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什么时候开始交公粮又是什么时候结束的
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
我是80后，记得生下来时就一直交公粮的，到了02年就不交了。
其实交与不交没什么区别的，因为农业损失工业补，现在的化肥价格比起原来那阵子涨了3倍多。
对了，我是陕西的。
带兵感人故事
（一）对于山栀花，就象熟悉自己的战友一样那么地亲切。
当兵时，每逢军营前山梁上的山栀花鼓着丰满的花蕾旋转开放的时候，战士们总会拿出几只玻璃瓶来，从山梁上折来山栀花插入瓶中灌满水暂养起来。
嗨，有的山栀花的根部在水中抽出根来呢
那些枝叶上的山栀花总是在不经意间，以缓慢的速度一点点旋转开放，洁白的花蕾虽然没有山梁上那么亮丽，却朴素淡雅惹战士们喜爱。
山栀花虽然比较粗俗，但它的芳香却是一般花不及的。
那天跟远在绍兴市的吕镇劝科长通电话，说起早先海岛放电影之事，他在电话里笑着说：“那辰光噶，电影十分稀奇，电影队附近的老百姓天天来打听什么时候放电影，当告诉晚上放电影，那些人象着了魔一样高兴。
这情景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说实话，噶辰光电影确实是很迷人的
”七十年代初期，军营文化生活十分单调，单调的令人不敢相信，几副陆战棋，几副象棋，几副羽毛球拍，一台乒乓球，一只篮球是连队文化生活的全部家当。
说实在的，海岛远离大陆，受交通限制，文化生活确实少的可怜；军营尚好，每逢节日，战士们都会自编自演一些小品，也会举行歌咏比赛、篮球比赛、拔河比赛、投弹比赛、摔跤比赛，师宣传科也会派人下连指导，花样还是不少的。
渔村就比较冷清了，没有鞭炮，有了也不能放。
有村校的渔村，孩子们会走出校门为渔民们献上一场娱乐大餐，唱歌、跳舞、相声、快板、小品，节目还是蛮丰富的。
渔人也喜欢看。
渔村小学的老师也会组织学生走进军营，为亲人解放军献上师生们精心排练的节目，战士们总是报以热烈的掌声并送上一些学习用品。
学校还组织小学生为连队打猪草受到战士们的欢迎。
当然，偶尔也会放上一场电影，那也得看天气，刮风打暴，风大浪高，船无法靠岸，交通就断了，电影也就不能放映了。
就是部队的登陆艇，碰到风浪的天气，也只能在岸边迂回，几个小时靠不上岸是常有的事。
最后，只得掉头原路驶回，岛上军民空欢喜一场。
在那个年代，电影确实是岛上军民企盼的一种享受。
平时只要岛上任何一个地方放电影，居住在小岛各处的老百姓都会从不同的地方赶来，就是翻山越岭也很高兴，那场面比过年赶集还要热闹。
尽管当时放映条件差，电影都是在露天放映的，视觉、光线、音响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但只要看上电影，人们就知足了。
电影被神话了，那些白天忙着农活的渔家妇女，为了能看上电影，宁可扔下灶台不洗刷也先赶来看电影。
有时候，农活干得迟了，待他们赶到放映场，电影往往早已放了不少，她们在嘴上说着：“嘿，又迟了
”脸上还是充满喜悦，毕竟总算看到了电影，比不看总要好上几倍，明天劳作时，七嘴八舌聊起时不会再做哑巴了，也多少能说上几句心里还是蛮开心的。
一些识几个字比较乖巧的渔家姑娘还会在看电影后第二天劳作时哼上几句昨晚电影里的插曲，让旁人羡慕不已。
不过几天下来，电影里的插曲总会在小岛上很快唱了开来，时间一长，基本上小岛上的男女老少都会哼上几句。
（二）当时的驻岛部队十分关注军民关系，只要地方上有求，部队总是必应。
修海塘，部队会抽调兵力帮助直至海塘修筑竣工为止，渔村收割海带，部队也会前去帮忙抢收；岛上出现山火，战士们会奋不顾身参加灭火；农忙开始部队会帮地方老百姓抢收抢种；渔村里修路部队也会前去担石填土。
当然，渔村里也会组织姑娘到军营里为战士们洗衣被，也会派会种菜的老农手把手教战士们搞生产，一幅幅军民鱼水情的画图会时时出现在小岛上，是那么的温馨和谐。
由于小岛文化生活单调，部队把放电影也看作加强军民关系的一部分。
为了方便老百姓看电影，索性将放映场移至渔村里，这一做法，立即受到老百姓的欢迎。
小岛不比大陆，受交通影响，电影每月只放映一次，可这也成了小岛上百姓与官兵的一大喜事。
后来，守备区成立了电影放映队，电影放映场次由原来每月增加半月一次，而且雷打不动。
当时军民那个高兴就甭提啦。
守备区政治部十分重视电影放映，指定宣传科负责把电影放好，并任命宣传科科长吕镇劝为电影队队长，全权负责电影放映的日程安排和业务训练。
吕镇劝是浙江绍兴人，是个十分勤业的军人，先后在部队荣立三等功3次、11次嘉奖，转业后任绍兴电视台台长、党委书记，他的事迹被录入《中华名人专家词典》。
虽然是露天放映，但军民观看的兴致且十分高涨。
为了能给部队增加放映场次，营长陈长兴动了小脑筋，他把四个连队分开放映合并为一个场地放映。
这样，不仅可以增加放映场次，还能锻炼各部队的实战能力。
因为，电影被安排在了一个场地放映就意味着驻守在岛上的各部队要从不同地方赶往放映场，无意间增加了路途跋涉的辛劳。
营长陈长兴是个标准职业军人，他要求各部队发扬风格，把放映场最佳位置让给地方老百姓，并注意军容风纪。
那时候的地方老百姓觉悟也很高，村里的领导会在放映前负责把放映最佳位置腾出来让给部队，部队不肯进入最佳位置，总要相互谦让一番，这种军爱民，民拥军的动人场面总会在电影放映时出现。
尽管时光已过去了四十多年，但当时的那种军民鱼水情仍深深定格在脑海中……（三）为了提高电影的放映效益，营长陈长兴又在场地上动起脑筋，今天要求在一连所在的渔村放，下次却安排在二连驻地附近的联防单位，弄得电影队莫名其妙，说，一营放个电影也如此神出鬼没，打一枪，换了一个地方，让人摸不到头脑。
电影队吕镇劝科长毕竟从军多年，又是搞宣传出身，深知陈长兴营长的用心，每次放映前，总会把电话打到陈长兴那里，询问今晚在什么地方放映
谁都知道，吕镇劝是从一营走出去的，跟营长陈长兴关系还是相当不错的。
尽管陈长兴营长每次把放映地点变戏法们地东挪西换，吕镇劝科长还是很有耐心服从陈长兴的调遣，用吕科长的话说，谁叫咱和陈长兴同在一口行军锅里扒过十多年的饭哩，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
陈长兴的用意我清楚，除非这样做能增加战士们观看电影的次数，最重要的是这样做还能锻炼部队的体质和耐力。
这一举两得的好事，咱咋能胡搅呢
时光已经过四十多年，我常常想，人世间有许多东西也许可以回避，可以掩饰，唯独真情难以回避。
吕镇劝是个明白人，陈长兴这样做除非想增强战士们的战斗力，他还知道，一营所属部队分散驻在小岛的各个地方，不断变幻放映场地，虽然让战士们多跑一些路，实质是每放一次电影各部队就是一次军容风纪，军事素质的亮相。
电影场上的老百姓多达几千人，每人两只眼睛睁的大大的，部队排着队喊着口号进入放映场，一举一动都是一目了然的。
哪个部队口号喊的山响；哪个部队步伐整齐
哪个部队着装威严
哪个部队歌唱的嘹亮
老百姓看得一清二楚。
当然各部队的连首长心里更有数，说是看电影，实质是亮家底，看似庸常，却彰显了人性中最为原始的鄙视。
炮四连驻守在岛东南最远的海边，路途比较遥远，那里没有渔村，电影不可能到炮四连去放，连长姚全兴心里清楚，炮兵连的作风没有守备步兵连强硬，这是众所知道的，为了彻底扭转这一现象，连长姚全兴命令全连平时加大队例训练力度，走出炮四连的威风来。
炮四连在暗底下使劲时，其他三个部队和营直属小分队浑然不知。
当然，也不希望其他连队看电影进场出洋相，那是很狼狈的。
（四）每到5月，营区前山梁上的栀子花盛开，那如同雕刻极深旋纹的花蕾一天天地鼓胀丰满起来，颜色也从绿到白，一层一层地旋转开来，好象开在战士们心里。
天晴好的时候，山风能把那种特有的海岛芳香吹进军营。
战士们说，这栀子花好象专为我们开的，不然，哪有开得那么热烈。
在那栀子花盛开军营弥漫芳香的日子，正是军事训练最紧张的日子。
栀子花的盛开，使我懂得了什么叫做铁的纪律、什么叫坚韧不拔、什么叫雷厉风行这些文字的含义，汗水每天浸透军衣，栀子花香熏得热血沸腾，卫国戎边练好杀敌本领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
军事训练越来越紧张，军容风纪有所松懈。
部队每星期到渔村看电影，不亚于一次五公里越野。
为此，连长陈百岁高兴不起来：这看电影简直是一次检阅，弄不好出点洋相这脸往哪儿搁
连长陈百岁是个好胜极强的人，凡事喜欢超前。
眼下电影放映场次增加了，无疑也给部队增加了压力。
陈百岁不敢往下想下去，他决定在训练的间隙增添队例操练。
一时间，把个战士们练得陀螺转。
二连操练队例的消息不经在全营传开，各部队不敢落后，也积极操练起来。
就连营直属通讯小分队也天天操练队例，营里干部一个也不例外，营长陈长兴亲自上场，早上练跑步，午间走队例，晚上学唱歌，把个平素作风稀拉的通讯小分队战士练得叫苦不迭。
时任通讯排长，后任师通讯参谋转业后在某市国安局工作的章荣华记忆犹新，他说：“那辰光，自己刚当排长，营长亲自找他谈话，一定要让小分队的作风强硬起来，压力相当大
不过小分队哪能跟守备连队比，哪能不显拙
不过，小分队也强硬多了，表现不错。
”时任富阳市经贸局调研员，蒋胜达深有体会地说：“部队确实是一处革命大学校，政治思想工作做得相当完美。
当时我在宣传处当干事，每天下连队为战士们讲革命近代史和现代史，战士们都会聚精会神地听讲并认真摘记，我到现在还十分感动。
”（五）我不敢肯定在那个年代电影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但我敢肯定电影确实给我们这些军营里生活的人带来欢乐。
说是看电影，其实倒不如说是接受老百姓的检阅，部队还未到场，四邻八方的老百姓早已聚集在电影场等着部队入场，数以千双眼睛都盯着部队的到来。
一支支部队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方向急速地往电影场赶来。
他们全副武装披挂整齐喊着口号，迈着整齐的步伐，朝电影场走来。
人们开始躁动了：“哇
多整齐
多威风
”“哇，这支部队更厉害
”叫喊声瞬时彼起时落。
电影放映越来越频繁，老百姓差不多都能指认说出进入电影场所有的部队，还会七嘴八舌的品头论足。
营长陈长兴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他知道这种七嘴八舌的评说是对部队最好的鞭策，这正是陈长兴精心安排所回报的。
电影还没有开始放，进场的部队拉歌开始了。
守备一连刚提起来的王卫国排长，是一个年轻有为十分活跃的干部，不管值星不值星 ，他总会站出来在队伍前指挥，还把拉歌的矛头指向二连：“二呀么二小队呀，来呀么来一个
”“来了没有
来他两个要不要
”王卫国排长这么一拉，把个一连战士拉歌的激情全吊发起来，喊声如潮。
二连的文体委员万志广班长也不是等闲之辈，见一连战士在排长王卫国的煽哄下吼声不断，万志广当即从人群中站了起来，应声喊道：“唱
咱们唱一支《打靶歌》。
好，下面我起个头，大家跟着唱，唱得精神宏亮一点。
”“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胸前红花映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战士们放开喉咙唱了起来，激昂高亢，压倒了一切，传得很远很远……一连也不示弱，在王卫国排长的指挥下，马上唱起了《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歌曲：“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祖国要我守边卡，扛起枪杆我就走，打起背包就出发……”为了打破单一领歌的局面，万志广精心教学了连队的文体骨干，今天是朱培根、明天是马震山、后天是丁顺来、再后天是顾宝顺……万志广做事十分专注，每次放映前总会在连里排练直到满意为止。
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对露天电影不再象以前那样迷恋了。
可是我们这些再军营里待过的人，当年观看露天电影那热闹的一幕却早已深深定格在脑海里，是那么清晰，那么永恒。
栀子花又在小岛上盛开了，开得依旧是那样热烈……
教育理论与实践关系是什么
与基督比，伊斯兰教是更为年轻的宗教。
它在教义教宗教掌故等许多沿革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内容。
但是，伊斯兰教只承认尔撒（耶稣）是安拉排遣的六位使者之一。
而耶稣的启示又被教会篡改了，《圣经》只是一部已经改写了的伪经。
进而穆罕默德之口传达的《古兰经》是一部包括了《圣经》在内的最后一部天启经典。
因此，伊斯兰教一方面称基督教徒为“有经人”，以有别于多神教徒，但另一方面，又谴责基督教徒及犹太教徒“篡改天经”，“以伪乱真，隐讳真理”，“违背正道”。
这样，“伊斯兰教认为它已经战胜了基督教，吸收了基督教的真理成分，克服了基督教的错误，并且由于最后一位先知穆罕默德的存在使基督教成为一个过时的宗教。
[4]而基督教也同样指责伊斯兰教篡改了上帝的真理启示，把伊斯兰教视为野蛮、蒙昧民族的宗教。
（2）从宗教本质看，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是旗帜鲜明的一神教。
一神教强调神的绝对性和独一性。
这种严格的一元化取向常常伴随着一种非此即彼的直线式思维方式：要么绝对肯定，要么绝对否定。
它一方面强化着宗教信徒的宗教情感，一方面也潜含着对其他文明基因的严格排斥。
就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而言，这两大世界性宗教之所以不能以地中海为中立地带进行和平共处，其根源就在于它们都声称掌握世间全部真理。
一个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一个是至臻至善的安拉。
一般来说，“神和教义的神圣性必然导致宗教的唯我独尊性；神和教义的唯一性和绝对性必然导致宗教的排它性。
”1 因此，，当两种互不相让的异质文明相遭遇时，必然是冲突多于吸纳。
（3）从两种宗教的发展现状来看，二者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
伊斯兰教就其根源而言是个第三世界宗教，落后地区（即尚未现代化、尚未工业化地区）的宗教，与基督教不同，在伊斯兰教史上从未进行过类似欧洲那种带有资产阶级启蒙性质的宗教改革，没有受到随着都市化、工业化、大众社会和富足社会而来的现代腐蚀剂的全力冲击。
2它一方面可以为伊斯兰教徒的现实生活提供了现成的生活方式和具体指导原则；另一方面，它还保留着超验性的价值关怀，为人生指明方向，使生命具有意义。
因此在穆斯林心目中，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象征，而且，它已经成为穆斯林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与伊斯兰教文化地位的不可替代相比，基督教已基本完成了它曾经被赋予的重要文化使命。
在西方文化史上，希伯莱文明和希腊文明的有机结合曾创造了辉煌的现代文明（丹尼尔?贝尔把这两个特征分别定义为“宗教冲动力”和“经济冲动力”）。
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教冲动力逐渐被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一点点消解。
这样，先是代表着宗教冲动的禁欲与节制精神被世俗法制社会碾去神学外壳，继而被工业时代的现代主义文学，实用主义哲学和科技理性割断了它的超验纽带，最后，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等享乐主义观念彻底分散了它所代表的道德伦理基础。
[5]并由此导致道德堕落和纵欲无度的颓废心理。
事实上，从文化学角度看，现代西方文明已不再是一种文化文明，而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它在两世兼顾的伊斯兰教面前，显得功利主义有余而价值关怀不够。
这使得作为传统宗教的伊斯兰教在面对已“碾去了神学外壳”的现代西方文化的入侵时，反倒具有一种文化上的自足感。
2、 敌对共有观念在历史中的初步形成 伊斯兰与西方间存在的文化差异本身并不会自动地导致二者爆发“文明的冲突”。
决定二者关系性质和趋向的真正根源并不在于二者文化本身的差异（因为这种文化差异仅仅是一种静态的、以典籍文化为表现形态的文化差异），而是伊斯兰与西方漫长冲突的历史造成的观念敌对。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伊斯兰与西方之间曾屡屡上演征服与反征服，压迫与反压迫的历史画面。
可以说，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诞生之日起，便拉开了东西方两大世界性宗教对抗的历史序幕。
在这场十字架与新月的长期较量中，起初是伊斯兰世界占上风。
他们向西跨过直布罗陀海峡，攻占西班牙，把欧洲的基督教国家挤到了西北角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
谈到这段历史，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第一次遭遇发生在西方社会尚处在幼年之时，那时，伊斯兰教已是阿拉伯人所处的辉煌时代的一种特殊的宗教了。
在那一次冲突中，穆斯林几乎占领了西方原有领土的一半，只差没有使自己成为全世界的主人。
”[6]甚至到1683年，奥斯曼帝国还再度包围了维也纳。
此后，西方文明在经受了来自东方的严峻考验之后，逐步恢复成长并开始恃机反击。
从1095年到1291年，在罗马教廷到组织下，西方基督教国家打着“反对异教徒”，夺回“圣墓”和“圣地”的宗教口号，发达了倡导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
这次的不幸经历使“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为此长期互相仇视。
”[7] 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西方工业革命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政治经济结构和思想观念的巨大变革，使西方在同伊斯兰世界的斗争中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这时，穆斯林世界面对的不再是十字军时代好战的基督教，而是传教士、教育家和商人，是大炮和舰只，是科学技术。
穆斯林在拥有新文化、新生活秩序的西方手下，遭到了失败和耻辱。
”[8] 从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时起，西方国家掀起了新一轮的征服狂潮。
面对西方世界建立在现代工业基础上的巨大政治军事优势，伊斯兰世界的应战与西方完全不在同一个级别上。
“对多数穆斯林来说，殖民主义使他们联想起十字军东征。
欧洲的挑战与侵略无非是另一场好战的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战争。
”[9]这意味着，西方的现代入侵不仅使传统的伊斯兰政治制度开始瓦解，而且也使广大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和民族精神受到伤害。
而对基督教西方的咄咄进逼和伊斯兰历史就无可挽回的衰落，广大穆斯林激忿、沮丧，却又无可奈何。
这种由来已久的社会心理上的彼此敌对，“在双方心灵上或共同的潜意识中留下了永久伤痕，伤痕下面的创口至今还很敏感，最最轻微的压力就会使其再次颤跳。
”[10]这种基于历史冲突形成的思维定势，又因近现代以后西方国家对伊斯兰世界的新一轮殖民扩张而得到进一步验证。
“对穆斯林来说，殖民主义与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如出一辙。
欧洲的挑战与侵略无非是另一场基督教诉诸于伊斯兰教的军事性战争。
欧洲的扩张和霸权归结于它的固有的基督教文化的优越感。
”[11]从而使双方业已形成的心灵鸿沟越来越难以弥合。
西方殖民侵略造成的历史阴影尚未在广大穆斯林心头完全消退，中东新独立国家便又开始面临以色列咄咄逼人的挑战。
而以色列在中东的强大存在严重威胁着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基本生存与民族尊严。
在阿拉伯国家看来，1948年以色列的建国被看成是欧洲殖民主义最胆大妄为的例证。
以色列在政治、经济方面与西方的密切联系，及犹太教在信仰体系上与基督教的亲缘关系，使得“他们（伊斯兰国家）以及以色列和西方都把以色列看作西方文明的前哨战和堡垒。
”[12]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反对以色列的斗争就意味着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逐渐取代英法成为在中东事务中发挥主导性作用的力量。
尽管美国以良性霸权自居，自以为有别于传统殖民主义的统治方式，但在久受西方殖民压迫的中东广大穆斯林看来，美国在中东的政治、军事存在无非是欧洲殖民统治的延伸和继续。
事实上，美国在中东政策上的种种做法，并没有软化乃至改变整个阿拉伯世界对西方的敌对态度。
相反，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偏袒以色列。
正如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所说：“52年以来，美国从未拒绝过以色列的任何愿望。
”正是这种偏袒导致了阿拉伯国家在几次中东战争中一再失利。
而这种失利给阿拉伯国家造成的心理创伤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同时，当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中东和平成为大势所趋时，在巴勒斯坦一方一再妥协让步的情况下，美国仍没有及时有效地阻止以色列得寸进尺的种种做法。
凡此种种，使广大穆斯林进一步强化了与西方文化的敌意。
在中东穆斯林看来，“西方确是在试图羞辱我们，占领我们的土地和通过取消伊斯兰教法和传统来摧毁伊斯兰教。
在做这些事时，西方的行动是受教会的指使。
教会的权力在确定由英美领导的西方世界内政外交政策的方向上发挥作用。
[13]” 二、从文明冲突的神话到自我实现的文化预言 从建构主义角度看，两个国家在从来没有交往的情况下是无所谓共有观念的。
共有观念的形成是行为体主动建构的结果。
行为体造就结构的机制是所谓的互应逻辑（logic of reciprocity）。
在行为体实践活动中，初始行为通过互应机制使双方产生并加强一些观念，并开始共同拥有这些观念时，于是便有了结构（即共有观念）。
反过来，行为体又从这些共有观念出发，界定自身的利益，赋予行为以意义。
如果行为体之间相互把对方视为敌人，那么这个信念就帮助他们确定了在任何给定情景中的身份和利益。
他们的行为方式又向他者证实了他们确实是威胁，这样就再造了原有的敌对观念。
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化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文化预言。
就伊斯兰与西方的关系看，历史上的敌对文化观念使得双方间同样存在着文化预言自我实现的可能性。
从伊斯兰教方面看，应该承认，最初他们对基督教是宽容的，他们只要缴纳丁税仍可以信仰自己的宗教。
但由于基督教徒发动十字军东征和后来在土耳其战争中采取的极端立场，穆斯林改变了最初的宽容态度，转而对基督徒实行严厉措施。
尤其是自近现代以来，他们在与西方的交往中倍受欺凌，长期处于弱者地位。
这使他们比西方国家更为敏感，更容易诱发针对西方的仇视情绪。
在伊斯兰主义者看来，伊斯兰世界近现代以来的一系列失败，都可以归咎于西方。
伊斯兰世界中的许多人，把伊斯兰的历史和穆斯林世界与西方的交往是看作是在扩张主义的帝国主义列强手下蒙受压迫和牺牲的历史。
在他们看来，正是“战斗的基督教”和“战斗的犹太教”是导致穆斯林社会失败和无能为力的根源。
[14]首先，在原教旨主义者眼里，英法委任统治留下的遗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使西方恶意输入的思想，认为人们依据民族主义感情建立了民族国家，会削弱穆斯林世界的统一性和国际主义传统，使其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的牺牲品。
“诡计多端的欧洲人恶毒地在穆斯林中灌输这种思想，意在他们中间引起对抗，使他们分裂、为人利用，成为容易到手的战利品，甚至被消灭。
[15]”其次，原教旨主义者认为，按照西方世俗主义原则建立政权是错误的。
穆斯林兄弟会认为，“西方民主不仅没能制止，反而造成了权威主义（由现代精英操纵群众）、经济剥削、腐败和社会不公正。
西方世俗主义和物质主义毁坏了宗教、道德、社会和家庭。
西方世俗主义的固有荒谬、政教分离将对西方道德的衰弱和最终的垮台负有直接的责任。
[16]”这一偏执观念又因现当代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得到了印证和强化：伊朗摩萨台民族主义政权被推翻；支持和偏袒以色列发动战争；在中东和平进程中采取双重标准；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支持中东的专制政权；袭击利比亚；发动海湾战争；对伊朗和伊拉克进行经济制裁等等。
换言之，自二战结束以来，伊斯兰国家始终未能摆脱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阴影和不公正的历史命运。
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伊斯兰教本身具有的对异质文明的排斥性特征与反对西方霸权主义入侵的现实相结合，使之很容易演变为一种激进反西方的政治伊斯兰思潮。
据此，便不难理解为何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反西方色彩。
就西方来看，对伊斯兰的恐惧可以说由来已久。
“由于十字军远征的经验，在西方世界基督教徒中同时存在着征服（异教徒）和使之改教的观念，又由于十字战争失败而形成的痛恨，若干世纪内在欧洲产生了那么多反穆斯林宣传，以致基督徒是在期待同穆斯林世界处在武装和暴力的关系中被培育成长的。
[17]在20世纪70年代，当具有鲜明反西方色彩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中东历史舞台崛起后，西方政治家深感忧虑，并情不自禁地编织出“伊斯兰威胁论”的政治神话。
而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在其旨在勾画未来国际政治图景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也下意识地把伊斯兰文明锁定为未来西方世界的主要竞争对手。
这种文化上的相互敌视，恰恰反映了历史上西方对伊斯兰根深蒂固的敌对观念。
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伊斯兰教一直被描述为一种负面形象。
在西方很多人眼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等同于伊斯兰极端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就等同于恐怖主义。
这种化约论的“战斗的伊斯兰”的形象，又因历史与现实中的种种事件得以强化：扣押西方人质，在西方大城市制造爆炸事件；对以色列发动伊斯兰圣战；刺杀埃及总统萨达特；输出伊斯兰革命；判处英籍作家拉什迪死刑；塔利班摧毁巴米扬大佛；1993年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爆炸事件等等。
所有这些，都加深了一个不宽容的、危险的伊斯兰教的形象。
从这一偏执的文化立场出发，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毫不犹豫地支持那些以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自我标榜的政府，而不管这些政府在当地是否能够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如对伊朗专制的巴列维国王的支持）；同时，对那些具有原教旨主义色彩的政治组织，尽管他们得到当地穆斯林的广泛拥戴，并通过合法选举获得了议会多数，但仍难以获得西方的认可和支持（如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政线）。
从而使西方无形中站到了伊斯兰主义者的对立面。
诚如一位英国前外交官院所指出的：“非穆斯林怎样思考伊斯兰制约着他们对待穆斯林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反过来又制约着穆斯林怎样思考和对待非穆斯林。
”[18] 在某种意义上说，伊斯兰和西方世界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种互相妖魔化的不良倾向。
这种意识形态化的、总体式的认知模式，倾向于把对方看成是铁板一块的整体，而很少对种种问题具体地加以区分和辨别，很少对事件背后的根源进行理性的反思。
其结果，往往是通过一种偏颇的文化过滤机制，有选择地处理加工外部信息，以便把那些有助于验证既有假设或符合历史记忆的的信息保留下来。
这种“选择性的因而也是偏颇的分析，增加了我们的愚昧而非知识，狭窄了我们的事业而非拓宽了我们的理解，加剧了问题非为新的答案开辟了道路。
”[19]由此使问题变得复杂化，使矛盾更加难以化解。
最近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二者相互敌视的产物，是伊斯兰与西方文化冲突的自我实现。
求一篇情景朗诵的篇目，表达出新中国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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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有对话式的，时间在十分钟以上。
多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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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是衣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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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加工布料为主的衣着消费(1949—1977) 1949年，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一扫封建社会几千年的陈俗陋习。
体现在人们的穿着上，长袍马褂被列宁服、中山装取代，显得朝气蓬勃。
但是，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这一时期的衣着消费十分简易和单调。
据统计，北京城市居民衣着消费主要包括：棉布、化纤布、呢绒、绸缎、布制服装、呢绒服装、绸缎服装、汗衫背心、棉毛衣裤、绒衣绒裤、毛线及毛衣裤、袜子、胶鞋、布鞋、皮鞋。
其中以购买布料自己或到裁缝店加工为主，成衣消费寥寥。
衣着多以棉布为主，其他面料如呢绒、绸缎等，大多数年份平均每100人里都合不到几米。
成衣消费也以布制服装为主，但多数年份也达不到人均1件，或者说人们穿衣数年内都不能换一件新的，连布鞋和胶鞋都是如此。
更值得注意的是，1958年“大跃进”中的各种高指标及重工业超常规发展制约了轻工业，衣着消费的各种类别多数都在减少，当时，“如果谁穿的衣服上没有补丁，就像现在城市里的人穿着带补丁的衣服一样，显得很特殊”。
可谓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不但如此，对于北京城市居民来说，即使自己用棉布加工的衣服也很难每年换一件新的，因为棉布的消费在许多年份都不能满足百姓需求。
比如，这一时期较好的年份1957年，“国务院考虑到今年棉布生产势必减少这一趋势，现在决定将今年第二期布票按对折使用，以便平衡棉布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差额。
……要知道，棉布不像粮食：一天不吃饭就不能劳动，但是用布多少的伸缩性却很大。
一件衣裳在通常的情况下可以穿好几年，而且穿旧了再改改补补还可以穿”。
(人民日报社论:《大家都来节约棉布》)作为国家的最高行政机构，却“考虑”和“决定”人们的“改改补补”，而《人民日报》则以社论的形式来号召“节约棉布”，足见当时“穿衣”之困难。
在国务院的决定和号召下，北京市居民开始想方设法地减少棉布用量，如竞相传播“翻改旧衣的经验”，大穿翻旧改新的衣服，“北京市一百三十多个主要街道的缝纫合作社门市部，都开展了翻旧改新业务，上半年共翻改了四万多件衣服，为国家节约布匹等衣料二十七万多尺”(1957年8月16日《人民日报》)。
由于生活困难和衣料缺乏，人们不得不千方百计地争取一衣多用或因陋就简，冬天穿的是棉衣，春秋季节则把里面的棉花掏出来，当夹衣穿；“舍不得给孩子们买衣服，做衣服大点肥点不要紧，不能小。
这样，大孩子能当短衣服穿，小孩子能当长的穿；春天能当单衣，冬天能套棉袄。
到年节才舍得买块布，钱紧的时候，干脆买块布头。
前门鲜鱼口卖布头的‘黑猴’商店因为众多人的光顾，知名度特别高”。
更有甚者是“寒不择布”。
有人回忆，“1962年，每人每年才发两尺半布票，全家把一年的布票凑起来才够给一个人做件衣服。
有一次，百货大楼进了一批纳鞋底用的白线绳，不用布票就能买，我们都跑去抢购，买回家去把线绳分开，织成线衣线裤”。
在棉布紧缺的情况下，有关部门也试制出了一些新布料，如线呢、山羊绒、毛的确凉等，但是由于生产数量有限，居民消费并不普遍。
当时人们之所以热衷于购买布料，再到裁缝店或自己加工成衣服，除为了省钱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买的成衣很难合身(尺寸受到严格限制)；或者质量太差，很难合意。
比如，有人买了一件北京市时代服装厂生产的中式棉袄罩衣，回来一穿，发现五个扣子只能扣上二个，其余三个因扣眼太小无法扣上。
如果说千方百计地节省布料，买“线绳”以织衣，反映的是“短缺经济”，而成衣质量之差，则反映的是“计划经济”，厂家只注重完成被分配的数量，而对质量显然无重视之动力。
从北京市居民衣着消费的时尚来看，大致是 ‘'50年代列宁服、60年代中山装、70年代劳动服”，具体来说每个时期又稍有不同。
在50年代，男人中流行灰蓝色的“干部服”，女子则以穿“列宁装”为时尚，而男女都穿同样的布鞋，并以朴素为美，“至于颜色，凡享受供给制的一律是灰色的，一般则是蓝色。
穿西服、穿长衫的少了，……穿皮鞋的少了、高跟鞋更不见了。
流行起毛边底的布鞋，而且是便脚的，即不分左右。
这种鞋是供给制的产物。
特别有意思的是有人领鞋或买鞋故意挑大的，穿起来不合脚，钉个布条系上，以示因陋就简，艰苦朴素”。
不难发现，对朴素的极力提倡和赞扬，致使人们的思想感情真的开始以朴素为美，即使社会学家也认同这样一种“审美观”，“不管别人怎样想法，仅以我个人而论，这种朴素的美好，真使我叹为观止矣”。
不过，在50年代，北京市居民的穿衣还不算太单调，“在‘中苏友好’的时期，‘苏联花布’开始让生活绚丽多彩，服装又开始担当装饰自身的功能”。
受苏联女专家的影响，不少北京女子也一度穿起了“布拉吉”(俄语音译，连衣裙的意思)。
然而，“文革”开始后，北京市居民的穿衣因“革命”精神的泛化而变得越来越乏味。
“文革”间，蓝、灰颜色成了人们穿衣的主色调，军装成了时尚；人们的穿着颜色是呆滞沉闷的黑、绿、蓝；款式是老式的中山装，一字领；面料是一水的棉布。
在“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服饰思想指导下，“举国时兴黄军装，戴红袖标，不许有辫子、裙子、花衣服、高跟鞋。
老百姓不喜欢黄军装的，就只能穿蓝或灰，外国记者形容那时的中国到处是一群群的‘黄蚂蚁、蓝蚂蚁”’。
“在那个以红色为图腾的年代里，人们把红绸红布剪成红旗和袖标，却绝不容忍女孩子拥有一件红上衣”，“似乎只有这一切，才是思想革命化的表现”。
甚至穿衣成了划分阶级或进步与反动的标准，“穿什么一度成为能否入党提干评先进的重要标准。
穷则革命富则修的教条禁锢着人们的思想。
谁穿得好一点，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女同志穿花衣服、穿旗袍、穿高跟鞋、烫头发，都被视为“四旧”、“封资修”。
由此闹出许多荒唐事来，有人回忆，“‘文化革命’时，我亲见穿‘瘦腿裤’的人被拦截，并被当场剪破。
我还见过一个身穿肥大的军装、腰扎‘武装带’的红卫兵气势汹汹地闯进王府井的一家服装店，指着女人的胸罩厉声斥问‘工农兵需要这个吗?’乃勒令即刻停卖”。
这种对人们生活方式的严重干预除了时代烙印外，还带有传统文化的浸渍。
中国的传统文化模式是礼俗文化，它以等级分配为核心，渗透中国人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各个领域，从权力财产的分配到日用器物的消费，几乎无所不在。
这种生活方式与等级序列一体化的直接后果，是使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化成为普遍的社会倾向，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某种政治伦理联系在一起。
比如，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政治革新或政权更替，都搞“易服制”，即使每一次农民起义也都要在服饰上有所标记，如太平天国时期，在社会上推行了“蓄发易服”的服饰改革。
这表明中国有一个服饰随着政权更替而变化的传统，“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象我们的服装这样成为政治符号”。
(1991年4月30《经济日报》) 由此来看，北京市居民在50年代流行穿“列宁服”、“干部服”，乃是一种正常的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于新政权的认同和追随。
然而，“文革”时期出现的千篇一律的服装色彩和款式，人们没有选择的自由，那是在极左思潮政治高压下产生的一种畸形社会现象。
它是中国政治伦理干预社会生活传统在极权膨胀时期的再现和强化；它充分表明了普通百姓在某种政治强威下，没有任何独立的生活空间和最基本的个人自由。
反 “旧”反“封”，但是思维理路或行为方式仍不脱 “旧”或“封”，真可谓历史的悖论。
1949年后，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社会成功地营造了一种独特的价值系统，在这个系统里，朴素成为普遍崇尚的形象价值。
强大的社会舆论制造了这样一种政治逻辑：爱美是资产阶级的本性，而朴素乃无产阶级的本色。
所以，人们竞相比赛朴素，以朴素为荣耀。
然而，这种朴素不是人们自生的，而是社会外烁的，并赋予了强烈的政治意义。
人们不得不以“朴素”来装饰自己，否则可能会引“祸”上身，一不小心就可能被贴上某种阶级的标签。
也就是说，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是一种扭曲人性的朴素。
除了政治因素的干扰之外，这一时期中国人的衣着消费也受经济发展的客观限制。
越来越纯粹的计划经济，整个社会生产由少数人计划，自然使生产失去了活力，造成了产品的单调划一和短缺。
而生产不足，消费也就无源，当时的口号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经济发展不起来，供给自然无从保障。
另一方面，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片面追求重工业产值产量的增长，则造成了轻工业的不发达，衣着材料或服装生产根本就没有被列入“大计划”。
不过，更主要的还是主观上极度限制消费的指导思想，它的主要内容是片面地、盲目地强调生产和积累，不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适当增加消费，而是一味地限制消费，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都应勒紧裤腰带搞建设，因而长期实行“先生产后生活”、“广就业低工资”的政策，主张“把消费的增长速度压低到远远落后于生产发展速度和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程度”。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政府严格限量供应，人为地造成了“短缺经济”，也就是说穿衣之破之旧之划一，乃意中事耳。
二、由“单一型”向“多样型”转变的衣着消费(1978—1991)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的思想和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
表现在衣着消费方面，自上而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对美的追求，决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
无产阶级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完全有权利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些，得到美的享受。
中央领导亲自出来为穿衣正名，党和国家领导人陈丕显、郝建秀、薄一波、黄华等到五省市服装鞋帽展销会，他们对服装款式的多样化很感兴趣。
郝建秀对轻工业部负责同志说：“服装业和思想应该解放些。
要提倡男同志穿西装、两用衫；女同志穿旗袍、西装、裙子。
”薄一波还把人们的衣着状况提高到文明水平标志的高度来认识，“衣着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和精神文明的水平，……美化生活要从美化服装做起”。
与此同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带头穿起了久违的西服。
从国务院号召“改改补补”，到中央领导同志提倡美化服装，带头穿西服，集中体现了时代的变迁。
但是不同中似仍有相同，就是百姓的穿衣打扮，仍与政治决策者的思想息息相关，其中穿西装，从某种意义上说显然是对外开放和向西方学习的一种宣示与象征，深含着某种改革、开放的社会意义；其实，这是政治伦理影响服饰的另一种表现，即开明的政治带来的开放的着装。
总之，谈美色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人们开始不断地追求仪表的美；人民群众已经踢开了 “左”的羁绊，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注重衣着。
“进人80年代，越来越多的人注重自己的仪表和风度，尤其是青年人，更渴望展示自己青春的美丽和蓬勃的朝气。
尽管依然有不少人对涂脂抹粉看不惯，但的确很少有人再公开斥之为‘资产阶级情调’了”。
随着国家政治生活的日趋正常和人们穿衣观念的变化，北京市居民原来受压抑的衣着消费需求急剧释放出来，从而一度造成了在北京“做衣难”、“买衣难”的现象，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期未能缓解。
人们的衣着消费观念变了，相应的服务和生产却未能跟上。
不过，消费需求的刺激，必然引起相关生产的变化，只是由于涉及技术、材料等诸多因素，变化较慢而已。
大凡社会变革，多是观念先行，由此可见一斑。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生产的发展，做衣难、购衣难的状况逐渐得到了改善。
综合各种资料来看，这一时期北京市居民的衣着消费大致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
三、个性化、成衣化、高档化的衣着消费(1992—1999) 实行的各类衣着消费支出从1992年到1996年基本呈上升趋势，而在1996年以后基本呈下降趋势。
这与当时全国的经济形势是一致的，在前一时期市场经济的实行使人们的消费生活十分活跃，而在1996年以后，由于经济转型向纵深发展及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一段时间内出现了经济相对低迷、内需不足的现象。
就内容来看，这一时期衣着支出的顺序是服装、鞋袜帽及衣着材料。
衣着材料支出比重进一步降低，而服装支出比重却一直上升，并已占衣着支出的绝对优势。
不少新闻报道也注意及此。
随着人们收入的不断增加，衣着消费结构发生明显变化，成衣消费上升，面料消费下降；市场调查资料显示，成衣化已是服装发展趋势，到1998年，“成衣率已达到70％以上”。
“成衣商品率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而变化。
一般来说，在温饱型消费阶段，成衣商品率在20％至30％，小康型消费阶段在56％至60％”。
据此，可断定这一时期北京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已进入了小康型阶段。
服装的演变既不是着衣者一时的心血来潮，也不是设计师突发的凭空奇想，而是社会历史进程中客观实在的反映。
服装是文化、科技、经济综合实力的统一表现；“服装与一个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
衣着是政治，北京市居民衣着消费的变换，反映了中国政治从更始到极权、到宽松、再到开明的历程；衣着是经济，北京市居民衣着消费的变化，显示了中国经济从恢复到停滞、到调整、再到快速发展的轨迹；衣着是文化，北京市居民衣着消费的变更，展现了20世纪后半世纪中西文化从隔绝到交流、再到融合的景观；衣着是科技，北京市居民衣着消费的变易，展示了中国科技从落后到片面发展、到全面进步、再到与国际竞争的风貌；衣着是生活水平的标志，北京市居民衣着消费的变迁，形象地记录了中国人从贫困到温饱再到小康的过程。
总之，衣着是社会变迁的一种特殊载体，服装是社会变化最明显的标志。
1949年至1999年北京城市居民的衣着消费变迁大致反映了中国在这50年的社会变迁。
四年级好句摘抄大全10字以下
1、落叶随着风高低起舞。
2、花儿在风中笑弯了腰。
3、鸣蝉在树叶里长吟。
4、真理它却不会弯腰 。
5、。
6、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书是智慧的钥匙。
8、棉花象雪架一样。
9、那个人骨瘦如柴。
10、 这个人壮硕如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