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起义口号是什么
主旨是，等贵贱，免粮。
均田免粮。
“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
”自占领洛阳始，李自成渐将过去的流动作战改为每得一城，分兵据守的军事战略，十六年正月克承天(今湖北钟祥)，打出“剿兵安民”旗号，散发“三年不征”传单。
起义军起义过程中，针对明朝地权集中与赋税繁重的情况，提出“均田免粮”口号。
攻占西安后，又以“贵贱均田”及“五年不征”相号召。
在河南等地到处传播“不当差、不纳粮”的歌谣。
“均田免粮”并未真正实行，只是个别地方官曾经实行过改变封建地权的措施。
如在某些地区大顺地方官府默许农民进行自发的夺地斗争。
起义军亦实行籍没富室政策，以解决军饷，兼济贫穷。
但在这一口号下，劫掠平民、殃及无辜之事亦时有发生。
起义军还实行平买平卖，保护工商的政策。
起义军进北京后，令市民照常营业。
山东畿辅运河航行的商船不绝。
古文里面的如李白,字...,号....这里的字是什么意思,号又是什么意思呢?
中国古人的姓名字号中国古人的姓名和现代一样，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用来代表个人的符号。
姓，就是某一群人（氏族、家族）共用的名；名，就是个人独用的姓。
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人物的姓氏，如有熊氏、牛蟜氏、青云氏等，今天看来可能都是氏族的名称。
上古时代氏族以自然物为氏族标志①，因而这些名称大都和生物和自然现象有关。
这些氏族名称以后就可能演化为姓（如熊、牛、云等）。
古代称呼人还往往冠以地名（如傅说，“傅”是地名）、职业名（如巫咸，“巫”是从事占卜的人）、祖先的名号（如仲虺，是奚仲的后人）等，这类称呼固定下来也就是“姓”。
如鲁、韩、宋等，是以地名，为姓；东郭、西门、池、柳等，是以住地的方位、景物为姓；师、祝、史等，是以职业为姓；上官、司马、司徒等是以官职为姓；公孙、王孙最早是指其先人是公或王；穆、庄等姓是用其先人的谥号。
从春秋战国时一些人的称呼中我们还能看到姓氏形成的一些痕迹，如展禽因住地有柳又称“柳下惠”，公输班因是鲁人又叫“鲁班”，公孙鞅又因是卫国人称“卫鞅”、因封为商君称 “商鞅”等。
此外，在中华各民族交通往来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姓氏如呼延、慕容、尉迟等。
姓的形成有不同的历史过程，同姓未必就是一个起源。
、如“贺”，有的是原姓“贺兰”或“贺敦”简化为“贺”，有的是原姓“庆”，因避皇帝讳而改姓“贺”。
姓也因政治、地理、民族等等原因而变化。
如五代时吴越的“刘”姓因避讳（“刘”与吴越王“钱鏐”的名同音）改姓“金”；明代“靖难”①之后，黄子澄的后人因避祸改姓“田”，北魏孝文帝为推行“汉化”而改“拓跋”姓为“元”姓。
又如“汉代诸县（今山东诸城）的“葛”姓迁到阳都（今山东沂水），为了和当地的葛姓区别就称为“诸葛”，而齐地的“田”姓外迁，以外迁的次第改姓“第一”、“第二”……（如东汉名臣“第五伦”）。
可见，姓就是一种符号，是可以因事因地因时而变换的，并不象封建宗法制的维护者所宣传的那样神秘和神圣。
名，是在社会上使用的个人的符号。
夏商两代留下来的一些人名如孔甲、盘庚、武丁等和干支相联系，可能和某种时辰有关。
春秋时有些人名如“黑臀”、“黑肱”等应是以生理特征命名的。
郑庄公名“寤（牾）生”，则是他母亲难产的纪实。
可见那时有些名字还是很朴素的。
但那时有些人名所用的字也有特定的含意，这含意并因同时出现的“字”而更为清楚。
“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和“名”相表里的，所以又叫“表字”。
屈原在《离骚》里自述：“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正则”就是“平”，“灵均”就是“原”。
他名“平”字“原”，“名”和“字”有意义上的联系。
古人“名”和“字”的关系有意义相同的，如：东汉创制地动仪的张衡字平子、“击鼓骂曹”的文学家祢衡字正平，他们名、字中的“衡”就是“平”；宋代诗人秦观字少游、陆游字务观，他们名、字中的“观”和“游”也是同义。
又如唐代书法家禇遂良字登善、宋代文学家曾巩字子固，他们名、字中的“良”与“善”、“巩”与“固”也都是同义。
“名”和“字”有意义相辅的，如：东汉“举案齐眉”的文学家梁鸿字伯鸾，“鸿”、“鸾”都是为人称道的两种飞禽；西晋文学家陆机字士衡，“机”、“衡”都是北斗中的两颗星。
唐代诗人白居易字乐天，因“乐天”故能“居易”；宋代作家晁补之字无咎（“咎”是过错），因能“补”过才能“无咎”。
“渔”（打鱼）、“樵”（砍柴）常为侣，宋代史学家、《通志》的编者郑樵字渔仲；“渔翁”又常戴“笠”，清代文学家李渔字笠翁。
“名”和“字”有意义相反的，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字元晦、元代书画家赵孟頫字子昂、清代作家管同字异之，他们“名”、“字”中的“熹”与“晦”、“頫（俯）”与“昂”、“同”与“异”都是反义。
古人的“名”、“字”往往取自古书古典，如：汉末“建安七子”之一徐干字伟长，《孔丛子》有“非不伟其体干也”句；曹操字孟德，《荀子》有“夫是之谓德操”句。
三国赵云字子龙，取自《周易》“云从龙，风从虎”；唐代文学家陆羽（著有《茶经》，后世尊为“茶神”）字鸿渐，也是取自《周易》“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
元末戏曲家高明（著有《琵琶记》）字则诚，取自《礼记》“诚则明矣”；明代军事家于谦字廷益和清初文人钱谦益字受之，则都是用《尚书》中“谦受益”的典故。
名和字之间意义上的联系有的明显，有的隐晦。
如明朝的唐寅字伯虎，“寅”、“虎”是干支生肖的关系，比较明显；而清代曹寅字子清，“寅”、“清”却取自《书经》里“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这句话，这就比较隐晦。
有的人不只一个字。
如前述唐寅字伯虎又字子畏，清代蒲松龄字留仙又字剑臣等。
古人的“名”、“字”还常用来表示在家族中的行辈。
先秦时，常在名、姓前加伯（孟）、仲、叔、季表兄弟长幼，如伯夷、叔齐，伯是兄，叔是弟；孔丘字仲尼，“仲”就是老二；孟姜女就是姜姓的长女。
汉代以后逐渐在“名”或“字”中用同样的字或偏旁表同辈关系，如唐代抵抗安禄山的名将颜杲卿和他的弟弟颜曜卿、颜春卿共用“卿”字，和他们同辈的堂兄弟颜真卿（以书法传世）也用“卿”字。
宋代文学家苏轼、苏辙兄弟共用偏旁“车”表同辈。
明神宗的儿子朱常洛（明光宗）、朱常嬴、朱常询等，第二字共用“常”，第三字共用“氵”旁；吊死在景山上的明崇祯帝朱由检和他的哥哥朱由校（明熹宗）、堂兄弟朱由榔（南明永历帝）、朱由崧（南明弘光帝）等第二字共用“由”，第三字共用“木”旁。
在这种情况下，姓名中的第一字是和父、祖共用的族名，第二字和第三字的一半是和弟兄等共用的辈名，具体到个人身上就只有半个字了。
除了名、字，有些古人还有号。
“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又称别号。
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特别是文人）往往以住地和志趣等为自己取号（包括斋名、室名等）。
如唐代李白的青莲居士、杜甫的少陵野老、宋代苏轼的东坡居士、明代唐寅的六如居士、清代郑燮的板桥、朱用纯的柏庐等，都是后人熟知的；有些别号的使用率（如苏东坡、郑板桥、朱柏庐等）甚至超过本名。
别号是使用者本人起的，不象姓名要受家族、行辈的限制，因而可以更自由地抒发或标榜使用者的某种情操。
别号中常见的“居士”、“山人”之类就是为了表示使用者鄙视利禄的志趣。
宋代欧阳修晚年号“六一居士”，就是以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加上他本人一老翁，共六个“一”取号。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忧世愤俗，被权贵们讥为不守礼法，他就自号“放翁”，表示对他们的蔑视。
南宋画家郑思肖在宋亡后自号“所南”（表示心向南方，和文天祥诗“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誓不休”是同样的意思）、“木穴国人”（木穴合写为“宋”，表示不忘故国）。
明末画家朱耷在明亡后取号“八大山人”（“八大”连写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哭笑不得”意），来抒发自己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
当然，更多的官僚缙绅和封建文人所取的各种动听的别号只不过是附庸风雅、沽名钓誉的幌子。
另外还有“绰号”，这大都是他人所取而得到公认的别号，是对人的刻画和形容。
春秋百里奚沦落楚国，被秦穆公用五张羖（音古，指黑公羊）皮赎回相秦，人称“五羖大夫”，可算是古代的绰号。
唐代奸相李义府外柔内奸，被人称为“笑中刀”（成语“笑里藏刀”的起源），又号为“人猫”；宋代王珪任宰相十多年除“取旨、领旨、传旨”外不干别的事，当时号为“三旨相公”，这两个绰号形象地勾勒了封建官僚的嘴脸。
《水浒》里梁山上一百○八人都有绰号，大都准确地描摹了人物性格、特长或生理特点，这些绰号作为姓名的代称，更是人们所熟知的。
除了上述的字、号外，历史上常用来代替个人姓名的还有：一、地名（包括出生地、住地和任职所在地等）。
如东汉孔融称为孔北海、唐代韩愈称为韩昌黎、柳宗元称为柳河东或柳柳州、宋代苏辙称为苏栾城等。
以地名称人在封建时代是表尊敬，叫做称“地望”。
但清末有人做了一幅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
”上联指任北洋大臣（宰相）的李鸿章（合肥人）、下联指任户部尚书（司农）的翁同龢（常熟人），却利用“地望”的双关语义讽刺了封建大官僚的贪婪豪奢。
二、官爵名（包括职衔、封号等）。
如东汉发出“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豪言的马援称马伏波（曾任伏波将军），投笔从戎的班超称班定远（曾封定远侯），蔡邕称蔡中郎（曾任中郎将），三国嵇康称嵇中散（曾任中散大夫），唐代杜甫称杜工部、杜拾遗（曾任工部员外郎、左拾遗）等。
三、弟子或后人所上的尊称。
如宋周敦颐称濂川先生，北宋吕本中和南宋吕祖谦先后称东莱先生，明归有光称震川先生，王夫之称船山先生等。
还有在死后由门人、后人上的尊号（“私谥”）如隋代王通的文中、晋代陶潜的靖节等。
四、谥号，即死后由皇帝颁赐的荣称。
如宋包拯称包孝肃、岳飞称岳武穆、明徐光启称徐文定、清纪昀称纪文达等。
五、在姓氏前加形容词指称特定的同姓者。
如大戴、小戴分指汉代学者戴德、戴圣叔侄（他们编纂的《礼记》也分别称为《大戴礼》、《小戴礼》），晋代作家阮籍、阮咸叔侄也分别称为大阮和小阮（“大阮”和“小阮”因而成了“叔”、“侄”的同义词），南朝谢灵运和堂弟谢惠连都是诗人，也被称为大、小谢。
唐代诗人中老杜（亦作大杜）专指杜甫，小杜专指杜牧。
老苏、大苏、小苏则指宋代苏洵、苏轼、苏辙父子。
六、以几个姓并称特定的几个人。
如“伊吕”指商伊尹、周吕尚；“马班”（或“班马”）指司马迁（《史记》作者）、班固（《汉书》作者）；唐诗人中“李杜”是李白、杜甫，“元白”是元稹、白居易；“韩柳”是韩愈、柳宗元。
还有前面提到的大谢小谢合称“二谢”，加上南朝另一诗人谢眺又合称“三谢”；“二程”专指宋代学者程颢、程颐兄弟；苏洵、苏轼、苏辙又合称“三苏”。
七、在唐代还常以行第连同姓名官职等称人。
王维有诗题《送元二使西安》（“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就是其中的名句）、唐诗中屡见《答王十二》、《问刘十九》、《同李十一醉亿元九》、《送裴十八图南》、《寄丘二十二员外》之类的题目，都是以行第称人的。
如李白是李十二、韩愈是韩十八、柳宗元是柳八、元稹是元九等。
行第还可连同名和官职并称，如裴图南称裴十八图南、杜甫称杜二拾遗、白居易称白二十二舍人等。
宋代也还有此风习，如秦观称秦七、欧阳修称欧九、黄庭坚称黄九等。
上述这些起着姓名作用的地点名称、官职名称等，大都是他人、后人为表示尊敬或方便而使用的，本人自己并不使用。
这一点是和姓名不同的。
但是，这些称呼既已使用，大都因历史上长期沿用而固定下来。
如孔融因在北海任相而称“孔北海”，但不以其籍贯而称鲁国；王安石以籍贯而称“王临川”，但不以曾在鄞县任官而称鄞县。
杜甫曾任工部员外郎和左拾遗，因而称“杜工部”、“杜拾遗”、但他还任过参军、参谋，却不称杜参军、杜参谋。
唐李贺只以籍贯称“昌谷”，南北朝鲍照只以职衔称“参军”。
“李杜”多指李白、杜甫，不用来称李贺、杜牧。
宋代画家米芾的儿子米友仁，也是画家，世称“小米”，但米芾却不称“老米”，而多称“米南宫”“米颠”。
总起来说；并不是所有的古人都可以用地名或官职名等称代；也并不是所有与某人有关的地名、官职名都可以用来称代某人。
这是历史上约定俗成的习惯，并不见得有什么道理。
在封建社会里，姓、名、字、号不仅以它的字形、字义反映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观念，而且也常被直接用来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除了颁赐“谥号”之外，“赐姓”、“赐名”也是统治者用来维系或加强其统治的一种手段。
唐朝沙陀族的朱邪赤心就因镇压农民起义有“功”而被赐以“国姓”（皇帝的姓）“李”，赐名“国昌”（他的后代就袭用“李”姓。
在五代时，其孙李存勖并利用这个“李”姓建立后唐，即后唐庄宗）。
唐玄宗的宠妃杨贵妃的哥哥杨钊，被赐名“国忠”，是天宝年间炙手可热的权臣。
唐僖宗时黄巢起义军的叛徒朱温，降唐后被赐名“全忠”；他篡唐自建梁朝后就不便再用唐的赐名，又改名“晃”。
明代太监郑和本姓马，因随燕王起兵而被赐姓“郑”（他就是著名的“三保太监”，曾七次受命率船队出使南洋）。
明末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也曾被南明隆武帝赐姓“朱”（因而闽台人民称他为“国姓爷”）。
与“赐姓”、“赐名”的笼络、褒奖作用相表里，统治者还用政治力量强制他人改易姓名，进行迫害镇压。
由于宗室内部的斗争，三国时吴帝孙皓追改他的堂弟孙秀的姓为“厉”；唐玄宗也曾改新兴王李晋的姓为“厉”。
清雍正帝上台后强令他的弟弟（他争夺帝位时的对手则胤禩改名为“阿其那”（满语：狗）、胤禟改名为“塞思黑”（满语：猪）。
武则天也是一个热中于赐姓改姓的统治者。
她称帝后，把当时的唐中宗和以后的唐睿宗先后改为“皇嗣”，赐姓“武”；又曾强令中宗皇后王氏改姓“蟒”。
徐敬业先世已被唐太宗赐姓李，因起兵反对武则天又被她取消赐姓，复姓徐。
在姓名问题上反映封建帝王在政治上和人格上的绝对统治地位的，还有“避讳”。
即原来为整个社会共同使用的某个汉字，一被当代皇帝用为名字，就被皇帝垄断专用，臣民不许使用，这种字叫“讳字”，这种作法叫“避圣讳”。
违反了这一条就是“犯上”、“大不敬”，甚至“大逆”，就成为关系到身家性命的严重问题。
在姓名问题上，也是充分反映了专制帝王统治的专横和残暴的。
以上所说的封建社会的姓名字号之类，都是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等观念形态的组成部分，甚至是封建帝王显示其淫威，实行专横统治的直接工具。
从这点上说，我们今天直接以姓名作为古人的代号就行了，已不再需要这些东西。
但是，由于它们在历史上长期存在并被广泛使用过，又是我们不能完全回避得了的。
如《正气歌》的作者文天祥，字履善，又字宋瑞（祥、善、瑞三字同义），历代还常称他“文文山”（自号）、“文丞相”（官职）、“文信国”（封号）等，他的著作也分别题名为《文山集》、《文丞相集》、《文信国公集》、《文信公题杜诗》等。
又如《四库全书》中以“王”为首字题名的著作有五十多种，其中绝大多数是以字号或其他代称题名的，如《王子安集》（唐王勃的字）、《王天游集》（明王达的号）、《王阳明集》（明王守仁的尊号）、《王文成公全书》（明王守仁的谥号）、《王荆公诗注》（宋王安石的封号）、《王右丞集》（唐王维的官职）等。
还有很多姓王的人的文集，题目上根本无姓名，如《临川集》（宋王安石原籍临川）、《凤洲笔记》、《弇州山人题跋》（明王世贞，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渔阳文录》（清王世祯，号渔洋山人）、《船山全集》（清王夫之，尊称船山先生）等。
如果我们对古人姓名字号的知识毫无了解，会给我们阅读古代的著作文献增加很多困难。
另外一方面，这些字号之类既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的客观存在，并且作为使用者表达自己的志趣的一种手段，我们也就可以利用它作为我们研究古代人物思想生活的参考，前面提到过的“放翁”“木穴国人”“八大山人”就是例子。
名、字、号还由于它的命名原则和含意，古典文学的作家也利用它对自己作品里的人物命名取号，作为塑造人物刻画人物以及表达作者爱憎的一种辅助手段。
《水浒》第十四回介绍吴用时说：“这人乃是智多星吴用，表字学究，道号加亮先生……”寥寥几笔，通过名、字、号的介绍，勾画出的轮廓是：一个知识分子（字学究），但不是腐儒书呆子（名用，和字连起来是学能致用），他足智多谋（智多星），是诸葛亮类型的人物（加亮先生）。
以后故事情节中出现的吴用的艺术形象也正是如此。
《红楼梦》中很多人物的命名，也都各有寓意，这更是人们所熟知的。
清代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和晚清小说《孽海花》里面的人物原型都是当时的著名人物，小说里人物的名、字、号的命名都和人物原型的名、字、号有关，我们可以根据它们的联系求本溯源。
如《孽海花》中的威毅伯是李鸿章（封爵号肃毅伯）、丁雨汀是丁汝昌（汝昌字禹廷，用谐音），方代胜字安堂是袁世凯（字慰亭，因方圆、世代、凯胜、安慰、亭堂这几组字的关系而组成小说中的名、字）等等。
此外，“号”还常被古代的作家尤其是书画家当作笔名使用。
如明代的《金瓶梅》题为“兰陵笑笑生”著，清代的《老残游记》题为‘洪都百炼生”著，《红楼梦》三十七回写宝玉等结社作诗要先起别号。
至于书画落款用别号的就更多了。
从以上这些片断的例子可以看到，古人姓、名、字、号方面的知识，对我们阅读古籍以及研究古人的思想、风格和古代社会生活，还是有一定作用的，需要我们对它有所了解。
人取表字十分讲究，情况也非常复杂，但仔细考察、分析、研究，也是有规律可寻的。
如常见的有按兄弟行辈中长幼排行的次第取字，如孔子排行老二，所以字仲尼，他还有个哥哥为老大，字孟跛。
最典型的要属三国时东吴孙氏弟兄了。
孙策为长子取字伯符；孙权为次子取字仲谋；孙翊排行老三，取字叔弼；孙匡排行老四，取字季佐。
还有在表字上用“子”的情况也很多，因为“子”在古代是男子的美称或尊称。
所以人们喜欢用它，如孔桩，字子思；仲由，字子路；司马迁，字子长；曹植，字子健；苏轼，字子瞻；杜甫，字子美；袁枚，字子才。
这些表字虽然常见，但是与本名联系不大，实际上伯、仲、叔、季和子，还不是真正的表字，而它们后面的那个字如“策”、“权”、“思”、“长”、“美”等才是表字的主要成分。
这个主要成分与本名意义是有联系的，下面分别作介绍：1．意义相同的：即表字和名意义相同，相通，是并列关系，所以又叫“并列式”。
如：屈平，字原。
广平曰原，意思相同。
颜回，字子渊。
渊，回水也，意思相同。
宰予，字子我。
予，我也，意思相同。
樊须，字子迟。
须、迟都是“待”义。
张衡，字平子。
衡、平义同。
陆游，字务观。
游、观义同。
曾巩，字子固。
巩、固义同。
班固，字孟坚。
坚、固义同。
孟轲，字子舆。
轲、舆都是车。
2．意义相近的：即表字和名意思相近，但不完全相同，可以互为辅助，称做“辅助式”。
如：梁鸿，字伯鸾。
鸾和写都是飞禽，但不是一种，鸿雁和鸾凤可以互为辅助。
陆机，字士衡。
机、衡都是北斗中的星名，互为辅助。
郑樵，宇渔仲。
樵是打柴的，渔是钓鱼的，常为侣伴，互相辅助。
李渔，字笠翁。
渔翁常戴蓑笠。
陈琳，字孔璋。
琳、璋都是玉石制品，互为辅助。
3．意义相反的：即表字和名意思正相反，这种情况可称为“矛盾式”，如：曾点，字皙。
点为黑污，皙为白色。
朱熹，宇元晦。
熹是天亮，晦是黑夜。
刘过，字改之。
改了就不为过错。
王绩，字无功。
成绩和无功正好相反。
4．意义相顺的：即表字与名往往出自一句话中，意思相顺，而且字为名的意思作补充解释或修饰，这种情况，可称做“扩充式”。
如：徐干，字伟长。
《孔丛子》曰：“非不伟其体干也。
”名和字在一句话中意思相顺，而且字对名作了补充解释。
曹操，字孟德。
《荀子·劝学》篇说：“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
”字和名在一句话里，合成德操，即道德操守，字对名作了修饰性解释和补充。
赵云，字子龙。
《周易》说：“云从龙，风从虎。
”名和字在一句话中，意思相顺。
陆羽，字鸿渐。
《周易》日：“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
”字对名作了解释。
高明，字则诚。
《礼记》日：“诚则明矣。
”名和字在一句话中，诚是明的前提条件，明是诚的后果。
于谦，字廷益。
《尚书》说：“谦受益。
”名和字在一句话中，谦是前提条件，益是谦的后果。
5．意义相延的：即表率意为名字意思的延伸。
这种情况可称之为“延伸式”。
如：李白，字太白。
太白指太白金星，这是对太意的延伸。
杜牧，字牧之。
牧之即放牧，延伸解释了牧的含义。
杨达，字士达。
士达，即士进的意思，进一步延伸了达的含义。
丘锡，字永锡。
永锡是“永锡难老” 的省约，出自《诗经·鲁颂》，延伸了锡的含义。
雷简夫，字太简。
也是延伸强调了简义。
李白的诗烈日炎炎似火烧后面几句是什么?
1、首先我的是这不是李白写首诗，而是一首民谣； 2、这一句自《水浒传体解释如下： “烈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
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这是《水浒传》“智取生辰纲”中白日鼠白胜唱的一首民谣。
李白诗歌的艺术特色
论李白诗歌的特色他的诗歌充满了豪奔逸、洒脱不羁的特点。
李白诗歌概括下几点：一、李白诗歌的主观浪漫主义色彩强；二、李白诗歌以大气贯注，有鲜明的个性；三、李白诗歌奇特的想象和喷发式的情感表达方式；四、李白诗歌壮美和优美的意象；五、李白诗歌具有清新明快的语言风格。
关键词：李白 浪漫主义 艺术特色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
是唐代的浪漫主义诗人，又称“诗仙”。
唐代的诗歌有着独具魅力的时代风格与时代精神：博大、雄浑、深远、超逸、充沛的活力，浓郁的激情，不息的生命力，崭新的生活体验，以及壮阔为美的审美情趣，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这一切合起来就成为唐代诗歌与其他朝代诗歌的区别特色。
礼拜的诗歌美丽就一这样的一种力量征服了当时以及后世许多的读者的心。
李白是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伟大的浪漫主义杰出者，被尊为“诗仙”。
“昔年有狂客，号为谛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名声从此大，汩没一朝伸；文采承殊喔，流传必绝伦。
”（《寄李白十二韵》杜甫）则既是对李白的积极称赞，又对李白诗歌的后世影响做了预言。
明代诗人方孝孺更是把李白推向了极致：“泰山高兮高可兮，沧海深兮深可涸；惟有李白天才夺造化，世人孰的窥其作
我言李白无古双，至今采石生辉光。
”李白是中国最深入人心的伟大诗人之一。
他最让人诗兴焕发，才华灵动，神气飘逸，心胸俊爽。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顶峰。
李白，正是站在这顶峰上的一颗奇松。
李白的诗歌现存九百九十多首，豪迈奔放.别具一格。
像著名的组诗《古风》，批判朝政弊端，感慨有志之士不能施展抱负；乐府《行路难》、《梁甫吟》、《将进酒》等是抒发怀才不遇的悲愤；《秋登宣城谢眺北楼》、《望庐山瀑布》、〈梦游天姥吟留别》等诗篇，以充满想象和神奇之笔描绘祖国的壮丽河山。
尽管李白的诗歌也隐含着人生如纵酒欢歌的颓丧情绪，但不满于社会和政治黑暗，追求心身自由和解放昂扬向上的精神，是他诗篇得的主旋律。
从李白创作的诗歌来看，主要表现为抒写豪迈气概和激昂情怀，很少对客观物象和具体事件做细致的描述。
李白的抒情方式最具鲜明的特点是，它往往是喷发式的，一旦感情兴发，就毫无节制地奔涌而出，宛如天际的狂飙和喷溢的火山。
与喷发感情表达方式相结合的同时，他的诗歌想象变幻莫测，往往发想无端，奇之又奇。
诗歌中的意象多为：大鹏，巨鱼，长鲸，大江大河，沧海雪山等壮美雄奇之物，有更多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制造了更多的浪漫。
李白诗歌语言风格，具有清新明快的特点，明丽爽朗是其词语的基本色调。
他那些脱口而出，不加修饰的诗，常呈现出透明纯净而又绚丽夺目的光彩，反映出其不肯苟同与世俗的高洁人格。
一、李白诗歌的主观浪漫主义色彩强李白的诗具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
二、李白诗歌以大气贯注，有鲜明的个性在盛唐诗人中，李白诗歌的艺术个性非常鲜明；甚至，在整个中国诗歌史上他的诗歌的艺术特色也是绝无仅有的。
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调动了一切浪漫主义手法，使诗歌的内容和形式达到完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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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诗主要是“以气为主”，气奇、气逸、气壮、气骨、气象、气势。
尽管古人对气的理解和用法不完全相同，但大致说来是指作家、艺术家在进行文艺创作时的艺术境界，人格力量，性情才调，以及创作的激情、冲动、勇气等心理准备。
说李白的诗以气胜，就是着眼这方面的。
我们读李白的诗都有一种与云比天高，与历史等量的气回荡着，使人不得不镊胜于他的力量。
李白的诗，总而言之，其气奇，其气逸，其气壮；析而论之，有气骨，有气象，有气势。
李白诗歌的气逸表现为对自由的热爱与追求。
李白的诗飘逸不群，他的情怀不受拘束。
他一再把自己比作大鹏，在《上李悒》中说：李白诗歌的语言具有清新明快的特点，明丽爽朗是其词语的基本色调。
李白成起义军爆发的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
你问的应该是明末李自成起义吧明末农民战争的根本原因是明王朝腐朽黑暗的统治，激化了社会矛盾。
直接原因是陕北连年旱灾，官府仍横征暴敛。
品中国文人1之李白读后感《我眼中的李白》600
丽的辞赋，擅长为帝功颂德，加之后来的枚皋雄之辈，虽然在为官方面无可，但作为文人，他们是精神的残缺者，没有立场，一心往上爬，不为老百姓说话，他们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被阉割者。
只有司马迁，点一盏昏黄的油灯，用一腔热血，用简洁凝练的笔墨，用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笔法，冷静而从容的书写历史，他把没做过皇帝的项羽列入“本纪”，把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列入“世家”，赞赏钦佩之意不言自明，在那个受正统思想毒害的时代，在那个帝王嗜血成瘾，杀人如麻的年代，这样做，需要很大的勇气。
《史记》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为圣人立言，不是板着面孔说教，所以它真实，司马迁详实的记录，让我们学会客观公正的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让我们得以从不同角度掂量历史。
他的一生，前半生游历收集散落于民间的传说轶事，审视辨别真伪后做好记载，后半生在受尽生不如死的屈辱后，擦干心头的血与泪，继承父亲的遗志，埋头于浩如烟海的竹简中，奋笔疾书：滚烫的热血，犀利的眼神，冷静的评述，精气神旺盛得令人吃惊，不可一世的汉武帝终于在这个文弱书生面前败下阵来。
透过遥远的历史星空，我们仰望这颗熠熠生辉的星辰，感谢司马迁，让世人看到了一个史学家的铮铮铁骨，一个文学家的伟大信仰，让世人看他单手托起史学与文学两座高峰，无不心生敬仰。
陶渊明，一位高洁的隐士，一位诗风清新朴素的诗人……贴在他身上的类似标签太多, 不用赘述, 只有他, 是中国历代数以千万计的辞官者中，将朴素的欣悦，通过朴素的语言表达得淋漓尽致的第一人，难怪他是苏东坡一生最崇拜的人。
陶诗109首，东坡先生每一首都用心唱和了，他甚至认为，“冠盖满京华”的“大李杜”还在陶潜之下。
名扬天下的苏东坡尚且从陶诗中汲取巨大的精神养分，我辈岂能错过
读着他的诗文：“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春秫做美酒，酒熟吾自斟。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闲云野鹤般的悠然自得, 淡淡流水般的清新惬意,怎能不让人怦然心动
坦言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 出于对农民的恻隐之心, 不愿迎合上级欺压百姓, 更不愿对着目中无人指手画脚官气十足的督邮卑躬屈膝, 于是毅然辞去仅仅做了59天的彭泽县令。
他并不是轻视物质生活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但既然不能拿个性拿良知去换取，那么就只能甘于贫穷，为自己的贫穷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活，就要活得无愧于天地良心，即使“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环堵萧然，不蔽风日”，心，却是坦然的。
因为他的心“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所以他隐居后将“好读书、性嗜酒，著文章”视为自己的生平乐事，远离尘世的喧嚣，活得悠然自得，这是我们解读他托名五柳先生所写的一篇自传，还原出的一个真实的陶渊明，一个率真的陶渊明。
我们将他铭记于心，不仅仅是因为他留下的传世佳作，更因为他有独立不移的人格，这样的两种精神财富值得得我们珍藏于心。
同样，旷达笃定的嵇康，豪气浪荡的李白，忧思纯美的杜甫，柔肠旖旎的李煜，多情善感的柳永，才华横溢的李清照，坚定不屈的鲁迅……这些伟大得让世人高山仰止的中国文人，哪一个不是为我们留下宝贵文字的同时,还为我们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仰望这些文人，我们深感：精神的留存才是比生命的逝去更重要的存在。
生命，无所谓长短，只要能在活着的每一天，都怀着对信仰的坚守，对人格操守的坚定，那么，每一个平凡普通的日子都会活得无怨亦无悔，这样的人生，该是精彩闪亮的吧。
这，就是我从这部书中获得的一点生命真谛。
朱由检是怎么死的?
明思宗 崇祯皇帝——朱由检 明思宗，名朱由检(公元1611～1644年)，明光宗朱常洛第5子，明熹宗朱由校弟。
熹宗死后继位。
在位17年，李自成起义军攻破北京后自缢，终年34岁，葬于思陵(今北京市十三陵)。
朱由检，于公元1622年封为信王。
熹宗于公元1627年8月死后，由于没有子嗣，他受遗命于同月丁巳日继承皇位。
第二年改年号为“崇祯”。
朱由检继位伊始，就是大力清除阉党。
天启七年十一月，朱由检抓准时机铲除了魏忠贤的羽翼，使魏忠贤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然后一纸诏书，贬魏忠贤凤阳守陵，旋之下令逮治。
在其自缢而死后，下令磔尸于河间。
此后，将阉党二百六十余人，或处死，或遣戍，或禁锢终身，使气焰嚣张的阉党受到致命打击。
崇祯皇帝谈笑间铲除了魏忠贤集团，曾一度使明室有了中兴的可能。
当时的明王朝外有后金连连攻逼，内有农民起义的烽火愈燃愈炽，而朝臣中门户之争不绝，疆场上则将骄兵惰。
面对危机四伏的政局，朱由检殷殷求治。
每逢经筵，恭听阐释经典，毫无倦意，召对廷臣，探求治国方策。
勤于政务，事必躬亲。
同时，他平反冤狱，起复天启年间被罢黜官员。
全面考核官员，禁朋党，力戒廷臣交结宦官。
整饬边政，以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赐尚方剑，托付其收复全辽重任。
与前两朝相较，朝政有了明显改观。
朱由检求治心切，很想有所作为。
但因矛盾丛集、积弊深重，无法在短期内使政局根本好转。
朱由检性刚愎自用，急躁多疑，又急于求成，因此在朝政中屡铸大错。
在与后金战争的紧要关头，朱由检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冤杀袁崇焕，使辽东防卫几近崩溃。
他又增加赋税，增调重兵全力防范雄居东北的后金政权和镇压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
因对外廷大臣不满，朱由检在清除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后，又重用另一批宦官。
给予宦官行使监军和提督京营大权。
大批宦官被派往地方重镇，凌驾于地方督抚之上。
甚至派宦官总理户、工二部，而将户、工部尚书搁置一旁，致使宦官权力日益膨胀，统治集团矛盾日益加剧。
无奈中，他不断反省，四下罪己诏，减膳撤乐，但终无法挽救明王朝于危亡。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王朝面临没顶之灾。
明军在与农民起义军和清军的两线战斗中，屡战屡败，已完全丧失战斗力。
三月十七日，农民起义军围攻京城。
十八日晚，朱由检与贴身太监王承恩登上煤山(也称万寿山，今北京市景山)，远望着城外和彰义门一带的连天烽火，只是哀声长叹，徘徊无语。
回宫后写下诏书，命成国公朱纯臣统领诸军和辅助太子朱慈良。
又命周皇后、袁贵妃和3个儿子入宫，简单叮嘱了儿子们几句，命太监将他们分别送往外戚家避藏。
他又哭着对周皇后说：“你是国母，理应殉国。
”周皇后也哭着说：“妾跟从你18年，陛下没有听过妾一句话，以致有今日。
现在陛下命妾死，妾怎么敢不死?”说完解带自缢而亡。
朱由检转身对袁贵妃说：“你也随皇后去吧!”袁贵妃哭着拜别，也自缢。
朱由忙又召来15岁的长公主，流着泪说：“你为什么要降生到帝王家来啊!”说完左袖遮脸，右手拔出刀来砍中了她的左臂，接着又砍伤她的右肩，她昏死了过去。
朱由检又砍死了妃嫔数人，并命令左右去催张皇后自尽。
张皇后隔帘对朱由检拜了几拜，自缢身亡。
十九日凌晨，李白成起义军从彰义门杀入北京城。
朱由检咬破手指写了一道给李白成的血书，说自己所以有今天，都是被臣下所误，现在死了也无脸到地下见祖宗，只有取下皇冠，披发遮面，任你们分割尸身，只是不要去伤害百姓。
他将血书藏入衣襟，登上煤山，自缢于寿皇亭。
王承恩也在对面树上吊死。
明朝灭亡。
李白成进城后，将他的尸体抬到东华门，搜出身上的血书，葬在昌平州。
当地平民又将他合葬在田贵妃墓中。
清军入关后．将他移葬思陵，谥为怀宗，后改谥庄烈帝。
南明政权谥他为思宗烈皇帝，后又改谥为毅宗，史又称崇祯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