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的发展历史
瓷器的发史瓷器的前身是原始青瓷，它是由陶器向瓷器过渡阶产中国最早的原始，发现于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中，距今约4200年。
器类有罐和钵。
原始青瓷在中国分布较广，黄河领域、长江中下游及南方地区都有发现。
中国真正的瓷器出现是在东汉时期（公元23－220年）。
首先是在南方地区的浙江省开始出现的。
浙江绍兴上虞县上浦小仙坛发现东汉晚期瓷窑址和青瓷等。
瓷片质地细腻，釉面有光泽，胎釉结合紧密牢固。
从显微照相可见，青瓷残片釉下已无残留石英。
这种釉无论在外貌上，或是显微结构上，都已摆脱了原始青瓷的原始性。
已符合真正的瓷器标准了。
东汉之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1年） 南方青瓷的生产，如浙江越窑等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在绍兴、余杭、吴兴等地也都设有窑场，形成独自的窑系。
所谓窑系，是指某一著名窑场与附近或外省的一些窑场均生产某一种或几种相同类型的产品，这些窑场就构成一个窑系，以主要和最有影响的窑场命名。
浙江是中国最早形成窑系的地区，其原因可能与这里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制瓷业特别发达有关。
越窑生产青瓷与黑瓷，到西晋晚期也生产青釉褐斑瓷，即在器物的主要部位加上褐色点彩，以打破青瓷的单色格调。
三国时越窑的产品胎质坚硬细腻，呈浅灰色；釉汁纯净，以淡青色为主，黄或青黄色少见；器型有碗、碟、罐、壶、洗、盆、钵、盒、盘、耳杯、香炉唾壶、虎子、水盂、泡菜坛等日用瓷。
西晋时又出现了了扁壶、鸡壶、烛台和辟邪等新产品。
南朝时佛教盛行，瓷器上多以莲瓣或莲花作为装饰。
从三国到隋统一前的数百年中，以越窑为代表的瓷器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
它的品种繁多，式样新颖，已深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
成为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用具。
此外，在南方当时还有婺州窑、湘阴窑和丰城窑等著名窑址。
北方瓷器的出现要晚于南方，大致是从北魏晚期到隋（公元581－618年）统一前的近百年中发展起来的。
北朝青瓷的器型有碗、盘、杯、罐、壶、瓶、盒等，多为日常用品，陈设品较少。
莲瓣罐是北朝典型产品。
它有三系、四系、六系和方系、圆系、条系的区别，均从肩至腹堆塑成肥硕的莲瓣，有六瓣或八瓣不等，底有圈足。
最能代表北方青瓷生产水平的器物，是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的4件莲花尊。
其体积最大的一件高约70厘米，口至肩部有三周贴花，饰飞天纹、宝相花纹、兽面纹和蟠龙纹。
肩有六系，其下有六层堆塑上覆下仰莲瓣纹。
北方瓷器生产虽晚于南方数百年，但它一旦掌握了青瓷生产之后，便迅速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工艺水平，并结合北方的人文特点，导致了白瓷的出现。
白瓷是由青瓷发展而来的，两者的区别仅在于胎、釉中含铁量的不同。
瓷土含铁量少则胎呈白色，含铁量多则胎色较暗，呈灰、浅灰或深灰色。
就瓷器本身的发展而言，是从单釉瓷向彩瓷发展的，无论是褐绿彩、白地黑花、青花、釉里红，还是斗彩、五彩、粉彩或珐琅彩，都是以白色为衬托，来展现各种色彩的艳丽与美妙的。
所以，白瓷的产生，对瓷器的发展有及深远的影响，至唐代已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
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出土的10件白瓷器，是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白瓷器，有碗、杯、三系罐、四系罐、长颈瓶等。
唐代（公元618－917年）南方的青瓷、北方的白瓷 、三彩瓷；以及湖南长沙窑的复彩瓷均有较大的发展。
其中，长沙窑的瓷器在亚非13个国家、73个地点都有出土，说明它的影响遍及国内外。
从其产品中的胡人雕塑、椰枣、棕榈纹样及书写阿拉伯文等方面来看，可能出现了专门为外销而生产的瓷器。
宋代（公元960－1279年）在唐代的基础之上，出现了“定、汝、官、哥、均”五大名窑并称于世的现象。
元代（公元1279－1368年）是中国瓷器生产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在很多方面都有创新和发展。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元帝国在江西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为景德镇瓷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为其在明清两代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和饮誉世界的“瓷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元代景德镇在制瓷工艺上有了新的突破，最为突出的则是青花和釉里红的烧制。
青花瓷一般指的是由钴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作画，然后罩以透明釉、经高温一次烧成，呈白地蓝花的釉下彩瓷。
青花瓷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民族特色，它一经在景德镇出现，就以极旺盛的生命力而迅速发展，成为生产的主流达数百年之久，并远销国内各地及亚、非诸国；釉里红是用铜红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绘以纹饰，在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的呈釉下红彩的瓷器。
釉里红的烧成难度大，成品率底，尤其是色纯正者少。
釉里红呈色鲜艳，白地红花引人瞩目，极受人们的欢迎。
明（公元1368－1644年）清（公元1644－1911年）两代是中国瓷器生产最鼎盛时期，瓷器生产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高峰。
景德镇作为“瓷都”的确立，使景德镇窑统治明清两代瓷坛长达数百年，直至今日。
当时，各种颜色釉瓷和彩绘瓷是景德镇制瓷水平的突出代表。
陶瓷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 进入汉代，著名的“丝绸之路”沟通了中外文化间的交流，中国逐渐被誉为“丝国”；进入中世纪后，伴随着中国瓷器的外销，中国又开始以“瓷国”享誉于世。
从8世纪末开始，中国陶瓷开始向外输出。
经晚唐五代到宋初，达到了一个高潮。
这一阶段输出的陶瓷品种有唐三彩、邢窑（包括定窑）白瓷、越窑青瓷、长沙窑彩绘瓷和橄榄釉青瓷（即广东近海一带的窑口生产的碗和作为储藏容器的罐）。
输出的地区与国别有：东北亚的朝鲜与日本；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亚的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印度；西亚的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阿曼；北非的埃及；东非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
此时海上交通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从扬州或明州（今宁波）经朝鲜或直达日本的航线；二是从广州出发、到东南亚各国，或出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经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到波斯湾的航线。
当时有些船只继续沿阿拉伯半岛西航可达非洲。
前述亚非各国中世纪遗迹出土晚唐五代宋初的瓷器，就是经过这两条航线而运输的。
宋元到明初是中国瓷输出的第二个阶段。
这时向外国输出的瓷器品种主要是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青花瓷、釉里红瓷、釉下黑彩瓷，吉州窑瓷，赣州窑瓷，福建、两广一些窑所产青瓷，建窑黑瓷，浙江金华铁店窑仿钧釉瓷，磁州窑瓷，定窑瓷，耀州窑瓷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述朝鲜新安海底沉船经11次发掘，出土陶瓷器2万余万件，除极个别的为朝鲜瓷和日本瓷外，均属中国所产，其中绝大多数已判明所属窑口。
宋元外销瓷输往的国家较前大为增加，有东北亚、东南亚的全部国家，南亚和西亚的大部分国家，非洲东海岸各国及内陆的津巴布韦等国。
宋、元、明初时期的航线，主要有航行到东北亚、东南亚诸国的航线及通往波斯湾等地的印度洋航线。
这时期中国航海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印度洋航线上。
一是可从波斯湾沿海岸向西行进而到达红海的吉达港，然后上岸陆行至麦加；也可以在苏丹边界的埃得哈布港上岸，驮行至尼罗河，再顺河而下到福斯塔特（古开罗）；还可以从红海口越曼德海峡到东非诸国。
二是开辟了从马尔代夫马累港直达非洲东海岸的横渡印度洋的航线。
明代中晚期至清初的200余年是中国瓷器外销的黄金时期。
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青花瓷、彩瓷、广东石湾瓷、福建德化白瓷和青花瓷、安溪青花瓷等。
其中较精致的外销瓷多是国外定烧产品，其造型和装饰图案多属西方色彩，还有些在纹饰中绘有家族、公司、团体、城市等图案标志，称为纹章瓷。
这时期的外销瓷数量很大，17世纪每年输出约20万件，18世纪最多时每年约达百万件。
输出的国家有东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东南亚及欧美诸国。
运输路线一条是从中国福建、广东沿海港口西行达非洲，继而绕过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航行达西欧诸国；另一条是从福建漳州、厦门诸港至菲律宾马尼拉，然后越太平洋东行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上岸后陆行，经墨西哥城达大西洋岸港口韦腊克鲁斯港，再上船东行达西欧诸国。
在17和18世纪，中国瓷器通过海路行销全世界，成为世界性的商品，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唐代七大瓷窑特点是什么?
唐代六大青瓷窑：越州窑、鼎州窑、婺州窑、岳州窑、寿州窑、洪州窑。
这六处瓷窑所产青瓷的青釉呈色最好，被后世称为唐代六大青瓷窑。
生产青瓷的这六大窑（越州窑、鼎州窑、婺州窑、岳州窑、寿州窑、洪州窑），再加上生产白瓷的邢州窑，合称之为唐代七大瓷窑.1、越州窑：也称“越窑 ”。
越州窑（越窑）的窑址在浙江省的绍兴、上虞、慈溪、余姚一带，春秋时期此地是越国的政治、经济中心。
秦统一天下后属于会稽郡，唐朝时属越州，故称为越州窑，简称越窑。
古越地不仅是我国青瓷的发源地，也是我国瓷器的诞生地。
越窑烧造瓷器历史悠久，早在东汉时期，勤劳智慧的越州人烧出了成熟瓷器，历经六朝、隋唐和五代时期的蓬勃发展，至宋从未间断，越窑青瓷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越窑青瓷是中国古代瓷器中的珍品，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具有极为崇高的地位。
越窑是我国闻名遐迩的青瓷窑之一。
越窑青瓷是中国最久远的瓷器之一，是世界公认的“瓷母”，越窑烧造瓷器历史悠久，从西周原始瓷到唐宋秘色瓷，从未间断，唐代越窑青瓷成为皇室贡品，唐诗人陆龟蒙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赞美越窑青瓷的典雅秀美，对其釉色清澈碧绿、如冰似玉的光泽，给人以一种捉摸不定的感觉，誉称为秘色瓷。
越窑青瓷的外文译名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雪兰冬”。
18世纪中国的越窑青瓷传到了法国，法国上流社会被这种精妙绝伦的、如一泓清澈碧绿湖水釉色的瓷器所折服。
当时巴黎剧场正上演《牧羊女》，法国人就用“雪兰冬”的名字来称呼越窑青瓷，表明法国人民对越窑青瓷这一艺术品的喜爱。
越窑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青瓷窑系，东汉时，中国最早的瓷器在越窑的龙窑里创烧成功，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随后一千多年的历史时期，越窑一直居于瓷器生产的领先地位，我国南北方的众多瓷窑和韩国、日本的制瓷业无不受到越窑的影响。
越窑青瓷不仅上贡朝廷，下供庶民，一直是备受青睐的日常生活用具和数度进贡皇室的珍品，而且还远销亚洲、非洲的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过巨大贡献。
越窑在东汉到南宋的一千多年烧造历史里，经历了创烧、发展、鼎盛和衰落的发展过程。
自中唐至北宋早期的两个多世纪是越窑的鼎盛时期，其生产规模、工艺水平、产品质量在各大名窑中均居领先地位。
越窑青瓷在晚唐五代时被称为“秘色瓷”。
越窑青瓷精湛的技艺把雄浑丰满的造型、洒泼的纹饰、如冰似玉的釉色融为一体，土与火的结合和升华，创造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名瓷——“秘色瓷”。
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唐人豪迈的步伐、洒脱的神情和自信的笑容。
2、鼎州窑：在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另一说在陕西省泾阳县），主要烧青瓷，是唐五代著名窑场。
据文献记载，鼎州窑在今陕西省泾阳县内，主要烧青瓷，是唐五代著名窑场。
陆羽《茶经》中有云：“推鼎州瓷碗次于越器，胜于寿洪所陶。
”可知鼎州窑青瓷的瓷质稍逊于越窑。
因陆羽嗜茶，便从“增益茶色”的角度去品其釉色，寿州窑瓷黄，显得茶色偏紫，洪州窑瓷为褐色，令茶色看起来变黑，皆不适宜作茶具，而鼎州青瓷无此缺陷，釉色仍可称得上碧绿光洁，所以比寿州、洪州所制瓷要称意。
因至今在其境内未发现任何窑址遗迹，因此它的窑址至今是考古界的一大迷。
3、婺州窑：窑址在浙江金华，是浙江境内越窑以外著名瓷窑。
浙江金华地区在唐朝时属婺州，故名婺州窑。
是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一。
始烧于三国，唐宋时窑场扩大，成为著名的青瓷生产地区。
所产瓷器以青瓷为主，兼烧黑、褐、花釉、乳浊釉瓷和彩绘瓷。
主要产品有盘口壶、碗、盆、碟、水盂、盏托、瓶、谷仓、鸡笼、水井等。
制作较为粗糙，产量不高，属民间用瓷，胎质不大坚致，色泽呈深紫或深灰色，使用白色化妆土，釉层滋润柔和，釉色青黄带灰或泛紫。
唐代时创烧乳浊釉瓷，釉中有星星点点的奶白色，也出现在釉层开裂处，这是婺州青瓷最独特引人入胜之处，因而一直盛烧不衰，延续到宋、元。
婺州窑瓷器装饰简朴，均为刻划花纹，风格文雅大方。
4、岳州窑：在湖南省湘阴县，唐代属岳州，故名岳州窑。
始烧于隋代，盛于唐，而衰终于五代。
主要烧青瓷，是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一。
唐代陆羽在《茶经》中品定六大名窑的茶碗时说：“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
”从饮茶所需的器具角度来看，茶圣陆羽把岳州窑排在第四位，由此可见，该窑在唐代显赫的地位。
窑址位于湖南湘阴城关及县内其它地区，人称湘阴窑。
我国窑名出自唐代，而湘阴唐时属岳州辖地，所以唐代称其为岳州窑。
岳州窑始烧于东汉，中经西晋、南朝、隋，一直延续到唐代。
岳州窑最早烧制的器具，胎呈灰白色，胎质欠细密，釉色以青绿为主，半透明，多呈开片。
从唐代开始，烧制范围扩大。
当时烧制的茶具，有茶碗、茶瓯、茶盒等，其胎多为灰白色，釉色仍以青绿为多，有玻璃质感。
釉开细片。
唐初，岳州窑瓷器圆饼底仍然流行。
施釉方法开始由半腰往下降至下腹部。
这是一个特色。
中唐以后，玉壁底圆口碗成为它的代表作之一。
但到晚唐，可能受附近长沙窑兴起的影响，岳州窑开始衰落。
5、寿州窑：窑址在安徽省淮南市。
安徽淮南在唐代属寿州，故名。
始烧于隋代，盛于唐，终于唐晚期。
是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一。
寿州窑早期产品有罐、四系瓶、豆、盏等，多着淡青灰色釉、青釉，胎质较细。
吸水率低，釉色青中带绿，系用还原焰烧成，釉层薄而透明，腹下部及底足不施釉。
盛期产品有碗、盘、杯、钵、注子 、枕、玩具等。
釉色以氧化焰烧成，有蜡黄、鳝鱼黄、黄绿釉等。
釉下施泥质胎衣，釉层呈玻璃状。
该窑是：隋代胎体坚实、厚重、胎色青灰。
唐代胎体原色，胎色白中泛黄。
釉色隋代青中带黄绿，有玻璃光泽，常开有小纹片。
唐代以黄色为主，釉面光润透明，大多施用化装土，有剥釉现象。
另外还烧黑釉瓷，釉面光润如漆，少数呈酱褐色，有粗细两类产品，精细者胎为白色。
在装饰技艺上，有印花、划花、贴花三种，在烧制方法上，都用托珠叠烧法。
碗、盘器内留有支烧痕迹。
其特征和鉴定要领是：（1） 隋代产品 1隋代烧青瓷，胎质坚硬，胎体较厚，胎色青灰；断面较粗，有大小不等的气孔和铁质斑点。
2釉色青中带黄或带绿，光泽很好。
器物一般只施半釉，釉面常有小开片。
3装饰方法有印花、划花、贴花三种。
划花有莲瓣纹、单弦纹、复弦纹、波浪纹等；贴花仅见卷草纹。
图案的组成常采用带状或团花状。
4器形主要有四系瓶、高足盘、小口罐等（2） 唐代产品 1胎体比较厚重，胎色白中泛黄。
2釉色以黄为主，釉面光润，开小片纹，表层有透明的玻璃质感。
大多施用化妆土，但釉与化妆土结合不牢，有剥落现象。
3采用3足支钉或托珠叠烧，碗、盘内心和底足留有3个支钉或托珠痕。
4器形有碗、盏、杯、钵、注子、枕、玩具等。
器多数平底，有的底心微凹。
碗、盏一类器足的边棱用刀削去。
注子有多角形短流，枕为小长方形，都具有典型唐代风格。
6、洪州窑：在江西省丰城县的赣江西岸。
江西丰城在唐代属洪州。
始于东汉晚期，终于晚唐。
以烧青瓷为主，是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一。
它从东汉晚期始，经三国、两晋、南朝、隋、唐、五代，约有800年历史。
在唐代早期得到较大发展，胎多为黄白色，少量灰白色，粗糙但较坚硬。
以烧青瓷为主，釉色一般较淡，青中泛黄；也有黄褐，酱紫等色。
盛唐至中唐时，达到历史上产量的高峰，造型丰富，有大碗，盘口壶，双唇罐、杯等，有的仿金银器，有胎色较深，施化妆土，釉多为褐色。
均讲究装饰，多刻印花朵、图案形花叶，沿器物周壁对称排列，端庄、富丽。
文献记载最早见于唐陆羽《茶经》：“越州上，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越州瓷、岳州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皆）不宜茶。
”经过多次考古发掘就所出土的茶具而言，洪州窑各类青瓷杯有敞口、敛口、外卷唇之分，有鼓腹、削腹、折腹之别，底腹交接处旋削螺旋纹，或假圈足或玉璧形底等多种形制，纹饰有重圈纹、重圈环点纹、重圈环水波纹、双层重圈间弦纹、蓖点纹、梅花和联珠纹等多种。
其中的把手折腹杯和双层重圈纹折腹杯，纹样新颖，造型雅致，胎质细腻，釉色莹润，用以盛茶，茶汁清澈。
其盏托呈盘状，浅腹，璧形底，盘心塑有圆凸圈，用以承托茶杯，制作精良，设计考究。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为洪州窑鸣不平：“陆羽以瓷色为主要标准，只能算是饮茶人的一种偏见。
”7、邢州窑：邢州窑也称“邢窑”，窑址在河北省邢台市所属的内丘县、临城县一带。
唐代时属于邢州，故称“邢窑”。
瓷器烧制于唐代，邢窑盛产白瓷，邢窑白瓷是中国唐代瓷窑产品。
与同代著名越窑所产青瓷齐名。
在唐代中国的瓷器出现了“南青北白”的局面。
邢窑白瓷的生产，开始于隋，入唐以后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至唐中后期已自成体系，并能与越窑青瓷平分秋色。
如何腌制梅菜
1.将新鲜芥菜洗净去老叶,放在阴凉处待蔫,然后用适当的盐和在菜里用手搓揉,再把它码在瓷罐里(瓷碗也可)盖严实了,千万别漏风.即可. 2.梅干菜是享誉海内外的一种客家乡土菜。
秋末冬初，菜园里的芥菜抽了苔，它姆指粗细，顶带花蕾，形如秋萄，脆嫩味甘。
这时，村妇摘下菜心(长约5寸左右)，晾挂几天。
待叶子变软时，放进盆里，撒上盐，用手揉搓，待渗出一些汁液时，便装入陶瓮，码放一层撒一层盐，装满后用芥菜叶或竹笋壳把瓮口封严。
过了半月二十天，取出晒干，便成了色泽金黄，咸酸味甘的梅干菜。
梅干菜有芥菜干、油莱干、白菜干之别，多系居家自制，使菜叶晾干、堆黄，然后加盐腌制，最后晒干装装坛。
油光黄黑，香味扑鼻，解暑热，洁脏腑，消积食，治咳嗽，生津开胃，故绍兴居民每至炎夏必以干菜烧扬，其受用无穷也，至于“霉干菜切肉”更为绍兴特色菜肴，已入《中国菜谱》。
什么是汝窑?
汝州境内（今河南），。
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
有两，其一于北宋后期被官府选为宫廷用瓷器。
釉滋润，天青色，薄胎，底有细小支钉痕。
宋人评青瓷以汝窑为首位， 明清两代品评宋代五大名窑时， 也列汝窑为第一。
此窑烧瓷时间较短，南宋时已有“近尤难得”记载，明代前期景德镇德御厂曾一度仿烧，清代雍正、乾隆时更有年希尧、唐英等督窑大量仿烧，但鲜有乱真者。
临汝严和店、轧花沟、下任村三处遗址烧制民间用青釉瓷器，现称“临汝窑”，系汝窑中一部分。
烧瓷时间长，主要烧青釉，有印花、刻花装饰，以印花为主；造型纹饰与耀州窑有不少共同点，质量比耀州逊色，烧瓷历史比耀州晚，明显受到该窑影响，属耀州窑系。
汝瓷是我国宋代“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瓷之一。
名瓷之首，汝窑为魁。
汝窑的工匠，以名贵的玛瑙入釉，烧成了具有青如天，面如玉，蝉翼纹，晨星稀，芝麻支钉釉满足典型特色的汝瓷。
汝窑在河南省汝州市，解放后曾名临汝县，古称汝州，因名。
是北方第一个著名的青瓷窑，北宋时创设，烧制御用宫中之器，时间很短，数量也少。
器型简单，但釉色温润柔和，在半无光状态下有如羊脂玉，并截取定窑、越窑的装饰技法，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晚期在临汝县烧造的称为临汝窑，其中有「奉华」二字的是宋高宗刘妃的堂号，也有人称是后人补刻的。
南宋叶真《坦斋笔衡》说：“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
”说明汝窑在接受宫廷的任务，烧造汝官窑器，使北方青瓷的技术成为全国之冠。
在制瓷工艺上开创了香灰色胎，超过了以前南方所有的青瓷，在烧成工艺上，采用满釉支烧的方法烧成的支钉痕，其细小而规整的程度绝无仅有，汝窑主要依靠釉中所含少量铁份，在还原气氛中烧成纯正的天青色，使汝窑釉面开裂纹片成为一种装饰，使在烧成过程中无意识的缺陷（由于胎、釉膨胀系数不一致而产生的缺陷）变成了有意识的装饰。
由上可知，汝窑采用了南方越窑的釉色，同时又吸收定窑的印花技术，创造了印花青瓷的特殊风格，南宋周辉《清波杂志》云：“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釉，”汝窑产品土质细腻，胎骨坚硬，釉色润泽，釉中含玛瑙末，产生特殊色泽，其色有卵白、天青、粉青、豆青、虾青、虾青中往往微带黄色，还有葱绿和天蓝等。
尤以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有“雨过天晴云破处”之称誉。
釉屋莹厚，有如堆脂，视如碧玉，扣声如馨，釉面沙眼显露了蟹爪纹、鱼子纹和芝麻花。
汝瓷的烧制，以小支钉满釉支烧。
汝窑是北宋官窑,是供宫廷使用之器,在市场和民间中流传甚少。
南宋时有文献记载:“汝窑……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及”。
说明当时其身价已非同一般。
其产品,首先最好者当然上供皇室,不合格者方许在市场出售,因此汝窑大部分产品是用来供奉朝廷使用的。
著名国画大师李苦禅先生曾说过“天下博物馆无汝者，难称得尽善美也。
”宋、元、明、清以来，宫廷汝瓷用器，内库所藏，视若珍宝、与商彝周鼎比贵。
汝州一带民间也有“纵有家产万贯，不如汝瓷一片”的口碑广为流传。
官汝窑大约共烧造了20年左右,传世品极少,所以物以稀为贵。
根据目前的统计,汝窑器传世大约分布于以下几个地方:北京故宫博物院20件、台北故宫博物院21件、上海博物馆8件、英国大维得基金会7件、天津博物馆1件、广东省博物馆半件、中国香港收藏家罗桂祥1件、日本现存4件、美国现存5件、英国私人收藏1件,共计67件半。
由于文献记载不详，遗址出土甚少，汝官窑口在何处
汝窑之谜一直困扰着中国古陶瓷研究人员。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寻找汝窑，直到80年代才在河南省宝丰县发现。
经过中央和河南地方文物考古工作者数十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河南宝丰县清凉寺村找到了为北宋宫廷烧造的御用汝瓷的窑口。
从1987年开始，由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进行试掘，首次发现了为北宋宫廷烧制御用汝瓷的窑口，从而使这一重大历史悬案有了答案。
到目前为止，对汝窑址已进行了五次发掘，发掘品中除了与原世品中相同的完整器和碎片外，还出土一些传世品中见不到的新器形，如镂空香炉，乳钉器及天蓝釉刻花鹅颈瓶等，获得了一批重要的实物资料，为传世汝窑器鉴定与鉴赏提拱了可行的实物依据及新资料。
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相信汝窑将会有更多的发现。
[编辑本段]汝窑的历史 从盛唐时期，汝州所辖临汝、宝丰、鲁山等地有着丰富的陶土和茂密的树林，从蟒川坡上的严和店到东南的罗圈、桃沟、清凉寺直到鲁山断店，方圆百里之遥，大量的方解石、钾钠长石、长石砂岩、叶腊石、莹石、硬质高岭土，软质高岭土、石英等主要原料分布地域较广，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为这里的陶瓷生产提供了便利条件（从汝州城北的唐代墓中，曾出土一件残破的天蓝釉汝瓷碗，属晚唐时期产品。
1988年9月于鲁山县段店古窑址，亦发现残破天蓝釉汝瓷缸，属唐代早期产品）。
勤劳智慧的汝州人民在用泥巴制作陶器生活器皿时，由于火候过高烧造出了不同于以往的陶器产品，表面光滑细腻，色彩迷人，为世上少见。
激发了汝州制陶艺人们的聪慧技能，在不断的摸索和改进中，使这一发现愈来愈成熟。
物产丰富的汝州本是商贾集聚之地，文化积淀由来已久，贞观盛世使汝州经济得到了空前的繁荣。
汝州陶器的发展促进了陶瓷业的兴盛，从汝州瓷业的兴盛说明汝州早在远古时代，造瓷工艺已较先进。
汝瓷在我国宋代已位居汝、钧、官、哥、定五大名窑之首，产于河南临汝，隋炀帝大业初年（即公元605 年），置临汝为汝州，“汝瓷”因此而得名。
汝瓷始烧于唐朝中期，盛名于北宋，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北宋后期宋金战乱不息，兴盛前后不过二十余年，所以弥足珍贵。
汝瓷传世品稀少，全世界现仅存65件，分别存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17件、台北故宫博物院23件、上海博物馆8件、英国达维德爵士基金会7件，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馆、美国克利夫芝和圣路易等知名博物馆和私人典藏约10余件。
1952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发展祖国文化遗产、恢复汝窑生产”。
经过上百次实验和研究，1958年烧制出第一批豆绿釉工艺品，1983年8月汝窑天蓝釉经过专家鉴定，均达到和超过宋代汝窑水平。
从此，汝瓷成了汝州市人的一张名片。
汝瓷以名贵玛瑙为釉，色泽独特，有“玛瑙为釉古相传”的赞誉。
随光变幻，观其釉色，犹如“雨过天晴云破处”之美妙，温润古朴。
器表呈蝉翼纹细小开片，有“梨皮蟹爪芝麻花”之称。
北宋时汝瓷器表常刻“奉华”二字，京畿大臣蔡京曾刻姓氏“蔡字”以作荣记。
宋、元、明、清以来，宫廷汝瓷用器，内库所藏，视若珍宝、与商彝周鼎比贵。
被称之为“纵有家财万贯、不如汝瓷一片”。
据古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推论：“从宋微宗崇宁五年，上溯到哲宗元佑元年，是汝瓷发展的鼎盛时期。
当时，北宋皇室，不惜工本，命汝州造青瓷，是因定州白瓷有芒，统治者认为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
汝瓷自此选为皇室御用珍品，亦称汝官瓷。
北宋时期，北方烧造青瓷中心在汝州（时属直隶州即现今的汝州市），当时（公元1102~1127年）汝州辖管郏县、龙兴县（现今宝丰县）、鲁山县、汝阳县（伊阳）、叶县、襄县等地（据《中国美术史》记载）。
汝州四方烧造青瓷器的古窑遗址很多，形成“汝河两岸百里景观，处处炉火连天”的繁荣景象。
南北两大瓷区；北区从北汝河北岸汝州市区张公巷、文庙，大峪乡的东沟、陈家庄至黄窑到临汝镇的坡池；二是以北汝河南岸的严和店起沿东南方向延伸至罗圈、桃木沟和清凉寺、梁洼，直至段店，方圆300多平方公里、上千座窑炉。
鼎盛时窑炉达到了300多处，影响扩及到内乡、宜阳、新安及黄河以北等地，是汝窑生产历史上的昌盛时期。
汝州东北方烧造的是稍有花纹装饰的青瓷，釉色极润泽而带葱绿是早期的产品；南方烧造的，多有印花或刻花的装饰，隐隐浮现在透明的艾绿釉之下，但制作时代可能晚到南宋；市区出土的大多是汝窑新窑器，多为天青色汝官瓷。
汝瓷还生产有天目瓷、白瓷、花瓷及茶色釉瓷等。
唐代，汝州所辖临汝、宝丰、鲁山等地有着丰富的陶土和茂密的树林，大量的方解石、钾钠长石、长石砂岩、叶腊石、莹石、硬质高岭土，软质高岭土、石英等主要原料分布地域较广，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为汝瓷生产提供了便利条件（从汝州城北的唐代墓中，曾出土一件残破的天蓝釉汝瓷碗，属晚唐时期产品。
1988年9月于鲁山县段店古窑址，亦发现残破天蓝釉汝瓷缸，属唐代早期产品）。
北宋时期官府在汝州设窑场，其产品称之为“汝窑”。
“汝窑”出现的时期在越窑衰败之后，产品主要供宫中御用，御拣退之件，方许出卖，近尤难得。
汝窑胎质细润，多数象点燃过的香灰色。
透过釉底处微微带些粉色，不同于同时期的其他青瓷，风格独特，呈现一种淡淡的天青色，有的稍深，有的稍淡，但离不开天青这个基本色调。
汝瓷釉汁莹润，多豆青、粉青、月白、葱绿等。
通体有细片，底有芝麻细小支钉，是支烧的痕迹。
现存故宫博物院的“汝窑弦纹尊（奁）、洗”，是古陶瓷中罕见的珍品。
宋·周辉《清波杂志》、陆游《老学庵笔记》、周密《武林旧事》、杜绾《石谱》、欧阳修《归田集》、明·曹昭《格古要论》、《正德汝州志》等书，曾记载有汝瓷的始况。
“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油（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
”宋人叶寘《坦斋笔衡》清说郛本，曾有“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
”的赞语。
北宋末年，金兵入侵，宋室南迁，由于长期兵灾战祸，汝窑被毁，技艺失传。
虽然元、明、清历代民间窑场仍然不断烧制，但因种种原因，均未成功。
民国27年到30年（1938至1941年），资本家李绍初曾在汝州蟒川严和店汝窑旧址建窑试仿汝瓷，亦未成功。
原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冯先铭说：“汝窑釉色最难仿，比定、钧、耀等窑难度大的多，不易仿制，因此传世制品根本无乱真之作。
”正如清道光年间，督学孙灏诗云：“青瓷上选无雕饰，不是元家始博殖。
名王作贡绍兴年，瓶盏炉球动颜色。
官哥配汝非汝俦，声价当时压定州。
皿虫为盅物之蠹，人巧久绝天难留。
金盘玉碗世称宝，翻从泥土求精好。
窑空烟冷其奈何，野煤春生古原草。
”诗人对汝瓷作了高度评价，但也表达了他对汝瓷失传的感慨之情。
汝官窑址是一大谜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者为寻找汝官窑遗址，曾在汝州市、联郏县、鲁山、宝丰、宜阳、新安等10多个县市，发现多处窑址，均属于民窑系统。
1987年根据宝丰县提供的实物标本，经上海博物馆和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复查并进行试掘，终于在宝丰县西大营镇凉寺村南河旁台地上找到了汝官窑址，面积约25万平方米，内涵丰富，窑具、瓷片堆积如丘，厚2～3米。
最厚者在6米以上。
窑址附近盛产玛瑙石，是汝窑特殊色泽的釉料。
所烧青瓷，色泽莹润，并有美丽的开片。
宋哲宗元祜年间，在青岭镇设巡检司，专管坑治。
试掘中，出土20多件宫廷御用汝瓷，有鹅颈瓶、折肩壶、细颈小口瓶、碗、盘、洗、盂、茶盘托、器盖等。
这一考古新发现，解决了中国陶瓷史上一大悬案，找到了北宋五大名窑之魁的汝窑遗址。
[编辑本段]汝窑的釉色 青如天： 汝官窑天青釉色为主。
但在不同的光照下和不同的角度观察，颜色会有不同的变化。
平常体会，在明媚的光照下，颜色会青中泛黄，恰似雨过天晴后，云开雾散时，澄清的蓝空上泛起的金色阳光。
而在光线暗淡的地方，颜色又是青中偏蓝，犹如清彻的湖水。
究其原因，是汝瓷玛瑙入釉而致使釉面产生的不同角度的斜开片和寥若晨星，大小不一的气泡对光照的不同反射而产生的不同效果。
面如玉：关键是半乳浊状的结晶釉，这种结晶釉对色与光极敏感，青绿釉却能从内反射出红晕。
釉子稍厚处，如凝脂般将青翠固化，又如腊滴微趟，将玛瑙融化之后而又将其垂固。
釉子稍薄处，如少女羞涩面现昏红，又如晨曦微露，将薄云微微染红。
釉面滋润柔和，纯净如玉，有明显酥油感觉。
抚之如绢，温润古朴，光亮莹润，釉如堆脂，素静典雅、色泽滋润纯正、纹片晶莹多变为主要特征。
视之如碧峰翠色，有似玉非玉之美。
汝瓷釉面的光泽，不如官、哥瓷晶莹，更逊于龙泉青瓷，与同为贡御性质并亦为出土的定瓷、龙泉瓷标本作比较，汝釉的光泽度，大抵只及后者三分之一略强。
这说明，玛瑙入釉，致汝釉的玻化程度及釉质的抗腐蚀性均有所下降。
反过来则说明，缺乏明显玻璃质感，是玛瑙为釉的一个重要特征； 釉质肥厚莹润若堆脂，釉面因施釉不匀、显高低不平、久平整，并有少量气泡和缩釉现象， 蝉翼纹： 用蝉翼纹来形容汝官釉面的开片最为形象。
前人用蟹爪纹来形容，这里有二种说法。
其一汁中棕眼隐若蟹爪，是说釉面上因气泡破裂而产生的棕眼犹如螃蟹走过沙滩而留下的蟹爪印。
其二是形容瓷器表面开片的长短无序，呈不规则交错尤如蟹爪。
笔者看法：所谓蟹爪纹是在瓷器开片的一条主纹上，另生出一条次纹，形成一个Y型(蟹爪)，然后在次纹的一边又生出一条次次纹，形成又一个小一点的y型(蟹爪)，......就像一棵树主干生出大枝，大枝生出中枝，中枝生出小枝，小枝生出小小枝一样。
其实中国画技法中创始于宋初的枯树画法的一种方法，就叫做蟹爪技法。
用蟹爪技法来解释瓷器开片的主次、走向，最简单不过了。
不过用蟹爪纹来形容汝官釉面开片却有不足，因为它只形容了开片的主次及走向，却无法形容汝官釉面中的斜开片。
因而有人在考虑这方面时就用鱼鳞纹或者冰裂纹来形容。
因此用蟹爪纹、鱼鳞纹、冰裂纹来解释汝官釉面的开片都是只抓住了一点而没有顾及其余。
而蝉翼纹既包含了蟹爪纹又包含了鱼鳞纹或冰裂纹，是形容汝官釉面的最形象比喻。
蟹爪纹，形容瓷器开片的主次、走向。
晨星稀：汝窑器釉厚，釉中有少量气泡，古人称为“寥若晨星”，在光照下时隐时现，似晨星闪烁，汝窑瓷片的断面，肉眼可见一些稀疏的气泡嵌在釉层的中、下方。
用放大镜于釉面上观察，中层的这些气泡，于釉层内呈稀疏的星辰状，大的如星斗。
但是，蕴藏在釉层最底下的另一部分气泡，从釉面上则很难透见。
汝瓷在其胎体的釉层间，有一排肉眼可见的大小气泡，这类同宋龙泉、南宋官窑等青瓷体系釉内气泡排列有异的景象，属玛瑙釉为釉的又一特征。
同时表明，玛瑙的粘度很强，以致釉内与胎体中的空气，在烧制过程中无法正常溢出，较多的被封闭在釉的下层；芝麻支钉釉满足：。
高濂的《遵生八笺》说汝窑“底有芝麻细小挣针”。
在器物底部可见细如芝麻状的支钉痕，痕迹很浅，大小如粟米，汝窑是钉痕大部分如芝麻粒那么大，这是其它瓷窑所少有的。
棕眼：釉面的气泡在窑中焙烧时爆破后未经弥合而自然形成的小孔。
鱼子纹：鱼子纹是指在汝瓷釉面上有片状泛黄有异于汝瓷天青釉面的色块。
对鱼子纹的解析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是釉面细小的开片细若鱼子。
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中写道：”汝窑在河南汝州，北宋时所创设也。
土脉细润，如铜体，有厚薄，汁水莹润。
有铜骨无纹者，有铜骨鱼子者……”。
对汝瓷的开片有各种形容，如蟹爪纹，冰裂纹，蝉翼纹，鱼子纹等，但我觉得用蝉翼纹来形容是恰如其分。
而汝瓷釉中多布红晕，有的如晨曰出海，有的似夕阳晚霞，有的似雨过天晴，有的如长虹悬空，都是一些美丽的形象比喻，有点夸张。
说到底就是釉面中泛起的红斑块显露在青色的釉面上，好像鱼子飘浮在水面上，仅此而已，我甚至觉得，这是汝瓷的缺陷。
不过对汝瓷来说，又多了一个非典型特征。
值得一提的是：有铜骨无纹者。
所以，鱼子纹是汝瓷的非典型特征。
蔡字款铭文，涂紫褐护胎釉，色泽深沉。
当属宋朝蔡京{(1047~1126年) 字元长，仙游(今属福建)人。
官至司空，拜太师。
蔡京的文房用品。
蔡京为北宋米蔡苏黄书法四大家之一,所用的文房以及其他用品当属地方官员所送。
大家熟悉的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中：杨志押送金银担：吴用智取生辰纲。
这里的生辰纲就是北京大名府梁中书收买十万贯金珠、宝贝、玩器等物，送上东京，与他丈人蔡太师庆生辰。
可见当时全国各地官员贿赂蔡京的情形。
蔡京乱政专权达二十年之久。
鼓吹丰亨豫大，耗竭国库资财，把北宋拖到了灭亡的边缘。
史载蔡京在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在北宋将灭逃离京城时，把他平日所积金银珠宝、文房清玩用船运走，装了满满一大船。
为了防备盗匪抢夺，蔡京还将其中的四十担金银珠宝寄放到浙江海盐的族人家中，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宋钦宗将蔡京贬为崇信、庆远军节度副使，韶州（今广东韶关）安置，路上死于潭州(今湖南长沙)。
汝州与宝丰之间 就是汝瓷的遗址
元朝贵族一般怎样埋藏，陪葬品的代表事物是什么
元朝皇帝陵墓的谜底 多少年来,历史学家总是说元朝不存在皇陵,但是本人却难以苟同,我认为,元代不仅有皇陵,而且规模还不是太小,只是目前还没有发现. 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寻找此事,现在我初步认为,元朝皇陵位于承德市北边郊区的双峰寺镇一带,原因主要是:1,这里在70年代学大寨期间,在平整土地时,曾经发现大量古墓;2:古墓经研究为元代墓葬;3墓葬规格很高,只是当时正处于文革时期,古墓被破坏或平掉了.虽然当时出土的大量文物已经散落民间或被农民破坏,但是从棺木和出土文物看,这些墓葬绝非一般贵族的墓葬,所以我猜测在这些被平整土地的下面,仍然存在着大量未被发现的墓葬---元代皇陵. 中国历代皇陵基本都有记载，也都有发现。
为什么元朝在史书中却没有记录，现实中也没有发现
元朝是一个少数民族执政的政权，在元朝以前的宋代盗墓现象十分严重，元朝统治者为了死后不被盗墓者抛尸荒野，所以有关皇陵的事情统统不予写进记录，为的是不会为外界了解皇陵的任何信息。
元朝当时的承德，是人烟稀少之地，皇陵所选的位置前为水，后为山，其山形似巨龙，其水形似弯月，是风水极佳之地。
“文革”期间的“学大寨”运动使得这些陵墓边上的一些小的后妃陵墓被挖出，当时并没有人重视，时间长了人们也淡忘了此事。
但是元代墓葬如同这种规格的肯定不是平民百姓，加之当时承德又是人迹罕至，不可能有百姓死后，又到很远的地方埋葬，那么就只有一种解释：这些墓葬是元代的贵族或皇家的陵墓。
元朝时蒙古族的丧葬习俗大部分实行的是裹体埋葬,就是用布将尸体裹起来,然后埋葬.但是贵族与皇族所实行的丧葬习俗都和汉族人比较相像,只是元朝建立以后,并没有实行汉族丧葬那种大操大办,以及随葬品很多的习惯,即使贵族和皇族也大都比较节俭. 成吉思汗当年死在六盘山下时,曾经密不发丧,待尸体运回老家后才举行葬礼,由于各地交通和信息的原因,光告别仪式就持续半年多,送葬和埋葬成吉思汗的人因为在回来后全部被杀,成吉思汗的墓葬在哪里就无从查找了,为了祭祀成吉思汗,蒙古人设置了成吉思汗的衣冠冢用以拜祭. 元朝建国以后,把中国人分成了四类: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实行等级管理制度,文化,风俗,在一开始都互相区别,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蒙古人和汉族人的文化开始互相融合,汉族的丧葬习俗也更多的被蒙古族所使用,尤其是皇族.在已经发现的元代墓葬中,很多贵族的随葬品很多就是一个例证.近两年在内蒙的赤峰一代曾出土了几座元代墓葬,经考证就是蒙古人未进关前的墓葬,随葬品有金银及瓷器,其中有大半是宋代时期的汉族工艺品,说明在进关之前,汉蒙文化的交流就已经很多. 蒙古人埋葬死者习俗绝非一般我们所知道的下葬后用马把坟头踏平,然后杀一只母骆驼把血洒在坟上这么简单,如果为了找不到，为什么还要修坟头呢
直接埋葬不要坟头不就可以了
真正元代墓葬不仅有坟头，而且还会有随葬品，尤其蒙古贵族。
因为我自己就是蒙古族人，我也一直在研究蒙古族的丧葬文化。
现在国内理论界对蒙古族所建立的元朝的历史研究应该是非常的薄弱，尤其对元朝皇帝陵墓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当我提出元代陵墓的所在的下落时肯定会招致反对的声音，但是我认为元代陵墓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并且通过最近几年元代蒙古人墓葬的出土我更加确认元代皇帝陵墓是存在的，只是还没有最终被确认。
那么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发现
我认为元代的历史记载使得我们的研究走向了误区。
元代时虽然各民族的交流日益增多，但是民族矛盾也越来越尖锐，面对这种民族矛盾元朝统治者为什么就不可能隐瞒他们自己的历史秘密呢
古时后的迷信说法是破坏了别人的祖坟就破坏了别人的风水和根脉，后代的人就会倒霉。
元朝人的迷信思想特别是统治者的迷信思想更甚，他们为什么不可能隐瞒掉这些墓葬的历史以防有人破坏他们的风水，保证他们统治的千秋万代呢
从元代历史来看，我们找不到皇陵的准确信息，在历史的记录中我们只能发现所谓的皇帝死后简单埋葬，马踏坟头之说，但是这是真正的事实吗
我们都很难判断真伪。
何况元代历史记载只说皇帝死了，而对埋葬这样的大事却很少去费笔墨去写，为什么
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对丧葬的地点以及规模讳莫如深，根本不允许出现在历史的记载中，他们在隐藏什么
他们在隐藏皇帝陵墓的全部秘密，让当时的人不知道，更让后代的人不知道，为的是保住他们墓葬的完好，为的是不让异族来盗掘他们的坟墓。
也许有人要问，从有历史记载以来的皇帝陵墓到现在已经发现和发掘了200多座，而恰恰却没有元代的皇帝陵墓呢
我的想法是：首先，元代时蒙古人统治中国，而蒙古人的丧葬习俗的确与汉族人有区别，第二蒙古人为了保护他们自己认为是最高的机密，所采取的保护手段也会是非常规的办法，第三蒙古人统治时期，北方基本上是由他们控制，而北方人口稀少，加上他们所采用了比较特殊的丧葬保护手段，这就使得我们现在很难发现皇帝陵墓的确切位置，没有发现不代表并不存在。
既然元代皇帝死后是要埋葬的,那么就会有陵墓的存在。
我对元代陵墓的历史进行了多年的研究，我确认元代帝王陵墓的地点应该在北京的周边地区，分布的直线距离距离北京不会超过500公里，因为当时如果帝王死后要想把尸体运到内蒙古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从北京出关有几条路线：1，从古北口到承德，再到围场，这条路有400公里左右，这还只是到围场的距离。
2，从西边的延庆到张家口，再到张原，这条路有500公里左右的路程，这还只是到张北的距离。
3，东出山海关走锦州，但是这条路虽然好走但到达内蒙古草原的路太过遥远，基本是要否定掉了。
那么如果走西北两条路，都要走山路和无人区，这对于运送尸体来讲是非常困难的，首先要防止住尸体的腐烂，还要保证长途运输的安全，再者元朝建国后贵族基本南迁到了北京及周边地区，皇族在其起家之处已经没有了自己的亲人，又怎么可能劳师动众把尸体运送到千里之外的地方去埋葬
所以元朝的帝王陵墓所在地的最大可能性，就是在北京的周边地区，所以我们的搜寻目标也就要放在这些距离北京比较近的地区，东至唐山地区，北至承德地区，南至保定地区，西至张家口地区，只有这些地区才可能是元代帝王陵墓所选择的最佳地点。
关于元代皇陵总共有五种说法，其一：八白室说，但是八白室只是成吉思汗的祭祀之所，并非陵墓，现在已经被否定。
其二：是大鄂托克说，大鄂托克－－大地的意思，在《黄金史纲》、《黄金集》、《蒙古源流》中都有记载，但是说元代皇陵在大地之下岂不是有些无厘头。
其三：泸沟河畔说，泸沟河在元代又叫陆局河、驴河驹、怯绿连河、怯鲁连河、客鲁连河，今天叫克鲁伦河，它发源于蒙古国的肯特山脉，注入我国内蒙古呼伦贝尔的呼伦湖，全长1240公里，这种说发与上一种说法相似，给人以海阔天空的感觉。
其四：不儿罕合勒敦山说，在今天的蒙古国大肯特山脉南部，《史集》、《元代秘史》等中外书籍多处提到此处，这种说法也确有一些依据，因为此处与蒙古人的始祖和成吉思汗渊源颇深，因为这里就是蒙古人的发祥地，但是发祥地就一定要做墓地吗
至少至今还没有验证。
其五:就是现在普遍认可的起辇谷的说法,这来源于<元史>,但是起辇谷在哪里?说法不一,元代历史中也没有准确的位置记载,这就是说只告诉你名字,没有告诉你姓什么,虽然近两年研究说起辇谷是古连勒古的译音,与大肯特山南部相吻合,但是我认为远没有这么简单. 我们先看一下元朝皇帝更迭的经过： 太祖 铁木真 (1206) 也速该之子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被蒙古尼伦部拥戴为汗。
后击败塔塔儿、乃蛮、克烈等部，统一漠北，南宋开嬉二年（1206年）被蒙古各部酋长推为蒙古大汗，尊号为成吉思汗，蒙古帝国正式诞生 太宗 窝阔台 (1229) 铁木真第三子 1227年成吉思汗死，以第四子拖雷为监国。
1229年耶律楚材以太祖遗诏召诸王毕会，清立窝阔台，拖雷与诸王即奉窝阔台即汗位。
即位后与南宋联合灭金 定宗 贵由 (1241) 窝阔台长子 1241年太宗死，遗诏立皇孙失烈门为嗣，皇后乃马真氏不从，乃自称制。
1246年七月，乃马真氏会诸王、百官、立皇子贵由为大汗 宪宗 蒙哥 （1251） 成吉思汗孙，拖雷长子定宗卒，皇后海迷失称制，皇子失烈门，诸王不服。
1251年在忽里勒台大会上，蒙哥被诸王拥立为大汗，蒙哥汗八年，派大军攻宋。
九年（1259年）七月，死于攻宋军中 世祖 忽必烈 (1260)拖雷第四子、蒙哥弟蒙哥汗元年，受命总管漠南汉地，蒙哥汗九年（1259年）率军攻南宋鄂州，闻蒙哥汗死，于其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率军迎蒙哥灵辇，收皇帝玺，十年（1260年）抵开平，废除由忽里勒台大会选举大汗之制，由部分贵族支持，即大汗位，建年号中统。
后自和林迁都于燕京，改称大都。
至元八年（1271年），定国号为元。
至元十六年（1279年）灭南宋 成宗 铁木耳。
真金之子因其父皇太子真金早卒，故于至元三十年被立为皇太孙，太祖死，即帝位 武宗 海山 （1307） 答剌麻八剌之长子即位前封怀宁王。
大德十一年正月成宗卒，二月，成宗兄子爱育黎拔力八达监国，迎其兄海山，五月，海山即帝位 仁宗 爱育黎拔力八达 (1311) 答剌麻八剌之子 武宗即位初立以位皇太子，武宗卒，遂即位 英宗 硕德八剌 (1320) 爱育黎拔力八达嫡子以皇太子嗣位，在“南坡之变”中被政敌铁失等蒙古贵族杀害 泰定 也孙铁木儿 (1323) 甘麻剌之长子即位前封晋王，镇守漠北，至治三年（1323年）八月英宗被害，九月，也孙铁木儿在漠北被铁失等拥立为帝 天顺 阿速吉八 (1328) 也孙铁木儿幼子泰定帝死后，大都发生政变，签枢密院事燕贴木儿集百官于兴圣宫，宣布迎立武宗次子图贴睦尔。
时丞相倒剌沙在上都，闻变，于1328年九月拥立皇太子阿速吉八即帝位。
同年十月，??个月 文宗 图贴睦尔 (1328) 武宗次子泰定五年（1328年）泰定帝卒，九月，燕贴木儿拥立怀王图贴睦尔为帝。
天历二年（1329年）正月，明宗和世梀在漠北即帝位。
三月文宗图贴睦尔遣使奉皇帝玺北迎明宗。
四月，明宗立文宗为皇太子，八月，明宗南下，文宗亲迎。
明宗宴皇太子及诸王，被害暴卒，文宗复为位。
1332年八月，文宗病死于上都 明宗 (1329) 武宗长子泰定帝死，图贴睦尔在大都被拥立为帝，时天历元年九月。
天历二年（1329年）正月，图贴睦尔谴使迎其兄和世梀即帝位，是为明宗。
八月，图贴睦尔将明宗毒死，复位。
明宗在位仅八个月 宁宗 懿璘质斑 (1332) 明宗次子至顺三年（1332年）十一月宁宗卒，皇后卜答失里奉遗诏立明宗次子鄜王懿璘质斑为帝。
十月即位，十一月卒，在位仅四十三天 惠宗 妥懽贴睦尔 (1333) 明宗长子至顺三年（1332年）十一月宁宗卒，文宗皇后卜答失里立明宗长子妥懽贴睦尔为帝，因遭权臣燕铁木儿反对，次年六月始即位，改元元统。
至正十一年（1351年）红巾军起义爆发。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朱元璋部将徐达兵逼大都，顺帝北走。
徐达克大都，元亡。
1370年，顺帝病死于应昌。
在上述元代皇帝的更替过程中，内乱更替多于自然更替，因此他们的墓葬绝不会象其它朝代一样皇帝一登基就开始修建陵墓，待死后隆重下葬。
但是也不能说这样的更迭就是没有了皇帝的陵墓，因为元朝皇帝更迭只是皇族内部的事情，他们在登基后绝不会让原来的皇帝抛尸荒野，也必须予以下葬，甚至为了掩人耳目还必须对外说厚葬。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要把他的前任皇帝葬在哪里
运回大漠之北吗
既然他是武装夺取的政权，那么他还会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将尸体运到几千公里以外，还要为尸体在路途的漫长时间里做好防腐处理
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很小。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在北京的周边地区找到一个埋葬的地点，修建一个小型的陵墓。
从元代的历史来看,虽然元朝不到100年的历史,但是其影响力远及欧亚大陆.蒙古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原来分布在额尔古纳河流域,8世纪时开始西迁,游牧于克鲁伦河、土拉河源头、肯特山以东地区。
当时的草原上有塔塔尔、克烈、刁蛮、汪古等很多部落，蒙古只是其中的一支部落的名称。
后来蒙古部落统一了草原，就成了各部落的通称。
1189年，蒙古部落首领铁木真被推举为蒙古部落首领，尊称为“成吉思汗”，他经过16年征战，统一草原，建立了封建汗国。
1206年蒙古各部落在斡难河畔举行忽里勒台（部落联盟会议）推举铁木真为全蒙古的大汗。
从此以后东起黄河，西至多瑙河，地跨欧亚大陆的征战。
成吉思汗时期，蒙古族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是藏族人八思巴在任元朝国师时参考藏文的字母创建了蒙古文字。
由于元代蒙古族人的墓葬形式，而导致现在的很多人把普通蒙古族人的墓葬形式和皇帝贵族的墓葬形式混为一谈，这就导致了我们在研究元代皇帝陵墓时出现偏差，这种偏差严重影响了我们正确认识元代皇帝陵墓埋葬地点。
回过头来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元代皇帝陵墓的埋葬地点是在蒙古国的大肯特山南部，从北京到蒙古国大肯特山的南部究竟要走多长时间，按照当时的交通状况来说应该在5个月以上，而5个月后运到了大肯特山，又要在没有任何亲属的情况下下葬，这种可能性本身就很小。
蒙古人建立元朝以后，其皇族及贵族已经南迁，这一点在《元史》中有明确的记载，也就是说，蒙古人的发祥地是在大肯特山，但是其建立国家以后就全部离开了其发祥地，再回到其发祥地建皇帝陵墓的可能性何在
元代蒙古族人把大肯特山做为他们心中的天堂，但是蒙古族当时是一个马上的民族，他们随着征战而进行迁移，实际上在成吉思汗开始征战时他们就已经不再回到大肯特山了。
由于蒙古民族在元朝建立以后，蒙古族人大量的向长城以南迁移，用以维护其民族通知地位，逐渐形成了分散全国的统治网络，历史上的朱元璋等农民起义运动，便是汉族及其它被统治和被压迫的民族不堪蒙古人的高压统治而举兵反抗，最终建立了明朝政权。
历史和小说是有区别的，但是也有相似之处。
小说可以去臆造，可以去想象，历史是“真事”的记录，但是历史真相也最容易、也最可以被统治者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书写、去记录。
元代皇帝陵墓正是当时的统治者掩盖真相的产物，有关《元代秘史》、《元史》中对皇帝陵墓的记载是不真实的，是记录历史的人故意而为之。
无论《黄金史纲》、《元代秘史》都是有人故意在有关皇帝陵墓的埋葬地点上故意作假，其目的很明显就是要保住这个关乎蒙古民族兴衰的大秘密，以至于到了根本不想把皇帝埋葬的事情写入历史的地步，即使记载、写下了，给后人看到的也是几千里的空间范围，让你根本就无从下手，难道元代的历史官员都没有地理概念吗
我看不然。
如果他们没有地理概念就不会把皇帝陵墓埋葬的具体地点写成大鄂托克、泸沟河畔这样的广袤的地理位置，难道他们真的连皇帝陵墓在哪里都不知道吗
这也是不可能的。
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写史书的人被告知不能写具体真实的地点。
宋朝时盗墓现象十分猖獗，有“新土未干、已遭盗掘”之说，元代统治者很清楚这一点，如果他们真的是用两片木头“凿为人形，合而为一”，“深埋之、马踏为平”根本不设随葬品，那他们又怎么会 惧怕盗贼呢
历史记录官员尽管可以写得明明白白，告诉人们准确的地点，因为什么随葬品都没有又怎么有人去盗墓呢
历史上有成吉思汗的宝藏的传说，说成吉思汗掠夺的大量金银珠宝被埋藏在什么什么山的洞里，很多人都去寻找，最终却空手而归，这虽然有些传奇的成分，但是也说明了一个道理。
从发现的元代蒙古人的墓葬来看，作为平民都有一些随葬品，皇帝贵族肯定不会比平民还清贫吧
他们死后可以不设大规模的陵墓，总不会连陵墓也不建吧
《1999年9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会同沽源县文化广播电视局,对俗传的“梳妆楼”进行考古勘察时发现,此处竟是一个长140米,宽74米的陵园。
楼内是一座古墓,在地下2米左右,发现一长体竖穴砖石墓,墓内并列三具棺木,中间棺木极其独特,从整体看像半截松木横卧其中。
仔细端详,才知是在三分之一处已竖立锯开,内挖与人体相当的凹槽,死者便置其中。
东西两个棺木与现代棺木类似,但西边棺木出土后仍崭新如初,棺底有两层,上层有七个与北斗星类似的七个圆,史称“七星棺”。
棺底全用青砖砌成,上铺一层枕木,棺与棺之间均用砖墙相隔,并有木条相衬,然后用铁条箍紧,上覆大青石。
三名死者为一男二女,男即为元世祖忽必烈的女婿阔里吉思,二女即阔里吉思的两个妻子,身份均是公主。
死者服饰华丽、考究,具有元代蒙古族特色的质孙服和织金绵,并具有等级很高的龙纹鎏金银带装饰,还发现朱梵文咒语及其图案。
同时还出土宝剑、古钱币、铜印等若干珍贵文物。
据文物专家介绍,元代蒙古人的墓葬在全国少见,而具有这种墓上建筑的墓葬形制,并以树为棺在河北独一无二,在全国也属罕见》。
从上文中我们很容易发现，有关元代蒙古族的墓葬形式的传统说法是错误的。
《该墓葬为坐南朝北的竖穴墓道土洞墓，墓室南北长3.3米、宽2.2米，墓室门以5层土坯竖砌与平砌相间封堵。
墓室前端摆放陶马车及陶俑等，后端摆放两具木棺。
前厅东西两侧各有一进深0.8米、高1.2米的耳室。
东侧耳室似为厨房摆放厨炊用品，西侧耳室似为粮库，内中摆放陶仓等，其中5个仿藤编陶仓制作精美，仓内还有已风化的谷类等作物。
墓室前厅及耳室共出土陶器、瓷器等，另外还有铜钱币。
陶器主要有陶马车、陶马、陶俑、陶仓、陶几及玉壶春瓶、贯耳八卦瓶、盏、盏托、灶等；瓷器有面施黄白釉的瓷碗等。
出土的铜钱共有150余枚20多个种类，主要有唐代开元通宝和宋代钱币，从宋太宗朝的太平通宝、淳化元宝等延贯后世历宋币、直至北宋末徽宗朝的大观通宝、政和通宝等，以及南宋高宗朝绍兴元宝、宁宗朝嘉定元宝，还有金代海陵王朝正隆元宝。
这些历代钱币延亘时间跨度近600年，估计不会是持续流通所用，很可能是墓主有钱币收藏爱好所集攒。
陶俑有10余个人物以及龙、牛、羊、鸡等动物若干，均呈现黑铁色。
陶俑人物高约40厘米，雕琢精细，面容须发眉目、衣袍幅摆皱褶皆纤毫毕现，姿态生动、形神兼备，似为随从出行状。
从人物的束发、衣着等看，似有蒙古人的特征。
这些黑陶俑数量丰富、组合明晰、时代特征鲜明，工艺手法较先前历代更为精致完美，为靼驳厍乖峥脊胖兴欢嗉贰?br \\\/> 从上面的这段文字看出元代蒙古族的墓葬其随葬品也是非常丰富的，这些发现还只是贵族的陵墓，皇家墓葬就会真的象人们认为的“没有随葬品，挖坑深埋，马踏平之，后人莫知”吗
截至到2006年9月，在全国各地发现的元代蒙古族墓葬中，很多都可以证明元代的墓葬随葬品是有的，而且还很多。
笔者认为元代蒙古族帝王陵墓首先是存在的，虽然规模可能不如历代汉族帝王或清代帝王，但是说元朝没有皇帝陵墓肯定是错误的。
笔者在前面说过元代皇帝陵墓的可能分布地点，在张家口、保定、承德、山海关以内的这个圈子里，这是有非常有力的证据的， 反过来我们再说元史中关于皇陵在起辇谷的说法，这种说法表面上看起来有很多的道理和依据，但是我们只要把元朝的历史上皇帝的更迭结合起来就不难想象这中间有很多的悬疑之处：1，起辇谷在明朝以前的史料中只是在元代的记载中出现过，究竟是在哪里
洲、府、县的记录中都找不到。
它到底是一个大的地名还是一个小得在任何地理书籍中都不可能记录的小地方
现在我们无从知晓。
2，既然起辇谷是皇帝陵墓所在地，就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地方，为什么这么重要的地方在记录中只是少有文字，惜墨如金呢
1303年（元大德七年），孛兰盼、岳铉等人编纂完成了《大元大一统志》，在此之前的1286年元世祖曾命扎马拉丁等人编纂元朝地理志，后由孛兰盼等人修改完成，本书沿袭前人地图志成例，所记洲府、县事，分为建制沿革、坊郭乡镇、里至、山川、土产、风俗形式??一部舆地书，这么一部书中竟然连起辇谷这么重要的地方都没有记载，难道不让人产生疑问吗
首先我们分析成吉思汗陵墓。
依照中国的惯例，皇帝死后都要有谥号，成吉思汗被后代上谥为“圣武皇帝”，成吉思汗一生征战无数，死前轰轰烈烈，死后也不会甘于寂寞，波斯史学家支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记载：“挑选40名出身于异密和那颜家族的女儿，用珠玉、首饰、美袍打扮，穿上贵重衣服，与良马一道，被打发去陪伴成吉思汗之灵”，说明但是殉葬品中，不光有饰品、马匹，还有人殉葬现象。
成吉思汗死后不久，到过蒙古草原的南宋人彭大雅说：“其墓无冢，以马践蹂，使如平地。
若忒没真（铁木真）之墓，则插矢以为垣，阔逾三十里，逻骑以为卫”。
由此可见成吉思汗墓地也是有保护措施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每一个王朝的皇帝大都有共同的墓地，但是也存在开国皇帝和后代皇帝不在一起的现象，如明朝就是。
元朝存在将近100年，其中忽必烈建国后，都城从上都迁移到大都，都城的迁移很可能造成墓地的重新选择。
成吉思汗墓地确切的位置应该不是在大肯特山，而是在鄂尔多斯草原，虽然后来的史学家都否定了这种说法，但是从南宋人彭大雅的记述中我们应该能得到结论，即彭大雅所到之地是内蒙古草原，而不是外蒙古，这就是说彭大雅是在内蒙古草原看见的成吉思汗陵墓，因此推定成吉思汗陵墓是在目前我国的鄂尔多斯草原上，只是可能在当时“碧草如茵、繁花似锦”的草原因为沙漠侵袭变成了不毛之地，后人才在甘德尔敖包上修建了成吉思汗陵以供祭祀。
关于“起辇谷”之说，只是见于《元史》。
在《元史》中不仅记载了元世组（成吉思汗）、元太宗（窝阔台）、元定宗（贵由）葬在起辇谷，而且还明确记载元世祖忽必烈、成宗铁穆耳、武宗海山、仁宗爱育黎拔力吧达、英宗硕德八刺、泰定帝也孙铁木儿、、文宗图帖睦尔等都葬在起辇谷。
而在其它的记述中却很少或者根本没有这些记载，或者风马牛不相及。
但是有一点是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元代皇帝陵墓肯定存在。
如果我们相信《元史》中所记录的是真实的，起辇谷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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