身安全等。

甘地要求新德里各政治组织的领导人,包括他的敌手印度教大会的极端分子必须在他的声明上签字。

当晚,整个京城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尽快让甘地终止绝食上。

商业活动停止了,机关、商店、作坊、工厂、咖啡馆关闭了,在大清真寺广场上,来自各种族和各教派的数10万群众举行盛大集会,强烈呼吁他们的领导人接受甘地声明的条款。

比尔拉寓所内,甘地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短暂的清醒后是长时间的虚脱,同时伴有谵妄现象,医生与身边工作人员焦虑万分,却又无可奈何。

尼赫鲁再次来到甘地卧榻前,见到他敬爱的“巴布”(“巴布”即父亲)奄奄一息,禁不住百感交集,热泪盈眶。

蒙巴顿也来到甘地身旁,此情此景,也令这位戎马一生的异域军人倍觉酸楚。

1月17日晚,甘地大部分时间陷入昏厥与谵妄状态,脉搏微弱而不规则,身体各重要器官的功能已经开始崩溃。

秘书拿来各派领袖在他的口授声明上的签字,这上面除了没有印度教大会地方代表和国民公仆团的代表签字外,新德里几乎所有派别组织的领导都签字保证恢复平静,和睦相处。

医生劝甘地喝点东西,甘地轻轻叹息了一下,而后摆摆头说:“不,任何事情不能操之过急。

在我中断绝食前,任何铁石心肠的人也会动心的。

” 1月18日上午,甘地处境危急,很快将进入长时间的人事不省。

国大党主席紧急动员,他派出一帮人前去寻找甘地所要的签字,自己带了一帮人亲自前往比尔拉寓所。

不一会,各派代表终于聚齐,其中包括印度教极端分子及国民公仆团的神秘代表,他们都已在7项声明上庄严签字,并依次走到甘地卧榻前,亲自确认自己的庄严保证。

甘地获得了这场绝食的全部胜利,但执著的老人仍不肯中止绝食,他在死亡的边缘,用尽浑身力气,口授了一项声明。

他希望各派代表不仅要保证新德里的平静局面,而且应使全印度都能从根本上消除不安定因素。

他说:最大的错误观点,莫过于认为印度只属于印度教徒,或认为巴基斯坦只属于穆斯林。

虽然要改变全印度和巴基斯坦人民的意识是件艰苦的事,但只要我们齐心合力,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办成的。

甘地讲话后,在场的所有人一一俯身表示了他们的庄严承诺,当最后一个人立下誓言后,甘地宣布停止绝食。

一场令世界人民惊心动魄的绝食斗争终于圆满结束。

绝食胜利似乎给垂暮之年的甘地注入了新的活力。

来自世界各国舆论的赞誉是一个重要原因。

伦敦《新闻纪事报》报道:“一位78岁的瘦弱老人竟以神奇力量震撼了整个世界,赋予世界新的希望;它所显示的力量,可以胜过原子弹的威力。

”始终敌视甘地的《泰晤士报》也不得不承认“甘地先生推崇的勇敢的唯心主义,这一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得到更加充分的肯定”。

法国《世界报》发表评论,“善良的甘地再次证实,他自己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叛逆者”。

美国《华盛顿邮报》写道,“获悉甘地安然脱险的消息后,慰藉的浪潮席卷全球。

这足以说明甘地的圣洁之心受到人们普遍颂扬”。

埃及报纸颂扬甘地是“东方世界一位品德高尚的儿子,将其毕生精力献给和平、宽仁与博爱事业”。

印尼报纸认为甘地的功德“为把亚洲人从苦难中救出来带来了曙光”。

“巴基斯坦之父”真纳也在甘地绝食停止的当日宣布欢迎昔日的政敌前来访问他的新国家。

面对这些铺天盖地的美誉,甘地感到由衷的欣慰,他认为这意味着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终为世人瞩目和接受,此时他又萌生一个宏伟的计划,准备以步当车,穿越刚被冲突弄得伤痕累累的旁遮普大地,沿着难民逃亡的大道一步一步走向巴基斯坦。

这样他既可以体察民情,安抚民心,又可以广泛传播非暴力和博爱思想。

为了这一计划,他必须养精蓄锐。

1948年1月20日下午,甘地按时举行晚祷,进行中,突然有人向平台上投掷炸弹,炸弹在甘地身边响起,引起人群慌乱,然而甘地却安然无恙。

投掷炸弹的凶手当场被警察抓获,另一批来不及下手的凶手落荒而逃。

暗杀事件发生后,新德里警察局从刺客口中得知了炸弹案的幕后操纵者及活动计划的若干情况,但后来却因至今仍不为人知的真实原因和各种阴差阳错,没有将所有阴谋分子一网打尽,以致最终甘地为之付出了生命。

比尔拉寓所挨炸后,警方为加强对甘地的安全保障,德里警察局副局长来到比尔拉寓所,请求甘地允许他加强比尔拉寓所的警力,并建议搜查前来参加祈祷会的所有可疑分子。

但甘地对此坚决拒绝。

他的理由是:警察不能干预正在做祈祷的信徒。

还说:“神是我的唯一保护人,如果它想结束我的生命,任何人也不能拯救。

”他还威胁说:“如果你坚持这样做,我立即离开德里。

我将宣布,你对我的出走负全部责任。

”对此警方也无可奈何,只能派出一些便衣警察和保安人员出席甘地每日例行的祈祷会,并指定专人随侍在甘地左右,以防不测。

1月26日是印度国庆日。

甘地应尼赫鲁请求,开始着手为国大党起草新党章,以确定国大党在印度独立后的新目标和作用。

现在甘地已恢复正常。

此时甘地正准备开始他前往巴基斯坦的长征。

他指示医生兼秘书苏悉拉女士立即动身前去巴基斯坦,为这一行动作准备,并要求她必须在1月30日返回。

他准备在2月3日离开比尔拉寓所,开始他的巴基斯坦之行。

1月29日,甘地一如既往,手摇纺车,练习书写孟加拉文,给几位友人写信,同客人交谈,然后进行清水灌肠和1小时的泥土糊汁治疗。

他接见了美国女记者并对她讲美国必须放弃原子弹,非暴力是原子弹难以摧毁的武器。

这一天下午,有40名从巴基斯坦逃出来的锡克教和印度教难民来到比尔拉寓所,要求会见甘地。

有人高声叫嚷:“你使我们吃了不少苦头,滚开这里,你应该立即退到喜马拉雅山的山洞里去。

”甘地耐心地向他们解释:“我所遵循的唯一指示来自神,神在我内心深处。

我看你们如兄弟姐妹或儿女,你们的痛苦也是我的痛苦,为什么你们认为我不知道你们所受的苦呢

”“我不受任何人的差遣为社会服务,也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停止服务。

”“我诚愿住在喜马拉雅山,在那儿不用愁吃、愁穿、愁住。

那将是宁静的住处。

但我不要那种宁静,我愿从痛苦中求宁静,我的喜马拉雅山就在这里。

”这天晚上,甘地在十分郁闷的心境下继续新党章的起草,并在21时15分完成了他的这一遗作。

1948年1月30日是星期五,这是耶稣受难日,也是甘地人生的最后一天。

这一天甘地接待了很多客人,下午4点,甘地处理了他这一天最后的也是最棘手的一个问题。

桀傲不驯、注重实际的内政部长帕迭尔与刚烈执著、富于理想的尼赫鲁无法合作共事,帕迭尔已提出辞呈,并给甘地送来辞呈副本。

甘地力图说服帕迭尔改变主意,因此之故,一向守时的甘地耽误了10分钟才赶到晚祷会场。

5点10分,甘地在摩奴与阿巴的扶持下走向通往晚祷会场的草坪,但平日随侍左右的两位关键人物不在场:苏悉拉医生尚未从巴基斯坦返回,负责保护他的警官因市政部门的职员计划罢工而被紧急招回警察局。

甘地平日走路时,常把双手搭在摩奴和阿巴肩上,当靠近人群时他习惯地收回手臂,然后独自走上台阶,双手合十向群众致意。

此时就在甘地收回双手即将走向平台的一霎那,早已潜伏在此的国民公仆团的头目纳图拉姆·戈德森跑到甘地面前,他先向甘地鞠躬行礼,口中低声说道:“圣父,您好

”摩奴以为此人想要抚摸甘地的脚,伸手礼貌地将他挡开,纳图拉姆猛然推开摩奴,从口袋里掏出手枪,顶住甘地赤裸的胸口连开几枪,殷红的血立刻染红了洁白的土布拖地,甘地双手合十,似乎想迈出最后一步,口中喃喃念到:“神啊

”随后徐徐倒地。

倒地时,这一双手合十的姿势依然未变。

这位终身提倡“非暴力”的老人就这样死在了狂热分子的枪口之下,结束了他那伟大而不平凡的一生。

此时正是1948年1月30日下午5点17分。

凶手打死甘地后并未趁机逃走,反而大声呼喊警察,束手就擒。

凶手纳图拉姆·戈德森是一个狂热的印度教徒,出身婆罗门,他奉行素食,节欲,早年崇拜甘地,投身不合作运动,并因此而入狱。

1937年,他受沙瓦迦尔的影响,参加了以复兴印度教统治地位为目标的印度教大会,并创办了“国民公仆团”。

1944年买下一家报纸《印度民族报》,自任社长,宣传反甘地和反伊斯兰教及其他非印度教等派的政治主张,不遗余力宣传暴力和种族至上,并因此而刺杀了甘地。

甘地被抬进房间,人们把他放在卧榻上,阿巴在血迹斑斑的“拖地”上盖上被子。

人们开始清理他的遗物:一架木纺车,一双拖鞋,3只小猴雕像①,一本《薄伽梵歌》,一只怀表,一个痰盂和从耶拉伏达监狱带回来的一个金属洗脚盆。

甘地遇刺极有可能导致全印宗教仇杀的大混乱,印度政府决定全国处于戒备状态。

18点,即甘地遇刺43分钟后,政府发表了一个经过审慎推敲的公报,向全国人民通告圣雄甘地于17点17分在新德里遇刺身亡。

世界上最出名的商人

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1839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的里奇福德镇。

他们这个家族是十八世纪从德国举家移民到美国的。

约翰的父亲比尔是个行为放荡的假药贩子,这使他们家庭一次次搬迁,日子过得很不安定。

1853年初,洛克菲勒一家搬到俄亥俄州一个草原小镇,第二年,15岁的约翰进了中心高中,同学们叫他“约翰·D”(因为他在作文里这样署名)。

约翰是一个超群的辩论家,阐述自己的观点时头头是道。

他有个密友叫马克·汉纳,后来成为国会参议员兼共和党领袖;另一个朋友叫达尔文·琼斯,他们成了少年时代的三剑客。

约翰·D迷恋上了音乐,他甚至一度想当音乐家。

当时他与父亲有个特殊的约定:借给父亲一小笔贷款,但要收取利息。

尽管这点钱只相当于他来回坐车的费用,可是对生意上的事,他从来就不感情用事。

约翰·D·洛克菲勒16岁时,开始面对艰难时世,他翻开全城的工商企业名录,仔细寻找知名度高的公司。

每天早上八点,他离开住处,身穿黑色衣裤和高高的硬领西服,戴上黑领带,去赴新一轮的预约面试。

他不顾一再被人拒之门外,日复一日地前往———每星期六天,一连坚持了六个星期。

当时克利夫兰的人口大约为三万。

洛克菲勒说,他把列入名单的公司走了一遍之后,又从头开始,有些公司甚至去了两三次,但谁也不想雇个孩子。

可是洛克菲勒是那种倔脾气的人,越是受到挫折,他的决心反而越坚定。

1855年9月26日上午,他走进从事农产品运输代理的休伊特-塔特尔公司。

接见他的是二老板亨利·B·塔特尔,他需要人记账,便叫洛克菲勒午饭后再来。

喜出望外的洛克菲勒一步一跳走了出去。

此后,一直到了老年,他仍记着那激动人心的一刻。

午饭后他见到大老板艾萨克·L·休伊特。

此人在克利夫兰拥有大量的房地产,还是克利夫兰铁矿开采公司的创办人,他仔细看了这孩子写的字,然后说:“留下来试试吧。

”老板让洛克菲勒脱下外衣马上工作,工资的事提也没提。

他过了三个月才收到了第一笔补发的微薄的报酬。

洛克菲勒一生都把9月26日当做“就业日”来庆祝,那热情,胜过他自己过生日。

洛克菲勒埋头于散发着霉味的账本里。

他每天天刚亮就去上班,办公室点的是昏暗的鲸油灯。

他说过:“由于我第一个工作是簿记员,所以我学会了十分尊重数字和事实,无论它有多小……”后来公司让洛克菲勒负责付账单,他接过这项工作后仔细核查,“比花自己的钱还尽心”。

有一次,在隔壁办公的老板交给他一份长长的、未经核对的管道铺设费账单,请他去付一下。

他从中发现了几分钱的差错,洛克菲勒对这种大大咧咧的态度感到十分震惊。

此外年轻的洛克菲勒还为休伊特收房租,他不但有耐心,有礼貌,而且还表现出斗牛犬般不屈不挠的精神,直到欠债的人交出钱为止。

南北战争爆发前,大多数企业都只经营一项业务或生产一种产品,而休伊特-塔特尔公司却代理各种商品的销售。

1855年年底,休伊特给了洛克菲勒50美元作为头三个月的工钱,相当于每天五毛钱多一点。

之后休伊特宣布,这位助理簿记员的工资将升到每月25美元,即每年300美元。

洛克菲勒的私人生活和他在公司的生活一样,也是受一笔笔账目支配的。

他发现数字十分简洁、可心,便把公司里的业务准则应用到个人的精打细算上。

1855年9月开始上班时,他花一毛钱买了个红色小本子,称其为账本甲,在上面详细地记下自己每一笔收入和开支。

洛克菲勒一生都把账本甲视为自己最珍贵的纪念物,五十多年后,当他拿出它来一页一页地翻看时,睹物生情,几乎是老泪纵横。

那个本子被安放在一个贵重物品保险库里,就像一件无价的传家宝。

账本甲还告诉人们:洛克菲勒从小就是一位热衷于行善的人。

在他工作的第一年,就把6%左右的工资捐给了慈善机构。

他20岁时,捐献的比例已经超过了收入的10%。

1857年,17岁的洛克菲勒被提升为主任簿记员,年收入提到600元。

他充满自信地尝试做面粉、火腿和猪肉生意,数量尽管不大,但每次都有赚头。

1858年,洛克菲勒的英国朋友莫利斯·克拉克提议他和自己成立一家经销农产品的合伙商号,最初各投资2000元。

洛克菲勒以10%的利息从父亲那里借来1000块钱,加上自己的钱,同克拉克在临河大街32号合伙成立了克拉克-洛克菲勒公司,年方18岁便进入了贸易代理行合伙人之列。

-跻身于石油产业 早在18世纪,印第安人塞尼卡部落就开始利用石油了。

到了19世纪50年代,30岁出头,毕业于达特默斯学院的中学校长兼律师乔治·比斯尔组建了宾夕法尼亚石油公司,并且在当地采集了石油样本送到当时最著名的化学家之一,耶鲁大学的小本杰明·西里曼那里进行化验。

化验报告中证明这种油可以提炼成优质的照明油,还可以生产出许多副产品。

1859年8月28日,宾州的一口探油井里终于咕嘟咕嘟地冒出了石油。

洛克菲勒虽然后来对石油抱有极大的热忱,却是逐步从经营农产品转移到石油上来的。

把洛克菲勒拉进这个行业的,是克拉克的朋友塞缪尔·安德鲁斯。

安德鲁斯是照明油方面的专家,他认为煤油将比其他来源的光要亮,市场也更大。

为了寻找赞助人,安德鲁斯经常去克拉克和洛克菲勒的办公室转悠。

但是每当安德鲁斯谈起提炼石油的事情,心存疑虑的克拉克便打断他说:“我告诉过你,这事没希望,我们不会拿出钱来。

”安德鲁斯转而闯进洛克菲勒的办公室,把他的想法又推销了一遍。

洛克菲勒头一次投资铁路股份获利了,正好手头有一笔钱,他觉得这主意不错,就动员克拉克共同投资4000元,作为新建的炼油企业———安德鲁斯-克拉克公司一半的周转资金。

洛克菲勒将炼油厂选在一条名叫金斯伯里的小河边,那条窄窄的水路,离克利夫兰市中心一英里半的路,流入凯霍加河。

而铁路把克利夫兰同纽约市连接起来,并且使它有了一条连接宾州油田的宝贵通道。

由于水陆并举,洛克菲勒占据了他取得低廉运费的优势。

没过多久,沿着金斯伯里河出现了一连串的炼油厂。

安德鲁斯对做生意一窍不通,他让克拉克和洛克菲勒去管经营,自己只管炼油方面的事。

而洛克菲勒对实际炼油过程十分关心,他经常早晨六点走进制桶车间,把油桶一个个推出来,石油提炼出来之后还会残留下一些硫酸,洛克菲勒就制订计划用那些残余物来生产化肥———这是他头一次想到用废弃物生产副产品。

不到一年,炼油业务就成为他们公司最赢利的行当,洛克菲勒紧紧抓住了这个大展宏图的机会,一头扎了进去。

1860年,洛克菲勒代表一群炼油资本家去了泰特斯维尔油田,以确保自己炼油厂的石油供应。

他在油田看到,为了把原油运到铁路边上,人们把它装在桶里,用大车拉着走上崎岖的乡间小路。

装满石油的车队在车辙交错的道路上绵延不断,许多油桶从车上掉下来摔碎了。

原先一派田园风光的山谷变得一片乌黑,井架、油罐、机房与东倒西歪的小屋杂乱无章地挤在一起。

油区到处是赌徒和妓女,道德败坏,简直像地狱一般。

就如同早年的淘金热一样,他看出了这个行业的草率之处。

洛克菲勒代表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也是更加理性的阶段。

他尽可能地收集资料,坚定地要在这个上帝抛弃的地方,做道德的维护者。

-买下了自己的炼油厂 当初,钻探石油像是在摸彩:谁也说不清石油究竟是不是一个昙花般的奇迹,它会不会给人类带来长久的利益。

大多数石油生产商在这种浮躁的气氛下,都想尽快把井里的油抽干,而没想建立一个工业。

洛克菲勒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相信这个行业有着长远的前景。

首次宾州之行使他觉得,探油的结果实在无法预料,相比之下炼油似乎既保险又有条理。

没过多久,他进而建立了这样的信念:炼油是从这个行业中获得最大利益的关键。

洛克菲勒十分钟情于账本,这使比他大将近十岁的克拉克很瞧不起,觉得他做事刻板,像个小职员。

起初洛克菲勒隐忍着,后来终于同克拉克分手了。

至于分手的原因,洛克菲勒在后来的回忆录里说:“因为我贷款扩大炼油业务的事,他非常生气,好像这冒犯了他似的。

”洛克菲勒看得出来,克拉克缺少胆略,欠了银行的钱便担心得要死,觉得这个冒失的年轻人会把公司所有的资产孤注一掷,所以恼怒不已。

1865年1月,在一个名叫皮特霍尔河的地方发现了一座油田,并很快魔术般地出现了城市。

这成了洛克菲勒同克拉克决裂的催化剂。

洛克菲勒请克拉克再签一张借据,克拉克朝他发火道:“为了发展这个石油业务,我们一直在借钱,借的钱太多了。

”洛克菲勒毫不退让地反驳说:“只要借钱能稳稳地扩大业务,我们就应该借。

”克拉克企图吓住洛克菲勒,便威胁说要散伙;而洛克菲勒这时已决意摆脱克拉克和代理贸易业,他正在动员安德鲁斯与自己合作。

几个星期后,他和克拉克又吵了起来。

1865年2月1日,洛克菲勒把几个合伙人请到家里,向大家推荐他快速发展炼油厂的方针———这是克拉克深恶痛绝的事。

结果公司散伙,大家同意把公司拍卖给出价最高的买主。

拍卖时克拉克请来一位律师,洛克菲勒则自己出马。

拍卖底价是500元,但很快涨到5万元———已经超过了洛克菲勒所预想的炼油厂的价值。

最后又升至7.2万元,洛克菲勒毫不迟疑地报出7.25万元,他明白这事将决定自己的一生。

拍卖会后,他把自己在代理公司的一半股份和那7.25万元钱一并交给了克拉克。

尽管如此,他还是抓了一个头彩:在26岁时,他拥有了克利夫兰最大的炼油厂,每天能提炼500桶原油———这是当地第二大炼油厂产量的两倍———并且已跻身于世界最大的炼油厂之列。

1865年12月,洛克菲勒-安德鲁斯公司开了第二家炼油厂———标准炼油厂。

四年后,两家工厂以联合股份的形式起名为标准石油公司,在俄亥俄州注册,洛克菲勒任总裁。

之后为了实行彻底的垄断,洛克菲勒一连收购了几家炼油厂,并涉足管道运输业,还建立了自己的铁路网络。

1878年8月,安德鲁斯与洛克菲勒在对股东分红问题上出现分歧。

洛克菲勒最不能容忍那些喜欢多得红利,不愿把收益投入再生产的董事。

安德鲁斯威胁说要转让公司的股票,洛克菲勒按照他的要求以100万元买下了他手中的股票,从此便独自执掌公司大权。

洛克菲勒同当年高中的同学,24岁的劳拉于1864年9月8日举行了婚礼。

他尽管已积攒了巨大的资金,买结婚戒指却只花了15.75美元。

这笔花销记在账本乙内的“杂项开支”项下。

洛克菲勒一向怀念这段时光,并且一直珍藏着他俩用过的第一套餐具。

-抢占全球市埸 19世纪80年代初,标准石油在很长一段时间实行全球垄断,洛克菲勒扬名海外。

为了研究国外市场,标准石油公司在1882年派石油商人威廉·赫伯特·利比去远东进行为期两年的调查。

利比注意到石油“比商业史上任何一种源自一地的产品的渗透性都强”,于是便在日本、中国和印度等地劝说人们使用煤油。

正如洛克菲勒所说:“在许多国家里,我们得先生产油灯,再教当地人学会使用煤油。

”利比很满意地看到,当一本宣传煤油灯安全可靠的小册子翻译成中文后,一艘艘小舢板满载标准石油公司的产品沿河而上,向中国内陆深处驶去。

为了扩大人们对煤油的需求,公司以低价卖出了成千上万盏煤油灯和灯芯,有时还免费赠送给第一次买煤油的顾客。

可是自从里海边的俄国巴库喷出原油后,到19世80年代末,巴库郊外已麇集了二百多个炼油厂,价格低廉的煤油很快充斥欧洲市场,抢占了标准石油公司的地盘。

美国驻巴库领事J·C·钱伯斯被标准石油公司派去收集情报,他发出警报说:俄国人“野心勃勃,要把美国石油从世界市场上赶出去”。

洛克菲勒大吃一惊,为了报复俄国人,他使出了惯用的重型武器:在整个欧洲降低油价,并且开始了恶毒的宣传活动,使人们对俄国煤油安全性产生怀疑。

激烈的海外竞争再次激起洛克菲勒的斗志,他决定设立自己的海外机构。

1888年标准石油公司设立了它的第一个海外分支机构———英美石油公司,很快垄断了英国的石油生意。

两年后标准石油公司又在不来梅成立了德美石油公司,负责德国的市场。

他在鹿特丹还建了一个石油输送站,签了一个向法国供应全部所需原油的合同,买下了荷兰、意大利石油公司的部分股份,并策划在印度进行一场激烈的价格战。

标准石油公司还向欧洲派出了第一艘装载量为100万加仑的巨型蒸汽油轮。

到1890年,标准石油公司为了抢亚洲的生意,甚至屈尊代销俄国煤油。

它终于在亚洲设立了一系列营业所,并且向上海、加尔各答、孟买、横滨、神户和新加坡等地派去了一批代理人。

自此竞争便成了国际石油业一成不变的事实。

此时标准石油公司已拥有了10万名员工,洛克菲勒创立的这个石油帝国成了世界上最大、最富有的融生产与商业为一体的机构。

为了使大家相信他是个情操高尚的商人,洛克菲勒给高尚下了这样的定义:信守合同,及时偿付账单和债务,公平对待小股东,从不发行虚股等等。

为了标榜自己清白的形象,他一再坚持自己的商业信誉和补偿规则。

其实身处帝国之巅的洛克菲勒还建立了一个广泛的情报网络,他从各地代理人每月交上来的报告里摘录了厚厚的分类卡片,上面记录着独立石油销售商在他们领地里售出的每桶油的来源。

标准石油公司间谍们收集的情报大部分来自杂货店和铁路运输代理,这位巨头在百老汇26号里能看到他的王国在最偏远的角落如何与对手竞争。

当时标准石油最常用的策略,是大量散布谣言,说那些为数不多的独立销售商都在苦苦挣扎,用不了很久就会无力供应石油,以吓跑他们的客户。

为了使自己的行为对得起良心,洛克菲勒需要乞灵于一个崇高的主题:用低廉的价格给人类带来光明。

他早年在油田观看钻井时,曾默默盯着那口井,慢慢地说道:“这是穷人的光明。

”这样的话在他的书信中随处可见。

洛克菲勒在偏远的农村长大,在烛光下看书,他理解廉价煤油所带来的革命性变化。

他醉心于用低成本、高产量的生产保住市场份额,为此他不惜暂时减少利润。

正如他本人所言:“标准石油公司一直记住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一定要提供最好的服务,满足于大量增加的业务,而不是增加利润去诱使别人与我们竞争。

”洛克菲勒明白,如果自己太贪婪了,别人就会用其他产品取代煤油。

1883年,由J·N·皮尤为首的一个商业集团把天然气用管道送到了匹兹堡。

洛克菲勒很快就看出天然气是对石油生意的补充。

他建议标准石油公司应该在这个领域里发展。

两年内标准石油公司就把天然气从宾夕法尼亚西部运到了俄亥俄州和纽约州的各个城市,到了90年代,洛克菲勒已经秘密掌管着泰特斯维尔、石油城、布法罗和其他13个地区的天然气公司。

1886年标准石油公司创建了天然气托拉斯,洛克菲勒是其最大的股东。

-面临两难抉择 自德雷克在宾夕法尼亚州发现石油25年后,美国境内再也没有发现大油田,因此人们总怀疑洛克菲勒帝国是否坚实。

洛克菲勒长期以来也被两个截然相反的噩梦所缠绕:要么是石油枯竭,使自己的石油管道和炼油设备无事可干;要么是被大量的廉价石油所淹没。

在19世纪80年代初的一次人心惶惶的高级经理会上,有人甚至建议标准石油公司退出石油业,转入一种更为稳定的行当。

洛克菲勒听完这悲观失望的发言后,站起身仰天祷告道:“上帝会赐予我们一切。

”他深信石油埋在地下应自有其道理。

尽管标准石油公司在炼油、运输和销售等方面无所不能,可是直到19世纪80年代初,它还只拥有四处石油生产基地。

鉴于宾夕法尼亚的油田业已枯竭,洛克菲勒担心可能不得不转而使用俄罗斯原油,这将削弱甚至彻底打垮标准石油公司。

于是洛克菲勒1884年就开始催促手下建立原油储备。

一个转折点出现了,1885年5月,一支勘探队在俄亥俄州西北部的莱玛镇寻找天然气时,意外地钻探出一片油田。

到那年岁末,这儿四周一下冒出了250多个石油井架,并且一直延伸到印第安那州。

但美中不足的是,原油所含的化学成分中存在着一些难以对付的问题,燃烧时会在灯上形成一层薄膜。

更麻烦的是,它的硫化物含量太高,会腐蚀机器,并且散发出一种难闻的气味。

但洛克菲勒仍对俄亥俄-印第安那的油田充满信心。

为了解决质量问题,他在1886年7月请来一位叫赫尔曼·弗拉希的著名德裔化学家,交给的任务是:去掉莱玛原油中的异味,把它变成可以上市销售的商品。

此时标准石油公司正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是相信弗拉希定能成功,把俄亥俄和印第安那交界处大片土地全都买下来呢

还是冒着失去大笔财富的危险,等弗拉希做完实验再说

洛克菲勒尽管一向行事谨慎,这时却显示出远见和胆量,他决定在莱玛石油上投下一大笔赌注。

这遭到董事会中以普拉特为首的一批人的反对。

为打破僵局,洛克菲勒在董事会上提出:“我用自己的钱进行这项投资,并且承担两年的风险。

”他答应拿出300万元———相当于1996年的4700万元,“两年后如果成功了,公司可以把钱还给我;如果失败的话,由我来承担损失。

” 标准石油公司花了数百万元买下莱玛的油田,还铺设了输油管道。

那时这种“臭鼬石油”每桶只卖15美分,没有市场,但公司还是把这些石油库存起来。

到1888年存量达到4000万桶以上。

当然,洛克菲勒在这场赌博中没有单纯依靠化学家们,他还到处寻找这种难闻石油的新用途。

他派出一批批推销员和技术人员去动员铁路公司用石油代替煤炭做机车燃料,劝说旅馆、工厂和仓库用石油做燃料替换煤炉,但这些生意并未做大。

终于,到1887年10月,弗拉希用氧化铜去硫法在处理莱玛原油上取得成功,生产出了可供上市的煤油,公司全力以赴地投入了石油生产。

洛克菲勒恢复了活力,开始进行这一行业前所未有的大并购。

1890年他吞并了联合石油公司和其他三家大型石油生产公司,控制了宾夕法尼亚和西弗吉尼亚州30万英亩的土地,从此成了该行业中的头号霸主。

-创建芝加哥大学 标准石油公司完全控制了石油业之后,“大型垄断企业的鼻祖”洛克菲勒成了镀金时代的象征,因而也成了众人批评的焦点。

1888年美国大选时,反对各种托拉斯———包括石油、威士忌酒、糖业以及几十种其他行业托拉斯的抗议活动,在许多地方爆发,迫使竞选两党在施政纲领中都严厉地谴责经济集中。

在这场越来越强的批评声中,洛克菲勒再次受到了政府的严格审查。

1888年,纽约州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在调查标准石油公司时才领会到与洛克菲勒打交道有多难。

一位送传票的司法人员来到百老汇26号公司办公地,被告知洛克菲勒出城去了。

他来到第54西大街4号,被告知洛克菲勒确实在家里,但不见客。

为了防备这位大人物一大早溜掉,这位送达员在洛克菲勒家的门廊下凑合了一夜。

然而他第二天天刚亮按响门铃时,却被告知洛克菲勒先生已经离开了。

为了指导洛克菲勒如何对付纽约参议院的听证会,标准石油公司聘请了一位名叫约瑟夫·乔特的著名律师。

见面时,洛克菲勒热情地同他打过招呼后,便歪在长椅上露出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乔特试图就公司事务询问他的意见,洛克菲勒却滴水不露,这使乔特十分灰心。

1888年2月的一个上午,48岁的洛克菲勒身穿外套,头戴礼帽,在乔特的陪伴下来到纽约市最高法院坐满了人的法庭上。

乔特很快就发现他根本不必为其担心。

洛克菲勒和他那个时代的许多商人一样,擅长于做出模棱两可的回答。

他还变成了一个茫然、健忘的家伙,和蔼可亲却有点思维混乱,像是迷失在标准石油公司巨大的迷宫里。

向洛克菲勒提问的是该委员会法律顾问罗杰·普赖尔,他盯着洛克菲勒,用手指指着他以示谴责。

洛克菲勒始终保持平静,使两人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洛克菲勒在证词中首次提供了标准石油公司在1882年起草的托拉斯协议,公开了八位现任受托人的姓名,透露了公司当时拥有的700位股东。

最令人吃惊的是,他列出了属于托拉斯的41家公司———其中有许多在此之前从未公开过这层关系。

为了反驳标准石油公司是一家垄断企业的说法,洛克菲勒提交了一份111家与其竞争的炼油厂的名单,同时还述说了他与俄罗斯石油业展开激烈竞争的动人故事。

但是,无论洛克菲勒提供的证词如何出色,该委员会的报告还是称标准石油是“本大陆上最难对付的金钱实体”,“是原始的托拉斯”。

洛克菲勒不得不大量捐钱,但他捐钱的速度总是无法赶上收入增长的速度。

他花了几年的时间,才学会用一种系统、科学而又同他的财富规模相称的方式捐钱。

他创立了芝加哥大学,并以此最终确定了今后作为慈善家的工作方式。

但他不愿把这所大学与自己的名字联系起来。

洛克菲勒不喜欢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校长威廉·雷尼·哈珀终于说服他出席1897年7月举行的建校五周年庆祝活动。

这位赞助人表示不发表演讲,只想轻松地在校园里偷偷地欣赏一两个小时。

这天,三千多名衣冠楚楚的学生和教授涌进校园里,只有一个人身穿普通礼服,头戴丝质礼帽,走路时还像儿时一样,眼睛盯着地上。

他走上主席台时,大家的双眼注视着这位深居简出的美国传奇人物。

第二天上午,洛克菲勒骑上自行车,穿着运动装参观了校园。

1895年,56岁的洛克菲勒开始不露声色地逐步隐退,把事业交给他的儿子小约翰·D·洛克菲勒。

1937年5月23日,洛克菲勒去世,享年98岁。

2019年农历是乙亥年,为何2020年是庚子年不是丙子年

2019年是农历己亥年,2020年就是庚子年了。

你把己亥年当乙亥年看了,所以你会说2020年是庚子年而不是丙子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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