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的驴都没有你忙啥意思
要说的生产队的驴都没有，你忙意思就是说一天到晚就看到你在那里忙了，忙得昏头转向的，好像比人家生产队的驴要忙了
战争的故事 名人事例
8. 名 马本斋 性 别 男 民 族 回族 籍 河北献县 出生年 1903年1月1日 牺牲日期 1944年2月7日 1941年1月,奉部北上,挺进大清河北,粉碎了敌人对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分割,蚕食政策.同年夏,率部转战子牙河畔,先后作战27次,歼敌500多人,有力地配合了八路军的正面作战.因此,引起敌人极大仇视.日敌山本队长写信威胁:有你马本斋就没有我山本,有我山本就没有你马本斋….他针锋相对地回敬道:有你山本就没有我马本斋,有我马本斋就没有你山本…….后其家房屋被烧,母亲被捕.但他仍坚定抗日决心,毫不动摇.母亲牺性后,他奋笔疾书:伟大母亲,虽死犹生,儿承母志,继续斗争! 1942年4月,率部参加了陈庄歼灭战.后奉命率部转战鲁西北抗日根据地.1943年秋,又奉命调到范县,观城一带,组织了新的第三分区粉碎了敌人的秋季扫荡.同年11月,率部参加了八公桥战斗,被冀鲁豫区党委书记黄敬盛赞后起的天下军事家.1944年2月7日,身患重病.弥留之际,仍不忘抗日.叮嘱身边同志:让部队等着我!我不行了,把我的家属送到延安去,告诉三弟抗战到底!后病逝于山东省莘县张鲁镇. 同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周恩来,朱德为他赠送了挽联.吴玉章在悼词中称赞他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模范军人和民族英雄.后张鲁镇人民献出10亩土地为他修建了祠堂.1956年,他的家乡东辛庄被命名为本斋回族自治乡. 7.姓 名 冷云 性 别 女 民 族 汉族 籍 贯 黑龙江桦川 出生年月 1915年 牺牲日期 1938 1935年在桦川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以教师身份做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6年参加抗日联军,任五军和四军女同志合并后的妇女团指导员.1938年8月,五军西征部队到达五常县境内,多次遭到敌人围攻,战斗异常激烈,队伍损失很大.妇女团随一师部队突围后拟返牡丹江休整.10月上旬的一天,部队正准备渡过乌斯浑河时,遭敌人突然袭击.立刻组织其他7名女同志主动向敌人开火,吸引敌人,掩护大部队突围.大部队冲出包围之后,几次回枪救援.为保存部队实力,她们多次向部队喊话:同志们,冲出去,保住手中枪,抗战到底!因敌人众多,武器精良,我方多次救援都没有成功.带领全体女战士决心和敌人决一死战,在弹尽粮绝,敌人步步紧逼的情况下,大义凛然,背起受伤的战友,手挽着手,昂首挺胸,毅然跳入河中,壮烈牺牲.这就是著名的八女投江. 6姓 名 王二小 性 别 男 民 族 汉族 籍 贯 河北涞源 出生年月 1929年 牺牲日期 1942年10月25日(农历9月16日) 中国少年抗日英雄.1929年生于河北省涞源县上庄村.抗日战争时期,王二小的家乡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经常受到日本鬼子的扫荡,王二小是儿童团员,他常常一边在山坡上放牛,一边给八路军放哨.1942年10月25日(农历9月16日),日本鬼子又来扫荡,走到山口时迷了路.敌人看见王二小在山坡上放牛,就叫他带路.王二小装着听话的样子走在前面,为了保卫转移躲藏的乡亲,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突然,四面八方响起了枪声,敌人知道上了当,就气急败坏地用刺刀挑死了王二小.机智勇敢的小英雄王二小,就这样被日本侵略者残酷地杀害了,牺牲在涞源县狼牙口村,年仅13岁.正在这时候,八路军从山上冲下来,消灭了全部敌人. 王二小牺牲后,当地军民把他埋葬在刘家庄的山坡上.当时任涞源县青救会干部张士奎(现为保定市离休干部)同志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报道给了边区青救会,《晋察冀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这条消息.词作家方冰,曲作家劫夫根据这篇报道,立即创作了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这首歌曲一直传唱至今,感染了无数青少年.现在,王二小的坟上长满了青草.他的鲜血染红的那块大石头,现在还静静地卧在山沟里,人们把它叫做血色石. 为了纪念小英雄王二小,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在二小的家乡涞源县上庄村建设了二小希望小学,延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作家陈模创作了革命传统纪实小说《少年英雄王二小》,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投资拍摄了故事片《少年英雄> 5 左 权 曾多次亲临前线部署作战方案,而且常通宵达旦工作,几次因劳累过度而晕倒在指挥室.在关家垴最后决战中,亲临前沿阵地,调集八路三个旅,一个纵队和一个团,一举围歼日军片山旅团约8000人.为解决八路军严重缺乏枪械弹药的困难,还曾于1939年在太行山区的黄崖洞建了一座兵工厂,朱德称它是八路军的掌上明珠.1942年2月,指挥八路军总部警卫团,一举粉碎矛头直指八路军总部的日军二月扫荡.同年5月25日,在辽县前沿阵地指挥作战时,不幸被一弹片击中头部,壮烈牺牲.为永远纪念这位抗日阵亡的八路军最高将领,经当时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批准,将辽县改称左权县.现河北省邯郸市晋鲁豫烈士陵园建有左权墓和左权纪念馆. 4 张 自 忠 1939年5月,敌酋冈村宁次调集10余万日军进犯随县,枣阳.他率三十三集团军从外线夹击敌人,并率领骑兵第九师及总部手枪营出敌不意,冒险东渡襄河(汉水的一段),拦腰截击敌军主力,在田家集大败日军,取得了襄东战役的胜利.1940年5月,日军集结重兵向宜昌发动进攻.他率部从右翼打击向枣阳地区进犯的日军主力.出击前,召集军事会议,鼓舞士气,全军士气高昂,与敌激战,连连告捷.5月7日,率总部手枪营和七十四师的两个团,从宜城东渡襄河,给敌人以极大威胁.日军调集主力,折回反扑.经过七,八天的苦战,部队减员甚重,粮弹两缺.5月16日,被困在南瓜店的杏儿山,缸子口.从早晨到中午,他奋勇督战,不肯退避.在战斗中,肩部中弹,仍指挥若定.18日,日军冲上杏儿山,他身中七弹,仍呼喊杀敌报仇,为国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1940年5月28日,国民政府为他举行国葬.中共中央在延安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在祭文中给以高度评价.1956年以来,人民政府几次拨款重修了南瓜店等地的张公祠,衣冠冢,殉国处纪念碑.在重庆北碚梅花山,还建立了张自忠将军陵园和张自忠将军生平事迹陈列馆. 3 姓 名 赵一曼 性 别 女 民 族 汉族 籍 贯 四川宜宾 出生年月 1905年 牺牲日期 1936年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调到东北,在沈阳工厂中领导工人斗争.1933年,任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同年4月,参加领导了哈尔滨电车工人反日罢工斗争.1934年春,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铁北区区委书记,发动群众,建立农民游击队,配合抗日部队作战.后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团政治委员,率部活动于哈尔滨以东地区,给日伪以沉重的打击. 1935年11月,与敌作战中,为掩护部队负伤后在昏迷中被俘.在狱中,敌人动用酷刑,她坚贞不屈.敌人为获得我军情报,送她去医院治伤.她却乘机晓以民族大义,教育争取了看守的伪警察和治伤的护士.1936年6月28日,3人一同逃离哈尔滨奔往抗日游击区.第三天清晨,在距离游击区不到10公里处,被伪骑警追上逮捕.敌人用尽各种酷刑,她严守机密,挫败了敌人的图谋. 1936年8月1日,敌人将她押往珠河县.在火车上,她给儿子写下遗言: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第二天,敌人将其绑在大车上,在珠河县城游街示众.面对敌人的屠刀,她大义凛然,毫无惧色,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壮烈牺牲于珠河县(今黑龙江省尚志县)小北门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宜宾为她建立了纪念 2 姓 名 赵尚志 性 别 男 民 族 汉族 籍 贯 辽宁朝阳 出生年月 1908年 牺牲日期 1942年 1936年8月间,他被任命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下辖七个师,全军约六千多人,活跃在松花江两岸二十多个县境内.1939年后,由于日伪军连续派重兵讨伐,抗日战争进入艰苦时期,敌人曾悬赏一万元,通缉赵尚志,叫嚣一钱骨头一钱金,一两肉一两银.敌人还多次派遣特务奸细混入抗日军内部,企图暗杀他,均未得逞.他一贯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在党内针锋相对的和王明,康生等人左倾路线做斗争,因而曾两次被错误的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军内职务,但他丝毫没有消沉,依然对党赤胆忠心,继续坚持抗日武装斗争.1942年1月,他带领小分队从苏联回到东北,在梧桐河一带活动.2月2日在袭击梧桐河警察分所时,被乔装成老百姓的特务击伤腹部,昏迷中被俘.他伤势十分严重,敌人决定对他进行突击审讯,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与敌人进行顽强斗争.他对审讯他的伪警察说:你们不也是中国人吗!现在你们出卖了祖国,……还有什么可问的呢.说完了他狠狠地瞪着审讯他的敌人,闭口不语.他英勇牺牲了.全国解放后,黑龙江省珠河县第一届工农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把珠河县改为尚志县 1 姓 名 杨靖宇 性 别 男 民 族 汉族 籍 贯 河南确山 出生年月 1905年02月13日 牺牲日期 1940年02月23日 1936年7月,任中共南满省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总司令.自此,率部转战在冰天雪地的长白山麓,继创建磐石抗日游击根据地之后,又建立了?江(今吉林省靖宇县)那尔轰,金川(今吉林省辉南县)河里,辑安(今吉林省集安市)老岭山区和辽宁老秃顶子山等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人民政权,加强党的建设.同时,指挥所部主动出击,陆续进行了歼灭伪军邵本良部,袭击通辑铁路队道工程,伏击敌骑兵教导旅,蚊子沟设伏,长岗歼敌,岔沟突围,大蒲柴河奔袭等许多有名的战斗,均重创敌军.为了打通和关内红军的联系,1936年6月,11月,还两次挥师西征,把抗日联军的活动区域扩大到清原,铁岭,抚顺一带,有力地牵制了敌人,配合了全国抗战.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高度评价他和东北抗联的斗争,致电赞誉为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1937年12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被确定为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委员.1938年下半年以后,敌人调集重兵围剿抗联部队,并以万元巨金悬赏其头颅,斗争进入异常艰难的时期.仅从1940年初到2月中旬的50多天里,就率部与敌作战40多次,有时一天打几仗,又无粮食弹药补充,只能以草根树皮充饥,甚至吞咽衣中的棉絮.敌人曾千方百计诱其投降,但他坚定地表示: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头颅不惜抛掉,热血可以喷洒,而忠贞不二的意志是不可动摇的. 1940年2月18日,随身的两名警卫员牺牲,只剩下他一人,且饥寒交迫,多处伤冻,身体已极度虚弱.2月23日下午,来到?江县城西南的三道崴子,遇到4名打柴的农民,遂上前讲述抗日道理,拿钱要他们帮助买粮食,衣服和棉鞋.农民中1人劝他投降,回答说:我有我的信念,我不能投降.那几个人走后不久,敌人的讨伐队围了上来,呼喊着要他投降.他沉着地掏出双枪,击倒几名敌人.20分钟后,敌人包围了他,双方只有50米距离.敌人想抓活的,停止射击高声劝降.他没有应声,乘机烧毁文件,又向敌人开枪射击.敌人知道活捉已不可能,便集中火力射击.他先是左腕中弹,左手中的枪掉在地上.但他继续用右手猛射.这时候,他的全身又数处中弹,壮烈牺牲.敌人割下其头颅,又剖开遗体的腹部,他的胃里除了没消化的树皮,草根和棉絮,竟没有一粒粮食. 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将其牺牲地?江县改名为靖宇县.1958年2月23日,其遗首和遗体被隆重公祭合葬在为他专门建立的通化市靖宇陵园.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送了花圈,并高度评价了他光辉的战斗一生.
周曰礼是哪里人
周曰礼是安徽人 对于中国人来说，1978 年应是不可忘怀的一年。
这一年，中国改写了历史。
提起这一年，人们就会想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想到改革开放，想到安徽的“大包干”。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而农村的第一步改革，其实质就是源于安徽的“大包干”，这已是举世公认的历史事实。
在这场历史巨变中，以“包产到户”而开启“大包干”先河的源头，就是安徽肥西县的山南。
惊天动地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是从这里起步。
而在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进程中，站在风口浪尖的就是一个绰号为“周大胆”的人，他就是时任安徽省农委主任的周曰礼。
当年旧事依稀在目，但其中的细节究竟如何
在事隔30年之后，我们有幸专访到当年土地改革的执行人，听他讲述当年惊心动魄的往事，并聆听他对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继续保持改革创新的真知灼见。
对周老的专访是在他的家里进行的，年逾八旬的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当他得知我们采访的意图时，周老有一丝难以抑制的激动。
30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此番回顾，的确让他感慨。
如今，将30年前和30年后的今天两相对照，所有直接参加过农村改革的同志无不为今天的巨大变化和成果的来之不易而激动异常。
回首当年，每前进一步都受到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现在想来依旧惊心动魄。
而这一场影响中国前途的变革，在周老徐缓的讲述中，一一生动地清晰起来。
穷则思变 大幕拉开 一场巨变从安徽开始是有着它背后的历史背景和深层原因的。
周老感慨地说，哲人说“存在决定意识”。
1960年的时候，全省粮食产量只有110亿斤，比1949年的水平还要低（当时127亿斤），土地的收入还要拿出30%~40%上交公粮，一算下来，人均口粮只有一百来斤，情况非常严重。
到了1961年，曾希圣在安徽推行责任田，收到了良好的作用，但一年后便遭到批判而停止。
安徽的农村依旧陷入到艰难的处境中。
1977年的时候，全省平均收入在60元左右的占85%，100元以上的只占10%，还有5%在极度的贫困线上挣扎。
而在当时，人均要达到一百元才能混饱，也就是说90%的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这是多么难以想象的事。
1977年6月21日，党中央委派万里、顾卓新、赵守一同来安徽，分别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二、三书记，共同解决安徽面临的困境。
万里到任的时候，完全没想到安徽会是这么穷。
如何改变这极度困难的局面，是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怎么办
穷则思变，这是千古不变的准则。
而这一思变，周老则因其特殊的身份和经历而站在了风口浪尖。
要为苍生谋稻梁 改革的细节是惊心动魄的，也是外人难以完全清晓的。
周老告诉记者，万里等人到任后，雷厉风行，大刀阔斧，采取果断措施排除了派性干扰，很快清除了“四人帮”留下的影响。
因为知道安徽农村问题相当突出，万里便想找一位了解农村情况的同志，于是找到了时任安徽省农委主任的周曰礼。
1977年 8月21日，在万里住地稻香楼西苑会议室，周曰礼向万里、赵守一、王光宇三人汇报了安徽农村的具体情况。
汇报从下午2点一直谈到6点多。
汇报结束后，万里当即表态，让周老尽快搞几条有针对性的措施，双方首次见面可谓一拍即合。
回来后，周老的心情也十分激动，随即成立一个“农村政策研究室”共14个人，下去调查了2个月，整理出一个材料交给了万里。
1977年10月，全省农委主任会议在滁县召开，会上集思广益，制订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草稿)》(简称“省委六条”)，上报到省委常委。
顾卓新看后作了批示，但觉得能不能贯彻没有把握。
万里看到后，觉得很好，同时指出要进一步广泛听取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的意见。
于是，周曰礼他们便选定肥东县解集公社青春大队和长丰县吴山公社四里墩大队，于10月下旬分别召开了两次座谈会，由当地干部、党员和群众代表参加，分三个组进行，万里、赵守一、顾卓新都参加了会议。
并根据座谈会的意见，对“六条”草稿又作了一次较大的修改。
为进一步了解农村情况，万里也深入底层，走访于大别山区和淮河两岸。
亲眼目睹了一些农民因没有裤子穿而不能起身回答问话的贫穷的生活，了解到令人触目惊心的农村现状。
回来后，万里非常感慨，随即召开了县级以上领导参加的“三干会”，专门讨论“省委六条”。
此次会议开了一个星期，非常激烈，有很大的争执，一直到11月28日才勉强通过，以“试行草案”的形式下发全省各地农村贯彻执行。
农村改革由此而拉开序幕。
“六条”出来后，上报到中央，看后拍案叫好，还特意在出国访问路经成都时将其交给了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要他们在农村政策方面的思想也要解放一些。
不久，四川省委便制定了关于农村经济政策十二条规定。
此后，来安徽考察的人一直不断，民间还有“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歌谣。
这一步惊天动地 新一轮的改革，最早是从安徽肥西山南区悄然兴起的。
肥西最先搞起来的是包产到户。
1978年秋，肥西遇到百年不遇的旱灾，土地龟裂，连天空中的麻雀都因饥渴而坠死在地上，兔子也渴死路旁，村沟、水田里鱼虾断绝，秋种十分困难。
针对严重的灾情，安徽省委从实际情况出发，立定三条措施，一是不惜破产抗旱；二是以生产为中心；三是借地给社员，每人二分地，借地度荒，全力以赴保秋种。
1978年9月15日，这是一个永远载入史册的时刻。
这天晚上，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定，在山南区柿树公社黄花大队诞生了。
他们把土地“借”给了农民。
这一步，比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1978年11月24日讨论包干到户，整整早了70天。
第二天下午，黄花大队以“借”地为名，按人均1．5亩的标准，把全队的土地分到了1037口人的头上。
此后，“分田分地”从黄花大队开始，迅速向全公社蔓延，向全区蔓延，向全县乃至全省蔓延……这种做法很快收到成效，使得山南区在较短的时间完成了秋种任务，并超过正常年景下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种植面积2倍之多。
1979年，山南区夏粮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单夏季大小麦总产量就达1005万公斤，较之1978年翻了两番。
风起于青萍之末，应该说，中国农村改革的最终实行，山南的作法功不可没。
成事多艰 与所有的改革一样，此次改革很快便遭到巨大的阻力。
不久，一份《山南包产到户十大罪状》的材料飞向县委、飞向地委、飞向省委。
与此同时，中央的1号文件（1979）也下达了，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
”一股寒流随即到来。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包产到户进行了全民大讨论，省农委抽调了人选，组成省委工作队，于1979年2月1日去肥西县山南公社，直接向干部群众宣讲十一届三中全会同意下发的两个农业文件，并组织干部、群众展开了热烈讨论。
大家对生产责任制问题最感兴趣，普遍要求实行包产到户。
对包产到户，他们还用“左也盼，右也盼，盼来两个不准干”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并希望周老能将他们的意见反映到中央。
对于上述情况，周老于2月4日晚上赶回合肥，向万里汇报农民的意见。
第二天，万里便召开常委会讨论，会上有人阴阳怪气，认为要无条件地服从中央决议，也有人认为应折衷一下，先请示中央，同意就干，不同意就不干。
会议一直到中午12点也没有定论，只好在下午接着开。
最后，万里表示要将山南作为试点进行改革实验，即使不成功也只有一个公社，收不到粮食的话，由省委调粮补给，同时决定由周老带队开展工作。
2月6日晚上，周老又折回到山南公社，第二天向社队干部传达了省委试点的意见。
干部群众得知省委在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点的消息后，无不欢欣鼓舞。
消息不胫而走，山南区共有6个公社，在4、5天时间内普遍推行“包产到户”。
并像旋风一样，很快席卷了整个肥西县，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全县搞“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即占生产队总数40％。
到1979年春耕时，全县包产到户生产队占11％，麦收时占23％，双抢时占50％，秋种时发展到93％，对全省影响很大。
它像一副催化剂，启动着人们思考问题，推动着农业改革的全面发展。
全国有23个省市负责农业的领导同志先后到肥西考察学习。
到1980年春，“包产到户”在皖西各县遍地开花，形成燎原之势，并最终推进了安徽农村改革的顺利实行。
改革开放 人民利益放心中 回顾往昔，感慨今朝，采访的最后，周老就当今时代下如何继续解放思想、改革创新谈了几点想法。
他说，每一个共产党人在为党的事业奋斗时，应该充满不断的改革精神。
改革不是一时的，而是长期的。
新的事物不断地出现，必须不断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态度来对待不断出现的新事物、新问题。
其次，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实事求是，改革开放就做不好。
实事求是就是要深入群众，搞调查研究，不是口头说说而已，而是要经过实践的检验。
另外，改革开放还必须要有群众观点，一个部门或行业不能单纯地从自己的小圈子利益出发，必须要依靠群众，协调好各部门和群众的关系，解决好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才能真正将改革开放落到实处。
求一篇现代散文名称,大概是高中时候不记得在哪里读过的.写的是回忆年轻时赶考
我是农民的儿子。
这个话题是由我的诗歌引发的，因为我几十年的创作活动是从诗歌起步的，而最初的作品多半是乡村生活诗。
可以说，我的创作是从故乡的那片土地开始的，是池塘堤边的那株矮柏，是土坡上的夏夜中那盛水的陶罐和纳凉的传说，是那里只有荒草的山冈和时断时续的河流，是村上那些双手粗糙、劳作间撩几句粗话解乏的伯伯婶婶们，给了我写作的欲望，给了我诗篇。
我的故乡，那片孕育了我生命的贫脊丘陵，除了诗篇和后来的散文，还给了我今生今世一个最大的牵挂。
一个十三岁就已走出大西北的老军人，终生偏爱的美食就是羊肉泡馍。
还有那位每个人都熟知的领袖人物，始终不能离开他少年时就在家乡吃惯的那口“辣子”，并且一生未改他那浓重的湖南乡音。
丹墨可磨，但赤不可夺。
故土，对每个人都渗透了不可磨灭的本色。
泥土不仅仅养育了万物，不仅仅化作了我们的血肉。
儿时，手脚被划破或出现些许伤烂，村上的大姊就顺手从房屋土墙上抠下几滴暴雨留下的泥瘤，那是不含任何沙子的土末，然后往伤口上边撒边念：“天上的灰，地上的药，撒上就结巴巴壳”。
真灵，伤口果然不发炎，愈合极快。
后来我发现，许多大人也用这种“方子”治伤。
泥土给了人们生命，给了人们一切。
泥土掩去了伤痛，掩去了苦难，掩去了与日月一样长久的悲凉。
这就是泥土上的生活，泥土上的记忆。
岁月如旅，如今我的双鬓已开始挂雪了。
故乡的每一条山冲和每一片田畈，依然清晰可画，那些不规则的阡陌，依然如电路板一般深深地刻在自己的脑海。
乡村，就是生我养我的土地，就是我心目中的中国。
因此，在故乡，在所有远离城镇的乡村，每发生一次变化，都会使我为之欢欣，我曾经用诗歌礼赞那里的变革和进步。
在我的诗中，所有的乡村都有我的故乡，而养育过我的那片丘陵远没有我所描绘的变化那么快。
二十余年前诞生的那幅著名油画《父亲》，早已成为我心中故乡的缩影。
我总盼望着父辈们及整个故乡能早日从那镶钉得牢实的画框里走出来。
关于乡村，关于农民，对我来说是一个永远的话题，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情结。
二 土地是万物之母，但土地必须耕作。
耕作者本来是土地的主人，却被土地所奴役，他们的命运只能永远与土地联系在一起。
这就是中国最广大的农民。
那犁耙，那锄镢，那镰刀，连同操作的方式与姿态，世代相袭，一代模仿一代，几千年没有变。
我的故乡，那片不黄不黑，随着水土流失日渐露出石板的薄土地，曾被一代代先祖拼命地索取。
而今，它仍然在为我们无私地竭力奉献，仍是我们唯一的生命之源，仍是我们赖以生存繁衍，既不抱希望又寄予无限希望的盘亘之地。
很长时间里，乡村几乎不存在户籍管理，也无须什么户籍管理。
“公社化”时期，一个农民从此地迁向彼地，只需对方的生产队长点一下头，便完成了全部的批准手续。
然而，正是这种没有表册的无形户籍，把出生在那里的人们牢牢地钉在黄土地上。
脸朝黄土背朝天，是一代代农民最简洁的终生生活写照。
落后而原始的生产方式，世界上最低的劳动回报，他们也不得不付出艰辛的体力劳作。
尤其是农忙时节，超负荷、超强度的抢耕抢插使每个下地干活的农人都处在极度疲惫的状态。
烈日之下，寒风之中的田亩劳作，是与命运的抗争。
留在心头的，是永远卸不掉的沉重。
六月，娇阳似火。
在滚烫的水田里插禾，人们勾着腰，不停地插着，都被疲惫折腾得像一架架随时可能失去支撑的机器。
各种各样粗陋的草帽无法遮挡针芒般阳光的穿刺，似乎都要把头扎进泥水的深处；每个人的手和脚都被热烫的泥水蚀得发白，皮肉松弛得起皱，有的指间开始靡烂。
而汗水不停地往下淌，不等手上的污泥涮净，得赶快揪住被汗盐染得发白、早已散发着臭味的衣角，往脸上抹一把。
这情景，从高空俯望下去，是诗；而对泥水泡着的人来说，是恨不得即刻就解脱的痛苦。
在我们这些不懂得贫穷不懂得辛苦的晚生看来，是诗；而在父辈们看来，是劳困。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
凡是与土坷垃打过交道的人，都不会认为这话带有夸张。
长期推行“大锅饭”式的集体化，尽管把农业生产的效率降到了最低程度，但庄稼人却越发不敢懈怠。
用牛羊都不啃的荆条叶子拌饭，用难以咀嚼的草根熬粥，甚至去挖观音土来填塞发疯的肚子，那滋味谁都畏惧，但很多人又无法逃脱。
懂得“政治挂帅”的社队干部们，口里也挂着为革命种田、田埂连着亚非拉的说词，却转身对着乡亲们吼道：谁敢耽误“双抢”，除非他狗日的没长肚子
其实，在抢收抢插的日子，没有谁敢偷懒。
深夜，全村男女老少蹲到泥水里拔扯稻秧，队上没有钟表为你计算工时，只会清数每个人身后或弯或直的秧苗把子。
几个小时之后，勉强睡了个囫囵觉又被可怕的哨子催醒，大家拖着沉重的脚步，强睁起打架的眼皮，走进待插的稻田，那会儿的泥水还没有被晒烫。
紧张的时令如同鞭子高悬在人们的头顶，倒是队干部可以穿着整齐的衬衣和干净的布鞋，到上级那里开会汇报，走他个一天半日。
更多的男女劳力只好拼着命“倒在地里做”，长年累月，他们除了病卧不起，几乎没有逃避的机会。
经历过或目睹过那种田间劳作的人，不会相信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苦、更累、更漫长、更无奈的辛劳。
遗憾的是，从事这种劳作的人群，却与“劳模”的光环愈来愈远。
好在他们需要的不是这些，至少是在那时，他们的最高追求是填饱肚皮，养活老小。
官取于民，民取于土。
不知最早说出这句俗语的先祖算不算哲人。
然而，民是活生生的人，土却是毫无知觉的泥尘。
在农耕社会的多少次兵荒马乱之中，尖矛或刺刀可以帮助官家强行向百姓索取，而伺弄土地的庄稼人在收割了有限的颗粒之后，不可能再用镢头或锄钯向冻僵的泥土敲打出一粒粮食来。
农家生活所需要的每一颗稻谷和麦粒，每一根瓜豆和葱蒜，都必须靠自己辛勤栽种得来，他们也从来没有奢望过自己劳动之外的收获。
记得我入伍不久，父亲作为军属代表参加过家乡县区的一次会议。
信上，除了传递他高兴的心情，还未忘告诉我，大会给每个人发了一条毛巾和一只搪瓷茶缸。
对于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农具和田地的父亲来说，这可能是他第一次没有通过劳动的意外所得了。
如今，父亲已经彻底地老了，他年轻时那张白净而帅气的脸孔，早已变得一片黝黑，嘴里换上了假牙，脸窝也一年比一年塌陷了。
唯一没变的是，他的身板还那么直挺。
为了清静，他和母亲早已与两个弟弟分灶吃饭，弟弟们因为经常远出打工，两位老人的一切似乎又“从头开始”。
年复一年，从育种到收割打场，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依靠自己。
最为艰难的是，每年他都要将二百来斤的稻捆一担担挑上高高的坡顶。
我每次劝他时，他总是那句淡淡的回答：很多人没有儿子在外头做事，又指望谁呢
再次回家时，我又带给他两千块钱，让他们用来买口粮，坚决请求他不要再种水稻。
可他仍然没有正面回答我，只说你们在外面也不容易啊。
说这话时，我注意到他那双粗黑的大手还有些微微颤抖。
一个七十好几的老人，还在像他年轻时那般“刨土为食”。
正如父亲拒绝我的理由那样，不止他一个，还有很多人，并且一点退路也没有。
是的，命运决定他们必须与泥土、与自然、与寒天酷暑进行无休止的搏斗。
同时，命运也赋予了他们最大的韧性，一旦这种韧性丧失，他们将失去一切。
庄稼人本来就是伴着苦难而生的。
三善恶、贫富、荣辱，乃至生死，每个人都具有或多或少争取和选择的权利，唯有父母和出生地容不得自己有丝毫的选择。
否则，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愿意选择那种一坠地就被称作“放牛娃”或“贱女子”的命运。
那命运是与生俱来的。
恭喜你生了个学生! ——放牛的。
恭喜你添了个千金!——贱女娃子。
至今，这贺喜的话中对孩子所预示的身份，大多数乡下人仍然不敢抱多大希望，而本是自谦的答话却大有可能被言中。
可是，很多人问过孩子，你想长大了干什么? 没有一个学生回答“当农民”，农村没有，城市更没有。
如果让他们从心底理想的角度去回答，可以说一个也不会有。
然而，命运总要迫使大量的农村学生去当农民。
于是在许多年前，“跳农门”就已成为无数农民后代的最高理想和奋斗目标。
所以，城市年轻的母亲指着进城拉板车掏粪搬砖盖楼浑身淌着黑汗的农民，警告其儿子说：“不好好读书，将来就和他们一样!” 农民，成了人生一个可怕的命运归宿。
在更多的不发达地区，农民的人生地位已被那些城市孩子的母亲言喻得再准确不过。
少时在乡下，听说有的罪犯刑满释放后不肯回来，宁愿申请留在劳改农场。
这不仅仅是他们无脸再见乡亲，而是那里无论怎样辛苦，总有一口饭吃，劳动总有点节奏。
为了得到一份比农民略好的待遇，他们宁肯终生与罪犯为伍。
很早听人说过，城里出商人，出科学家，出艺术家，而乡村仅仅出作家。
许多作家是从乡村长大的，又有许多作家是曾经“到广阔天地经过风雨”的。
这么说来，黄土地黑土地石板地上不但长庄稼，而且也长诗歌长散文长小说。
只是由于种种条件和机遇的限制，广阔天地上许多可能长出文章的脑袋终于未能长出来。
因为能够孕育作品的土地，需要的只是生计，而不是文章。
四正如长期处于舒适优越的生活状态而不知幸福的人一样，生来就处于辛勤劳累境况下的人们，环境或多或少淡化了劳苦的感受。
虽然他们在痛苦的折磨下怨过苍天，但他们毕竟没有过舒适的体验。
或者说，他们生来都得认命。
否则，那种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不可停顿，也永无尽头的辛勤耕作，就真正成了无法摆脱的痛苦。
父亲辈是这样过来的，爷爷辈也是这样过来的，爷爷的爷爷辈以至许多辈人都是这样走完一生的。
实如故事中一个流亡的 封建君王在路途上与庄稼人的对话中所说的那样，“我家世世代代做皇帝，你们家世世代代种地。
”好在他没有说出这只是分工的不同。
世世代代与泥土作伴的人，谁如果对痛苦有着强烈的感受，那才是他不幸的命运又遭不幸。
本来不属于这种命运的人，因为政治运动或别的某种原因，曾被迫到乡间生活过，去或多或少地见识和体验过这样的劳动。
尔后，这段日子在他们笔下竟如炼狱般不堪回首。
土地，只属于出生在土地上的人们。
一个狂热的年代结束之后，云南西双版纳的知青为了返城，曾有过万人罢工，千人绝食，哭声恸地的壮举。
“不回城，毋宁死!”这坚定的誓言同时也宣告着：土地不属于我们
劳苦不属于我们! 他们用生命和血泪换取了胜利。
当年，有两三个将校自愿重新回到土地，有热血知青主动要求下乡，都曾被歌为壮举。
此时，千万知青挣脱土地也是如此悲壮。
当初，全国城市的无数学生在领袖巨手的挥动下潮流般上山下乡的壮举，曾令亿万庄稼人感动不已；后来，在他们急切回城的一列列身影甩去的后面，亿万庄稼人也认为是天经地义。
并非是他们到乡村做出了什么贡献，也不是因为他们给乡村带来了负担和麻烦，而是广阔天地的毒日、寒风、泥泞，以及那里的土炕黑灶，不应该让城里的孩子们来忍受。
在刚刚结束的世纪末，京城的新闻曾爆炒“老三届”。
那会儿，首都有人办起了“知青酒家”，那里悬挂着“雄文四卷”和鲜红的“忠”字，还有镰刀、镢头和草帽等烙着历史印记的实物。
当年的知青们相邀光顾，重返那个特定的时代，忆起痛苦的磨难，心中的滋味无以名状。
苦难刻在人们心头的痕迹，比幸福更深。
于是，不少人把盏哭了，一个时代便浸泡在一代城市人的泪水中。
而一个远远望不见边际的时代，不知曾经浸泡和还将浸泡于多少代乡下人的汗水之中，似乎上帝没有赋予他们知其劳苦的资格，他们走不出田亩的境界，也不会有“老三届”们悲酸的复忆。
农人对土地的告别也是对生命的告别。
五土地是万物之母，更是人类的母亲，而世界上最无私的就是母亲。
但在城里人面前，乡下人眼神中往往会自然地流露出一种谦卑，一种难以形容的凝望。
即使是更多的并不愿俯视他们的城里人，见了那眼神也会马上意识到，站在自己面前的，是生活在界限分明的另一种境地的人们。
这种眼神是独特的、只属于中国农民的眼神。
连稚童都可以通过肤色和衣着，一眼分辨出城里人和乡下人，大概这也算是中国的国情，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国情。
在穿着高贵的某些城里人眼中，乡下人不但土气肮脏，而且短识、狭隘、自私。
是的，他们可能为两个红薯或两个玉米棒子和村干部大吵一架。
然而，他们能够视修桥补路为己任，视救助他人为积德。
当过路人饿得精疲力竭时，某位老人可以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梁上挂了半年而舍不得吃的干肉割下一块为他煮面。
这是许多连楼道都不肯扫，住集体宿舍铺面一个比一个干净平整，而相互把垃圾往别人床下踢的城市哥们姐们所不可理解的。
如果把二者的位置颠倒一下，老人的那种行为将被奉为精神文明的典范而大加表彰。
土地的天职是奉献，从来没有奢望。
在偌大一个中国整日价忙着造神造反，“红色海洋”波涛迭起的年代，亿万乡下人始终没有忘记，只有土地能给人们提供生活的基本条件。
他们至少不能糊弄田野，像一些吃俸禄的造反派那样，去单位领了工资，去粮店买了米，就去上街闹“革命”。
旧时代，老爷太太和公子小姐们将侍候他们的女孩子称作“丫环”，后来又被称作“佣人”。
一九四九年以后许多旧名称都改了，到城里人家来干活挣口饭吃的女孩子也改称“保姆”；改革开放后，有些街道的职业介绍所又美其名曰“家政服务员”。
而东南亚等地，则一直称“女佣”不变。
名称往往能够掩饰实质。
但是过去几十年中，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城市女青年也在给他人当“家政服务员”，即使在今天，城里下岗女工加入钟点工和“月嫂”队伍的，也是极少数。
我总记得有部电视剧叫《我爱我家》，“我家”有个聪明善良的小保姆。
某次全家一起吃饭，革命老干部的父亲忽然提到“儿子容易勾引小保姆”的话题，他两个儿子立即恼怒地申辩，其中老大故意把这种嫌疑往其弟弟身上引，竟站起来指着小保姆吼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本是一个闹剧，没有多少人作真。
然而，现实生活中遭此精神凌辱的，除了乡下姑娘还会有别人吗?这部电视剧中，以小保姆的人格作笑料的戏似不止这一处。
如此表现生活，显然是一种故意的滑稽和夸张，但这种缺德的创作，却可能唤醒一些人的人格意识。
从这一点看，我们反而应该感谢该剧的编导。
六 在桐柏山麓的县修水利土地上，十五岁的我走进了连名单也没有的民工队列。
进山的路上，我和两位年龄稍大的伙伴露宿于一块青石岩上。
夜半，阴森的山林中狼嗥的声音将我惊醒，然而定神后倒不觉得恐惧，一会儿又呼呼地睡去。
头三天，我觉得新鲜极了。
第一次见到了这么大的山谷，第一次见到了这么热闹的工地和人流，第一次突破了我生活圈的半径。
后来，肩头的红肿告诉我，“战斗”在这里的爷爷辈、叔叔辈及一些被我们称作大哥大姐的人们，是多么可敬，他们肩头的肌肉早被磨得僵死，没有红肿的疼痛，但他们白天辛劳，夜晚在草棚与暴雨、风雪、蚊蝇博斗的生活却是长年累月的，而我的红肿至多只是一个暑假。
有个光棍秀才在工地的墙报上写了首“战地诗”，其中有“挑沙子好像坐云端，锤碎石好像在玩”两句“诗眼”，从而被整个工地的老少爷们骂作“混帐”。
某日下午，民工“连长”派我独自到工地指挥部去领受一项任务。
一个戴着手表，夹着烟卷的干部将我带到一片堆放物资的场地，他坐在一旁指挥我扛运一大堆钢筋。
我见他没戴草帽，一直坐在木板上，而太阳还晒人，曾几次劝他坐到棚子里去，并说保证按要求堆放好，他却没有进去，直到看着我搬完。
他那种负责精神曾使我感动，我可是戴着草帽的呵。
夜晚，水电站的工地上大战通宵。
深深的大坑里钢筋林立，灯光耀眼，人们忙成一片。
地面上的“输送桥”伸向大坑的顶空，我们不停地在桥上搬运着混凝土。
好不容易盼到可停片刻的一声哨响，我在桥上未等坐下便合上了眼皮。
那“觉”是多么舒服呵!突然头一晃，有人抓住了我的脚跟，刹那间我被惊醒，生命的本能使我迅疾抓住了他的手臂。
他是一位老者，劣质烟草驱赶了他的劳困。
如果他慢了零点几秒，我就会栽进深壑里的钢筋茬子上。
但他和大伙儿只是淡然一笑，转而极严肃地说：“这不是睡的场子”。
好多年后，我想起那个刹那，心中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不过，假如我掉下去了，也只是为大家增添了一个“工地上死了个伢”的谈资。
当时连自己也没有什么“感觉”，以致我没有记住那位老人的姓名。
我没有在那个难忘的暑假中死掉。
那位老人救下的还有一组关于工地的诗篇，诗中充满着对工地的赞美以及抒不尽的豪情。
那是后来我高中时的一次作文。
无知，也是一种快乐和幸福。
那会儿的我，并没有意识到命运的严酷。
很久之后，在我早已不必担心自己再被土地所困时，反而感到那里的生命挣脱土地是多么艰难。
有个分管文教工作的副市长曾心情沉痛地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某个山区有户农家的孩子考取了大学，父母好不容易为他凑齐了一千五百元费用。
为了省去车费，他决定背上烧饼和咸菜，步行到省城上学。
临行前，母亲将那笔钱缝进了他的内衣。
半个多月后，当他跋涉千里赶到学校，同学们帮他拆开内衣时，那一扎钞票全被汗水浸湿，粘连在一起了。
说到此处，这位有良心的“父母官”动情了。
千余年间，读书人万里迢迢赴京赶考，所有善良的人都为他们祝福；他们的艰辛跋涉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美好的传说。
而在今天这样的时代，这个读书人的“壮举”却令我们的心灵为之震颤。
哪怕是一线希望，也要坚韧不拔地与命运决斗。
黄土地黑土地和穷山恶水间生长着一代代不屈的生命
《探索星空奥秘的年轻人》原文
的夜空，星汉灿烂。
人们仰望那满天的繁总会无边无际的遐想。
科学打开了奥秘的大门，无限广阔的宇宙正在逐渐被人们认识。
在一九七五年八月三十日北京时间十九点三十五分，有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人，用肉眼发现在天鹅星座出现一颗新星。
这个人，就是江西省宁都县竹笮公社大布大队的下乡知识青年段元星。
从那时以来，两年多过去了。
段元星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六百多封信件。
其中有一封是福建前线某守岛部队的几位解放军战士写给他的。
他们怀着向段元星学习的强烈愿望，恳切地问道:“段元星同志，你是怎样用目视观测手段发现这颗新星的?你在业余天文科研的道路上，走过了一段怎样的历程呢?” 小天文迷 江南的夏夜，蛙声如潮，月色似银。
吃过晚饭的孩子们，有的追逐着捉迷藏，有的奔跑着捕萤火虫。
小元星却爱和几个小伙伴一起，坐在门前的青石板上，听隔壁的王伯伯讲天上的故事。
王伯伯讲了一个又一个，小元星听得可人迷了。
他用小手托着腮帮遐想着:月亮里住着能歌善舞的嫦娥姐姐吧?天上那条又长又宽的银河，是不是也像宁都的梅江一样哗哗地流淌着呢?火星上真的燃烧着熊熊大火吗?金星上尽是金子吗?这些没完没了的问题，勾起小元星探索苍穹奥秘的强烈愿望。
段元里上初中了。
有一天，他从老师那里借来了一本《天文爱好者》，坐在窗前，贪婪地读呀，读呀，完全被杂志上刊登的一篇谈月亮的文章吸引住了。
原来，月亮是靠反射太阳光而发亮的。
月亮上的阴影，并不是什么桂花树，而是一片辽阔的没有水的“海洋”。
这些地方地势低，反射阳光差，所以显得比较阴暗。
月亮上没有空气，没有生物，更没有嫦娥姐姐和吴刚爷爷。
那里的温度变化可大了，中午高达一百一十多度，半夜却下降到零下一百五十多度…… 嗬!月亮的本来面目原来是这样呀!那么，月亮为什么会发生圆缺呢?日食、月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时，段元星朦朦胧胧地意识到:科学地解答这些天上的自然现象，对于人们破除鬼神思想，正确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会有多大的帮助啊! 一个晴朗的星期天，段元星在学校图书室里看到了《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
他读着读着，眉毛几乎蹙成了一个团。
为啥呢?原来他从这篇文章中了解到: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但是，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摧残和帝国主义的侵略，祖国的天文事业反倒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了。
段元星捧着报纸，呆呆地沉思了好久好久。
他想:毛主席早在一九五六年就发出了伟大号召:“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这是党和领袖交给青年一代的历史重任啊! 此刻，一个美好的理想，在段元星的心中萌生起来。
他兴冲冲地跑回教室，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铮铮的誓言:“为了祖国的天文事业，为了人类的光辉未来，战斗!战斗!战斗一生!贡献一切!” 从这以后，十四岁的段元星变成一个“天文迷”了。
盛夏的一个晚上，学校里组织同学们观看电影。
在去电影院的路上，段元星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满天的繁星，分辨哪是凤凰星座，哪是孔雀星座，哪是仙女星座，结果忘了看路，身子撞到了电线杆上。
他换了摸碰痛的额头，继续仰望星空，没走多远，又双脚踏空，“咕咚”一声，摔倒在路边的水沟里。
一年秋天，宁都县城连续五天五夜狂风呼啸，暴雨倾盆。
坐落在梅江畔的段元星的家，被洪水淹了。
第六天晚上，雨霁云散，明净的夜空露出了晶亮的星星。
段元星多想到屋外去观测呀!可是，洪水还没有退去，他只得从楼上的窗口探出半个身子，巡视而后的星空。
就在这天夜里，他观测到了很少见的小马星座方向出现的两颗流星。
霜冷风寒的冬夜，妈妈是不让他外出看天的。
机灵的段元星便等爸爸妈妈睡着了以后，悄悄地打开床边的窗户，静卧在床上看星星，然后将观测的结果用圆珠笔写在手掌心上…… 这样，六年过去了。
当段元星从宁都中学毕业的时候，他已经进行了六百四十二个星夜的天象观测，记录了十五颗变星和三百九十一颗流星的有关数据，写下了十万字的天象资料。
他能算出太阳每天升落的时刻和日夜的长短;他能根据天体力学的轨道方程式，计算出行星、彗星等天体在天球上的位置及移动的路线;他能比较准确地推算出一年二十四个节气的时刻，误差仅几分钟;白天，他能根据太阳距离当地子午线的角度，用拇指比划法测定时间;晚上，他能根据恒星在天空移动的位置来推算时间。
土气象站 一九六八年深冬，正是山野的红梅含苞待放的季节，段元星来到宁都县竹笮公社大布大队插队落户。
进村那天，社员们敲锣打鼓地迎接他。
几位大娘，乐颤颤地送来了几篮鲜嫩的青莱。
当天夜里，大队温书记特地来到他的住处，亲热地和他唠到半夜。
临走时，温书记握着他的手说:“小段啊，你爱好天文，坚持搞业余天文科研，这很好，党支部支持你。
同时，我们也希望你的科研活动，能与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结合起来。
” 这天夜里，段元星躺在床上，久久地睡不着。
社员们对他亲人般的关心和爱护，大队温书记的殷切期望，深深地激动着他年轻的心。
他爬起来，点亮煤油灯，在日记本上写下这样一段话:“党呵!是您哺育我成长，给了我文化科学知识。
现在来到农村了，我一定听您的话，誓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自己的青春!” 几个月后，春播开始了。
当鹅黄色的秧苗刚刚露出水面的时候，一场寒潮突然袭击宁都，气温骤然降到零度。
队里的秧苗全都冻死了。
段元星和社员们一样，多心痛啊!他蹲在秧田边，望着烂掉的秧苗久久沉思着:要是能事先预测到天气的变化，及早采取防范措施，就不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了! 从这以后，他立志要把自己的业余天文科研同气象观测紧密结合起来。
他从稻田里捉来一些蚂蟥，放人一只装着清水的小玻璃瓶中。
天气正常，蚂蟥便安静地伏在水底不太动;如果它们感觉很憋闷，频频地浮到水面上来呼吸，那就标志着天气要发生变化了。
后来，他又去砍来几根松树枝，剥去鳞片状的外皮，把它钉在土砖墙上，名曰“松枝晴雨计”。
他便根据每天松枝伸缩移动的幅度大小来预测晴天或雨天。
段元星的这个“土气象站”，到底灵不灵呢?这里只说说一件有趣的事。
那是一个夏收夏种的大忙季节，当地好久没下一滴雨了，山城里的梯田早得开了裂，需要抽水灌溉，方能把晚稻栽种下去。
但是，如果生产队安排更多的劳动力去抗旱抢种，已经熟透倒伏的早稻，就会由于延迟收割而遭受损失。
这真是一对尖锐的矛盾啊!社员们在田头议论纷纷，队长的心里更是焦急得如同烧着一团火。
这时，正在割禾的段元星抬头看了看天，走到队长跟前，高兴地说:“队长啊，把劳动力都调来抢收早稻吧!你看，天上不是出现了钩钩云吗?俗话说:‘天上钩钩云，地下雨淋淋’。
根据我这几天的气象观测，明天就会下大雨。
到时候，队里再集中劳动力去抢种晚稻。
” 队长半信半疑地问:“真的会落雨呀?” 段元星满有把握地回答:“真的会落雨!” 队长转忧为喜，当即集中劳力突击抢收倒伏的早稻。
第二天傍晚，果然雷声隆隆，大雨滂沱。
队长望着山野间的茫茫烟雨，乐呵呵地说:“有元星这孩子管天啊，夺丰收就更有把握了!” 年纪轻轻的段元星，为着改变山村贫穷落后的面貌，为着夺取农业生产的丰收，他以自己火样的热情、旺盛的精力，长年累月不辞劳苦地忙碌着。
一九七三年冬天，大队党支部要他绘制一张农田基本建设规划图。
在要绘制的规划图中，有块南北长三里，东西宽两里的地段，是这次农田基本建设的重点。
那里山岭逶迤，沟壑纵横，地形异常复杂。
党支部要求段元星将这一带二十四条山垅的五百八十六块水田，八百块旱地，四十八个山头，九十一口水塘，以及六个生产队的位置，都画在一厘米等于地面二十米的规划图上，并要求标明每丘田的面积和高度。
可想而知，要完成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对于一个从未搞过测绘工作的下乡知识青年来说，困难确实是大呀! 在困难面前，段元星没有皱眉头。
测量规划图没有经纬仪，他用自做的“竹筒天文望远镜”代替;没有标杆，他向社员借来三根晒衣竹篙代替;没有指南针，他便白天利用太阳、晚上依靠北极星来测量地域所处的方位角度。
在那些日子里，他每天天刚蒙蒙亮就起床，铺满寒露的山路上，留下他两行清晰的脚印;暮霭笼罩了山村，家家户户烧火做饭了，他才摸着黑回到住处。
这里，我们可以粗略地计算一下他的行程:四十八个山头，他登攀了一千多次;二十四条山垅和一千三百八十六块梯田，处处嵌满了他的足迹…… 一个多月后，一张彩色的“大布大队农田基本建设规划图”，送到了温书记的手中。
温书记看罢规划图，用慈爱的目光打量着段元星，发现他瘦了，两只眼睛布满血丝，脸颊和双手被霜风吹得开了裂。
他心疼地说:“元星啊，你辛苦了，好好休息几天吧!” 段元星却回答道:“等到把规划图上的设想变成了美好现实的时候，再考虑休息吧!” 后来，规划图上的设想，终于变成了美好的现实。
那块重点地段的三百多亩低产田，过去粮食亩产只有二百多斤，现在经过改造，一季就达到四百斤。
不过，段元星并没有休息。
但愿活着多有为 就在段元星来到农村的第二年，即一九七O年四月二十四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毛主席提出的“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实现了! 喜讯传来，段元星手握自做的天文望远镜，遥望邀游太空的卫星，聆听着广播中播送的从卫星上发回的《东方红》乐曲，心潮澎湃，激情满腔。
当夜，他挥笔写下了这样一首豪迈的诗篇: 寒暑尽心观天象， 不惜多年时光。
但愿活着多有为， 誓为祖国争光! 接着，他给自己制订了四项业余天文科研计划:一是继续进行气象观测，为生产队搞好天气预报;二是观测不规则的变星;三是寻找新星;四是发现彗星。
为了实现自己的业余科研计划，段元星真是呕心沥血、不惜时光啊! 春夏秋冬的每个晴天的黎明，总见他站在高高的牛牯垛峰巅，如痴如呆地仰望着头顶的星空。
待东方露出了晨曦，星星隐去了，他才踏着黄泥小路，轻快地走下山来。
春插和“双抢”的大忙季节，生产队往往要打夜班拔秧。
他在往返秧田的日睦小路上，两只眼睛总是不停地巡视着天幕上的星星。
同时手持一根探路的长棍子，以防失脚跌到水田里。
新婚之夜。
村子里的人们猜想他该不会出来看天了吧?可是，早起拾粪的大爷，依然在野外看见了他那熟悉的身影。
有一次，段元星生病了。
黎明时分，他支撑着又要起来看天。
妻子劝他说:“你有病，今天就不要去了吧!” 段元星回答:“我从资料上查阅到这几天猎户星座将有流星群出现，为了证实和研究它，我必须去。
”说着，便开门走了。
他刚刚走出几步，村子里那条凶猛的大黄狗就“汪汪汪”地狂吠起来，紧接着“呼”的一下蹿到他的跟前，朝他的腿肚子上咬了一口。
顿时，殷红的鲜血，顺着他的小腿往下淌。
段元星没有哼一声，依旧一瘸一拐地朝观测地点走去。
回到家里，妻子见他的裤子被露水打得湿漉漉的，腿上流着血，心疼地说:“你呀，一点也不晓得爱惜自己的身体。
” 段元星笑了笑，便在桌子边坐下来。
他要将自己记录下来的猎户星座流星群出现的时刻、位置和亮度，写成一份观测报告，寄给首都的天文科研机关。
正如段元星每天都走着坎坎坷坷的乡野小路一样，他为自己的理想而矢志奋斗的道路也是曲曲折折的。
就在他朝着业余天文科研的峰巅艰难攀登的时候，“四人帮”刮起了一股否定科学、否定知识的妖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宝”，似乎成了时髦的口号。
一些不理解他的人，在背地里议论说:“段元星恐怕有神经病吧?谁像他呀，天天三更半夜爬起来看星星。
”有人甚至当面讥笑他:“地上的事你都管不了，还想管天上的事?你能迷出啥名堂来哟!” 这些话，后来都传到了段元星妈妈的耳朵里。
妈妈是个家庭妇女，本来就压根儿不同意儿子搞天文科研，如今听到这些流言蜚语，不由气得暴跳如雷。
心想:真是个没出息的孩子，非得好好教训他一顿不可! 这天，妈妈来到大布大队，开门见山地问儿子:“听到那些话，你不会害臊呀?” 儿子平静地答道:“让他们去说吧!我搞我的天文。
” “天文天文，天文能当饭吃呀!要是你有这种精神去学医，早就是个人人求拜的医生了!” “祖国建设需要天文，农业生产需要天文。
当医生是为人民服务，搞天文也是为人民服务!” 妈妈见说服不了儿子，气得随手抓起桌子上的一本天文书籍，“嗤嗤”几下撕烂了，丢进了灶膛里。
接着，她又抓起几本天文杂志，“呼啦”一声扔到了屋顶上。
她感到还不消气，又举起柴刀，把儿子自做的“竹筒天文望远镜”一劈两半! 妈妈的暴怒，儿子是谅解的。
可是，那些冷言冷语的压力确实大呀! 这天晚上，段元星独自坐在灯前，就像他平日里痴情地仰望北斗星那样，久久地凝望着墙上的毛主席画像。
他又想起了毛主席一九五六年发出的伟大号召……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低头伏在桌子上，轻轻翻开日记本，写下这样一段肺腑之言:“我之所以要坚持搞天文科研，不是为了要搞点什么‘名堂’来猎取名利，也不是为了给个人争口气来反驳这些议论和讥笑。
我只是想到要为祖国天文事业的发展，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多做一些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新星 报春的大雁，又飞过江南美丽的田野。
山青了，树绿了，花开了，梅江水哗哗的响声也变得格外清脆了。
这是段元星在农村插队落户第七个年头的春天。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四届人大会议上发出的要在本世纪内使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号召，如和煦的春风一般吹进段元星的心里。
他多年用心血孕育着的理想的种子，就要发芽、开花、结果了! 一九七五年八月三十日，段元星因事从大布大队回到宁都县城的老家。
吃罢晚饭，他来到梅江游泳。
清澈的梅江，倒映着满天的繁星。
段元星轻轻地划着水，仿佛遨游在星海银河之间。
游了好一会儿，他觉得有些累了，便走上岸来，掏出手表看了看，正是北京时间十九点三十五分。
段元星一边穿着衣服，一边又习惯地仰起头巡视辽阔的星空。
当他的目光移到天鹅星座时，突然发现这个星座的天津四星东北方多了一颗明亮的星星!这个星座，平常看上去像一只展翅飞翔的天鹅，多了这个“不速之客”，整个形象就改变了。
这莫不是人造地球卫星吧?他目不转睛地观看了一分多钟，发现那颗星并没有移动位置，绝不是人造卫星。
而且，那个位置也没有明亮的变星。
那么，会不会是一颗新星呢? 这个想法，使他格外激动。
他急急地跑回家去，用自做的天文望远镜对那颗星星进行观测，查对它的位置，测定它的亮度。
经过仔细的分析，完全证实了他的推断:果然是一颗新星! 此刻，段元星好比一个历尽千辛万苦的登山队员，终于攀登上了风光无限的险峰，心里是何等激动啊!他知道:新星是一种结构不稳定的恒星的巨大爆发现象。
研究新星的爆发，能启发人们去寻找新的能源，并且对于研究恒星的起源和演化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
对于这样一件重要而又罕见的事情，必须赶快向国家天文科研机关报告! 于是，他迅速取出钢笔，铺开信笺，“唰唰唰”地写下了第一行字:“关于发现新星的报告”。
夜，已经很深了，近郊的村子里，传来了雄鸡的喔喔啼鸣。
段元星给北京天文台和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两封信都写好了。
他轻快地走出屋来，站在梅江畔，任清凉凉的夜风吹拂着。
他抬头仰望那颗新星，依然那么明亮。
他高兴地笑了。
满天的繁星闪闪烁烁，仿佛也在为他祝贺，朝着他笑呢! 八月三十一日，段元星早早地来到县邮电局，把给北京天文台和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两封信投进了邮箱。
同时，他又给北京天文台加拍了一份电报。
邮电局的同志发现，当他在拟写电报稿的时候，右手都有些微微颤抖。
是啊!一个普通的下乡知识青年，坚持了十六年的业余天文科研活动，现在，他就要向亲爱的祖国汇报自己的成绩了，这怎能不叫段元星心情激动呢! 北京天文台于当天下午收到了段元星的电报，并立即报告了中国科学院。
九月一日下午，中国科学院给他挂来了长途电话，热烈祝贺他发现了新星! 九月二日，新华社向国内外播发了北京天文台用光谱拍照手段研究新星和段元星用目视观测手段发现新星的消息。
消息像春风一样吹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一封封热情洋溢的贺信，从全国各地飞到段元星的手中。
北京天文台也给段元星发来了贺信。
贺信说: “你的工作做得很好!从用目视观测手段发现新星来讲，其发现的时间是很重要的。
从这一点上说，你的发现为祖国争了光!” 省委、地委、县委和公社党委的有关领导同志，也先后来到大布大队，看望段元星，给他以关怀和鼓励。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初，粉碎“四人帮”后仅仅一个月。
这天，大队温书记来到段元星的住地，兴奋地告诉他:“县委接到中国科学院的通知，要你去北京参加全国天文历书改革工作会议，明天就动身。
” 第二天早晨，朝霞染红了为段元星送行的社员们的笑脸。
温书记拉着段元星的手，叮嘱说:“到了北京，别忘了在天安门广场照张相带回来，让我们也分享你进京的幸福。
” 段元星深情地向温书记和送行的社员们点了点头，然后转过身迈开大步，出发了。
金色的阳光，照耀着锦绣的山川，也照耀着段元星正在走的路……
浙江嘉兴地区的节庆风俗，要详细一点的，比如春节、端午之类的写几个吧。
过草地，一年仅18岁红军战士，为抢救陷入泥沼的文件箱，被沼泽吞噬。
当他渐渐沉下去的时候，手里还紧紧攥着一块白洋，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党费。
平湖的民风民俗有哪些
求雨 旧时天旱，各有求雨之举。
古时嘉兴一带求雨“龙”为对反映了原始信仰对传说中的龙的祟拜。
其仪式有请龙、晒龙(如祈求无效就把龙王塑像抬出来曝晒)、还龙(如下雨则举行龙会送其还庙)等。
嘉兴城郊多在三塔的顺济龙王庙举行求雨活动，后来偶像转换，有些地方也向“刘猛将”、“关公”等求雨。
解放前平湖全塘一带抬刘猛将出巡，沿海滩至乍浦陈山龙揪泉边，以鱼虾投泉祭神；乌镇一带抬关羽部将周仓的塑像，插柳枝，穿蓑戴箬曝于烈日中；嘉善大云、惠民等则晒龙王神牌；海宁斜桥等地则由僧尼捧观音木像，敲木鱼磬钹沿街求雨。
旧时民众求雨反映了对自然的依赖和无奈，官府及迷信职业者则用以愚弄群众，扩大迷信，甚至藉机敛财，成为恶俗。
扫晴 旧时逢积雨，农家妇女剪纸为女形手持扫帚，悬于屋檐下求晴，称为扫晴娘。
元代已有此俗。
做社 社为传说中的土地之神，祭社为对土地的自然崇拜，自夏代即已流传，为中华民族的古老习俗，至春秋时，各地都于立春、立秋后第五个戌日举行祭祀，载于《诗经》、《礼记》等古籍。
据西汉《淮南子》等书记载，每逢社日，四邻结社祭祀社神，占卜来岁丰歉，伴以歌舞，并一起聚餐。
此俗近现代各地多已消失，平湖、海盐一带仍保留遗俗，称做社，亦名结社。
清《平湖县志》载，“春分社，田家醵钱为会，牲醪祭神，以祈丰稔 。
秋分社，田家又醵钱为会……以祈丰年”。
其大致格局较古时相似，所祀神灵则由社神变成庞杂神灵体系。
现代平湖做社日期，春社在农历正月初二至正月十五举行，称“元宵社”、“牛社”、“春苗社”等；秋社在七月初七起至七月二十，也称“秋苗社”、“太平社”，其日期似仍用周朝历法，其仪式特点是以古老的宗教职业者“太保先生”为赞礼人。
结社一般以自然村为单位，七、八户至二、三十户结合，各户轮值为社主，亦 称当社，负责置祭品、酒礼、 ?l幛(即神像，有36尊之多，混杂孔子、玉帝、观音、关公、财神等，唯无佛像)、香箔等，社日抬着奏乐至附近社庙祭拜，次日分享酒肉斋品。
在此日，以社主家为聚会所进行活动，以太保先生为赞神人。
致祭中，太保领路，领众行礼，唱“请符官”请神，中间由太保(在社主家)“唱锣鼓书”娱众，称“说因果”，“封神榜”、“说唐”、“说岳”及才子佳人书目皆有，已非远古内容。
复次太保唱“送神歌”、焚化纸锭、神妈，太保致词，结束仪式。
做社风俗中，太保处于突出地位，太保当系古太卜的传讹。
我国自殷商时即有太卜，历代专管卜巫之事，太保’也即巫师的变形，即所谓沟通鬼神者。
做社与卜巫结合，其时必在上古，遗传至今。
至现代平湖仍有以太保为职业者，而且出了著名的“天下第一军”首领太保阿书，全国属罕见。
平湖现代多已只做春社，四乡出产生姜，秋天姜熟时亦做社，称“青姜社”，不供“神妈”。
解放以后，庙宇多废毁，做社仪式改在社主家举行。
1962年前后，此俗终于消失。
养猪羊祭祀 旧时嘉善等地于除夕夜，在猪舍置方凳摆香烛致祭，名“斋猪栏”；桐乡百桃等地初养羊或养羊中遇羊病弱时，备蛋鱼肉等请棚头神，均表现了小农祈祷养畜平安的愿望。
息夏 旧时农历六月初六，农事稍闲，农民于是日休息，食馄饨、南瓜等，出嫁姑娘于是日回娘家探望。
现时耕作制度改变，农村多于“双抢”结束后才休息。
是日旧俗“浴猫狗”，现时有的地方仍说是日为“猫狗猡猡生日”。
社会风俗习惯是传统的载体，是历史文化的积累和沉淀，是经济基础的反映。
嘉兴的风俗习惯，有些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有些是官方推行、约定俗成的，有些在承传过程中变形失真，因此有精华亦有糟粕。
通过考察，可以从中看出历史文化积累和变迁的痕迹。
嘉兴市境农业发达，民间习俗围绕稻作、水利者较多，蚕桑生产习俗尤具特色，手工业方面也留下一些遗俗。
春牛会 亦称打春、鞭春、打春牛。
此俗各地流传久远普遍，打春已成为立春的代名词。
嘉兴旧时举行此仪式甚为隆重，延续至清末。
据清代《古禾杂识》等书记载：官府先于冬季用桑木扎骨架，塑成泥牛，按新年的天干地支，用不同颜色彩绘牛身。
至立春前一日，知县率士绅乘轿列队、鸣炮奏乐至东塔寺，祭拜“芒神”迎春牛游行返署。
在东塔寺，先遣乞丐扮成春官，穿袍服跪道旁迎接，又找男女农民携农具到场，觅少年儿童作摇船采菱表演。
泥牛由青壮年抬之，百余人列队疾驶过街，沿街居民以果品米豆抛牛，以掷中者为吉利，名曰“打春”。
次日立春日，在府堂由官府人员持彩杖将牛打碎，名曰“鞭春”，乡民竞拾土块用以围桑树根，说是可使桑叶茂盛。
嘉善的春牛会与嘉兴不同，立春日由官府举行仪式，鸣炮奏乐至校场，迎事先准备好的一头健壮活牛回府，并在场中向牛祭拜。
这一风俗反映了封建社会对农业的重视，以牛作为农业的象征，用打春牛寓“迎春天，祝丰收”之意。
甩火把 又称“烧田蚕”、“放宵火”、“照田蚕”、“田柴之会”，一般均在农历元宵节(正月十五)黄昏时举行。
农民用稻草扎成小把，由青少年高举，点燃成火把，在田中奔跑，甩上摇下；也有在田中烧茅草、英白草、荸荠叶的；有的持着火把在田中边跑边喊：“我家田里三石六，你家田里三蚌壳，我家田里白米堆，你家田里砻糠堆”俚歌，反映了小农经济的自私心理。
甩火把是古代社会刀耕火种的遗风，流传至后代含有祈求丰收兼有娱乐之意，同时认为燃火把火堆可杀灭越冬害虫。
此俗最晚在宋、元即已流行。
明崇祯《嘉兴县志》载：元宵前后“乡人束刍木杪，扬以绯帛，高树田间，至夜鸣金鼓焚之，以祈年，曰烧田蚕”。
解放以来，此俗仍未废，公社化时期，有些生产队的青少年也烧火把，娱乐之意已为主。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才渐废，然海盐等地冬春仍在田中集杂草堆子夜间烧之，已不限于元宵夜。
